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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与康有为流亡日本，继续推动君主立宪，后转向支持共和。1929年，梁启超在北京逝世，终年56岁。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12.梁启超
梁启超的故事传说
岭南奇才
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一个士绅家族，字卓如。
梁启超的祖父梁镜泉、父亲梁莲涧都是当地的秀才，以教书为生 ，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梁启超早年潜心研究学问，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
小时候，他的祖父经常给他讲古代豪杰哲人的故事和名人的嘉言懿行，而二十四忠臣和二十四孝子的故事更是从小伴随着他长大。其中“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更是对梁启超有着重要影响，在幼小的心中播下爱国的种子。
梁启超8岁时就能写文章了，9岁时便可以熟练的背诵千字文，到了10岁，直接就去广州参加童子应试，结果败北；12岁时，就是个秀才了。
梁父很高兴，对他教育更严格，报以更高的希望，希望他能光耀门楣，当然梁启超也没有辜负梁父。
1889年，16岁的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他的文章立意新颖，“熔金铸史”的文笔受到主考官李端棻的赏识而中举，名列第八，因此被当时人们称为“岭南奇才”。李端棻不仅欣赏其才华，还把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
拜师康有为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梁启超赴京师参加会试，不中。回来路过上海时，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以及介绍世界地理情况的《瀛环志略》。这些书籍，开阔了梁启超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同年秋，梁启超与陈千秋结交，并通过陈千秋认识了康有为。曾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在当时名声很大。梁启超对他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动十分钦佩，以至“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邀康有为讲学
光绪十七年（1891），他邀请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康有为的讲学与传统不同，他论及中国古代问题时，常常会联系到西方实例，使得梁启超眼界大开。 期间，梁启超协助康有为编写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万木草堂的学习，让梁启超从一个书斋读书人，变为忧国的义士。
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gōng chē shàng shū）公车：汉代负责接待臣民上书和征召的官署名，后也代指举人进京应试。原指入京请愿或上书言事，也特指入京会试的人上书言事。
光绪二十一年（1895），梁启超与康有为一同进京赶考。此时，《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群情激愤。梁启超与康有为见机，联络了一千多名各省举子，联名上书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
宣传变法
光绪二十一年（1895）六月，康有为创办《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担任其主要撰稿人，以之为阵地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形成了有利的舆论。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受邀前往上海，为《时务报》主笔。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变法通议》等重要文章，大力介绍西学，提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系统阐述其变法的理论，在知识分子中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力。
百日维新
1898年6月11日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开始，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开始瓜分中国，中国形势危急。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光绪皇帝接见了康有为，鼓励其筹划变法。一年后，梁启超赶到北京，帮助康有为组织救亡活动，成立了保国会，其名声逐渐高涨。六月，维新变法正式开始。期间，梁启超上奏了很多有关新政的奏议章程，受到光绪皇帝嘉奖，并受命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流亡日本、宣传保皇
1898年，在日本流亡期间，梁启超联络到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但梁启超认为当时中国国民程度太低，不适合直接共和，故仍坚持改良保皇立场。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作为宣传改良的阵地，宣扬支持光绪帝，反对慈禧太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三年后，革命党组织同盟会创办了《民报》。双方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阵地，展开激烈的论战。
回国支持袁世凯
1911年-1912年随着清政府并不真正想立宪的事实暴露，梁启超对之非常失望，转而支持共和革命。民国元年（1912），清政府被推翻，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梁启超回国，结束了14年的日本流亡生活。当时主张议会政治的宋教仁组建了国民党，想以合法的政党政治手段逼袁世凯下台。梁启超则于民国二年（1912）组建了进步党，与国民党抗衡，维护袁世凯的统治。之后，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熊希龄组成内阁，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
