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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课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
备课与学习提示：
1．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是什么？
2．《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祭坛、积石冢》《良渚古城城墙分布范围示意图》说明什么？
3．陶寺遗址说明什么？
4．为什么强调父系氏族社会“氏族间的联系趋于紧密，形成较大的部落甚至部落联盟”？
5．“天下万邦”的“邦”“国”与部落、部族有何区别？
6．为什么强调“夏朝社会仍然是聚族而居”？
7．为什么强调夏、商时期中央对地方实行“间接统治”？
8．为什么强调商和西周“主要使用木、石、骨、蚌等材质的工具”？
9．如何解释分封制与宗法制相结合，“形成政权与族权的结合”？
10．早期国家的概念是什么？
一、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
学界公认的人类起源过程是：腊玛古猿一南方古猿一能人一直立人一早期智人一晚期智人。晚期智人是现代人类的祖先。两足行走是人猿相别的标志，也是适应性的重大改变：使上肢解放出来，最终能够操纵工具，具备了进化的巨大潜能。正如恩格斯所言：“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①目前，已知两足行走的“猿人”是南方古猿，人类进化到直立人阶段还属于“猿人”，如“北京猿人”。猿人兼有猿和人的双重性，保留着食人和族内婚的习性。近年，有国外的研究者认为，制造工具不是区分人与动物的绝对标志，因为黑猩猩也有制造工具的能力。人最终从动物中分化出来的标志是“族外婚”，而动物都是“族内婚”。一言蔽之，旧石器时代，人还在进化过程中，与世界各国的历史都没有直接关系。
教师教学用书说，在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云南的禄丰发现了腊玛古猿的化石，在中国湖北、广西发现了南方古猿化石，但是，认定人类起源地必须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假如可以认定中国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旧石器时代与中国历史也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到晚期智人阶段人类才演化出人种，现在的研究只能证明，中国可能是蒙古人种的故乡。另外，目前还没有更科学的手段鉴定古人类化石的生存年代，采用遗传学方法计算出来的数据也有很大问题。在“中华文明的起源”标题下，学生可阅读关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的内容。
二、中华文明的起源
距今约1万年前，人类历史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进入新石器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9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由狩猎和采集过渡到定居的农业生活。原始农业是人类进人文明时代的前
提条件。
新石器时代以前，世界上一切都是自然的，包括进化中的猿人。人工打磨石器使世界开始不完全从属于自然。但是，原始农业到来的标志不是新石器的使用，而是作物的栽培、定居的生活方式，还有野生动物的驯养。作物的栽培和野生动物的驯养意味着人类开始支配和利用自然资源，同时也加快了人类自身在各方面的进化。世界各地的古老文明都是伴随原始农业的产生而发展的，原始农业产生的时间大致都在公元前8000年，这可能与地球气候变化有关。
原始农业是人类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起点。文明相对野蛮，在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文明与野蛮的标准不断变化。起初人类脱离茹毛饮血的动物状态，是迈向文明的起点。动物不能改变自然生活的状态，而原始农业的出现是人类改造自然生活的开始。这是猿人与人的区别，也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标志。
