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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此挹清芬”文化散文阅读
世间最美的坟墓
——记1928年的一次俄国旅行
茨威格
我在俄国所见到的景物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了。这快将被后代永远怀着敬畏之情朝拜的尊严圣地，远离尘嚣，孤零零地躺在林荫里。顺着一条羊肠小路信步走去，穿过林间空地和灌木丛，便到了墓冢前；这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而已。无人守护，无人管理，只有几株大树荫庇。他的外孙女跟我讲，这些高大挺拔、在初秋的风中微微摇动的树木是托尔斯泰亲手栽种的。小的时候，他的哥哥尼古莱和他听保姆或村妇讲过一个古老传说，提到亲手种树的地方会变成幸福的所在。于是他们俩就在自己庄园的某块地上栽了几株树苗，这个儿童游戏不久也就忘了。托尔斯泰晚年才想起这桩儿时往事和关于幸福的奇妙许诺，饱经忧患的老人突然中获到了一个新的、更美好的启示。他当即表示愿意将来埋骨于那些亲手栽种的树木之下。
后来就这样办了，完全按照托尔斯泰的愿望；他的墓成了世间最美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最感人的坟墓。它只是树林中的一个小小长方形土丘，上面开满鲜花，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连托尔斯泰这个名字也没有。这个比谁都感到受自己的声名所累的伟人，就像偶尔被发现的流浪汉、不为人知的士兵那样不留名姓地被人埋葬了。谁都可以踏进他最后的安息地，围在四周的稀疏的木栅栏是不关闭的——保护列夫·托尔斯泰得以安息的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唯有人们的敬意；而通常，人们却总是怀着好奇，去破坏伟人墓地的宁静。这里，逼人的朴素禁锢住任何一种观赏的闲情，并且不容许你大声说话。风儿在俯临这座无名者之墓的树木之间飒飒响着，和暖的阳光在坟头嬉戏；冬天，白雪温柔地覆盖这片幽暗的土地。无论你在夏天还是冬天经过这儿，你都想象不到，这个小小的、隆起的长方形包容着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当中的一个。然而，恰恰是不留姓名，比所有挖空心思置办的大理石和奢华装饰更扣人心弦：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成百上千到他的安息地来的人中间没有一个有勇气，哪怕仅仅从这幽暗的土丘上摘下一朵花留作纪念。人们重新感到，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最后留下的、纪念碑式的朴素更打动人心的了。老残军人退休院大理石穹隆底下拿破仑的墓穴，魏玛公候之墓中歌德的灵寝，西敏司寺里莎士比亚的石棺，看上去都不像树林中的这个只有风儿低吟，甚至全无人语声，庄严肃穆，感人至深的无名墓冢那样能剧烈震撼每一个人内心深藏着的感情。
跨越百年的美丽
梁衡
今年是居里夫人发现放射性元素镭一百周年。
一百年前的1898年12月26日，法国科学院人声鼎沸，一位年轻漂亮、神色庄重又略显疲倦的妇人走上讲台，全场立即肃然无声。她叫玛丽·居里，她今天要和她的丈夫比埃尔·居里一起在这里宣布一项惊人发现，他们发现了天然放射性元素镭。本来这场报告，她想让丈夫来作，但比埃尔·居里坚持让她来讲，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女子登上过法国科学院的讲台。玛丽·居里穿着一袭黑色长裙，白净端庄的脸庞显出坚定又略带淡泊的神情，而那双微微内陷的大眼睛，则让你觉得能看透一切，看透未来。她的报告使全场震惊，物理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她那美丽庄重的形象也就从此定格在历史上，定格在每个人的心里。
关于放射性的发现，居里夫人并不是第一人，但她是关键的一人。在她之前，1896年1月，德国科学家伦琴发现了X光，这是人工放射性；1896年5月，法国科学家贝克勒尔发现铀盐可以使胶片感光，这是天然放射性。 这都还是偶然的发现，居里夫人却立即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其他物质有没有放射性？物质世界里是不是还有另一块全新的领域？别人在海滩上捡到一块贝壳，她却要研究一下这贝壳是怎样生、怎样长、怎样冲到海滩上来的，别人摸瓜她寻藤，别人摘叶她问根。是她提出了放射性这个词。两年后，她发现了钋，接着发现了镭，冰山露出了一角。为了提炼纯净的镭，居里夫妇搞到一吨可能含镭的工业废渣。他们在院子里支起了一口锅，一锅一锅地进行冶炼，然后再送到化验室溶解、沉淀、分析。而所谓的化验室是一个废弃的、曾停放解剖用尸体的破棚子。玛丽终日在烟熏火燎中搅拌着锅里的矿渣，她衣裙上、双手上，留下了酸碱的点点烧痕。一天，疲劳至极，玛丽揉着酸痛的后腰，隔着满桌的试管、量杯问比埃尔：“你说这镭会是什么样子？”比埃尔说：“我只是希望它有美丽的颜色。”经过3年又9个月，他们终于从成吨的矿渣中提炼出了0·1克镭。它真的有极美丽的颜色，在幽暗的破木棚里发出略带蓝色的荧光。它还会自动放热，一小时放出的热能溶化等重的冰决。
