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简介

《左传选》
内容简介
《左传》是中国一部伟大的历史作品，同时又极富文学价值，堪称中华文化的瑰宝。朱东润先生是前辈文史大家，为了使更多读者通过《左传》了解灿烂的春秋历史并获得古典文学的熏陶，朱先生以春秋大国争霸为基本线索，兼顾文学价值，对《左传》原文进行精选详注。《左传》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极富文学价值。本书以春秋争霸的历史为基本线索，精心选录了“郑庄小霸”“晋文建霸”“楚庄霸业”“越勾践灭吴”等13个小专题，对战争进程和结果、参与战争的主要人物的主张和观点等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对春秋时期的历史发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能帮助我们了解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了解主要争霸战争的进程，了解重要历史人物的思想等，能帮助我们感受古典文学名著的魅力，接受文化的熏陶，更清晰、更深刻地理解《左传》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本书是一部优秀的《左传》选注本，注释详细，是了解春秋时期历史和研习先秦文学的重要读物。
选注者介绍
朱东润（1896－1988）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教育家、书法家，学贯东西，识通古今，兼治文史，勇于开拓创新，是中国现代学术杰出代表。早年曾留学英国，从事文学翻译和英文教学，上世纪30年代转治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又从事《诗经》、《楚辞》与《史记》研究，多有创说。中年后重点研究中国传记文学，并从事传记写作，著有《张居正大传》、《陆游传》、《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等，努力开拓中国传记文学的道路。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长期为许多大学用作教材。曾长期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为学科发展做出贡献。又工篆、隶、行书，笔法苍劲，自成气象。是海内外公认的文史学术大家。
01
一、《左传》所呈现之春秋时人思想
本书选取了《左传》中的十三段史事，主要体现了春秋时人两方面的思想，一是战争中的武德，一是重人轻天的思想。
刘知幾《史通.自叙》说：“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对比《尚书》，可见左传的魅力，在于其叙述直白与情节生动。不惟刘知几喜欢左传，古代武人也喜欢左传，如《三国志.关羽传》裴松之注：“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宋史.岳飞传》：“（飞）少负气节，沈厚寡言，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
武人喜读左传，一方面因为左传“具列事实”，情节生动，另一方面还应当在于修己正身，学习其中贵族的武德观念。
（一）战争之武德
春秋时代，礼未尽崩，乐未尽坏，在战争中体现出的遵循礼义的行为在后人看来弥足珍贵。
僖公二十二年左传：
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宋襄公是践行上古战争道义的人。作为贵族，在他心中“礼”的地位很高，宁肯冒着失败的风险，也不能背礼。当时，这样的礼义虽然存在，但是正在逐渐解体。宋襄公过于遵循古礼，且导致宋师败绩。因此“国人皆咎之”。
春秋时期的人们的道德观，正处于由西周敦礼向战国重利的转变之中。因此，在此过程中的贵族既要逐利，又要敦礼，过于守礼而偾事，或追逐功利而无礼，都是当时人所不予认可的。礼义之于战争，则是武德。春秋时代的武德可以分为崇仁爱、尊礼法、尚武勇三方面。
1、崇仁爱
子曰：“仁者爱人。”崇仁爱具体表现为不滥杀，不追亡。在当时的许多战争中，得胜国大都对战败国宽容以待。
如《郑庄小霸》一节中，桓公五年郑庄公与周天子作战：
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祝聃请从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夜，郑伯使祭足劳王，且问左右。
周天子的军队大败，郑国祝聃射中了天子的肩膀。当他请求纵兵追击时，郑庄公却认为，君子是不希望太占人上风的，更何况侵侮的是天子。并且在当夜派祭足去慰劳周天子。
再如晋楚邲之战时, 楚大胜, 楚臣潘党建议楚庄王收集晋国俘虏以筑京观。庄王说：“非尔所知也。夫文, 止戈为武”从文字的构造，认为战争的目的是停止战争。（尽管这一训诂有误）。并且阐述了武德的七个方面：“夫武, 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武有七德, 我无一焉, 何以示子孙 ”最终没有修筑京观。
2、尊礼法
