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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课 十月革命的胜利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史料】
【课标要求】
通过了解两次世界大战，理解20世纪上半期国际秩序的变动；了解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爆发的原因、过程，理解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理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学习要求】
本专题有三个学习要点：一是讲述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改变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的两次世界大战；二是了解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兴起与发展；三是了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理解这些运动对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影响。
十月革命
1.十月革命研究现状
史学材料研读一：研究模式的复制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大学和中学的世界史教材中，十月革命的叙事基本没有变化，很多语句都是重复使用。
——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北京师范大学，2016年版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十月革命的论述基本上是来源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还有按照斯大林的要求拍摄的十月革命20周年献礼片《列宁在十月》。尤其是前者，在苏联曾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圣经”、“马列主义基础的百科全书”，其实，这本书是斯大林主持并亲自参与撰写的，是为特定政治模式服务的一个“命题工程”，按照斯大林的旨意它对历史进行了随意裁剪，隐讳篡改了许多重大问题，是先有结论然后再按照需要填塞进去相应的史料。 ……俄国现在很少单独讨论十月革命，他们把从二月到十月看作是一个整体，统称为“俄国革命”，国际学界也沿用这个提法。
——摘编自金雁《历史教学问题中的十月革命问题（一）》，《历史教学》2007年第9期。
2.十月革命的背景
史学材料研读二：社会矛盾的深化和革命形势的酝酿
20世纪初的俄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十字路口。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社会经历着深刻的结构性变动，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传统的村社体制趋于瓦解，另一方面，沙皇专制制度却日益强化，落后的政治体制顽固地阻挠着村社的彻底解体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于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传统农业的发展失衡不断加剧，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结构性矛盾不断深化，使俄国的现代化进程面临危机。
俄国的工业发展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它是在不具备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通过政府部门推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而使某些工业部门获得优先发展，从而使资源配置处于人为扭曲的状态，量的扩张和速度的提高是以经济效益的低下为代价的。农奴制改革虽然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直到19世纪末，俄国仍然没有完成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市场机制远没有建立起来，77%的人口仍在村社份地或地主的土地上从事传统方式的农业生产，2/3的国民经济产值来自农业。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政府的扶植，而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因其难以从市场要素的有效配置中获得资金，不得不采取剥夺农民和引进外资的手段来解决资本积累的难题。对农民的剥夺主要通过强迫农民向国家提供粮食以供出口换取处汇。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粮食出口呈持续增长态势，但这并非粮食相应增长的结果，1900年粮食产量比1860年大约增加1倍，而出口粮食的数量增加了4倍；1860年，粮食产品在出口总额中占40%，而1900年几乎达到70%。可见，当时俄国的外贸所得主要依靠粮食出口，而增加粮食出口的同时意味着加重对农民的剥夺。
由于内源性积累缺乏，俄国的工业化对外资的依赖也十分明显，19世纪90年代，外国资本大量进入俄国，几乎占工业全部新投资额的一半，大银行的外国资本也占到50 -70%。沙俄政府为弥补资金亏空还大借外债，1900年，外债总额达40亿卢布。政府主导和依赖外资还使俄国的工业发展表现出较强的垄断特征。或者说，俄国工业的发展与资本的集中垄断趋势几乎是同步的。20世纪初，5%的大企业集中了工人总数的54%，12家大银行控制着全国银行资本的80%左右。
俄国工业化的上述特点表明：进入20世纪的俄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在某些指标上甚至进入了当时世界的前列。然而总体上，俄国的发展仍然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这个国家的最新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被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层层密网缠绕着”。
发展的不平衡和结构性矛盾首先通过农业危机暴露出来。农业危机的集中表现是接连发生的饥荒和愈演愈烈的暴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几乎每年都发生局部的饥荒，平均三年有一次中等饥荒，五年有一次大饥荒。1902年，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和波尔塔瓦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并且蔓延到其他省份和高加索地区。当局对农民进行残酷镇压。农业危机和农民暴动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全面激化使20世纪初的俄国进入了一个动荡不宁的革命时期。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三编（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
材料补充：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
（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尚是一个仅有20000多名党员的默默无闻的小党，其影响主要限于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大城市，而在中小城市尤其是在农村则基本不为人知……党的主要领导人列宁……等人或在国外、或尚在流放之中……
——摘编自张在虎《再论农民与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中的关系》
3.十月革命的进程
史学材料研读三：1917年的革命
二月革命倒沙皇
战争是革命的加速器。……1916年底，俄军损失兵力总数已达700万左右，将近1914年总兵力的一半，大片国土沦于敌手。
战争困境使国内危机空前加剧:为了补充兵员，大批青壮年劳动力被送上前线，使很多经济部门陷于瘫痪，大片土地荒芜；为了筹措军费，国库被掏空，财政几近破产，高达420亿卢布的战争债务导致剧烈的通货膨胀——1917年的货币流通额为1914年的10倍，战争中，波罗的海和黑海的航路被敌方封锁，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困难；西部国土的沦丧造成了数百万难民；官吏和投机商利用经济混乱大肆侵吞社会财富，更使人民群众的生活雪上加霜；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社会下层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