旧木棚里这点美丽的淡蓝色荧光，是用一个美丽女子的生命和信念换来的。这项开辟科学新纪元的伟大发现好像不该落在一个女子头上。千百年来，漂亮就是一个女人的最高荣誉，最大资本，只要有幸得到这一点，其余便不必再求了。莫泊桑在他的名著《项链》中说：“女人并无社会等级，也无种族差异；她们的姿色、风度和妩媚就是她们身世和门庭的标志。”居里夫人是属于那一类很漂亮的女子，她的肖像如今挂遍世界各国的科研教学机构，我们仍可看到她昔日的风采。但是她偏偏没有利用这一点资本，她的战胜自我也恰恰就是从这一点开始的。当她还是个小学生时就显示出上帝给她的优宠，漂亮的外貌已足以使她讨得周围所有人的喜欢。但她的性格里天生还有一种更可贵的东西，这就是人们经常加于男子汉身上的骨气。她坚定、刚毅，有远大、执著的追求。为了不受漂亮的干扰，她故意把一头金发剪得很短，她对哥哥说：“毫无疑问，我们家里的人有天赋，必须使这种天赋由我们中的一个表现出来！”她中学毕业后在城里和乡下当了七年家庭教师，积攒了一点学费便到巴黎来读书。当时大学里女学生很少，这个高额头、蓝眼睛、身材修长的漂亮的异国女子，很快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男学生们为了能更多地看她一眼，或有幸凑上去说几句话，常常挤在教室外的走廊里，她的女友甚至不得不用伞柄赶走这些追慕者。但她对这种热闹不屑一顾，她每天到得最早，坐在前排，给那些追寻的目光一个无情的后脑勺。她身上永远裹着一层冰霜的盔甲，凛然使那些“追星族”不敢靠近。她本来住在姐姐家中，为了求得安静，便一人租了间小阁楼，一天只吃一顿饭，日夜苦读。晚上冷得睡不着，就拉把椅子压在身上，以取得一点感觉上的温暖。这种心无旁骛、悬梁刺股、卧薪尝胆的进取精神，就是一般男子也是很难做到的啊。宋玉说有美女在墙头看他三年而不动心；范仲淹考进士前在一间破庙里读书，晨起煮粥一碗，冷后划作四块，是为一天的口粮。而在地球那一边的法国，一个波兰女子也这样心静，这样执著，这样地耐得苦寒。她以25岁的妙龄，面对追者如潮而不心动。她只要稍微松一下手，回一下头，就会跌回温软的怀抱和赞美的泡沫中，但是她有大志，有大求，她知道只有发现、创造之花才有永开不败的美丽。所以她甘愿让酸碱啃蚀她柔美的双手，让呛人的烟气吹皱她秀美的额头。
本来玛丽·居里完全可以换另外一种活法。她可以趁着年轻貌美如现代女孩吃青春饭那样，在钦羡和礼赞中活个轻松，活个痛快。但是她没有，她知道自己更深一层的价值和更远一些的目标。成语“浅尝辄止”是指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殊不知有多少人对自己也常是浅尝辄止，见宠即喜。数年前一位母亲对我说她刚上初中的女儿成绩下降，为什么？答曰：“知道爱美了，上课总用铅笔杆做她的卷卷头。”美对人来说是一种附加，就像格律对诗词也是一种附加。律诗难作，美人难为，做得好惊天动地，做不好就黄花萎地。玛丽·居里让全世界的女子都知道，她们除了“身世”和“门庭”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1852年斯托夫人写了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导致了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林肯说是一个小妇人引发了一场解放黑奴的大革命。比斯托夫人约晚50年，居里夫人发现了镭，也是一个小妇人引发了一场革命，科学革命。它直接导致了后来卢瑟夫对原子结构的探秘，导致了原子弹的爆炸，导致了原子时代的到来。更重要的是这项发现的哲学意义。哲学家说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西方哲人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公元1082年东方哲人苏东坡赤壁望月长叹道：“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现在，居里夫人证明镭便是这样“不能以一瞬”而存在的物质，它会自己不停地发光、放热、放出射线，能灼伤人的皮肤，能穿透黑纸使胶片感光，能使空气导电，它刹那间是自己又不是自己。哲理就渗透在每个原子的毛孔里。玛丽·居里几乎在完成这项伟大自然发现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人生意义的发现。她也在不停地变化着，当工作卓有成效的同时，镭射线也在无声地侵蚀着她的肌体。她美丽健康的容貌在悄悄地隐退，她逐渐变得眼花耳鸣，苍白乏力。而比埃尔不幸早逝，社会对女性的歧视更加重了她生活和思想上的沉重负担。但她什么也不管，只是默默地工作。她从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一个端庄坚毅的女学者，变成科学教科书里的新名词“放射线”，变成物理学的一个新计量单位“居里”，变成一条条科学定理，她变成了科学史上一块永远的里程碑。“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她得到了永恒。“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就像化学的置换反应一样，她的青春美丽换位到了科学教科书里，换位到了人类文化的史册里。
居里夫人的美名从她发现镭那一刻起就流传于世，迄今已经百年，这是她用全部的青春、信念和生命换来的荣誉。她一生共得了10项奖金、16种奖章、107个名誉头衔，特别是两次诺贝尔奖。她本来可以躺在任何一项大奖或任何一个荣誉上尽情地享受，但是她视名利如粪土，她将奖金赠给科研事业和战争中的法国，而将那些奖章送给6岁的小女儿去当玩具。上帝给的美形她都不为所累，尘世给的美誉她又怎肯背负在身呢？凭谁论短长，漫将浮名换了精修细研，她一如既往，埋头工作到67岁离开人世，离开了她心爱的实验室。直到她死后40年，她用过的笔记本里，还有射线在不停地释放。爱因斯坦说：“在所有的世界著名人物当中，玛丽·居里是惟一没有被盛名宠坏的人。”她实事求是，超形脱俗，知道自己的目标，更知道自己的价值。在一般人要做到这两个自知，排除干扰并终生如一，是很难很难的，但居里夫人做到了。她让我们明白，人有多重价值，是需要多层开发的。有的人止于形，以售其貌；有的人止于勇，而呈其力；有的人止于心，而有其技；有的人达于理，而用其智。诸葛亮戎马一生，气吞曹吴，却不披一甲，不佩一刃；毛泽东指挥军民万众，在战火中打出一个新中国，却从不受军衔，不背一枪。大音希声，大道无形，大智之人，不耽于形，不逐于力，不持于技。他们淡淡地生活，静静地思考，执著地进取，直进到智慧高地，自由地驾驭规律，而永葆一种理性的美丽。
居里夫人就是这样一位挺立在智慧高地的伟人。
梵高的坟茔(节选)
冬天来到了巴黎，寒风料峭，木叶尽脱。
洗尽铅华后的巴黎，少厂点艳丽，多了些庄严，顺着塞纳河西北行，更是一片冬天的萧瑟。我们驱车向瓦兹河上的欧维尔城疾驰，去瞻仰我心灵深处的艺术殉道者梵高的遗踪。
欧维尔实际上是一座距巴黎三十五公里的小镇，镇上惟一的萨都(大宅院之音译)，是昔日贵胄的宅邸，阔大而巍峨。在萨都的平台上远望，乎林漠漠，轻雾朦胧，只有闪光的瓦兹河不舍昼夜地流淌。
