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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常谈》之《文》第十三学案（含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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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列国外交的言语称为“辞”或“命”，又合称为“辞命”或“辞令’。
战国时代，游说之风大盛。所以最重说辞。他们的说辞铺张局势，最重辩。
孔子开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从此也便有了第一种私家的著作《论语》。诸子书大概多是弟子们及后学者所记，著作越来越多，流传也越来越广。“雅言”便成了凝定的文体了。后世大体采用，言文渐渐分离。
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左传》只是记事，《史记》进一步描写人。
汉武帝时候，盛行辞赋。“骈文” 或“骈体”出于辞赋，句读整齐，对偶工丽。
梁昭明太子在《文选》里第一次提出“文”的标准用典故、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叫作“文”。后来出现两种新文体，佛典的翻译与群经的义疏。不过没有人将这些当作“文”的。“文”只用来称“沉思翰藻”的作品。北周的苏绰是首先提倡复古，李谔等纷纷响应，唐初陈子昂提倡改革文体，韩愈继往开来倡导“古文运动”，宋代称为“散文”。
到了宋代，又有“话本”。。这是白话小说的老祖宗。后来能将许多关联的故事组织起来，分为“章回”了。这是体制上一个大进步。⑨明代八股文盛行，清桐城派声名大振。清末，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可算登峰造极。胡适之先生提倡白话文，经过五四运动，白话文畅行。
板块一：主题阅读训练
（一）
萧山陈公墓志铭并序
姚鼐
公讳三辰，字北枢。公少为萧山县学生，以获邻州巨盗，借补亳州①知州。亳，巨州也，讼者日进状数十。公得其状即讯即判逾月讼者稀半年则鲜矣。乾隆四十九年，河南柘城②民王立山为乱，距毫州百馀里。公闻，即募乡勇，得千馀人练习之。河南官兵为立山所败，公度立山必至，设伏路左右而自待于城外。立山入毫州境，见无备易之。趋城忽见兵，骇而战，伏起生擒立山。其年安徽大饥，上官令亳州设两粥厂以赈。公计一州两厂，何足赡饥者？自增三厂，分设境内。又收民弃男女者集于佛寺，令一老妪抚孩幼十，如此数十处，身时周巡其间。上官发银，曾不及半，移用以济之。人谓如此，终必以亏库银获罪矣。公曰：“活民而得罪，吾所甘也！”
公才高识远，遇事陈说慷慨，屡署两司③，劳于吏事。及授运使④，事□而众所利也，公遽以老疾请辞去。及谢官归，自穿池种花，而时会故人。一日谓姚鼐曰：“吾死，君当为吾铭墓。”辛年七十有七。
姚鼐铭之。铭曰：仁及于民，法可远施。功著⑤于时，中蓄馀才。任于繁劳，去彼膏脂。清旷江城，终以怿⑥怡。
（选自《惜抱轩文集》，有删改）
【注释】①毫州：地名。②柘城：地名。③两司：一省的最高官署。④运使：古代官名，这里指主管盐务的盐运使，通常被认为是肥差。⑤著：卓著。⑥怿：喜悦。
1．根据表格提示，解释文中加点的词。
文言词句 参考方法 解释词义
公度立山必至 课内迁移：度己失期（《陈涉世家》） （1）
见无备易之 查找字典：①换②改变③容易④轻视⑤整治 （2）
移用以济之 参考成语：扶危济困 （3）
一日谓姚鼐曰 注意部首：与“言”有关 （4）
2．用“/”给文中划横线的句子断句，限断三处。
公得其状即讯即判逾月讼者稀半年则鲜矣。
3．揣摩文言虚词有助于理解文意，从下列选择一个句子，在揣摩加点词的基础上，写出你对这个句子的理解。
①公计一州两厂，何足瞻饥者？
②公曰：“活民而得罪，吾所甘也！”
4．因年代久远，“及授运使，事 而众所利也”句中方框处字迹不清。请从下列选项选择最恰当的汉字填入方框内，并简要说明理由。
备选：①远 ②逸 ③遗
5．墓志铭是一种文体，铭文往往是对逝者的评价。文中哪些内容可以印证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请简要概括。
（二）
阅读下面一篇短文，回答问题。
刘海峰先生传
[清]姚鼐
刘海峰先生，名大櫆，字才甫，海峰其自号也。生而好学，读古人文章，即如其意而善效之。年二十余，入京师。
当康熙末，方侍郎苞①名大重于京师矣。见海峰，大奇之，语人曰：“如苞何足言耶？吾同里刘大櫆，乃今世韩欧②才也！”自是天下皆闻刘海峰。然自康熙至乾隆数十年，应顺天府试，两登副榜，终不得举。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③，乾隆十五年举经学，皆不录用。朝官相知、提督学政者，率邀之幕中阅文。因历天下佳山水，为歌诗自发其意。年逾六十，乃得黟县教谕④。又数年，去官归枞阳，不复出。卒，年八十三。
先生少时，与鼐伯父姜坞先生最厚。鼐于乾隆四十年自京师归，屡见之于枞阳。先生伟躯，巨髯，能以拳入口，嗜酒，谐谑，与人易良无不尽。尝谓鼐：“吾与汝再世交矣！”
天下言文章者，必首方侍郎。方侍郎少时尝作诗以视海宁⑤查侍郎慎行，查侍郎曰：“君诗不能佳，徒夺为文力，不如专为文。”方侍郎从之，终身未尝作诗。至海峰则文与诗并极其力，能包括古人之异体镕以成其体，雄豪奥秘，麾斥出之，岂非其才之绝出今古者哉！其文与诗皆有雕板，鼐欲稍删次之合为集，未就，乃次其传。
（选自《惜抱轩诗文集》，有删节）
[注]①方侍郎苞：方苞。其官至礼部右传郎。②韩欧：韩愈、欧阳修。③博学鸿词：科举考试的一种科目。④教谕：县学教官。⑤海宁：地名。
1．下列语句中加点词解释有误的一项是（ ）
A．即知其意而善效之 效：模仿
B．方侍郎苞名大重于京师矣 名：名望，名声
C．尝作诗以视海宁查侍郎慎行 视：同“示”，给……看
D．徒夺为文力 夺：改变
2．将文中画线句子翻译为现代汉语。
鼐欲稍删次之合为集，未就，乃次其传。
3．作者给刘海峰作传，为什么用不少笔墨写方苞？请结合文章简要分析。
（三）阅读下面文言短文，完成下面小题。
辕 马 说
方苞
余行塞上，乘任载①之车，见马之负辕者而感焉。
古之车，独辀加衡②而服两马。今则一马夹辕而驾，领局于轭③，背承乎韅④，靳⑤前而靽后。其登阤⑥也，气尽喘汗，而后能引其轮之却也；其下阤也，股蹙蹄攒，而后能抗其辕之伏也。鞭策而劝其登，棰棘以起其陷，乘危而颠⑦，折筋绝骨，无所避之，而众马之前导而旁驱者不与焉。其渴饮于溪，脱驾而就槽枥，则常在众马之后。
噫马之任孰有艰于此者乎！然其德与力，非试之辕下不可辨。其或所服之不称，则虽善御者不能调也。驽蹇⑧者力不能胜，狡愤者易惧而变，有行坦途惊蹶而偾⑨其车者矣。其登也若跛，其下也若崩，泥旋淖陷，常自顿于辕中，而众马皆为所掣。呜呼！将车者其慎哉！
（选自《方苞文选》）
【注】①任载：负载。任，担任，承担。②独辀加衡：一根车杆加上一根横木。③领局于轭：脖颈上套着车轭。④韅（xiǎn）：两辕之间搭在马背上的皮带。⑤靳：胸前的皮带。后文的“靽”指臀后的皮带。⑥阤：山坡。⑦乘危而颠：遇到危急而跌倒。⑧驽蹇：劣马。下文的“狡愤”指不愿卖力而性烈不驯的马。⑨偾：倒下，这里指翻车。
1．“与”在文言文中有多种意义：①给予，授予；②和，跟，同；③同“举”，选拔；④参加，参与；⑤同“欤”，句末语气词，表疑问或感叹。请你根据语境，为下面加点的“与”选择恰当的义项。（填写序号即可）
（1）选贤与能( ) （2）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 )
（3）而旁驱者不与焉( ) （4）然其德与力( )
2．用“/”给文中画波浪线的句子断句。（限断两处）
噫 马 之 任 孰 有 艰 于 此 者 乎
3．用现代汉语写出下面句子的意思。
其渴饮于溪，脱驾而就槽枥，则常在众马之后。
