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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写作备考：2022年上海高考作文试题 深度解析
2022年上海高考作文题目：
小时候人们喜欢发问，长大后往往看重结论。对此，有人感到担忧，有人觉得正常，你有怎样的思考 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认识。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800字。
文题解析
2022年上海高考作文试题的思辨空间如何？对于这个问题，语文教育界有不同的看法。詹丹教授认为这道题目的思辨空间是比较充足的，题目呈现了五组概念：“发问”与“结论”、“喜欢”与“看重”、“小时候”与“长大后”、“担忧”与“正常”、“思考”与“认识”，前三组概念涉及材料的事实部分，只是思考的过程中的起始环节，而第四组概念涉及到对事实的态度部分，可以引出对事实的现实性与合理性的思考，既可以将“你”与“有人”并列，直接面对事实加以论述，也可以把他们的态度一起纳入“你”的论述中。董毓教授认为其是在对接测试理性论证的能力，有理性论辩的可能性，可以依据客观理由来判断，对于批判性思维教育有很好的价值导向作用，但有可能成为单一立场的题目，因此有一定的改进空间。余党绪老师认为其是一道可以有理性论辩空间的题目，题目隐含爱发问和重结论各有其价值的意思，两种立场各有合理性，同时指出了第三种立场和论证：两者并不一定矛盾对立，可以共存，各自在一些需要或目标上更有重要性和价值，理想情况是相互补充。
以上的认识主要侧重与对试题本身的思辨空间的评价，或者对审题立意的一些原则性的指导，属于“道”或“法”的维度，还没有从“术”的维度，对如何利用材料的思辨空间进行审题立意展开分析。接下来，笔者将侧重从手段和方法的维度，以批判性思维为工具，对题目的思辨价值展开讨论。
首先，我们可以利用范畴思考来厘清概念边界，辨析概念内涵，是谓之一重思辨。在语言中，有一些两两同时出现的概念，出现一个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另一个。如物质与精神、运动与静止、必然与偶然、规律与混沌、对立与统一、系统与要素等。这样的概念可以称为“对举概念”。对举概念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范畴。在说理中，借助范畴来阐释问题，往往能够透过复杂的现象看出事物的本质。那么，材料中出现的“发问”与“结论”是否属于对举概念呢？从常理来看，“发问”是为了得到“结论”，因此，提到“发问”自然联系到“结论”，提到“结论”自然联系到“发问”，这是范畴思维的结果。但是在特定情况下，“发问”与“结论”还能构成对举概念吗？我们都经历过孩提时代，在我们的记忆中都保留了一种印象，即小时候的我们特别爱发问，“天为什么会黑？”“树叶为什么会变黄？”“人为什么不会飞？”“我为什么没有胡子？”这个时候的我们，就像一台台会发问的机器，成天冒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往往把身边的大人弄得不堪其扰。小孩子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呢？是不是他们特别善于发现问题，特别喜欢思考呢？根据皮亚杰理论，2-7岁的儿童处在前运算阶段，儿童具备了符号言语功能，词汇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其思维还具有不可逆性，尚未获得守恒概念，虽然能够运用一些动作图式，但这些图式需要与具体运动动作相联系。处在这一阶段的孩子，还尚未建构基于运算图式的思维方式，其思维体系还不具备完整性与逻辑性。进一步看，处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的发问是感受到了来自外界事物表征刺激的结果，这种行为具有随机性和随意性，并不会伴随复杂的心智活动，当然也没有多少理性思维的介入。
因此，这一阶段的孩子尽管喜欢发问，但他们对于问题的答案并不会进行理性思维的加工，问题的答案就如同某一行为所必然伴随的结果一样。打个比方说，如同打开开关后，玩具车就会开动。孩子们是不会在意为什么打开开关后，玩具车就会开动。对于他们而言，只要打开开关玩具车会开动他们就满足了，甚至对于2-3岁的孩子来说，在玩具车没有安装电池的情况下，他们还会不停地摆弄开关，希望打开玩具车。同样，对这个阶段的孩子来说，发问后只要有答案就可以了，至于答案与问题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是这个答案，这个答案是否合理，他们是毫不在意的。因此，结合认知心理学理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2-7岁的儿童的“发问”与成人的发问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这个阶段的孩子关注的是结果而非结论，更进一步说，2-7岁的孩子往往都表现出很强的“求知欲”，但相当一部分孩子的所谓的“求知欲”是很难保持到青少年阶段的。如果我们从范畴思维角度来分析这一现象，我们就会发现，2-7岁年龄阶段的孩子的“发问”只是表示他们关注到了某一事物或现象，这一过程中的对举概念是“发问”与“结果”，而如果将这个年龄阶段孩子的“发问”与结论理解为对举概念，就不属于范畴思维了。
