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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语文备考主题阅读素材：文理之争，你怎么看？
思辨导读：
1、你为什么选理科方向（文科方向）？
2、留美博士冷哲认为文科生不如理科生的原因有哪些？他从哪些角度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3、高毅文章开头部分引用的大V言论，和留美博士冷哲观点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4、高毅文章正文部分，着重论述了什么内容？有哪些说理方法值得借鉴？
5、吉见俊哉的文章如何反驳“虽然无用但有价值”这一观点的？请用思维导图归纳出来。
导语：
网上流传着一句话，“叶子的离开，不是风的追求，也不是树的不挽留，而是命运的安排，自然的选择，花开花落，天道轮回，该来的会来，该走的会走。”某理科生回道：“不是脱落酸的作用吗？”还看到个搞笑的故事。有小伙伴带爸妈去海洋馆，妈妈感叹：“看到鱼儿游来游去，内心都平静了。”结果，爸爸盯着玻璃一顿猛瞅，感叹道：“这是由两块两层的有弧度的钢化玻璃拼接起来的啊，怎么做到的？这么大的水压。”应该说这些，只是长期教育熏陶下，培养出来的思维差异。
然而，“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因为这句话，《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这篇论文实实在在火了一把。经济学论文里一句无足轻重的表述却导致了一场教育争论，谁也始料未及。触动人们敏感神经的，或许并不在于作者是否真的表达了对文科的轻视，而是由来已久的“重理轻文”刻板印象，和以绝对数量论英雄的固化思维。对此，你怎么看呢？
阅读材料：
1、文科生为啥不如理科生？
冷哲（留美博士）
2013年12月12日，麦可思、搜狐教育和学而思培优联合发布的《2013中国数理化（理科）基础教育白皮书》显示，我国理工科大学毕业生的薪金水平有很大的优势。起薪靠前的专业中理工科占据多数，而起薪垫底的十个专业却都是文科。
有人提出，这是由于理工科的学习更为“专业”导致的。理工科的知识体系是一个树状结构，大量的专业课程内容都要以基础课程为前提条件。文科学生要进入理工科的体系，都需要长期艰苦的学习，从基础部分一点一滴地补课。而文科的知识体系往往是分散的点状结构，课程之间联系并不紧密。理工科学生要进入文科体系，直接学习工作所需的那一部分内容即可。一个机械工程毕业生经过短期培训也可以勉强胜任记者的工作，但是一个新闻专业毕业生经过短期培训却不可能胜任机械工程师的工作。
“专业壁垒”阻挡文科生转行步伐
社会中能胜任理工科岗位的人员总是远小于能胜任文科岗位的人员。因此，高收入的文科专业，都会得到过量的合格劳动力，其报酬就会迅速被拉到普通水平（比如曾经红极一时的财会专业）。而高收入的理工科专业则由于“专业壁垒”而不能得到过量的劳动力，因而可以维持高薪。
可以想见，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
据2011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美国25岁以上稳定就业人口的中位年收入为64396美元。在理工科之中仅有心理学与一些跨学科的理工专业低于这一水平，而在我国一般所言的文科范围内，则仅有商科和社会科学高于这个水平。所有专业之中，中位年收入最高的是工程专业。
2011年美国25岁以上稳定就业人口的中位年收入
但是，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这并不仅仅与劳动力的供给相关，恐怕还与专业训练的差异有关。
美国人口普查局于2011年还做了一个专业、工作与一生收入之间具体关系的调查（Work-Life Earnings by Field of Degree and Occupation for People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2011）。其中把被调查者的职业划分为14个领域。结果发现，在14个领域中，除了医疗行业没有工科毕业生数据外，工科毕业生在11个行业中都是工资最高的人。除了工科的典型行业之外，其在管理、商业与金融、销售、艺术与媒体、社区及法律服务、办公支持等典型文科行业中的收入都超过文科毕业生（包括商科）。
不仅如此，理科毕业生在管理、商业与金融、销售行业的收入也超过了商科毕业生。他们在艺术行业的收入则与对口专业的文科学生不相上下。
这一结果无疑让人大跌眼镜。理工科与文科收入的差异，已经不能以“他们从事不同行业”来解释了。可以看到，理工科学生从事文科行业的，往往比文科学生收入还要高。
学不动理科才学文科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一种比较流行的解释是，学生本身的选择造成了这种结果。在我国的文理分科体系中，虽然报考文科的学生也有很多是优秀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有大量的文科考生其实是理科学的太差而“逃亡”到了文科。我国高考中，文科有很大量的内容都是记忆性的，这使得文科考试未必能很有效地筛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因此，民众普遍认为，从总体上看，文科大学生的平均素质可能不如理工科。
根据美国非营利组织“大学委员会”（College Board）2008年关于SAT考试的报告来看，报考理工专业的高中生三科考试（阅读、数学、写作）分数均显著高于报考教育、商科、营销的学生。因此，可以推测美国工科毕业生在平均智商上，要优于这些专业的美国学生。那么毕业后工科学生在相关文科工作领域更有优势，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就SAT分数而言，报考理工科的学生与报考哲学/神学、社会科学的学生相比并没有多少优势。可以认为在智商上，美国这些专业的学生素质没有明显差异。然而，这些专业的学生在非本专业工作领域的薪金，却往往比不过理工科毕业生。
