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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石器时代
一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与文化
一、与人类起源有关的古猿类化石的发现
目前研究者认为，人猿的共祖可能是一种渐新世的埃及古猿。这种古猿的一支通过森林古猿进化成为黑猩猩，大猩猩；另一支则可能通过腊玛古猿、纤细型南方古猿、猿人发展到现代人。我国发现的开远腊玛古猿化石和可能是类似南方古猿的牙齿化石，为寻求人类远祖进化的重要环节提供了线索。
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古人类是在非洲东部的埃塞俄比亚发现的距今26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
目前在亚洲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人类遗迹之一是1998年在安徽繁昌县孙村镇人字洞发现的距今240-200万年的人工石质品和骨制品。
人类从南方古猿中分化为能人（400万年前），人类与动物有了根本的分界，人类历史由此而生。
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始于200万年前的巫山人（直立猿人），止于距今1万年以前的山顶洞人。
古人类发展阶段：
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现代人
二、中国猿人与旧石器早期的物质文化
中国猿人的化石遗存 大约在距今300多万年或100万年前后，人基本上形成了，通称为直立人，或者猿人。我国境内遍布猿人的遗迹，已发现许多猿人的化石，主要有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等。
元谋猿人 1965 年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发现猿人的左、右上内侧门齿两颗，属同一青年男性个体，定名为“元谋直立人”，俗称“元谋人。”元谋人的生活年代距今170万年左右。元谋人化石是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人类化石。
蓝田猿人 1963 年在陕西蓝田县陈家窝发现一个完好的猿人下颌骨化石； 1964 年蓝田县公王岭又发现一个不很完整的猿人头骨化石。前者距今约50万年，后者约100万年。蓝田猿人的眉脊骨特别粗大，前额低平，嘴部突出，牙齿较大；其脑壳较圆，脑量较小，约为 780 毫升；头骨枕部宽阔而圆钝，外形轮廓呈楔形。这些形态特征说明他们的体质还有较多的原始性。
北京猿人 北京猿人又称“北京人”。自 1921 年至 1966 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经过大规模的发掘，得到大量的猿人骨骼化石，大约代表 40 多个个体。北京猿人与蓝田猿人相比，脑壳较薄，脑量增大，其平均脑量为 1059 毫升，但与现代人脑量 1400 毫升相比，脑量较小。北京猿人前额稍高，眉脊骨稍小，嘴部也略微向后收缩，头骨枕部窄而长，外部轮廓呈椭圆形，仍带有较明显的原始性。北京猿人相对现代人较矮，成年男性平均 1.62 米，成年女性平均 1.52 米。北京人四肢骨已比较接近现代人。北京猿人的年代约在距今 70 万～ 23 万年之间。
西侯度文化 1961 ～ 1962 年，在山西省发现西侯度文化遗址。遗址中发现 32 件石制器，有刮削器、砍斫器和三棱大尖状器等。此外，还发现有一些烧骨和带切刮痕迹的鹿角。距今 180 万年，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旧石器文化。
三、早期智人 ( 古人 ) 与旧石器中期的物质文化
早期智人 ( 古人 ) 距今二、三十万年前后，人类大体上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即早期智人阶段，也称为“古人”阶段。旧石器中期文化遗存较早期丰富，所发掘的化石表明，古人与猿人相比，在体质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创造的物质文化也更加进步。
大荔人 1978 年春，陕西大荔县发现基本完好的人类头骨化石，唯缺牙齿和下颌骨，为一年龄不足 30 岁的青年男性个体。头骨的顶部低平，眉脊粗壮，骨壁较厚，这些均与北京人的性状接近。与北京人相比，其顶骨相对较大，枕骨隆凸下移，顶枕部较高，嘴部不很突出。脑量比北京人平均值稍大，约 1120 毫升。从这些特点来看，大荔人比北京人进步。距今 23 万～ 18 万年间。大荔人的形态介于直立人与早期智人之间，属于早期智人的古老类型。大荔人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古人类学研究上的一大空白。
丁村人 1954 年山西襄汾县丁村发掘到同属一个十二、三岁儿童的 3 颗牙齿化石，为右上内侧门齿、右上外侧门齿和右下第二臼齿。门齿齿冠舌面仍有明显的舌面隆突和指状突，但已不如北京猿人复杂。齿冠舌面则都是中部低陷呈铲形，表明与现代黄种人较接近。齿面咬合面纹理结构性质也在猿人和现代人之间。1976 年又发掘到一个大约两岁小孩的右顶骨化石，比北京猿人的顶骨薄，显示了人类体质的进步性质。距今7万年。