4．选文与韩愈的《马说》都借马寓意，那么，两文所表达的主旨有什么不同？
（四）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游雁荡记
清·方苞
癸亥①仲秋望②前一日，入雁山，越二日而反，古迹多榛芜不可登探，而山容壁色，则前此目见者所未有也。鲍甥孔巡③曰：“盍④记之？”余曰：“兹山不可记也。永、柳诸山，乃荒陬⑤中一丘一壑；子厚⑥谪居，幽寻⑦以送日月，故曲尽其形容。若兹山，则浙东西山海所蟠结⑧，幽奇险峭，殊形诡状者，实大且多；欲雕绘而求其肖似，则山容壁色，乃号为山者之所同，无以别其为兹山之岩壑也。”而余之独得于兹山者则有二焉：
前此所见，如皖桐之浮山，金陵之摄山，临安之飞来峰，其崖洞非不秀美也，而愚僧多凿为仙佛之貌相，俗士自镌名字及其诗辞，如疮痏蹶然⑨而入人目，而兹山独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于今。盖壁立千仞，不可攀援；又所处避远，富贵有力者无因而至，即至亦不能久留，构架鸠工以自标揭⑩，所以终不辱于愚僧俗士之剥凿也。
又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游者欣然而乐；而兹山岩深壁削仰而观俯而视者严恭静正之心不觉其自动。盖至此，则万感绝，百虑冥，而吾之本心乃与天地之精神一 相接焉。
察于此二者，则修士 守身涉世之学，圣贤成己成物之道，俱可得而见矣。
【注释】①癸亥：乾隆八年（1743）。②望：月亮圆的那一天为“望日”，通常指阴历每月十五日。③鲍甥孔巡：鲍孔巡，人名，方苞的外甥。④盍：何不。⑤荒陬（zōu）：荒凉偏远之地。⑥子厚：指柳宗元。⑦幽寻：深入探寻山水（寄情山水）。⑧蟠结：盘曲纠结。⑨疮痏（wěi）：疮疤。蹶（jué）然：惊动，扰乱（内心）。⑩构架鸠工以自标揭：聚集工匠建造房屋来为自己标榜扬名。 一：完全。 修士：品德高洁的人。
1．下面是某同学阅读本文时对文言字词的推断，其中有错误的一项是（ ）
A．字典中“反”有以下几个常用义项：①背叛，抗拒；②与原来的不同；③回击，回过头来；④通“返”，返回；⑤类推。文章中“越二日而反”的“反”应为义项④。
B．“幽寻以送日月”中的“以”与“生以乡人子谒余，撰长书以为贽”中的第二个“以”意思一样。（《送东阳马生序》）
C．成语“惟妙惟肖”中“肖”的本义为“相似，相像”，据此可类推“欲雕绘而求其肖似”中的“肖”也为此意。
D．对偶互训法即对句中相同位置上的字词竟思相关或相对，文中“盖至此，则万感绝，百虑冥”此句中，依据“绝”的语境义，可推断“冥”的大意为“消失”。
2．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语段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A．而兹山岩深壁削/仰而观俯/而视者严恭静正之心/不觉其自动
B．而兹山岩/深壁削仰而观俯而视者/严恭静正之/心不觉其自动
C．而兹山岩深壁削/仰而观俯而视者/严恭静正之心/不觉其自动
D．而兹山岩深壁削/仰而观俯而视者/严恭静正之/心不觉其自动
3．用现代汉语写出文中画横线语句的大意。
察于此二者，则修士守身涉世之学，圣贤成己成物之道，俱可得而见矣。
4．选文写雁荡山，却不断提到浮山、摄山、飞来峰等山，这是什么写法？对于雁荡山，作者写到有两个独到的体会，并认为其中有“守身涉世之学”，请任选作者的一个体会，说说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守身涉世之学”。
参考答案
（一）
1．（1）估计；（2）轻视；（3）救济；（4）告诉。
2．公得其状/即讯即判/逾月讼者稀/半年则鲜矣。
3．①陈北枢考虑一个州只有两个粥厂，怎么能够赈济饥饿的民众呢？句子表反问，表达了强调的语气。
②为了百姓活命而获罪，我心甘情愿。“也”语气词，罢了，体现了他的心甘情愿。
4．②，这里要体现“轻松”的意思。
5．从文中“公计一州两厂，何足赡饥者？自增三厂，分设境内。又收民弃男女者集于佛寺，令一老妪抚孩幼十，如此数十处，身时周巡其间。上官发银，曾不及半，移用以济之”，可以看出他“仁及于民”；从文中“公才高识远，遇事陈说慷慨，屡署两司，劳于吏事。及授运使，事逸而众所利也，公遽以老疾请辞去”可以看出他“法可远施”。
【解析】1．本题主要考查点是文言实词的理解。
A.句意：陈北枢估计王立山一定会到亳州来。度：估计；
B.句意：看到亳州没有防备，十分轻视。易：轻视；
C.句意：陈北枢就挪用其他的银子来救济百姓。济：救济；
D.句意：一天对姚鼐说。谓：告诉。
2．本题考查句子的断句。
断句时先要弄清句子的意思，再根据句意、语法分析判断句子的停顿。
本句的意思是：陈北枢接到状子，随即审讯，随即宣判，过了一个月诉讼的人就很少了，过了半年就几乎没有了。这句话是陈北枢判案的情态的描写。“公得其状”先交代事由，“即讯即判”是对其判案方式的描述，故此断开。“逾月讼者稀”则是判案结果的描述，案件越来越少了，“半年则鲜矣” 则是进一步补充，半年后就极少了，故此断开。可据此断句为：公得其状/即讯即判/逾月讼者稀/半年则鲜矣。
3．本题考查对词语的理解。
①“何”是“怎么”的意思，句意为：陈北枢考虑一个州只有两个粥厂，怎么能够赈济饥饿的民众呢？句子表反问，表达了强调的语气，表达了他对赈济饥饿的民众的关切。
②“也”是“罢了”的意思，句意为：为了百姓活命而获罪，我心甘情愿。“也”句末语气词，体现了他只要能帮助百姓活命，就算被朝廷治罪也心甘情愿，深切表达了他对民众的关心。
4．本题考查文言文字词的填空。
三个选项：①远：偏远，遥远； ②逸：轻松；③遗：遗留，遗下。结合“及授远使，事□而众所利也”句中的“而”是并列关系，“并且”的意思，还有“等到授予盐运使的职务，事情轻松并且获利多”，这里需要填写“轻松”的意思，应填写“逸”。
故选②。
5．本题考查综合应用的能力。
“仁及于民，法可远施”的意思“仁爱惠及百姓，法度可以长久的施行”，从文中“公计一州两厂，何足赡饥者？自增三厂，分设境内。又收民弃男女者集于佛寺，令一老妪抚孩幼十，如此数十处，身时周巡其间。上官发银，曾不及半，移用以济之”等描写，可知他时刻关心百姓，看到粥厂不足，马上加建；见到有百姓遗弃孩子在佛寺，又派专人照顾，又用自己的薪资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可以看出他“仁及于民”；从文中“公才高识远，遇事陈说慷慨，屡署两司，劳于吏事。及授运使，事逸而众所利也，公遽以老疾请辞去”等描写，我们知道陈北枢遇事不躲避，总是站在百姓立场上，据理力争，直到事情梳理顺畅才申请离任，可以看出他“法可远施”。据此作答即可。
参考译文
陈三辰，字北枢，萧山县人。陈公年轻时是萧山县的秀才，沿用成例担任安徽县县丞，后升任凤阳县县令，因为捕获邻州的大盗，被任命为府同知，用补充缺额的名义授予亳州知州。亳州，是大州，诉讼的人每天要送交状子几十张。陈北枢接到状子，随即审讯，随即宣判，过了一个月诉讼的人就很少了，过了半年就几乎没有了。乾隆四十九年，河南柘城县的百姓王立山作乱，距离亳州只有一百多里。陈北枢听说这件事后，随即招募乡村的兵勇一千多人，进行操练。河南的官兵被王立山打败，陈北枢估计王立山一定会到亳州来，就在城外的大路两边设置伏兵而自己待在城外。王立山进入亳州境内，看到亳州.没有防备，十分轻视，快速靠近亳州城时忽然看到乡勇，十分震惊，与他们交战，乡勇从埋伏的地方出击并围困他们，于是作乱的人溃败，陈北枢生擒王立山。这一年，安徽发生严重的饥荒，上级官员命令亳州设置两个粥厂赈济百姓。陈北枢考虑一个州只有两个粥厂，怎么能够赈济饥饿的民众呢？就自作主张增设了三个粥厂，分别设在亳州境内。又收容百姓抛弃的儿女，集中到佛寺里，让一个老婆婆抚养十个幼小的孩子，像这样的地方有几十处，陈北枢不时去巡查这些地方。计算这些费用，上级官员发的银子，还不能达到使用的一半，陈北枢就挪用其他的银子来救济百姓。有人对陈北枢说！这样做，最终会因为亏空库银而获罪的。陈北枢说：“为了百姓活命而获罪，我心甘情愿！”
