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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课 国家出路的探索与列强侵略的加剧
备课与学习提示：
1．本课引言说太平天国运动代表“近代中国人民寻求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学习聚焦”说太平天国“不能突破封建秩序”，结论说“它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引起政治和权力结构的变化”。
2．《中外历史纲要（上）》将洋务运动定位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尝试”，这是否属于主动探索国家出路？
3．左宗棠收复新疆比中法战争更重要。
4．甲午中日战争是救亡图存的分水岭，《马关条约》赔款绝不止2亿两白银。
一、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长达14年，战火燃烧在长江中下游中国最主要的经济地区，减损人口7500万以上。本课引言说，金田起义“代表了近代中国人民寻求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学习聚焦”则说这场运动“不能突破封建秩序”；课文总结肯定“它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引起政治和权力结构的变化。随着湘淮系官僚集团的崛起，中央权力下移，对此后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1850年，19岁的咸丰帝主政，转年广西发生金田起义。他立即从中南各省调集人马，镇压起义。
太平天国运动发展迅猛。洪秀全建立拜上帝会。拜上帝会以反清为号召，以蓄发为标志，目标是建立新朝。洪秀全在永安颁布《天王诏旨》，许下“小天堂”建立后“小功有小赏，大功有大封”。他将民间秘密宗教与巫术嫁接到基督教，虚实结合，既有迷惑性又有凝聚力。人们加入太平军必须变卖一切家产，在公有和互助之下生存。这吸引了广大贫苦、无助的群体。
1856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天京内讧，天京内讧是领导核心争权夺势的结果。《天朝田亩制度》不仅要平均土地，还要“天下人人不受私”“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资政新篇》源于洪仁玕在香港生活的经历，不是太平天国运动酝酿出来的，它在天国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资政新篇》与《天朝田亩制度》互相矛盾：一个要实行平均主义，另一个要发展资本主义，而太平天国真正实施的是封建主义。教师教学用书说：“《资政新篇》的作者模糊地感到，只有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彻底战胜封建制度。”封建主义的特征是等级制度，《资政新篇》没有反对等级制度。而洪秀全在永安建制就明确规定“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
绢新年九未已因天平太
首 准 頒 行 資 政 新 欽 命 文 衛 正 經 載 聞 朝 精 邑
《资政新篇》书影
《天朝田亩制度》书影
曾国藩23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28岁中进士后，被送进翰林院培养，在京13年，官至二品。他在丁忧期间被委任帮办湖南团练，并非重用，咸丰帝前后任命了45位在籍官员办理团练，都是缓解官军不足的权宜之计。团练是不离家乡的民间武装。
曾国藩培养和保举部下不遗余力，从湘军走出来的总督、巡抚、尚书有26位，三品以上大员52人。湘军招兵只要朴实的青壮农民，饷银每月4两2钱（后增至4两5钱），是正规绿营兵的一倍多，对苦于生计的山民尤其具有吸引力。八旗兵、绿营兵这时已没有什么战斗力，湘军发展到50万，成为支撑清朝的主力。1860年，英法联军威逼北京，圣旨令湘军北援，曾国藩虚与委蛇，并不以实力北上救急。这就是《中外历史纲要（上）》所言“引起政治和权力结构的变化”，汉族官僚成为地方实力派，开始左右政局，这是清朝开国以来从未有的现象。
