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基础写作导读文选 第八节 巴金 课件(共30张PPT)-《应用文写作(第六版)》同步教学(高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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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文写作》(第六版) 下编 基础写作导读文选


壹·作者生平
贰·写作心得
叁·作品赏析
肆·再论说真话

作者生平
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
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读书期间,在“五四’新潮思想影响下,加入进步青年组织“均社”。
1923年,离成都去上海、南京求学。
1927年1月,赴法国巴黎求学。在法期间,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和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时时关心着中国,开始写作《灭亡》。
1928年12月,回上海。从事文学编辑与创作。
一、人物生平
1933年,任《文学季刊》编委。
1934年,赴日本旅行。
1935年8月,从日本回国。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务,主编《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任《救亡日报》编委,与茅盾共同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杂志。
1938年2月,写完《春》。3月,参加文协,被选为理事。
1940年7月始,辗转于昆明、重庆、成都、桂林、贵阳等地,从事抗日文化宣传活动。
1944年5月,与萧珊在贵阳花溪结婚。
1945年,于重庆作《第四病室》。11月返回上海。
1949年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当选为文联委员。
1950年后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
1950年7月,当选为上海文联副主席。11月,他参加了华沙第二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后又五次访问前苏联。
1957年7月,任《收获》主编。同年始编《巴金文集》14卷本,至1961年编定后出版。
1972年,妻子萧珊病逝。
1977年,任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1983年,任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1984年5月,作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应邀参加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版了《随想录》之《病中集》、《无题集》等作品。
90年代后出版随笔集《再思录》,编辑出版了《巴金全集》(二十六卷)等。
2003年11月,中国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称号。
2005年10月1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作品风格
巴金散文的特点是:用自己的感情去打动读者的心。巴金常常把自己燃烧在作品中,文章中始终激荡着作者真挚、强烈的感情。在解放前的文章中,大部分都是反封建的。他所要倾吐的就是对于封建专制的恨和对于被压迫者的爱。他那些回忆在封建官僚大家庭中所度过的青少年时代的散文,对于早逝的母亲,对于始终没有勇气与封建社会决裂的大哥,对于最早教育他懂得了正直与善良,具有原始的正义感的轿夫仆人,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于摧残人、残害人的封建礼教,他发出了强烈的诅咒和抗议,感情质朴而炽烈。当然,他的笔触没有为家庭与亲人的范围所局限,在他结束少年时代之前,他的目光就投向了社会。当他在更广泛范围内接触到封建统治者与入侵的异族的种种残酷暴行,目睹了人民百姓的种种悲惨遭遇,他就感到无法忍受的痛苦,他又感到一种无能为力的绝望。这些感情交织混和,奔泻而出,化为文章,成为声讨旧社会的檄文。巴金在后来的文章中多次将他的笔称为“一支写惯了黑暗的笔。”
巴金散文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把心掏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他常说:“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解放前,巴金就写了《家》等长篇小说,也写了大量散文,表达了他对暴政的诅咒和对自由的向往。解放后,作者怀着对新生活的热情写下了对生活的颂歌。可是在反胡风运动、反右斗争和“文革”初期,作者也不能不违背良心,写一些应景文章或批判别人的文章,以保自己过关。然而,他却并没逃脱被打倒、被残酷迫害的命运。作者从惨痛的经验教训中看到了谎言、假话给民族和自己带来的灾难。经过这场炼狱之后,巴金思想臻于炉火纯青。他沉痛地说:“我当初的确认为‘歌德’,可以鼓舞人们前进,多讲成绩可以振奋人心,却没有想到好听的话越讲越多,一旦过了头,就不可收拾;一旦成了习惯,就上了瘾,不说空话,反而日子难过。”于是他沉痛地忏悔自己的错误,写出了一篇篇说真话,说自己内心想说的话的文章。
在一系列散文中,他首先针对“假大空”的阴谋文艺,重申了自己的文学主张。经过十年的反复思考,他愈益坚定了“文学作品是作者对生活理解的反映”这一主张,更加强调了作家对于社会应有的责任感。从《随想录》第一卷到第五卷,他多次讲到,他所以拿起笔,是以文学为武器,来与旧社会作斗争。他认为文学应该发挥散播火种的作用,作家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别人。当然,他并未将文学的教育功能作简单理解,他再三讲到“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一切文艺作品必须通过以情动人,潜移默化的方式达到作者预期的效果。他虽然在自己的写作中始终恪守为社会为人生的原则,但他并不以此做为文学的全部职能,也不以此种创作原则来约束他人。他鼓励作家不安于现状,不断创新。他赞成在文学上也应打破封闭状态、实行开放政策的主张,百花齐放,畅所欲言,敢于“说真话”。
在《随想录》中,他多次支持在探索中受到非议的新起的作家。对于艺术技巧,他认为“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我认为,巴金在这里所说的“无技巧”,决不是轻视或否定艺术技巧的作用,他反对的是没有灵魂的游戏文字,反对“舞文弄墨”的技巧来装扮苍白贫血的内容。他认为技巧必须服务于内容,与所要表达的内容相统一,他所推崇的技巧是对于内容的最自然的表现。这种自然是作者具有真情实感,并经过沉思熟虑才能达到的。无论古今中外的哪位作家,不论他在技巧上如何精致,如果他所抒发的内容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漠不相关,是不会成为一位伟大作家的。巴金和那些伟大的作家一样,以他最自然的、不着痕迹的“无技巧”状态,表现了他对事物的态度,对民族命运的关注,表现了他的人格与道义的力量。

