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简介

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与对外交往
教科书分析与教学建议
一、重点和难点
1．重点
中国古代的民族政策和边疆管理制度；中国古代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体制。
2．难点
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区别。
二、内容分析及教学建议
1．本课立意
了解中国古代的民族政策和边疆管理制度，以及处理对外关系的体制。
2．子目间逻辑关系
本课包括四个子目。第一子目是“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第二子目是“隋唐至两宋时期的民族关系”，第三子目是“元明清时期的民族关系”，第四子目是“中国古代的对外交往”。前三个子目基本上按时间顺序自秦汉至元明清依次排列，重点阐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及不同阶段的民族关系。每个朝代所面临的民族关系及其相应的管理机构都有不同，按照时序进行排列可以对不同朝代的民族关系和管理机构都有所认识，与必修课程有一定的衔接。第四子目以专题的形式简要讲述中国古代的对外交往。
3．内容取舍的考虑
前三个子日所讲的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是本课的重点。由于明清以前的对外交往范围相对有限，初中历史教科书与高中历史必修教科书中也都有所涉及，所以第四子目关于对外交往的概述可以略讲，关于明清时期的朝贡体制可以多讲一些，因为在中国融人世界的进程中它既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产生过一定的阻力。
4．关键内容表述的说明
第一，了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
夏商周时期，华夏认同形成。但是，在周朝的疆域观念中，已然包括各族聚居之地。《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周景王派詹桓伯责备晋国：“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他们虽被称为蛮夷戎狄，与华夏相区别，但分别与秦、晋、燕、齐、楚等国产生错综复杂的关系。到春秋战国时期，西北与北方各族大举内徙，在中原造成了各族交错相处的局面，原来的语言、服饰、习俗差异也逐渐消失。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秦汉时期，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秦汉国家都加强了对民族地区的管理，在中央设置典客、典属国、大鸿胪等官职或机构来管理民族事务；在一些民族地区设立郡县，如秦朝在今两广地区设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及在今福建一带设置闽中郡，汉朝在西北设置武威、张掖、
酒泉、敦煌四郡，即河西四郡；对民族地区实行羁縻管理，如汉朝所设的西域都护府、护乌桓校尉等。其二，秦汉时期对匈奴的和战是当时民族关系的组成部分，其中汉朝时南匈奴的内迁是重要的民族交融内容。其三，秦汉时期以屯戍为主的对北方边疆地区的移民与开发，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且有效的途径。
隋唐时期，各民族在大一统条件下大交融、大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在经历魏晋南北朝各族大迁徙、大交融后，汉文化得到了更多民族的认同，也受到各族的影响，文化内容得到丰富。隋唐的统一继承和巩固了民族交融的成果，而且新的大一统为民族交融创造了条件。隋朝统治时间虽短，但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北部的突厥及西部的吐谷浑、党项相继归附；统一南方，加强了对岭南的管理。唐朝由于国力强盛，对周边各族有巨大的经济和文化吸引力，不仅与周边民族政权吐蕃、南诏、渤海等保持着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而且各族文化在唐朝也得到包容与发展。这一时期，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主要是“三省六部”中的礼部及鸿胪寺，朝廷在边疆设置安东、安北、单于、安西、北庭、安南等六个著名的大都护府，下设都督府、羁縻州，都督府都督与羁縻州刺史主要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宋朝先后与契丹建立的辽、党项建立的西夏、女真建立的金长期并立，但即使在相互争战中，各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也从未中断。
