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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新时代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分析
1、我们从世界变局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抬头，数字鸿沟和贫富差距扩大，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蔓延，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
2、我们从发展方位来看，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
3、我们从党的使命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现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过程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
4、我们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深邃思考、深刻总结，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懈探索、砥砺前行中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
5、我们从民族传统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新的时代内涵增强其生命力，使之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比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汲取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百姓心为心”的民本理念:全面深化改革，体现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变革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秉承了“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之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吸收了“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和合智慧等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文化底蕴，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传承与弘扬光大。
总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在当代中国、在21世纪的世界展现了强大的真理力量。这一思想，坚守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彰显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彰显了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彰显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这一思想，承载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璧画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高扬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这一思想，担当中国共产党人为世界谋大同的责任，饱含对人类发展重大问题的睿智思考和独特创见，洞察时代风云，把握时代脉搏，引领时代潮流，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作出了重要贡献。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新发展。
中国古代备荒救灾的历史经验
中国自古灾害多发，对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造成巨大影响，为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古代社会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灾害预警、防备和救助体系，包括监测雨雪粮价、仓储建设、发展农业生产、完善灾害奏报与政府救助等。同时，广泛的民间救助也对古代社会政府救灾形成重要补充。历史上丰富的救灾备荒制度给予我们今天更多的启示。
一、原因：传统民本思想的体现。实行仁政。实施教化（对周边民族政权进行赈济体现政治目的）。为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现实需要。
二、措施：
科学的监测制度：主要水文情况预测灾情，建立监测机制，监测制度完备。
体系完备的仓储制度，建立的名目众多的仓储体系，清朝形成了以官仓为主、民仓为辅、常平仓为骨干的全国粮食储备及供应体系。
农业抗灾技术与救灾农作物的推广：植树造林、禁止乱伐森林、发展抗旱涝高产粮食作物，作为重要的防灾备荒措施。农书中包含着众多防灾的技术与知识，都提出抗旱、防御低温、病虫害等防灾及治蝗对策。
赈灾必须注重调动民间积极性，民间救济制度的建立。民间自设机构、自行向灾民散发救灾物资的方式，作为政府统一救灾是重要补充。民间社会的救灾制度，在古代社会主要四种形式:以宗族为代表的血缘性组织的互助活动、以“社仓”为代表的区域性组织的互助、官僚缙绅与富民的个人捐赠以及宗教的慈善救助制度。民间的救济活动既是政府救灾的有力补充，也是一种伦理道德激励下的自我救助，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基层伦理文化，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同时，政府也会对灾时捐献钱粮的官民予以官位的提升或者荣誉旌表，这种激励制度也使士绅阶层在组织地方防灾救灾的活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宋代社会救助具有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特征。伴随着乡村社会中民间力量的增长和以“敬宗收族”为特征的宗族组织形式的出现，宋代乡村社会救助呈现出社会救助制度化和宗族成员救助规范化的明显趋势，乡村社会救助中的监督机制有了初步的发展。在社仓救助的制度化民间化、乡约的社会教化功能、社邑的社会救助。宗族内部救助的规范化，乡村社会救助的制度化，乡村社会中各种救助力量的关系
报告灾情实行十个等级，不断更新信息
劝奖社会助赈，采取多种方式动员社会力量助赈，成为朝廷救灾的重要选择。
必须把赈灾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赈灾必须治标与治本相结合
赈灾救助必须注重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
三、古代防灾救济制度的借鉴意义
古代救灾制度内容丰富，体系健全，科学便于操作。经验得失仍旧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首先，要强化救灾防灾意识。
其次，对灾害的及时反映。在缺乏现代通讯手段的条件下，古代社会通过其所掌握的驿站、奏报等制度，及时监测雨雪粮价的变动，掌握各地粮食生产进展与市场变动，以便及时采取相应应对措施，在减少信息不对称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灾害史研究者夏明方就指出，“清朝从报灾、勘灾到赈灾、善后完备的程序，这实际上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地方政府都难以做到的”。在现代化技术手段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进一步加强灾害救济的时效性与透明化势在必行。
再次，要强化政府主导的救灾形式。我国地域广阔，国情复杂，面对大的灾荒造成的大规模的物质匮乏，必须依靠国家强制性政策的救济。同时，在强化政府主导模式时，也必须加强相应制度和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建设，否则救灾活动极易成为官僚主义与腐败主义的温床。