原始农业文明大都集中在东方，最早发生在西亚的两河流域，中国是独立发展的农业文明起源中心之一。其他农业起源地的作物都是以大麦、小麦为主，我国在仰韶文化时期主要栽培的作物是粟，也有小麦。我国北方旱田种粟的传统延续到唐代。河姆渡居民种植水稻在新石器时代独此一家。最独特的是我们的先民在那时就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这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后来西方人称我国为“丝国”，到8世纪他们都弄不明白丝织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河姆渡居民的木材加工技术十分精湛。
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遗址中，墓中的陪葬品说明私有财产已经出现。私有财产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首要标志。因为，文明起源于私有财产观念，当人们将种植的收获、狩猎的猎物以及烧制的陶器据为己有之时，即承认劳动创造财产、拥有财产的正当性，这是人们构建秩序的开始，而秩序是文明的基础，也是文明进取的根源。承认通过劳动合法占有财产才会产生道德，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如果否认私有财产权，社会就会倒退到野蛮和无序的状态。私有财产产生后才会发生交换，人的创造力才能保持下去。无视私有财产，人的创造力就会萎缩，道德也将随之瓦解。产生私有财产才会有交换，没有交换和分工不会产生城市。阶级阶层作为文明的标志意味着秩序和社会组织形式，就像奴隶制比原始公社制度进步一样，没有阶级阶层不会产生国家。我国早期国家诞生的前夕，即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各种特征愈加明显。
三、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社会的特征
课文从“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有专家认为其具备了国家的初始形态”，三个自然段用考古资料、传说和文献记载描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朝建立之前的历史变迁。单元导语指出：“夏、商、西周是中华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时期。”显然，本课重点在夏、商和西周，那么，新石器晚期用了三段文字、三幅插图，究竟要表达什么呢？只是陈述父系氏族社会吗？介绍那么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发现，用意何在？
本课第一子目“人类文明的产生”表述了人类进入文明的几个标志和逻辑：私有制产生、阶级分化、出现城市、进入国家形态，还有文字产生。教师教学用书亦指出国家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以此逐一分析本课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描述，教学问题迎刃而解。
《中外历史纲要（上）》“龙山文化的代表器物是黑陶，胎壁薄如蛋壳，被称为“蛋壳陶＇”，这句话不重要。世界各地很多原始农业文明遗址出现了很多陶制品，中外原始制陶技术不相上下。掌握制陶技术不是进入文明的标志，只能说明农业和手工业可能出现分工。紧接着《中外历史纲要（上）》介绍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出土了精美的玉器，并且出现较大规模的祭坛和神庙”，并附插图《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祭坛、积石冢》和《良渚古城城墙分布范围示意图》。为什么强调这两处考古发现呢？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有座红色花岗石的大石山，山体通红，虽然不高（海拔746米），但怪石峥嵘，灿灿生辉。①赤峰因此山得名，在此山发现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以红山文化命名。牛河梁遗址处于红山文化中心的山梁上，人们在已发现的远古村落遗址上，无论远近都能看到此山，而在看不到此山的地方，环境再好也没有发现远古遗址。已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超过500处，但是各个村落遗址都没有墓葬，最终人们在牛河梁发现了大量积石冢。冢就是隆起的坟墓，在墓之上堆积石块，形成有规则或方或圆的石丘。牛河梁的积石冢分布在5000米见方的一片山坡上，场面非常大，在山梁顶处的大平台上发现了75平方米半地穴式的建
