第15课 谏太宗十思疏 * 答司马谏议书 拓展阅读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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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课 谏太宗十思疏 * 答司马谏议书 拓展阅读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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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太宗十思疏》赏析
《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征于贞观十一年为规劝唐太宗克制享乐思想而写的奏章之一。
全文按自然段落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以“木”“流”作比,阐明“思国之安”则“必积其德义”的道理。文首采用略式明喻,即多句中见比的修辞手法,从正面由远及近,用具体的自然界的事例,阐明安国的抽象道理。其中末句,引出一个“思”字,扣住了文章题目。为了反复强调,作者又从反面由远及近、由具体到抽象地设喻,强调了“积其德义”的重要性。其中“下愚”与“明哲”在感彩上一谦一敬互为映衬,表明了自己的竭诚尽忠。经过正反设喻,道理已明白如画了,加上词恳意切,文章便有了一种使太宗不得不“思”或者说是不好意思不“思”的内在力量。但是为了再进一步强调,作者又从反面逆向(相对于前文的由远及近由具体到抽象而言)由近及远、由抽象到具体地作比,说明了“不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即不“积其德义”的严重性。并且在语意上也推进了一层,有一种咄咄逼人之势,这就是不固根有如“伐根”,不浚源就是“塞源”。于是,文章便进而有了使太宗不敢不“思”的力量了。本部分作者正反设喻,顺逆作比,其用心之苦,行文之巧,实在是值得我们仔细玩昧、深刻体会并认真学习的。
第二部分括举往昔元首“善始”而不“克终”的先例,说明了“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的道理。首句先摆出往昔“元首”“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的现象,为下文议论提供了依据。接着用设问这种修辞手法,作了“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的发问,启发太宗去“思”。作者在文中,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而是揭示造成“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这一现象的原因,这就是“殷忧”时“竭诚以待下”,而“得志”后“则纵情以傲物”。我们应该看到.这一句是双关语,既是谈古,又是论今,是击中太宗之肯綮、触及太宗之痛痒的。文章到此,似乎作者肯定了“取之易守之难”的原因,但接下去笔锋一转,辩正地分析了“竭诚”和“傲物”所引起的两种不同效果——“胡越为一体”和“骨肉为行路”,从而含蓄地否定了“取之易守之难”——“竭诚”则“取之易”守之也易,“傲物”则“守之难”取之也难。因为本疏是针对太宗的骄傲情绪和享乐思想而发的,因而下文便撇开“竭诚”,专谈“傲物”,指明“傲物”而执政,即使辅之以“严刑”和“威怒”,也不能令人心悦诚服,而只能是“貌恭”而心怨。最后,套用《荀子·王制篇》里的“君舟庶人水”这一千古绝论,含蓄地点明了“竭诚”和“傲物”的两种不同结果——“载舟覆舟”。话虽包两面,然意在一方,这就给太宗敲响了警钟。字面虽然是“所宜深慎”,但内涵却是“所必深慎”的。也就是说,文章至此,使太宗更加不敢不“思”了。本部分作者无疑而问,问而不答,于不答中见答。起先“竭诚”“傲物”合而叙之,中间分开叙之,最后又“载舟覆舟”合而叙之。合而又分,分而又合,如此笔锋左右悠转,文意纵横驰骋,极富于哲理性。
第三部分列举“十思”内容,并分析其结果。在前文以物作比和借古谕今的基础上,太宗是不得不“思”,也不敢不“思”了,于是,本部分便一口气举出了“十思”的内容。最后,又展望了“十思”所能带来的效果——“智”“勇”“仁”“信”各类人才各显其能、各尽其职,“文武并用、垂拱而治”。尤其结尾处“何必劳神苦思……”一句,暗含有“不思”之意,这就颇有吸引力,使太宗乐而“思”之了。
如果说前两部分是使太宗消极地被动地去“思”,本部分暗示并启发太宗,“欲不思之,必先思之”那么这一部分便是使太宗积极地主动地去思了。“以先思之,求不思之”,因而颇具号召力、鼓动性。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这篇奏章有突出的两个特点。
首先是正反设喻,顺逆作比,将抽象道理具体化,深奥哲理浅显化。这一点在第一部分里表现得非常突出。
其次是步步导诱,层层进逼,警告与启发兼施,消极与积极并用,既震聋发聩,又赏心悦目,有逼人就范,催人自新之双重力量。这一点,散现于各部之中,集结于整篇之末。
另外,借古讽今,以古谕今,引前车之辙,供后车以鉴,有发人深思,引人熟虑的妙用。排比句式的大量运用,则使节奏整饬,有如格言警句,读之朗朗上口,思之得益无穷。
