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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明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和资本主义萌芽
第一节 总叙
一、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主要国家完成了从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到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飞跃，相继进入近代工业文明轨迹。清皇朝封建专制极权体制更趋强固，自然经济依旧占据统治地位，对外更加闭关自守，在科学文化方面也失去了晚明蓬勃向上的活力。而西方则实现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大工业生产取代手工作坊；以法律为标志的国家权力取代君主贵族特权，人的理性冲破中世纪神学禁锢，科学战胜蒙昧，并通过产业革命向工业文明转轨。
中国高度成熟的封建制度成为桎梏近代化因素发展的巨大障碍。而这又是传统封建文明衰落，被远远甩到世界潮流之外的根本症结。人口压力过大、密集型劳动模式和先进市镇被广大农村包围、牵制等诸多因素，也使中国突破产业革命的瓶颈格外艰难，尚需经过漫长的过程。
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巨大潮流之中，中国的发展进程再也不能孤立于世界历史发展之外，明清之际殖民势力的东来和“西学东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和高于自身社会发展的先进文明相遇。在这次东西文明碰撞较量中，清皇朝无可挽回地败退衰落。 1840 年鸦片战争的炮火终于打乱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中国人民将面临更加艰巨悲壮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缓慢踏上更为曲折复杂的独特的近代化道路。
二、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历史发展大势
1、明前期： 14 世纪 60 年代至 15 世纪 30 年代。是明代政治形成、确立并稳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君主极权政治最终形成。长期征战使阶级矛盾尖锐。通过洪武、永乐两朝废除丞相、创内阁、设厂卫、加强对基层社会和思想文化界控制、迁都北京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举措，大大提高皇权，奠定了有明一代君主专制集权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与此同时，明初统治者实施了奖励垦荒、轻徭薄赋、鼓励种植经济作物、提高手工工匠身份等经济政策的调整改革，使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发展。永乐年间政局稳定、国力强大，成为中国历史又一鼎盛皇朝。郑和下西洋开辟亚非海上通道的壮举，表明了明朝对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在世界范围的领先地位。
2、明中后期： 15 世纪 40 年代至 17 世纪 20 年代。总的形势是，大明帝国繁荣强大的时代已告结束。政治上官方势力抬头；法制日益松驰，官员更加腐化。财富争夺日益激烈化。①皇权的绝对权威被削弱。②权力之争与财富之争并行。
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封建贵族地主疯狂兼并地土地。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不断激起暴动抗争。小农经济遭受破坏，也使政府财政陷于困境。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军备败坏，导致政治危机不断加深。加上北方鞑靼、瓦刺崛兴，屡屡破关南下劫掠，东南沿海倭寇不断登陆骚扰，明皇朝内外交困，国力渐衰。
后半期，（嘉靖到万历）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使明中朝的社会危机得以缓解，一条鞭法的实施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江南等地工商业市镇勃兴，局部先进地区的个别手工业生产部门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改革使社会秩序由动荡转为安定，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内阁权重至极。
尽管明后期政治腐败加剧，皇朝愈趋衰落，江南市镇经济仍保持相当的活力，市民工商阶层随之登上历史舞台。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以情反理”冲击传统礼教的思潮，通俗文学繁盛，科学巨匠迭出，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风尚呈现出逐渐求变、活泼开放的新鲜气息。无论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还是在社会生活方面，都显露出新旧冲突变动的征兆。
社会转型的特征：①专制极权——挑战君权至尊的思想存在。②新旧生产方式并存；③官僚地主操纵国计民生，但反抗呼声高；④闭关自守——中西方文化科技交流日益深入等。
3、明末清初： 17 世纪 20 年代至 60 年代。李自成农民军推翻明皇朝统治，是明末社会危机加剧的必然结局。明末社会危机仍然是封建社会固有的周期性危机，明末农民战争依然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生死搏斗，这次起义尚不能使中国摆脱封建制度的轨道。
清兵入关击溃大顺和南明政权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以及清初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和在生产关系上的倒退逆转，使长年内战中遭到严重摧残的社会经济雪上加霜，扼杀、中断了向近代社会演进的趋向。清初进步思想家继续对暴君制统治展开猛烈批判，但却提不出建设新社会的切实可行方案。