陈北枢有才华、有远见，遇到事情陈述说明充满正气、情绪激昂。多次担任两司的官职，在官务上十分辛劳。等到授予盐运使的职务，事情轻松并且获利多，陈北枢就用年老有病为借口辞职离开。在安徽做官时，在江宁城内买了房屋，等到辞官后回到江宁，让几个孩子去做官，自己挖池子、种花，并时时会见老朋友。去世前一夜，邀请客人喝酒深谈，夜里端正地坐着去世，这时离开官职已经三年，享年七十七岁。
姚鼐写下铭文记下。铭文上写着“仁爱惠及百姓，法度可以长久的施行。功劳卓著，心中有才华。在任时工作辛劳，离任时没有带走民脂民膏。声名在江城远播，离世时愉快满足。”
（二）
1．D 2．我想要略为删削编次它们，合成集子，没有完成，于是编写了他的传 3．①写名重京师的方苞对他极力称赞，来衬托刘海峰文学才华之高，交代他闻名天下的原因，又与他科举不顺形成反差，突出他人生失意；②写方苞专治文章不作诗歌，以突出刘海峰诗文兼善的难得，引出对他杰出才华的赞美。
【解析】1．本题考查文言词语在文中的含义。
D.句意：白白地耗损了写文章的力气。夺：剥夺，削除；
2．本题考查文言文语句的翻译。
我们在翻译句子时要注意通假字、词类活用、一词多义、特殊句式等情况，如遇倒装句就要按现代语序疏通，如遇省略句翻译时就要把省略的成分补充完整。
重点词有：删，删削；次，编次、编写；就，完成；乃，于是。
3．本题考查文章作用的理解。
本文的传主是刘海峰，却用了不少笔墨来写方苞，这是侧面烘托的写法，以突出刘海峰的文学才华之高与科举之路的不顺。
根据第二段中“当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于京师矣。见海峰，大奇之，语人曰：‘如苞何足言耶？吾同里刘大櫆，乃今世韩欧才也’”，可知当时文气名重京师的方苞，对刘海峰大加赞赏，称他为当世的韩愈、欧阳修，可见刘海峰富有文学才华；“自是天下皆闻刘海峰。然自康熙至乾隆数十年，应顺天府试，两登副榜，终不得举。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乾隆十五年举经学，皆不录用”，刘海峰因方苞的称赞而天下闻名，但他的科举之路却一直不顺利，反衬了他人生之路的失意；
第四段中“天下言文章者，必首方侍郎。方侍郎少时尝作诗以视海宁查侍郎慎行，查侍郎曰：‘君诗不能佳，徒夺为文力，不如专为文。’方侍郎从之，终身未尝作诗。至海峰则文与诗并极其力，能包括古人之异体镕以成其体”，通过方苞不作诗，专写文章，与刘海峰诗文俱佳形成对比，突出了刘海峰在诗歌和文章两方面的成就，引出下文中作者对他具有全面的文学才华的赞美。
参考译文
刘海峰先生，名叫大櫆，字才甫，海峰是他给自己起的号。刘海峰生性喜欢学习，读古人的文章，就明白它的意思，并且善于模仿古人的文章。二十多岁时，到了京城。
正当康熙末年，侍郎方苞在京城的名声很大。见到了刘海峰，认为他非常奇特，就对人说：“像我方苞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我的同乡刘大櫆，是当今时代的韩愈和欧阳修啊！”从这以后，天下的人都知道了刘海峰。可是，从康熙到乾隆几十年间，刘海峰在顺天府应乡试两次名列副榜，最终还是没有考中举人。乾隆元年被举荐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乾隆十五年又被举荐参加经学考试，都没有被录用。朝廷中了解他的官员、提督学政等人都来邀请他到幕府中看文章。刘海峰也趁机游玩天下美丽的山水，写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年过六十岁后，才得到黟县教谕的官职。又在几年后辞官了，回家住在枞阳，不再出来做官。八十三岁时去世。
先生年少时，和我的伯父姜坞先生的关系最深厚。我在乾隆四十年从京城回到桐城，在枞阳多次见过他。先生身材高大，胡须很多，能把拳头放进嘴里，喜欢喝酒，幽默风趣，待人温和善良，尽心尽情。曾对我说：“我与你家有两代的交谊啊！”
天下要说善写文章的人，一定首推侍郎方苞。方侍郎年少时，曾经把自写的诗歌拿来给海宁人查慎行待郎，查侍郎说：“你的诗歌写得不好，白白地耗损了写文章的力气，不如专心于写文章。”方苞听从了他的话，终身未曾写过诗。到刘海峰，却是诗歌文章一起极尽他的才气，能够总括古人的不同样式，熔铸而形成自己的体式，雄壮豪放深远含蓄情感奔放，难道不是他的才气超出了古今的文人吗！他的文章和诗歌都有刊印的，我想稍微加以删改、编辑排列，合成集子，但是没有完成，于是就写了这篇传记。
（三）
1． ③ ② ④ ② 2．噫/马之任/孰有艰于此者乎
3．它渴了到溪里喝水，卸下车到马槽里吃食，就总是在其他马的后面。
4．选文通过辕马的责任与选择，讽喻朝廷谨慎用人，强调“德与才”兼备的人，才能委以重任，“驽蹇者”“狡愤者”必将败坏政事。《马说》借千里马的遭遇，寄寓了作者对人才遭屈辱、被埋没的感慨、悲愤之情，希望统治者能够识别人才，重视人才。
【解析】1．本题考查一词多义。
（1）句意：把品德高尚的人、能干的人选拔出来。与：选拔，举荐。故选③。
（2）句意：想要和普通的马一样尚且做不到。与：介词，和，跟，同。故选②。
（3）句意：其余在前面引路和在旁边副驾的马绝不会参与。与：参与。故选④。
（4）句意：然而它的德性和能力。与：连词，和，跟，同。故选②。
2．本题考查文言断句。
句意：唉！辕马的使命，难道还有比它更艰巨的吗？
“噫”为语气词，表示感叹，应单独成句，故应在其后断开；“马之任”指辕马的任务，名词性结构，应作主语，而后句“孰有艰于此者乎”为固定句式，“孰有……乎”为反问句，“哪里有……呢”“难道有……吗”，故应在“孰有”前断开。
正确的断句为：噫/马之任/孰有艰于此者乎。
3．本题考查文言语句的翻译。关键词有：
渴饮于溪：状语后置，正常语序为“渴于溪饮”，渴了到溪里喝水。脱：卸下。就：靠近。槽枥：喂马的石槽。就槽枥：到马槽里吃食。
4．本题考查分析概括文言文主旨的能力。
韩愈的《马说》，可以通过“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可以概括出其主旨为：作者借世人不了解千里马，来表达世上缺乏的不是人才，而是发现人才的人。所以说课文中流露的是作者怀才不遇之情和对统治者埋没、摧残人才的愤懑和控诉。
本题选文《辕马说》，可以通过“今则一马夹辕而驾，领局于轭，背承乎韅，靳前而靽后”“马之任，孰有艰于此者乎”可以看出辕马的责任之重大，而驾车人在选择辕马时，不会选择“驽蹇者”“狡愤者”，作者借选择辕马来表达选择人才时要慎重，“然其德与力，非试之辕下不可辨”，要仔细辨别其“德与力”，选择德才兼备之才。
参考译文
我行走在边塞上，乘坐负重的马车，见到负辕的马而产生诸多感慨。
过去的老式马车，只有一根车辕而两边各驾一匹马，现在的马车由一匹马夹在两根车辕当中，头上和脖胫套上缰绳，背部系上皮带，胸和臀部也被勒紧。当它爬坡时，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才能拉动车轮前进，当它下坡的时候，又要收紧大腿紧攒四蹄才能抵住车辕不致倒伏。赶车的人用鞭子抽打使它前进，用棍棒枝条的暴虐来催促它从深陷中拽起车来。如果车在险恶陡峻的地方翻倒了，筋断骨折是根本无可避免的，其余在前面引路和在旁边副驾的马绝不会参与。它渴了到溪里喝水，卸下车到马槽里吃食，就总是在其他马的后面。
唉！辕马的使命，难道还有比它更艰巨的吗？然而它的德性和能力，不经过驾辕的反复尝试是分辨不出来的。别的马要不就是与夹辕不相称，虽然可以担此重任但却不够协调。品质低劣的马，力量又不能胜任。狡黠而脾气不好的马，容易受惊出事，有的甚至行走在平坦大道上都会因惊蹶而翻车。让它拉车上坡就像跛的瘸的一样，下坡则又像塌倒的山岩无可阻挡，遇见泥泞就打滑，而经过深坑就沉陷，常常困乏在车辕之中，使其余的马也因此受到牵制不能正常地行走了。唉，驾御车马的人一定要慎重呀！
（四）
1．B 2．C 3．知晓（或“明察”）了这两点，那么高洁之士坚守德行、处理世事的学问，圣人贤哲成就自己、成就外物的方法，都可以得到了解了。
4．（1）对比。