许家窑人 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遗址，目前我国旧石器中期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最为丰富、规模最大的遗址。 1974 年、 1976 年、 1977 年曾几次发掘，发现许多块人骨化石。代表 10 个男女老幼不同的个体。其体质特征是：头骨骨壁厚，顶骨内面脑膜中动脉分枝不像北京猿人那样粗大和分叉简单，枕骨圆枕不及北京猿人宽突，嘴部不太突出，下颌较低而宽，牙齿粗大，齿冠嚼面比较复杂。许家窑人本身具有不少北京猿人的原始性状，又有接近现代人的特征。距今 12.5 万～ 10 万年间。
1958 年，在广东曲江县马坝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一个人类的残头骨和一些动物的化石，其头骨特征介于猿人与现代人之间，与古人相似。1973 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新洞里发现一颗男性左上前臼齿，新洞人是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中间环节。
四、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形态
原始群 旧石器早期，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的智力处在原始蒙昧阶段。中国猿人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才得以生存，于是产生了人类最初的社会组织——原始群。一些人类学家认为，每个原始群都过着群婚的生活，实行杂乱的婚姻形式。一个原始群就是一个血缘大家族，彼此之间都有血缘关系。
血缘家族公社 人类不断发展，由原始群时期进入原始公社时期，也有人称之为血缘家族公社时期。这一时期，人类体质发生突变，从南方古猿发展到直立人；另外，就是人造工具的出现，人类开始创造文化。随之，人类的第一个社会组织——血缘家族公社出现了。
血缘家族内，只有同辈的男女才允许发生婚姻关系。原始公社的第一个婚姻禁约在于排除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婚姻关系，实行通常所说的班辈婚。
二 母系氏族社会
大约距今五万年，古人进化为新人。新人又称作晚期智人。在这个时期，人类体质形态的原始特征基本消失，逐渐分化成各色人种，现代人开始形成，与新人相一致的是氏族公社形成。到了距今七、八千年前，进入新石器时期，我国母系氏族社会逐渐发展到繁荣时期。
一、晚期智人（新人）及其物质文化
目前我国发现的晚期智人（新人）主要有河套人、山顶洞人、峙峪人、柳江人、麒麟山人等。
河套人 河套南部萨拉乌苏河发现许多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址和人类化石。其中包括 1956 年以来获得的顶骨、额骨、枕骨、下颌骨、股骨、胫骨、腓骨和肩胛骨等20多件化石；还有 1922 年在大沟湾一带获得的一颗八、九岁儿童的上外侧门齿。河套人属晚期智人，距今 5 万～3.5 万年。
山顶洞人 1933 ～ 1934 年在发现北京猿人的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里，先后发现了至少代表 8 个以上的男女老幼不同个体的完整的头骨、上下腭骨、牙齿和体骨化石。上部堆积距今2.7万年，下部堆积距今3.4万年。山顶洞人许多共同的基本特征，明显地表现为原始的黄种人。
1963 年山西朔县峙峪村发现一块枕骨化石，距今约 2.8 万年。
1956 年在广西来宾麒麟山发现属于一老年男性个体的颅底部分化石，称为“麒麟山人化石”。
广西柳江通天岩山洞里发现了较丰富的新人化石材料，其中包括 1 具头骨 ( 缺下颌骨 ) ， 4 个胸椎骨连 5 段肋骨， 5 个腰椎及骶骨、右髋骨、左右股骨各 1 段。除股骨属于一女性个体外，其他同属一个中年男性个体。柳江人明显地具有黄种人的特征，是分化和形成中的黄种人类型。
从以上众多的考古发现中可以知道，我国各个时期的人类化石，明显地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上门齿的铲形结构，颧骨高，颧面前突出而较垂直，为阔鼻型，下颌圆枕较多见。各个阶段的人类形态特征存在的差异，反映了人类的进化过程。我国古人类的发展是连续性的，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二、新石器文化的区域特征
新石器早期，我国的先民已进入了农业定居阶段，早期的聚落已经形成。聚落中男女分工也开始出现，聚落成员的贫富分化还不十分明显，但已经出现了私有财产现象。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契刻符号也已出现。新石器早期处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时期。
黄河流域大约包括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区。这一区域的文化以仰韶文化为主。