4、清前期： 17 世纪 60 年代至 19 世纪 40 年代。康雍乾时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很快便达到中国历史上新的高峰，资本主义萌芽也相应有较大增长。在此基础上，清前期有效抵御了沙俄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统一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壮大。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清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专制集权体制。
空前严厉的文化专制统治，使政治层面和思想文化领域的近代化因素难以发育。但闭关锁国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殖民主义势力入侵。乾隆末年承平日久后必然要出现的土地兼并和政治腐败等封建社会周期性痼疾再次复发，道光中期处于衰败阶段的清帝国终于无力抵挡资本主义血与火的劫掠，未能避免被西方列强宰割的厄运。
明中后期以至清前期，在唐宋封建农耕文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又有所提高和突破，并在此基础上明显出现了工业文明萌动的迹象和近代化的趋向。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空前巩固和发展，是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取得的又一重要成就。特别是清前期在抵御沙俄和西方殖民者入侵的背景下奠立了今天疆域的基础，更加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清前期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在边远地区设置行政和军事机构实施有效管辖，以及边疆和内地经济愈益联为一体，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大大加强，这一切都表明明清前期的大一统，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以往历史的所未曾达到的。
明清时期封建专制集权统治极度膨胀，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专制集权体制在维护国家统一、恢复发展封建经济方面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又在镇压人民、钳制思想、影响科学技术发展、遏制资本主义萌芽成长、阻碍社会变革以及闭关锁国等方面带来严重恶果。
第二节 明朝前期的政治和经济
一、明初的开国制度
1、政权机构的改革
①废中书省、丞相制和设立内阁 ②改行中书省为三司鼎立 ③健全司法监察机构 ④设立锦衣卫特务机构 ⑤分割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
2、创立卫所加强军事统治
3、编定《大明律》
4、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
5、加强对民间基层的控制管理
6、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重重肃吏治）
7、镇压反对势力树立皇帝权威（屠杀功臣）
①胡蓝之狱 ②限制和打击豪强大族 ③特务政治与文化专制
二、从“靖难之役”到仁宣之治：
1、靖难之役
2、永乐政局
3、仁宣之治
三、明朝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
1、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
明初的经济十分凋敝。为了恢复发展生产，明初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①继续改善劳动者的地位。 ② 鼓励垦荒屯田的土地政策。 ③明太祖还以强制命令督促农民进行经济作物种植。 ④大力兴修水利。
⑤明初重视地方仓储建设，规定地方州、县各置东西南北四所“预备仓”， ⑥推行了一些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
2赋役制度
3.社会生产力即（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朝前期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就。
①首先户口由洪武十四年的 1千余户增至26年的1600万余户；口由洪武14年的5980余万增至洪武26年的6千余万。永乐元年（1403），口数更达6660万。其次，垦田数字增长更为显著。洪武时大力推行垦荒政策，全国垦田数逐年上升。其三，由于粮食总产量的提高，明廷税粮收入也在逐步上升。在朝廷提倡督促下，经济价物的种植也有很大发展，特别是推广棉花种植的成就最为突出。布帛、丝绢、棉花绒等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②手工业也大为发展。官营手工业主要有矿冶、造船、制瓷、织染、军器、制盐等行业，生产规模大、分工细，人身依附关系比元朝缓和，南京龙江船厂和太仓刘家港是当时的造船基地。北京的宝源局（铸钱）、军器局、铸钟厂、苏州的织染局、景德镇的御制瓷厂等都用大批工匠。私人手工业方面主要有矿冶、制瓷、织染等。突出的是棉纺织业。③商业发展城市经济繁荣。明初整顿驿站，设立递运所、急递铺等官方交通设施，永乐时疏通运河，均为商业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除南、北两京处，江南的苏州、杭州，运河沿岸的淮安、济宁、临清、德州等地，都成为比较著名的城市。宣德时，全国 33个城市增收商税，府、州县皆有税课司、局，反映出商业逐渐繁荣的情况。
四、明朝前期流民现象的普遍化和流民暴动。
1 土地兼并、赋役不均。 2 流民普遍化 英宗时，流民已遍布全国，多达数百万成为一个困扰政府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3 叶宗留、邓茂七起义。
第三节 明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
一 明中期社会矛盾和社会改革
1 宦官专权： 2首辅专权与内阁纷争 3　边防残破 4　土地兼并与流民失业 5　农民起义　
