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简介

第13课 清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
备课与学习提示：
1．《中外历史纲要（上）》先是表彰康雍乾三位皇帝“勤政”，然后说他们“独断”，为什么？
2．如何评价奏折制度与军机处对治理国家的作用？
3．清前期扩大疆域的基础是什么？与历朝历代有何不同？
4．以专制手段控制思想文化的后果是什么？
5．清朝为什么实行闭关自守？
6．人口爆炸是危机吗？
7．白莲教起义虽然并非重点，但需对“民间秘密宗教”进行解释。
一、康雍乾时期的君主专制
本课导语尽在倾诉当皇帝的辛苦，读后令人唏嘘。皇帝需要同情吗？
从康熙元年（1662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这100多年间，大清实现了统一并走向鼎盛。当时，世界上只有英国实行责任内阁制，议会掌握了国家主权。美国刚刚独立，制度的优越性还没有显现出来。中国仍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传统轨道上行走，接连出现三位勤政、有才智、文化素质比较高的皇帝。他们治国有方，为现代中国疆域奠定了基础。
康熙8岁继位，14岁亲政，做了61年的皇帝，大政方针基本没有出现失误；平定三藩之乱，派施琅收复台湾，两次发兵雅克萨迫使俄国求和，划定两国东部边界。他三次亲自统军深入蒙古草原腹地，征战噶尔丹分裂势力，安定蒙古，将天山以北至唐努乌梁海纳入中国版图。为解除准噶尔部对西藏的威胁，康熙用兵新疆和西藏。清朝的统一是由康熙帝完成的。
康熙改革赋役，减轻农民负担，亲自规划治理黄河，发展农业生产。赋税合理又力行节俭，国库存银达5000万两，足够两年财政开支。于是，康熙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全国丁粮征收的总额固定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数字上。从康熙五十年至康熙五十二年（1711-1713年），康熙每年免去全国1／3省区的丁粮。他还缩减宫廷开支，宫女只有四五百人。康熙酷爱学习，兴趣广泛，重视传统文化，组织编成《康熙字典》《全唐诗》。他还重视西方科学，让传教士实地勘测绘制《皇舆全览图》，支持和鼓励传播西医学，礼遇有学识的传教士，使西方了解中国。他对西方科学技术的热情只是出于个人兴趣爱好，没有从中看到世界的进步，也没有推广。他是个专制君主，自己说：“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他制造了两起文字狱，庄廷龙的《明史》和戴名世的《南山集》：两本书因文字涉嫌“反清复明”，诛杀近百人，发配边疆数百人，已去世的两位作者被剖棺戮尸。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去世，享年75岁。
雍正帝45岁继位，58岁去世，在位只有13年，但政绩不菲。他精力过人，思维敏捷；处理政事坚持自己书写，批示多则千言，文字流畅且很少涂抹。康熙的不足是不能从严治官，认为治官“以宽为本”，陋规“大可不必深究”，致使官员有恃无恐，该上缴中央的税银都敢截流。雍正继位时，截流现象严重，其中江苏拖欠中央库银881万两。不是百姓没交税，而是税银被地方官贪污了。康熙知道身边大臣收受贿赂，但处罚很轻，因此官场贪腐越来越严重。雍正上台后清查亏欠，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在不增税的情况下增加了官员工资和办公费，同时严惩贪官，使官员不敢以身试法。雍正年间，国库再次丰盈，存银最高达6000余万两。雍正平定西藏叛乱后首次设置驻藏大臣，为治理西藏迈出关键一步。
雍正帝治国功绩不在康熙帝之下，为乾隆盛世铺平了道路。他坚持独裁，充分利用密折制度，并建立了军机处。“学思之窗”配有《雍正帝批阅过的奏折》图片，提出问题“结合具体史实，说明奏折制度如何强化了皇帝对官僚机构的控制”。教师教学用书说：“奏折制度在过去的中学教材中基本被忽略，其实它的重要性不低于军机处，其出现还早于军机处······”奏折，又称“密
折”，相对正式公文报告而言。明清制度，有公事报告朝廷，叫“题本”，如刑部处理某些案件之后汇总上报，称为“刑科题本”。题本还有“通本”“部本”之分。地方督抚上报的须经过通政司验看，再转内阁；内阁附上处理意见再转呈皇帝批复。中央各部院上报的公文叫“部本”，直接送皇帝审阅。明清之前，上报公文通称奏章。清朝末年，所有上呈皇帝的公文都改称奏折，因此笔者认为用“密折”制度比用“奏折”制度更准确。
军机处
