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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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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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总结
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是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达,成为最早的经济重心。后来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因此经济重心的南移主要表现在农业重心的南移上。
1.原因:①北方战乱频繁,南方相对和平稳定,有利于经济建设和发展。②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并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③南方统治者为发展实力,比较重视发展经济(鼓励开垦荒地、兴修水利)。④江南地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劳动。⑤南方地区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比较优越(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地广人稀、水资源充足、交通便利)。
2.过程:①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生产比黄河流域落后,我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政治和经济重心相致。②六朝时期,特别是东晋南朝,江南农业的开发从江东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进而波及岭南和闽江流域。江南经济开发使南北经济趋向平衡,为以后我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打下了基础。③隋唐时期,江南地区的土地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安史之乱以后,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④五代时,经济重心继续南移,南方日益成为全国经济的先进地区,人口数量也超过北方。⑤南宋时,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经由北方移到南方。南方最发达的江浙地区长期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⑥明清时期,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
3.特征:一是北方人民的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体现了当时生产力的最高水平;二是南移趋势往往在国家分裂或封建割据或封建战乱时突出;是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重心的南移有一定的影响
4.启示:①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南方经济的发展都是在北方战乱而南方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完成的;②生产力的进步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③经济的发展必须得到统治者的重视。
二、士族专权(门阀政治)的形成、发展与衰落
1、东晋的士族专权(门阀政治)
(1)概念:士族,又称门第、世族、世家、巨室、门阀等,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士族是以宗族为纽带所形成的封建贵族特权集团,士族把持政权,世代为官,等级森严,标榜门第,构成了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门阀政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特征。门阀之外的地主阶层通称庶族,他们政治、社会地位低下,只能任低级官吏,被排挤在上层社会之外。
(2)士族专权: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国家选拔官吏重视门第出身,导致士族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他们又通过大族之间互相联姻,在统治阶级内部构成了一个门阀贵族阶层,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特权制度,即“门阀政治”。政治上,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
重要官职。经济上,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建立起自给自足、实力雄厚的庄园经济。社会生活上,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文化上,祟尚清谈。
(3)形成原因:①历史根源:东汉以来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②经济原因:东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豪强地主渐成割据势力。③政治原因:魏晋政权的统治基础是士族,皇帝依赖士族的支持;九品中正制是士族专权的政治保障。
(4)评价:①一定时期内有利于统治的稳定。②门阀士族长期把持朝廷要职,缩小了选官范围,降低了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③门阀士族争抢高官要职,出现“因人设官”的现象,造成官位泛滥。
2、隋唐士族专权(门阀政治)的衰落
原因:①经济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削弱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松弛了宗族的血缘纽带。②文化上,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使士族失去了以往的文化优势。③政治上,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取士不问家世,剥夺了门阀士族垄断官吏选拔的政治特权。
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民族交融
1、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交融
(1)民族交融的途径
①民族迁徙:魏晋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大批内迁,他们在北方各地和汉族人民杂居相处。
②联合斗争:西晋末年统治者对各族人民残酷剥削和压迫,十六国时期连年战乱,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斗争,从而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
③友好往来:魏晋以来,我国北方出现过几次统一局面,在和平时期,各族人民频繁交往,使民族大融合进程进一步加快;在战乱时期,这种交往也始终未断。
④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2)民族交融的表现
①东汉末年以后,迁居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经过与汉族的通婚杂居、相互学习,至北朝末年,胡汉差异逐渐消失,实现了民族大融合
②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等方面基本汉化,汉族吸收了胡服、胡食、胡乐等少数民族优秀文化。