裴李岗文化 1977 ～ 1979 年河南新郑裴李岗发现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早期遗址。时代约在前 6000 年以前，与磁山遗址的年代相当或略早。 裴李岗遗址发现有房基遗址、窖穴、灰坑、墓葬等。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石器有铲、斧、镰、磨盘。墓葬中随葬石磨盘的一般为女性，随葬农具者为男性，男女分工明显。
磁山文化 1976 年～ 1977 年河北省武安县磁山发现一处新石器早期遗址。其年代约在前 6000 年～前 5600 年间，早于仰韶文化。
贾湖遗址 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属于裴李岗文化的重要遗址，距今年代约为 7000 ～ 8000 年，即前 6000 年左右。贾湖遗址发现房基 30 余座，陶窑 10 余座，灰坑 300 余个，墓葬 300 余座。该遗址的遗物多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贾湖遗址中发现 10 支骨笛，均出在墓葬中。这些骨笛已具备 6 ～ 7 个音阶结构，发音准确，至今仍可以吹奏旋律，为中国和世界音乐史上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贾湖遗址有的龟甲和石柄上带有契刻符号。这些符号与殷墟甲骨文、周代金文中一些字形相似，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
仰韶文化 1921 年春，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一处彩陶、红陶和磨光石器并存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此期文化最初被冠以“彩陶文化”的美称，并闻名天下。仰韶文化在距今约 6000 年之前形成，延续约 2000 年之久。
仰韶文化的基本内涵是经营农业，以种粟为主，兼营渔猎采集；其陶器以红陶为主，器形有盆、钵、罐等，器物表面多彩绘，有的陶器上面还绘有鱼、人面等图案。 仰韶文化中已出现了文明的要素。仰韶文化姜寨遗址除发现黄铜片，还有黄铜管，其时代约在公元前 4700 年左右。仰韶文化晚期已发现古城堡。郑州西山古城址是仰韶文化的遗存，距今约 5300 年至 4800 年。
仰韶文化有定居的村落和集中的墓地，半坡遗址中发现 45 座中小型房基，居住区以一大型的近方形房屋为中心，小房子面向大房子形成不规则的半月形。聚落外有防御性壕沟。临潼姜寨遗址有房基 120 座，居住区中心为一面积较大的广场。房基可分五个建筑群，每群建筑以一个大型房屋为主体。聚落周围，亦挖有两条各约 2 米宽的护村壕沟。这些房基有地穴式、半地穴式、平地起建等建筑形式。仰韶文化遗址的小房子的面积约十几乃至 30 多平方米。小房子内有灶坑，门口多有窖穴，多数房基中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
马家窑文化 因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而得名。在这些文化类型的遗址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可分为马家窑、半山、马厂等不同类型。其文化序列为：马家窑类型 ( 约前 3100 ～前 2700 年 ) ——半山类型 ( 约前 2600 ～前 2300 年 ) ——马厂类型 ( 约前 2200 ～前 2000 年 ) 。马家窑文化前后延续 1100 年左右。
马家窑类型文化中生产工具数量少，器类简单，制作粗犷，狩猎工具占很大比例。墓葬中也没有发现随葬品严重不均的现象。半山类型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业。制陶业发达，陶器造型美观，彩绘纹饰富丽堂皇。到了马厂类型阶段，工具数量增多，制作精巧；发现许多粟类粮食，说明其农业生产水平逐渐提高。在制陶工艺方面，出现了慢轮修整技术和许多造型新颖精巧的艺术品，如柳湾的人像彩陶壶等。马厂类型的墓葬规模大小及随葬品数量悬殊，说明私有制正在产生。
大汶口文化 以最早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而得名，系前 4300 ～前 2400 年的一支古代文化，遗址为一氏族墓地。大汶口文化以农业经济为主，主要种植粟。墓葬中出土的石器比较精致，有椭圆形的斧、穿孔斧、穿孔铲；另外，象牙器、玉器、白陶器大量出现，轮制陶器技术开始出现，说明手工业生产的进步和发达。家畜饲养业也比较发达，墓葬中有许多猪、狗、牛、羊的骨头等。
长江下游相当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远古代表文化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
河姆渡文化 1973 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一种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浙江宁绍平原东部。其年代约为前 5000 ～前 3800 年。因首次发现于河姆渡，故称此种文化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出土石、骨、木、陶的各种生产工具几千件，其中成批的骨耜尤其引人注目。另外，还有丰富的稻作遗存。