牛河梁遗址积石冢
筑内摆放着泥塑人像，有一比较完整的看上去是女性，考古学家认为这是座庙宇，供奉的女神可能是红山人的先祖。女神庙位于牛河梁的最北端。牛河梁的最南端有座圆锥状的土石高台，像祭坛一样，是祭天的神台。集中出现的积石冢、女神庙与大型祭坛，周围没有发现日常居住的遗址。牛河梁是红山人丧葬与祭祀活动的特殊场所。红山人在远离居住地的牛河梁建设如此规模的公共建筑，说明社会已经具备发动和组织能力。而牛河梁的积石冢中总有一座豪华的墓葬，随葬品丰富，而其他普通墓葬随葬品很少。这说明大墓中的死者是贵族，他们是驱动社会劳动力的主角。大型的祭祀活动也需要有领导者指挥，那个登台带领众人顶礼膜拜的人，无论是祭司还是首领，都会逐渐掌握公共权力，就像古埃及的法老，既是王者又是大祭司。而出现掌握公共权力的王（或者是别的称呼），是社会组织进入早期国家的标志。教师教学用书说：“···女神庙、积石冢、大型祭坛，说明氏族首领的权力以神化的形式得到巩固和加强。原始宗教的复杂化是社会组织变化的反映，因此红山文化也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曙光。”牛河梁遗址还不能反映明确的王权，但可以说明中华文明已然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
良渚文化玉壁（良渚博物院藏）
良渚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浙江余杭区良渚镇而得名，距今也有5000多年。良渚遗址在钱塘江北岸，河姆渡遗址在钱塘江东南岸。河姆渡文化比良渚文化早了约2000年，那么，河姆渡人是不是良渚人的祖先呢？他们的后代是不是迁徙到了北岸？目前不得而知。但是，河姆渡人与良渚人确实存在很多相似之处。良渚人也种植水稻，房屋也是杆栏式的、人字形屋顶；良渚人的木工水准
也十分精良，善于使用榫卯结构。良渚遗址出土的石镰与河姆渡遗址发现的骨镰，在形状上一样。良渚遗址出土的石犁，河姆渡遗址则没有。石犁的发现说明良渚人已经掌握了“耕作”技术，因此良渚遗址出土的水稻非常多，说明产量很大。《中外历史纲要（上）》插图《良渚古城城墙分布范围示意图》，地点在余杭莫角山地区。古城的城乡区别较为明显，城为长方形，城墙有石基，城中有河道，以水路交通为主。在古城外发现的三处大型祭坛，都是人工堆积出来的。祭坛上发现多座大墓，墓中有棺木，随葬品多的达数百件，少的也有数十件，其中以玉器为大宗。玉器中有用于祭祀的玉琮，有代表军权或王权的玉钺。大墓墓主显然是贵族或高级神职人员。良渚祭坛与牛河梁祭坛相比略小，但在祭坛内设墓葬的做法是一样的，只是积石冢的规模不及良渚墓葬，牛河梁墓葬也出土了大量玉器，这些玉器都是先民与神沟通的礼器。
良渚古城很像一个城邦，陶寺遗址也发现了规模较大的古城，到目前为止，考古发现古城遗址60余座，大都在平原地区，一般面积在数万至30万平方米，产生年代大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早期城市也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
本课接下来一个自然段首先叙述原始社会的一般常识。以石器划分时代是考古学的概念，以血缘关系划分社会组织是古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概念。课文交代母系氏族社会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的两个阶段，旨在说明以血缘关系形成的氏族组织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普遍现象。这段的重点还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父系氏族社会，社会贫富分化和不平等开始出现，氏族间的联系趋于紧密，形成较大的部落甚至部落联盟。”以往认为贫富分化产生私有制，私有制导致阶级分化，阶级分化必然出现阶级矛盾，于是原始社会瓦解，人类进入奴隶制社会。而《中外历史纲要（上）》却说，父系氏族社会出现贫富分化和不平等，但是氏族组织趋于紧密，形成较大的部族和部族联盟。这就是说，贫富分化、私有制产生和阶级分化，并没有加剧氏族组织内部矛盾，阶级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或者说，阶级矛盾没有激化到瓦解氏族组织的程度。原始社会本来是平等社会，到父系氏族时期却演变成不平等社会；按照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存续的时间计算，这个不平等时期至少存在了千余年。