美国虽然没有高考的相关问题，但是也存在“无法胜任理工科的学生逃亡到文科”的现象。根据普渡大学教授马修 奥兰德2008年在《工程教育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美国工程专业学生与其他专业学生的转专业的学生比例类似，但是区别在于，学生一般只会从工程专业转出，而不会从其他专业转入工科。典型的人文社科专业毕业生中，往往只有50%-60%是一开始就在本专业就读的。而工程专业则有高达93%的毕业生是一开始就在该专业就读。美国理工科学生转专业比例最高的时间是第一年，他们一般是在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等课程的学习中遭遇障碍后转换了专业。
这种单向的转专业，也导致了美国理工科毕业生严重不足，这一点在各个方面都有体现，比如美国理工科毕业生的失业率一般都低于平均水平。美国政府建立了各种计划，从小学就培养学生对于理工科的兴趣。相反，美国政府对于文科就没有这种计划。对于理工科硕士和博士留学生，毕业后可以在美国最长实习29个月而不必更改为工作签证，这方便了这些人留在美国，而文科毕业生的实习期则仅有12个月。对于留学美国而获得理工科硕士、博士学位的人，美国国会甚至长期讨论要直接给予绿卡，来满足美国国内的需要，而这种讨论从不涉及文科。
从这个角度讲，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理工科的实际淘汰率都更高，所以即便两者的平均学生素质在一开始基本一致，理工科毕业生的平均素质也会优于文科毕业生。
文科生更容易“想当然”
另一方面，谈到理工科的学术训练，有一个理念往往被奉为圭臬，这就是“严谨”。严谨这个概念，虽然在文科中也被重视，但并不是非常关键。笔者认为，这可能也是文科学生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不如理工科的一个原因。
理工科的学术训练时时刻刻强调严谨，算错了一位数字，结果就全错了。忽略了一个要素，建立的数学模型就无法反映现实，计算出的解决方案就会完全失败。因此，在理工科的学术训练中，学生总是被要求全面地、细致地、客观地考察问题。反直觉的结论比比皆是，所以学生已经习惯于靠数据、计算和实证来解决问题。
而文科训练往往并非如此。很多文科课程中，往往没有统一的、客观的标准。比如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评价，无论是高是低，往往都能说出自洽的道理。而文科训练也鼓励与众不同的思路和视角，这使得文科生会习惯于主观评价。一个人的主观评价基本与其直觉一致，这使得一部分文科生会忽视定量分析、排除他因、实验论证，而重视和挖掘直觉判断。因此，相比于理工科毕业生，文科毕业生在工作中可能更容易犯“想当然”的错误。
比如2012年的茶水验尿事件，记者在获得了医院的化验报告后立刻认为是医院的黑幕。“茶水里能检验出白细胞、霉菌”，面对这个情况，人的第一直觉可能就是“医院人员在胡扯”。记者无疑就跟从了自己的直觉来进行报道，而没有注意排除其他可能的因素。
因此，笔者认为，目前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文科的专业训练在面对现实工作时仍然有很大的缺陷。这使得同样水准的学生经过理工科训练和经过文科训练后，很可能会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一点，可能是未来文科教育发展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
2、理科生为什么鄙视文科生？
高毅
做 “文科理科哪个更有用” 这个话题本来是为了了解情况，很多回复让我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其中一位朋友专门私信我并发了一大 V 的言论来探讨：
1.高中阶段分文理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选文科的同学，并不是因为更爱好文学历史，而是因为数理化学不明白。你瞧瞧，在分文理班的时候就已经搞了一次智商筛选了。
2.高考报名时你就会发现，文科专业相对来说少得多，而且好学校好专业更加稀少，多数文科专业几乎注定毕业即失业。而理工科的专业就有很深的层次性，以我熟悉的通信专业为例，北邮、华科、成电等985院校的学生可以签到顶级企业的工程师职位。普通高校通信专业的学生可以搞系统集成。即使是三本学校的相关专业毕业生，也可以找到扯线建网的工作。
3.上了大学你就会发现，文科完全可以自学，而理工科必须要有老师讲授，理工科的课程难度要大的多。例如通信专业，除了一系列的数学课程，后续的信号与系统、高频电子线路、通信原理、信息论，微波与电磁场等专业基础课，每门都能扒你一层皮。课程越难压力越大，说明你掌握的本事就越多，也就越能形成你的核心竞争力。
4.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经济迅猛发展，国内培养出来的大量工程技术人员是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工程技术人员的收入也水涨船高，只要你上个不错的大学进入了好的公司，再加上工作努力，年薪几十万稀松平常。
5.做自媒体后接触了一些电视台和报社的朋友，都是当年的文科生，他们现在普遍面临着工作恐慌。电视和报纸都不太景气，他们的收入也大幅下降，于是开始尝试自媒体。他们搞自媒体也不行，自媒体大V多是学有所成有一技之长的理工人，整个一个报社拢起来的阅读量和粉丝量，还不及我这个所谓的大V。
6.我看过几乎所有的独立纪录片，这些导演的执着、激情和责任感我很佩服，但发现这些文科生有一个普遍性的心理定位，那就是永远站在批评者的角度上看社会，从不站在建设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于是就走入了一个自我神化甚至自我感动的怪圈，在精神上幻化成死谏的硬颈清流，然后再走不出来了。这些人以为自己的思考很深刻，其实只是思考的很片面。
7.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坏的传统，那就是重文轻工农商，诗词歌赋流传下来很多，文人骚客的传说也被津津乐道，而这些跟生产力没啥关系。怀才不遇、孤芳自赏、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这些以前被众人所羡慕和景仰的文人情怀，现在变得越来越可笑了。
先不管这位大 V 的话，我们的话题讨论中，不少人也都留下了 “没钱就学理科，家境好就学文科” 之类的言论。我还问过周围很多人，当初为什么选择文科。常见的一个回答就是：“理科太难了，我还是比较适合学文科。” 这总让我想起一些人说，“毕业不知道干什么，我还是去当老师吧”。
在我看来，后者是对教师这个职业的侮辱，前者是对 “文科” 的侮辱。当然，反之，如果有人说读不懂文科才去学的理科，也是一样。