密折是臣下直接上达皇帝的秘密奏章，不通过内阁所属通政司转呈，皇帝对密折的批示不与内阁大臣商讨。如果建立密折制度的目的是“强化对官僚机构的控制”，那么，它的意义仅在于君主专制；如果皇帝通过密折“能够更直接、广泛地获取信息，提高决策效率”，或者两个功能都存在，那么，它的作用可能比军机处还重要。
密折制度大约产生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帝对密折的秘密性已有严格规定，要求密折人亲自书写，内容不得为他人所知。康熙所授予密折权的只有特定的百余人，主要是皇帝派到地方上的家奴（亲信）和朝内外的官员，内容主要是报告吏治民情，功能比较单纯。雍正帝将其扩大到1200余人，还特许一些品位职衔低的基层官以密奏权，保密制度更加严格。京官可以面呈，外省递奏必须使用折匣锁好，可派人送至紫禁城景
运门，交奏事官转呈；急件可派手下武官随驿站递送。密报人要自己写奏折，禁止他人传看，不准他人探问皇帝批示，严禁密折人将批示内容告知他人，公开的题本不准引用密折谕旨，需交各部讨论的问题，要裁去密折人的姓名。密折内容广泛，军务、政务、官情、民情、水旱、传闻等，所奏不实，不加追究。雍正一再督促并鼓励官员在密折中畅所欲言，各级官员彼此监督、相互告密，便于皇帝直接驾驭群臣。各种信息上通下达，皇帝由此掌握实际情况，有助于理性决策，也提高了工作效率。雍正实行改土归流、养廉银都是利用密折反复与地方官员讨论。因此，《中外历史纲要（上）》说，该制度既有助于皇帝“直接、广泛地获取信息，提高决策效率”，又“强化了对官僚机构”的控制。
雍正帝最初设置的军机处只有三位极亲信的大臣，乾隆时增至四五位。军机处不是正式机构，《大清会典》称其为“办理军机处”。军机处的办公处被称为“军机堂”，房屋5间，地处紫禁城内隆宗门外，离皇帝的寝宫兼日常办公的乾清宫很近。军机大臣的官称分别是“军机处大臣上行走”“军机处大臣行走”“军机处大臣上学习行走”等，为首者称为“领班”。他们除了皇帝生日和岁末几天外，每天都要值班。军机大臣不是仅仅“跪受笔录”，皇帝决策军国大事前，有时会征询军机大臣的意见。无论事情大小，最后都由皇帝决策，然后军机大臣按照旨意撰写文书。每个军机大臣手下都有四五个人，这些人官称“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只做缮写之事，就是抄写副本存档。全国每天的请示报告无论多少，军机处都立即请旨办理，从不耽误。由于军机处所办之事涉及最高机密，因此皇帝召见他们，太监都要回避，不能站在门外，由官职最小的军机大臣负责进门挑帘子。外人不得窥视军机堂，所用端茶倒水的服务员，都是不满15岁、不识字的幼童，俗称“小么儿”。为保密起见，军机大臣不准写工作日志，较少参加官场应酬。军机处办理的大事直接交兵部驿站传递给执行人，而且注明传递速度：“二百里加急”或“三百里加急”或“四百里加急”等，驿卒跑马快递，极其迅速。军机处既强化了皇权独裁，又提高了行政效率，还做到了高度保密。
乾隆24岁即位，在位60年，退位后又当了几年“太上皇”，实际掌握权力的时间超过康熙。乾隆接班时，国库存银还有二三千万两，几十年后，国库存银高达7800万两。乾隆实行了5年全免钱粮赋税，清朝进入鼎盛时期。乾隆用兵西北，巩固了边疆；用兵西藏，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创立了金瓶掣签制度，打击了分裂势力，以法律形式明确和落实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辖权。乾隆自诩“十全武功”，其实打缅甸、越南并不成功；镇压台湾起义，不值得夸耀；征讨廓尔喀也是一次败北、再次达成和解。乾隆时期，清朝达到鼎盛，但也由盛转衰。
乾隆帝与雍正帝正相反，多次下江南，带头接收官员的“贡献”，纵容身边近臣收受贿赂。乾隆在位后期，官场腐败成风，军机大臣和珅在20余年里，贪污2亿2000两，相当于国库5年的总收入，而这还不是和珅的全部财富。乾隆时期，大兴文字狱。他借编修《四库全书》之机，禁毁书目3000余种，今人所能补救的仅1500余种。
二、疆域的奠定
清朝疆域主要是稳定北部、西北和西藏，实质是民族关系问题。清朝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采取不同策略，因地、因俗制宜，国家在治理中实行双重体制。满族与蒙古族的关系则是统一与稳定的基础。
