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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日军修筑“东方马其诺防线”的预谋性

摘要： 日本关东军从1934年至1945年，在中国满苏满蒙边境修筑一条长 达4700多公里的军事要塞群，历经十几年，斑迹犹存。这一军事秘密虽已揭开，然其修筑的预谋性，罪恶性等许多方面仍在探索之中。日本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而其意向则为在历史之流中去展现日本的“国运”。面对强大的苏联，为实现战略预谋，日本仿照法国修筑了“东方马其诺防线”。这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产物，然其预谋性注定了它的失败。
关键词： 东方马其诺防线 预谋性

提起在法德边境上的一处军事要塞——马其诺防线，许多人都不陌生。然而，在亚洲中俄、中蒙国境上还有一条被日本关东军自誉为“东方马其诺防线”的军事要塞，[①]却一直鲜为人知。那么，“东方马其诺防线”是一处怎样的军事防线？日本关东军历经十余年时间修筑之，其用意又何在？笔者欲从其预谋性对此作一浅析。
这条亚洲中国东北中俄、中蒙国境上的“东方马其诺防线”，它南起吉林珲春，西至内蒙古海拉尔，东北部经黑龙江的东宁、绥芬河、密山、虎林、饶河、黑河、孙吴等地。从1934年至1945年，在4700多公里的国境地带，日本关东军耗尽巨资，强征役使百万的中国劳工，历经十余年，共秘密修筑了14处要塞群。这组要塞群共有8万多个永备工事，其中仅地下要塞相加竟约1700多公里。如此庞大的数字，单就国境军事筑垒体系已是举世罕见，千古之最。其最初的修筑目的、工程规模、战略功能等，已远远超过马其诺防线。如此浩大的军事工程，显然非日军冲动的盲目的决策，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预谋性。
首先，从日本的历史文化层面来看其修筑“东方马其诺防线”的预谋性：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1600年，日本的德川幕府在完成了“大一统”之后，实行了“锁国”政策。19世纪中期西方人的大炮轰开了“锁国”中的日本国门。在国内外的重重压力下，幕府政权，这个先前拼命要维持“锁国”政策的怯懦政权，被迫“开国”，并无奈地采取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措施，以求自保。日本国内的倒幕派却趁机，采用“尊王攘夷”的口号，以天皇之名，团结起全国的力量，推翻了守土无能的幕府政权。日本明治天皇亲政后，力挽狂澜以自强进行改革，这便是对日本影响深远的“文明开化”。当时，日本人的本意是图强，然而他们却承认西方一切都优于日本。这种“西化主义“的产生无形地推着日本天皇政权为了跻身于“文明”行列，便有模有样地向西方学习，搞议会内阁，学西文文化与制度，以便获得西文列强的认可与尊敬。
实践证明日本走开国甩锁国是明智的选择。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变法之后，国家开始统一，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日益强大。日本的“文明开化”使其跻身于“文明”行列，功不可没。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日本国内对“文明开化”产生了一种逆流。这种逆流的声音来自于日本农村出身的少壮派军人，他们认为：只有农村的乡土精神、全国上下一瓦的共同体形态、天皇制以及武士道精神才能真正表达日军的“民族之魂”，共产主义与议会政治都是不符合日本“国体”的外来异物。[②]在他们眼中是议会中的政客将日本降为第二等的强权国，是这些只会讨好西方列强，只会一味向西方让步的政客卖国贼没有将日本的民族之魂发扬光大。于是，这些少壮派军人便发起一个活动，亦即是认为日本的“大和民族”超越世界上的任何文明，有将全人类从赤白色的帝国主义支配下的“现代”拯救出来的神圣使命。这是要当救世主的运动理念。在这种狂热症下，少壮派便对政要施展了一系列“武士道”的行刺手段，逐渐将议会政治击垮，成立了全国的军人内阁，这便是号称“昭和维新”的内阁组织。[③]昭和内阁与明治维新不同，后者是将西方当作是学习的对象，而前者却是“锁国政策”相反的一个极端——将外界当作仇视的对象。这种心理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势必会演变成侵略邻国甚至与西方列强为敌。关于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孙隆基先生在代表作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对日本的文化心理作了独辟性的剖析：日本在全民的意识中有着类似于以色列“选民”观念的“神国心态”——这个“神国”具有一种“国运”的意向，亦即是一种势将在天下万国中占首席地位的信念。因此，日本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这个动态的意向又与日本文化具有“超越界”的符号有关——日本人认为他们的整个国家是由天神创造的国土，而天皇则是天照大神的后代。因此，维持“万世一系”的天皇制是跨越神界与凡间的媒介。显然，日本文化的“超越界”并不是像西方人那样是“个体”动态开展与提高意向的最后皈依，而是整个国家“集体”提升的动力。因此，从武士到庶民都有“报国恩”的观念，这种信仰力的作用足以使他们无论对于什么事，都能够百折不回，能够忍耐一切艰难困苦，能够为主义而牺牲一切，能够把全国民族打成一片，[④]从而在历史之流中去展现日本的“国运”。至于作为全国效忠对象的天皇制，则是一种制度化了的凝聚中心。这便是日本大和民族武士道精神的思想渊源。为更好的张显国威，誓死报效天皇，军国主义者便推出一项向外扩张的“大陆政策”，妄图称霸东方。这种大陆政策侵略扩张的对象不仅包括朝鲜、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同时还包括苏联的远东地区西伯利亚。
再次，从日本的国际环境来看其修筑“东方马其诺防线”的预谋性：