（2）参考示例一：我选择的是作者的第一个体会。作者认为雁荡山“独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于今”“终不辱于愚僧俗士之剥凿”，是因为其“壁立千仞”“所处僻远”，其中蕴含着这样的道理：一个人要坚守本心，必须远离世俗的环境，不为浮名所累。
参考示例二：我选择的是作者的第二个体会。作者认为，雁荡山“岩深壁削”，令人在不知不觉中萌发“严恭静正”之心，使人的本心与天地精神完全相连，其中蕴含着这样的道理：一个人要有肃穆宁静端正的本心，保持自己高洁的品质。
【分析】1．B．“幽寻以送日月”意思是：寻幽探胜来打发日子。以：介词，来，表目的。“生以乡人子谒余，撰长书以为贽”意思是：马生以同乡晚辈的身份拜见我，写了一封长信作为礼物。“以”与“为”连用，有“把……当作”之意。两者意思不相同；
2．本题考查学生划分文言句子节奏的能力。划分句子节奏时，除了要考虑句子的意思，还要考虑句子的结构。
对于单句：句首关联词和语气词（如：夫、盖、若、而等）之后要作停顿；几个特殊的古今异义词朗读时必须分开；主语和谓语之间，谓语和宾语、补语之间一般要作停顿，谓语中心语和介宾短语之间要停顿；需要着重强调的地方，一般要停顿；“也”用在句中时表停顿语气，朗读时应作停顿；省略句中句内省略的地方一般要作停顿；并列短语间要略作停顿；总领性词语后面要停顿。
如果是几个句子的组合，则要在句与句间要停顿。
根据句意可知“而兹山岩深壁削（但雁荡山岩深壁削）”是介绍山势的特点，“仰而观俯而视者（时需仰观，时需俯视之处）”强调游人观察的角度，“严恭静正之心（肃穆端静的感觉）”与“不觉其自动（不由而生）”构成主谓关系；
应断句为：而兹山岩深壁削/仰而观俯而视者/严恭静正之心/不觉其自动。
3．本题主要考查点是对句子翻译。注意下列重点词语的意思：
察：知晓、明察；守身涉世：坚守德行、处理世事；成己成物：就自己、成就外物；道：方法；得：得到；见：了解。
4．本题考查写作手法的运用的理解。
选文写雁荡山，却不断提到浮山、摄山、飞来峰等山。从第二段“前此所见，如皖桐之浮山，金陵之摄山，临安之飞来峰，其崖洞非不秀美也，而愚僧多凿为仙佛之貌相，俗士自镌名字及其诗辞”可知，这是为了和雁荡山作对比，联系“如疮痏蹶然而入人目，而兹山独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于今”可知，突出了雁荡山能保持山的原貌的特点，侧面表现出它的“壁立千仞、所处避远”又高又偏的特点；意在表明要远离世俗的纷扰，坚守本心，不被浮名（追求功名利禄的心）所扰；
从文章第二段“盖壁立千仞，不可攀援；又所处避远，富贵有力者无因而至，即至亦不能久留，构架鸠工以自标揭”可知，“壁立千仞、所处避远”是雁荡山保持本色的重要原因；同时从第三段“而兹山岩深壁削，仰而观俯而视者，严恭静正之心，不觉其自动”中也认识到：雁荡山“岩深壁削”，令人在不知不觉中萌发“严恭静正”之心；
作者认为“守身涉世之学”也同此理，“壁立千仞”、“所处避远”才能免受俗世所污，即一个人要坚守本心，要远离世俗的环境，要有“壁立千仞”的品质，不为浮名所累。可选择其中这一具体谈一谈即可。
参考译文：
癸亥年中秋节前一日，去游雁荡山，游玩了两天才回来。山中的古迹大多已荒芜，被丛生的草木掩盖不能探寻访游了。而雁荡山的山峰姿态、峭壁风光与我从前去过的地方完全不同。我的外甥鲍孔巡说：“何不写篇游记？”我答到：“此山不可记啊。永州、柳州的山，不过是荒芜地方的小山沟，柳宗元贬官居永、柳，以寻幽探胜来打发日子，所以才用尽篇章辞藻来形容。而雁荡山则盘曲在浙江东南海隅，幽深奇峻，峭拔险怪，奇形怪状的山峰，不仅高而且多。如定要以词句来形容雁荡，则只能将雁荡风光形容得与其他名山相类，而不能将它的独特之处显现出来。”而我以为雁荡的独有之处有两点。
以前所见过的山，如安徽桐城的浮山，南京的栖霞山，杭州的飞来峰，它们的山峰崖洞并非不秀美，是那些愚蠢的僧人喜欢在山上雕凿仙佛的貌相，那些俗不可耐的名士又爱在上面镌刻自己的名字和诗词，这些被雕凿镌刻的山如同长了伤疤一样惨不忍睹。而雁荡山独能保持山的原貌。这是因为雁荡山壁立千仞，不可轻易攀援，又处在僻远的地方，富贵及有权势者一般没有特殊的原因不会来此，即便来了，也不会久留，花费时间财力来表明自己到此一游，这就是雁荡山始终没有被愚僧俗士剥落斧凿所污辱的原因。
秀丽明媚的山川，能使游者欣然而乐。但雁荡山岩深壁削，时需仰观，时需俯视。俯仰之间，肃穆端静的感觉不由而生。一旦如此，人世各种杂念和忧虑就会消失，而本心开始与天地之精神相连接。
知晓了这两点，那么高洁之士守身处世的学问，圣人贤哲成己成物的方法，都可以得到可以了解了。
版块二：原文摘要
摘要：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并不足怪的。
原文：
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这只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节的。后来《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是如此，不过经卜官和史官按着卦爻与年月的顺序编纂起来，比卜辞显得整齐些罢了。便是这样，王安石还说《鲁春秋》是“断烂朝报”[1]。所谓“断”，正是不成片段、不成章节的意思。卜辞的简略大概是工具的缘故，在脆而狭的甲骨上用刀笔刻字，自然不得不如此。卦爻辞和《鲁春秋》似乎没有能够跳出卜辞的氛围去，虽然写在竹木简上，自由比较多，却依然只跟着卜辞走。《尚书》就不同了。《虞书》、《夏书》大概是后人追记，而且大部分是战国末年的追记，可以不论；但那几篇《商书》，即使有些是追记，也总在商、周之间。那不但有章节，并且成了篇，足以代表当时史的发展，就是叙述文的发展。而议论文也在这里面见了源头。卜辞是“辞”，《尚书》里大部分也是“辞”。这些都是官文书。
记言、记事的辞之外，还有讼辞。打官司的时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叫做“辞”；辞原是“讼”的意思[2]，是辩解的言语。这种辞关系两造的利害很大，两造都得用心陈说；审判官也得用心听，他得公平的听两面儿的。这种辞也兼有叙述和议论；两造自己办不了，可以请教讼师。这至少是周代的情形。春秋时候，列国交际频繁，外交的言语关系国体和国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说更需慎重了。这也称为“辞”，又称为“命”，又合称为“辞命”或“辞令”。郑子产便是个善于辞命的人。郑是个小国，他办外交，却能教大国折服，便靠他的辞命。他的辞引古为证，宛转而有理，他的态度却坚强不屈。孔子赞美他的辞，更赞美他的“慎辞”[3]孔子说当时郑国的辞命，子产先教裨谌创意起草，交给世叔审查，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儿他再加润色[4]。他的确是很慎重的。辞命得“顺”，就是宛转而有理；还得“文”，就是引古为证。
孔子很注意辞命，他觉得这不是件易事，所以自己谦虚的说是办不了。但教学生却有这一科；他称赞宰我、子贡，擅长言语[5]，“言语”就是“辞命”。那时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辞多指说出的言语，命多指写出的言语；但也可以兼指。各国派使臣，有时只口头指示策略，有时预备下稿子让他带着走。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时候总还得随机应变，自己想说话；因为许多情形是没法预料的。——当时言语，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当时的京话或官话。孔子讲学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鲁语[6]。卜、《尚书》和辞命，大概都是历代的雅言。讼辞也许不同些。雅言用的既多，所以每字都能写出，而写出的和说出的雅言，大体上是一致的。孔子说“辞”只要“达”就成[7]。辞是辞命，“达”是明白，辞多了像背书，少了说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8]。辞命的重要，代表议论文的发展。