建州女真与蒙古科尔沁部接壤，起初总是武力相见，后来化敌为友。努尔哈赤娶科尔沁部领主之女，开启了联姻的序幕。紧接着，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多尔衮和阿济格都娶了科尔沁家族的女儿（顺治帝的母亲是蒙古族）。皇太极时期，清宗室格格嫁与蒙古族各部共14人，清朝皇族子弟娶蒙古族26人。双方血缘关系越来越近。蒙古族各部臣服后接受清朝分封，按照八旗制编为蒙古部旗，旗主称“札萨克”，可世袭；取消蒙古族原来的“汗”等称号，按照清朝爵位封亲王、郡王等。蒙古族各旗旗主兼有领主和职官的双重身份，他们有自己的领地和一定的自主权。在清军人关前，清朝皇帝以联姻的方式巩固了蒙古族对满族的依附关系，使双方形成政治军事联盟，蒙古族成为支持清政权的重要力量。清朝人关后，蒙古骑兵多次南下助战。康熙平定三藩时，东北清军全部人关南征，北京城的守备极度空虚。与清宗室联姻的蒙古族各部不仅派兵南下，而且平息了后方动乱。“满蒙联姻”成为清朝的一项长期国策。据统计，人关前，“满蒙联姻”83次；清朝300年“满蒙联姻”595次。这还不算贵族之间自愿结亲的。联姻形成的血缘关系使满族、蒙古族一家的心理和情感日益深厚，成为稳固北部疆域和西藏的基石。
清朝对蒙古草原的治理分别不同情况。蒙古地区的“盟”，源于蒙古族各部会盟的习俗，盟长原来只是会盟的召集人和主持者，后来逐渐正规化，“盟”演变为一级行政组织。旗是军政合一的政权，但是，最北部各盟旗地处边防，军事要听命于朝廷派遣的乌里雅苏台将军、伊犁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另外，还有哲布尊丹巴活佛作为漠北地区的最高宗教领袖。
如果说联姻还只是笼络了蒙古族上层，那么尊重藏传佛教则深入蒙古族、藏族民众。人关前，五世达赖派使者到盛京，受到隆重接待。人关后，顺治帝派特使请五世达赖进京。达赖到京，顺治帝远接高迎，走时赏赐其黄金550两，白银11000两，大缎1000匹，还有大量珠宝玉器和骏马。后来，康熙帝规定，每年从西藏税收中拨给达赖白银5000两，作为僧众的生活费用。清朝政府这样做的目的，后来乾隆帝说得很清楚：“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宗教是联结满族、蒙古族、藏族三个民族的纽带，但是仅凭宗教还不足以稳固西藏。
入关前，漠西蒙古势力由今新疆地区进入青海，进而控制了西藏。生活在天山北路蒙古草原以西的蒙古人也笃信格鲁派，但是，他们对清廷的态度不一。入关后，控制西藏的固始汗（亦译“顾实汗”，蒙古语“国师”之音译）拥护清廷，顺治帝在册封达赖的同时也册封固始汗金册金印，西藏基本无事。到康熙初年，与清廷为敌的漠西蒙古噶尔丹部又从今新疆地区进入青海，攻击固始汗的子孙，造成西藏混乱局面。六世达赖灵童，先后选了两个，真假难辨。鉴于此，康熙册封五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尊号，赐金册金印，要求他协助管好西藏。噶尔丹战败后，他的后代再次从今新疆地区西部突入西藏，占领拉萨，威胁四川、云南和青海。康熙晚年和雍正初年4次发重兵入藏平息叛乱。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设驻藏大臣正副二人，西藏留驻三千清军。乾隆年间，清廷开始沿用西藏政教合一传统，规定达赖、班禅既是宗教最高领袖，又掌握政治大权，西藏地方行政长官必须服从达赖及驻藏大臣的领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廷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进一步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享有同样地位，负责处理日常政务、对外交涉、审核财政收支及边境管理等事务。西藏行政官员归驻藏大臣统属。金瓶掣签必须由驻藏大臣亲临监视，新的达赖、班禅坐床仪式也要由驻藏大臣主持。《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是清廷为西藏规定的最高法律文件。它遵循西藏政教合一与活佛转世的传统，将西藏地方政府置于驻藏大臣的直接监督和管辖之下，对防止西藏贵族擅权割据，加强中央对西藏直接有效的治理，具有重大意义。
新疆不同于蒙古族、藏族聚居区，清廷治理西北基本靠武力震慑。漠西蒙古叛乱，清廷出兵镇压，然后设伊犁将军镇守，总管军民事务。历任伊犁将军多为皇族宗亲，地处边远也能忠于朝廷。清廷严格实施政教分离的政策。乾隆帝的蒙古语、藏语和维吾尔语的水平都不错。清廷对维吾尔族地区的政策也不一样。哈密、吐鲁番等地归顺较早，比较安定，朝廷对这些地方的维吾尔族首领多封王赐爵，并赋予较多的自治权。对南疆等其他地区则实行传统的伯克制，“伯克”是维吾尔语“官员”的意思。清朝废除伯克的世袭制，改为朝廷任命，授予六至三品级和印信，全面负责辖区的粮赋、诉讼、水利等行政事务。
郑成功收复台湾及康熙统一台湾设府，按《中外历史纲要（上）》的内容从简讲解。
三、统治危机的初显