元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与发展。元明清三个王朝都对边疆实行了有效的管理。元朝在东北、云南等地设行省进行管理，设置宣政院对西藏地方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明朝在东北和西北设都司、卫、所，在西南设土司，册封西藏地方的僧俗领袖。清朝通过满蒙联姻加强与蒙古的联系，并设置理藩院管理边疆民族事务；通过军事斗争平定噶尔丹叛乱，稳定了新疆的局势；通过册封达赖、班样等宗教领检和派出西宁办事大豆，转藏办事大臣等措施管理青海、西级地方事务；在西南则通过设置土官以及逐步实行“改土扫流”政策进行管理。元明清时期虽然仍存在一定的民族矛盾，但各族之间以交融为主。例如，大批来自西域的色目人在元朝进人中原，随人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内；在明朝，大批蒙吉人、女真人归附明朝；满人人主中原后，尽管试图保持自己民族的特点，但毫无疑同也继承了明朝的政治与文化。
第二，了解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萌芽于先秦时期，那时候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群岛、中南半岛已经有某些联系，中国的丝绸也可能已传到波斯甚至更远的地区，但总体而言先秦时期的中外交往还是间接的、偶发的。秦汉时期，中国的对外交往扩大，并在之后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
秦汉时期，中国国力强盛，经济、文化繁荣，居于世界前列。秦始皇时期，据说徐福东渡到了日本。汉朝是中外关系的开拓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逐渐展开，不仅与邻近的朝鲜、日本有直接交往，例如，汉武帝征服朝鲜半岛北部并设立了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光武帝赐给了日本倭国“汉委（倭）奴国王”金印，而且还打通了通往西方的陆海通道。陆路的开辟得益于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西域的努力，匈奴也作出了贡献，沟通了欧亚草原之路，东汉时期的甘英作为出使大秦的使臣最远抵达波斯湾。海路从合浦郡徐闻县出发，经由南海最远可以通往印度南部，大秦国王安敦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象牙和犀角就是经由中南半岛到达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交通继续发展，表现为绿洲之路的发展以及海道的成熟。
隋唐至两宋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规模不断扩大，交流更为频繁。隋朝虽然存在时间短，但在中外交通方面有所开拓。其中，常骏出使赤土国，是中国南海航行的重要一步。鼎盛时期的唐朝开启了大一统王朝盛世外交的新局面。唐朝时，与中国交往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多。除了与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交往外，向西的陆上丝绸之路在隋唐时期也有了新的发展，不但沿袭了前代的绿洲之路，也有草原之路，而且支线更多，更加发达。唐朝时，葱岭以西的许多国家，包括昭武九姓国、拂菻（东罗马帝国）、天竺、大食（阿拉伯帝国），都与中国有联系，使节与商旅往来不绝。日本派遣唐使前后近20次，人数少者近百人，多者650余人，从而使唐文化对日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唐朝的海路交通也得到发展，从8世纪起，中国陶瓷开始由海路大量外销，广州开始成为贸易大港，陶瓷之路兴起。宋朝向西的陆路受到了阻碍，但海路发达起来，并且开辟了由明州到日本、朝鲜半岛的航线，泉州也发展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
元明清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规模继续扩大，并且开始出现重大转变。在元朝，由于蒙古西征而建立的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等都奉元朝为宗主国，与元朝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元朝与中亚、西亚以及欧洲之间的往来畅通无阻。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行程，本身就是一个13世纪元朝与欧洲交通的缩影：他经西亚、中亚抵达中国，再由泉州经海路回到意大利威尼斯。明朝与朝鲜保持密切的经济与文化交流，15世纪初经郑和下西洋的一番开拓，与明朝交往的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国家激增，陆路往中亚帖木儿帝国的通道有时也能畅通。但是，明清对外关系中值得注意的不是明朝、清朝与外国交往的事例与频率，而是大航海时代对明清时期中国的冲击。在此之前，中国与欧洲、非洲的交往是非常有限的。然而，从16世纪起，西方殖民者纷纷东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在16-17世纪陆续来到东方，要求与中国通商。