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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我血溅轩辕”
关于鲁迅先生
目录页
CONTENTS
目录
作者生平
1
基础写作导读文选
4
片段鉴赏
2
写作心得
3
目录页
作者生平
PART ONE
鲁迅为大哥 二弟 櫆寿 [周作人]
三弟 松寿 [周建人]
四弟 椿寿 [六岁时夭折]
妹妹 端姑 [不满周岁 患病夭亡]
出生于1881.9.25 浙江绍兴
他的时代和他的童年
小康家庭 童年回忆美好
《社戏》《狗猫鼠》《五猖会》
《阿长和山海经》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1
祖父被判刑
2
家庭变故
3
父亲病逝
4
逃往异地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
1902年前往日本学习
《呐喊 自序》中说：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
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
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
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弃医从文
甲午中日战争
A
B
“我以我血溅轩辕”
马关条约
广泛接触革命志士
带头剪辫子
翻译西方文学作品
在期刊上发表文章
1918
1923
《药》
《狂人日记》
《孔乙己》
1919
1921
《呐喊》
《中国小说史略》
1925
《彷徨》
1926
《华盖集》
毁坏“铁屋”的希望
《阿Q正传》
《热风》
1927
《华盖集续编》
《坟》《野草》
贡献一
贡献二
贡献三
贡献四
贡献五
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
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
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
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关心青年 培养青年 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直接投身于政治斗争之中
目录页
片段赏析
PART TWO
02 议论文字
在确凿的事实基础上
加以感情上的理性升华
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01 记叙文字
清楚扼要 简洁有力
03 抒情文字
情感色彩非常浓重
也寄予了许多真情实感
记念刘和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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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心得
PART THREE
鲁迅作文，就是这样地在玩自己人格的维度与张力。他的语气和风调，哪里只是峻急犀利这一路，他会忽而淳厚沉郁，如他的回忆文字；忽而辛辣调皮，如中年以后的杂文；忽而平实郑重，如涉学问或翻译；忽而苍老精辟，如《故事新编》；忽而温润出神，如《朝花夕拾》。而有一种异常绝望虚空的况味，几乎隐在他各时期的文字中，尤其是他的序、跋、题记、后记，以上那些反差极大的品质，会出人意料地糅杂在一起，难分难解。
老先生看事情非常体贴，既犀利，又厚道，既是激烈的，又是清醒的，不会将自己的观点与态度推到极端，弄得像在发高烧。一个愤怒的人同时很睿智，一个批判者同时心里在发笑，他的愤怒，他的批判，便是漂亮的文学。
“好玩”的人格
被误读的鲁迅形象
总的来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官方对于鲁迅的纪念与宣传，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这背后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复杂变迁。
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千万不能给他描绘得硬梆梆。夏衍，是老先生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也说老先生“幽默得要命”。
幽默
大概因为鲁迅曾经批评过林语堂的缘故,人们总认为鲁迅是反对幽默的。鲁迅的幽默,除了具有幽默的一般特点:借助于善意的微笑,含蓄地批评生活中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通过笑的感情渠道,将作者对客观事物的审美评价传达给读者,并能给人以启迪,引导人们去思索,也是“别具一格”的幽默感——鲁迅式的幽默
复合 形态
寄悲愤于幽默
阿Q, 他的一生是一出悲剧, 这出悲剧隐藏于幽默喜剧的外壳之中。 赵太爷们的迫害和阿Q无效的抵抗,构成了悲剧的基本矛盾, 而阿Q实际上的失败和精神上虚幻的胜利构成了喜剧性的幽默基调。
寓严肃于幽默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筋万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侯，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寄片，恐伯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
反语中显幽默
《阿Q正传》中, 鲁迅模拟封建卫道者的口吻写道:“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似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幽默
《 故 乡 》中鲁迅以幽默的态度批评了闰土对菩萨的崇拜,同时以尖利的讽刺刻画出杨二嫂的庸俗，鲁迅对小市民的厌恶和对闰土的痛惜 这两种矛盾心理通过多种美学因素相结合的复合形态在更集中的深度上完整地表现出来了。
VS
《狂人日记》中狂人的日记用白话启示了一个“狂人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狂人貌似疯颠，内心却十分清醒。而文前的小序却用文言展示了一个“非狂的世界 ”，主人公病愈候补，貌似正常，却真正患了昏病。文言序与白话日记本文在形式和内
容上互相颠覆，消解，形成了一种反讽结构，使小说达到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鲁
在《答有恒先生》里鲁迅曾经用“一箭入海”这样的比喻来指代启蒙的无力。当启蒙的影响稍稍有些扩大时，权力系统就开始以各种方式来规范和惩戒。纵观 19 世纪，知识分子在权力的诱惑与打击下不断萎缩、卑琐，最终斯文扫地。在一个对政府缺乏有力的宪法及舆论制约的社会环境里，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启蒙者注定无力撼动信奉 “枪杆子”的国家机器，“立人”的宏旨最终只能被“民族救亡”与“阶级翻身”压倒。
反讽
反讽
鲁迅笔下的九类知识分子○钱理群
一. 帮闲、帮忙、帮凶与扯淡
鲁迅讲，中国统治者只在两种情况下关心中国知识分子或者需要知识分子。第一种情况，统治者刚刚掌权时，“偃武修文”，需要知识分子来加以粉饰，此时知识分子扮演歌功颂德的帮闲角色。
在统治发生危机无计可施时，病急乱投医，统治者开始垂听知识分子的“治国平天下”的意见，而知识分子也觉得英雄终于有用武之地了，于是高高兴兴地“出山”了，这时的知识分子成了“帮忙”。
鲁迅非常尖锐地指出司马相如之类，包括屈原，不过是统治者的帮闲或帮忙。屈原的《离骚》不过是“想帮忙而不得”的产物。“帮闲”不过是写写诗，猜猜谜语，说说笑话；“帮忙”则是要出谋划策，参与国家大事。司马相如、屈原之类的人都确信自己的才华不仅是写诗、下棋，做清客，而愿作“帮忙”，帮忙而不得于是发发牢骚。
当主人作恶之时，“帮忙”“帮闲”就成为“帮凶”。帮凶的特点在于“使血案中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使统治者的杀人食人了无血迹。
无论帮忙帮闲，都需要才华，司马相如和屈原的作品至今仍有人读，因为有才气。可怕的是有帮忙、帮闲之志，无帮忙、帮闲之才，这样的人就称为“扯淡”。
模糊语言
《孔乙己》的结尾就暗示出孔乙己存在的暧昧性：“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句子的表述传达出一个信息，即叙述者“我”并不知道孔乙已是否真的还活着，也没有去深究过这个问题，可见，孔乙己的存在对别人是无足轻重的。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为什么又开手了呢 ——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Stylist。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但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我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过。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但这是因为我那时别有收入，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
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但自然，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评家的派别。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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