人口急速增长造成资源危机，这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看法。受农本思想和闭关锁国的限制，这种忧虑合乎逻辑。现在的人都有体会，被我们长期称为“副食品”的肉蛋奶类的增加，减少了人们对粮食作物的需求；反之，副食品短缺，粮食总是不够。要保证一定的土地资源用于农业生产，但是也要用一部分土地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工商业和对外贸易不仅能解决人口和资源的矛盾，还能够使人们生活得更好。况且，人口也是一种资源，劳动力多也是一种优势。人口急剧增长只是现象，不能看作危机。
清朝人口增速的原因，一是国家疆域辽阔，东部地区比较稳定，没有大规模的战争；二是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到乾隆年间永停编审，以保甲计口，增丁不增税，实际人口数字浮出水面（原本记丁也不是实际人口）；三是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的广泛种植，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粮食补充；四是传统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的外贸需求量很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另外，人口增长与农民生存水平线很低也有关系。
从乾隆后期起，农民起义屡屡爆发，大部分是由民间秘密宗教白莲教领导的。民间秘密宗教往往在社会矛盾激烈时，在农民中间具有巨大的组织和号召力。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中外历史纲要（上）》将其定性为“民间秘密宗教”，清中叶的白莲教是《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二次定性的民间秘密宗教。那么，什么是“秘密宗教”呢？说到秘密宗教，人们很容易联想到“邪教”，二者有什么区期和关联？教师要略知一二，以备学生提问。
嘉庆帝刚上台：南力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起义历时10年，遍及川、陕、甘、豫、楚；湘、黔七省，占据或攻破州县城204座，打死一二品大员20余人、清车梅河400余名，朝廷从16个省调集大批军队，总计花费白银2亿两，才将起义镇压下去。2亿两相当于清朝4年的财税收入，清朝元气大伤。①但是，起义还没就此平息，没过几年北方又发生天理教起义。
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支，又名八卦教，主要活动在直、鲁、豫等地。1813年，天理教组织三省教徒统一暴动，规定了旗帜、服色、口令，直隶教徒负责袭击皇宫。起义当天，在太监的协助下，义军攻入紫禁城内隆宗门一带，由于力量悬殊、各地行动不协调，起义失败。《中外历史纲要（上）》“史料阅读”所载嘉庆帝《罪己诏》说，这是“汉、唐、宋、元、明未有之事”，可见规模不小。
清中期保留广州一处对外贸易，不属于“统治危机的初显”，潜在的问题是清朝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已经开始落后于世界发展的大势。至于贸易，《中外历史纲要（上）》说，英国先后派使臣来华，要求扩大对华贸易。教师教学用书第16课的“学术观点”介绍了关于鸦片战争性质的不同看法，教师提前阅读有助于解释乾隆时期英国的目的。
教学与学习建议：
《中外历史纲要（上）》对“康雍乾时期的君主专制”并不是一味地批判、否定。一是肯定三位皇帝都以“勤政”著称，二是说他们对地方具体事物“总是不厌其烦地详加过问”。也就是说，他们的“独断”不是恣意妄为，而是注意调查研究。那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详加过问”的呢？通过密折制度“皇帝能够更直接、广泛地获取信息，提高了决策效率，强化了对官僚机构的控制”。再加上与军机大臣商议，这样既保证了皇帝专制，又减少了决策失误。
君主专制总是重用亲信。以前是将身边的内朝官推到外朝，中书、门下便是如此形成的。明朝皇帝相信宦官，以致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而清朝不许太监干政，于是皇帝将亲信大臣拉近内宫，随时召见。
讲述“疆域的奠定”子目时，教师要细说满族与蒙古族的关系，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包括驻军。清朝时期，国家治理中的双重模式更加合理，国家强大，民族关系融洽，疆域稳定。
白莲教起义说明农民生活日益贫困，联系第15课的内容，了解粮食总量的增加并没有改善农民处境。

展开更多......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