当孩子们渐渐长大后，尤其是过了7岁以后，周围人可能会意识到他们的“问题”逐渐变少了。这是什么情况呢？是他们的求知欲下降了吗？是他们已经没有那么多问题了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看看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在心智发展上出现了什么变化？儿童大约在7-11岁之间进入具体运算阶段，这一阶段发展最典型的标志就是儿童能够运用符号进行有逻辑的思考活动。前运算阶段的儿童可以形成对事物的初步符号表征，但他们的认知活动还与身体经验密切相关。而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则在分类、数字处理、时间和空间概念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此时，儿童“自我中心”的程度下降，他们开始克服“片面性”而注意到事物的各个方面，发展了了解他人观点的能力，从而增进了自己与他人沟通的能力。而在12岁以后，形式运算阶段的典型特征是抽象思维的发展与完善。这时青少年不再将思维局限于具体的事物上，他们开始运用抽象的概念，能提出合理的假设并进行验证，知道事物的发生有多种可能性，从而使他们的思维具有更大的弹性和复杂性。可以说，在7岁以后，孩子的“发问”已经与成人的发问无异了，他们的“发问”是一套复杂的心智活动，依靠运算图式来进行。认知运算是一个人为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所进行的内部心理活动。比如，一个8岁的孩子在观察到硬币能在地面上滚动的现象后，可能会提出“硬币为什么能在地面上滚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提出标志着这个孩子在心智发展上的一次飞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发问”中包含了三种认知图式：动作图式、符号图式和运算图式。依靠动作图式，这个孩子瞬间感知出了硬币发生了位移；依靠符号图式，这个孩子眼中的地面成为了一个平面，硬币成为了圆形物体，硬币在地面上滚动，意味着一个圆形物体在一个平面上位移；五角硬币在地面上滚动和一元硬币在桌面上滚动在孩子大脑中的投射是一致的。换言之，当孩子目睹了五角硬币在地面上滚动后，他大概率能完成一元硬币在桌面上滚动的行为；依靠运算图式，孩子既不会拿硬币往墙面上滚动，也不会拿魔方往地面上滚动，这表明对于一位8岁的孩子来说，他已经能够建立起“滚动”行为发生的要素，并建构起这种行为的抽象模型，这是逻辑运算的结果。
由此可见，当一位8岁的孩子提出问题时，意味着这个问题已经是现实世界的某一对象或现象在其意识活动中建立了抽象模型的结果，这同时意味着他会对问题的答案有要求，最起码是问题的答案能够建构到这个抽象模型之上。换言之，他会审视这个答案，他会依据自己的认知经验，来判断这个答案的“建构性”的强弱。举个例子来说明，当大人给出两个答案，其一是因为硬币觉得累了，它觉得滚起来更省力；其二是因为硬币是圆形的，8岁以上的孩子会觉得第二个答案显然更靠谱些。对于8岁以上的孩子来说，发问就意味着对结论的渴求，这种渴求体现了理性思维的作用，可以认为，“发问”与“结论”是属于对举概念。在这种情况下，由“发问”联系到“结论”，由“结论”联系到“发问”，属于范畴思维的结果。当然，这里并非说，2-7岁的儿童的“发问”行为是无意义的，恰恰相反，对于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发问”，大人应该学会关注并给予积极的回应，通过鼓励孩子们“发问”养成观察自然，接触社会的习惯，这对他们的一生都是大有帮助的，只是对于这个阶段的孩子，充满“诗性”的回答比富有“理性”的更有价值。
综上所述，小孩子喜欢“发问”是正常的，长大了就表现出看重“结论”也是正常的。如果了解皮亚杰的认知心理理论，就会觉得这两种情况的出现是正常的，而如果不了解这一理论，可能就会感到担忧，认为是不是孩子的“求知欲”消退了，是不是受到了外界环境的影响，是不是教育方法出现了什么问题。此外，对于2-7岁的孩子，从“发问”与“结论”的角度去研究孩子的认知特点，是不客观的。这也给我们提供一则经验，对于材料中出现的“双概念”，不要一味地从“矛盾”的角度去分析，有些时候材料中的两个概念能够建立范畴联系，也有可能无法建立范畴联系，即使有些表面上看具有范畴联系的两个概念，有些情境中可以建构起范畴联系，有些情境中又难以建构范畴联系。