（一）为什么会有文理分科？
1949 年，内外战争结束，中国迎来了它的和平时期。但同战后的前苏联一样，百废待兴，战后恢复迫切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于是，我们引进了“苏联模式”，进入 “文理分化” 的进程。
1977 年，动乱时代结束后，高考得以恢复。为了选拔人才，我国更是在全国高中开始让学生自主选择并实施文理分科。这样的情况延续了半个世纪。
不可否认的是，这半个世纪以来，理科相比文科，更加被重视。因为设施的建设、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专业的人才。这不是某一个群体对于文科的偏见，而是社会发展和时代的需要。
从上周五我们发出的话题中也可以看到，选择理科的人占有绝对优势，这和多年前的调研差不多：愿意选择理科和文科的人数比例，大概在 3：1 。
然而，此前的数百年、数千年战后重建为什么不用文理分科呢？
18 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入了机械化时代。从此以后，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和以往的任何时代都截然不同。起初看起来的确是机器替代了人类，解放双手。但实质上，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个机器替代人类劳作的过程的实质，是 “人的物化”。
机器的生产和运作、城市的建设需要的是精通数理化的专业人才；当下的科技发展更是需要 IT、金融等各种人才……实际上，机器并没有替代人类劳作，而是把更多人变成机器运作的一部分。
更可怕的是，中国用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世界 200 年的历史进程。这中间到底缺失了什么？
（二）文理分科的历史本质是什么？
现代汉语的普遍理解是，文科即人文社会科学；理科即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和数理逻辑的统称。不过我们追根朔源的话会发现特别好玩儿的事情：“文” 和 “理” 在从前是一个意思。
“文” 字原本的含义就是 “纹”，指花纹、纹理，是天地万物产生出来的现象、纹路、轨迹；而 “理” 字原本的含义是，玉石内部的纹路，后为物质本身的纹路、层次，也就是客观事物本身的次序。
理，治玉也。顺玉之文而剖析之。（《说文》）
理者，成物之文也。（《韩非子》）
所以，那时候的理，也是文的一部分。但今天所说的文科和理科，能够在古代找到对应吗？
按照它们分别的指代意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来看，文科和理科在数千年前，分别叫做 “天文”和 “人文”。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
和我们现在常说的 “天文学” 不同，在这里， “天文” 是指一切自然现象，“人文”就是人对自然现象的认识、点化、改造、重组。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致意思是说，要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才能搞懂耕作渔猎的时间；要把握人类社会中的人伦秩序，才能教化人民。
把“天文”当做自然科学来理解是否过于狭隘？不然。因为即便《易经》再经典，它的写作也受制于当时的环境，比如当时中国进入农耕文明，所说的 “天文”也仅限于为耕作而服务。什么时候入冬、什么时候立夏，什么时候天晴、什么时候下雨，这些都影响着耕作渔猎和收获的时机。
纵观早期的科技成就，夏朝在于 “夏小正” 历法；商朝保留了日食、月食、新星记录外，开创了世界上延续最久的纪日方法——干支纪日法；战国以《甘石星经》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同时，战国时期人们还测定出了一年的季节……在那个时候，掌握天文时序，就像是掌握自然；掌握了自然，就是掌握了统治权利。
那么“人文”呢？“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 的本质，就是对自然或人为加工物赋予意义。
人类赋予自己之所以为 “人” 的意义，让自身的存在充满丰富的精神内含；同时，人类也赋予所使用的物品意义：耕作拥有了意义、食物拥有了意义、建筑拥有了意义……赋予意义的这一过程被称为 “人文化成”，也就是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 “文化”。
正是因为如此，在这个客观的自然世界，人类不仅依循 “天文”，让自己得以生存繁衍，更依循 “人文”，把自然行为转化为礼仪、规则，把自然秩序转化为道德秩序。正如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所说，我们讲故事、聊八卦的能力，让我们在自然世界之上，构建出一个虚拟现实。不过这又是另外一番话了。
因为“人文”我们懂得秩序、规则、道德、礼仪，从而从基本的原始认知变得更加有情有义、敬物爱物。所以孔子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这就是“人文”，也就是早先的 “文科” 的重要意义。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如今这么呼唤传统文化的回归，呼唤道德和礼仪的回归。它实际上是在呼唤最根本的人文回归。
关于“理”，在早前还有一门 “理学”，也就是宋明时期兴起和发展的学科，它同现在的理科不同，更倾向于哲学。而现代的 “理学” 是研究自然物质运动基本规律的科学。
（三）当我们选文理科，我们在选什么？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西方大多的企业家和富人开始让子女们去学习哲学、艺术、历史、文学相关的专业，也就是文科；中国一些企业家也在追随这样的步伐。这看似印证了话题中有朋友说的，没钱就学理科，有钱就学文科。
“富人们有钱，爱学什么学什么。他们的子女也不过是纨绔子弟，理科难学，自然就学文科了吧。”
事实并非如此。富人让子女学习文科是为了管理人，为了守住财富；其他人学文科的原因，大都变成了简单的一句话：理科太难，学不懂。
自然科学只能解决技术问题，而这背后所产生的 “人文化成”，终究只能由人来解决。那么谁来解决呢？