总而言之,《谏太宗十思疏》虽不是洋洋万言的长篇大论,而是仅有三百七十余字的短匹窄幅,但因其内容和形式的高度完美统一,因而不仅为太宗所乐于笑纳,而且也被历代文人所啧啧称赞。就是今天,我们读之也颇耐咀嚼和玩味,其思想内容需要引以为戒,艺术手法也值得模仿借鉴。
饕餮盛宴
——《谏太宗十思疏》赏析
赵 雯
魏征(580—643),字直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幼年丧父,虽穷困失意,但有远大志向,对于各种书籍能够融会贯通。正如史书所载:“魏征,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好读书,多所通涉。”魏征是初唐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杰出的历史学家。辅佐唐太宗17年,以“犯颜直谏”而闻名。他那种“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贵,中不侈亲戚,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的精神,千百年来,一直被传为佳话。
隋末,天下大乱,农民起义纷纷而起。尤其以李密领导的瓦岗农民起义气势最大。大业十三年,武阳郡丞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让魏征掌管文书。李密每次得到元宝藏的书信,总称赞写得好,后来听说是魏征写的,马上把他召来。自从魏征参加瓦岗农民起义以后,一直积极参与谋划。李密按照其建议,瓦岗军很快夺取了黎阳仓,连同以前夺取的洛口仓、回洛仓,隋在中原的三大粮仓已全部被瓦岗军控制。这样,就使隋军陷入缺粮的困境,自然也解决了起义军的粮食供给问题,加之他们开仓赈济,又扩大了瓦岗军的影响,壮大了起义队伍,河南一带的起义军大多归附了瓦岗军。李密非常欣赏魏征,就召他为行军元帅府的文学参军,主管军中文书。后来,魏征随李密降唐,自愿去安抚山东地区叛乱被提拔为秘书丞。当时,李勣还在为李密守黎阳,魏征写信给他说:“当初魏公由叛逆者而起兵,振臂大呼,四万响应,有部下数十万,势力所及半个中国,然而,一失败就再也振作不起来,最后终于归附唐朝,因此知道天命已有所属。现今您处于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自己不及早谋划,那么大事就会无可挽回!”李勣得到信,终于定计归附唐朝,并开仓发粮,赠予唐淮安王的军队。同时,魏征也说服了元宝藏归顺了唐朝,为唐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从贞观中期开始,唐太宗崇尚空谈,不务实际的毛病越来越严重。他巡游洛阳宫,泛舟积翠池,看到隋炀帝挥霍民脂民膏修造的亭台楼阁,便大发议论说,“(炀帝)好行幸不息,民所不堪”,“遂使天下怨叛,身殆国灭”,看样子他似乎是以隋为鉴了,可最后他又得意洋洋地说:“今其宫苑尽为我有。”在选拔人才的问题上,唐太宗也是说了千百遍却无丝毫行动,魏征以此为忧,屡次上谏,《谏太宗十思疏》便是其代表作之一。
《谏太宗十思疏》只有仅有三百七十余字,可它所包含的内容却相当丰富。就文体来说,它不仅是一针见血的奏疏,也是流芳百世的政论文,同时还是一篇别具一格的骈体文;就其内容来说,它不仅有治国安邦之道,同时蕴涵着语言和领导的艺术以及个人的人格修养等等。古人读《谏太宗十思疏》学其治国之道,学其文字语言,而如今我们读《谏太宗十思疏》更应该注重其中潜藏的为人处世的艺术。
他先从正面说明木长必固根,流远必浚源,引出治国必积德再从反面说明源不可不深,根不可不固,德不可不厚的道理,这个道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开始就讲究“婉转”,正所谓“比兴之言而不质直言之,言情而不言理”。使用比喻,不仅使文章妙趣横生,还能以一种明确的形象使读者自己从文章中悟出道理。另外,使用比喻,也是一种“给人下台阶”,是尊重对方的表现。直接提建议往往会使对方感到尴尬,尤其是在公众场合,不好接受。婉转一些,给对方留点“面子”,找个下台阶的机会,效果反而比当面直谏要更好。由此可见,说话时,我们不仅要切中要点,同时还应该注意一些说话的艺术,使人能更好地、更心甘情愿地接受我们的观点与建议,“婉转”似乎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第二段魏征指出了君王有始无终,天下易取难守的原因,从反面进一步论证“居安思危”的重要性。这一段虽然是在分析君王难以善始善终的历史现象,可其中不也正蕴涵着人们做事最难坚持到底的道理吗 正如他“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说的是人们常常在一股热情的推动下开始疯狂地实施某事,然而,热情过,尤其是又到遇到困难时,坚持或许是更大痛苦的来源,放弃往往成了人们的选择。所以,从古至今,做事的人很多,可真正能坚持做完的人却很少。岳飞抗金的坚持使他成为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代表,流芳百世,稼轩的抗敌坚持使他把满腔的狂傲之气化作了泣血的诗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魏征的坚持使唐太宗开创了盛唐气象,正是这些坚持自己信念与梦想的人组成了中国历史一幅幅动人心魄的画卷。我想,如果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那么坚持就是通向成功的道路。