从理论推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①。但是，理论不代表事实便是如此。生产力低下、血缘纽带和部族之间的冲突，致使部族成员必须依赖集体而存活，这反而加强了氏族的向心力。氏族之间为谋求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形成更大的部族，这种现象是世界各地的早期国家形成之前出现的普遍现象。私有制、阶级分化在这个阶段更加明显，国家产生的步伐加快。
将第二子目“从部落到国家”移开，下一个自然段用传说结合考古，继续陈述不平等氏族社会晚期的发展状况。关于传说和“禅让”的文字姑且不论，“考古学证明，大约相当于五帝后期的龙山文化时代，中国大地上邦国林立，史称“万邦＇时代。有些邦国都城规模较大，如陶寺遗址中有宫殿建筑、天文建筑以及各种礼器，阶级阶层分化也比较明显，有专家认为其具备了国家的初始形态”。这是总结性的一段话，要明确其中的概念。龙山文化时代对应“天下万邦”时代。“天下万邦”中的“邦”，即邦国；“天下万国”中的“国”，即方国，“邦”“国”都是文献上对氏族血缘团体的称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一直到西周，还有将＇国＇、“族＇二字互称的······也有将“邦＇和表示宗族的“宗＇互称的，可证古代所谓“邦＇、＇国＇与“宗＇、“氏＇、“族＇实在是一个意思。”氏族、部落、部族是人类学、历史学的词汇，考古学还有古国、古族之称。龙山文化时代包括大汶口晚期文化、良渚中晚期文化和陶寺文化，陶寺文化属于父系氏族社会晚期。课文为什么在这里提及陶寺遗址呢？
陶寺文化存在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正处于夏朝产生的前后。陶寺文化早期墓葬发现了1000多处，学者将这些墓葬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其中大型墓长3米左右，宽2米多，使用木棺，随葬品可达一二百件，包括彩陶、彩绘木器、玉器或石制的礼器、装饰品及整头猪的骨架。这样的大墓只有9座，不到墓葬总数的1％。中型墓长、宽略小，使用木棺，随葬品数量从几件到一二十件不等，也有彩陶、木器、玉石器，没有整头猪的骨架，只有几个或数十个猪的下颚骨。中型墓占墓葬总数的近10％。其余都是小型墓，占90％。小墓坑一般长2米、宽0.5米，大多没有葬具和随葬品。陶寺墓葬明显说明氏族内部已经有了高低贵贱之分。陶寺文化的早期就是夏朝建立的前夕。不过这时他们尚未完全脱离不平等的氏族社会。学者给出的理由是，大墓仍在氏族的公共墓地内，而王者要有王室专有的墓地。
陶寺文化中期的古城遗址规模已经相当大了，相当于商代早期的王都。城中发现的宫殿也许是宗庙建筑的基址，面积达1400平方米。实际上，专家不只是认为陶寺遗址具有国家初始形态的特征。苏秉琦先生就把红山文化的社会组织称为“古国”。为什么新石器时代晚期还不能说进入了早期国家形态呢？主要是王权还没有出现。王权是被社会成员公认并普遍尊奉、服从的权力。没有出现王权，就是还没有迈进早期国家的门槛。
总之，这三段表述的用意，一是要说明我国进入早期国家前夕的社会状况，二是明确中华文明的肇端。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器物带有很多刻符，但是这些刻符至今无法被解读。没有解读出来的不能叫文字，只能说是刻符。文字不是人类进入文明的绝对标志。另外，《中外历史纲要（上）》以炎黄传说佐证龙山文化，似有不妥。教师教学用书说：“古史传说不是直接史料，大都是后人的追述，还不能从科学的角度实证从部落到国家的演变过程，而考古资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据顾颉刚先生考证，炎黄传说是在春秋末期战国前期逐渐形成的，反映了统一的历史趋势。第2课“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有“华夏认同”一段，但是，“历史纵横”引用唐朝孔颖达的话“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这只能说明“华夏”一词的由来，不能证明“华夏认同”的观念。运用顾颉刚的考证说明“华夏认同”最有利，而将炎黄传说转移到第2课为好。“禅让”是儒家和墨家的说法。有学者论证了禹建立夏朝的过程，比“禅让”更有说服力。
四、夏、商、西周早期国家