从巴金的作品中思考人生,探寻人性的真与善。
作品赏析
主要作品
长篇
小说
中篇小说
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其他 :《寒夜》
《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灭亡》《死去的太阳》《 砂丁》《萌芽》《新生》《利娜》《憩园》《第四病室》
《英雄的故事》《明珠和玉姬》《复仇》神》·《鬼》·《人》 《沉落》《发的故事》《雷》《还魂草》《小人小事》《猪与鸡》《李大海》
《随想录》《海行》《巴金自传》《点滴》《生之忏悔》《忆》《感想》《黑土》《龙·虎·狗》《废园外》《怀念》创作回忆录》《序跋集》、《怀念集》《再思录》、
短篇小说
散文合集
巴金作品创作分期
青春激情期
四十年代以《憩园》《第四病室》《寒夜》为代表
现实沉思期
八十年代初《随想录》,九五年后的《再思录》为代表
忏悔反思录
创作分期
二、三十年代,以《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为代表。
为了理想与信仰而写作


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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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言风格
(1)题材与人物

(3)文学思想
巴金的长篇小说以描写家庭生活为主,并且带有强烈的自传性。在巴金的作品中,家即社会,家庭是构成社会机体的细胞,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的缩影。巴金的创作实践表明,他最喜欢通过描写家庭生活情景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状况及其发展变化。
(1)小说题材与人物形象
其中尤以《激流三部曲》和《寒夜》为著。《激流》通过描写高公馆的由盛转衰及其分崩离析,反映了封建大家庭逐渐没落的过程,表现了封建专制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讴歌了青年们的觉醒和反抗。
他的中、短篇小说则题材多样,涉及范围相当之广。巴金的中长篇小说的题材也具有多样性:《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海的梦》等作品是反映青年革命者生活的;《激流》三部曲、《憩园》等则是表现封建大家庭生活的作品;《砂丁》、《萌芽》是反映矿工生活和斗争的中篇小说;《第四病室》、《寒夜》反映了国统区小市民、小公务员的悲惨生活;《火三部曲》是描写各阶层人民抗日活动的长篇小说。
总之,巴金小说的题材是具有多样性的,是丰富多彩的,他的小说反映了中国现代杜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状况,表现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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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言风格
巴金的语言风格特征明显,总体的语言是热烈、明快、朴素的,然而就情感对语言的影响,又可分为前后两期来看待。
前期以青春激情的抒情语言风格著称,感染性极强,故而巴金前期以《家》为代表的小说受到青年人的热烈追捧;巴金前期作品语言的气势和节奏激越奔肆。巴金注重随情绪的起伏变化和延伸发展来安排句法的构造、修辞方式的搭配和音节的长短相间,让语言在热烈明快中自然跌宕成抑扬顿挫的节奏和旋律,产生一种流畅回环的音乐美感。
《春天里的秋天》:“我抬起发热的脸,去看蔚蓝的天,去迎自由的风。我的眼里却装满一对大眼睛和两道长眉。那对大眼睛里充满着爱情,春天的爱情,南方的爱情。”
这一句并没有使用整齐的韵脚,也不讲究声调的平仄搭配,咏玩味间却给人一种抑扬有致,明快优美的音乐享受。这种富于音乐美的语言,是巴金语言抒情风格的重要特征。
后期(40年代):《憩园》为节点的后期作品语言则开始由热转冷,笔调变得深沉、悲哀和忧郁,到了《寒夜》则将这种悲剧式的语言艺术提炼到了巅峰状态。从《憩园》开始,巴金则逐渐把感情“隐藏”起来,放在文字之外,情节以内,不再像前期的《激流》一般直接吐露内心的情感,而是转而开始大量运用冷性色彩词隐晦、冷静的表露自己的情感,做到动人而不致“引人注目”,以《寒夜》为例,整部小说所用的色彩词汇除了灰黑,就是昏黄、惨白,从心理上给我们以沉重的压抑感,加重了对作品的悲剧感受。而晦暗的语言色调作品语言的旋律迟缓,音调低沉,从而与作品的题材和抒情内容达到高度的统一,使得作品的悲剧感顿生,调子也更加悲哀、忧郁。
(3)文学思想
巴金文学思想的核心为:真与善。这两点之间,“真”是巴金文学思想的生命,是核心,“善”是巴金文学思想的基点,是价值。巴金文学思想中的善是人的绝对自由追求的价值观,这主要得益于他早期所接触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
巴金处女作的《灭亡》则把他反专制的憎和对人类的爱的这两面作了非常青春激情的表述,而后的《家》则更为直接的体现了他对限制个人自由的封建的主义的无情的控诉。后期,《火》三部曲、《第四病室》、《憩园》、《寒夜》,都体现了对40年代中国社会黑暗的揭露与批判。《火》对抗战的直接描写,《第四病室》对社会底层黑暗的揭露,《憩园》对不平等社会的反思,《寒夜》对社会黑暗的控诉。