河姆渡遗址发现干栏式的木构建筑遗迹，它不同于北方的平原地穴式的或地面上的土木建筑，代表我国另一种建筑类型。河姆渡文化原始艺术丰富多彩，如象牙雕刻的双鸟朝阳，木雕鱼，陶塑人头像，用玉和莹石磨制的璜、玦、管、珠等一类器物，加工精细，表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
长江中游的代表文化主要是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
大溪文化1959年至1975年间在重庆巫山县大溪遗址进行三次发掘，清理出200余座墓葬，是一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其分布范围主要在川东、鄂西，并扩大到湖北中部，南达洞庭湖周围。大溪文化的年代约为前4000年～前3400年。大溪文化普遍使用磨制石器。大溪文化的农业以种植稻米为主，渔猎占辅助地位。大溪遗址墓葬常随葬玉、石、蚌、骨和象牙质的装饰品，如玦、环、珠、镯、璧等。
其他地区的文化遗存。
红山文化是距今约五千年左右分布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文化，1935年首先在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发现而得名。红山文化以彩陶“之”形纹陶和细石器共存为基本特征，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吉林西北部一带。红山文化的相对年代与仰韶文化大致相当。
1983 ～ 1985 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西部的凌原、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发现一处红山文化遗址，距今约 5000 年左右。牛河梁主要发现的“女神庙”牛Ⅰ和积石冢遗址牛Ⅱ。“女神庙”出土有泥塑人像和不少玉器。金字塔式建筑残存高20米。
新石器早期的婚姻形态和社会组织
新石器时期，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其文化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人们开始了农业定居生活。人类的体质和智力都得到发展，并逐渐认识到近亲婚配的不良后果。在本族内部禁止婚配，从而出现了外婚制。随着外婚制的发展，禁婚范围越来越大，不许相互通婚的兄弟和姊妹的类别日益增多。当外婚制形成以后，氏族也就产生了。
氏族 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在氏族产生的同时，部落也产生了。部落由氏族或胞族组成，通常是原始社会最大的单位。部落有自己的名称、住地及供打猎、捕鱼、采集的广大领域范围。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共同的语言。部落内各氏族彼此通婚，实行部落内婚制和氏族外婚制相结合的婚姻制度。几个部落由于共同的利益而结成部落联盟。各部落的内部事务保持独立，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联盟议事会，由各部落推选出来的酋长组成，他们负责部落联盟内、外大事的处理。联盟除有最高军事酋长外，往往还有松散的管理机构，酋长逐渐世袭。
氏族和部落形成以后，在氏族组织中广泛实行族外群婚。
对偶婚 就是每一个男子在若干个妻子中，有一个是主妻，反过来女子也是如此，从而逐渐地向一夫一妻过渡。
在氏族社会中，无论是群婚或对偶婚的形式，都有两条基本规则，即兄弟姐妹间禁止通婚与性关系。外婚制是氏族的基本特征，是维系氏族的纽带。只要有群婚存在，父亲就不能确认，所生子女与母亲一起生活，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世系必然是母系。这种社会形态称为母系氏族社会。
母系氏族社会中，女子在经济、生产上具有主导的作用。在一个母系大家庭中，往往由氏族中最年长的妇女为首，领导全体成员从事生产活动，管理全氏族的经济等。母系氏族公社是一个实行共产制经济的集体，财产归全氏族所有。
新石器早期，私有制已经产生，聚落成员的地位也已经出现了差别，处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时期。
四、母系社会的传说与姓氏的产生