二、张居正改革
明中期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嘉靖中期以后政府财政长年亏空，变本加厉催征搜刮的结果，非但不能改变“匮乏之极”困境，反而愈发激化阶级矛盾，濒于崩溃。张居正改革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地主阶级改革派力图缓和矛盾变法自救的产物。
张居正，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入阁，次年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条改革方案，未被采纳。隆庆六年，穆宗病故，内廷由慈圣皇太后主政，外廷由高拱为首辅。张居正结纳宦官冯保，排斥高拱，当上了内阁首辅。以首辅的身份在全国范围发起一场力挽狂澜的变法革新运动。使明王朝的统治一度出现中兴的景象。
1、整顿吏治 整顿吏治既是改革本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关系到整个变法革新能否启动并取得成功的前提。张居正明确把“核吏治”当作“安民”、“治理”的前提。张居正强调治理天下须“悬法于众”，以法理政，坚持“刑赏予夺，秉持公道”，以振扬风纪，使天下信服。提高行政效率、朝令夕行，也是整顿吏治的重要内容。为了建立有效的考核考绩制度。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年）创设颁行考成法，考成法的精神是“立限考事”，“以事责人”。张居正行考成法加强了内阁事权，由内阁通过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抚按则听命于六部。最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都由内阁控制，从而加强中央集权，使内阁成为变法的中枢。
这种由三个机构互相监督定期审核各级官僚政绩施行赏罚的做法，有力地提高了办事功效。张居正整顿吏治，务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取得了明显成效。由于行政效率提高，地方官皆按期定税，缓解了最吃紧的财政困难。
2、整饬边疆 “外示羁縻，内修守备”，是张居正推行边防新政的指导方针。“内修守备”的重点是，加强北边防务，提高军事抗衡能力。起用在东南抗倭立大功的谭纶、戚继光、王祟古、方逢时、李成梁等著名边将，主持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和辽东边务。并在积极操练兵马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同时，大力加固增设城防，修筑明长城。
明朝自永乐以后，军政方面主管官员都由科举出身的文人担任，而且边防军政受到由都察院派出的巡抚、巡关御史以及监军宦官的监督和制约。这种做法对于控制军队、防止割据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降低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尤其是监察官员制肘太多，使带兵的武将无所作用。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必须赋予军事将领“专断”的权力。于是张居正奏请穆宗赋予边将更多主动权，大大提高了战守能力。
张居正在加强战守力量的同时，又积极寻求改善蒙汉关系。张居正的“外示羁糜”，是在“内修守备”的前提下，力争改善汉蒙关系，积极加强友好往来。隆庆五年明廷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双方议定开放多处互市市场，最终达成“隆庆和议”。张居正的边防新政取得巨大成功。
万历初年，张居正为首辅，更加强了“内修守备”的工作。在张居正执政及其以后的二三十年间，北边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3、兴修水利：明朝的财赋供应地主要在江南，南粮北运，以漕运为便。但是，自正统以后，黄河屡屡溃决，给漕运带来了很大困难。在万历初年，由于黄河的长期泛滥，水势分流，黄河故道泥沙沉积，尤其是入海口，水流不畅。因此，黄河入海问题成为最关切的问题。如何疏浚入海河道，有两种意见。
张居正采纳了潘季训的意见，用一年半时间，修筑黄河到淮河的堤坝，有效地抑制了黄河泛滥，使漕运畅通，同时，使多年的弃地复变为良田。潘季训的治河办法，对其后数百年的江工都具有深刻影响。
4、经济改革：张居正当政后，首先是裁减冗官冗费，尽量压缩政府开支。对皇室的奢费，也据理力争，尽量控制。张居正在整顿财政方面，大力贯彻量入为出、节省开支的原则，对缓解财政危机有一定作用。但是，节流只是一种补救措施，要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还要开源。重点是整顿赋役。
5、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年）或八年对“天下田亩通行丈量”，总计田数7013976顷，较弘治时期多出300万顷。其中虽有部分因官吏改用小弓丈量以增加田额的虚报浮夸之处，但也确实清查出相当一部分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有利于改变赋役不均状况。
三、明后期的社会危机
1 明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2 东林党议
第四节 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
一 农业的增长和发展
1 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南方地区，人口繁衍，土地开发，商品市场更加繁荣。无论农业生产工具还是生产技术都在前代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高。在此基础上农作物产量明显提高。明代轮作夏种技术的普遍应用，大大提高了粮食亩产。特别是玉米、蕃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意义更为重大。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对于减轻人口增长压力、增强抗灾能力起到积极作用；并有可能提供更多商品粮，有利于发展经济作物，为农业人口流向手工业部门创造条件。
2 粮食生产区扩大：（长江中游、汉江流域）