沙皇亲临前线后，把皇权交给皇后，皇后则受内廷佞臣拉斯普廷等人操纵，宫廷的腐败暴露无遗。为了压制反对势力，沙皇频繁改组政府，从1915年夏到1917年3月，撤换了4个首席大臣、5个内务大臣3个外交大臣和3个国防大臣。当时，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十月党和进步民族主义党曾组成所谓“革新派”（“进步同盟”）集团，企图劝说沙皇摆脱拉斯普廷的影响，建立一个“受全国信任的政府”，以此扭转战场形势。沙皇对此十分恼火，干脆下诏停止杜马活动。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倾向“革新派”的尤苏波夫亲王于1916年底刺杀了拉斯普廷。这事件表明，统治集团已经分裂，“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
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但革命的爆发却是突然的。1917年2月，由于首都彼得格勒的面包供应短缺，食品价格猛涨，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被资方拒绝，于是,工人们举行罢工，并影响到其他工厂。3月7日（俄历2月22日，下同），普梯洛夫工厂厂主宣布歇业，使大约4万名工人失去工作，工人的困境引起社会强烈反应。3月8日（2月23日），因买不到面包而愤怒的妇女首先举行抗议示威，她们拥向市政厅，高呼“面包”、打倒战争”等口号，同日，各工厂也纷举行集会，工人们也先后走上街头，首都的主要大街挤满了示威群众，并与警察发生冲突。一场革命风暴就这样在群众的自发行动中形成了。
第二天起，罢工和示威加普遍地展开。彼得格勒二百多家企业、数十万工人几乎全部卷入斗争行列。大街上人山人海，当局派出的军餐被示威者团团围困。3月10日（2月25日），沙皇下令动用军队武力镇压群众，但士兵们多半不愿向工人开枪，军队开始转向革命一边。3月12日（2月27日），首都卫戍部队发生起义，士兵和工人们一起夺取军火库，占领火车站、发电厂，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逮捕沙皇政府大臣……控制了首都的局面。沙皇试图调运前线部队进京镇压革命，但这些部队被铁路工人截住，并很快也倒向了革命一边。在革命进程中，作为1905年经验的再现，工人们自发地建立起苏维埃，3月12日（2月27日）晚上，各工厂的罢工委员会起义部队的士兵代表和各左翼政党的代表在塔夫利达宫集会，宣布成立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选举孟什维克国家杜马党团代表齐赫泽为主席，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斯科别列夫为副主席，11名委员中，布尔什维克有3名代表。
当天晚上，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代表来到沙皇尼古拉二世御驾所在地普什科夫，向他通报了要求其退位的决定。尼古拉二世明白大势已去，签署了退位诏书，将皇位让给其弟米哈伊尔大公。
次日中午，临时政府和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成员来到米哈伊尔大公的府邸，讨论皇位继承问题。君主立宪派和共和派发生争论，米哈伊尔本人则拒绝接受皇位。于是，他在形式上也签署了一个退位诏书后，历经304年的罗曼诺夫王朝随即宣告寿终正寝。
二月革命的胜利和沙皇制度的终结，是俄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沙皇专制制度的覆灭，为俄国社会的发展清除了一个巨大障碍。短短8天之内，俄国变成了一个“自由”的国家。但是，俄国革命并没有到此结束。二月革命以后，俄国出现了多种力量并存对峙的政治局面俄国社会仿佛处在十字路口，面临着新的抉择和较量。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三编（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
拓展材料：列宁与列宁主义的诞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870 -1924），原姓乌里扬诺夫，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其兄亚历山大于1887年因参与谋刺沙皇而被处死。在哥哥影响下，列宁从学生时代起就走上了革命道路。1887年12月，当时在喀山大学就读的列宁因参加抗议当局的活动而被捕，并被开除学籍。1888年秋，从流放地回来的列宁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小组，不久即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893年秋，列宁来到彼得堡,在俄国的政治中心从事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
1895年冬，在列宁组织下，彼得堡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但不久被沙皇政府破坏，列宁亦被捕人狱。1897 年2月，列宁被流放西伯利亚，后又流亡国外。在流放地和国外,列宁继续以坚定的信念从事着革命活动。
1900年12月，列宁在国外创办了《火星报》，通过秘密方式运回国内，在工人群众中散发，它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火星报》为纽带，列宁将俄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团结到自己周围，为建立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1902年，列宁发表《怎么办》一书，批判工人运动中的经济派思潮，系统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原则和斗争策略，并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设法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这个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党将成为“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锋队”（《列宁选集》第1卷，第328页、388页）。
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列宁出席了大会，并以自己的建党思想同经济派和其他思想流派展开斗争。不同观点的斗争贯穿在党纲、党章的制定和党的领导机关的选举过程中。在讨论党纲时，列宁的观点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大会通过的党纲明确规定:以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人小时工作制消灭农村中农奴制残余为最低纲领，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最高纲领。在讨论党章时，列宁关于组织原则的观点受到反对，他起草的党章条文未能通过。但在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列宁的拥护者获得多数，从这时起，列宁的拥护者被称作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音译），其对立面被称作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音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完成了建党任务，但同时也形成了理论上政治路线上存在深刻分歧的两大对立派别，这种对立最终导致组织上的分道扬镳。列宁后来把党的二大看作是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标志，他认为：“从1903 年起布尔什维主义就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一种政党而存在。”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在这个意义上，1903年布尔什维克党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列宁主义的诞生。