巴金——二十世纪中国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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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精神
以爱国主义为基础,坚持不懈地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以人道主义为基础,激烈持久地反对封建专制;以自我灵魂为基础,毫不留情的忏悔与剖析。
巴金的贡献
在“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变得更好”的思想指导下,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叛逆性格和奴性人格的艺术典型以“立人”巴金以自己的言论和艺术创作热情地参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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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讲真话

《激流三部曲》
它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腐朽,控诉了封建制度对生命的摧残,歌颂青年一代的反封建斗争以及民主主义的觉醒。
《憩园》
《激流三部曲》的续篇,讲述的是大家庭败落以后的事情。借一所公馆的线索写出了旧社会中前后两家主人的不幸的故事。
《灭亡》
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沾满了“腥红的血”的上海为背景,描写一些受到五四新思潮鼓舞,因而寻求社会解放道路的知识青年的苦闷和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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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
中篇小说
中篇小说
《随想录》
巴金晚年创作的一部杂文集,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

散文

中篇小说
(1)《灭亡》巴金1927年完成的第一部中篇小说,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灭亡》以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沾满了“腥红的血”的上海为背景,描写一些受到五四新思潮鼓舞,因而寻求社会解放道路的知识青年的苦闷和抗争。响彻全书的是这样的呼声:“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这也是小说的主题。主人公杜大心怀有“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的决心,最后,他为“信仰”而英勇献身。
杜大心为“信仰”献身的结局反映了巴金本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即忠实的生活,正当的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为了人类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即“正义,平等,自我牺牲”)
(2)《随想录》是巴金晚年创作的一部杂文集,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
他在晚年终于写下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高峰。
老年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对美好理想与完美人格的追求,严肃的历史态度,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深刻反思,完成了最真实人格的塑造。
《随想录》收录巴金先生文革结束后创作的一百五十篇文章,分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共五集,统称随想录
备受感动:《怀念萧珊》、《小狗包弟》
我所要带给你的,是我底全量的爱,全量的温柔。 —— 《灭亡》
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 ——《灭亡》
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 ——《家》
万昭华:“可是你们写小说的人,却可以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 ”—— 《憩园》
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掺和在一起 ——《怀念萧珊》
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在于接受,也不在于索取。
再论说真话
我的《随想》并不“高明”,而且绝非传世之作。不过我自己很喜欢它们,因为我说了真话,我怎么想,就怎么写出来,说错了,也不赖账。有人告诉我,在某杂志①上我的《随想录》 (第一集)受到了“围攻”。我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就让人们点起火来烧毁我的《随想》吧!但真话却是烧不掉的。当然,是不是真话,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它至少总得经受时间的考验。三十年来我写了不少的废品,譬如上次提到的那篇散文,当时的劳动模范忽然当上了大官,很快就走向他的反面;既不“劳动”,又不做“模范”;说假话、搞 特权、干坏事倒成了家常便饭。过去我写过多少豪言壮语,我当时是那样欢欣鼓舞,现在才知道我受了骗,把谎言当做了真话。无情的时间对盗名欺世的假话是不会宽容的。