氏族公社是原始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它的产生和新人的形成大体是一致的，时间大约从 5 万年前至四五千年前。氏族公社可分为母系和父系两个互相衔接的阶段，母系氏族确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这一时期人类的重要进步是植物的种植和动物的驯养、繁殖。前者发展为农业，使人们逐渐改变了旧石器时代只能依靠采集和渔猎获取生活资料的攫取性经济，而代之以生产型经济；后者发展为畜牧业（或家庭饲养业）。有了这两项生产事业，就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较为稳定的食物来源，为原始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可靠的物质基础。这是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一次飞跃，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的分工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推动了社会进步。从此，开始相对稳定的生活，开始有了交换，并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发明创造。
姓与氏的产生和发展 我国古代有严格的姓、氏区别。中国人的姓是标志所由出生的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最初是从女性来确定的。
我国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同姓不婚”的习俗，这源于母系氏族时期的族外婚制。随着近亲婚配的限制日益扩大，氏族之间也不再准许通婚。于是原来作为一个氏族标志的姓就扩大为这些近亲氏族的共同标志，这样一个姓至少代表一个部落。而在同一部落内的各个氏族，又必须各有新的标志，这就是氏。
由于氏族、部落不断繁衍，原来的一个部落必然要繁殖为若干新的部落。这些不断繁衍的新部落，经过若干世代之后，血缘关系比较疏远了，就又分化出一部分新的部落集团，产生新姓，从而相互可以通婚。同姓的和血缘关系比较接近的众多部落群，就以共同的祖先结为族，不同姓的部落相互结为婚姻。在古代中原地区的众多部落，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相互关系日益密切，促进共同发展。
三 父系氏族公社和原始社会的解体
一、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文化遗存
距今 5000 年左右，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许多氏族部族先后转化为父系氏族公社。主要有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安阳后岗、山西襄汾陶寺；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屈家文化等。
黄河流域的遗址
龙山文化 以 1928 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而得名。胶县三里河出土有成组的玉器，日照两城镇出土有刻花玉斧，说明制玉工业的发达。龙山文化的陶器生产普遍采用了快轮制陶术，生产的陶器黑色光亮，以蛋壳陶为特征，故龙山文化又称黑陶文化。龙山文化建筑普遍采用了挖槽筑墙技术，东海峪的土台方形地面建筑形式及原始夯筑技术的出现，在我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龙山文化类型的遗址有许多古城址。其中有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城址，南北长 450 米，东西宽 390 米，城址呈长方形，总面积 17.55 万平方米。
龙山文化时期的铜冶遗迹也有多处发现，如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形器。诸城呈子遗址发现铜片。龙山文化出的黄铜距今 4000 年左右。
黄河中游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
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已出现了国家和文明的重要标志，即青铜的出现和铜工具的使用。黄河中游龙山文化时期，青铜器的冶炼和使用已经比较普遍，这个时期已经进入早期铜器时代。
齐家文化 因 1924 年首先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而得名。它是在马家窑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分布范围东起泾、渭河流域，西至湟水流域，南达白龙江流域，北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附近。年代大约在前 2000 年左右。
农业是齐家文化的重要经济部门。已发现的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刀、石镰、石铲、石磨盘等。另外还有玉铲和玉锛，刃口锋利，说明制玉技术有了较大的提高。
冶铜业的出现是齐家文化的一项突出成就，武威皇娘娘台出土有铜制的刀、凿、锥、钻头及铜渣等。齐家坪出土有铜斧、铜刀和铜镜，青海贵南县尕马台出土有铜镜。齐家文化出土的铜镜是迄今已知较早的铜镜。
齐家文化出现了一男二女的合葬墓，男子仰卧居中，女子侧身屈肢其旁，当时父权制已确立。
长江流域的遗址