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20世纪俄国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和深远的导向作用。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三编（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
史学争鸣：关于《四月提纲》
1917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孟什维克104人，社会革命党99人，这两派占81%的席位，布尔什维克党和其他派别只占17%。……与马克思、恩格斯有过直接交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大都是孟什维克。孟什维克主张社会民主主义，或叫“温和的社会主义”。这两派都不想掌权，都认为苏维埃应起监督政府的作用，也都反对列宁的《四月提纲》。
——摘编自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
七月事件抛幻想
7月1日（6月18日），彼得格勒50万人走上街头，示威群众打出的旗帜和标语是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打到战争！”“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场游行示威展示了人心所向，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在首都赢得了群众的支持。
同一天，临时政府下令在前线发动进攻，但很快遭到失败，10天内，俄军死伤6万人，突击部队损失过半，这二举动及其后果进一步加深了临时政府的危机。7月16日（7月3日），彼得格勒再度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布尔什维克党参加了此次自发而起的群众运动。次日，游行规模达到50万人以上，示威者来到塔夫利达宫前，要求苏维埃执委会立即接管政权。但掌握执委会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人却公然站在临时政府边镇压群众。他们伙同临时政府调军队入城，“恢复秩序”，由此酿成死伤400多人的流血事件。此后，临时政府又宣布彼得格勒戒严，布尔什维克总部和《真理报》编辑部遭袭击，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被通缉，形势一时逆转。7月21日（7月8日），克伦斯基代替已辞职的李沃夫出任临时政府总理。7月31日（7月18日）原沙俄将军科尔尼洛夫被任命为军队最高总司令。
7月流血事件及其后的事态发展标志着俄国政治形势出现了重大转折，随着苏维埃领导层与临时政府的完全合流，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随之结束，政权完全转到了反人民势力一边。随着临时政府对革命群众和政党实行镇压措施，原先的“政治自由”也不复存在，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就此消失。针对形势的变化，转入地下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及时改变了斗争策略。
8月8日（7月26日）至16日（8月3日）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半秘密状态下召开（只公开大会召开消息，没有公布开会地点）。列宁因躲避通缉而隐匿在位于芬兰边境的拉兹里夫湖畔，未能出席会议，但对会议的方针和文件的制定进行着实际的领导。会议前夕，列宁已经写了《三次危机》、《政治形势》、《论口号》、《革命的教训》等文章，为转变党的行动方针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会议期间，列宁通过与特派代表的联系，及时了解和指导会议的进程。
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和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决定：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代之以“彻底消灭反革命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会议把依靠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夺取政权的目标明确为党的当前任务，从而为必要时实施武装起义方针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三编（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
11月5日（10月24日）夜，临时政府孤注一掷，决定先发制人，下下令逮捕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11月6日（10月24日）晨，士官生部队奉克伦斯基之命，袭击了布尔什维克党机关报《工人之路报》和中央军事组织的《士兵报》的印刷厂。上午，彼得格勒城内交通中断，苏维埃所在地斯莫尔尼宫的电话线也被切断。克伦斯基在获得预备国会的同意后，下令调动武装，准备进攻斯莫尔尼宫。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回击反革命进攻、开始武装起义的部署。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随即发布“第一号命令”，起义计划正式启动。列宁当时隐匿在维堡区（工人区），通过联络员与党中央及斯莫尔尼宫保持联系，对起义的进程进行指导。在第一线直接指挥起义行动的是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等党中央领导成员。
起义进展迅速。上午10时，《工人之路报》印刷厂已被夺回，与此同时，革命武装占领了涅瓦河上曾被士官生关闭的9座桥梁，控制了维堡区与斯莫尔尼宫之间的交通要道。参加起义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驶人涅瓦河，停泊在面向冬宫（临时政府所在地）的尼古拉耶夫桥畔。
下午5时，起义者转入全面进攻，先后占领中央电报局和电报通讯社，控制了电讯枢纽。当夜11时，列宁离开匿居地，在拉海亚护送下，步行前往起义指挥部——斯莫尔尼宫，直接加入领导起义的行列。
到11月7日（10月25日）上午，起义者已占领了塔夫利达宫，邮政总局、电话总局、火车站、发电站、国家银行等重要目标，彼得格勒大部分地区已被起义者控制。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以争取援兵为由坐美国大使馆的汽车逃离首都，其余部长们龟缩在冬宫，在士官生保护下苟延残喘。
下午6时，起义者团团包围了冬宫,开始向临时政府的最后据点发起进攻。当临时政府的部长们两次拒绝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勒令他们投降的最后通牒后晚9时45分，“阿芙乐尔”巡洋舰鸣响了冲击冬官的炮声，起义者冲向冬官。经过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到次日凌晨2时10分，冬官被完全占领，临时政府的部长们束手就摘。至此，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了最后胜利。由于这次起义是在革命力量远远超过反革命力量的态势下展开的，所以没有造成严重的流血。
当晚10时45分，即冲击冬宫的行动尚在进行之际，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出席会议的670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占39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为160名,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只占占少数，因此，大会主席团基本上由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在这种情况下，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约70名代表宣布退出大会。
11月8日（10月26日）凌晨3时10分，大会接到攻占冬宫的报告，顿时，全场欢声雷动。晨5时，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正式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全国政权转归苏维埃。
在当晚举行的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列宁以执政党领袖的身份，做了关于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并宣读了《和平法令》与《土地法令》。