在20世纪初期，日俄战争爆发。小小岛国的日本打败了沙皇俄国。消息在日本传起，激发了日本更大的战略野心。日本以战胜国的姿态不仅夺取了库页岛，又接管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部分权益，把辽东半岛的租借及中东铁路南满支线旅顺至长春的铁路都控制在自己手中。日本接管这些权力，绝非表面化的权益拥有,而是有着更大的侵略意图。果不其然，日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大批兵力调往中国东北，建成了几座大型机车车辆厂、飞机制造厂，又迁搬一些本国大工厂，利用中国东北丰富的原料资源，大造军备物资，为其预谋打下完备的军事基础。1917年俄国爆发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帝国主义联合出兵干涉，这时日本就有侵占苏联远东的野心。1924年，日本的大川周明便积极鼓吹要进行对外扩张，张扬国威，提出“统治万国国民是日本的天命”，主张不仅要占领中国，还要占领西伯利亚和南洋群岛，[⑤]野心十足。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了“欲称霸世界必先占领中国，欲占领中国，必占领满蒙，视满蒙为日本之‘生命线’的政策”。
为达到上述战略目的，日本发动了早已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为了以东北作为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从而进攻苏联远东地区，日本帝国主义作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首先，在法律上，日本占领东北之后，于1934年5月15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⑥]使日军在中国东北驻扎合法化。其后，日本又在国策上作了很多文章，发表《大东亚皇化圈》论文，制订《大东亚共荣圈土地处理方案》，《大东亚共荣圈建设方案》等，把侵占苏联东部领土纳入国策之内，为侵略寻求合理借口。中国东北沦陷后，国际局势紧迫，苏联已看出日本的战略野心。当然不会坐以待毙。1931年，苏联政府向日本当局提出双方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这是与日本的侵略预谋相违背的。于是，日本当局便拖拖拉拉，迟迟不予回应，拖至1932年9月却以“目前尚非两国之间正式开始此项交涉的时机”为由，拒绝了缔结条约的建议。1937年苏联再次表示诚意与日本友好相处互不侵犯，又遭到回绝。这六七年的拖沓与回绝，足以暴露了日本的预谋。日本之所以不与苏联和平相片，是因为苏联的远东地区是日本的战略进攻目标，日本岂可用条约约束自己的手脚？
当然日本也不敢贸然宣战，这无疑公然树敌，大大增加冒险性，如此胜算甚微。于是，日本便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中国东北，以东北作为进攻苏联远东的战略基地，并着手拟订侵略苏联的军事计划。同时，日本又积极寻找军事同盟者，企图两面夹击。为欺骗世界舆论，1936年1月16日，日本与法西斯德国以“防共”为由，达成军事协议。这无疑是“强盗国家”为后来的武力扩张步骤所做的准备工作。
日本虽有同盟者又有东北这个军事基地，然对进攻苏联这样超大版图国家仍心有余悸。基于此，日本军国主义者进行了两次试探性的军事基地。一次是1938年7月的“张鼓峰事件”，结果日军以被歼3100多人的惨重失败告终。另一次是1939年5月4日的在中国东北的西蒙诺门罕地区，日军又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结果日军又被歼4000多人，惨痛甚重。两次的武装试探均以失败告终，日本军国主义者自知苏军武装力量不可低估，再也不敢贸然行动，然而日本战略预谋已久，岂能因小小的挫折停止进攻的步伐？于是，在中国东北边境正在进行的“东方马其诺防线”的修筑便推到了历史的前沿阵地。
最后，从“东方马其诺防线”的修筑过程来看其预谋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苏联意识到了日本的战略意图。为了加强远东武装防御力量，苏联在国境及沿海重点地带扩大巩固筑垒地域。苏联这一军事行动，完全在日本的侦察视线之内。1932年，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宫崎义一发现并向上级提供了苏军在国境及沿海修筑防御工事的状况。日军获得了这一可靠情报后，为防苏联这一防御手段，进而进攻苏联，称霸远东，开始了两手准备。一面策划扶植满洲国傀儡集团，一面谋划对苏联作战的军事基了建设。日本把眼光投到了满苏、满蒙、满朝国境前沿，一幕幕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战略镜头——修筑满洲国境筑垒阵地和地下军事要塞上演了。
1933年初，日本挑出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铃木率道大佐全权负责此事。他奉命在本部内广泛挑选得力的幕僚，组成了以工兵专家为主的考察队，赴满苏国境进行筑垒的秘密踏查，搜集地理资料，选择战略要地，为筑垒阵地做好一系列准备。从挑人选，组队伍，到实地考查，样样慎思秘重，可谓深谋远虑。日军修筑“东方马其诺防线”的预谋性从这可见一斑。
被日本尊称为“战争幽灵”的铃木率道，带领其专家考查队，在满苏国境地带行程1000多公里，走遍了国境地区的重点战略要地。为完成一项重大军事使命，他们秘密地进行研讨、绘图、记录、计算，并对要塞阵地的选址、国境侦察、要塞建设、火炮配备、工程资金筹划、开工视察等做了大量详备的工作，其速度和规模，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谓罕见。在一切准备工作之后，铃木率道便又回到日本大本营，调配组建了以工兵、专家为主的测量队，秘密赴满蒙国境进行要塞修筑。
1934年5月，长春的关东军司令部审阅并签发了一份绝密文件“关作命第589号”，也即《关东军关于在国境地带东宁、绥芬河、平阳镇、海拉尔附近修筑阵地的命令》。[⑦]这一道命令便是修筑“东方马其诺防线”的第一个官方文件。6月份，根据这一命令，关东军便开始正式组织施工。有一份日本要卷的译文也许能更清晰地看出日军的预谋：
一、 我军将在国境地带之必要地点修筑阵地。
二、 第3师团和在东宁、绥芬河及平阳镇附近，第16师团长在海拉尔附近，分别根据阵地修筑计划尽快施工。
阵地修筑人员配属如下：
第3师团山田工兵中佐等27名
第16师团岩仲工兵少佐等14名
三、 第7师团长及独立混成第1旅团各自向哈尔滨出1个工兵小队，进入第3师团长指挥之下。有关人员及派遣时间等，由双方直接商量。
四、 骑兵集团长须为第16团长所实施之阵地修筑作业提供支援。
五、 有关保密问题，须做到万无一失。
六、 有关具体问题，将责成参谋长下达指示。
上面便是根据吉林省档案馆藏3—7—736号日文原件译文。不难看出，日本分工精细，配合密切，保密性强，若非计划在先恐难如此周密。还有，妄想与德国、意大利划分世界的日本，不可能不吸取马其诺防线的教训。面对强大的苏联，在战略上日军从筑垒阵地之初，便贯穿一根针对苏联的军事防御思想线。所以，在满苏满蒙国境筑垒阵地的设计、施工、兵力、兵器的配备无一不是以苏军碉堡的强度，阵地的规模为出发点的。