由于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贡漕粮任务繁重，特别是这一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城市居民人口增加，本地粮食已供不应求，而必须仰仗湖广地区的粮食供应。于是宋朝的“苏湖塾，天下足”，变成了明中后期的“湖广塾，天下足”。这是粮食生产格局的一个重大变化。
3 经济作物迅速发展
由于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和明初奖励种植经济作物政策的引导，明中后期经济作物迅速发展，无论种植面积、品种、产量都有明显提高。除了桑叶、棉花、茶叶、蓝靛、甘蔗、药材、果树外，油料作物花生于明中后期开始引进种植，烟草也于万历年间由吕宋引进闽广，成为明代后期福建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明清时期经济作物迅速发展，为手工业生产提供充足原料，其本身大多是为市场生产的商品，商品化程度明显提高。同时相对缩小粮食种植面积，扩大了粮食商品化的范围。
二 手工业的进步和发展
在农业增长和发展的同时，明中后期的手工业，尤其是民间手工业高度发展，无论行业种类、数量、规模、产量，还是工具、生产技术、质量经营方式等都有很大提高。
作为明代最为重要的手工行业纺织业，生产工具较前大有改进。
1 明代手工业进步最有代表性的是棉织业。 2 明代手工业进步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嘉靖万历年间民营手工业渐居于主要地位。 3 与此相应，明代官营手工业者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匠役制度出现互解现象。
三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型城镇的兴盛
1 商品生产扩大：
社会分工扩大与商品贸易繁荣：明清时期在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基础上，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这首先表现在民间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发展的趋势更加显著。其次地域性分工也日益明显。其中一类是农业生产内部由于水土、气候条件和种植传统不同而形成一些专门或主要为手工业提供原料的经济作物产区；另一种则是手工业生产地区和原料产地之间的区域分工，使手工产品、原料，包括部分农产品成为商品。社会分工扩大，使各自的产品相互成为商品，彼此成为等价物，并因此形成市场，奠立起破坏自然经济、刺激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
2 商品种类众多：
明中叶以降商品流通扩大，民间贸易活动空前活跃。
3 白银成为主要货币：
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也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从唐宋以来一直流行于民间的白银，最终取得了明朝政府法定的钞币，成为通行的主要货币。随着商品流通的兴盛，促进了货币经济发展。英宗时放松银禁，嘉靖后成为国家货币的主要成分，大数用银，小数用铜钱，实行银钱两本位制。推行一条鞭法后，政府征收的赋税中货币比重加大。更重要的是，市场上的商品也普遍用银计价交易。嘉靖、万历年间通过海外贸易流人大量白银，一些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开始用银计算劳动力价格，计时或计件支付佣金。货币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提供方便，刺激、推动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同时，白银也成为商人、官僚、地主积累财富的手段，便利于资本集中。明中后期商业资本异常活跃，商人数量大大增多，他们拥有庞大资本，合伙经商，在各地设立会馆，他们以多缘为纽带，组成商帮，往往形成地域性的商业资本集团，从事全国性的商业活动。
4 商业中心区广泛出现：
工商型城镇的兴盛：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直接导致工商业城镇兴盛。明中后期的城镇经济空前繁荣。首先老城市商业更加兴盛。其次，新市镇大量涌现。沿运河的如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沧州等，迅速发展为全国著名的商业性城市。由于长江上游的开发，长江在东西交通上的地位日益突出，沿江兴起了芜湖、九江、汉口等城镇，成为商业中心。其中汉口日益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江浙地区的新兴市镇星罗期布。东南沿海，陆续兴起一批工商业城镇。手工业的比重在城镇经济中明显增加，这是明代中后期城市经济和传统城市经济最大的不同。清康乾时期不仅恢复了明后期许多城市的繁华盛况，而且又形成一大批中小城镇。大批中小商业城镇的兴起，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兴盛的重要标志，为商品交换提供了更广阔的场所，推动商品经济吏加繁荣兴旺。
5 对外贸易发展：
明中后期，占主要地位的外贸是私人海外贸易。主要通东洋。
四 农村封建生产关系的演变
1 地主经济的多元化倾向与经营地主的出现 2 农民经济的商品化倾向与佃户、雇农身份的提高 3 租佃经济的发展与地租形态的演变
五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缓慢发展
1 明中后期民营手工业部门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①含义：资本主义萌芽是指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前孕育在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 ②条件：正是在局部发达地区商品经济、市场空前发展和人身依附关系大为松弛的背景下，明中后期嘉靖、万历年间丝织、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开始明显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③表现： ④局限性及缓慢原因：
局限性：