屈家岭文化 1954 年因发现于湖北京山县屈家岭而得名。其年代约为前 2750 年～前 2650 年，主要分布湖南、湖北及河南南部。屈家岭文化在湖北及洞庭湖一带范围中，叠压在大溪文化之上，与大溪文化有继承关系。
屈家岭文化中，磨光石器增加。陶器中有一种胎簿近乎蛋壳的彩陶，是屈家岭文化的象征性器物。屈家岭文化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农具、手工业工具，栽培过的水稻壳和猪骨，表现了该遗址的农业性质。屈家岭文化中还有被认为与父权制有关的陶制的男性生殖器——陶祖，故屈家岭文化可能属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良渚文化 1936 ～ 1937 年曾在杭县良渚、杭州古荡等地发现上百处新石器文化遗址， 1960 年将这类文化定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约在公元前 3100 ～前 2200 年之间。
良渚文化的原始农业已相当发达。其生产工具有石制的三角形犁状器、石铲、石镰等。
良渚文化中玉器比较普遍，常见的有珠、管、玦、璜、瑗、镯、璧等，特别是玉琮、玉蝉是早期制玉手工业中的稀世珍宝。良渚文化墓葬中随葬品多寡悬殊很大。有随葬品很少的小型墓，也有用多达 19 件穿孔石斧和大型玉璧随葬的墓葬，说明私有制已经产生，贫富分化显著。
华南地区的贝丘文化和石峡文化
在华南地区，除一般墓葬遗址外，还有一些贝丘遗存。由于南方雨水多，长期冲刷，这类遗址很少保存有文化层，但是却形成了以腹足类的软体动物硬壳堆积为标志的贝丘遗存。含有软体动物硬壳的洞穴堆积，又称为洞穴贝丘遗址。
石峡文化 广东曲江县的石峡文化是岭南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年代大约为前 3000 年～前 2000 年。其墓葬随葬品有石器生产工具、陶器生活用具，另外还有兵器石钺。大小墓葬规模悬殊很大，大型墓葬随葬品多达 110 多件，包括较多的生产工具和琮、瑗、璧等贵重玉器，而小型墓葬随葬品很少，表现出贫富分化和私有制的产生。
北方草原细石器文化
从东北经内蒙古草原到新疆等北方的广大地区，除山地、丘陵、冲积平原外，主要是浩瀚的沙漠和草原，各地广泛分布着细石器，成为这些地区新石器遗存的突出共性。
中原地区在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随着农业经济的兴起，细石器突然衰落下来，而在东北经内蒙古到新疆的广大北方草原地带，细石器传统经久不衰，主要反映其狩猎经济占相当比重，但许多遗存也具有浓厚的农业定居色彩。
二、新石器时期向文明时代过渡的社会组织形态
新石器时期向文明时代过渡时期的社会组织主要有父系家长制家庭公社，当发展成为农村公社时期，社会就已进入文明时代。
父系家长制家庭公社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逐步发展，性别的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出现了。男子在农、牧、手工业等生产部门中逐渐居于领导地位，母系氏族制度日益成为生产发展的障碍，终于导致了新石器时期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母系氏族社会逐步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
手工业和农业的社会分工已经形成。 男女的社会分工也开始形成，男耕女织的分工比较明显。这时的男子成为主要的生产者，在生产和经济上处于主导地位，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私有制也随之发展。男子在经济方面的有利地位，肯定地引起男子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变化。男子要求对女子的独占，并要求由自己确认的子女来继承其财产，于是在婚姻家庭形态方面，母系家庭向父系家庭转化。随着父系氏族社会的建立，父系家族公社，或称家长制家庭公社、父系大家族，便成为基本的社会结构。
父权是这种家族公社的主要标志，大家长拥有支配其成员及财产之权，是这种家族公社的实质。
生产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使贫富开始分化。新石器晚期墓葬中随葬品的极大悬殊，表现死者生前财富的多寡、社会地位的高下，私有制产生并发展。
农村公社的萌芽
随着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必然导致新的社会组织和生产关系的出现，这就是农村公社的产生。农村公社是由家庭公社发展而来的。
在家长制家庭公社中，私有制已经产生。在公社成员的财产中，首先是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私有，然后是住宅的私有。房屋从公有成为私有，瓦解了公社的基础。房屋的私有，导致了土地公有制的瓦解。房屋和土地的不完全私有，是农村公社的一个重要特征。
农村公社区别于家庭公社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地域关系的确立。随着个体劳动和私人占有的产生，导致部落成员间的贫富分化和阶级萌芽，使维系的血缘纽带逐渐失去决定性作用。新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突破血缘关系的狭窄范围，部落成员的流动，产生了由不同血缘关系的人们所组成的村落，地域关系形成了。当然，在不同程度上还保留着血缘的家族公社的残余。