二、洋务运动
太平军在攻占天京之前已经装备了洋枪，后来李秀成部不仅有洋枪，还有外国人帮助训练。湘军以营为单位配备轻重火器，洋炮均购自西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大沽炮台因装备了部分洋炮和炮弹，所以才能击毁敌舰。洋枪洋炮的价格昂贵，因此早就有人试验制造。制造不仅需要资金，专业人才更重要。曾国藩重视网罗人才，当时最好的科学家、技师和工匠几乎都是其麾下，如黄冕，以制造熟铁炮而闻名；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精于数理又擅长机械；还有留美归来的容闳。李善兰和华蘅芳建议办西式机器工厂，容闳详细介绍了西方工厂制度，曾国藩决定建厂，派容闳赴美购置机器设备。1865年，机器运抵上海，与李鸿章收购的设备和淮军的炸弹局，合并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上海机器局，简称沪局。
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统计，自1867年至1904年，沪局共生产14种火炮742尊，后膛装弹的步枪65300支，炮弹160万发，子弹860万颗，地雷、水雷1500个，火药667万磅。沪局炼钢厂共炼成好钢近千吨，还能自行轧钢。从1868年到1875年，沪局共造铁壳蒸汽动力炮船16艘，最大的2800吨级，装备铜炮26尊；小铁壳船5艘，最小的145吨级，还有舢板船30艘。江南制造总局的军工生产为清军装备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它还有个翻译馆，请了一些外国人帮助翻译数理化书籍。江南制造总局引进外国整套先进设备，以机器制造枪炮、弹药、兵船，在当时属于一流的大型新式企业。福州船政局的车间也是当时最先进的。
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后膛钢炮
光绪年间生产的轮转炮
洋务运动中的机车
江南制造总局的产量不小，成本也居高不下，其中薪资和事务费多时占总支出的55％。企业是衙门式管理，总办、会办、提调等按照官场级别设置，官场风气随之而来，机构臃肿，讲究排场。另外，沪局设在上海虹口，远离煤铁原料产地，运费高昂，供应困难。更新技术也需要加大投入，如刚刚解决了新式火枪成批生产的技术问题，西方已经使用了新式的后膛枪。军工生产理应得到国家财政支持，但是政府财政吃紧，顽固派官员提出停办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在争论中，李鸿章顺势提出“求富”主张，不仅要造兵船，还应造商船，创办运输、纺织、钢铁等民用企业，盈利赚钱。经多方努力，朝廷批准了创办轮船招商局。
自五口通商之后，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了沿海及长江客货运输，这些外国轮船公司的资本一多半来自中国商人。外商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他们的种种特权办公司，既没有巨额资金投入，纳税额又很低，还通过企业经营权盘剥人股的中国商人。而建立轮船招商局，中国商人可以名正言顺入股，不必寄人篱下。1872年，李鸿章拨北洋军饷20万两，借支筹备上海轮船招商局，规定“官督商办”“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但若与外国轮船公司发生矛盾，官府可出面交涉，“以为华商保护”。一些为外商服务的经营人才也被他“挖过来”，上海轮船招商局按照股份制模式运行。上海轮船招商局有官方支持，承揽了官方运输业务，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不断发展壮大。到1884年，上海招商局拥有商股资本300多万两，大小轮船50余艘，立足国内航运市场，开拓海外航线，至日本及东南亚各国，最远达美国旧金山。
天津海关题字