《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建议，立即缔结停战协定，并谈判缔结公正的和约，以“终止这场战争”。
《土地法令》规定：立刻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无偿没收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堂的土地，交由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土地改革的最后决定将由立宪会议作出，改革的原则应当是：土地私有权永远废除，“一切土地……成为全民财产并交给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
大会通过上述两个法令后，选举产生了新的国家政权机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苏维埃政府）。苏维埃中央执委会由101名成员组成，其中62名为布尔什维克、29名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米涅夫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任外交人民委员，斯大林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安东诺夫一奥弗申柯、克雷连柯和德宾科任陆海军人民委员。11月9日（10月27日）清晨，全俄苏维埃第工次代表大会闭幕。这次大会把十月武装起义的胜利成果转化为政权形式，由此，开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
——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三编（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
史料补充：十月革命的影响
列宁指导下的十月革命决定性地改变了俄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并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了非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以俄国十月革命为起点的社会足以实践虽然没有如其发动者的愿望引爆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但却在东方落后国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俄国自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极其影响下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给20世纪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三编（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列宁时期的经济建设
（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背景
史学材料研读一：内忧外患
当时，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全国各地的白卫势力蜂起，3/4的国土落人敌人之手。由于重要的粮食、燃料、原料产区被敌人控制，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大城市的许多工厂停工待料，饥荒威胁着工人、士兵和市民的生存。针对苏维埃政权的恐怖活动也猖獗起来，8月30日，当列宁结束在莫斯科一家工厂的演讲，准备离开时，受到恐怖分子的袭击，身中两颗带毒的枪弹，伤势严重，经抢救才脱险。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非常、紧急措施，使国家转入战时轨道。
1918年9月2日，苏维埃全俄中央执委会宣布：在战争形势下全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全体居民都要无条件履行保卫国家的义务，国内所有的资源都必须用于战争的需要，“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11月30日，成立以列宁为首的工农国防委员会,统一领导战争时期的前后方事务，并按军事方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改组。这样，苏维埃俄国逐步转入了战时体制，由于这种战时体制与苏俄领导人固有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指导思想联系在一起所在政策措施上表现出强烈的“共产主义”取向，由战时”和“共产主义”两种因素组合而成的特殊体制，被称作“战时共产主义”。
——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三编（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
材料补充1：布尔什维克党的挑战
布尔什维克一发现自己处于俄国的主人地位，就面临着创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挑战……他们很快便发现，他们对迎接这一挑战毫无准备……列宁本人就承认：“我们在夺取政权后便知道，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具体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在的办法。……我不知道哪位社会主义者处理过这些问题。……”
起初，几乎没有试验的机会，因为生存斗争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
长期的内战和干涉对有关的所有党派都是一场灾难。它使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沿岸的俄国农村的土地荒废，使俄国人民大批死于战祸、饥饿和疾病。同样严重的是新成立的苏联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恶化了。苏联领导人怀有的“被资本主义包围”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担心进一步加深，而西方政治家则对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的无用的宣言过于认真。这种相互的不信任既深刻又持久，因此毒化了随后十年的国际关系。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史学材料研读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推行大致分两个阶段: 1918年夏至1920年春为第一阶段,1920 年春至1921 年春为第二阶段，前一阶段主要表现为迫于于战争形势的需要而提出应急性措施，后一阶段则更多地表现出自觉地将战时体制处伸为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意图。在具体政策措施的形式上，两个阶段的区别并不明显，大部分政策的实施是连贯的,但程度和范围有所不同。概而言之，“战时共产主义”的主要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实行余粮征集制。苏维埃政权成立后，鉴于连年战争造成的粮食供应困难，已经实行了国家粮食垄断政策,不允许私人买卖粮食,以此来控制粮食的购销。在这种政策下农民必须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向国家交售粮食，同时也可按固定价格得到工业品。从1918年夏天起，随着国内战争的展开，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粮食危机，国家粮食垄断政策也随之进一步趋向严厉，开始动用专政力量对富农手中的余粮进行强制性征集。到1918年底，强制性征粮的范围扩大到中农乃至整个农村。在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6日召开的全俄粮食工作会议上，肯定了强制性征粮的做法，并决定推行“新的余粮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1月11日颁布《向生产省征集国家分配所需的粮食和饲料》的法令(即“余粮征集制法令”)。法令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国家所需要的粮食数额就是须征集的“余粮”额,农民应无条件地完成所摊派的征粮额，摊派比例按阶级原则确定,基本上由富农和中农承担，凡违令抗征者将受到严厉惩罚。为了贯彻这项政策,2月27日又颁布了关于组织“粮食征购队”的法令,决定派遣大批工人征粮队携带武器下乡征粮。余粮征集制的推行在短期内收到了明显效果,粮食征集额成倍上升，缓解了城市的饥荒，为前线作战的红军提供了后勤保障，成为扭转战争形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同样明显的是,这种政策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它不仅把农民的余粮全部强制征收到国家手中，而且把农民自己生活所需的一部分口粮也作为“余粮”强行摊派征收。由于工业生产的萎缩，能够作为实物交换提供给农民的工业品越来越少,最后几乎停止了以工业品对征粮的补偿。加之当时卢布在经济生活实物化和高度通货膨胀的双重趋势下已成价值含量极低的“彩色纸片”，粮食的征购价格只是虚拟的数字，所以农民实际是近乎无偿地把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交给了国家。