因此，明朝、清朝也不得不与西方的传教士、商人、使节接触。在接触中，中国逐渐对欧洲有更清楚的认识，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也有一定改变。例如，清朝在1689年与俄国签订关于双方边界的《尼布楚条约》，这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签订的平等条约，表明清朝对外关系正在转型。当然，这种转型是缓慢的。明清两代的统治者始终致力于维护对外关系中的朝贡体制，仍然视中国为天下的中心，拒绝平等的交往，以政治上向中国“朝贡”为进行贸易的前提条件。18世纪后期，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试图建立自由贸易关系，但在觐见皇帝礼节上与中国产生分歧，其诉求也遭到清朝政府的拒绝。
第三，认识中国古代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体制-朝贡体制。
认识中国古代处理对外关系的体制是课标要求。体制源于理念。中国作为东亚的文明大国，资源丰富，文化进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国家观念其实就是天下观念，认为自己处于天下之中，文化昌明。先秦以来视中国为天下之中的观念构成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决定了中国封建王朝在对外关系中的角色，也决定了中国古代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模式-朝贡体制。
什么是朝贡体制？朝，就是指臣下觐见君主；贡，就是指臣下向君主献纳礼物。朝贡最早是先秦时期形成的天子与诸侯之间隶属关系的表现，但在秦汉以后被推广运用到处理与域外关系上，成为历代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模式。汉朝时，中外交往中的“朝贡体制”便已形成。在史籍中，汉朝这种“贡”“献”的例子不少。例如，“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汉武帝）元封三年，大秦国贡花蹄牛”，“（汉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汉安帝）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等等。这些记载都将外国使节的到来称为“朝贡”。此后历代王朝都秉持这种朝贡体制。按照这种模式，外国使节来华被视为前来“朝贡”，即承认中国为宗主、自己是藩属，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时也必须行臣属之礼，他们的礼物被视为贡品，而中国君主会“册封”那些国家的统治者各种名号，“回赐”各种礼物；中国派往各国的使节的主要任务是册封名号和赏赐礼品，以建立宗藩关系；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国家可以到中国进行贸易。因此，朝贡体制也可以称为“封贡体制”，反映到经济上便是“朝贡贸易”。古代中国对存在“朝贡”关系的国家，并不干涉其内政，在经济上也往往给以优厚的“赏赐”。
中国古代处理对外关系的朝贡体制，给中国带来了不利影响：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其他国家为朝贡国，按朝贡仪式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妨碍了古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在明初、清初实行海禁政策后，中国更是力求将对外贸易纳人“朝贡贸易”的范围，即使开放海禁，也会在时间、地点、人数上加以严格限制。统治者盲目自大、故步自封，使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不过，朝贡体制并不能涵盖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所有的对外交往。
5．栏目内容设置的考虑
本课导入
本课以唐朝《礼宾图》壁画及古代管理民族事务及对外交往的机构来导入。《礼宾图》或称《客使图》，是唐章怀太子李贤墓中的壁画。章怀太子李贤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次子，墓在今陕西咸阳乾县，1971年被发掘。墓室内有大量壁画，其中《礼宾图》位于墓道东道、西道的中段。东壁画较清晰，描绘了三名唐朝鸿胪寺官员接待三位使者的情景：三名唐朝官员围在一起，似乎正在商谈事宜，三名使者拱手等待，目光中露出期盼的神情。左边第一位使者秃头，深目高鼻，身穿翻领紫袍，足蹬黑靴，推测为东罗马人。中间一人头戴插着乌羽的“骨苏冠”，身穿衣襟镶红边的白袍，足着黄靴，推测为来自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国的使节。右边一人头戴皮帽，身穿圆领袍，腰系黑带，外披灰大氅，下着毛皮裤、黄皮靴，推测为我国东北地区的渤海人。整幅壁画描述了唐朝政府机构接待各族客人和外来使节的场景。西壁画《礼宾图》的摹本可见，也是六人，学者认为应该是三名鸿胪寺官员以及高昌王子、吐蕃使臣、大食（阿拉伯帝国）使节。
历史纵横