A 商品经济虽发达，但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各地商业的发展很不平衡。
B 封建的生产仍是占主要地位的生产方式。农业上，大部分是封建地主役使佃户的方式，手工业方面，占优势的农民的副业、各类小商品生产、官办工场生产，即居于封建经济范略的各种生产。
C 在进行资本主义经营的生产单位里，封建残余大量存在。存在这些局限性，最根本的一条是：封建统治者对工商业的摧残。掠夺摧残的表现：重税；低价收购、借用、搭窑、任意派索工商业者；形形色色的禁令；盐、茶。
2 清前期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
3 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禁锢与束缚
4 市民登上历史舞台与社会风尚的变迁
第五节 明清间的战争与明朝灭亡
一、满族的渊源和清政权的建立
1．满族的渊源
满族形成于明代后期，明初形成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作为满族主体的建州女真，起初活动于黑龙江北岸，后迁徙定居到赫图阿拉一带，至正统七年形成建州三卫。明政府对建州女真实行有效管辖。当地官吏的任免升降由朝廷决定，统一调动管理。明政府授其酋长官职官印、敕书，实行间接管辖。对触犯明律的女真人，也统一按明政府法令处置。在经济上，朝廷定期收取土特产贡赋。建州女真与内地经济上保持着密切联系。双方互利，有无相济，加强了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经济发展，密切了民族关系。明朝在对东北“羁縻”的同时，又实行“分而治之”与武装镇压的政策。
后金建立：
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曾被辽东总兵李成梁收为养子，经常随同出入京师，喜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受汉文化影晌很深，后从征作战有功，先后被明政府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都督签事、左都督、龙虎将军。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即 1583年起兵，历经40年奋斗，终于结束诸部争雄的割据局面，至1625年，女真“诸部始合为一”。努尔哈赤在统一过程中，不断建立、完善统治体制。还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命额尔德尼、噶盖，利用蒙文字母拼写女真语言，创制成满文。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宣布脱明独立，称“英明汗”建国，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
万历二十八年（ 1601年）努尔哈赤初建旗制时设黄、红、蓝、白四旗。每300女真壮丁编为1牛录，首领为牛录额真；5牛录为1甲喇，首领为甲喇额真，统领1500人；5甲喇为1固山，首领为固山额真，1固山即为1旗，共7500人。各固山以不同旗色为标志。万历四十三年又扩建为八旗。八旗定制时总计6万人，其后总人数增加，只扩大甲喇数目，牛录和固山的编制数目不变。八旗旗主为和硕贝勒或曰固山贝勒，各置官属，统辖臣民，最高统帅为努尔哈赤。八旗制度实际上是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职能。八旗制度把分散的女真各部有效地统一组织起来，有利于保持高度战斗力、促进生产发展，推动了初期满族社会的发展，在其崛起之际发挥了重大作用。
努尔哈赤势力的兴起，对明皇朝在辽东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于是明政府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一些措施限制后金的发展。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遂以“七大恨”为名正式誓师攻明，明军节节败退。随着对明作战的胜利，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进入辽沈地区，为了适应汉族地区的生产方式，满族社会形态迅速发生更迭变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奴隶制已经得以确立和发展，进入汉族地区之后，与先进的封建生产关系产生尖锐矛盾，促使努尔哈赤进行政策调整。开始向农奴制庄园经济转变。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死去。
3．清政权建立：
其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是为清太宗，次年改元天聪，皇太极即位伊始，便下令压缩庄园奴仆数目，并把其余汉人编为民户，成为个体依附农民。这是生产关系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加快封建化进程，汉族人民和后金政权的矛盾有所缓和，上层官僚更成为后金的有力支持者。在上层建筑方面也仿明制，于天聪、崇德年间不断设置和健全政权机构，。皇权不断加强，旗权逐渐削弱。崇祯九年（ 1636年），皇太极正式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定族名为“满洲”，改元崇德。皇太极统治时期，封建君主专制政权的国家机器已基本奠立。
二、明清间的战争（萨尔浒之战 1619；辽沈1621；广宁之战1622；宁远、宁锦之战；入口之战1626；松锦决战1641）：
三、明末农民大起义与明皇朝的灭亡
1 明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和发展