在左传中，“无礼必败”足称一条确论，也即左传作者的态度。周代的贵族自幼接受礼的教育，因此即使是在战争中，也要尽量不失礼仪。
如齐晋鞌之战中，韩厥俘虏齐顷公后，仍不失礼节地“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并且对齐顷公说，下臣不幸，正好在军队服役，不能逃避服役，而且也害怕奔走逃避成为两国国君的耻辱。（只好俘虏您）下臣只是一名兵士，谨向君王报告我的无能，但由于人手缺乏，只好代理这个官职以补缺员。韩厥言辞委婉，极尽不愿而又不得不俘虏齐顷公之意。
而作者更是着力从反面突出无礼而败的例子。如崤之战前，秦国军队去偷袭郑国，路过周境时，“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周王孙满说：“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在回师的途中，秦师果然被晋国大败。之后秦军报复，又被晋国大败。最终，秦国修明政治，休养人民，准备再次进攻晋国。秦人施德于民，晋人由此而自知不敌。晋大夫赵衰说“秦师又至，将必辟之。惧而增德，不可当也……念德不怠，其可敌乎？”可知彼时虽争斗不绝，但贵族间看重的除了军事实力外，还在于礼与德是否章明。
礼法延伸之于战场，还表现为不杀君子
（1）齐晋鞌之战中，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齐顷公说：“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
春秋有作战权利的往往是贵族，这些人允文允武，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他们身上有不同程度的贵族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战争中，则是崇尚勇气和实力，鄙视偷袭、欺诈、过度杀害、趁人之危等行径。
（2）晋楚邲之战中，晋鲍癸追击楚乐伯，乐伯在逃跑途中射死了一只鹿，并献给鲍癸，于是鲍癸停止了追击，并对部下说：“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于是放走了乐伯。这些在后世看来十分奇怪的事情，在当时却是敦礼重德的反映。
自平王东迁以还，周室衰微，各诸侯原本在礼所约束下的贵族精神也开始渐渐淡化。但这个过程又是长时期的。因此春秋前期、中期的战争比较温和，贵族精神犹存。至于后期的吴阖闾入郢、越勾践灭吴等战役中，贵族精神就比较少见了。
3、尚武勇
《秦穆霸西戎》一节中，选取了关于文公二年晋国狼瞫的记载。晋国狼瞫被罢免了车右之职后，非常生气。他的朋友愿意与他作乱，但他却说：“死而不义，非勇也。”可见即使勇敢，也要在礼的前提下。最终在秦晋彭衙之战中，他选择了陷阵而死来证明自己的勇敢。
再如齐晋鞌之战中，晋国解张鼓励浴血奋战的主帅郤克说：“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并且左手握着马缰绳，右手拿着鼓槌代替郤克击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作为主帅的御者，解张勇敢果决，不仅挽救了危急，还大败齐国。
尚武勇还表现在战场刑罚的果断：
如襄公三年左传记载，晋悼公的弟弟扬干在曲梁扰乱军队的行列，魏绛杀了他的驾车人。并且上书请罪说：“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君合诸侯，臣敢不敬？”在他看来，宁死也不敢触犯军队纪律，这叫做敬。晋悼公看了他的话之后，激动地光着脚走出来，并且原谅了他。
再如僖公二十三年，楚国子玉治兵时，终日而毕，鞭打了七个人，射穿了三个人的耳朵。国人都认为他纪律严明，并且称赞举荐他的子文。
因此，即使武人喜读左传，但看重的必然在于其战争中的武德与勇敢，而不是诡计与谋略。譬如专写战争与谋略的《战国策》，古人对它的评价与《左传》截然不同。对于其中的谋略，北宋曾巩说：“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明代陆陇其甚至认为小儿辈不宜读：“《战国策》一书，大抵皆纵横家言也。其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子弟识见未定而读之，其不为之渐染者鲜矣！”
在义利之间，古人虽明白利更现实，趋利可以获益，但却不推崇利。因而《左传》中的武德，虽千载而降，依然令人思慕。
（二）重人轻天思想
此种思想之源端是由来已久的。童书业先生的《春秋左传研究》援引了一些文献，如《尚书·君奭》周公曰：“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天不可信，我道惟宁（文）王德延”。文王、周公都是西周初人。又《节南山》（西周后期诗）：“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弔昊天，乱靡有定。”并且总结说：“此盖周代统治者监于殷代统治者之迷信昏乱，因以亡国，故引以为戒，逐步产生重人轻天思想。至春秋时，此种思想益为发展，遂开后世学者怀疑鬼神甚至否定鬼神思想之先河。”
“其特点为在天人问题上，对于天鬼往往介于信与不信之间，子产之思想即是如此”。“战国初年之墨家，往往连称‘天’‘鬼’，‘天’‘鬼’即‘神’‘鬼’，既为神鬼，亦为祖先也。”