反对袁世凯
民国二年（1913）十月，袁世凯正式担任民国大总统，但他的嘴脸很快暴露。次年一月，他下令取消了国会，二月逼迫熊希龄内阁倒台。梁启超开始不满于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并反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此时梁启超但仍存留一丝希望。随着袁世凯公然宣布复辟帝制，梁启超才对其彻底失望，公开宣称“讨袁”。梁启超积极与爱国将领蔡锷联络，帮助蔡锷组织讨袁“护国军”。又接受广西都督陆荣廷的邀请，赴广西直接参与讨袁的护国运动。
支持段祺瑞
民国五年（1916），随着袁世凯倒台，北洋军阀混战开始。这时北洋军阀段祺瑞担任国务院总理，掌握实权，梁启超开始支持段祺瑞。
反对清王朝复辟
1917年，段祺瑞与黎元洪爆发府院之争，北京火药味浓重。保守军阀张勋借为双方调解之名，率领其部队辫子军进入北京，拥戴年幼的溥仪复辟。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也加入了清室复辟的班子。
此时的梁启超立场明确，与老师在观点上彻底决裂。
他反对清室复辟，帮助段祺瑞率军赶走张勋，结束复辟，使得段祺瑞以“再造共和”之资，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权。
同年7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段祺瑞政府倒台，梁启超也辞职，结束了从政生涯。
游历欧洲、思想再转变
在结束从政生涯后，梁启超将主要的精力，用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民国七年（1918），他开时游历过去自己崇尚的欧洲，亲访见闻。梁启超在欧洲看到了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对西方文明非常失望，因此再次转向从东方文明来探索国家前进的道路。回国后，他开始重点研究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形成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巨著。
痛责徐志摩
1926年10月3日，陆小曼和徐志摩的婚礼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当天宾客满座，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担任证婚人。
梁启超是不愿去给徐志摩证婚，最大原因是他认为徐志摩和陆小曼对婚姻太随意，两人都是二婚。婚姻不是儿戏，结为夫妇应该建立在真正的爱情之上，徐志摩和陆小曼显然不在此列。
对于徐志摩，梁启超有恨铁不成钢的意味。胡适曾说：“徐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此话不为过，徐志摩也非常敬佩梁启超，中学时代就尊敬有加，曾说：“先生之文章矫若神龙之盘空，力可拔山，气可盖世，淋漓沉痛，固不独志摩之低首慷慨，举凡天下之有血性之人，无不攘胜激发，有不能自已者矣！”
1918年6月，在蒋百里推荐下，徐志摩拜入梁启超门下，当时徐家还送了1000大洋。梁启超看重徐志摩的才学，希望它能有所成就，还安排他留学。当印度大家泰戈尔访华期间，梁启超专门安排他作为翻译陪同。
如此看重徐志摩，换来的却是深深失望。两人的矛盾在徐志摩大婚上爆发了，被安排作为证婚人，梁启超内心一万个不愿意。作为证婚人，梁启超没有给两人送去祝福。当着众多宾朋面，梁启超向徐志摩开火了：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对于陆小曼，梁启超毫不客气：“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
当着大家如此批评两人，梁启超和徐志摩因此分道扬镳。梁启超去世后，徐志摩无比悲伤，后全力将他的遗稿整理出版。
中国第一精英家庭
梁家被誉为“中国第一精英家庭”，梁启超本人被誉为“中国家庭教育第一人”。
梁启超有两人妻子——李蕙仙和王桂荃。李蕙仙为梁启超生下三个孩子，分别为思顺、思成、思庄；梁启超的另一位妻子王桂荃，则为他生下了六个孩子，分别为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
梁启超的这9个孩子，各个都是国之栋梁，他们不是毕业于清华、北大等国内顶级学府，就是毕业于哈佛大学、西点军校等世界名校。
其中，梁思成参与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梁思永带头发掘了龙山文化遗址，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奠基人；梁思礼参与设计了“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是我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创始人。
可谓是：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栋梁。
《最苦和最乐》
痛苦与快乐，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我们每个人应如何面对“苦”与“乐”，应建立怎样的“苦乐观”呢？张潮说“人莫乐于闲”，而居里夫人却说“世上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有人认为“人生苦短，该及时行乐”，而范仲淹却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梁启超先生《最苦与最乐》是梁启超的一篇讲演稿，出自《梁启超全集》。
本文从最苦和最乐两方面来论述人生的责任，即负责任是人生最大的苦，尽责任则是人生最大的乐，所以尽大责任得大快乐,尽小责任得小快乐,而不尽责任就想摆脱烦恼则不可能,职责只可完成不可推卸。文章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只有尽职尽责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提出人生在世，必须要对家庭、社会、国家以及自身尽到应尽的责任，这样才能得到真正快乐。
文章立意高远，思想深刻，语言典雅，既有儒家的进取精神，又有佛家的超凡智慧，不但有较强的现实教育意义，也能很好地提高语文素养。
21世纪教育网 www.21cnjy.com 精品试卷·第 2 页 （共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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