其次，我们可以通过复合视角，审视材料的命题逻辑，是谓之二重思辨。我们可以先从共时的角度来检视材料的命题逻辑，既一个人同时出现喜欢发问而不看重结论或者不喜欢发问而又看重结论的情况，这两种情形是否有可能存在呢？如果我们把“发问”类比成“钓鱼”，“结论”类比为“鱼”，喜欢“钓鱼”却不看重“钓到鱼”的人应该是不存在的，由此可以推导出“发问”就是为了获得“结论”，喜欢“发问”却不看重“结论”的人应该也是不存在的。可见，“发问”与“结论”不可分割，应该是一体两面的事物。那么，既然喜欢发问必然意味着看重结论，而看重结论必然意味着喜欢发问，材料讨论这个话题还有什么意义呢？显然，审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思维力将这两个概念拆开。或许在不同人的眼中，“发问”与“结论”的内涵不同，你认为他在“发问”，但很有可能他在“释放烟幕”“宣泄情绪”，而你认为他在推导“结论”，但很有可能他只是在“人云亦云”“自说自话”。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出发”的一刻就“到达”了，是不可能的，然而喜欢“发问”而不看重“结论”，或反之不喜欢“发问”而看重“结论”，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发问”未必是发问，“结论”也未必是结论。从这个角度思考，便可以找到材料的一个价值点。
接下来，我们再从历时角度再来检视材料的命题逻辑。如果认为材料的命题逻辑是存在且合乎情理的，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小时候的喜欢的“发问”和长大后喜欢的“发问”未必是同一回事，长大后看重的“结论”与小时候看重的“结论”也未必是同一回事，这一理解对审题者的思辨力着实是一个考验。
我们可以先对材料的现象描述展开思辨，找到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好比一个曾经喜欢钓鱼的人，现在却不喜欢钓鱼，而屡屡跑到市场买鱼了，一个曾经喜欢发问的人，现在却不喜欢发问了，却看重现成的结论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许只能解释为“结论”太多了。如果现成的“结论”很容易获得，谁还会去总是费劲“发问”呢？今天我们处在信息社会，信息资源生成与交换的成本大大降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斥着大量的信息，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信息塑造的一代。这一变化使得结论的获取异常便捷，启动搜索引擎，输入问题，各种结论如同潮水般涌来，缺乏信息素养的人很容易淹没在结论大潮之中。当结论已经变得唾手可得，谁还会在意发问呢？当每个人都只相信自己认为正确的“结论”，谁还会去关注问题的本身呢？小的时候人接触的信息少，获得信息的手段也很单一，却喜欢发问，而长大了人接触的信息多了，获得信息的手段也大大增强，却不喜欢发问了，而依赖于现成的结论，这或许只能解释为“信息诅咒”的缘故。
但细读材料，我们发现关键问题出在“成长”上面，年龄这个变量因素让一个看似一体两面的事物分裂成了两个不同事物。年龄的增长，意味着心智的成熟，意味着人变得更加理性，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人却经历着一番“逆成长”，就像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些大臣们，他们的见识甚至“不及”一位孩童，是他们真的愚蠢至极吗？他们真的看不出骗子的伎俩吗？他们真的看不懂皇帝和同僚的心思吗？恐怕只能解释为揣着明白装糊涂。生活中，我们的人生阅历愈发丰富，而发问的意愿却在消退，“我的问题是不是多了”，“我提这个问题合适吗”，“我提这个问题周围人怎么看我”，“提问题有用吗”，“问题的结论不是明摆着的吗”，既然“发问”已经变得多余，真正的“答案”也就可有可无了，而所谓的“看重结论”只不过是一种自我麻痹罢了。当人长大后，就无法全凭自身的主观意愿去决定是提出问题还是接受定论，有时你甚至没有机会发问，有时你只有接受结论的份。能够“发问”的机会少了，接受“结论”的场合多了，这或许就是成长的代价。想到这里，我们就找到了材料的第二个价值点，我们对于题目的命题逻辑的理解也更进一步了。