除上海轮船招商局外，洋务派还陆续创办了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一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创办和支持的中小企业有40余个。洋务派办企业往往以长官意志决策，也屡屡造成重大失误。汉阳铁厂的选址仅因张之洞一句话：“大冶路远，照料不便，若建于汉阳，吾犹及见铁厂之烟囱也。”结果，建厂仅填高地基就费银30余万两，而汉阳既不产煤也没有铁矿，要从120千米以外的大冶运铁矿砂，湖北的煤因含磺太多还要加开平的焦煤才能用于炼铁。因此，汉阳铁厂从开始生产就赔钱，到1899年已经累计亏损100余万两。
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处处被动防守，多次见识了西方海军的优势。在外敌的刺激下，洋务派官员不断要求筹建海军。此时，西方海军已进入以蒸汽机为动力的铁甲舰时代。
从1875年开始，清朝陆续从英国和德国订购铁甲战船、鱼雷艇等，至1888年，北洋海军已成规模，有两艘巨型铁甲舰“镇远”号和“定远”号，有高速巡洋舰7艘、炮船6艘、鱼雷艇6艘、练船3艘、运输船1艘。这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舰队，还不算南洋舰队和广东舰队。但是，清朝海军的战略定位是防御，而不是取得制海权。制海权是主动防御，被动防御基本注定了北洋海军失败的命运。
在两次鸦片战争的谈判中，中方始终没有得力的翻译。购置西方设备，翻译技术资料也急需外语人才。为此，洋务派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并实施幼童留学的计划，每年选派30名12岁左右的儿童赴美学习。但是当时人的观念是只有科举才是正途，出洋留学有辱门风。第一批30个名额在上海没招满，清政府将招生作为“任务”下达给东南沿海的地方官。
这些幼童在美国学校上学，住在美国家庭，很快便融入了美国社会。这对幼童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的变化引起清朝驻美官员的不满。驻美官员认为学生久居美国必失爱国之心，纵能学成回国不仅无益于国家，反而有害于社会，于是终止幼童留学计划。
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尝试。新式企业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直接跨入机器制造阶段，中国开始建立物理、化学等科学学科和一些工程学科。洋务运动的发展呼唤新式人才，打开了传统文化之外的另一个新天地。这是一种真正的智力开发，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哺育出戊戌维新的成批志土。尽管“洋务派的初衷不是改变封建统治”，但是，它引进的工业设备和近代科学知识及其产生的影响，都是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对立物，“虽然力量有限，但终究打开了缺口，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洋务派有保卫封建的一面，但它的事业已在一定意义上超出了封建的范围”。如此说来，洋务派及洋务运动在主观愿望和实际行动中，都更具探索国家出路的意义和效果。
三、边疆危机与甲午中日战争
新疆建省之前，乌鲁木齐被称为迪化州，所属5个县，隶属甘肃省。吐鲁番和哈密等地也归甘肃省管辖。迪化至哈密一带叫“甘肃新疆”，伊犁地区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管辖乌鲁木齐西北地区。焉耆（喀喇沙尔）、库车至和阗一带统归喀什噶尔（喀什）参赞大臣管辖，那里的居民主要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乾隆年间，大小和卓叛乱；道光年间，大和卓之孙张格尔再次叛乱。1864年，英国支持的浩罕国军事首领阿古柏乘机入侵，占领南疆和北疆部分地区。这时俄国乘机占领了伊犁地区，要求阿古柏臣服，阿古柏转而求助英国驻印度总督，得到军火援助。在这近10年期间，甘肃、青海也发生叛乱，朝廷派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左宗棠用了6年时间平息叛乱、安定了甘肃。1875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这年他已65岁。