随着1945年日本的战败，“东方马其诺防线”的修筑工程也随之被遗弃了。“东方马其诺防线”的修筑从1934年5月第一道命令开始，一直实施到1945年日本战败，有些筑垒阵地直到战败时也没有完工。“东方马其诺防线”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产物，它从预谋到修筑再到结束，注定是以曲线型的悲剧收场。日本妄图以中国东北为军事基地，以修筑军事要塞防御苏联，继而达到占领全中国和远东，其策略是不明智。然而日本走了这条路，而且以巨资，大量专家和百万中国劳工的鲜血筑成的这道防线，并未发挥其应有作用，反倒成了一处处不可抹灭的“风景”，成了日本罄竹难书的罪据遗址。试想，若日本关东军预料到今天的结局，他们还会修筑“东方马诺防线”吗？然而，历史没有假设，勇敢地面对历史是对预谋的肯定。通过对日军修筑“东方马其诺防线”预谋性的浅析，望对世人以启迪。我们应居安思危，认清当今形势，深刻反省战争的罪恶，为了世界更好的和平与发展，去贡献薄力。

[①] [日]冈崎哲夫著《秘录·北满永久要塞》，第1页。
[②] [美]孙隆基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451—452页。

[③] [美]孙隆基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451—452页。
[④] 戴季陶著《日本论》，九州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156页

[⑤] 周艾民著《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336页。

[⑥] 李广民著《准战争状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95页。

[⑦] 张效林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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