明末万历、天启之际，陕西连年灾荒。天启七年（ 1627年），澄城县知县张斗耀坐堂比粮，愤怒的饥民以王二为首拥进公堂杀知县抗粮暴动，正式揭开明末农民战争序幕。崇祯三年（ 1630年），明廷派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调集大军追剿陕西农民军，各路义军纷纷转移至山西，得到当地贫民支持和响应，并逐渐趋向于联合，崇祯六年冬，在明政府军重兵围剿下，起义军接连遭受挫折，于是以伪降为掩护，乘敌不备，1633年趁冬季黄河结冰时，一举突破黄河天险，从渑池渡河主力部队进入中原作战。农民军在河南得到重大发展。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闯王高迎祥等率农民军主力军东入安徽，攻克中都凤阳，打出“古元真龙皇帝”大旗，焚毁皇陵享殿、龙兴寺，挖掘皇帝祖坟，给明朝以沉重打击。崇祯九年，高迎祥被俘牺牲，农民军形成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主的两大势力。李自成等部活跃于陕西、宁夏、甘肃；张献忠、罗汝才等部转战于河南、湖广、安徽的广大地区。崇祯十年，明廷起用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十面张网，加紧围剿镇压起义军。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等部于陕甘连遭挫折，陷入困境。
崇祯九年之后，张献忠部拥兵 20余万，攻占襄阳，一度取得重大胜利。崇祯十年八月，张献忠在河南南阳被官军左良玉击败负伤，次年于湖北谷城接受明廷招抚。罗汝才等活动于河南、湖广地区的多数义军也相继接受招安。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罗等部于谷城、房县再次起义，转战四川，十四年（1641年）二月奇袭襄阳，明襄阳王被活捉斩杀。
与此同时，李自成乘张、罗等部拖住官军主力的机会，于崇祯十三年率部挺进河南。当地饥民争相归附，迅即燃成燎原之势，发展成几十万人的大军。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投身到农民起义队伍中来。农民军军纪严明，并提出“均田免粮”、“迎闯王，不纳粮”、“平买平卖”等口号，严厉镇压王公、贪吏、地主豪绅，开仓济贫，保护农民群众和手工业者、小商人利益，切中时弊，深受欢迎。李自成农民军崇祯十四年攻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进而围攻开封，又于次年多次击败明军主力，军势大盛。明末农民战争发展到高潮，起义军与明官军之间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明皇朝覆灭的颓势已经无法挽回。
2 李自成起义军推翻明朝
李自成农民军略定河南，先后取得朱仙镇之战、郏县之战等巨大胜利。于崇祯十五年挥师南下，进军湖广，接连攻占襄阳、荆州、承天等地，李自成威望进一步提高，被推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农民军从联营作战向以李自成为首的统一农民过渡，为推翻明皇朝，建立中央政权创造了条件。崇祯十六年（ 1643）初，李自成发布《剿兵安民檄》。农民军并改襄阳为襄京，正式建立政权机构。接着，李自成率军在河南击溃明军主力陕西总督孙传庭部后，又乘胜占领西安、相继拔除官军西北地区据点，为推翻明皇朝夺取全国政权解除后顾之忧，奠定了坚实基础。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进一步发展完善襄阳政权，以西安为西京，正式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永昌元年正月，大顺军开始了渡河东进向北京进军的征程。李自成、刘宗敏统率主力正面进攻太原、宁武、大同、宣化、居庸关，刘芳亮等人率偏师攻取黄河以北大部郡县，从而形成战略大包围，向北京展开钳形攻势。三月十七日义军进抵北京城下，十八日夜占领外城，崇祯帝朱由检走投无路，于宫内煤山上吊自杀。三月十九日，大顺农民军占领北京，宣告明皇朝覆亡。
与李自成在北方节节胜利的同时，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五月攻占汉阳、武昌，称大西王，也建立起与明王朝对峙的农民军政权。十七年正月再入四川，攻占重庆、成都。张献忠于八月占领成都后，正式建立政权，称大西国王，不久称帝，年号大顺，以成都为西京。
明末农民战争先后卷进几百万起义民众，活动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几起几落，持续将近 20年，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以及政权建设方面更加成熟，其规模和影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是空前未有的。
①这次农民大起义直接摧毁了腐朽黑暗的明皇朝，扫除了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②农民战争有力地冲击了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部分地改变了原来土地占有情况，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扫清了道路，显示了伟大的历史作用。③农民军提出的“均田免粮”纲领性口号，触及到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导致农民遭受剥削、压迫的总根源，标志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过，从总体上看，明未社会危机仍然是封建社会固有矛盾的周期性爆发，明末农民战争的性质仍然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生死搏斗，资本主义萌芽和城市市民势力还很微弱，促使中国社会摆脱封建制度轨道的历史条件尚不成熟。
失策：①追赃助饷扩大了打击面，树立更多敌人②进城后，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可以高枕无忧、安然无事了。军民上下松弛，斗志下降。③对关外清军缺乏警惕性。
第六节 明代思想文化
一、哲学思想
明朝哲学思想从总体看，相当活跃，出现了多位在哲学上影响重大的思想家。
1、明初，程朱理学被奉为正统哲学
明朝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思想控制进一步加强。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提倡程朱理学，强化思想统治。明成祖永乐时期，明成祖继续提倡程朱理学，命翰林学士胡广，编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书，汇辑宋元各家理学之说，颁行全国，作为士子求学和当官的必读教科书，凡不符合程朱理学的，则被视为异端予以排斥。这一时期的理学家主要有瑄宣为主的“河东学派”、吴与弼为主的“崇仁学派”。