③少数民族接受中原文化,逐渐封建化,封建化又促进民族间的融合。
(3)民族交融的意义
①原来的民族布局在少数民族内迁中被打破。
②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③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界线发生变动。
④促进了内迁少数民族的封建化。
⑤魏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为隋唐大一统和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2、隋唐时期的民族政策与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1)夷夏观念淡薄,把“华夷一家”定为当时处理民族关系的主流思想。
(2)政权开放,胡人甚至可担任宰相。
(3)尊重少数民族固有的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
(4)在所征服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糜府州,子以高度自治权。这一措施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5)和亲政策的实施既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又搭起了民族交融的桥梁。
(6)贡赐和互市等政策,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搭建了通畅的渠道,进一步密切了各民族间的经济联系
(7)艺术方面,隋唐时期不断从周边民族艺术中汲取养分,创造出辉煌灿烂的隋唐文化。
(8)习俗方面,随着各民族间交流的进一步深入,隋唐时期的社会风俗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胡风”
四、全面理解中国古代赋税制度
1、演变的特点
(1)征税标准由以人丁为主逐步向以土地财产为主转变(以两税法为标志),直至取消人头税(以摊丁入亩为标志),反映了封建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的逐渐松弛。
(2)农民由必须服徭役逐渐发展为纳绢代役(以租庸调制中的“庸”为标志)。
(3)赋税由以实物为主向以货币为主转变(以一条鞭法为标志),反映了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4)征税时间由不定时逐渐发展为基本定时(以两税法为标志)。
(5)税种由繁杂多项逐渐演变为简化单一(以一条鞭法为标志)。
2、调整的原因
(1)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吸取前朝教训而减轻赋税。
(2)在国家控制大量无主土地而推行均田制时实行租庸调制。
(3)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增加财政收入,调整赋税制度。
(4)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3、产生的影响
王朝之初,统治者减轻赋税,迅速改变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状况,缓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国家经济出现困难时,统治者通过税制改革,扩大了国家税源,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临时加派的苛捐杂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成为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
4、对赋税制度演变的认识
(1)随着历史的进步,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逐渐松弛。
(2)用银两收税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活跃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相应反映。
(3)赋税制度的沿革取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实质体现了对生产关系的调整。
(4)封建国家赋税的合理与否关系到社会的进步与倒退,是评价历史人物和封建统治的依据之一。
五、从秦到隋唐中枢政务机构的演变及特点
①演变
朝代 中枢政务机构
秦朝 三公九卿
西汉 三公九卿、中朝(以尚书为主)
东汉 尚书台
魏晋南北朝 三省(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
隋唐 三省六部
②特点
(1)皇帝通过不断压抑、侵夺相权来加强皇权。宰相制度沿着相权的步步削弱、君权的逐渐强化这根主线发展演变。
(2)内朝官向外朝官转化。内朝在牵制、架空外朝的同时,久而久之逐步发展为制度化合法化的外朝中央机构。
(3)宰相职位的设置由实位转向虚位。由实位到虚位反映的是宰相权限及权威的下降,宰相不再专职是对相权的限制和压缩。
(4)宰相权力不断分化。既对宰相实行分权—在同一机构中往往设置几个宰相职位,又注重事权的相对集中,弥补分权带来的效率低下的弊端。
六、中国古代三次人口迁徙促成经济重心南移
1.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中原周边诸少数民族趁机崛起,纷纷建立政权,少数民族内迁,大量中原百姓与世族开始南渡,迁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这次人口迁移,给南方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江南地区得到极大开发,为我国经济重心南移奠定坚实基础。
2.唐朝的“安史之乱”,造成人口第二次大迁徙,大批北方居民南下逃避战乱,南方得到进一步开发,江淮地区大批荒地被开垦出来,经济迅速发展。到五代时期,南方经济开始超过北方。
3.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大批人口随着败退的统治者迁居偏安江南。南宋时期,南方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已经超过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完成。
从汉至唐的制度创新
选官制度 中枢政务机构 赋税制度
汉朝 察举制(注重品德) 中外朝制度 编户制度
魏晋南北朝 九品中正制(注重门第) 三省制形成 租调制
隋唐 科举制(注重才能) 三省六部制 租庸调制、两税法
整体发展趋势 中央集权不断加强 君主专制不断强化 征税标准由以人丁为主向以财产为主转变
唐朝前期的租庸调制和中后期的两税法
制度 租庸调制 两税法
条件 均田制的实施(国家对土地的效控制) 均田制的破坏(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目的 巩固统治,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 缓和矛盾,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内容 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缴纳定量的谷物叫“租”;缴纳定量的绢或布叫“调”;纳绢代役叫“庸” 每户按照资产缴纳户税,按田亩缴纳地税,一年分夏秋两季收税
意义 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改变了以人丁为主的赋役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和进步;封建政府对人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
作用 荒地被开垦,人口增加,巩固了政权 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由于地主把赋税转嫁给农民,政府又增加许多苛捐杂税,农民负担更加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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