由于科技的发展，未来大量的技术人才必将迎来失业的风险，他们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又由谁来解决呢？
不是名义上的理科生或者文科生，而是那些真正拥有人文素养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开始越来越多地讨论“中国人的素质”、“传统文化的缺失”，呼唤道德秩序，呼唤传统文化的回归。
当我们说选择文科还是理科，大致会问这些问题：①哪一个好就业？②哪一个更赚钱③哪一个回报大？④哪一个更容易？⑤哪一个我更喜欢？⑥哪一个我更擅长？⑦哪一个更有价值？
毋庸置疑，很多人，包括家长，都把①②③看作最重要的因素；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时至今日，会把④⑤⑥看作重要的选择指标，至于第⑦项，大致鲜有人对它多看两眼。
这些选择文科的人，并没有选择 “人文学科” 本身；同样，选择理科的人也并没有选择 “自然学科” 本身。他们都在选择同一种东西：生存工具。
就像现在，很多谈 “文化” 的人并没有在谈文化，谈 “科技” 的人也并没有在谈科技，他们只是在谈营生苟活或者收敛钱财的工具。
比如一些所谓的自媒体、作家，他们连 “人文” 的边都沾不上；很多的所谓新兴的科技并没有真正探索自然，那些大公司的大数据，也不过是广告营收的机器。
我们所追捧的大多新兴事物并没有 “人文化成” 的内涵，诸多媒体和营销所利用的所谓 “人性”，并不是真正的人性，实质上是 300 万年演化而来的动物性，是不断压抑和释放的多巴胺而已。
我们总是以为自己身处最优秀的人类文明，手握着先进科技的成果，拥有无与伦比、鄙视一切的优越感。然而这一切的成果都是世界上少部分的精英所做的贡献，多数人只不过在这科技和文明中出现了幻觉。
当你抛开这幻觉，你会发现，我们依然没有战胜自己的原始大脑。把现代人放在几百万年前的原始社会，我们不过就是几种猴子：有的摘果子、吃树皮、喝泉水；有的打打猎，吃吃野兔和鹿；有的选择侵占别的种族、抢夺别人手中的食物；有的残杀别的种族、吃掉他们的血肉；有的甚至可能吃掉自己的种族……
当我们选择学理科、文科，本该一方是为了探索自然和真理，一方是为了更好的人类文明。而不是藐视自然和人文，让大脑里的 “旧皮层”压制 “新皮层” ，除了生存和欲望，再无别的追求。
即便一切的存在即是合理，没有敬畏的世界，也算不上文明。
（四）当我们学文科或理科，我们在学什么？
当我们学习文科或理科，我们到底在学习些什么？这些或深奥或浅显，或难解或无聊的的段落、公式，在现实生活中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是来自很多人的抱怨，对现实、对父母、对教育体制的抱怨。
事实上，当我们学习文科或理科，归根结底，目的只有两个。
第一，是让我们通过目前为止最直接的筛选方式，证明自己的态度、能力，获得一张进入理想大学的入场券，争取更好的教育资源；
不论是隋唐之后的科举还是如今的高考，都是在当下社会背景中，竭尽所能做出的最为恰当的人才选拔方式，并且这些方式一直在根据社会发展做出调整，而且，只要你上网搜一搜，你会发现，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考试并不是唯一的出路，而是对大部分人来说，最容易找到的出路。对于一些寒门子弟来说，甚至是唯一的出路
除了是一张入场券，就没有其他用处了吗？
第二，学习文科理科，是让我们学习学科内的思维能力和框架，并将这些思维能力迁移运用到今后的生活当中；
我们从来都以 “学这个有什么用” 的心态，去判断一个知识点、一门学科甚至一句鸡汤或狗血的好坏。这和判断 “文科无用” 如出一辙。然而只要你稍微理解 “冰山理论” 或 “洋葱模型”，定会对自己现在的想法嗤之以鼻。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人生是一场升级打怪的游戏，学习某一门看似无用却不得不学的知识，就像是在游戏中打副本。重点不是副本本身能够带给你多少金币或者让你损耗多少滴血，而是让你的思维、经验以及其他能力值爆表提升。
同时，教育不过是给了我们前人以及教育者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到最后，我们如何去看待世界，依然需要自己的双眼和智慧。
这也是为什么我痛恨有人说 “不知道干什么就去当个老师吧。” 因为这些不知道干什么的人没有办法教给学生更好地看待世界的方式，当他们眼里只有生存和欲望时，如何指望学生通过他们的视角看到一个更好的世界呢？
最后，总结一下
第一，文理分科为了在半个世纪以前百废待兴时，培养大量的专业人才；在世界范围内，它其实是 200 年的四次工业革命所致。到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文理分科将可能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第二，“文” 和 “理” 的字面原意是一样的，而在数千年前的中国，一般被分为 “天文” 和 “人文” 。农耕文明时代，确实对 “人文” 较为看重，但对于自然学科的探讨也并不少；
第三，多数人并没有真正的选择文科或者理科，实际上，他们在选择一种生存工具，对部分人来说，最好这个工具越赚钱越好、越简单越好、回报越大越好；同样的，一些谈文化的人或谈科技的人也并没有真正谈科技或文化，他们只是在谈敛财工具而已。只是现状来看，整个社会需要更有人文素养的人才来解决 “人文”的问题。
第四，当我们学习文科或理科，知识本身并不是目的，学科内的思维能力和框架才是最应该学习并运用到生活中的部分；当然，对于义务教育来说，学习它们也是目前为止最直接的大学入场券；
第五，回过头来，现实世界从来都是跨学科的，即便是来自《易经》的分类，也不过是为王权而生。我们总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其实如果只学数理化，坐在家里都害怕。当然，不尊重自然不敬畏自然的，同样也让人害怕。
最后，以刘瑜的一句话结尾：成功与功名没有什么关系，成功就是一个人捍卫自己的完整性。
3、别再说文科“虽然无用但有价值”了
新京报书评周刊
嘲笑文科是“无用之学”几乎快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了。“学文科，自作孽”在社交媒体上一度受到追捧，嘲讽一个人“不愧是文科生”也变为鄙视或反驳某种观点的利器。