进兵新疆首先是军费问题，然后是军粮、运输和战略部署。清朝各方筹措，又借洋款，共计拨款1250万两支持西征。左宗棠四处购粮，将粮食分别储备在巴里坤等地，又委托上海德商洋行购置当时德国最新式后膛装弹大炮，这种炮的口径大、测距准、命中率高、破坏力极强，比阿古柏军的英式大炮厉害。为运输大炮、粮食和行军，左宗棠将原来修建的道路向玉门关外延伸，沿路种植杨柳。远征艰苦，左宗棠留下7万强壮士兵，部分使用德国枪炮，行军时每人随带红薯止饿解渴，又派人先行出发寻找沿途水源。左宗棠的战略是“缓进速战”，部队进占一地，先将后方粮草运来储存，第二批部队进驻后再运输第二批粮草，如此接替运转、缓慢进军，然后选择好进攻目标，集中炮火轰击，全力展开进攻。大军收复乌鲁木齐后已经到9月份了，左宗棠命军队休整，同时在收复地区建立军垦基地。1877年春，左宗棠军与阿古柏2万主力决战，阿古柏大败，服毒自杀。1878年2月，收复新疆南北两路。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地区正式建省，使西北边疆渡过危机。
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在多地设立善后局，安置难民，不分民族一律给予土地、种子和耕牛，又修建了一些城池，设置边防军，招募本地士兵。他还力主新疆建省，以巩固西北边疆。
西北叛乱发生时，法国与越南订立条约，法国成为越南的保护国。中越关系为“宗藩关系”，《中外历史纲要（上）》对此有解释。越南与中国交界的红河以北地区不在驻越法军的控制之下，法国要求中方撤军，中法谈谈打打，各有胜负。法国欲扩大战事，提出不合理要求，被拒后派海军袭击福州马尾，得逞；进攻台湾基隆，失败，从海上封锁台湾。在越南北部的中方军队后撤，法军进占镇南关。增援的广东提督冯子材率军反攻，推进到凉山，接连取得两次大捷，法军进退维谷。中法再次谈判，法国实现了占领越南的目的。台湾的海防地位愈显重要，1885年，清政府随即在台湾建省，淮军出身的刘铭传被任命为第一任巡抚，他在任6年，奠定了台湾建设的基础。
日本比法国更想占领中国台湾。1874年，日本按照侵台计划《台湾番地处理要略》，发兵三千攻占台湾部分地区，清廷花了50万两银子使日本退兵。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订“征讨清国计划”，台湾、辽东半岛在割取的目标之内。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施政演说中，将台湾等列为日本利益的“保护线”。1894年，日本借朝鲜事出兵，72岁的李鸿章得失心重，进退失据。日本虽然洞悉北洋海军的弱点，但海战尚无把握，因此以偷袭拟占上风。
日本在丰岛外海面偷袭北洋运兵船，8月1日，中日开战。此后，北洋舰队采取守势，不再轻易离开旅顺基地。9月，北洋舰队掩护陆军在大东沟登陆后，返回旅顺，遭遇日舰堵截，不得不应战。
1884年，法国舰队在马尾偷袭福建舰队，结果福建舰队全军覆没。战后总结失败教训，朝廷建立统一指挥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由醇亲王奕谓任总理，庆郡王奕劻和李鸿章为会办，还有两位帮办。这5位海军最高层领导全是兼职，只有李鸿章略懂海军，其余4人全是外行，衙门属员没有一位海军专业人才。新建的海军衙门与六部并列，被视为肥缺，除一人外全都是满族权贵安插的旗人。海军衙门没有参谋部，不研究海军战略，更没有制海权意识。当时所有的水师学堂都没有军事理论和海军战术课程，只培养海军初级人才。北洋舰队的提督（舰队司令）丁汝昌是淮军将领，没受过海军训练。朝廷和海军指挥系统都没有海权思想。而日本海军参谋部在开战前就明确争夺制海权。日本海军学校重视理论学习和海军战略战术研究，历届海军毕业生都要经过远航训练，远航地近则澳洲，远则美洲。日本还建立了海军大学，专门培养高级军官。