“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这一句从正反两面展现了一种真诚待人的为人之道。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文社会,真诚,被我们寻求着又拒绝着。我们总希望先得到别人的真诚再付出自己的真诚,殊不知,这不是单方面的索求,而是彼此心灵的交流,只有双方都坦诚相待时,真诚才能真正地实现。真诚地为人,你将是豁达的;真诚地为人,你将是健康的;真诚地为人,你将是潇洒的;真诚地为人,你将是出类拔萃的;真诚地为人,你将是超凡脱俗的。
第三段从正面回答了如何居安思危,也是全文的重点。“思知足以自戒,思知止以安人,思谦冲而自牧,思江海下百川,思三驱以为度,思慎始而敬终,思虚心以纳下,思正身以黜恶,思无因喜以谬赏,思无因怒而滥刑。”这“十思”可以概括为“五戒”――戒奢侈、戒骄傲、戒纵欲、戒轻人言、戒赏罚不公。这五戒里不仅包含着个人的修身之道,同时还囊括了治国、平天下的领导艺术。治理国家有时就像管理一个大公司一样,如果领导者们能做到“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那么当然可以“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了。
说《谏太宗十思疏》是一场饕餮盛宴,除了它丰富鲜美的味道外,其盛菜的餐盘也是相当精美的。前面说过,《谏太宗十思疏》不仅是一篇很好的政论文,同时还是一篇奇妙优美的骈体文。它的“美”正是因为它的“奇”,而它的“奇”就在于它同当时流行的骈体文不同。《谏太宗十思疏》既遵循了骈体文“骈四俪六”的对称句法格式,又大胆地突破骈体文形式的束缚,采用三排句、正反相照、整散交错、首尾衬词等技巧使得语言生动活泼,同时,他还摒弃了繁复的引证,也没有偏词典语,语言朴素自然、精练鲜明、通俗易懂。例如在排比的使用上,传统以来的骈体文多是大量运用对偶句,而魏征却突破了这一桎梏,大胆采用三排句来推理。如“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与“源不深而欲流之远,根不固而欲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连续三个句法结构相同的句子铺排而来,语势凌厉,锐不可当。除了排比的创新,魏征也大胆地在句首或句尾上加虚词,如虽、终、斯、岂、盖、诚能、何必、而况、乎、也等,或转折,或推论,或假设,或设疑,或反诘,使语句更加活泼、通俗、浅显,更具有口语化的味道。魏征这种敢于冲破落后传统的约束,不拘一格的创造精神,在骈俪风气占统治地位的初唐显得着实的宝贵。
千年之前,魏征以《谏太宗十思疏》使唐太宗居安思危,开创了盛唐之世,创下中国历史辉煌的一页。如今,我们在此基础上能挖掘出治世之外的种种人生哲学,明心如镜。这篇文章宛如一场盛大的饕餮盛宴,我想,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这篇文章都会得到不同的收获。
问君臣何物,一物降一物
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胞兄建成、元吉时,魏征在东官做官。他曾经在太子李建成手下做过事,和李世民之间,可以说水火不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魏征在李建成手下做事时,敏锐地察觉到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矛盾,不止一次地提出,要尽早铲除秦王李世民,可是李建成并未听取,以致招来杀身之祸。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把魏征抓来,问他为什么离间其兄弟感情?魏征是这么回答的:“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哪会遭今日之祸?”其实,李世民很早就听说过魏征,这次审问,他看到了魏征不畏强权的勇气,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任命他为谏官之职。这也为后来的君臣关系埋下了种子。
让魏征做了自己的近臣后,李世民经常把他叫来,请他评论自己政治得失。而魏征也是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史书记载:“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升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但是,魏征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时候甚至让唐太宗下不来台,但他依旧如此。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
有一次李世民想出去打猎游乐,车驾都准备好了,但是看到魏征来了,就取消了这次出行。后来魏征问起,李世民笑着解释为害怕魏征说他。还有一次,李世民得到了一个鹞鹰,很喜爱,正好魏征来上奏本,就把鹞鹰放在怀里了,等到魏征走了之后,鹞鹰已经被闷死了。