氏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组织，氏族制度指氏族作为社会组织长期存在。氏族、家族都实行族外婚，几个相互通婚的氏族联合在一起组成部族，部族有自己的祖先崇拜或图腾崇拜，有共同的习俗和方言。一般来说，与部落相比，部族更大，指聚居的氏族部落。部族在民族学中指一个民族内的部分。家族、宗族有时交替使用，宗族包含同一血缘关系的家族和家庭。部族制度发展到最后阶段产生民族。民族有共同生活地域、共同生活习俗、共同语言文字、共同宗教信仰。民族的形成表现为自觉意识，即人民产生对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实体的意识。“族”的概念在文献中很早就被使用了，而民族的概念很晚才被使用。
早期国家是本课更是第一单元的核心概念，因此必须厘清什么叫早期国家，为什么说夏、商、西周都处于早期国家阶段。
关于国家的概念，恩格斯表述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①。“国家机器”指军队、警察、官僚机构、法律和监狱，等等。但是，“镇压”不能完全理解为暴力压服，还包含一些“软”性措施，比如利用神灵和祖先崇拜，血缘关系和财富恩惠，以缓和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情绪。在很多情况下，国家甚至要充当“表面上的调停人”，把阶级矛盾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对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明确论述。②我们过去不仅忽略了这一面，而且用国家的定义解释早期国家的产生。我们至今还不太清楚夏朝的历史。教师教学用书说：“关于夏朝国家的文字记述是后世的追述”，这是指《左传》《礼记》《尚书》《周易》《史记》等文献，也包括《中外历史纲要（上）》“史料阅读”所引《韩非子》的内容。这些文献都是远离夏朝产生逾千年后的作品，记载具有传说性质。
尽管夏朝的直接证据太少，但是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可以判定夏朝从禹开始，无疑进入了早期国家形态。国家机构不是在短时期内就产生的。早期国家之前，不平等的父系氏族社会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外学界将其称为“酋邦”社会。进入早期国家不可能摆脱酋邦社会的痕迹。
不能机械地套用“国家机器”解释早期国家。那么，进人国家的标准是什么呢？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两次强调：“这种设置对氏族制度起了双重的破坏作用：第一，它造成了一种······公共权力；第二，它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所谓“公共权力”指凌驾于国民之上的、被社会全体成员公认并普遍尊奉的权力。禹不仅获得公共权力，而且还以“家天下”
二
里头文化遗址夏代宫殿复原模型
传承统治权，由此可以判定夏朝进入早期国家形态。二里头遗址至少可以证明夏朝晚期存在国家水平的权力中心。恩格斯说的第二个点就是打破氏族制度，将居民编入地方行政区。《中外历史纲要（上）》说：“夏朝社会仍然是聚族而居。除对夏部族生活的地区实行直接统治外，夏朝对其他地方主要通过控制一些部族进行间接统治”，“商朝的国家管理实行内外服制。内服指商王直接控制的王畿地区，外服指商王间接控制的方国和部族”。夏、商两朝对地方的管理其实一样，都是“内外服制”。“服”指服事，即担任官职，与王权建立服属关系，部族首领成为领导外服的官。也就是说，以血缘关系自然形成的部族组织仍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夏、商两朝历时千年都没有实现按地区划分国民，这是早期国家的基本特征。那么，为什么建立国家又没有破坏氏族制度呢？
古希腊罗马通过对外族的征服战争建立起奴隶制国家。战争要集中人力、物力，统一指挥领导，部族联盟首领由此掌握并强化了统治权；大量战俘成为奴隶，奴隶制国家形成。我国夏朝建立之前没有发生过针对外族的战争，但是大禹治水需要动员各部族的人力、物力，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大禹治水的事迹先秦文献都有记载，商和西周青铜器的铭文也有记录。铭文记载，禹是有功于民、受命于天的王。①水患危害各部族利益，因此各部族甘愿接受禹的领导。治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禹在治水过程中由“社会公仆”转换为“社会主人”，在履行公职的过程中树立了自己及其家族的权威，治水成功使他获得拥戴，由此掌握了公共权力。他也使用了暴力，但不是依靠暴力获得王位。他死后传位给儿子启，开创了以“家天下”为特征的世袭制。《中外历史纲要（上）》省去“家天下”，不妥。“家天下”是我国古代一以贯之的一项最根本的国家制度。整个国家尊奉一个家族为最高统治者，这个家族也以“天下”即整个国家为自己一家私有，将统治权作为家族的私有财产世代传袭下去。这种家国一体的现象，在古代世界是普遍的。