加速工业国有化。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维埃政权以“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方式对一批工业企业实行了国有化。1918年春列宁曾提出“暂停”对私人资本的进攻,以使工人获得学习管理的时间。但是国内战争的形势改变了这种想法，为了应付前线的需要，集中调动人力、物力为战争服务,也为了在战争条件下更有效地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苏俄政府加快了工业国有化的步伐。1918年6月2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宣布将各主要工业行业的所有大型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收归国有。到1918年底,大企业的国有化基本完成,国有化浪潮开始向中小企业推进。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确认了这一方针，要求继续工业国有化进程，“坚持不懈地把已经开始并已基本上完成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进行到底”。为了对收归国有的企业实施集中统一领导，建立了总局管理体制，即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面按工业部门设立总管理局，由中央管理局垂直领导、直接管理本部门所属企业。到1920年底，这类总管理局共设立了52个。在总局管理体制下,企业没有自主权,也不搞经济核算,企业的生产计划由总局下达，原材料由总局调拨，制成品统统上交，由总局根据国家指令进行分配。随着国有化的推进，总局管理制也不断扩大其领域，最后,几乎所有的工业企业都被纳人了总局管理体制。
推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国内战争引起劳动力资源的缩减和工人的流失,为了解决日趋扩大的劳动力缺口问题，苏俄政府不得不采取强制性措施，用劳动义务制来保证重要经济部门和军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1918年10月5日，人民委员会决定,对非劳动着实行强制劳动，以劳动手册取代身份证，并将劳动记录与口粮分配挂钩。12月10日，全俄中央执委会颁布《劳动法典》，规定对16周岁至50周岁有劳动能力者实行劳动义务制，不从事社会公益劳动者，地方政权机关有权对他们实行强制。劳动义务制的配套形式是劳动军事化，即按照军事体制把劳动者组织起来，并把他们固定在需要的工作岗位上,如欲随意脱离岗位，要受到军纪和战时法律处理，有些军工部门直接被编入军队行列,铁路系统亦被列入战时动员状态。
流通和分配领城非市场化。国家对粮食和工业品的垄断以及对劳动力的全面支配,必然引起流通和分配领域的机制变化。为了集中控制、统一分配粮食和其他消费品，从1918年夏天起苏俄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限制排斥私人商业和市场交换，直至禁止自由贸易。到1918年底,大部分私人商业机构已被取缔，国家也不再通过商业渠道组织流通和分配，而是通过建立“消费公社”的方式，进行非市场的直接调拨和分配。流通和分配机制的非市场化导致经济关系的实物化，原本因通货膨胀已大幅度贬值的卢布进一步失去了它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流通领域，企业之间取消货币结算，职工工资的90%以上以实物形式支付,公共服务(水电、邮政、铁路等)和教育实行免费制，甚至非法的黑市交易也以物物交换为主要方式。
总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作为一种非常态的经济体制的表现，它的提出和推行是与战争形势和物资严重短缺的客观条件密切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明显背离了经济规律，它仍然具有政治上的合理性,即作为“战时经济”的合理性，正如列宁所指出：在“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 ,“因为战争的形势已经斩钉截铁地规定了这种公式和条件，我们丝毫没有选择的余地”。（《列宁全集》第32卷，第222、396页）从客观效果上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起到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保证战争所需，为前线的胜利提供后勤支持的作用，也为战争条件下强化专政机器打击反对势力稳定和巩固后方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手段。“成时共产主义"政策虽然损害了相当一部分人及其所属社会阶层的利益,但是它所体现的阶级原则却使利益的调整向支撑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力量——工人、红军士兵和贫衣倾斜，从而在以阶级搏斗为鲜明特征的国内战争种增强了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基础，成为红军战胜白军、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至于“战时共产主义”的负面影响和消极后果则主要表现在它的第二阶段，即战争的紧急时期过去后，非常态的战时经济措施继续被当作向社会主义过渡捷径的阶段。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三编（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
（二）新经济政策
1.背景
史学材料研读三：政策的转变
历史证明，列宁 和布尔什维克党在“直接过渡”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他们误解了人民群众在战争条件下所表现的对“战时”体制的耐受力和十月革命所反映的社会变革的客观限度。一旦战争危机过去，那此违背经济规律的强制性措施和脱离社会实际的理想化方案很快就同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和选择取向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发生动摇,，场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在国内战争结束后接踵而至。
首先，对农民超经济的强制使大部分农民（包括从剥夺富农中获得利益的贫农）失去了经营土地的积极性，粮食播种面积逐年减少,加上战争的破坏,拋荒的土地日益增多,1920年农业总产量不到1913年的1/3。这样,在粮食总量减少的情况下,尽管继续推行余粮征集制，所能征集的粮食来源却接近枯竭，到1921年春天，农村发生大规模饥荒,随即蔓延到城市。
其次，由于粮食原料和燃料的严重短缺，工业生产也陷于停工或半停工困境,全盘国有化的企业坐待国家的调拨和分配，工业产量大幅度下降，1920年的钢产量仅为1917年的4% ,煤产量也只及1917年的28%。很多工厂因发不出工资，只好用产品来充抵，工人们在免费配给制无法满足生存需要的情况下,被迫用工厂的产品到黑市上换取食品和生活必需品。
农村和城市的饥荒表明国民经济已面临崩溃的边缘。经济危机引起的社会动荡积聚着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情绪，在这种形势下坚持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错误做法最终导致了反苏维埃政权的骚乱和暴动。最严重的事件是，1921年2月28日，作为彼得格勒门户的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反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兵变。（中学历史教学园地网）