一百年前这儿还是淳朴的村庄，生活状貌和巴黎大异其趣。那时巴黎开始有了地下铁路，马路上驰行着方头笨脑的汽车，而辚辚马车声依旧在巴黎唤醒昔日的梦境。那儿有的是智慧深邃的贤哲、风华婉转的艺人，美女们在宴会中、沙龙里光艳照座，鲜花在园圃中、市肆卜幽香袭人。那是一个充满了智慧、豪情和涛意，也充满了虚荣、狡黠和鄙俗的社会。巴黎的艺术家们风云际会，大展身手，其中佼佼者，浮动在社会视线之上，成为熠熠生辉的明星。然而造物不公，它造就了一些更卓绝的天才，却不相应地造就能欣赏他的观众。要等到这些天才死了很多年后，评论家才像天文学家发现新星一样仰望他、赞叹他。
梵高，这位荷兰籍的天生奇才一百年前来到法兰西后，等待他的是贫困和饥饿，他背着简陋的画具和破旧的行囊，远离这座他同样迷恋的巴黎城。我们来到了镇上的一间小客栈，这儿便是梵高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居停。楼下是饭厅，楼上有两间客房，一间六平方米，没有窗户，只有大可盈尺的一扇天窗，也没有壁柜，阴暗而潮湿，住着绝境中的梵高。隔壁一间八平方米，稍显宽敞，有一扇窗户，还有一个壁橱，住着穷困的荷兰画家歇尔启格，今天他已以自己卓越的才华载入青史，然而他当时同样被社会所忘却。
梵高的屋中只能放置一张小床和一张破椅，他根本无法在室内作画。于是苍苍穹庐、恢恢大地便是他的画室。没有钱雇模特儿，他只好对着镜子一而再、再而三地画自画像。客栈的主人有着乡下人的朴厚，梵高每天花三块五角法郎便可食宿，梵高为人质实和蔼，加上法国人自古以来普遍的对艺术家的垂青，梵高和店主关系似乎很和睦，甚至店主十三岁的女儿阿德丽娜三次给梵高当模特儿。1954年她还以高龄健在，她回忆道：“文生先生(梵高的名字)只在中午回来吃一餐饭，十分简单，绝不点菜，我们都很敬重他。” 在欧维尔，梵高留下了他最后的杰作之一：《欧维尔教堂》。教堂外边竖着一块牌子，挂着这幅画的复制品，精通法文的杨起先生告诉我，这上面有诗人题句：“ 于大师杰构中，请君深悟梵高生前心灵最后一字——上帝。”在欧维尔，至爱的友人高更因误会，与他大吵一次离去，从此音书顿杏，留下的是寂寞、困顿和社会对他的冷漠。
梵高一生卖不出一张画，即使当时在巴黎已渐渐成气候的雷诺阿、莫奈、莫利索的拍卖会，也累遭败绩，引起了一阵阵布尔乔亚们的嘲笑、评论家的诟骂。人们根本不知道梵高，也就是他连被人嘲笑和诟骂的资格也没有。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比被弃置不顾、被彻底忘却更痛苦的了，那是冰冷阴湿的黑夜、是狭窄深陷的冰窖，那是与死比邻的生。
梵高爱叼烟斗，抽的是粗劣廉价的烟草，他曾在一张画上描写了一个最粗糙的木椅，在破烂的藤座上放着他的烟斗和一张纸包的些许的烟草，它似乎向我们唱出了一首凄凉的身世之歌，一如这烟斗中袅袅的轻烟在人间消失，无影无踪。 一个伟大的天才，当他无法知道自己的艺术具有无限的生命，会永恒地受人热爱的时候，形骸之暂寓人世，那是毫无意义的。艺术既不能提供面包，那就让需要面包的艺术家速朽，而自裁便是最简捷的方式。
梵高拿起了手枪，走到萨都的草坪，向心窝射了一枪，他在华贵的建筑前对这不平的社会用生命做一次壮烈的抗议。然而他没有倒下，一路流淌着鲜血回到他的卧室，他呻吟流泪，无法说话，只有一声声悲惨的呻吟。据说天鹅之死都选择朝暾初上的清晨，它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地吟哦，向自己曾用美奂的羽翼装点的自然告别。而梵高，这一百年后将用他无量光焰烛照浑浊世界的伟大天才，他弥留之际的歌却这般凄厉惨烈。他死在深爱他的弟弟德奥的怀抱中。
梵高一生寡于交游，在他遗体旁的只有他的好朋友、穷苦的医生加歇和画家歇尔启格。神父拒绝为自杀者作弥撒，甚至教堂不给灵车送葬，只有在附近的梅里小镇借来一辆破旧的灵车将梵高遗体送到墓地。他的弟弟德奥为了慰藉他的对艺术以生命与之的兄长，曾和另一位朋友合伙仅仅以几十法郎买过梵高一张画，然而今天这一点点光明和温馨也深埋在梵高的心灵，深埋在这最简单的坟茔之中了。梵高生前曾有一封信致他亲爱的弟弟，信中说：“我相信终有一天，我有办法在一家咖啡馆办一次画展。”今天，所有的雄伟壮丽的画馆，无论奥赛博物馆或大皇宫，都以一展梵高的杰作为荣，荷兰和法兰西都争称梵高是她的儿子，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都巍然耸立着他的纪念馆，
而一百年前，梵高的理想却是在咖啡馆一悬他的心迹。印度诗圣泰戈尔说：“一个人大为谦卑的时候，就是他接近伟大的时候。”这种“谦卑”，倘若仅是知其当为而为之，那就近乎矫情，而梵高的谦卑来源于他的天真和懵懂，他完全不知道驻于他质朴灵魂深处的不朽天才，胜过了英国女王皇冠上的钻石，梵高只是画着画着，热烈地不倦地画着，那是他灵智的本能，而是否是天才无关宏旨，他不会像毕加索每天清晨懒洋洋地睁开倦眼问妻子：“我是天才吗 我有天才吗 ” 梵高过着清白无瑕的生活，他没有金钱的刺激、没有女人的诱惑、没有鲜花的慰藉。正如罗曼·罗兰说：“清贫，不仅是思想的导师，也是风格的导师，他使精神和肉体都知道什么是澹泊。”澹泊者，明于心而淡于欲、清于志而寡于营也。当罗丹命丰腴清丽的裸女模特儿们在画室翩然起舞，当莫提格里昂尼面对着妩媚而慵懒的美女，在画面上把她们的脸“令人愉快地拉长”时，梵高在哪里 他正对着一片平常的农田、一张破旧的靠椅、一双踏遍人间含辛茹苦的皮鞋，画这些巴黎的大师们不屑一顾的事物。然而我不知道有哪一位画家能像梵高画得那么动情、那么执著、那么令人神往，这就是天才之所以为天才的原因。看他画的所有自画像，那眼神没有一幅不咄咄逼人，那其中闪现的光芒有坚毅、有不平、有尊严，充满了对人生的批判和对自己命运的抗争。
梵高在美术史上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奇迹。作为一个东方艺术家，我欣赏他是因为他手法的神奇、色彩的高妙、构图的超绝。梵高远离了传统审美的藩篱，以所向无空阔的气势和才力俯瞰当代、睥睨千秋，从而一扫艺术界的平庸浅薄和乡愿惰性。他有着崭新的惊世骇俗的、前所未有的艺术感觉，有着战栗着的、流动着的、闪耀着的绚烂光彩。这种画风一旦问世，美术史就必须重写，色彩学甚至美学就必须修正，这正是梵高撒向人间的一个永恒的、不易解的谜。