本课正文在讲民族关系的时候直接由秦汉跨越到了隋唐，因此在第一子目设置了一则《历史纵横》，介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交融。这一时期是各族大迁徙、大交融的时期，汉、魏以来到北魏末年，北部、西部各族不断内迁，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在中国北部建立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鲜卑人建立北魏后才统一了中国北方。经过这一过程之后，匈奴人众，包括在当时被称为匈奴别支的羯，或汉化，或融入其他各族；氐和羌成为后来藏族的主要来源，部分融入汉族或成为其他各族的来源之一。鲜卑建立的北魏在孝文帝时迁都洛阳，后逐渐汉化，而留在草原的鲜卑也融入其他游牧民族。
史料阅读
本课设置了三则《史料阅读》，其中两则取自古代的典籍，另一则是考古发现的
慕志材料。第一则史料选自王溥的《五代会要》。这段记载有助于学生理解鸿胪寺接待外国使臣的角色，也可以与本课导入相呼应。第二则史料选自范晔《后汉书》，内容是讲东汉光武帝赐给日本倭国国王印缦之事。之所以选择这则史料，不仅是因为它反映了当时日本列岛上的一些国家与汉朝之间的“封贡”关系，还因为这则史料描述的事情可以从后来的考古发现材料上得到印证，体现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第三则史料是较新的考古发现材料，即2004年在西安发现的日本遣唐使井真成的墓志，而日本遣唐使正是本课在讲述唐朝与邻近各国良好的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例证。
学思之窗
本课在第四子目设置了一则《学思之窗》，提供两段阅读材料，引导学生进一步认识明清时期政府对民间海外贸易是如何管控的。
思考点
本课在第三子目设置了一则《思考点》，结合正文中对明朝长城的介绍，引导学生思考：军事防御的长城，为什么不能完全隔断长城内外的交流？
6．对本课相关内容的补充说明
马市
马市指中原王朝以金帛或茶、盐与边疆民族换马的互市场所。自西汉有互市以来，即有马的交易。唐贞观时，一匹马换一匹绢。唐玄宗时，准许突厥在朔方军西受降城（在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用马匹交换金帛，是为马市之始。唐元和年间，开放了陇州塞，与吐蕃互市，最初市马之物以绢帛为主，后来扩大到茶叶。回纥人来中原，也经常带马市的茶而归。宋朝用茶叶换马匹，而且将马市范围逐渐推广到西南某些少数民族。明朝最初在辽东的开原南关、开原北关和北宁三地开设三个马市，与海西女真、建州女真、蒙古的朵颜三卫进行交易，以米、布、绢换马，后又增设多处，专门与建州女真交易。正统三年（1438），明朝开放大同马市，不久废弃。嘉靖三十年（1551），明朝开放大同、宣府以及陕西等处马市，以银换马。清初顺治三年（1646），清朝仍在张家口、古北口和陕北等地设马市，以茶换马，后在雍正年间停止，仅在四川边境与少数民族以盐换马。
理藩院
清朝设立专门的中央机构理藩院管理民族事务。理藩院初名“蒙古衙门”，设立于崇德元年（1636），崇德三年（1638）六月更名为“理藩院”，到清末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称“理藩部”。清朝理藩院职责范围逐渐扩大，从最初只管理漠南蒙古诸部事务，并负责处理对俄外交，到康熙年间扩及厄鲁特蒙古和西藏地方，乾隆朝中叶开始管理新疆回部及大、小金川土司诸事。与之相应，理藩院的机构也日益庞大，由中枢机构部分、直属机构部分、附属机构部分和派出机构（人员）部分构成。其中枢机构与六部相似：设尚书一人，由满人担任；设侍郎二人，由满人或蒙古人充任；设额外侍郎一人，由蒙古人担任；下设六司以及各房、处、馆等机构。在广大的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民族居住地区，几乎都派有理藩院官员。因此，在维护国家统一以及与民族分裂势力的斗争中，清朝的理藩院发挥过重要作用。
马戛尔尼来华
马戛尔尼（1737-1806）是英国外交
官，曾任驻俄公使、印度马德拉斯省总督。1792年9月，马戛尔尼受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派遣，率领正式代表团前来中国，次年8月抵达天津、北京，之后前往热河行官谒见清乾隆帝。在觐见皇帝的礼仪上，马戛尔尼与中国官员之间产生了分歧，中国官员主张马戛尔尼在觐见皇帝时行双膝跪拜叩头的礼仪，而马戛尔尼坚持行单膝跪拜礼。最后马戛尔尼见中国皇帝的礼仪究竟采取何种形式，中方记载多数认为马戛尔尼最终向皇帝行了双膝跪叩之礼，英国方面的记载则认为马戛尔尼最终只行单膝跪拜礼。礼仪之争可以说只是马戛尔尼来华的一个插曲。马戛尔尼来华，代表英国提出派公使驻北京、租借中国舟山一小岛、中国开放通商口岸、降低关税、自由传教五项要求。然而，当时的清朝政府仍然坚持在对外关系中实行朝贡体制，对外通商只开放广州、澳门等地，视马戛尔尼的出使为朝贡，视英王乔治三世送来的礼物为贡品，所以，即便没有礼仪之争的插曲，也绝不会答应马戛尔尼的要求。乾隆帝在上谕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表明当时的清朝统治者仍然秉持闭关锁国的政策。1816年英国再次派阿美士德使团来访中国时，由于之前礼仪之争的影响，当时清嘉庆帝拒绝了阿美士德的觐见请求，没有亲自接见阿美士德使团。
三、问题解答
1．学思之窗