最后，要鼓励民间力量的参与，充分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实现救灾的社会化。古代社会灾害救济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民间参与力量的逐步增大，特别是伴随宋代富民阶层的兴起，民间救灾成为政府救灾的重要补充:尤其是清代，许多水利工程的兴建都依赖于来自民间的“士绅”阶层:到了清末，随着政府经济实力的日渐薄弱，民间力量成为夯实救灾制度的重要支撑。
水利工程：古代建立的系统的水利工程建设，制定了专门的水法
牢固树立“建重于防，防重于抢”的指导思想。严格执行各级负责制和防洪岗位职责制，立足于防大汛，抗重灾，抢大险，主动防范，提前做好防洪准备工作。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安全第一、统一领导、职责分明、资源共享、协同应对、反应迅速、运转高效的原则。
以防为主，防治结合。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原则
建立报讯制度，利用水文知识建立防汛预警机制--建立水文观测站
堤坝水渠防洪排涝，建立堤坝分洪和泄洪。建立岁修和抢修制度。
颁布防洪法规，设立预警机制。制定防洪法规，保障防洪工作的顺利进行。
朝廷每年派官员在汛期前沿河检查督促州、府、县落实防洪规划措施，维修加固堤防。
奖功罚罪，由国家据情处理。
明确划定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洪起止期限。
宋代治理的特点：治理的范围扩大；实施分类治理；利用水文特征预警；创新疏浚手段（多样化的手段）；注意经验总结；防洪意识较强；河防技术水平较高。
建国后治理的特点：国家主导，重视顶层设计，整体规划；以人民为中心；防汛体系完善，中央和地方联动；注意防洪法律建设；综合治理，多管齐下；防洪成效显著。
意义：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其它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治理借鉴。
法律建设与发展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夏商西周时代的“先王”们都是“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他们“临事设刑，不豫设法”的做法，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法的历史推进到成文法时代。春秋人之所以频繁的引用制、常、典、则等多种法律形式，说明他们的时代不存在大规模的法典。到了战国时期，平民数量急剧上升，在社会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平民已经有了诉讼要求，在这样的时代，法治思想就不应再表现为当政者的“临时制刑”，而应当是事前“为刑辟”制定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形式较为统一的成文法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摘编自徐祥民《法家法律思想研究》
材料二:在中国法律思想发展过程中，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一种特别的司法制度，就以“亲亲尊尊”为基本原则。魏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思想越来越多受到以“礼”为核心的纲常原则的指导。“以礼制刑，礼法合一”是对唐朝法律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
今天，“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等法治思想已经深入到国民的意识当中。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在法律的制定修订中，把历史上的或者外国的制度拿来加以改造以为我所用。古代中国的法律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很好的古代法治理论，在选择新的治国方略中，它与领会西方法治理论对我们具有完全相同的价值。
------整理自张苏阳《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夏商西周时代至汉唐中国法律演变的趋势。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夏商西周时代至汉唐中国法律演变趋势产生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法律思想对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
故答案为:
趋势:由因事临时设法到固定的成文法:法律形式由多种化（制、常、典、则）到走向统一: 古代法律指导思想逐渐儒学化;礼法合一，突出伦理。
原因:夏商西周的统治者因事临时设法具有临时性的弊端:战国时期，阶级结构出现重大变化，封建经济发展，原有的法律形式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推动了局部统一局面的出现:众多法家学者对法律思想的整理，形成了较完善的法律思想体系: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趋于完善等。
影响：对中华民族法律意识的培养和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或有利于中华民族法律意识的培养和形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法律的制定和修订提供了借鉴:有利于我们对中西法治理论取长补短，选择符合现代中国国情的治国方略。
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奴隶制的习惯法。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一公元前221年)，中国开始制定成文法，出现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唐朝(618年一907年)时，中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封建法典，并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传承和发展。中华法系成为世界独树一帜的法系，古老的中国为人类法制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命运，一些仁人志士试图将近代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国，以实现变法图强的梦想。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 他们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从1949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令，对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维护社会秩序和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随后制定的有关法律，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规范了国家机关的组织和职权，确立了国家法制的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年-1976年)动乱，中国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汲劝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作出把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明确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国家的原则。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法治建设的基本理念。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由此进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也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1999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中国的法治建设揭开了新篇章。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党对法治建设的顶层设计基本形成。坚持目标导向，实施规划引领，党推进法治建设的步伐坚实有力。确立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蓝图、路线图、施工图。