战国时代，游说之风大盛。游士立谈可以取卿相，所以最重说辞。他们的说辞却不像春秋的辞命那样从容宛转了。他们铺张局势，滔滔不绝，真像背书似的；他们的话，像天花乱坠，有时夸饰，有时诡曲，不问是非，只图激动人主的心。那时最重辩。墨子是第一个注意辩论方法的人，他主张“言必有三表”。“三表”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9]；便是三个标准。不过他究竟是个注重功利的人，不大喜欢文饰，“恐人怀其文，忘其‘用’”，所以楚王说他“言多不辩”[10]。——后来有了专以辩论为事的“辩者”，墨家这才更发展了他们的辩论方法，所谓《墨经》便成于那班墨家的手里。——儒家的孟、荀也重辩。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11]荀子也说：“君子必辩。”[12]这些都是游士的影响。但道家的老、庄，法家的韩非，却不重辩。《老子》里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3]，“老学”所重的是自然。《庄子》里说“大辩不言”[14]，“庄学”所要的是神秘。韩非也注重功利，主张以法禁辩，说辩“生于上之不明”[15]。后来儒家作《易·文言传》，也道：“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不但是在暗暗的批评着游士好辩的风气，恐怕还在暗暗的批评着后来称为名家的“辩者”呢。《文言传》旧传是孔子所作，不足信；但这几句话和“辞达”论倒是合拍的。
孔子开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从此也便有了私家的著作。第一种私家著作是《论语》，却不是孔子自作而是他的弟子们记的他的说话。诸子书大概多是弟子们及后学者所记，自作的极少。《论语》以记言为主，所记的多是很简单的。孔子主张“慎言”，痛恨“巧言”和“利口”；他向弟子们说话，大概是很质直的，弟子们体念他的意思，也只简单的记出。到了墨子和孟子，可就铺排得多。《墨子》大约也是弟子们所记。《孟子》据说是孟子晚年和他的弟子公孙丑、万章等编定的，可也是弟子们记言的体制。那时是个“好辩”的时代。墨子虽不好辩，却也脱不了时代影响。孟子本是个好辩的人。记言体制的恢张，也是自然的趋势。这种记言是直接的对话。由对话而发展为独白，便是“论”。初期的论，言意浑括，《老子》可为代表；后来的《墨经》，《韩非子·储说》的经，《管子》的《经言》，都是这体制。再进一步，便是恢张的论，《庄子·齐物论》等篇以及《荀子》、《韩非子》、《管子》的一部分，都是的。——群经诸子书里常常夹着一些韵句，大概是为了强调。后世的文也偶尔有这种例子。中国的有韵文和无韵文的界限，是并不怎样严格的。
还有一种“寓言”，藉着神话或历史故事来抒论。《庄子》多用神话，《韩非子》多用历史故事，《庄子》有些神仙家言，《韩非子》是继承《庄子》的寓言而加以变化。战国游士的说辞也好用譬喻。譬喻成了风气，这开了后来辞赋的路。论是进步的体制，但还只以篇为单位，“书”的观念还没有。直到《吕氏春秋》，才成了第一部有系统的书[16]。这部书成于吕不韦的门客之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三十多万字。十二代表十二月，八是卦数，六是秦代的圣数，这些数目是本书的间架，是外在的系统，并非逻辑的秩序，汉代刘安主编《淮南子》，才按照逻辑的秩序，结构就严密多了。自从有了私家著作，学术日渐平民化。著作越过越多，流传也越过越广。“雅言”便成了凝定的文体了。后世大体采用，言文渐渐分离。战国末期，“雅言”之外，原还有齐语、楚语两种有势力的方言[17]。但是齐语只在《春秋公羊传》里留下一些，楚语只在屈原的“辞”里留下几个助词如“羌”、“些”等；这些都让“雅言”压倒了。
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里《春秋左氏传》是一座里程碑。在前有分国记言的《国语》，《左传》从它里面取材很多。那是铺排的记言，一面以《尚书》为范本，一面让当时记言体的、恢张的趋势推动着，成了这部书。其中自然免不了记事的文字；《左传》便从这里出发，将那恢张的趋势表现在记事文里。那时游士的说辞也有人分国记载，也是铺排的记言，后来成为《战国策》那部书。《左传》是说明《春秋》的，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它最长于战争的记载；它能够将千头万绪的战事叙得层次分明，它的描写更是栩栩如生。它的记言也异曲同工，不过不算独创罢了。它可还算不得一部有自己的系统的书；它的顺序是依着《春秋》的。《春秋》的编年并不是自觉的系统，而且“断如复断”，也不成一部“书”。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的系统的史书。他创造了“纪传”的体制。他的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五十多万字。十二是十二月，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数，三十取《老子》“三十辐共一毂”的意思，表示那些“辅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18]；七十表示人寿之大齐，因为列传是记载人物的。这也是用数目的哲学作系统，并非逻辑的秩序，和《吕氏春秋》一样。这部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剪裁与组织见长。但是它的文字最大的贡献，还在描写人物。左氏只是描写事，司马迁进一步描写人；写人更需要精细的观察和选择，比较的更难些。班彪论《史记》“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19]，这是说司马迁行文委曲自然。他写人也是如此。他又往往即事寓情，低徊不尽；他的悲愤的襟怀，常流露在字里行间。明代茅坤称他“出《风》入《骚》”[20]，是不错的。
汉武帝时候，盛行辞赋；后世说“楚辞汉赋”，真的，汉代简直可以说是赋的时代。所有的作家几乎都是赋的作家。赋既有这样压倒的势力，一切的文体，自然都受它的影响。赋的特色是铺张、排偶、用典故。西汉记事记言，都还用散行的文字，语意大抵简明；东汉就在散行里夹排偶，汉、魏之际，排偶更甚。西汉的赋，虽用排偶，却还重自然，并不力求工整；东汉到魏，越来越工整，典故也越用越多。西汉普通文字，句子很短，最短有两个字的。东汉的句子，便长起来，最短的是四个字；魏代更长，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两句以完一意。所谓“骈文”或“骈体”，便这样开始发展。骈体出于辞赋，夹带着不少的抒情的成分；而句读整齐，对偶工丽，可以悦目，声调和谐，又可悦耳，也都助人情韵。因此能够投人所好，成功了不废的体制。
梁昭明太子在《文选》里第一次提出“文”的标准，可以说是骈体发展的指路牌。他不选经、子、史，也不选“辞”。经太尊，不可选；史“褒贬是非，纪别异同”，不算“文”；子“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辞”是子史的支流，也都不算“文”。他所选的只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之作。“事”是“事类”，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的，他才选在他的书里。这种作品好像各种乐器，“并为入耳之娱”；好像各种绣衣，“俱为悦目之玩”。这是“文”，和经、子、史及“辞”的作用不同，性质自异。后来梁元帝又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21]这是说，用典故、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才叫作“文”呢。这种“文”大体上专指诗赋和骈体而言；但应用的骈体如章奏等，却不算在里头。汉代本已称诗赋为“文”，而以“文辞”或“文章”称记言、记事之作。骈体原也是些记言、记事之作，这时候却被提出一部分来，与诗赋并列在“文”的尊称之下，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了。