阅读材料，想一想：明清时期政府对民间海外贸易是如何管控的？
解题关键
本题考查学生对史料的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要求学生分析史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明清时期政府在朝贡贸易体制之外对民间贸易的局部开放和严格管控。解题关键是要求学生注意第一段史料中的“商引”和第二段史料中的“牙行”。
思路引领
要从明清政府对民间海外贸易的态度去思考：明清政府对民间海外贸易的态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大力支持还是严加管控？
答案提示
明清两代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态度都不是很积极。明朝开放海禁后，向下海贸易商船发放“商引”（实际上是一种需要缴纳税款才能获得的准许证），征收“引税”，以进行管控。清朝则是通过具有官商性质的“十三行”（指鸦片战争前官府特别许可在广州从事对外贸易的商行，最多时达26家，少时4家，但习称“十三行”）来垄断对外贸易
2．思考点
军事防御的长城，为什么不能完全隔断长城内外的交流？
解题关键
对于马市的理解。
思路引领
教师在讲述第三子目内容时，尤其是讲明朝为防范蒙古而修筑长城却又开放马市时，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民族之间的冲突与交融，理解各民族之间虽然存在冲突和战争，但经济文化交流仍然密切，交往交流交融是主流。
答案提示
根据课文内容回答即可。明朝修筑长城，并且沿长城布置九个重要的军事重镇“九边”，但同时在相对和平的时候，在“九边”的辽东、宣府、大同等地，也会开放马市。
教师可以适当拓展，强调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贸易早在明朝以前就已经有了，如唐朝“以金帛市马”，宋与辽、金之间的交
易物品更广泛，明朝也通过食物、纺织品、日常生活品及其他手工业制品与蒙古族进行交易。蒙古族提供的商品主要是马，故称“马市”、当然也会有牛、肉、羊毛、马鬃、皮张等商品。
3．问题探究
结合所学内容，探讨历代各民族之间以哪些方式交往交流交融。
解题关键
本题是对课文中民族关系问题的照应，解题关键在于学生阅读课文并予以归纳概括。
思路引领
引导学生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几个方面思考。
答案提示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式有很多种。第一，政治上的隶属关系，主要是在民族地区设立郡县或者羁縻性质的机构，如汉朝的西域都护府、唐朝的大都护府、明清时期的羁縻卫所与土司等。第二，经济上的往来，其中最典型的是自唐朝以来的马市、宋代的榷场等，而且受汉族影响，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也会发生变化。第三，在历史上，民族冲突也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部分。在军事冲突中，残酷斗争是一方面，但还有民族交融的一面，斗争与交融是同时并进的，这一点不必讳言。而且，在民族冲突中，不少民族作为雇佣军也会加速民族交融的进程。第四，社会文化上的交融，包括各民族之间的大杂居、往来通婚、生活习俗的影响等。
4．学习拓展
唐朝国力强盛，首都长安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性大都市之一。查找资料，了解这个说法的依据。
解题关键
此题旨在拓展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搜集资料的能力。
思路引领
结合《礼宾图》和井真成墓志来引导学生思考分析。
答案提示
在唐都长安，不仅生活着井真成那样来自日本的遣唐使，还活跃着来自中亚、印度、阿拉伯乃至东罗马帝国的使者、僧侣、客商、学者、匠人。那时，长安不仅是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中枢，也是东西方文化交融汇聚的中心。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说：“贞观以来，边裔诸国率以子弟人质于唐，诸国人流寓长安者亦不一而足······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在长安的西市，有不少胡商。唐朝的服饰、饮食、宫室、乐舞，也大有胡风。从唐人的诗中也可以看到长安的国际性。例如，李白的诗中就有不少写“胡姬”。《少年行》中写道：“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因此，从唐诗可以看到唐朝长安的国际性。至于唐朝长安的城市面貌，可以查阅史念海《西安历史地图集》、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著作。
四、图片说明
1．唐朝《礼宾图》壁画
图为唐章怀太子李贤墓东壁壁画《礼宾图》，又名《客使图》，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画面中有6人，其中3人为唐朝的鸿胪寺官员，另外3人自左至右分别应该是东罗马使节、新罗使节（或说是日本使节、高丽使节）、渤海使节。本图选自《中国古代历史图谱·隋唐五代卷》下册（张政烺主编，湖南人