喀琅施塔得要塞位于彼得格勒的出海口,是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基地。十月革命中，波罗的海舰队水兵曾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支持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1921年初的形势下,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喀琅施塔得驻军士兵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强烈不满，呼应彼得格勒工人和市民的抗议行动,在基地举事，要求舰队和要塞区领导层中的共产党员下台,提出“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口号,并于3月2日宣布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夺取了当地政府的权力。苏俄政府对喀琅施塔得兵变采取了坚决的镇压措施。3月4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即原工农国防委员会，1920年4月改名)发布公告,将兵变定性为反革命“叛乱”。同时，彼得格勒实施戒严，并调西线红军司令员切夫斯基统领彼得格勒军区部队，负责镇压“叛乱”。3月8日，对喀琅施塔得的进攻正式展开，经过10天的战斗，3月18咯琅施塔得被图哈切夫斯基领的红军部队攻占，“叛乱”被平定。
喀琅施塔得事件集中反映了当时苏俄国内危机的严重程度，它以最尖锐的形式向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提出改变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就在镇压喀琅施塔得兵变的同时，俄共（布）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把政策转变的任务提到了全党面前。
1921年3月8日至16日召开的俄共（布）十大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决议，这标志着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开始。
2.内容
史学材料研读四
（1）农业上，征收粮食税，取消余粮征集制。由于粮食税总额比原定的余粮征集额减少了近一半，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紧张的国内形势随即缓和下来。5月下旬，俄共（布）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粮食税的专题报告，明确提出新经济政策概念，并对新经济政策的目标和任务作了阐述，他强调:从粮食税开始的政策转变并非权宜之计，新的政策“无疑是党认为必须认真地和长期地实行的政策”（《列宁选集》第4卷，第541页）。会议通过了《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由此，新经济政策被作为项长期的经济政策确定下来其实施范围也从农业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领域，围绕着工农业之间新的结合方式，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新政策措施。
（2）工业上，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为了满足粮食税条件下农村对工业品的需求，苏俄政府采取租让、出租等方式，把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重新引人国有企业，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向外国资本租让企业的成功率比较低，但由合作社和私人承租中小企业的进程在国内顺利地展开了。根据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国家除直接管理约4500家最重要的大型企业，其余企业都可以出租给合作社或私人经营。1921年12月，全俄中央执委会颁布的法令解除了对小企业实行的国有化，将这些曾收归国有的企业通过出租的方式交还原业主经营,实际上使大部分小小企业和一部分中型企业非国有化了。
（3）在流通领域，允许货币流通。原打算由国家组织工农业商品（产品）交换，但因为国家提供工业品的能力不足和国家规定的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这种非市场的交换受到农民的抵制而限于失败。私人买卖日趋活跃，很快超出了政府的限制范围。在这种情况下，苏俄政府不得不改变方针，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行“再退却”，“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列宁全集》第33卷，第73页）
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既是农业政策变化的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农业政策的变革。为了在粮食税基础上适应市场机制的发展，更有效地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21年底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制定了新形势下土地政策的指导原则。随即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提出：在保持土地国有化的前提下，巩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并给农民以选择土地使用形式的自由。1922年5月，全俄中央执委会颁布《土地劳动使用法》，准许土地的劳动出租（土地使用权的临时转让）和辅助性地使用雇佣劳动。同年10月，全俄中央执委会正式通过《土地法典》，进一步放宽了土地的出租期限和使用雇佣劳动的范围。上述措施鼓励了农民从事商品化农业经营的积极性，也使土地朝着规模效益的方向集中，中农和富裕农户的比重开始上升，农村出现了新一轮生产关系的调整。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三编（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
3.影响
史学材料研读五：社会主义建设新思路
经过半年多的实践，到1921年秋冬，新经济政策按照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已经比较清楚地显示出它的实质和发展趋向。作为政策制定者的列宁和俄共（布）领导层对政策变动的理论认识也有了重大突破。在1921年10月底举行的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列宁深刻地总结了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的经验，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要找到我们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来的那种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点”，“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以外,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我们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和实质全在于此”。（《列宁全集》第33卷，第73页）这一认识的取得表明，列宁已经抓住了新旧政策区别的要害，旧政策的错误不仅表现在“战时共产主义”的极端措施上，更主要的是以一种脱离实际的态度对待农民经济和俄国的现实社会，企图否定市场机制，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在生产力相当落后的条件下搞“直接过渡”，因此，只有在抛弃了“直接过渡”的指导思想后，新经济政策才真正显示了自己的本质。
以建立工农经济联盟为目标、重视并利用市场机制的新经济政策的推行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稳定了苏俄的政治形势，促使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它为现实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三编（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