科学和技术创造了看得见的器物奇迹，呈现的是有用的价值，而文化、语言、哲学、社会和历史等学科则被认为只会在口头上说，在纸张上写，似乎并没有什么硬性知识门槛，也并无多少实际生产意义。在荒诞的激进科学主义看来，文科甚至是一种麻烦，譬如对生命、隐私、尊严和意义的强调会阻碍他们创新。文科的学习者、研究者、支持者和同情者，在此番情形之下为文科辩护。于是出现了几种我们常见的辩护理由：文科具有“无用之用”，“虽然无用但有价值”；实在不行，退而求其次，用一句“自由而无用”自嘲，不屑于争辩，重估“无用”的意义。然而，这些节节败退的说法，能否为文科正名？
其实，文科被嘲笑这个现象不是突然形成的，在近代科学和技术的崛起过程中就已经孕育着它必将被否定的知识结构。而其具体表现，远不只是几句嘲笑的话，而是包括学科被压缩、经费被削减等一连串的实际结果。在过去十几年，包括哲学、语言等专业在内的多门学科遭遇了全球性危机，激起多次文科恐慌，其中影响最大的单个事件发生在2015年的日本。
当时，日本国内传出文部科学省要“废除大学文科学部”的消息，考虑要求大学减少实用性较弱的文科专业，限制招生规模，乃至取消相关专业。据称，这一措施的目的是保障日本科学技术在世界的领先地位，为此扫除障碍，集中资源发展科学技术人才。在消息被传出后，日本国内外掀起一波接一波的质疑和争辩。文部科学省随后表示该政策系文字错误，是由“裁撤”引起的误会。负责人下村大臣也致歉称，“裁撤对象不是人文社会专业”，”我没有一字一句地细读造成误解的（文件）”。最终，这被证明是“一场乌龙”。然而，这究竟是文件的表述出现差错，还是在遭受学界反驳后的修正之举，已经无从考证。重要的是，它让文科遭致了一次莫大的创伤，担心文科被彻底边缘的恐慌情绪再也没有消失。
在2016年，也就是事发次年，这起事件的见证者吉见俊哉为此专门出版了一本书，反驳“文科无用”之说，批评了日本社会重理轻文已经导致的后果。吉见俊哉是一位社会学家，曾担任过东京大学副校长。他认为用“文科虽然无用但有价值”这种说法为文科辩护不了什么，也根本无法与理科抗衡。他的看法是果断地承认文科实际上更有用，而这用处不是一两年能看出来的。近期，该书中译本《“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翻译出版。我们摘编书中部分内容，在这个暑假和朋友们一道思考文科的命运，当然，证明文科“有用”这件事，是不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的，在未来还会反复出现。
以下内容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第二章第一、二、五节，摘编有增删。注释见原书。标题为摘编者起。
2015年的风波
我首先想厘清的是“理科有用，文科无用”这一认识中存在的问题。
在2015年反对“废除文科学部”的言论中，拥护文科，主张“文科无用，但无用之物也很重要”的论调颇为醒目。《周刊金曜日》（2015年8月21日）刊载的寺胁研（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教授）与广田照幸（日本大学教授）的对谈《大学的职责不是挣钱！》，就是其中一例。
下面介绍其中的一部分。
寺胁：我可以拍着胸脯说，“我在大学教授的漫画论、电影论，都是百无一用”。与什么“经济效果”，也是“毫无干系”。全国的大学老师们，都应该这么说。
广田：大学不是“经济”的工具，确实是这样。我想强调的是，要求人文社会学科具有“经济效果”的意见虽然毫无道理，但短期暂且不论，长期而言，文科也是实实在在有这样的效果的。
寺胁：但是漫画论也好，法国文学、印度哲学也罢，跟“经济效果”完全是两码事，人们至少应该具有这种认识。
广田：不不不，哲学恰恰是新思维的宝库。哲学用抽象概念对现象的本质进行逻辑性思考，从长期来看，这一思考能够产生新的创意。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是从“经济效果”的角度看，也是有意义的。
二者的立场，在“文科很重要”和“不应以短期经济效果衡量文科的价值”上是一致的，但就根本而言，在文科是否应该具有社会效益这一点上，则大相径庭。寺胁认为“肯定文科价值时完全无须顾及经济效果”，而广田则主张“文科在长远及广泛的意义上有着充分的社会效益，应该明确展现出这一点”。
针对文科省通知的一系列批评中，不少人立场与寺胁相同，强调“对社会‘有用’，不是大学而是职业训练学校的责任”。但大学的学问真能完全不考虑社会有用性，只需对研究者而言具有“本质上的”价值吗？我认为并非如此。
以“文科虽然无用但有价值”的方式反对“文科无用，不妨弃之”的意见，是无法与“理科有用，所以有价值”这样的逻辑对抗的。因为这样一来，“文科”能够主张的立场，充其量也只能是为“理科”的有用性锦上添花而已了。而正像广田主张的那样，对于长远而广泛的未来，文科才是最“有用”之物，应该利用更多机会向人们展现文科在现实中的“有用”。
重回韦伯，重估两种“有用”
希望文科的知识三年五载就能起作用也许困难，但如果是从30年、50年的中长期时间跨度来看，人文社科的知识也许远比工程学更为有用。因此，应该放弃“人文社会学科虽然无用但很重要”式的议论方式。
为此，我们必须深思何为“有用”这一问题。
大而言之，“有用”有着两个不同的维度。其一是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性，即在目标已经明确的情况下，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优解。这种思维模式在理工科是主流，而文科对此并不擅长。例如，新干线就是思考怎样组合技术才能实现东京与大阪间的最快移动这一课题并努力开发得出的结果。此外，最近在信息工程学领域，正在开发能够更高效地处理大数据并进行语言检索的系统。这些事例都是先有了明确的目标，随后才产生有助于实现目标的积极成果。而文科很难取得这样显而易见的成果。
“有用”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比如有时候本人正不知如何才好，友人或是老师的一句话让自己茅塞顿开，此前觉得颇为棘手的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这种情况，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是友人或是老师的一句话让自己找到了方向，也就是发现了目的或价值尺度。这种创造出价值或是目的本身的有用性，我称之为创造价值型的有用性。这种实践一旦发生作用，社会将重新审视原有的价值尺度，或是创造出新的价值尺度。文科的“有用”，多数情况下属于后者。