民出版社2016年版）。
2．《燕然山铭》石刻
范晔《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永元元年······夏六月，车骑将军窦宪出鸡鹿塞，度辽将军邓鸿出稠阳塞，南单于出满夷谷，与北匈奴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追至私渠比鞮海。窦宪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燕然山铭》由班固撰文，后来收录在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之中。燕然山即现在蒙古国的杭爱山。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于2017年8月15日宣布，在蒙古国中戈壁省发现的一处摩崖石刻，被中蒙两国联合考察队确认为班固所作《燕然山铭》。
3．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及印文
此印为玉质，高8厘米，边长9.5厘米，方形，双盘龙钮，系红丝双穗，凿八思巴文朱文篆书“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4行16字，元贞元年（1295）制。玉印在元代印信制度中等级最高，由此可见帝师之地位。帝师是元朝对西藏上层僧人的最高封号。此为元成宗赐给第五任帝师乞刺斯八斡节儿的印信，现藏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本图选自《中国古代历史图谱·元代卷》（张政烺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4．驻藏大臣令牌
此为清乾隆六十年（1795）驻藏大臣松筠、和宁为西藏地方百姓应当乌拉（劳役）事，发给后藏商上的令牌。牌照四边画有蝙蝠及火焰形图案，上端楷书“令牌”两个大字，台头为松筠、和宁的官衔，次为牌照内容，汉藏文对照，右为汉文，左为藏文，末署“乾隆六十年二月三十日”。本图选自《中国古代历史图谱·清代卷》上册（张政烺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5．“汉委（倭）奴国王”金印及印文
“汉委（倭）奴国王”金印，是日本江户时代天明四年（1784）被两位佃农偶然发现的，现藏于日本福冈市博物馆。范晔《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学者们认为它就是《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记载的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时光武帝赐给的印级。汉光武帝赐给倭国金印，是对倭国的确认与支持。无论双方的统治者各怀什么样的目的，双方所表达的相互联谊和亲善，以及两国间的政治交往和物质文化交流，从这颗金印上是可以得到反映的，这无疑也是中日两国关系史中的大事。本图选自《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秦汉卷》下册（张政烺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6．井真成墓志拓片
2004年，西北大学博物馆征集到井真成墓志。墓主井真成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由日本来唐的遣唐使，后来在开元二十二年（734）36岁时“终于官弟（第）”，逝世于中国。唐玄宗命赠他为“尚衣奉御”，丧葬事务由官方负责。墓志记述了一个普通日本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并“埋于异土”的经历，是唐朝中日友好来往的又一重要见证。本图选自《中国古代历史图谱·隋唐五代卷》下册（张政烺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7．乾隆帝在热河接见英使马戛尔尼情形
1793年9月，英使马戛尔尼率领的使节团在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谒见清朝的乾隆帝。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是18世纪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使团的副使斯当东记载：“当天清早破晓以前，特使及使节团全体觐见人员趋赴御花园等候。在花园当中有一庄严的大程，四周架着金色油漆的支柱。······太阳刚刚出来、从远处传来音乐声和人的吆喝声，说明皇帝快要驾到了。不久之后，皇帝从一个周围有树耸立的高山背后，好似一个神圣森严的丛林中出来。御驾之前有侍卫多人一路高声宣扬皇帝的圣德和功业，皇帝坐在一个无盖的肩舆中，由十六个人拾着走，舆后有警卫执事多人手执旗伞和乐器。”图片用较为写实的手法描述了乾隆帝接见英使马夏尔尼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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