李世民这样害怕魏征,那么,魏征的妩媚又是从何而来呢?是不是也是因为敬畏,导致了魏征死后君臣关系的恶化呢?
我看爱卿多“妩媚”
史料上说魏征的长相,实在与“媚”沾不上半点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与钟馗一个级别。那么除却容貌之后,我们可以推想,也许唐太宗李世民所说的“媚”,指的是魏征的性格。
我们来看一下魏征的生平。他先是随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李密欣赏他的文才,招致麾下,后来李密不听他劝告,导致失败投唐。投唐之后,魏征主动请缨平定山东,并以一纸书劝降了李绩,但却不幸被夏王窦建德擒获,做了他的帐下舍人。在窦建德失败后,二次投唐,太子李建成欣赏他的才能,引荐为太子冼马。这么看来,魏征曾经五易其主,作为一个忠诚正直的人,还真是有点儿让人瞠目结舌。
但是,李世民爱惜他是个人才,不因为他的过去而疏远他,并且多次在群臣面前称赞魏征。可是有这么一句话,造成了很多的疑点。有一次,李世民对近臣说:“人言魏征疏慢,我视之,更觉妩媚。”对于这句话,不同的观点有两个:
第一,有人认为这是唐太宗夸奖魏征直言敢谏,是说魏征正直得可爱;第二,有人认为这是唐太宗讽刺魏征,曾经五易其主,说是正直刚烈,实则见风使舵。
对于这两种观点,我们无法还原当时的场景,无法看到唐太宗李世民在说这句话时眼角眉梢的神情。但是,就君臣关系由敬畏到最后反目来看,第二种观点又比较可信。那么是不是魏征的“五易其主”,导致了之后李世民的怀疑,以至于在魏征死后,以涉嫌结党营私的罪名,被李世民推倒了墓碑呢。
寿终正寝也难保墓碑
那么,唐太宗与魏征之间,君臣关系究竟是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和谐呢?在魏征生前,唐太宗可以说对于魏征的谏言,采用得相当多,甚至在晚年,唐太宗日渐懈怠,魏征当时也是一个垂垂老者,仍然写了一份《十渐不克终疏》,唐太宗挂于屏风,朝夕阅览,以鞭策自己。在魏征病重期间,李世民多次探望。在魏征死后,李世民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并刻于石上,并赠予魏征谥号“文忠”。君臣之间做到这种地步,怪不得被传为千古佳话。
可是,疑点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在魏征死后不久,唐太宗李世民就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甚至大骂魏征为沽名钓誉之徒。而后,撤销了他所有的封号,并下令解除了自己女儿衡山公主与魏征的儿子魏叔玉的婚约。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局呢?君臣之间的千古佳话以此为终,不禁令人愕然。
其实查阅史料,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魏征前后进谏200余次,大到治国方略,小到儿女私情。比如长孙皇后都同意给太宗选一位美人,群臣都同意,认为此举可行,偏偏魏征极力反对,然后李世民就作罢。其实他心里有没有点儿怨恨呢?这是显而易见的。
再一个,魏征生前曾经大力举荐侯君集、杜正伦,称之有治世之才。但在其死后,两人或被斩杀,或被罢免。其实这就犯了李世民的大忌,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何况还举人失察呢?因此李世民认为他有结党营私的嫌疑。后来,唐太宗又得知消息:魏征曾将自己记录的,与太宗一问一答的谏诤言辞,拿给负责编写《起居录》的褚遂良作参考,唐太宗怀疑魏征故意博取清正的名声,心里很不高兴。后来唐太宗越想越生气,就推倒了魏征墓碑,毁掉婚约。
其实究其原因,如果一个人长期被另一个人喋喋不休地唠叨,谁都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而且,有时候魏征的建议过于琐碎,甚至于涉及李世民的私生活。这样一来,就显得李世民似乎和一个幼稚小童一样;而恰恰相反,李世民雄才大略,有自己的主张。
魏征和李世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代沟”,魏征长李世民20岁,慈父般的“关爱”给李世民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而“用人失察”只不过是导火线,我们不妨将之看成是李世民长期积压下的猛然爆发。但是,最后证明是唐太宗错了,看来“忠言逆耳利于行”,只有经历挫折才知道对错。
王安石和司马光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有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是爱护百姓。司马光官越做越大,排场却越来越小,乘马车竟然不张车盖,自己举着一把扇子遮挡太阳。连理学家程颐都看不下去,说:“您老人家出门竟然没有随从骑士,街市上老百姓不知道是谁,万一出点事咋办?就算不出事,也不够威风啊。”司马光说:“某唯求人不识耳。”一个字也没提到安全和荣誉。
王安石也一样,他从总理的位置上退下来,住在钟山,出门骑驴。有人劝他:“骑驴不舒服,还是坐肩舆(人抬的轿子)比较好。”王安石正色道:“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意思是:“我怎么能把人当畜生用,这是古代的坏蛋都不好意思做的啊。”