这方面德国的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分，已经成为经典。韦伯认为理性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工具理性”针对确定的目的，进而选择最为有效的一系列手段，而“价值理性”并非针对某一目的，其行动本身就具有价值。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富有洞见地指出，虽然新教伦理是价值理性，但其一系列行为就结果而言，催生了具有强烈工具理性色彩的资本主义。而在价值理性丧失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工具理性的自我循环之中。他强调在工具理性自我封闭的系统中，价值终会丧失实质，变得徒具形骸，而工具理性指导下的行为无法从内部打破这一僵局。这是一个前景黯淡的预言。韦伯希望寻找到通向价值理性或是个人魅力型领袖主导的体系等其他介入路径，以此打破这样空心化的系统。
如其所言，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是指已经有了预期目标或是确定的价值，在思考达到目的的最佳手段时的有用，它无法从内部突破既有的体系。因此在目的或价值尺度发生变化时，会迅速失去其曾有的作用。
换言之，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性，或者说是作为工具、手段的“有用”，只针对事先给定的目的才有效。如果目的或价值尺度本身发生了变化，那么以为“有用”而做出的解答，将变得毫无价值。实际上，只要时间足够长，这样的情况是一定会出现的。
“文科才是有用的”
价值尺度绝非并非一成不变。
以数十年为单位回看历史，不难发现价值尺度的变化。例如，20世纪60年代与今天，价值尺度已经迥然不同。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以所谓“更高、更快、更强”的发展型价值尺度来衡量现实是理所当然，社会也在这一尺度下提出了种种对“有用”的需求。新干线、首都高速公路，都是从当时这一价值尺度出发而追求的“未来”。从超高层大厦到东京湾开发，经济增长期的东京一路追逐着这一价值。但进入21世纪后，我们的价值观有了些许不同。人们开始推崇可长期使用、可回收再利用的手段，慢节奏、更愉快、花费更多时间去发挥作用的方式受到重新肯定。这就是价值尺度发生了变化。
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是索尼公司的随身听（Walkman）与苹果公司的iPad、iPhone之间的差别。索尼之所以没能够成为苹果，是因为索尼是在已有的价值尺度上进行不断强化。随身听将功能凝聚于欣赏立体声这一点上，实现了其便携性，在这个意义上是具有革新性的，但说到底它也只是一个欣赏立体声的装置。而iPad、iPhone则刷新了电脑以及手机的概念。何为交流，需要怎样的技术来实现交流，苹果公司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最终改变了技术这一概念本身。这就是价值尺度的变化。五年十年也许还能维持原态，但假以时日，价值尺度必然发生变化。
不仅仅是索尼，在给定的价值尺度内开发出随身听这样优秀的产品，是日本，尤其是日本工科的强项。但正如iPad、iPhone的案例所示，价值转换意味着概念框架自身发生变化，与在给定的框架内制造出优秀产品的行为属于截然不同的层面。日本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缺乏在历史大潮中改变价值尺度，并大胆预测未来的力量。我认为这也是日本今后也不得不屈居于“跟风”地位的主要原因。
在多元的价值尺度中，为了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适用最佳的价值尺度，就需要与各种价值尺度均保持一定距离，采取批判的态度。深陷于某一个价值尺度，将失去应对新变化时的灵活性。日本经历了这样的教训，战争时一说“鬼畜美英”，大家都众口一词痛斥“鬼畜美英”（ “鬼畜”一词来源于佛教的饿鬼道、畜生道，转为对行为残酷、非人的人的蔑称和诅骂语。与今天作为亚文化及视频类型的鬼畜意义不同。），战后一说“高速增长”，大家又都朝着“高速增长”奋力疾行。这样的状态绝对无法产生新的价值。不仅如此，在大家争先恐后追求的目标落后于时代时，又会因为无法找到新价值，不知该向何处去而彷徨无措。
在价值尺度发生戏剧性变化的现代，本应作为前提的目的转眼便被颠覆的事例屡见不鲜。在这样的状况下，应该如何创造出新的价值尺度？在新的价值尺度出现时，又该如何去评价？思考这些问题，仅凭完成目标的知性活动是无力的，必须依靠能够以多元视角把握价值尺度的知性活动，而这主要是文科负责处理的领域。
为了创造出新的价值尺度，就必须对现有的价值尺度，即那些被大家视为天经地义的东西，抱有怀疑态度，对之进行深刻反思，冷静批评，从而发现不同价值尺度存在的可能性。如果不能对经济增长或是新增长战略这样似乎不证自明的目的和价值提出疑问，从超越其自明性的视角出发思考问题，就无法产生新的创造性。在这方面，文科不可或缺。“理科有用，文科虽然无用但有价值”这样的讨论方式，我认为是大错特错。应该说，理科的知识生产多为短期见效，而文科的知识生产多能长期有用。
“理科”与“文科”分离，是一个近代事件
接下来，我们终于可以对开篇提出的论点，即为何“理科有用，文科无用”这一流行观念是错误的，又为何以更长的时段来看“文科才是有用的”，结合历史背景说明。
中世纪的大学中，只有“有用之学”（神学、法学、医学），和“自由之学”（博雅，Liberal Arts）的不同，并没有“文科”与“理科”的区别。前者的有用性不言自明，而“博雅”作为“自由”的学问，被置于与之相对的位置。神学被放在“有用之学”的行列也许令人感到意外，但在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是价值的核心所在，神学思考的是如何献身于神，自然是终极有用之学。紧随其后的，是对国家“有用”的法学和对个人“有用”的医学。
中世纪的“博雅”既包含理科也包含文科，之后文理逐渐分离。这一分离，出现于国民国家兴起、资本主义以产业革命为契机迅猛发展的18世纪末以后。在这一时代，伴随着“教养”概念的形成，“文化即教养”这一国民规范也确立了起来。作为古典教养的哲学、文学、史学，主要被放在“哲学部”或是“文学部”，这些学部也逐渐成为文科知识生产的中枢。另一方面，在“博雅”学习中并未与文科相区分的“数字之学”，分别独立为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规模也变得相当庞大。
