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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隋朝统一帝国的再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 、隋朝的建立和统一
1.隋朝的建立
周武帝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其国力逐渐增强。577年，灭掉东邻的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广大地区。但是，周武帝英年早逝，其子周宣帝在位不到两年病死。继立者是年仅 8 岁的周静帝，无执掌国政能力，外戚扬坚遂控制了朝廷大权。
在杨坚短暂的摄政期间，为了消灭阻碍他建立新政权的力量，他采取了极为惨酷的手段，清除了对他进一步篡权造成威胁的宇文皇族的九个亲王，宗室几乎被杀光，并消灭了拥护北周政权，反对杨坚专权的其他几个地方军政长官。
581年，杨坚在各项准备就绪后，废周静帝自立，改国号为隋，改年号为开皇，仍以长安为都城，杨坚就是历史上的隋文帝。
2. 隋的统一
隋朝建立以后，首先发展内部，并设法解除塞北游牧族突厥人侵扰的后顾之忧。经过七八年的准备，开皇九年（ 589）正月，灭掉陈朝，最终统一中国，结束了自东晋以来27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重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隋朝之所以在较短时间内统一全国，其前提条件有几个：①首先双方力量强弱悬殊。②其长期战乱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社会各阶层迫切要求统一安定，统一乃大势所趋。③隋文帝在北周基础上，继续推行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改革，使国力日益壮大，而陈朝统治者不理朝政，整日沉醉于酒色诗歌中，国力日衰。
统一的意义不仅在于再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为国家的统一有利于民族融合，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全国统一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的形成，这同样具有深远意义。正是在隋朝统一的基础上，唐朝才获得了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展。
隋朝为巩固统治而进行的改革
隋朝立国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1.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
首先，隋王朝统治集团的核心是以杨氏为代表的汉族关陇士族集团和汉化的鲜卑族大贵族、大官僚。关陇贵族与其他世族之间有矛盾。
其次，原山东和江南士族门阀虽失去了在中央的权势，但是，他们在地方上还有很大权势和影响。在庶族地主经济力量逐步增长以后，他们与整个世族之间产生矛盾，因此，最高统治者不得不逐步吸收庶族地主参政，以限制世族地主的特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此外，不同民族之间，文官与武将之间，不同地区之间，都不同程度地潜藏着对抗因素。
2. 地方统治秩序的混乱
南北朝几百年的争战过程中，郡、州数量急剧增加。州郡多，不但支出多，百姓负担重，而且，地方政区的混乱支持不了中央集权。因此，大力合并州郡，就成为大势所趋。
3. 意识形态的多元化
儒家思想自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其政治思想、价值观、习俗和礼仪等，对维护大一统一封建王朝统治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自东汉以来，来自印度的佛教逐步在中国传播开来，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人民的心灵无所寄托，便纷纷从宗教中寻找安尉，于是佛教大盛。佛教盛行与中国传统的统治思想之间产生了矛盾。
改革的主要措施
1. 政治方面：
①改革官制
在中央官制改革方面，影响最大的就是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担负国家政务的是尚书、内史、门下三省。三省长官分别称尚书令与仆射，内史监与内史令，门下纳言。三省职能同秦汉的丞相，历史上称为三省制度，其职能互相牵制。其中处理日常政务的执行机关尚书省，下设吏、礼、兵、度支（民）、都官（刑）、工部六部。此外，还设有监察官、十一寺、国子监等，以及掌管禁卫兵的左右卫十二府。及勋爵、散官等制。
地方官制方面，583年，隋文帝下诏废除“郡”级建制，改行州、县二级制，同时大力合并州、县数额。这有助于节约开支，提高行政效率。炀帝时又改州称郡。
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隋朝废除了汉魏时地方长官自行任免属官的制度，而且推行乡贯回避制。同时还规定：州县的主要属官实行定期轮任制，一般三年或四年一替，目的是防止地方官员在家乡任职，或久居一地带来的任情废法等危害。地方官还不许携带父母及 15岁以上儿子赴任。这些都有助于防止地方豪强把持本地政务。
实行中央统一任命地方官员，并运用“上考课”、派使巡察等考核评估制度进行赏罚，这些对限制地方豪强势力，整顿吏治及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有重大意义的，其改革措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②改革选官制（创立科举制）
配合官制改革，隋朝统治者在北朝改制的基础上，废除九品中正制，创立了科举选官制。隋文帝开皇三年（ 583），正式罢除中正官品评人才之权。随后命令各州每年向朝廷贡士三人，以备朝廷测试选任。开皇十八年（598年），又诏令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地方军政长官总管、刺史等，按“志行修谨（有德）、清平干济（有才）”两科向朝廷荐人才。隋炀帝时，正式创置了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诞生。
③府兵制的发展