本世纪三十年代西方某些评论家不能容忍梵高的离经背道，认为他的画只是神经不健全的产物，殊不知他们自己的神经正因作茧自缚而日见脆弱，受不了新事物出现的震动。这些评论家大体不是胃口欠佳，怪食品不好，便是属于信守狭隘，见过驼背恨马背不肿。再过半世纪的今天，一些对艺术全然无知的神经病学者声称梵高的天才之谜在研究痴呆病患者中找到答案，说什么“这种人尽管可能永远不懂艺术这个词的含义，却能展现艺术才华”。有了这样的伪科学结论之后，他们还不甘心，梵高死后这么多年，他们在没有任何实证和临床记录条件下断言梵高患有癫痫病、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病，甚至还有口射病等多种病症，一位可恨的日本耳科专家断定梵高可能有梅尼埃尔氏病……喂!你们这群蝉蛄般嘹噪的科学家们烦不烦人 你们懂艺术吗 你们饶了梵高行不行 他生前很清醒，对艺术忠诚而痴迷，为人和蔼厚道，对友情很挚着，对弟弟、母亲很关切。“文生先生”在他客栈主人女儿阿德丽娜的眼中有一点点痴呆的痕迹吗 一位如此不朽的、质朴的艺术天才，生前备尝人间的辛酸，死后蒙受如此不逊的、披着科学外衣的诟辱，实在使人愤怒。当然，不排除艺术界中笨蛋太多，而小有才情者又装痴卖乖，很容易使人们把美术史上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化。
孤独的蔡元培
余杰
在北大未名湖畔一个幽暗的角落里，有一尊半身的铜像屹立在青松之间。
这里是北大的一方净土。他守护着这方净土，一如他生前。他注视着这些孩子，一如他生前。他勉励着这群老师，一如他生前。
而他孤独的身影，在历史发黄的书页里，拖得很长很长。
他就是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
在他之前之后，北大的校长走马灯似地轮转了多少人，个个是英才俊杰，但是只要一提起北大校长，让人首先想起的就是蔡元培校长，也只有蔡元培校长。正如编辑《追忆蔡元培》一书的北大学子郑勇所说：“未名湖畔丛树幽林间，蔡元培塑像谦和地独守一片净土，引领着每次瞻拜每次肃然起敬的目光；而在北大昔日的历史传统和今日的格局气象中，蔡元培更内化为一种象征与启示。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既非权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却不减风神依旧，因为有后来者‘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林语堂《想念蔡元培先生》）。”
耐人寻味的是，北大校庆期间，几乎所有的纪念蔡元培的活动都由民间发起：北大纽约校友会郑重通过决议，建议将蔡元培先生暂居香港的陵墓迁回北大；也有校友建议将北大红楼的孑民纪念馆定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有北大毕业生创办的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举办蔡元培专题讲座……而最隆重的则是北大师生自编自演的话剧《蔡元培》。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的活动。由几位退休的老教授发起，无数的同学汇聚起来。从一年以前他们就开始了艰辛的奔波，几经周折，终于上演了。最后一场表演，由于种种原因，礼堂的灯光道具都被迫撤除，本来演出就此终止，但是同学们还是坚持着演完了最后一场。那一场是演得所有演出中最成功的一场。而话剧中有一幕打动的无数人的心弦，那一幕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在那最艰难的时刻，蔡元培先生身心交瘁，独自坐在黑暗中，自言自语说道：“谁又理解我呢？”
是的，谁理解他呢？
一九一七年一月四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纷飞，黄沙扑面。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徐徐穿过校园内的马路。这时，早有两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传奇人物鞠躬致敬。新校长缓缓地走下马车，他摘下了礼帽，向这些杂工们鞠躬回礼。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是从所未有过的事情。北大是一所等级森严的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的待遇，从来就不把工友放在眼里。今天的新校长怎么了？
像蔡元培这样地位崇高的人向身份卑微的工友行礼，在当时的北大乃至中国都是罕见的现象。这不是一件小事，北大的新生由此细节开始。蔡元培希望通过这一行为开风气之先，使得这所声名狼藉的国立大学焕发生机。此后，他每天进学校时，都要向站在大门旁边的工友们鞠躬致敬。久而久之，这成了他的习惯。他的这一行为，是对北大官气的一个反拨，是一面如何做人的旗帜。他首先从自己做起。
蔡元培办北大，将北大作为自己的孩子来看待，北大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北大是他的一个辉煌的文化理想。从此，北大与蔡元培如同血肉般联系在一起。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庆祝二十周年校庆的时候，一位音乐家在校庆大会上唱出了一首热情洋溢的歌曲：“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才，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上任不到一年的蔡元培，就已经将自己融化到了北大里面。他的继任者们，有许多人在追随他，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更多的人则是把办学校当作升官的一个途径，不仅不是献身于北大，而且成为北大的吸血鬼，把北大当作工具来供自己驱使。
蔡元培之前的北大，可以说是一片乌烟瘴气，“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对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也不讨厌。因有师生关系，毕业时仍可为奥援。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针对这样的情况，蔡元培首先确立北大的办学方针：究竟什么是“大学”？大学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才？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细枝末节的问题就无从谈起。