北洋舰队正式成军在1888年，当时实力超过日本。但之后6年未再更新一门大炮，甚至正常维修的费用都没有保证，户部还要求裁减海军人员。这期间，日本海军平均每年添置2艘新船，不断装备速射炮。即使这样，日本对海战胜败仍存忧虑。因为北洋的“镇远”“定远”两艘铁甲舰的满载排水量7670吨，各装备4门30厘米口径大炮，而日本最大的4艘船都不超过5000吨，每舰只有1门32厘米口径大炮。①倘若清朝集中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统一作战，日本取胜的把握并不大。战前有人提出集中编队的建议，但李鸿章固执己见，根本听不进去。以研究甲午战争闻名的戚其章先生说：“如果真能将南洋5艘2000吨级战舰北调，并抽调南洋和福建大部分1000吨级战舰及广东10余艘鱼雷艇北上的话，那么，北洋不仅守口有余，且可编为数队游弋黄海，甚至进控朝鲜西海岸，从而完全掌握黄海的制海权。”
海军战略的要旨在于夺取制海权。夺取制海权在于能否采取攻势。中日海军主力决战，不可避免。仅以北洋舰队对阵日本联合舰队，北洋实力虽然略逊于对方，但若主动选择有利时机决战，未必全盘皆输。
黄海海战从中午12点多开始，历时5个多小时。北洋海军参战舰只10艘，总吨数31366吨，总马力46200匹，大炮总数173门，小口径炮149门，官兵总数2054人。日本联合舰队参战舰只12艘，总吨数40849吨，总马力73300匹，大炮总数268门，小口径炮257门，官兵总数3630人。这些数据表明，北洋舰队参战实力无论在哪方面都不及对手。双方炮战距离在3000米左右，最近时相距不到2000米。北洋舰队自丰岛海战之后，官兵求战心切，士气高涨。镇远、定远两艘主力舰在战斗中始终配合默契，顶住了敌舰的猛烈进攻。致远舰因掩护定远舰而受重伤，邓世昌为保全军胜利，下令猛冲敌吉野号，吉野等4艘敌舰围攻轰击，几颗榴弹同时击中致远舰，引爆船上鱼雷，舰首下沉。邓世昌等落水拒绝救援，全舰仅7人生还。北洋舰队虽居劣势，但镇远、定远等四舰将士死拼、顽强战斗，临战前定远舰已经卸除所带舢板，以示官兵“舰存与存，舰亡与亡”。下午3点30分，定远号与日指挥舰松岛号相距2000米时，用30厘米口径大炮命中敌舰，引起敌甲板弹药爆炸，松岛舰上设施被摧毁以尽，失去战斗力。5点30分，日舰主动撤离战场，北洋舰队集合追击，速度不如人，遂返航旅顺港。
此役北洋舰队损失4舰，其中2舰为最新战舰，2舰为1000吨级旧船。邓世昌、林永升等优秀将领牺牲，损失惨重。日方舰只因速度较快，中弹后能够逃跑，虽然没有沉没但也受伤严重，战后两个月仍难修复。《中外历史纲要（上）》说：“战后，李鸿章发出“避战保船＇命令，北洋海军失去了制海权。”这是陈旧的说法。海战之后，北洋舰队可战之舰仅剩定远、镇远、来远等5艘，来远舰在旅顺港修复一半时，不得不驶回威海。镇远舰在进入威海北口时又不慎撞礁，抢修一个月勉强补塞，但已不能出海作战。剩下的3艘舰及其他小炮艇如果贸然出击，正中日军“诱舰出港”的计划。因此，丁汝昌与陆军将领等人合议，提出“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的作战计划。实际作战也证明舰炮与陆上炮台积极配合防守，是打击敌人最有效的对策。日本联合舰队在威海卫港口正面发动了7次进攻，多舰受伤也未能冲进港内。军港内的北洋舰队一面回击海上敌舰，另一面支援陆上守军，击毙日陆军少将大寺安纯，重创日步兵第十六联队第二大队。但是，陆路防守不力，海陆指挥不统一，威海南岸、北岸炮台及威海卫城失守后，港内舰队已是死路一条。日本人在1888年就派人在山东半岛侦查，荣成湾登陆早有计划。就这样威海之战还是进行了15天。
在辽东战场上，宋庆、聂士成、徐邦道、依克唐阿等将领坚持抵抗，队伍不断扩大，虽然有胜有败，但只要坚持打下去，优势会逐渐转移到清军方面。因为，日本的财政支持不了很长时间。
《马关条约》字面上规定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2亿两。其后又签《辽南条约》，规定再向日本支付赎辽费库平银3000万两。还有“另约”规定威海日军驻守费由中国支付库平银150万两。三项合计2.315亿两。教师教学用书说，中国实际支付了2.5969亿两！为什么多出2800多万两呢？
第一，日本人很了解中国，要十足的“库平银”。库平是清朝国库收支银两的计算标准，并无白银实物。由于流通的白银没有统一的含量规定，中央与地方账面上库存银的标准也不一样，有90％、93％，也有98％的。各级政府征收租税、出纳银两规定的称量标准，全国也不统一。过去赔款如果以两为单位，按照康熙年国家规定的库平标准93.5％支付，而日本