可见两人都是善良的好官。他们其他方面也很相似。比如不好声色,不热衷升官,不贪财。王安石每月俸禄到手,弟弟就闻风赶来,要求见者有份,王安石总是一笑:“随便拿。”司马光晚年住在洛阳,买田宅,房产证却写哥哥的名字。按说他们绝对应该是一对好基友,能谈得来。
可是众所周知,他们在当时却水火不容,王安石要强行推广新法,司马光拼死反对。王认为新法对百姓好,司马光认为差。最终为此绝交,形同陌路。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还是传统思想的局限性,限制了他们的眼界。
翻翻学术史就知道,古往今来无数聪明人,孜孜不倦地著书,却都是围着六经打转,写的不是“左传发微”“孝经大义”,就是“周易通解”“三礼新诠”。眼界稍微开阔的,也不过扩展到先秦诸子,浑不知道天外有天,世上还有更深邃的思想。
他们不知道,中国古代的问题不是皇帝圣明与否的问题,不是大臣忠奸的问题,而是制度好坏的问题。而好的制度需要好的理念,好的理念也许会被现实摧毁,但它是否存在过,至少说明一个民族的思辨能力。但中国古代很少出现过好的政治理念。
如果他们知道,世上除了君主专制,还有很多种制度,除了君君臣臣,还有宪法、民主这类理念;除了当忠臣,还有做参议员、众议员、总统的可能,他们会纠结于新法旧法吗?以他们的聪明,很快就会发现,无论新法旧法,都没对百姓有利。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是非恩怨
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北宋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他们曾经是相互倾慕的朋友,只是由于后来的政见不同而成为一对政治冤家。他们各自恪守自己的政治理想,毫不妥协。但他们又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尊重,也许用清代大词人纳兰性德《木兰词,拟古决绝词柬友》来形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再恰当不过:“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好友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司马光《与王介甫书》中写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交往)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游处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他们还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公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
据《邵氏闻见录》所引司马光的《斋记》记载,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为:“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艺及程式文有美者,读一过则成诵在口,终生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错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友爱诸弟,俸禄入家,数月辄无……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始为小官,不汲汲于仕进。”《邵氏闻见录》称“荆公(王安石)、温公(司马光)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这些共同的品格和志趣,使得他们互相“倾慕之心,未始变移”,就连租赁住宅,王安石也宁愿和司马光做邻居。
在王安石即将被起用之际,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说:“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矣!”这年五月,司马光发现好友吕诲袖中藏有弹劾王安石的文章,非常不理解,对吕诲加以劝阻后,回到学士院默坐终日,想不出王安石有何“不善之迹”。
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赞赏的诗赋。王安石与司马光友谊的顶点是在他们共同担任馆职——皇帝文学侍从的时期。《宋人轶事汇编》记载“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时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预,时目为嘉四友。”