这时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佛典的翻译，一是群经的义疏。佛典翻译从前不是太直，便是太华；太直的不好懂，太华的简直是魏、晋人讲老、庄之学的文字，不见新义。这些译笔都不能作到“达”的地步。东晋时候，后秦主姚兴聘龟兹僧鸠摩罗什为国师，主持译事。他兼通华语及西域语，所译诸书，一面曲从华语，一面不失本旨。他的译笔可也不完全华化，往往有“天然西域之语趣”[22]；他介绍的“西域之语趣”是华语所能容纳的，所以觉得“天然”。新文体这样成立在他的手里。但他的翻译虽能“达”，却还不能尽“信”；他对原文是不太忠实的。到了唐代的玄奘，更求精确，才能“信”、“达”兼尽，集佛典翻译的大成。这种新文体一面增扩了国语的词汇，也增扩了国语的句式。词汇的增扩，影响最大而易见，如现在口语里还用着的“因果”、“忏悔”、“刹那”等词，便都是佛典的译语。句式的增扩，直接的影响比较小些，但像文言里常用的“所以者何”、“何以故”等也都是佛典的译语。另一面，这种文体是“组织的，解剖的”[23]。这直接影响了佛教徒的注疏和“科分”之学[24]，间接影响了一般解经和讲学的人。
演释古人的话的有“故”、“解”、“传”、“注”等。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叫作“故”。演释原来辞意，叫作“解”。但后来解释字句，也叫做“故”或“解”。“传”，转也，兼有“故”、“解”的各种意义。如《春秋左氏传》补充故事，兼阐明《春秋》辞意。《公羊传》、《穀梁传》只阐明《春秋》辞意——用的是问答式的记言。《易传》推演卦爻辞的意旨，也是铺排的记言。《诗毛氏传》解释字句，并给每篇诗作小序，阐明辞意。“注”原只解释字句，但后来也有推演辞意、补充故事的。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以及一般的解释辞意，大抵明白易晓。《春秋》三传和《诗毛氏传》阐明辞意，却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所以支离破碎，无中生有。注字句的本不该有大出入，但因对于辞意的见解不同，去取字义，也有各别的标准。注辞意的出入更大。像王弼注《周易》，实在是发挥老、庄的哲学；郭象注《庄子》，更是藉了《庄子》发挥他自己的哲学。南北朝人作群经“义疏”，一面便是王弼等人的影响，一面也是翻译文体的间接影响。这称为“义疏”之学。
汉、晋人作群经的注，注文简括，时代久了，有些便不容易通晓。南北朝人给这些注作解释，也是补充材料，或推演辞意。“义疏”便是这个。无论补充或推演，都得先解剖文义；这种解剖必然的比注文解剖经文更精细一层。这种精细的确不算是破坏的解剖，似乎是佛典翻译的影响。就中推演辞意的有些也只发挥老、庄之学，虽然也是无中生有，却能自成片段，便比汉人的支离破碎进步。这是王弼等人的衣钵，也是魏、晋以来哲学发展的表现。这是又一种新文体的分化。到了唐修《五经正义》，削去玄谈，力求切实，只以疏明注义为重。解剖字句的工夫，至此而极详。宋人所谓“注疏”的文体，便成立在这时代。后来清代的精详的考证文，就是从这里变化出来的。
不过佛典只是佛典，义疏只是义疏，当时没有人将这些当作“文”的。“文”只用来称“沈思翰藻”的作品。但“沈思翰藻”的“文”，渐渐有人嫌“浮”“艳”了。“浮”是不直说，不简截说的意思。“艳”正是隋代李谔《上文帝书》中所指斥的：“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那时北周的苏绰是首先提倡复古的人，李谔等纷纷响应。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路子，死板的模仿古人到底是行不通的。唐初，陈子昂提倡改革文体，和者尚少。到了中叶，才有一班人“宪章六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旨”[25]，而元结、独孤及、梁肃最著。他们作文，主于教化，力避排偶，辞取朴拙。但教化的观念，广泛难以动众，而关于文体，他们不曾积极宣扬，因此未成宗派。开宗派的是韩愈。
韩愈，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唐宪宗时，他作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被贬；后来官至吏部侍郎，所以称为韩吏部。他很称赞陈子昂、元结复古的功劳，又曾请教过梁肃、独孤及。他的脾气很坏，但提携后进，最是热肠。当时人不愿为师，以避标榜之名；他却不在乎，大收其弟子。他可不愿作章句师，他说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26]。他实在是以文辞为教的创始者。他所谓“传道”，便是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所谓“解惑”，便是排斥佛、老。他是以继承孟子自命的；他排佛、老，正和孔子的距杨、墨一样。当时佛、老的势力极大，他敢公然排斥，而且因此触犯了皇帝[27]。这自然足以惊动一世。他并没有传了什么新的道，却指示了道统，给宋儒开了先路。他的重要的贡献，还在他所提倡的“古文”上。
他说他作文取法《尚书》、《春秋》、《左传》、《周易》、《诗经》以及《庄子》、《楚辞》、《史记》、扬雄、司马相如等。《文选》所不收的经、子、史，他都排进“文”里去。这是一个大改革、大解放。他这样建立起文统来。但他并不死板的复古，而以变古为复古。他说：“惟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28]，又说：“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29]；他是在创造新语。他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换去排偶的句子，句逗总弄得参参差差的。但他有他的标准，那就是“气”。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30]“气”就是自然的语气，也就是自然的音节。他还不能跳出那定体“雅言”的圈子而采用当时的白话；但有意的将白话的自然音节引到文里去，他是第一个人。在这一点上，所谓“古文”也是不“古”的；不过他提出“语气流畅”（气盛）这个标准，却给后进指点了一条明路。他的弟子本就不少，再加上私淑的，都往这条路上走，文体于是乎大变。这实在是新体的“古文”，宋代又称为“散文”——算成立在他的手里。
柳宗元与韩愈，宋代并称，他们是好朋友。柳作文取法《书》、《诗》、《礼》、《春秋》、《易》以及《穀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也将经、子、史排在“文”里，和韩的文统大同小异。但他不敢为师，“摧陷廓清”的劳绩，比韩差得多。他的学问见解，却在韩之上，并不墨守儒言。他的文深幽精洁，最工游记；他创造了描写景物的新语。韩愈的门下有难、易两派。爱易派主张新而不失自然，李翱是代表；爱难派主张新就不妨奇怪，皇甫湜是代表。当时爱难派的流传盛些。他们矫枉过正，语艰意奥，扭曲了自然的语气、自然的音节，僻涩诡异，不易读诵。所以唐末宋初，骈体文又回光反照了一下。雕琢的骈体文和僻涩的古文先后盘踞着宋初的文坛。直到欧阳修出来，才又回到韩愈与李翱，走上平正通达的古文的路。