奇怪的是今天还有人要求作家歌颂并不存在的“功”、“德”。我见过一些永远正确的人,过去到处都有。他们时而指东,时而指西,让别人不断犯错误,他们自己永远当裁判官。他们今天夸这个人是“大好人”,明天又骂他是“坏分子”。过去辱骂他是“叛徒”,现在又尊敬他为烈士。
本人说话从来不算数,别人讲了一句半句就全记在账上,到时候整个没完没了,自己一点也不脸红。他们把自己当做机器,你装上什么唱片,他们唱什么调子;你放上什么录音磁带,他们哼什么歌曲。他们的嘴好像过去外国人屋顶上的信风鸡,风吹向哪里,他们的嘴就朝着哪里。
外国朋友向我发过牢骚:他们对中国友好,到中国访问,要求我们介绍真实的情况,他们回去就照我们所说向他们的人民宣传。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做我们的代言人,以为自己讲的全是真话。可是不要多长的时间就发现自己处在尴尬的境地: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变来变去,甚至打自己的耳光。外国人重视信用,不会在思想上跳来跳去、一下子转大弯。你讲了假话就得负责,赖也赖不掉。有些外国朋友就因为贩卖假话失掉信用,至今还被人抓住不肯放。他们吃亏就在于太老实,想不到我们这里有人靠说谎度日。当“四人帮”围攻安东尼奥尼的时候,我在一份意大利“左派”刊物上读到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文章。
当时我还在半靠边,但是可以到邮局报刊门市部选购外文“左派”刊物。我早已不相信“四人帮”那一套鬼话,我看见中国人民越来越穷,而“四人帮”一伙却大吹“向着共产主义迈进”。报纸上的宣传和我在生活中的见闻全然不同,“四人帮”说的和他们做的完全两样。我一天听不到一句真话,偶尔有人来找我谈思想,我也不敢吐露真心。我怜悯那位意大利“左派”的天真,他那么容易受骗。事情过了好几年,我不知道他今天是左还是右,也可能还有人揪住他不放松。这就是不肯独立思考而受到的惩罚吧。
其实我自己也有更加惨痛的教训。一九五八年大刮浮夸风的时候我不但相信各种“豪言壮语”,而且我也跟着别人说谎吹牛。我在一九五六年也曾发表杂文,鼓励人“独立思考”,可是第二年运动一来,几个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弃甲丢盔自己缴了械,一直把那些杂感作为不可赦的罪行;从此就不以说假话为可耻了。当然,这中间也有过反复的时候,我有脑子,我就会思索,有时我也忍不住吐露自己的想法。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文艺界的一次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勇气和责任心”!就只有三几十句真话!它们却成了我精神上一个包袱,好些人拿了棍子等着我,姚文元便是其中之一。
果然,“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还在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海作家协会的大厅里就贴出了“兴无灭资”的大字报,揭露我那篇“反党”发言。我回到上海便诚惶诚恐地到作家协会学习。大字报一张接着一张,“勒令”我这样,“勒令”我那样,贴不到十张,我的公民权利就给剥夺干净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发生的事。我当时的心境非常奇怪,我后来说,我仿佛受了催眠术,也不一定很恰当。我脑子里好像只有一堆乱麻,我已无法独立思考,我只是感觉到自己背着一个沉重的“罪”的包袱掉在水里,我想救自己,可是越陷越深。脑子里没有是非、真假的观念,只知道自己有罪,而且罪名越来越大。最后认为自己是不可救药的了,应当忍受种种灾难、苦刑,只是为了开脱、挽救我的妻子、儿女。造反派在批斗会上揭发、编造我的罪行,无限上纲。我害怕极了。我起初还分辩几句,后来一律默认。那时我信神拜神,也迷信各种符咒。造反派批斗我的时候经常骂一句:“休想捞稻草!”我抓住的惟一的“稻草”就是“改造”。我不仅把这个符咒挂在门上,还贴在我的心上。我决心认真地改造自己。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每逢家中有人死亡,为了“超度亡灵”,请了和尚来诵经,在大厅上或者别的地方就挂出了十殿阎罗的图像。在像上有罪的亡魂通过十个殿,受尽了种种酷刑,最后转世为人。这是我儿童时代受到的教育,几十年后它在我身上又起了作用。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以后的三年中间,我就是这样地理解“改造”的,我准备给“剖腹挖心”,“上刀山、下油锅”,受尽惩罚,最后喝“迷魂汤”、到阳世重新做人。因此我下定决心咬紧牙关坚持到底。虽然中间有过很短时期我曾想到自杀,以为眼睛一闭就毫无知觉,进入安静的永眠的境界,人世的毁誉无损于我。但是想到今后家里人的遭遇,我又不能无动于衷。想了几次我终于认识到自杀是胆小的行为,自己忍受不了就让给亲人忍受,自己种的苦果却叫妻儿吃下,未免太不公道。而且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我还痴心妄想在“四人帮”统治下面忍受一切痛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
那些时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说假话,起初把假话当做真理,后来逐渐认出了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假话当假话说。十年中间我逐渐看清楚十座阎王殿的图像,一切都是虚假!“迷魂汤”也失掉了效用,我的脑子清醒,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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