明朝前期程朱理学在思想界一统天下，这种思想沉闷导致理学日趋僵化、没落，内容陈腐，在学术上完全失去了创新精神。面对明中期的社会危机，更陷入束手无策的困境。于是，成化、弘治年间广东学者陈献章率先开创“心学法门”。他寻求心与理的合一，主张通过心的静养，使善端呈露。该主张把向外格物穷理，转变为向心内寻求，可以说开王阳明心学之先河。弘治、正德之际，王守仁进一步集宋元以来主观唯心论之大成，创立发展成新的哲学体系——心学。
2、心学崛起：王守仁的心学
①他继承和发挥了南宋陆九洲的“宇宙便是吾心”，“心即理”的主观唯心主义宇宙观。 ②先验唯心主义认识论 ③“知行合一”的封建伦理道德修养论 ④王守仁的社会政治思想
3、泰州学派
4、李贽的进步思想
5．宗教
①道教：明统治者也利用道教为巩固其统治服务。
②佛教：朱元璋当过和尚，所以注意扶植佛教，并利用它来为统治服务。
明代在社会上盛行的主要是净土宗和禅宗。净土宗，简易通俗，亦称莲宗。禅宗：最盛。
③士大夫也热衷于佛教研究。
6．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与清前期的反理学思想
明清之际是诸种矛盾交织、发生天翻地覆巨变时代。一方面封建专制集权高度膨胀，礼教纲常愈趋苛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极端腐败，纲纪凌夷，政教失控，危机四伏，正统礼教的腐朽黑暗面暴露得更加充分。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西学东渐”近代科学的传入，也大大开阔人们的视野，为思想界注入崭新的时代气息。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反映手工业、商品经济发展，代表新兴市民阶级利益，重科学、讲实际，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一股要求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潮。尤以清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大思想家影响最大。
二 考据学、历史学和文献学
1 考据学
中国古代自宋以来即有学者专门致力于考订古书，至清代考据学发展成一门专门的学问。考据学派尊崇汉代学风，提倡汉儒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故称“汉学”。因其兴盛于乾嘉时期，又称乾嘉学派。清代考据学的起源可追溯至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他们治学严谨，重证据，强调通经致用，从古代寻找变革的根据。稍后胡渭、阎若璩远离现实，但敢于怀疑古代经典，长于考证辨伪，做出显著成绩，正式为考据学派奠基。乾嘉时期，清政权更为巩固，知识分子中反清复明情绪已趋淡漠，在文字狱高压之下，一头钻入故纸堆中，热衷于为考据而考据。考据的对象主要是古代经书，而要解经治史又须借助文字音韵、名物训诂，以至地理金石、天算乐历、校勘辑佚，各种学问都汇集到考据学，成为学术主流。考据学因此而大为兴盛。
当时的考据学者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吴派该派特点是尊崇汉儒。作为乾嘉学派的主流，皖派的成就更为突出。戴震之后，门生又分为两派。一派以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专重音训考据；另一派以汪中、阮元为代表，音训考据与义理之学并重。乾嘉学派在古文字学和古韵的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对古籍的整理、考订、校勘、辨伪和辑佚做出很大贡献。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对后来学术的发展也有积极的一面。尤其皖派戴震，坚持唯物主义，反理学，企图从经学中寻找出路以求变革，成就更大。乾嘉学派的缺陷也很明显，特别是吴派，脱离实际，厚古薄今，思想闭塞，支离破碎，至嘉庆后逐渐衰落。
2 历史学和文献典籍的整理编纂
明清时期的历史学有很大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私人著史之风颇为盛兴。其中较为突出的，编年体有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谈迁的《国榷》，纪事本末体有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杂史笔记有王世贞的《笄州山人别集》、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地方志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学术史有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其中绝大多数是对当代历史的研究和撰述，表明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地方志修纂迅速发展及详近略远的编纂原则，也是这种“将求其实用”观念的体现。涌现出大批研究边疆史的著述成为这一时期历史学研究的又一显著特点。
乾嘉考据学派的努力，则在历代史书的考异、注释、续补和辑佚方面取得突出成就。明清时期在史学理论方面建树最大的是乾嘉学者章学诚，提出修史要具备“史德”，要有正确的“史意”（即史观），他认为六经皆史，主张修史贵开创而不拘于成法，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
明清鼎盛时期奠立的雄厚经济基础，统治阶级控制思想的政治需要，学术文化长期积累发展后亟需进一步总结整理的要求，以及考据学、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学术基础，这一切使明清时期对文献典籍的整理编纂得到空前发展。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命大学士解缙等组织 编辑《永乐大典》，该书共 22937 卷，辑入图书七八千种，是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清康熙、雍正两朝，命陈梦雷主持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分 6 编，每编又分门别类从古今典籍中按类采择摘录，搜罗宏富，共 1 万卷。乾隆时，清政府又命纪昀、戴震、王念孙等学者编纂《四库全书》。该书编为经、史、子、集四部，凡 44 类，共收书 79070 卷，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目录学著作。明清时期大规模整理编纂书籍的工作，对于保存文化遗产和进一步发展文化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也曾借编纂《四库全书》之机，对全图书籍进行全面检查，大规模查禁、销毁不利于清朝统治的“悖逆”和“违碍”书籍。即使收入四库的书籍也有不少字句内容遭到删改。这不啻是文化典籍史上的又一场臣大浩劫。这种互相矛盾的情况，鲜明反映了清朝文化政策中保存发展文化与控制禁锢思想并存的两重性特点。