韩愈抗颜为人师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难；欧阳修居高位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容易。明代所称唐宋八大家[31]，韩、柳之外，六家都是宋人。欧阳修为首，以下是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曾巩、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别的三个也都是他提拔的。他真是当时文坛的盟主。韩愈虽然开了宗派，却不曾有意的立宗派；欧、苏是有意的立宗派。他们虽也提倡道，但只促进了并且扩大了古文的发展。欧文主自然。他所作纡徐曲折，而能条达疏畅，无艰难劳苦之态；最以言情见长，评者说是从《史记》脱化而出。曾学问有根柢，他的文确实而谨严；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三苏长于议论，得力于《战国策》、《孟子》；而苏轼才气纵横，并得力于《庄子》。他说他的文“随物赋形”，“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32]；又说他意到笔随，无不尽之处[33]。这真是自然的极致了。他的文，学的人最多。南宋有“苏文熟，秀才足”的俗谚[34]，可见影响之大。
欧、苏以后，古文成了正宗。辞赋虽还算在古文里头，可是从辞赋出来的骈体却只拿来作应用文了。骈体声调铿锵，便于宣读，又可铺张词藻不着边际，便于酬酢，作应用文是很相宜的。所以流传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死去。但中间却经过了散文化。自从唐代中叶的陆贽开始。他的奏议切实恳挚，绝不浮夸，而且明白晓畅，用笔如舌。唐末骈体的应用文专称“四六”，却更趋雕琢；宋初还是如此。转移风气的也是欧阳修。他多用虚字和长句，使骈体稍稍近于语气之自然。嗣后群起仿效，散文化的骈文竟成了定体了。这也是古文运动的大收获。
唐代又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语录，一是“传奇”，都是佛家的影响。语录起于禅宗。禅宗是革命的宗派，他们只说法而不著书。他们大胆的将师父们的话参用当时的口语记下来。后来称这种体制为语录。他们不但用这种体制记录演讲，还用来通信和讨论。这是新的记言的体制，里面夹杂着“雅言”和译语。宋儒讲学，也采用这种记言的体制，不过不大夹杂译语。宋儒的影响究竟比禅宗大得多，语录体从此便成立了，盛行了。传奇是有结构的小说。从前只有杂录或琐记的小说，有结构的从传奇起头。传奇记述艳情，也记述神怪，但将神怪人情化。这里面描写的人生，并非全是设想，大抵还是以亲切的观察作底子。这开了后来佳人才子和鬼狐仙侠等小说的先路。它的来源一方面是俳谐的辞赋，一方面是翻译的佛典故事；佛典里长短的寓言所给予的暗示最多。当时文士作传奇，原来只是向科举的主考官介绍自己的一种门路。当时应举的人在考试之前，得请达官将自己姓名介绍给主考官；自己再将文章呈给主考官看。先呈正经文章，过些时再呈杂文如传奇等，传奇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人又爱看，是科举的很好媒介。这样，作者便日见其多了。
到了宋代，又有“话本”。这是白话小说的老祖宗。话本是“说话”的底本；“说话”略同后来的“说书”，也是佛家的影响。唐代佛家向民众宣讲佛典故事，连说带唱，本子夹杂“雅言”和口语，叫作“变文”；“变文”后来也有说唱历史故事及社会故事的。“变文”便是“说话”的源头；“说话”里也还有演说佛典这一派。“说话”是平民的艺术；宋仁宗很爱听，以后便变为专业，大流行起来了。这里面有说历史故事的，有说神怪故事的，有说社会故事的。“说话”渐渐发展，本来由一个或几个同类而不相关联的短故事，引出一个同类而不相关联的长故事的，后来却能将许多关联的故事组织起来，分为“章回”了。这是体制上一个大进步。
话本留存到现在的已经很少，但还足以见出后世的几部小说名著，如元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明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都是从话本演化出来的；不过这些已是文人的作品，而不是话本了。就中《三国志演义》还夹杂着“雅言”，《水浒传》和《西游记》便都是白话了。这里除《西游记》以设想为主外，别的都可以说是写实的。这种写实的作风在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里得着充分的发展。《三国志演义》等书里的故事虽然是关联的，却不是联贯的。到了《红楼梦》，组织才更严密了；全书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虽然包罗万有，而能“一以贯之”。这不但是章回小说，而且是近代所谓“长篇小说”了。白话小说到此大成。
明代用八股文取士，一般文人都镂心刻骨的去简炼揣摩，所以极一代之盛。“股”是排偶的意思；这种体制，中间有八排文字互为对偶，所以有此称。——自然也有变化，不过“八股”可以说是一般的标准。——又称为“四书文”，因为考试里最重要的文字，题目都出在四书里。又称为“制艺”，因为这是朝廷法定的体制。又称为“时文”，是对古文而言。八股文也是推演经典辞意的；它的来源，往远处说，可以说是南北朝义疏之学，往近处说，便是宋、元两代的经义。但它的格律，却是从“四六”演化的。宋代定经义为考试科目，是王安石的创制；当时限用他的群经“新义”，用别说的不录，元代考试，限于“四书”，规定用朱子的章句和集注。明代制度，主要的部分也是如此。
经义的格式，宋末似乎已有规定的标准，元、明两代大体上递相承袭。但明代有两种大变化：一是排偶，一是代古人语气。因为排偶，所以讲究声调。因为代古人语气，便要描写口吻；圣贤要像圣贤口吻，小人要像小人的。这是八股文的仅有的本领，大概是小说和戏曲的不自觉的影响。八股文格律定得那样严，所以得简炼揣摩，一心用在技巧上。除了口吻、技巧和声调之外，八股文里是空洞无物的。而因为那样难，一般作者大都只能套套滥调，那真是“每下愈况”了。这原是君主牢笼士人的玩艺儿，但它的影响极大；明、清两代的古文大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八股文出身的。
清代中叶，古文有桐城派，便是八股文的影响。诗文作家自己标榜宗派，在前只有江西诗派，在后只有桐城文派。桐城派的势力，绵延了二百多年，直到民国初期还残留着；这是江西派比不上的。桐城派的开山祖师是方苞，而姚鼐集其大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当时有“天下文章在桐城”的话[35]，所以称为桐城派。方苞是八股文大家。他提倡归有光的文章，归也是明代八股文兼古文大家。方是第一个提倡“义法”的人。他论古文以为六经和《论语》、《孟子》是根源，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的是《左传》、《史记》，其次是《公羊传》、《穀梁传》、《国语》、《国策》，两汉的书和疏，唐宋八家文[36]——再下怕就要数到归有光了。这是他的，也是桐城派的文统论。“义”是用意，是层次；“法”是求雅、求洁的条目。雅是纯正不杂，如不可用语录中语、骈文中丽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俊语、《南史》、《北史》中佻巧语以及佛家语。后来姚鼐又加上注疏语和尺牍语。洁是简省字句。这些“法”其实都是从八股文的格律引伸出来的。方苞论文，也讲“阐道”[37]；他是信程、朱之学的，不过所入不深罢了。