什么是大学？蔡元培理想的大学是他在德国观察到的大学，即拥有独立地位的、追求纯粹学问的一个思想与知识的生产、交流和传播的机构。早在一百年以前，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就提出：“学术应该是自由的、纯粹的，是不应该包含任何功利主义思想的。”洪堡尤其反对大学教育的功能只是为了就业，他认为大学是“对各学科进行研究的机构”。蔡元培力图引进德国的教育理念，纠正中国自古以来就根深蒂固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教育模式，他就像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怀着单纯的理想、无私的心灵和坚贞的信念出发了。他的梦想在北大只是得到了部分的实现，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在他捧起的双手中慢慢成形了。
大学的灵魂是“兼容并包”。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时代，差不多实现了“和而不同”。
蒋梦麟先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
新潮社的骨干杨振声回忆说：“可能有一些学生正埋头阅读《文选》中李善那些字体极小的评注，而窗外另一些学生却在大声地朗读拜伦的诗歌。在房间的某个角落，一些学生可能会因古典桐城学派的优美散文而不住点头称道，而在另一个角落，其他几个学生则可能正讨论娜拉离家后会怎样生活。”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风格在同一个地方交错重叠的现象，在北大的历史上、甚至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当然，自由是有限定的，即：“自由”是学术研究的自由。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主张学术研究自由，可是并不主张假借学术的名义，作任何违背真理的宣传，不只是不主张，而且反对。”他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强调说：“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政党或各党派教会的影响。”他坚持认为，只有教育从各党派的纷争中独立出来，才能使教育方针保持一贯而不会因政权的交替而屡屡变迁，这样的教育才可能有实效，学术才可能有发展，学者才可能成为独立的“知识分子”。
“兼容并包”的前提是自身的独立，而独立的支撑点则是人格的完整。所以，蔡元培特别关注大学教育对人格的培养。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他在北大的就职演说中谈到：“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次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大学是精英的圣地，是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的人们的一个栖居所在。当时还是一名普通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听到蔡元培先生讲话时的感觉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把人格的培养作为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在当时的中国看起来有些迂阔，但这恰恰是大学的真义所在。蔡元培多次说：“人言有良社会斯有良大学，吾谓有良大学斯有良社会。”他把因果关系颠倒过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社会道德的沦丧，是人心的死灭，所以大学有责任去扭转这种趋向。培养健全的人格，甚至比第一流的研究成果还要重要。
在蔡元培先生看来，道德教育是国民教育之根本，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才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他指出：“公民道德为中坚，旧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他呼唤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的诞生，这将是具备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纯洁的道德情操、具备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敏锐的审美能力的一代人，他们就是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遗憾的是，蔡元培先生的这一教育理想，在他之后成了空谷回音。