热点三：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特征与影响 热点介绍:
新时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对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为现代国家治理提供有益借鉴。2020年，史学界对此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从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户籍赋税、土地法规与土地制度的关系，土地市场的运作实践等层面，阐释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演变与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以及中国古代土地制度演变的实质、特点与规律:(2)分析国家治理体系在中央和基层两个维度的贯彻实施及治理模式，涉及国家治理经验、边海疆政策、府县官与地方治理的关系、乡族势力对地方治理的参与等:(3)关注古代官制的变革进程和运行机制及其所体现的政治理念和对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重点探讨官制的调整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文武分途与散官体系的演进、府县官制与政治行为等问题。
热点四： 近代物质文化的演进与社会变迁的互动 热点介绍:
与宏大的历史叙述相比，物质文化研究能够实现“物与人关系”的建构与重组。晚清民国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物质文化的演进及其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尤其值得探究。2020年，中国史学界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集中在:(1)解析不同的“思潮”“思想”，如康有为倡导的“物质救国论”，认为其体现的不合理性源自社会基础的不完备:(2)考察近代中国的制度、工业发展、国民意识，如以博览会这一“公共空间”为窗口，从器物演化的角度分析制度演化和思想变迁，折射国家意识、主权意识、民族意识的提升:(3)探究城市发展与物质文化载体之间的平衡点，如通过南京历史街区的考察，提出仿古建筑有利于重构历史，彰显城市文明底蕴:(4)考察近代生产方式与消费模式的改变，折射物质生活和工业化进程与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关联。
热点：五近代以来的疫病应对与医疗发展 热点介绍:
近年来，以跨学科和多元的社会文化史为取向的疫病及医疗史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疫病自然史、医疗社会史、医疗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学术界对疫病及医疗史的研究更是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1)研究包括预警、检疫、隔离、医治等在内的疫病防控措施，构建基于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的中国近代防疫体系:(2)对医病关系、医疗与政治体制、医疗与战争、医疗与宗教、殖民医疗以及医学社群等层面展开跨学科研究，从医疗史视角观察中国的近代化历程:(3)通过对西医技术引入和中医在反思中自我重构的探讨，展现中西医模式交流冲突中的整体变迁:(4)关注传统社会日常生活中民众的求医活动，再现疾病与民众生活乃至社会发展的关系，构建以人为本、融通内外的“生命史学”体系。
热点六： 丝绸之路与文明交融研究的新拓展 热点介绍:
丝绸之路不仅复制搜一搜交通长廊，同时也是东西方文化交往的重要场所。随着全球史研究日益成为国际性的学术潮流，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的深入研究，考古学和地理学等亲缘学科的推进，促进了丝绸之路与文明交融互鉴研究的纵向拓展，尤其是通过文献和考古史料，致力描摹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远景和近景。2020年，中国史学界主要围绕以下方面进行讨论:(1)通过区域与整体的联结，探讨全球贸易网络的构建如何带动区域的繁荣，丝绸之路的延伸及其样态为沿线区域的兴起发挥了重要的枢纽作用:(2)通过考古遗存，从历代贸易商品深入挖掘和还原古代社会生活图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与政治、经济、文化重镇之间的联系:(3)持续对“丝绸之路”概念进行深入阐释，通过定量分析探讨丝绸之路对文明交融互鉴的影响。
热点七：“新海洋史”中海洋本位思想的确立及其影响 热点介绍:
在以海洋为本位的史学建构过程中，通过海洋视角重新审视大航海时代前后的陆海联动，把西方的海洋开拓视为既有海洋网络的多元文化交流，同时更加强调人与海洋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近年来新海洋史研究的热点。2020年，中国史学界通过以海洋为本位的全球化视角，探讨了以人为本的陆海关系和海洋沿线民族国家持续互动的文化交流:(1)中国古代对海洋的地理空间认知，历经抽象的四海观念至宋元通过航海实践形成不同具象的海洋认知，到明清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海洋知识和观念:(2)通过个案分析，探讨中国早期与周边国家互动的历史进程及白银时代参加经济全球化的建构，扩充了中国人对海洋知识的认识范畴:(3)通过历史观照现实，认为经济全球化乃是从海洋开始，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应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形成陆地与海洋共建共享共赢的开放格局。
热点八：新时代中共党史话语体系与学科体系建设 热点介绍:
进入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在学术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双重作用下，学术化进程得以提速。2020年，学术界就中共党史话语体系的创新与学科体系建设进行了集中探讨。提出创新中共党史话语体系，要从推动党史学科健康持续发展、适应历史新方位和不断满足阅读者的新需求出发，同时须重视以下几个问题:(1)抓住若干关键点，精准考释相关词汇的历史意蕴，准确理解话语体系中具体词语的真实内涵:(2)注意回应时代呼唤，重视大众需求，提高党史话语体系的确定性和科学
性:(3)在发掘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党史叙述的话语范式:(4)具备包容性思维，秉持开放姿态，勇于接纳多学科知识，避免学术研究固化和封闭;(5)多做基础性工作，夯实党史研究的基础，秉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构建创新话语体系的共商共享平台。
热点十：抗美援朝历史地位的新认识和再评价 热点介绍: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于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研究以翔实丰富的资料为基础，涌现出一批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成果，对重大战役的部署、停战谈判的决策等都进行了深入探讨，揭示出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以及当时的国际关系所产生的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中国史学界就这场战争的决策过程、战略动员、战争意义、历史虚无主义及其危害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1)以国外解密档案为中心，分析中共中央做出出兵决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2)突出抗美援朝对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将之上升至新中国“立国之战”的历史高度;(3)系统整理出版大批珍贵历史文献、口述史和回忆录，全方位、多视角展示抗美援朝战争的重要性、艰难性和正义性:(4)批判诬蔑志愿军英雄事迹的行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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