第四节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部族首领及其活动区域
一、古史传说的部族首领及其活动区域
远古时期，中华大地上活跃着许多部族，并各有自己的领袖。这些部族领袖往往被神化成半人半神的英雄。我国古代有“三皇”、“五帝”的传说。关于“三皇”、“五帝”的名称各说不一。
三皇： 伏羲氏，亦称庖牺氏。其原意是能够驯服鸟兽的人。有巢氏、燧人氏，有巢氏是教人们建筑木构居室的人，燧人氏是教会人们取火熟食的人。神农氏，这是一个教民农耕的人，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创始人。
五帝，按照《史记·五帝本纪》说法，指的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关于黄帝和炎帝有很多传说。黄帝在阪泉之战中被打败炎帝，从而成为华夏族祖先的正统。黄帝族和炎帝族当是发祥于陕西黄土高原，又逐渐东迁至今河南、河北一带，活动在黄河流域的部族。
太皞、少皞、蚩尤，是关系相当密切的东夷部族的领袖。
太皞，太皞氏是活动在东部地区以龙蛇为图腾的部族。
少皞，少皞氏是活动在东夷地区的赢姓部族。少皞氏是以鸟为图腾的部族。
蚩尤，与太皞、少皞同在东夷地区，关系密切。蚩尤是在与黄帝族的斗争中被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涿鹿在今河北保定易县一带。
颛顼高阳氏，颛顼当是继黄帝之后的华夏族领袖。颛顼氏与少皞部族可能亦有过战争颛顼氏打败了少皞氏，占据了东夷地区。
帝喾高辛氏，《史记·五帝本纪》认为是黄帝之曾孙，当为继颛顼之后的华夏族领袖。
尧，名放勋。史称帝喾之子，黄帝之后裔。又称为陶唐氏，都于平阳，约当于汾、晋二水流域的翼城一带。
舜，活动在山西、山东、河北一带地方。
二、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时期的政治特征
号令征伐的权力
号令征伐是公共权力形成的典型表现形式。实际是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拥有这种公共权力，黄帝才能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然后消灭了敌对势力，使自己的权力得以巩固。颛顼时期曾有征少皞之战。帝尧时期，曾进行过征伐三苗的战争。
榨取贡赋
虞舜时期已经开始向百姓征收贡赋，并有了完备的贡赋制度。
黄帝、颛顼、高辛、尧、舜等过去曾认为是部族领袖，但他们皆有号令征伐的权力。依靠这种权力，他们才能在战争中打败敌方，从而攫取更高的权力。至少在虞舜时期，已经有了完备的贡赋制度。号令征伐与收取贡赋是公共权力形成的典型特征。黄帝、颛顼、尧、舜已经是国君 ( 或国王 ) 了。
黄帝时期，曾东征西伐，打败了炎帝、蚩尤、太皞、少皞等。被打败的部族则皆迁徙他处。失败的部族被迫迁徙，但仍有部分留在原地。这些留下的居民则只能服从于胜利者的管辖。毫无疑问，黄帝、颛顼、尧、舜时期，其国民已按地区划分，地域关系已经形成。
禅让选举制
中国古代部族实行禅让制度，其领袖是通过禅让选举而产生的。被推举的人一般是能力强，又有勇力，德才兼备的人。
禅让制度是中国早期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古代部落酋长的任职是终身制。我国古代的部落首领不受习惯法的约束，没有监察酋长的组织，部落酋长在处理部落的事务时，具有否决的权力。从我国的文献记载来看，部落酋长不受习惯法的约束，部落内也无什么习惯法。部落酋长是终身的，并且具有否决权。部落酋长的权力具有独断的性质。
我国古代确实存在着一个民主的推举制度，但这种制度不能为后代学者所理解。尧舜时期，部族领袖的权力不如后代君王那样集中。部族领袖也要参加劳动。因此这个时期应是“君民并耕”的时期，部落酋长的至高特权没有形成，还保留着原始部落时期人们的相互平等。因此中国古代部落的禅让制度是可信的。
我国古史传说的黄帝、太皞、少皞、颛顼、帝喾、尧、舜等，皆是活动在黄河流域的国家首领，即国王。他们都具有号令征伐，收取贡赋，任职终身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他们拥有的辖地及居民，也不再仅是本部族成员，已经按地区划分其国民。考古发掘材料也向我们提供了自仰韶文化时期，黄河流域就出现了金属、城堡、象征文字的陶文、骨文等等。这些现象都表明自黄帝、颛顼、尧、舜时期，中国早期国家已经形成。
有关盘古化育的神话是三国时期徐整整理的两种版本：一是《三五历记》，说宇宙初始之际，天地混沌一体，状若鸡蛋。盘古裹在其中，后来，天地开，盘古与天地一起生长。是谓天地人。二是《五运历年记》，说宇宙由元气生成，肇立乾坤，而后天地启阴感阳，孕育出人类。最初的人类只有盘古，盘古死后，身体化为山川、日月和江河，身上的诸虫，化为黎氓。
女娲造人：先有天地，后有女娲，而后女娲又抟黄土造人，造出更多的人，并定婚姻，以繁衍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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