早期国家就是正在形成中的国家，虽然产生了公共权力，但社会组织仍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族。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国家时所用的范例古希腊罗马国家和日耳曼国家，不属于早期国家，因为他们的氏族组织已经被摧毁了，实现了按地区划分国民。早期国家的国家机器不可能一蹴而就，政府组织应该是根据需要逐步形成的。教师教学用书说夏朝“国家的特征尚不明显”，就是这个意思。商和西周的中央都没有明确的政府机构，军队是部族兵性质，平民战时出征，战罢归农，不是成熟国家供养的常备兵。夏、商、西周的法律也不成熟，没有一部成文法，刑法与刑罚相混淆。文献记载的“禹刑”“汤刑”内容不详，治理国家主要依靠礼而不是法。“按地区划分国民”必然要摧毁氏族制度，这个破坏过程始于西周实行宗法分封制。
五、西周宗法分封制
西周宗法分封制对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周天子将王室子弟和功臣分派到外服地区做诸侯，改变了过去外服全部由氏族首领担任领导的格局。被分封的诸侯与周王的血缘亲属关系，通过宗法制凝固为臣属关系，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强化了对地方的控制。周天子具有君王与宗族大家长的双重身份，更加稳定地掌握着公共权力。外服的诸侯国由周王室子弟、姻亲、功臣所率领的氏族，混合被征服地区的氏族，组成新的族体，使原本不相干的氏族混居在一起。西周的诸侯国都不是单一的血
缘组织，不是自然长成的氏族组织，而是打破了原有氏族血缘的壁垒，这就为按地区划分居民创造了前提条件。高中历史教师讲西周分封制的侧重点应强调部族组织的变化，《中外历史纲要（上）》“历史纵横”解释宗法制说“西周时期，分封制与宗法制的结合，形成政权与族权的结合”。“族权”指的就是掌握部族的权力，它还存在。
铸有武王伐纣铭文的
青铜利簋（陕西临潼零口出土）
周初分封的齐、鲁、卫、燕、晋、吴等都是重新组合的地方氏族组织。起初，它们的地盘都不是很大，周天子凭借“共主”的身份和王畿的实力控制外服诸侯国。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繁殖，几个大的诸侯国不断兼并周围的小国，扩大领土。这样的兼并扩张并未顾及小国是同姓还是异姓，有无血缘关系。春秋时期见于文献的诸侯国已经减至百十余国。及至战国之初，所有诸侯国加起来仅二三十个，夏商时期“天下万邦”的局面一去不复返。
《中外历史纲要（上）》说：“宗法制与分封制相互补充·····”宗法制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国家体制的纽带，“作用不仅是西周政治的建制原则和指导思想，也是规范社会秩序、整齐生活习俗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宗法制培育了很多思想观念。《孟子·离娄上》：“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国”指诸侯国，“家”指大夫家，这是那时的国家观念。从宗族、家族、家庭引申出来的国家观念，来自人们对家庭、家族和宗族秩序的认可，被逐渐放大，成为普遍伦理和国家制度。国和家只是一大一小而已，秩序是一样的。由服从家长、服从族长，到服从国君、服从周天子；宗法分封制将政权与族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宗法制及其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培育了崇尚群体的意识。氏族社会个人依靠组织生存，部族组织长期存在使群体观念代代相袭。家族、部族乃至国家都是群体。群体就是公，个人在家要服从家长，家族要服从宗族长，家族等群体也会照顾个人。《礼记·礼运第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尊老爱幼、济贫扶弱，群居互助、合群为美，宗法制强化了这种传统观念。由于夏、商、西周仍然使用木、石、骨、蚌等农业工具，因此只有依靠集体劳动才能保证生存和发展。在“千耦其耘”的劳动场面中，尚群意识自然生成。