三、斯大林模式
1.背景
史学材料研读一：新经济政策的终结
1928年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此前，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使曾被战争破坏的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同时，作为“过渡时期”迫于形势而运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占主流的社会主义观念始终存在着矛盾。随着斯大林领导地位的确立，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斗争时，为了证明自己是列宁的继承人，曾以新经济的捍卫者形象出现，但在其思想深处，更倾向于用类似“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进行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建设。事实上，这种政策取向在1925年12月联共（布）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时已经显示出来，根据这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苏联领导层已决定走一条摒弃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三编（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
2.内容
史学材料研读二：五年计划与工业化
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于1933年结束，1932年底，苏联政府宣布该计划已提前完成，历时四年三个月。
据苏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3倍，国民收入增长86%，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38%。建成了1500个新企业，其中有著名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库兹涅茨克钢铁联合企业、第聂伯河水电站、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爪、高尔基汽车制造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等。由于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比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快得多，前者年均增长28.5%，后者为11.7%，到1932年末，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28年的39.5%上升到53.4%,轻工业的比重则由60.5%下降至46.6%，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从1928年的48%上升到1932年的70%。据此，苏联政府宣布,苏联已经由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一农业国。
然而，就具体计划指标而言，大部分工业部门，如煤炭、石油、电力、汽车、化肥、钢铁等都没有完成规定数额，如：煤炭的计划指标为7500万吨，实际完成数为6400万吨；生铁的计划指标为1000万吨（后追加指标为1700万吨），实际完成数为616万吨；汽车的计划指标为10万辆（后追加指标为20万辆），实际完成数为2.39万辆。五年计划许多指标的落空反映了计划中含有大量水分，这是苏联式计划经济一大弊端。
第一个五年计划暴露出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遭到忽视，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与重工业产值大幅度增长相对照，轻工业不仅未完成计划指标，而且不少产品还低于1928年的水平，农业在此期间由于受到粮食收购危机和集体化运动的双重影响，基本上呈减产态势。因此，五年计划虽然提高了国民收入水平，但人民的消费水平并未同步提高，农民收入反而降低了。
以上问题的产生，固然有缺乏经验的因素，但更是由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指导思想所致。在斯大林的发展思路中，五年计划不仅是经济发展指标，更主要的是通过这种指令性计划贯彻其建立高度集中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意图，所以，计划指标是否达到并非问题的实质。关键是，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基本上形成了非市场取向的以指令性计划为操作工具、以中央部门垂直管理为主要形式，建立在国案所有制基础上高度集权的统制型经济。这种被简称为“计划经济”的特殊经济体制不是经济规律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在当时苏联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高速度工业化的追求与某种先验的“社会主义观”相结合而衍生的结果，其中又渗透着斯大林的权力意志，所以并非偶然，正是伴随着斯大林在权力斗争中的胜利，这种斯大林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诞生了。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三编（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
材料 当苏联政府每年拿出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作再投资时，这也就意味着低工资和消费品的短缺。一个苏联工人的反应很典型：“他们假装给我们工资，于是我们也假装我们在工作。”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史学材料研读三：农业集体化运动
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消灭城乡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形成计划经济所要求的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业领域的所有制改造在五年计划实施前已经基本完成，商业领域的“耐普曼”在1928年前后的政策变动中也已受到很大抑制，所以，五年计划期间所有制改造的重点放在农业领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
在中央的推动和压力下，苏联各地农村出现了大跃进式的集体化浪潮，地方干部为了执行中央指示并表现政绩，竞相提前完成指标,，不择手段地把农民驱赶进集体农庄。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3月1日，集体化的农户数占总农户数的比例从7.6%猛增到56%。尤其是1930年1月20日至2月1日这十天中，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数竟翻了一番，有些地方从10%一下子增加到90%。
这种自上而下追求高速度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它的主观随意性和强制性，完全违反了自愿原则和经济规律。在农民普遍抵制的情况下，大量采用了强迫手段乃至暴力手段，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和“消灭富农”的口号又给这种强制性提供了政治依据。虽然从理论上说，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富农，但实际上作为农村主体的中农的利益也受到严重侵犯，在全盘集体化高潮中，因持反对态度而被剥夺财产的农户达15%，被剥夺选举权的约有15—20% ，其中大部分是中农。
强制的集体化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积累财产的热情，在集体化高潮中，消极怠工、损坏劳动工具、挥霍积蓄、屠宰牲畜成为普遍现象，在不少农庄中，收获粮食时的损失率高达20 40% ；仅1930年2、3两个月内，各地被屠宰的大牲畜约1400万头，猪被屠宰掉1/3，羊被屠宰掉1/4。