最后，我们可以通过区别事实与观点，来定位价值坐标原点，是谓之三重思辨。“小时候人们喜欢发问，长大后往往看重结论”，是对一类现象的描述，虽然这一概括略显主观，而且也很难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但在审题时还是将其理解为事实比较合理。“对此，有人感到担忧，有人觉得正常”，是分析了人们对于以上事实的态度，“感到忧虑”和“觉得正常”可能是对上述事实的主流态度，在审题时，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观点。“你有怎样的思考 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认识”，是题目的写作要求，这一要求表明我们既可以对材料中的事实发表观点，也可以对材料中的观点发表观点。第一种情况，前文已经做了分析，不再赘述。接下来，针对材料中的观点差异，来分析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不喜欢“发问”，而看重“结论”，身边一旦真的出现这种人，周围人也很有可能分化成两种态度，“觉得正常”或者“感到忧虑”。周围人对此，为什么会产生态度上的差异？如果我们对两种态度的差异展开思辨，重点在于辨析双方矛盾的分歧点。我们可以从材料的表层矛盾入手，即有人“感到忧虑”，而有人却“感到正常”。一些人“感到正常”的原因无外乎对这一现象早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了，正所谓“久居鲍室不闻其臭”。一个社会如同一个生态系统，是需要有“自洁”能力的，而由“发问”引出“结论”，再由既有的“结论”引出新的“发问”，如此循环往复，“自洁”的效果才能实现。由此可见，一个社会是否能够包容不同的声音，是否能够容纳不同的结论，是否有一个理性的社会氛围引导人们去思考、判断、发声，这是非常关键的。
一些人“感到忧虑”的原因，恐怕是因为大人与孩子对于“发问”存在理解上的差异，材料中的现象让这些人联想到了人们的“发问”能力正在退化，他们甚至将“发问”理解为社会肌体健康的重要标志，不会“发问”表明人类社会出现了“健康”问题。仔细研究，我们发现对此感到忧虑的人的心中似乎预设了一个假设前提，就是人小时候喜欢什么，长大就应该喜欢什么。比如，小时候喜欢吃甜，长大了还是喜欢吃甜，就是顺理成章的，倘若小时候喜欢吃甜，长大了不喜欢吃甜而喜欢吃辣了，就是不合常理了。这种认知显然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人的口味本来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改变，这是人的生理规律。由此可见，小孩子问题多，但大多数问题其实并不“走心”，成年人“发问”则更加谨慎，有时嘴巴上不说不代表心里面不想，而且成年人的提问通常会伴随着理性思考，更看重“结论”的价值性、合理性，甚至很多大学者，一个问题就思考了一辈子。此外，人类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发问”固然重要，但人类的发展更来自经验的传承，因此，看重结论非常重要的。比如，很多优秀的学者在进行科学研究、学术研究时，非常重视文献研究，对前人的研究结论进行整理，不但有利于研究者厘清学术脉络，形成整体认识，而且还非常有利于在前人的学术研究成果中发现新的研究价值、研究方向。由此可见，从某种程度上说，材料所言的现象本来就是人的天性，而且存在就是合理，从周围人的态度看，不少人过于看重“发问”的价值，殊不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是最重要的，唯“发问”或是唯“结论”都是非理性的。由此可见，写作者的价值坐标原点定位在对材料中描述的事实的评析，还是对材料中呈现的基于事实的观点的评析，就会产生不同的立意角度，也就往往会产生较为新颖的立意。
十多年来，上海的高考作文题目之所为人称道，并被语文“海派”风格，就是因为上海高考作文题目的命制一直秉持“一手牵着生活，一手牵着思辨”的宗旨，通过情境将考生的关注点引向现实生活，通过矛盾使考生的思维力触发理性思辨。今年的上海高考作文题目，很好地兼容了测评效力与教学导向，很好地调和了“变”与“不变”的矛盾，这是难能可贵的。教学一线要深入分析高考作文的命题逻辑，引导学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走出“套路”，成就“思路”，尤其是通过理性思维和辩证性思维的锻炼，提高面对高考作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让学生掌握“真思辨”的方法，而不是说“车轱辘话”，才能真正对学生议论文写作能力提升有切实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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