象征性地显示出“理科”与“文科”分离的事件，是大学教育的重心由“哲学部”向“文学部”的转移。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欧洲各大学中与法学部、医学部、神学部并列的“自由之学”的学部，其名称由“学艺学部”变为“哲学部”，之后再变为“文学部”和“理学部”（“人文学”，Humanities，被频繁用于大学的学部名称是在20世纪以后）、“文学部”与“理学部”明确分离，是在19世纪以后。
“文学部”与“理学部”，构成了今天“文科”“理科”区分基础的两个学部，各自作为独立组织确立了起来，取代了此前统一的“哲学部”。无论是“文学”还是“理学”，在实践理性对知识的正确运用（即哲学）这一点上，本应是殊途同归。但经过19世纪的组织分离，二者逐渐被视为完全不同的学问。
导致这一分离的决定性社会因素，是产业革命。随着产业革命和机械技术的发展，不断涌现出的发明创造彻底改变了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社会整体的变化是由理科主导的认识，而文科对这一变化或是批判或是追随，总之是被排挤到了被动接受变化的位置。
在19世纪以后的世界，“理科”站在技术主导的社会前沿，作为自然科学新发现及工程学新发明推进者确立了自身的地位，而“文科”则站在对这样技术主义的社会进行制约，对其价值进行质疑的立场上，确立了自身的地位。从这一历史脉络来看，“理科”作为“有用”的知识得到发展，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也不难理解为何“文科”对这一变化一直持批评态度，与之保持着距离。
在近代产业化的进程中，与逐渐形成的新体制的关系决定了各个学问领域的地位。在这一意义上，工学系的知识生产与经济学系的知识生产之间，还可以说存在着某种亲和性。但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因此还不能说是自我定位于单纯地为近代产业社会服务的“有用之学”。总体而言，理学、工学、农学、医学、药学等构成“理科”核心的各个领域，伴随着近代产业社会的大潮，扩大了其在大学中的存在基础。
工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9世纪中期以前，历史较为悠久的土木工程学占据着工学领域的中心地位，而19世纪末机械工程学获得长足发展，作用变得更加重要，进入20世纪后，电气工程学的力量大大增强。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化学工程学的作用变得突出，在二战末期登上历史舞台的核工程学，在二战结束后也一直保持着工学领域中最强的预算获取能力。
与此相对，19世纪以后的“文科”，可以说是在与迅猛发展的“理科”的彼此区别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当然，这里的“文科”，也包含法学这样历史悠久，其传统能够与医学相提并论、上溯到古代的学问，无法简单一概而论。这也是上述众多论者将“文科”与“博雅”、“教养”混为一谈的理由之一。神学与法学暂且不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学，都是曾经在“博雅”或“哲学”中混沌未分，之后逐渐作为文科的专业而独立出来的学科。
“文科”的诞生
以提出世界体系论闻名的沃勒斯坦，曾经精辟地总结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这四个社会科学领域是如何在19世纪以后近代产业化的进程中，被相互补充地创造、构建出来，并形成固定规范的。
“社会科学本不存在，存在过的充其量只是其前身。随着19世纪的发展，一系列的名称及其学部、学位、学术组织缓慢但明确地出现，最晚在1945年（有些在此之前）形成了今天我们使用的学科范畴。（划分现代学问领域的）知性根源，是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认为国家与市场、政治与经济，可以分析为属于不同的（大多数也是彼此独立的）领域，各领域有着各自特殊的法则。社会热切地希望这些领域各自独立运作，而学者也将其作为不同的领域进行研究。考虑到很多对象既不属于市场领域，也不属于国家领域，为了填上这一缺口，这样的东西都被塞进冠以社会学这一宏大名称的剩余品收纳袋中。最后还剩下远离文明世界的人们，与这样的群体进行交流是一件困难的事，因此以他们为对象的研究，采用了特殊的规则与训练方法，并赋予其人类学这一颇有些问题的名称。”
沃勒斯坦在此论述的是“社会科学”是如何确立的，同样的讨论也适用于包括在人文学（Humanities）之中的历史学、文学研究、思想史、美术史等领域。总而言之，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这些“人文社会学科”作为各个独立学问领域的集合体，于19世纪登上历史舞台，到20世纪中叶，学问的分化基本完成。
之后，即20世纪中叶以降产生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新领域，要么在后面加上“研究”（Studies），如性别研究、电影研究、文化研究等，要么附加“后”（post）或“新”（new）这样的前缀，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以表示与之前领域的区别。这里重要的是，我们讨论的“文科”，大致上是19世纪到20世纪出现的历史产物。
对“价值”的追问与说不完的“价值”
沃勒斯坦的理解中包含的另一个要点，是他敏锐地观察到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在政治学（国家学）及经济学之后出现的大多数文科的知识，都是在“国家”与“市场”之间，或是“国家”及“市场”的边缘形成的。中世纪的基督教秩序崩溃后，在祛魅化亦即世俗化的进程中，首先是“国家”取代“神”在人类知性活动的领域出现，“市场”也在世俗化的社会中作为与国家同样具有自主性的领域而被发现。在近代资本主义或者说产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作为权力的运作场所，“市场”作为财富的运作场所，双双确立为具有统治性的领域，这并不奇怪。但仅凭这两个领域还不足以理解世俗化的世界，于是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领域相继形成，并各自有了独立的发展。