就童书业所言，“既为神鬼，亦为祖先”，鬼神思想可以理解为祖先崇拜；同时，春秋时人对于鬼神，也就是对于祖先，“往往介于信与不信之间”。具体而言，可以清楚地看出左传作者这种两面性。下面以朱东润《左传选》中的原文来说明。
需要说明的是，书中的一些思想虽出于前人之口，如桓公十六年记载季梁的话：“夫民，神之主也。”但这未必是季梁其人的思想，而更有可能是左传作者借前人之口的刻意呈现。即左传作者所处的战国初期时人的思想。这种思想在身处春秋末期的孔子的言论中也有体现，可以作为旁证。
1、重神的一面
如僖公十九年左传：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
宋襄公命令邾文公杀死鄫子来祭祀次睢的社神，以人祭祀，反映出其重神的思想。子鱼则认为：“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而子鱼又藉此进一步预言：“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后来的事实果如子鱼之预言。在泓之战中，宋襄公由于固执“不鼓不成列”，被渡水而来的楚军大败，“（襄）公伤股，门官歼焉”。
再如文公六年左传：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公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
从国人赋黄鸟可以看出，在人殉制度正在消亡的背景下，秦穆公迷信神鬼遭到了当时以及后世人的一致反对。不仅是人殉，约一百年后的孔子更是反对以人俑作为陪葬：“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两百多年后的孟子更是在此基础上发挥说：“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梁惠王上）可以看出在春秋战国期间，“重人”的一面思想在越来越加深，逐步形成重人轻天，乃至重人轻社稷的思想。（人的范畴也在不断扩大）
“君子”在最后预言说：“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矣！”就左传所记载，秦国在崤之战败于晋、同盟的江国又被楚所灭后，向东发展受到阻碍，开始向西戎扩张。
由以上宋襄公、秦穆公二事能够发现，尽管二公均有一定程度的重神思想，然而“叙述者”的态度却是重人的， 只是假借子鱼与“君子曰”来呈现。
春秋时人的重神思想，还表现在对于梦的态度上。
如僖公二十八年左传：
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而盬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服其罪，吾且柔之美。
晋文公梦到和楚王搏斗，楚王伏在自己身上吮吸自己的脑浆，因而惧怕。子犯说：“这是吉利的征兆。这表示我国得到上天眷顾，楚国伏罪，而且我们已经安抚他们了。”果如子犯所言，城濮之战晋文公击败楚国令尹子玉。
又记载：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当初，楚国的子玉自己制作了镶有赤玉、缀有垂缨的鹿皮冠，还没有穿戴，作战之前，梦见黄河河神对他说：“送给我，我赐给你孟诸的水草之地。”子玉没有赠送。）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荣黄）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
依照左传所言，子玉的失败是由于不信神灵，不给河神帽子。荣黄谏子玉将琼弁玉缨奉献给河神，可见荣黄是相信神灵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荣黄在劝谏遭到子玉拒绝后，他却说“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把子玉失败的原因归纳为“不勤民”，“勤民”即是重民。可见荣黄本人的思想也是重神与重人并有，只是较之子玉更加重神。
成公二年左传：
韩厥梦子舆谓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
（韩厥梦见他父亲子舆对自己说：“明天不要站在战车左右两侧。”因此韩厥就在中间驾战车而追赶齐顷公。）
果然在韩厥左右的人都被射死了。后来綦毋张丧车，来搭韩厥的战车。由于梦境，韩厥怕站在自己左右两侧的人，都会被射死。因此綦毋张上车后，“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韩厥这样相信梦，可见其重神之一面。而作者如是传述，也是其重神之体现。晋国子犯、楚国荣黄以及此处韩厥对待神鬼的态度，也即作者的态度。
2、重人的一面
最能体现春秋时期重人思想的，是春秋后期的郑大夫子产
昭公十八年左传：
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
（子产说：“天道悠远，人道切近，两不相关，怎么能由天道而知人道？裨竈他哪里知道天道？也只不过因为说得多了，难道不会偶尔说中吗？”）