方苞受八股文的束缚太甚，他学得的只是《史记》、欧、曾、归的一部分，只是严整而不雄浑，又缺乏情韵。姚鼐所取法的还是这几家，虽然也不雄浑，却能“迂回荡漾，余味曲包”[38]，这是他的新境界。《史记》本多含情不尽之处，所谓远神的。欧文颇得此味，归更向这方面发展——最善述哀，姚简直用全力揣摩。他的老师刘大櫆指出作文当讲究音节，音节是神气的迹象，可以从字句下手[39]。姚鼐得了这点启示，便从音节上用力，去求得那绵邈的情韵。他的文真是所谓“阴与柔之美”[40]。他最主张诵读，又最讲究虚助字，都是为此。但这分明是八股文讲究声调的转变。刘是雍正副榜，姚是乾隆进士，都是用功八股文的。当时汉学家提倡考据，不免繁琐的毛病。姚鼐因此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偏废的就是“陋”儒[41]。但他的义理不深，考据多误，所有的还只是词章本领。他选了《古文辞类纂》；序里虽提到“道”，书却只成为古文的典范。书中也不选经、子、史；经也因为太尊，子、史却因为太多。书中也选辞赋。这部选本是桐城派的经典，学文的必由于此，也只须由于此。方苞评归有光的文庶几“有序”，但“有物之言”太少[42]。曾国藩评姚鼐也说一样的话，其实桐城派都是如此。攻击桐城派的人说他们空疏浮浅，说他们范围太窄，全不错；但他们组织的技巧，言情的技巧，也是不可抹杀的。
姚鼐以后，桐城派因为路太窄，渐有中衰之势。这时候仪征阮元提倡骈文正统论。他以《文选序》和南北朝“文”“笔”的分别为根据，又扯上传为孔子作的《易·文言传》。他说用韵用偶的才是文，散行的只是笔，或是“直言”的“言”，“论难”的“语”[43]。古文以立意、记事为宗，是子、史正流，终究与文章有别。《文言传》多韵语、偶语，所以孔子才题为“文”言。阮元所谓韵，兼指句末的韵与句中的“和”而言[44]。原来南北朝所谓“文”、“笔”，本有两义：“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当时的常言[45]——韵只是句末韵。阮元根据此语，却将“和”也算是韵，这是曲解一。梁元帝说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是文，骈体的章奏与散体的著述都是笔[46]。阮元却只以散体为笔，这是曲解二。至于《文言传》，固然称“文”，却也称“言”，况且也非孔子所作—这更是傅会了。他的主张，虽然也有一些响应的人，但是不成宗派。
曾国藩出来，中兴了桐城派。那时候一般士人，只知作八股文；另一面汉学、宋学的门户之争，却越来越利害，各走偏锋。曾国藩为补偏救弊起见，便就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之说加以发扬光大。他反对当时一般考证文的芜杂琐碎，也反对当时崇道贬文的议论，以为要明先王之道，非精研文字不可；各家著述的见道多寡，也当以他们的文为衡量的标准。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他却能以深博的学问、弘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使它起死回生。他才真回到韩愈，而且胜过韩愈。他选了《经史百家杂钞》，将经、史、子也收入选本里，让学者知道古文的源流，文统的一贯，眼光便比姚鼐远大得多。他的幕僚和弟子极众，真是登高一呼，群山四应。这样延长了桐城派的寿命几十年。
但“古文不宜说理”[47]，从韩愈就如此。曾国藩的力量究竟也没有能够补救这个缺陷于一千年之后。而海通以来，世变日亟，事理的繁复，有些决非古文所能表现。因此聪明才智之士渐渐打破古文的格律，放手作去。到了清末，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可算登峰造极。他的文“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48]但这种“魔力”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这种“新文体”又不够用了。胡适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这才起来提倡白话文，经过五四运动，白话文是畅行了。这似乎又回到古代言文合一的路。然而不然。这时代是第二回翻译的大时代。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的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并不足怪的。
[1]宋周麟之跋孙觉《春秋经解》引王语。“朝报”相当于现在的政府公报。
[2]《说文》辛部。
[3]均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4]《论语·宪问》。
[5]《论语·先进》。
[6]《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里用刘宝楠《论语正义》的解释。
[7]《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
[8]《仪礼·聘礼》：“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
[9]《非命》上。
[10]《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11]《滕文公》下。
[12]《非相篇》。
[13]《老子》八十一章。
[14]《齐物论》。
[15]《问辩》。
[16]上节及本节参用傅傅年《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部分）说。
[17]《孟子·滕文公》：“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楚人要学齐语，可见齐语流行很广。又《韩诗外传》四：“然则楚之狂者楚言，齐之狂者齐言，习使然也。”“楚言”和“齐言”并举，可见楚言也是很有势力的。
[18]《史记自序》。
[19]《后汉书·班彪传》。
[20]《史记评林》总评。
[21]《金楼子·立言篇》。
[22]宋赞宁论罗什所译《法华经》语，见《宋高僧传》卷三。
[23]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六之二。
[24]佛教徒注释经典，分析经文的章段，称为“科分”。
[25]李舟《独孤常州集序》。
[26]《师说》。
[27]《谏佛骨表》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
[28]《樊绍述墓志铭》。
[29]《答李翊书》。
[30]《答李翊书》。
[31]茅坤有《唐宋八大家文钞》，从此“唐宋八大家”成为定论。
[32]《文说》。
[33]何薳《春渚纪闻》中东坡事实。
[34]陆游《老学庵笔记》。
[35]周书昌语，见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
[36]《古文约选·序例》。
[37]见雷鋐《卜书》。
[38]吕璜纂《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
[39]刘大櫆《论文偶记》。
[40]姚鼐《复鲁絜非书》。
[41]《述庵文钞序》，又《复秦小岘书》。
[42]《书震川文集后》。
[43]根据《说文》言部。
[44]阮元《文言说》及《与友人论古文书》。
[45]《文心雕龙·总术》。
[46]《金楼子·立言篇》。
[47]曾国藩《复吴南屏书》：“仆尝谓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
[4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参考答案
21世纪教育网 www.21cnjy.com 精品试卷·第 2 页 （共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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