宗法制注重血缘关系，造就了汉族的亲戚观念。父母、祖父母、叔伯婶婶、姑姑，被看作血缘关系最近的亲人。外祖父母、舅舅舅妈、姨妈，是血缘关系第二重要的亲人。祖父的兄弟系统称作叔伯兄弟、堂兄弟，是同姓宗亲。祖母一方的兄弟姐妹和外祖父母一方的兄弟姐妹，属于外姓亲戚。姑父、姨父不同姓，礼敬相待。
宗法制继承了敬老传统，祖先崇拜与尊老观念是一致的。国家以家族为基础，家族内无论穷富都是同姓宗亲，敬养老人形成制度。西周称贵族中的老人为“国老”，平民老人被称为“庶老”。《礼记·王制第五》：“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50岁归大夫管辖的乡里敬养，60岁由诸侯管辖的国敬养，70岁周天子负责敬养。“人活七十古来稀”，能够享受70岁及更高寿待遇的老人肯定稀少。春秋时期，宗法制被破坏，齐桓公葵丘会盟力图整顿秩序，五条盟约中还有敬老慈幼的规定。
我们将敬老视为公德，同时，敬老作为子女应尽的义务，还是个人道德的体现。西周没有古希腊那样的公民大会，没有罗马法那样的传世经典，但是宗法制也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六、甲骨文
我国早期国家至少经历了1500年，但是，我国文字的产生却比较早，而且自成体系。世界各古老文明都产生了文字，古老文明的文字起初都是象形字，只有甲骨文从象形字发展成熟，其他如楔形文字、象形文字，都被字母文字取代。中华文明不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但是汉族大概是世界最早形成的民族，汉字是汉族形成的先兆。
文字的功能在于记录语言，甲骨文能够记录语言，又没有被语音约束。过去说甲骨文造字具备了“六书”的方法，其实六书中的转注与假借并不能用于造新字。象形、指事、会意都很好理解，甲骨文中有大量字例。甲骨文中象形字很多，形声字很少，但是形声造字使汉字发展成熟，并以其独特的记录方式满足了语言的一切需要。象形造字不仅书写麻烦，而且能够直观的事物也不是都能画出来的。鲤鱼与鲫鱼的形体差不多，象形无法表达。象形也不能把抽象的想法和概念都画出来。象形造字是汉字的起点，形声造字是汉字发展的趋势。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总共记录了9353个字，其中象形字有364
个，指事字有125个，会意字有1167个，形声字有7697个。
形声造字是用象形的形与独立读音的字组合，借用后者的读音形成新的字。如鲤、鲫、鳝、鳗、鲢，等等，左“形”右“声”，兼顾读音与字意。在近代洋务运动中，徐寿、华蘅芳接触到化学，很多元素的名称在汉字字库中没有，于是他们就用形声造字，钾、钠、钙、镁、铝、锌、氦、氖、氩、氪、氙、氡，这些字都是这样造出来的。形声造字使汉字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隶书是汉字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结束了汉字的古文字阶段，使汉字定型，这是秦朝统一文字的功劳，第2课再表。
汉字是自源发展而来的，自源就是源头在自身。现在世界上很多文字都是借源文字，即借助别人的文字形成自己的文字，典型如日文，借源汉字而成。英文也是借源文字，26个字母并非英格兰人的发明。英格兰人到15世纪才开始使用英文书写，之前或是用拉丁文，或是用法文。法兰西人使用法文的时间较早。德意志人使用德文的时间较晚。从甲骨文开始，汉字的使用有3000多年的历史，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独此一家。
刻有文字的龟甲
七、早期国家的生产力水平
公元前11世纪，巴勒斯坦的闪米特人已经从青铜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农业已有了铁制铧、犁。印度的雅利安人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的铁制工具和铁制矛、箭镞，存在时间大约是公元前900年。同时代我国商周时期，农具几乎全是石器、骨器、蚌器和木器；《中外历史纲要（上）》说“青铜农具极少”。实际上，考古只发现了一件青铜农具。生产工具处于原始农业状态，这决定了早期国家发展缓慢。
但是，商周时期农业生产仍有发展，而且水平不低。农业发展不是依靠生产工具，而是建立在人口繁殖和集体劳作的基础上。殷墟卜辞记录了集体劳作的方式，商王经常号令某家族前往某地耕籍，商代开辟土地多以家族为单位进行。殷墟发掘有贵族集中存放了数百把有使用痕迹的石镰刀，佐证了甲骨文和《诗经》的记载。《诗经》描述了以家族为单位的劳动场面，千耦其耘，整个家族一起出动。耦耕、耦耘指协同互助，许多人被组织起来一起进行。集体劳动生活的纽带是氏族血缘关系，古老的习俗在氏族组织中世代传承，长期的集体劳作使氏族组织愈加稳固。