鉴于全盘集体化运动的消极后果十分明显，农业生产力受到很大损害，斯大林不得不出来干预运动的进程。1930 年3月2日，《真理报》发表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批评了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和冒进错误，但他把问题归咎于地方领导，指责“某些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暂时丧失了清醒的理智和冷静的眼光”。为了缓和矛盾，3月1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要求制止违反农民意愿的强迫行为。中央的政策一松动，全国立即出现大批农民退出集体农庄的潮流，从3月到6月，主要产粮区的集体化水平从72.8%降到48.7%,全国平均水平从55%降到23.6%。此种情况又引起斯大林的不满，在1930年6月召开的联共（布）十六大上，斯大林改变口气，大力赞扬全盘集体化的成就……十六大后，再次掀起全盘集体化的高潮。……
这样，1932年底，全国共建立了211700多个集体农庄，集体化农户占总农产数的62.4%，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占全国播种面积的80%，预定的集体化目标基本实现。1933年 1月10日，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决议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苏联已由小农国家变成了拥有规模最大的宏业的国家”
在完成农业集体化、消灭个体农民经济的过程中，原来个体农民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部分——所谓“ 富农’经济也首当其冲被消灭了,而作为“富农”阶级——农村中的富裕农户,则遭到暴力镇压和财产剥夺的厄运。据统计，1930、1931年两年中,共有60万户农民被作为富农剥夺财产,24方户被赶出原居住地，强迫迁徙到西伯利亚、乌拉尔等人迹罕至的地方,并被武装看管起来，成为变相的囚徒。
农业集体化运动是运用强制手段和“阶级斗争”方式进行的生产关系的变革，这场运动的结果使苏联建构起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确立了斯大林所设计的国家统制型经济。从此，国家对农民有了强制征根的稳定机制，以农民的“贡税”满足高速工业化的资金需要也得到了保证，但是，这场强迫改造农民的运动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违背了农业现代化的客观规律，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的正常发展，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后遗症。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三编（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
史料补充：斯大林模式之影响
……但是那些有足够兴趣访问苏联的西方人通常又对苏联的印象不好……他们对苏联人的衣衫褴褛、食物单调、住房糟糕和消费品匮乏感到震惊。反映在一党制政治结构中的个人自由缺乏、公会受束缚、教育受管制和所有传播媒介受严格控制同样使他们感到震惊。尽管苏联取得了五年计划的成就，但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苏联社会似乎并不是一个值得效仿的社会主义失乐园。不过在另一方面，大部分西方人也都同意，没有五年计划造成的工业增长，苏联就不可能在二战中打败希特勒做出这么大的贡献。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史学争鸣：斯大林时期的经济
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不是完全的黑色或完全的玫瑰色，历史是多彩多姿的。一切文明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是光明和黑暗、温暖和寒冷并存的。苏联经济史也是这样，曾经有过失败、错误 （这些不应忘记），但也取得了无可置疑的辉煌成就。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对辉煌成就避而不谈是 错误的，我们历史中发生的一切都很重要。
我们不应忘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落后的、农业占主导、文盲占多数、由于一战和国内战争 而濒于崩溃的俄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了各领域都实现工业化、文化普及和科技发达的强大国 家。与1922年相比，194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10倍，工业产值增长23倍，农业产值为原来的21倍，铁路运输货运周转量增长22倍，固定资产增长23倍，基建投资增长25倍，工人和职工数量增长44倍。一个现代技术工业强国横空出世。具体种类的产品在实物形式上的生产
增长速度也符合上述指数。
上述数字说明，苏联经济发展在这一时期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与其他大部分指标相比，就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增长速度不高，说明工业化实际上首先是靠新技术来实现的。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整个工业产值增长了51％，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为79％。第二，消费资料生产落后和农业经济落后。国家长时间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非经济因素导致的结果，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因为整个20世纪都存在着战争的威胁。国家为优先发展重工业付出了沉重代价：农 业经济和消费品生产长期落后，各阶层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住房长期紧缺，日常生活设备和设施较为落后。但是，这样的经济能够保证国家在艰苦卓绝的二战中取得胜利，这一点至关重要。
苏联经济有能力应对战争带来的巨大物质损失。比如，1942年初，疏散到东部地区的企业 还不具备生产能力，生产直线下降。1942年工业产值是1940年的77％，农业经济为 1940年的38％。但是到了1943年，在战争最紧张时期，经济开始实现增长且增速明显，国民收入在这一年增长了12％，工业生产增长了17％。克服生产下降问题有助于企业向东部地区大规模转移， 比如，在战争年代，通过铁路从受到侵略威胁的地区大约转移了150万车皮或3万列车的疏散物资；从西部地区转移了510万头羊、20万头猪和80万匹马，以及许多农业机械、谷物和粮食。 仅在194年6-9月 （疏散高峰）短时间内，就向东部转移了2593个企业。企业转移的要求是 在到达当地后可以立即进行生产，这就需要保存生产的技术完整性，为此，企业员工 （及其家 属）、大部分设备、技术文件以及现有的原料和成套零件也被转移到新地方。这项迁徙工程在世 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从无先例，沃兹涅先斯克和柯西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迁徙的成功 使苏联在战后极短的时间内就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到1950年，社会总产品是1940年的16倍，国民收入是19倍，工业生产是17倍，就连一向落后的农业生产也达到了战前水平。
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联成功保持了足够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到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中 期，社会总产品每年的增长速度保持在6％ ～7％，国民收入保持在6％ ～8％，工业生产保持在7％ ～9％，居民实际收入保持在4％ ～6％。这种增长速度能够连续保持 １／４个世纪，无疑是一 个巨大成就。苏联在这一时期建立了强大的工业综合体，以至于即使后来苏联解体了，其财产继 承者俄罗斯仍然要长期依靠它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此外，苏联还开创了和平利用核能与国防核 能新领域，率先进入宇宙空间并在该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因此，苏联成为公认的世界强国之一。
——摘编自（俄）列·伊·阿巴尔金：《苏联经济的命运、矛盾极其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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