蔡元培既是一个理想主义气质很浓重的人，又是一个实干家。他采取了种种措施，让自己的理念在北大得以贯彻下去。美国学者魏定熙特别注意到蔡元培支持创办《北京大学日刊》的意义。《北京大学日刊》定期报道关于评议会和教职工会议的情况，使校方负责的内部事务公开化，从而取得了学生的信任。顾颉刚回忆说：“如果学生们的建议有助于学校的进步，而且这些建议又是可行的话，那么它们将登载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这将是促成校方把这些建议付诸于实施。这样，学生与学校之间就不再有距离感，而且，长期以来他们所深恶痛绝的校方的官僚习气将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利用舆论的力量进行监督的典型例子。这样的做法，对于一般的领导人来说，无疑是自掘坟墓。而对于蔡元培先生而言，则是“泰山不让寸土，乃成其大”。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作为，真正能够领会其实质的，罕有人在。即使是陈独秀、胡适、沈兼士这些他的亲密朋友，也未能全面理解他的大学理念。他是孤独的，他的思想与时代相差太远，时代所给予他施展的余地只有方寸之大。他执掌北大期间，北大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但是这只是昙花一现，随着他的离去，北大很快沉寂下来，正如鲁迅先生叹惜的那样，二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北大，“射一支响箭也没有一点回音”。这在中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运。
说蔡先生幸运，是因为他在新旧政权交接的空档里出任北大校长，可谓把握了千钧一发的时机。蔡元培先生没能够建构起一整套制度平台，仅仅依靠自己的人格平台支撑北大的发展，这同样是一种“中国特色”。他凭借的是自己的声望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南方军事力量对北洋政府的牵制。陈平原教授指出，“北伐成功，国民党统一中国，开始实行‘党化教育’，教育界的情况于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只是‘教育独立’的口号被禁止，连大学课程的设置也都必须接受检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自由表达政见的文化空间也岌岌可危。不识时务的胡适之，继续‘妄谈人权’、‘批评党国’，受到了政府的严重警告，险些儿被‘肉体解决’。蔡元培名气更大，地位也更高，可照样无法挽狂澜于既倒。”于是，蔡元培的北大成了一个永恒的神话，被一代一代表达人追忆和讲述。
说蔡先生不幸，是因为辉煌的北大只有他执掌的时候存在。校以人名，这本身并非正常的情况。正常的情况是应当创设一套完整的制度，让它在创始人离开之后依然能够按部就班地运转。但是，中国的环境没有为蔡元培提供这么一个条件。北大离不开蔡元培，是蔡元培的骄傲，也是北大的悲哀。环顾世界各大名校，没有哪位校长对他所供职的大学产生的如此深刻的影响，也没有哪所大学像北大一样如此深刻地依赖一位校长。
二十年代以后，中国政局风云变幻，蔡元培先生永远地离开了北大，他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一九四零年三月五日，蔡元培先生病故于香港九龙，那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孤岛上，千名北大弟子为老校长执绋。
死后的世界，更不是先生所能左右的。一九四九年之后，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被束之高阁。五六十年代对教育领域的若干次批判，均对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有所冲击。直到一九八九年，北大有关方面还将蔡元培教育思想看作煽动学潮的罪魁祸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重要表现，一时之间，在蔡元培为之耗尽心血的北京大学里，居然人人谈“蔡”色变。有人企图创造出一个彻底清除了蔡元培极其精神的“新北大”。这种蝼蚁撼树的“努力”，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而蔡元培先生仍然安息在遥远的南国，在香港仔的“华人永远坟场”。先生的墓依山而建，山青而水秀。
但是，学子们还是忘不了老校长。近年来，一直有将蔡元培墓迁回北大，让老校长安息在未名湖畔的建议。而北大校长办公室给一位居香港的校友复信称，学校领导对建议进行了研究，答复如下：“北大现在的校园为原燕京大学旧址，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北京大学由沙滩迁到这里。校园的重要部分已于一九九四年三月，由北京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区，该文物保护区必须保存现有格局，一切翻修和兴建事宜，皆需遵照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经批准以后，才得执行，学校方面无权动土。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区的校园，如学生宿舍、食堂、文体活动中心等，楼间距离甚窄，声闹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的适当场所。”理由倒是冠冕堂皇。然而，校庆期间，北大在未名湖畔新建了好几个不伦不类的现代雕塑、树起了大量的广告牌，甚至还建造了巨大的、粉刷着宝洁公司广告的、供体育锻炼用的人工攀登岩。这一切行为做起来又那么顺理成章，似乎没有经过太多的手续，也没有受到文物部门的干涉。
偌大一个校园，偏偏容不下蔡元培先生的墓。这说明，北大已经离“北大”很远了。这也从反面衬托了先生的伟大——在他逝世半个多世纪以后，还有那么多人不敢直面他。文质彬彬的他依然令那么多有愧于北大、有愧于中国教育的人心惊胆战。
先生不回来也好，省得他回来看到那么多让他伤心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依然是孤独的——什么时候他不孤独了，什么时候北大就有福了。
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
鲍鹏山