这种思想在孔子身上也有所体现。如《论语.雍也》：“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子产的思想在当时最为进步，因此孔子很称赞他。《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子与子产大概在同一时代（孔子晚子产33岁），可见当时此种重人轻天思想的流行。
再如僖公十六年左传：
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内史叔兴预言“鲁多大丧”“齐有乱”，襄公“得诸侯而不终”都一一应验。这一年鲁国季友等去世，第二年齐桓公卒，诸子争立。而宋襄公也最终败于楚国。但叔兴却说“吉凶由人”，这说明他的思想更重于人事而非神鬼。
对于这种思想的产生原因，童书业在“春秋时宗教之变”条说：“春秋时社会、政治发展，中原诸国宗教观念亦起变化，重人与重神思想相杂糅。贵族等既已疑神而重人，复不愿完全放弃原有之宗教信仰，乃成矛盾不可解之现象。” “左氏作者据旧史，记述此种思想斗争，既申重人之说，复侈谈奇中之预言，盖犹承春秋时人两面性之宗教观念也 。”
02
二、《左传》作者及成书年代
有趣的是通过观察以上例证，可以发现，子鱼预言宋襄公失败、“君子”预言“秦之不复东征”、子犯预言晋国得胜，荣黄认为楚国必败，叔兴预言齐、鲁、宋的变化，总是“奇中”事实、无不应验。这引起了后代学者的讨论与怀疑。杨伯峻先生更是据此考证出了左传成书的年代：“预言被证实的，是左传作者所亲见的；预言不灵验的，是作者所未及闻见的。由此可以测定左传的成书年代。”左传所有灵验的预言中，其结果最晚的是闵公元年预言魏氏后代封侯的事情，到了公元前403年，魏斯果然封侯。可知左传作者一定见到了魏斯封侯。而左传所有未中的预言中，其结果最早的是宣公三年预言周祚“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而实际上“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岁”（《汉书律历志》）公元前401年周代第三十世安王即位，至前376年周烈王继任，打破了“卜世三十”的预言。由此可知，左传作者所处年代，在周烈王（前376年）以前。
前386年，陈厉公后代田和代齐，左传哀公十五年说：“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斫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左传在这里怀疑齐国将被陈氏替代，但却语气不够肯定。说明左传作者虽看到田氏代齐这一趋势，但却没有看到发生在前386年的最终结果。由此其成书年代的下限又可以提前十年至前386年田氏代齐。
综上，左传作者应当是看到魏斯封侯且未看到田氏代齐。左传成书年代则“在公元前四零三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三八六年）以前。”这17年之间。
朱东润先生《左传选》前言引用姚鼐《左传补注序》：“余考其书于魏氏造饰尤深，窃以为吴起为之者盖尤多。”认为，“对于吴起作《左氏春秋》的这个主张，有人还不能同意，但是从三个方面看来，我们不妨认为这是战国初期魏人的作品。”
而吴起生卒年在公元前440年——公元前381年。也就是说，魏斯封侯的时候，吴起年三十七，看到了魏斯封侯。但田氏代齐发生在吴起去世前五年，因此他也看到了这一事件。因此就时间下限而言，吴起稍有不合。朱东润先生认为作者很可能是吴起，但尚不确切。杨伯峻先生则认为吴起是法家，而“《左传》一书讲‘怪、力、乱、神’的地方很多，其不是吴起所著可知。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传授过它。”
03
三、《左传选》与历代左传研究
四库总目提要说：“盖六经之中，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作为五经之一，历代人对左传与周易的注解之书最多。下面来看历代左传的研究历史。
“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於世。”西汉初期，《公羊传》立于学官，受到极大的重视，《穀梁传》也地位很高。而《左传》只在民间流传，从刘歆开始，《左传》才真正引起重视。
《汉书.艺文志》说：
《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古经”指左传的经，是用先秦文字写的。“经十一卷”指公羊经和穀梁经，流传与战国末期，到汉朝才用汉代文字写定，因此属于今文。
西汉时，公羊和穀梁立于学官，而左传在民间流传。到西汉末，刘歆在对《左传》请立《左氏春秋》于学官，和太常博士们发生了今古文之争。但是《左传》最终仍然未得立。
直至东汉贾逵，他认为左传“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章帝令他“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太学此时虽未立《左传》博士，却已开始为太学中的公羊学高才生讲授《左传》。
东汉最后一次今古文之争，发生在桓、灵之际。此次争论由当时著名的公羊学者何休发起。他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批评左传。郑玄与何休针锋相对，撰写了《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三书，对其观点一一加以批驳。郑玄的批驳客观有力，以致何休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通过这场论争，“古学遂明”，“《左氏》大兴”。