开皇十年（ 590），隋文帝诏称：“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使无乡里之号，居无定处的“兵户”，与一般农户一样隶属于州县，最终完成了“兵农合一”的过程。这一改革使府兵制和均田制更好地结合起来，府兵沿旧制由12卫大将军统率，并听命于皇帝，成为依托均田制的军事制度。这一改革增加了农民对国家的兵役负担，加强了国家的武装力量，又把军事统率权集中到中央，支持了中央集权。
④改定刑律
开皇元年，命令一批朝廷大臣在北魏、北齐律及南朝萧梁法律基础上制定新律。新的刑律经过简化，删去了一些酷刑和罪条。最后修订成 500条、12篇的《开皇律》。《开皇律》的刑名分死、流、徒、杖、笞五等，每等之内又有不同的分等。它的制定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贵族官僚享有“八议”等减免刑罚的特权。而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制定了“十恶”之条。即凡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犯者从严惩治。
2. 经济制度方面：
隋朝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使农业生产获得了迅猛发展，这与其继续推行均田制有密切关系。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加国家收入，隋朝在北周已经改制的基础上，继续推行均田制，改定赋役和户籍制，对货币和度量衡也进行了整顿。
①继续推行均田制。 ②整顿赋役。 ③整顿户籍制度。（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 ④营建东都与开通大运河
A、营建东都：
主要原因：一是经济的。为了更方便地转运江南和东部地区的财赋。二是政治上，为了加强对关东和江南地区的控制。隋炀帝即位的当年（ 604 ）就下诏营建东都洛阳。约用一年时间即完成。随着运河的开通，洛阳成为南北物资和交化交流的枢纽。”
B 、开通大运河。
它也是当时巩固隋朝政权的重要措施之一。与营建东都的目的基本一致。从政治上讲，大大便利了隋政权对南方及东部各地人民的镇压。从经济上说，是为了便于转运东南财富以补关中和河洛地区物资之不足。当然，隋炀帝个人的嗜欲、也是其动因之一。
隋文帝时，曾开通广通渠，以转运关中物资。隋炀帝即位后，利用旧有的天然河道和旧有渠道，开通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北京），南到余杭（杭州）的大运河。其工程分四段：
①通济渠（连接洛水、黄河、汴水、淮水）。
②山阳渎。连接淮水和长江，此乃扩修旧有邗沟而成。
③江南河。连接长江和钱塘江。这一段许多地方也是沿古运河的线路开凿的。
④永济渠。 608 年开挖。这是四段中最长的一段，引山西的沁水，南达黄河，东北继续从黄河的其他支流补充水量，直通涿郡。
大运河南北贯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连接五大水系，全长 2500 多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雄伟的工程之一。
三、隋朝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由于以上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既强化了中央集权，巩固了统一局面，加强了国家对人力物力的控制，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于是，隋朝在短期内便出现了国库粮仓富裕的繁荣景象。
1、农业的发展：
表现在：①农业人口即劳动力激增；②耕地面积扩大；③国家仓廪充实等。仓库的充盈，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从中也反映出当时剥削过于苛刻。
2、工商业的发展。
隋朝手工业的发展表现为纺织业、瓷器业、造船业、造桥技术（赵州桥）等有显著进步。此外，漆器、制茶、雕刻等也有发展。
商业的发展表现在：首先是商业都市的繁荣。如东都洛阳和京师西安是当时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其他如蜀郡、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宣城、毗陵（常州），海南（广州）、荆州、蔡州（汝南）等均发展起来。同时，对外贸易发达起来，陆上有丝绸之路三条通道，海上与日本与南洋各国展开了贸易。
3、科技文化的成就
统一帝国的再建为中外文化、南北文化的交汇融合创造了条件。其突出的表现是宗教文化和音乐绘画等多元文化的发展。
隋朝一改北周武帝灭佛之策，实行崇佛政策。佛教这一外来宗教逐步演化成了更合适中国国情的宗教文化。儒家学者王通提出三教归一的口号，主张以儒为主，援引佛道。有承前启后作用。
在文化领域其他方面。如炀帝所定九部乐：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反映出当时民族融合和中外交流的影响。绘画仍以道释人物故事为主，但山水画已逐渐发展起来。此外，天文历法和数学也有一定的成就。
四、隋朝和周边各族的关系：
当时，在隋朝境土内，各民族已和汉族长期杂居，直接为隋朝的发展做了贡献。在隋朝境外周边地区，还有突厥、吐谷浑、奚、契丹、室韦，皆与隋政权有密切关系。同时，隋与台湾的关系也更加密切起来。
1．突厥汗国及其与隋朝的关系：
2、吐谷浑及其与隋的关系：
五、农民起义和隋朝的灭亡
1．起义爆发的原因： 2．起义的经过及主要力量 3．起义的结局： 4．起义的历史作用：
①起义摧毁了杨隋政权，不但打击了关陇贵族势力，而且打击了所有世族贵族的特权。世家大族势力的削弱，使传统的庄园经济大受冲击，他们控制的土地和劳动人口大量被分离出来，这有助于改善阶级关系，旧贵族的消亡、新地主的产生，调整了地主阶级内部的关系，也调整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这是有利于社会历史进步的。
②阶级关系的调整，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占有的土地有所增加，依附农民挣脱了旧主人的束缚，推动了此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农民战争中，许多奴隶、部曲等依附户参加起义，摆脱了奴婢身份，这对唐以后奴婢等身份地位的改善，对租佃契约关系的发展，有推动作用，从而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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