当一种美，美得让我们无所适从时，我们就会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之时，我们不就能体验到我们渺小的心智与有限的感官无福消受这天赐的过多福祉吗 读庄子，我们也往往被庄子拨弄得手足无措，有时只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除此，我们还有什么方式来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动 这位“天仙才子”他幻化无方，意出尘外，鬼话连篇，奇怪迭出。他总在一些地方吓着我们，而等我们惊魂甫定，便会发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朝暾夕月，落崖惊风。我们的视界为之一开，我们的俗情为之一扫。同时，他永远有着我们不懂的地方，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永远有着我们不曾涉及的境界，仰之弥高，钻之弥坚。“造化钟神秀”，造化把何等样的神秀聚焦在这个“槁项黄馘”的哲人身上啊!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
先秦诸子，谁不想做官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其位，谋其政。”“君子之仕，行其义也。”谁不想通过世俗的权力，来杠杆天下，实现自己的乌托邦之梦 庄子的机会来了，但庄子的心已冷了。这是一个有趣的情景：一边是濮水边心如澄澈秋水、身如不系之舟的庄周先生，一边是身负楚王使命，恭敬不怠、颠沛以之的两大夫。两边谁更能享受生命的真乐趣 这可能是一个永远聚讼不已，不能有统一志趣的话题。对幸福的理解太多样了。我的看法是，庄周们一定能掂出各级官僚们“威福”的分量，而大小官僚们永远不可能理解庄周们的“闲福”对真正人生的意义。这有关对“自由”的价值评价。这也是一个似曾相识的情景——它使我们一下子就想到了距庄子约七百多年前渭水边上发生的一幕：八十多岁的姜太公用直钩钓鱼，用意却在钓文王。他成功了。而比姜太公年轻得多的庄子(他死时也大约只有六十来岁)，此时是真心真意地在钓鱼。且可能毫无诗意——他可能真的需要一条鱼来充实他的辘辘饥肠。庄子此时面临着双重诱惑：他的前面是清波粼粼的濮水以及水中从容不迫的游鱼，他的背后则是楚国的相位——楚威王要把境内的国事交给他了。大概楚威王也知道庄子的脾气，所以用了一个“累”字，只是庄子要不要这种“累” 多少人在这种累赘中体味到权力给人的充实感成就感 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庄子持竿不顾。”
好一个“不顾”!濮水的清波吸引了他，他无暇回头看身后的权势。他那么不经意地推掉了在俗人看来千载难逢的发达机遇。他把这看成了无聊的打扰。如果他学许由，他该跳进濮水洗洗他干皱的耳朵了。大约怕惊走了在鱼钩边游荡试探的鱼，他没有这么做。从而也没有让这两位风尘仆仆的大夫太难堪。他只问了两位衣着锦绣的大夫一个似乎毫不相关的问题：楚国水田里的乌龟，它们是愿意到楚王那里，让楚王用精致的竹箱装着它，用丝绸的巾饰覆盖它，珍藏在宗庙里，用死来换取“留骨而贵”呢，还是愿意拖着尾巴在泥水里自由自在地活着 二位大夫此时倒很有一点正常人的心智，回答说：“宁愿拖着尾巴在泥水中活着。”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你们走吧!我也是这样选择的。这则记载在《秋水》篇中的故事，不知会让多少人暗自惭愧汗颜。这是由超凡绝俗的大智慧中生长出来的清洁的精神，又由这种清洁的精神滋养出拒绝诱惑的惊人内力。当然，我们不能以此悬的，来要求心智不高内力不坚的芸芸众生，但我仍很高兴能看到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有这样一个拒绝权势媒聘、坚决不合作的例子。是的，在一个文化屈从权势的传统中，庄子是一棵孤独的树，是一棵孤独地在深夜看守心灵月亮的树。当我们大都在黑夜里昧昧昏睡时，月亮为什么没有丢失 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两棵在清风夜唳的夜中独自看守月亮的树。
一轮孤月之下一株孤独的树，这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妩媚。
一部《庄子》，一言以蔽之，就是对人类的怜悯!庄子似因无情而坚强，实则因最多情而最虚弱!庄子是人类最脆弱的心灵，最温柔的心灵，最敏感因而也最易受到伤害的心灵……
胡文英这样说庄子：
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这是庄子自己的“哲学困境”。此时的庄子，徘徊两间，在内心的矛盾中作困兽之斗。他自己管不住自己，自己被自己纠缠而无计脱身，自己对自己无所适从无可奈何。他有蛇的冷酷犀利，更有鸽子的温柔宽仁。对人世间的种种荒唐与罪恶，他自知不能用书生的秃笔来与之叫阵，只好冷眼相看，但终于耿耿而不能释怀，于是，随着诸侯们的剑锋残忍到极致，他的笔锋也就荒唐到极致；因着世界黑暗到了极致，他的态度也就偏激到极致。天下污浊，不能用庄重正派的语言与之对话，只好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来与之周旋。他好像在和这个世界比试谁更无赖，谁更无理，谁更无情，谁更无聊，谁更无所顾忌，谁更无所关爱。谁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从而谁更能破罐子破摔。谁更无正义无逻辑无方向无心肝——只是，有谁看不出他满纸荒唐言中的一把辛酸泪呢 对这种充满血泪的怪诞与孤傲，我们怎能不悚然面对，肃然起敬，油然生爱？
干干净净的傅雷
公元1966年9月2日深夜，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傅雷与夫人朱梅携手同肩，双双自缢身亡。
傅雷夫妇走得干干净净，义无反顾，几乎不留任何痕迹，就像风吹皱一池春水，遂又了无纤痕。傅雷的一生长身玉立，气宇轩昂，就像一棵毛挺的秀竹，宁折不弯。他的夫人雍容静肃，端庄厚憨，柔情似水，就像一根缠绕秀竹的春藤，温存有余。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自然放射出人生最瑰丽的光芒。一对恩爱夫妻，如胶似漆，举案齐眉；但真正能够做到携手共赴正义，蹈死不顾，恐怕正古至今也屈指可数，贝多芬有句名言：“为了真理，给个国王都不换！” 傅雷做到了，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崇高人格的大写意。