但是,好景不长,两人因为政见不同发生了分歧。1067年,皇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当时朝廷将要举行春季祭天大典。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已经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安石一次没有推辞便接受了此项任命;而司马光则是在皇帝下令不许推辞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命。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反对:“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判断,皇帝很可能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著名的“熙宁变法”开始了。
当司马光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时,他开始用激烈的言辞弹劾王安石;而作为好朋友,他又子次给王安石写信,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以尽益友之忠”。王安石在与宋神宗的谈话中,力排司马光的非议;但对这位好友,又“赐之诲笔,存慰温厚”。眼见无法改变局面,又与王安石因变法事绝交,司马光坚辞枢密副使,离开权力中心,来到当时的文化中心洛阳专心修史。
他们两人虽为政敌,但两人互相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敬重。一个反对新法的官员死后,司马光为其作墓志铭,其中有讽刺变法的话。有好事者将这个墓志铭献给王安石,以为后者会迁怒于司马光。不料,王安石却将铭文挂在墙上,向其门下士赞曰:“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而司马光在洛阳记述宋朝历史时,也能对王安石做客观评价。
新法旨在清除社会积弊,但是由于用人不当,出现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现象,更主要的是,新法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反对。几年之后,王安石被自己最亲信的助手出卖;接着,又遭遇了家庭的不幸。他毅然奉还相印,归隐江宁谢家墩。不久,司马光被重新起用,他将新法改革措施一一废除。新法遭到重大挫折的讯息,加剧了王安石背上的疮毒,使他溘然而逝。司马光得知王安石逝世的消息后-,深为悲憾,他写道:“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为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根据司马光的建议,王安石被迫赠正一品荣衔——太傅。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有着磊落的襟怀,他们有着深厚的友谊,各项重大的分歧,都以维护宋王朝为出发点,毫不涉及个人的利害冲突。用司马光的话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承认,他们“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恩恩怨怨正如宋人冯所说:“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
王安石变法
宋仁宗在位40年,虽然朝中有像范仲淹、包拯等一些正直的大臣,但是并没有真正使他们发挥作用,因而国家越来越衰弱下去。宋仁宗没有儿子,死后由一个皇族子弟做他的继承人,这就是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病逝,英宗长子赵顼即皇帝位,是为宋神宗。
宋神宗看到国家衰弱的景象,有心改革一番,可是他周围的人,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就连富弼这样支持过新政的人,也变得暮气沉沉了。宋神宗想,要改革这样现状,一定得找个得力的助手。
宋神宗即位之前,身边有个叫韩维的官员,常常在神宗面前谈一些好的见解。神宗称赞他,他说:“这些意见都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从那时起,宋神宗就对王安石有了一个好印象。现在他想找助手,便想到了王安石。于是下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来。
王安石是北宋中期的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出生于世宦之家,博学强记,能文善赋,早起就负有盛名,22岁中进士,出任地方官。他年轻时,文章就写得很出色了,得到了欧阳修的赞赏。
王安石在地方做了20年的官,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宋仁宗调他到京城做管理财政的官。他一到京城,就向仁宗上了一份近一万字的奏章,提出他对改革财政的主张。宋仁宗刚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一听到要改革就头疼,便把王安石的奏章束之高阁。王安石知道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自己又跟一些官员合不来,就趁着母亲去世的时机,辞职回家了。