魏晋南北朝时期，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是《左传》现存唯一完整的古注。它成书以后，影响深远。在这部著作里，首次实现了《春秋》经传合一。在此基础上，杜预“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按照经传的先后顺序对《左传》进行注释。
到了唐代，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取杜注为《左传》的主要注本。这样，杜注取得了注释《左传》的独尊地位。
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正义》选取《左传》为《春秋》的唯一传本，继承了汉代古文学家重视考据和训诂的特点。此外，初唐刘知几《史通》也对《左传》进行研究。《史通.申左》从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出发研究《左传》。
《四库提要.春秋类叙》说：“其间诸儒之论，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穀梁》胜。”中唐时期出现了一种“舍传求经”的学术倾向，以啖助、赵匡、陆淳师徒三人为代表。他们三人对《春秋》三传有一共识，即否定左氏、公羊、穀梁三传，认为三传都没有阐明圣人的用意。韩愈也说：“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求终始。”遗经就是春秋。这导致左传的经学地位下降。
两宋时期专门从事《左传》研究的学者不多，在这些学者中，吕祖谦最突出。他的代表作为《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续说》和《东莱左氏博议》。他的研究着眼于文学和史学两个方面，文体随事立议，对事对人发表议论，与史论很相似，其中以《东莱左氏博议》一百六十八篇最为著名。
元明时期，左传研究仍然遵循中唐以来的弃传从经的风尚。直至清初，学者以考据方法研究《左传》，出现了用毕生之力专门从事左传研究的人。例如本书所参考的马骕《左传事纬》。其它如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陈厚耀《春秋世族谱》《春秋长历》、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等等皆是。
本书之体例，先已有马骕《左传事纬》。《四库总目提要》说“是书取《左传》事类，分为百有八篇，篇加论断。”
（图：左传事纬）
而朱东润先生的《左传选》主要选取了《左传事纬》的重要史事如“晋文建霸”“齐桓称霸”“越勾践灭吴”等部分。对于其中的“庆父之乱”“楚灭诸小国”“卫文灭刑”等诸多小事则没有选入。本书参考《左传事纬》，改《左传》之编年为纪事，以时相次，进而达到前言所云：“偏重国家大事的叙述”“从这里面可以看到春秋时代的整个轮廓”之目的。是一本读《左传》入门的大家小书。
04
四、注译指瑕
朱东润先生《左传选》出版于1954年，其注释简约，在当时固然明白晓畅。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非今译不能阅读。因此今人在尊重注释的前提下附上译文，极大方便了读者阅读，但仍有不明处。
如“晋文建霸”一节中，两处“舆人”的注译：
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僖公二十五年）
注释（朱东润）：系，缚也。舆人，群众也。
译文（今人）：秦军秘密经过析地，进入析地并绑着自己的士兵假装俘虏来围攻商密。
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僖公二十八年）
注释：舆人，群众也。
译文：曹国军队把晋国兵士的尸体陈列在城上，晋文公很为此担忧，听了兵众的主意而声称：“在曹国人的墓地宿营。”
对于两处“舆人”的解释，注释均解作“群众”，而译文则曰“士兵”“兵众”。按对于“舆人”的意义，历来众说纷纭，一般是地位不高的人。“群众”、“士兵”俱通，但译者既然背离了原注“群众”意，当加注说明之。
再如对于“楚庄霸业”一节中“拔旆投衡”的解释，朱东润先生注云：“旆，大旗也。旆阻风，故马旋。楚人教之拔旆以投衡上，车乃得出。衡，辕端横木也。”译文则说：“拔掉大旗，扔掉车辕头上的横木”。
注释意为“拔旆以投衡上”，译文意为既拔旆且复投衡。考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知注释“拔旆以投衡上”，说本杜预《春秋左传集解》，译文则从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是两事，谓拔去斾，又投去衡，投者，投之车外，与‘拔旆’互文。拔者亦投，投者亦拔。”但是译文径从刘文淇说而不予说明，注译相左，令读者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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