三 文学艺术
明清时期，诗、词、散文等传统文学体裁渐趋衰落，而随着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的兴起，通俗文学勃兴，小说、戏曲等大众化形式成为文学艺术的主流，取得巨大成就。
四 科学技术
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一方面在宋元原有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航海、纺织、制瓷、印刷、造纸、造船、冶铸、建筑、水利等生产技术普遍发展和提高，晚明还一度出现飞跃，诞生了一批科学巨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又总体上逐渐从先进转为落后，而且差距不断拉大。明前期以航海、造船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仍居于领先地位。郑和远航水平要高出许多。但因其封建贡赐贸易的性质，对国计民生并未产生积极作用，反而加重剥削动摇经济基础，最终被视为弊端而遭废止。相比之下，哥伦布、达·伽马远航却因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而推动航海事业突飞猛进。明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局部发达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引发了扩大再生产和改革工艺的社会需要加上先进知识分子讲求实学思潮的兴起和西方科技传入的刺激，也曾推进晚明科技的发展，出现了一次短暂的黄金时期。
对晚明科技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主要有李时珍、朱载靖、徐光启、徐宏祖、宋应星等人。
万历年间出版的《本草纲目》，全书收药物 1892 种，药方 11097 则，附图 1100 多幅。《本草纲目》在系统总结中国古代医药学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并对药物加以分类，详尽记载了备自的产地、形状、气味、制作、配方、效用、忌讳等情况，其中还涉及生物学、矿物学、化学、结晶学、环境与生物、遗传与变异等诸多科学领域。
朱载靖，毕生致力于科学研究，在万历年间发表大量著作，涉及数学、天文学、音律学、计量学、物理学以及音乐舞蹈、乐器制造等广博领域。其中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创建十二平均律及其计算原理——“新法密律”，以精密的计算为基础构筑起一套科学的音律体系，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困惑人们两干多年的实现旋宫转调的理论难题，对欧洲近代音乐产生了有力影响。
徐光启，官至礼部尚书，崇祯五年（ 1632 年）入阁参与机务。他学识渊博，重视科学实验，所著《农政全书》。全书共 60 卷，分12 目，系统总结历代农业、手工业积累的经验，并参照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与自己科学实验的结果相印证，从而在博采古今农学大成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达到传统农业科学的顶峰。
徐弘祖，号霞客，是明末杰出的地理学家。他从万历中期开始直至崇祯十四年（ 1641 年），用了 30 多年的时间，行程数万里，徒步考察了当时的 14 个省区。所著《徐霞客游记》不但生动地描绘了备地的经济、行政、风土民情，而且还准确地记录下他对山川源流、地形地貌以及动植物生态等方面的详细观察。该书在许多方面，例如对火成岩、地热现象和喷泉的描述，流水对岩石的侵蚀作用，植物对气候的依赖关系等方面的认识，都达到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水平。他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的大面积广泛考察，比起欧洲最初进行的同类性质的调查研究，整整早了一个多世纪。
崇祯十年（ 1637 年）宋应星写成的《天工开物》，是一部全面系统总结明代以及此前历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巨著。该书详细总结记载了备种农作物和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种植加工和生产技术、工艺装备、制造过程，以及组织管理生产的经验，提供了大量确切数据，并附有 123 幅插图。在撰作过程中，宋应星十分重视调查、试验，把劳动者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总结上升到科学的理论概括阶段。《天工开物》作为反映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农业生产技术的科技百科全书，不但在中国科技史上前所未见，树立了光辉的里程碑；而且在世界科学技术从古代中世纪传统向近代科学转变的潮流中也居于前列，产生了深远影响。
晚明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是江南等局部发达地区工商业繁盛刺激的产物，此刻尚有一些科学巨匠跻身世界先进潮流。但从总体上看，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并未能冲破传统封建体制的束缚，仍停留在积累整理资料和总结经验为主的传统轨道，或体现在商用数学、珠算技术等实用技术方面，和西方以实验和数学研究结合发现一些重要定律的近代科学相比，已明显逊色、落后。而且晚明已经取得的一些重要科学成果也因受封建制度束缚，不能和社会生产结合，转变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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