要含量98.889％的十足白银，高出康熙年标准库银，因此清政府多付了1325万两。
第二，日本要求中国在伦敦用英镑支付，不直接收白银。因为白银本身也是贵金属，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并不稳定。当时国际黄金价格上升，白银价格下跌。白银与英镑的兑换比率不稳定，从长远看英镑可能上扬。如果交付英镑，合理的办法是随行就市，但日本人按1895年的行情提出一个固定的比值。可自1896年以来，英镑一直回落，按照日本提出的固定比值，要多付1500万两。
日本人要求三年付清，截至1898年5月8日，中国在柏林和伦敦交付日本总计2.5969亿两白银。赔款之外，日本掠夺的实物价值很难计算清楚。根据日本当时发表的历次战报统计，日本在战争中所获金银及各种货币，总估折合库平银7988万两。据当时日本随军记者的统计，日军从中国获得的兵船、军械、军需物资等价值，折合库平银5988万两，而实际肯定不止此数。比如，日军抢掠的财物很多都流入私人腰包，无法计算；日方记者估算，缴获炮弹22010颗，折价库平银1.7万两，显然过低。①总之，日本通过这次战争所获绝不止条约赔款的2亿两白银，赔款及掠夺的现金总计已达3.4亿两白银！教师教学用书从借款的角度介绍了赔款的具体数据及其对清政府的影响，教师需仔细阅读。
《马关条约》赔款是鸦片战争以来所有赔款额的8倍，清廷不得不饮鸩止渴，举借外债。列强更加看清了清朝的虚弱，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对中国下手，这是其他被侵略国家所未遇的情况。列强控制中国各省，租借地这种形式只用于中国。欧洲列强瓜分奥斯曼帝国后，土耳其人仍能控制他们的海峡，但欧洲炮舰却可以在中国内河巡逻。中国之所以没有像印度那样被彻底征服，外因在于列强的兵力有限。那时日本军队只有20余万，任何一国的军力都无法控制中国。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可能独霸成功，于是它们划分势力范围，相互妥协，利益均沾。《马关条约》给予日本的特权，欧美列强同样享有；日本也开始享有欧美各国在华的各种特权。
日本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胜利对其现代化和国民心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通过《马关条约》掠夺的财富，一下子就解决了明治维新以来资本不足的问题，发展军事成为强国的首选。甲午中日战争后，在日本政府各部门中，军部的地位空前提高，军事工业急剧扩大。此后10年，日本陆军组成了12个师团，海军以6艘战舰、6艘巡洋舰为骨干建立了亚洲最强大的舰队。赔款为日元确立了金本位制，赔款加速了日本重工业的发展，为进一步侵略中国打下基础。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民众更加相信“强兵”是“富国”之道，更坚定了支持侵略战争的心态。甲午中日战争前，日本以“文野战争”（文明与野蛮之争）号召国民同心协力支持战争，获得极大成功。天皇每年从皇室费用中拿出30万元补充军费。实业界领袖组织“报国会”募捐，为战争效劳，不计个人得失。安川敬一郎在开战前与外商签订了一大笔合同，开战后由于担心这批煤炭流入中国，立即单方面撕毁合同。大阪军火商把按合同为英国制作的5600支步枪全部捐献给日本政府。大阪青年报公义会用会员赞助的钱，制作了1万条绣着“凯旋”二字的手巾，赠送给在韩日军。21个运输会社，自愿在战争期间无偿为日本政府运送军事物资。日本平民有的将一天劳动所得的一半捐献出来，许多人志愿做后勤供应的军夫。①日本是举国上下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以后的全面侵华战争亦是如此。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的刺激超过以往，社会上层反应强烈，痛愤万状。“变法”成为官场和社会舆论的关键词，随即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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