傅雷走得干干净净，从从容容。傅雷和夫人临走前9月2日夜，曾给他们的亲人留下一封仅千余字的最后家书。这封遗书是写给傅雷的小舅子朱人秀的。遗书写得笔墨清晰，条分缕析，坦坦荡荡，磊磊落落，至今读来都令人潸然泪下，振聋发聩。从遗书里看到，傅雷的反党罪证无非是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画报上登有宋美龄的照片；而这两件东西又都是傅雷的小姨子寄存他家的，并非傅雷本人之物。正像傅雷所言：“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然而作为一个介书生，即使竭尽全力呐喊也是微茫的。理智的傅雷清醒地觉察到树欲静而风不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没有向任何人申辩，只在遗书中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痛切的自白：“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士可杀而不可辱”，这是一个多么干净、彻底、从不苟且的傅雷。
傅雷走得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临走前，他没有忘记托付朱人秀上缴当月55.29元的房租没有忘记给保姆周菊娣留下一块女表，一个旧挂表，一张600元的存单作为她过渡时间的生活费，并说：“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如果说傅雷临走前有什么遗憾的话，恐怕这就是惟一的遗憾，带着深深的同情的遗憾。要送人或该还人的东西，傅雷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共13条。最后剩下的53.30元又托付给朱人秀作为他们的丧葬费。至于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一切均有安排，决不乱套，就像夫妻两个要出门远行，或到国外看儿子，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和疏忽。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不动声色，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
文如其人，惟其有干干净净不朽的人品，有才干干净净不朽的文章。傅雷凡事一丝不苟，尤其珍惜自己的笔墨。当年翻译法国文豪的名著《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宁愿精益求精，一译再译，把自己的文稿修改得体无完肤，可是一经定稿，就不许编者妄自改动一字一句了。
傅雷干净了一生，与人无求，与世无争。9月3日凌晨，他和夫人化做两粒晶莹剔透的露珠，在天亮前降临大地，其璀璨的锋芒一直照彻敬佩他的每一个文人。
一对陡然长出的耳朵
当聂耳、冼星海等音乐家匆匆奔赴在民族救亡大道上的时候，有一个人无动于衷，他是瞎子阿炳。他无动于衷是因为他双目失明，而且不过是一个流落街头的民间艺人，既不能上战场又不能在乐谱上作一些类似于《黄河大合唱》式的“宏大叙事”，但他有胡琴，有琵琶，有中年因双目失明而陡然长出的一对更加敏锐的耳朵，还有一颗富于东方世界特有的宽广敦厚的悲悯之心，所以他把古老乡村民间乡里的听觉化作了晚近中国历史上最美丽凄凉和一唱三叹的音乐旋律。一首《二泉映月》，映出的是阿炳已经干涸但丰盈异常的一双关怀世道人心的眼睛，所以他是“宏大叙事”之外永远存在的一个常数，一个能让不入流的艺人和穷苦百姓听见便感怀不已的温暖的名字。
阿炳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存在是奇迹。双目失明的阿炳总让我联想到双耳失聪的贝多芬。不是经历了生命中最大限度的悬殊—如生与死、富与穷、无限的光明与无边的黑暗、一览无余的清澈和与世隔绝的混沌等等——火与冰境界的人，才更加贴近艺术和生命的本体要求？
“聪明”者，耳聪目明也，这不但是健全生理的最低标准，也是艺术感悟的底线，但阿炳和贝多芬们居然便可以超越肉体的毁灭性的万千阻拦，到达寻常民间艺人和寻常古典作曲家望尘莫及的高度。艺术的极境不一定非要以肌体功能的部分丧失为代价，但一定与心灵内视和俯听的质量息息相关，与天才的顿悟和冥想息息相关。
我相信一个人内心如果常常掠过《二泉映月》或《梁祝》的旋律，那么即使面对悲苦的世界，他也构建着诗性的自我表达的空间；如果说常常掠过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或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那么他肯定对痛苦置换的欢乐有极大的释放感；如果常常掠过的是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或比才的《卡门序曲》，那么他一定意气风发，情绪高昂，有仰天大笑出门而去的豪情壮志了……音乐与人的对应关系如此清晰地洞悉了心灵的奥秘，这是不难理解的，可我现在怀想着《二泉映月》，我一直想着未有此曲之前，瞎子阿炳他那对异于常人的耳朵是如何陡然长出来的。
在日本侵华时颁给各地市民的“良民证”中，我看到阿炳的惟一一张照片，他的盲镜滑稽地斜跨在鼻梁上，似两个黑洞，他那时一定被妻子董翠娣用一根细竹竿或一把折扇牵着，神色苍凉而傲慢地走在无锡的大街上，身上背满了各种乐器。他听到时间在一分一秒地逝去，而听觉在一分一秒地清晰、变重、变厚，他隐忍的外表下掩藏着一种寂静和忧伤的聆听，他能听见黑暗中一部分嘈杂的欲念在慢慢离身体而去，代之以手指间滑出的一段和弦。哦，这个出身卑微的私生子，这个诵读过《道德经》且深谙以精神致魂魄的道士，这个无锡城里技艺最出色的艺人，他对生命的终极见解全凝结在那一对陡然长出的耳朵上，凝结在耳朵幻听出的《二泉映月》上啊！那是阿炳的全部，是他卓然独立于世俗民乐之外的高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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