这一次,王安石接到宋神宗召见的命令,又听说神宗正在物色人才,就高高兴兴地进京来了。他一到京城,宋神宗就单独召见他。宋神宗一见面就问他说:“你看要治理国家,该从哪儿入手?”他从容地回答说:“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信的法度开始。”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把王安石提为副宰相。二月,神宗与王安石共同商讨后,为实行变法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主要工作就是制定新的财政经济政策,颁行新制,以通天下之利。同年七月,制置三司条例司建议实行均输法,宋神宗采纳后便下诏实行,在“便传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等方面,收到较好的成效。
九月,王安石主持改革常平仓制度,推行青苗法。青苗法的实施,在限制官僚望族利用高利贷盘剥等方面,收到成效,同时为朝廷获取了大量利息。十一月,宋实施农田水利法,也称农田水利条约或农田水利约束。水利法实行后亦颇见成效,熙宁九年(1076年),兴修水利10793处,受益民田36万多顷,公田1915顷。后有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出台。
王安石的变法巩固了宋王朝的统治,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显著成效。政府的财政状况大有改善,北宋军事实力明显提高。在与西夏交战中,取得了熙河之役的胜利,收复故地两千里,这是北宋历史上十分少见的胜利。然而,由于变法涉及面广,阻力很大,未能真正解决社会矛盾,遭到两宫太皇太后、皇太后及元老重臣如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宋神宗听到反对的人不少,就动摇起来。
王安石眼看新法实行不下去,便上书辞职。宋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东京,去江宁府修养。
点燃比自己更亮的灯
有位篮球明星被誉为“帅气助攻”。他不仅投篮命中率高,还特别擅长“为人做球”:屡屡于最佳时机送出妙传,使队友正好接球起跳完成暴扣。
宋神宗每每听老师韩维发高论都会直呼:“金论!”韩维总会说:“这是王安石说的。”后来,有了“破格提拔王安石”,有了“王安石变法”。文坛领袖欧阳修赞青年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一时之间,苏轼名满天下。当年,徐悲鸿把齐白石画从展厅角落移到中央位置自己画旁,又亲手为其标上全场最高价,齐白石由此声名鹊起。见才思“推”,为其出头“造势”,何尝不是“为人做球”。
“当代毕昇”王选当选院士后坦言,在新兴技术领域年轻人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倾力帮助青年科学家走到科研前沿;陈洪渊院士在南京大学培养出多位青年科学家,荣获“杰出导师奖”。如此甘做人梯、化茧成蝶,也是“为人做球”。
“为人做球”是为他人出头出彩创造最佳机会和条件。这需要眼光和能力,又需要情怀和胸襟。知宏观态势,察微观变化,专业能力了得,方能看准潜力和希望,“做球”做到关键处。把“我”融入“我们”中,才会乐于看到别人在自己帮助下“功成名就”。若只顾自家风头,惦记着自家得失,哪里还会积极“为人做球”。
历史高峰永无止境,“开创”和“领先”都是动态。新陈代谢,前后接力,青出于蓝胜于蓝,皆规律使然。故而,深刻理解生命个体价值与生命历史序列价值者,通常都有着双重追求和担当:既有志在挑战前人中攀登高峰,又有量托举后来者踩着自己肩膀攀登新高峰,把个人理想和才智融入到事业持续前行长河中。见才思“推”,化茧成蝶,全然不顾自家光环和既得利益是否受损,比起赛场“为人做球”,更为难能可贵。
“是金子迟早会发光”。年轻才俊当以此自勉,坐得住冷板凳,沉下心来求索,以免在抱怨怀才不遇中失去了锐气。不过,人才和金子终究不能等同。金子不会因埋没而影响日后闪光,人才却会因埋没过久难以尽显青春时期光和热。人才起步和上升期充满艰辛,拥有公信力与资源优势者甘于“做球”,是“金子”则能尽早发光,形成“江河滔滔后浪接前浪,青山巍巍一峰高一峰”之势。
“为人做球”,知易行难。于是,有“大树下面不长草”,学界“大树”把阳光都吸收了,“小草”没了生气。也有“水落石出”,老师变老板,师生攻坚科研沦为学徒为老板打工。还有“以旧阻新”,害怕被“新”动摇颠覆,以情代智阻碍后来居上。“为人做球”,制度比慧眼和胸襟还重要。制度有可复制性,能把例外变惯例。开放创新资源,用足国内外同行评价机制,成千上万天才就会在竞争中冒出来。
一盏灯点燃了一盏灯,却不会因此减弱自身光芒,世界则会更光明,这正是“为人做球”的美妙处。无论在哪个领域能有所成就,都离不开前人和他人为自己“做球”。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循环往复,创新创造之球就这般越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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