这些难以为“国家”（权力领域）和“市场”（财富领域）所吸纳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一个共同问题形成的。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俯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历史学等主要人文社会学科的话语而察觉。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主要人文社会学科的共同问题是什么？答案就是“价值”。“何为价值”这一问题，正是19世纪后半以降形成的“文科”最为关心的根本问题。某种意义上，“价值”也是经济学中最根本的问题，因此可以说对于形成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整体而言都是最为根本的问题。就社会而言，“神”是价值的绝对来源这一信仰崩塌，相对性成为一种自明原理。因此“何为价值”也成为以这样的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文科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
换言之，“价值”的相对化，正是“文科”得以形成的前提。如果某个绝对的价值尺度永远存在，那么批评这一价值、创造新的价值，就只能被视为异端。如果为神服务、为国王服务、为绝对的神圣性服务是永恒不变的价值，那么人的生存就只需要追求实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手段即可。至少在理念上，人们曾经对古罗马帝国的皇帝，或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上帝深信不疑，把他们当作万物的绝对和永恒的价值标准。但这些曾被相信是绝对且永恒的价值尺度，都在世俗化的进程中一一崩塌，近代社会在数量更多且始终流动不定的价值尺度之间漂移。
人文社会科学多种多样的知识活动，究其本质，正是作为追问、观察、分析、批评、创造这些多数且流动的“价值”的视角及方法，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逐渐成型的。明确显示出这一事实的，是同一时期新康德学派在从哲学、历史学到社会学诸多领域的巨大影响。除了追问“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新康德学派是对“文科”的确立影响最大的知识范式。
新康德学派，特别是其中被称为“西南德意志学派”的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人不懈探究的问题，是在同时代自然科学式的合理性与近代产业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能有怎样的存在意义。文德尔班主张“科学”分为两种，“自然科学”是确立法则的科学，而“历史科学”是个性记述式的科学。这里导入了“理科即确立法则的科学”对“文科即个性记述式的科学”的二元对立模式。所谓“确立法则”，是指从观察的对象之中发现总是一致的形式或法则。而“个性记述”，是指对历史上只发生一次的个别事象进行记述。当时“科学”概念往往被认为只限定于自然科学，而文德尔班则认为“科学”中含有“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这两种互不相同的概念。
与之不同，李凯尔特更为重视“文化”概念，用“文化科学”而不是“历史科学”来定义人文社会学科，他认为“价值即文化”的追问是人文社会学科的根本，“文科”的存在意义就在于对“价值”的探究。而在20世纪的社会科学中将这一认识发扬光大的，是马克斯·韦伯。如上文所述，韦伯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曾经有着价值理性取向的行为，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自我发展之中变得只剩下工具理性这一取向了。他质疑的是现代社会中结构性的“价值”空心化问题。在这一讨论背后，可以看到创造价值的文科（人文学）与完成目的的理科（工学）之间的纠葛。
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学派关注的是让阶级、语言、结构这些“价值”得以成立的驱动力，它们也在整个20世纪对新康德学派所谓“文化主义”的范式提出了诸多批评。例如马克思主义关心价值、阶级与资本的关系，结构主义阐明了价值与意义基于语言结构而生成的过程。而从这样的关系之中发现权力的运作，是自福柯、萨义德以来的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着眼点。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都认为只是将“价值”单独抽取出来论述无济于事。一方面关注“价值”问题，另一方面又从“阶级”“语言”等角度对文化主义进行批评，是20世纪人文社会学科的主要潮流。
通过这些批评，新的人文社会学科范式逐步得到确立。而在此过程中，关注帝国与殖民地、性别、阶级与歧视等问题的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文化研究等新视点也加入了进来。19世纪以降的人文社会学科的潮流的确复杂多样，但不难发现其中大多都对“价值”抱有共同的关心，并把焦点放在“价值”与“阶级”“性别”“人种”“语言”“权力”等的关系之 中。
其实，再没有比文科或者说人文社会学科在“价值”如何确立这一问题上花费如此多的精力进行探讨的知识领域了。终极理由，是因为其研究对象就是我们自身。追问自身，带有反思已被我们认为理所当然之事这一动机。自然科学的对象，基本处于我们的外侧。例如人文社会学科思考语言、身体及心性、风景，而自然科学则讨论信息、人体与大脑、环境。即使实质上是同一个现象，也有着将其视为我们自身内部的问题，还是视为我们外侧的问题这一角度上的差别。当视为我们自身的问题时，价值与意义便成为问题的核心。对此一直坚持不懈展开思索的学问，正是人文社会学科。从其观点出发进行考察之所以“有用”，正因为我们自身也在历史中不断变化。
大学走到今天花费了800多年的时间，而只要人类的历史还在延续，即使改变组织形态，大学也还会存在下去。6年的周期无法证明大学的存在价值。但如果放眼60年，其价值一定能够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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