由若干个父系家族组成一个部族、宗族，这就是“天下万邦”的“邦”。据沈长云先生考证，周初一个“邦”的人口约为4900人。一“邦”的土地属于宗族所有，这是集体劳动的基础。周天子只是名义上占有土地，土地及财产的支配权掌握在嫡系家族手里，他们是宗族里的贵族。与嫡系贵族血缘关系相对较远的家族属于平民。贵族与平民不是以财产划分的，出生在贵族家庭身份自然高贵，出生在平民家庭只能是平民，奴隶也是世代相袭。至于井田制，有学者认为，孟子的描述应该存在事实依据。中原地区土地平整，有可能规划成井田方式。井田制是否存在，如今学界没有讨论出结果，也没有新材料支持存在井田制的观点。
平民在商朝被称作“众”“众人”，在西周被称作“庶人”“庶民”。“国人暴动”的主体就是他们。平民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劳动者。他们还要为贵族服各种劳役，既依附于贵族又与贵族有着同宗同族的关系，还要随贵族出征作战。奴隶来源于战俘。商周奴隶的数量没有具体数据，很难估计占总人口的大致比例。奴隶多为贵族的家奴，制造青铜器可能使用奴隶。青铜器多为礼器，不是商品。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使用奴隶劳动不以赚取剩余价值为目的。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一个奴隶的劳动所能创造的剩余价值十分有限，因此平民家庭不会使用奴隶。贵族有奴隶，因此也是奴隶主。商周的奴隶制不是发达的奴隶制，不像古希腊的雅典每个家庭都使用奴隶，也不像斯巴达人统治希洛人那样（希洛人都是奴隶，从事农业生产）。古罗马也是这样，大量战俘奴隶和被征服的异族从事农业劳动和罗马城的建设。
教学与学习建议：
从早期国家到国家的建构是本单元的主线，汉族的形成和传统文化的定型是另外两个重心，第2、第3、第4课也是如此。
炎黄传说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无法考证。炎黄传说的文字记录并不是出现在夏、商、西周时期。部族时代的人只知道本族的始祖。夏以禹为祖先，商以契为始祖，周以后稷为始祖。春秋时期，禹在传说中被神化，后有尧和舜的传说，战国时期尧、舜、禹的传说越加丰富，然后才有炎帝和黄帝的传说。顾颉刚先生考证了炎黄传说的形成过程。《中外历史纲要（上）》：“他们被后世共尊为华夏始祖。”“后世”指自战国时期开始。依据时序性原则，炎黄传说可以放在第2课讲，用以说明华夏认同。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不必详细讲述。西周灭亡的缘由作为第2课列国纷争的起始，比较恰当。
夏朝从约公元前2070年至约公元前1600年，存在了470余年，这不是准确的时间。商朝存在了500余年，公元前1046年灭亡，这是有文字记录的。西周截至公元前771年，存在了270余年。三代指夏、商、西周，存在了1300余年。而后东周延续到公元前256年，史书常以“春秋战国”替代东周，春秋战国时期长达500余年。对一个朝代存在时间的大致印象有利于理解历史。
奴隶制社会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奴隶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者，奴隶制生产关系占据主导地位，或者说，奴隶的生产劳动构成社会经济基础，夏、商、西周三代都不是这种情况。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而夏、商、西周三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贵族与平民的矛盾。社会中存在奴隶不等于整个社会属于奴隶制社会。商和西周几乎没有完整意义的奴隶起义，《中外历史纲要（上）》也没有强调夏、商、西周三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
笔者建议有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知识点放到高二再详细讲解，高一集中理解早期国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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