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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三礼”与服饰
本章内容
三礼简介
规模宏大的服饰管理体系与等级秩序
冠礼：庄严神圣的成年礼仪
五服制：服装款式中天伦亲情的直觉造型
一、三礼简介
所谓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
周礼又名《周官》，它的成书
时代众说纷纭。经学史上由于
古文今文之争，或说早至周公
自作，或说晚至刘歆伪作。还
有春秋说、战国说、西汉说等
等。一般学者认为，尽管《周
礼》中也有春秋以后甚至汉代
材料的掺入，如五行学说及其
在不同领域的渗透等等，但其
中绝大部分内容无疑是西周政
治制度的实录。
《仪礼》的撰述年代亦众说不一，一般倾向于东周末年。
有学者认为由孔子的弟子后学陆续撰作的。但《仪礼》的实行要比它的结集成书早得多。
西周礼乐制度盛行时期，时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等说法，可见内容浩繁。《仪礼》只不过是晚出的一份周代贵族举行各种典礼的详细仪节而已。
宋刻本《礼记》书影
礼记：战国至秦汉间儒家解释、阐发或补充《仪礼》，称为“礼经”的“传”或“记”。二戴《礼记》正是这一类“纪”的汇编。
西汉时这些“记”还是附在“礼经”之中，汉末才独立成书。
旧说，《周礼》为本，《仪礼》为履，意即《周礼》是周代国家构建的基本大法，《仪礼》则是礼乐制度中贵族生活的细节规定，而《礼记》则是从这些细节规定中阐发出儒家经国为邦的微言要义。
二、规模宏大的服饰管理体系与等级秩序
在神话格局中，服饰即便有等级，也多是色彩领域的整体褒贬，其他如款式质料等则多处于浑沌状态；服饰的图腾巫术里，虽有狞厉之美神圣之威，但却众神平等且人神混一似无阶级差异；在《周易》观念中，等级意识逐步升级显化，但具体到服饰上仍多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但在三礼中，服饰的等级世界井井有条、清清如水，没有多少可以含混的地方。
1. 建立规模宏大的服饰管理体系
传说中制定十二章纹的舜帝像
服饰等级制基础，就是建立在服饰管理与生产严密组织与系统分工之上的。在《周礼》中，我们便看到了一系列因服饰而设立的规模宏大的专司官职。
服饰官员设置竟是如此的繁复多样，是如此的名分清楚，是如此的分工到人程序到位……，我们不难感受到从服饰材料的生产组织到服饰因人因事因地而异的全方位的管理安排，它起码说明了一个非常正规化的管理系统机构就此确立。如果说，我们在《周易》“垂衣治天下”抽象概括的话语中感受还难以到位不免空泛的话，那么，这里则是将这一理念具体坐实到政策化、官员责任制等社会管理体制中来了。也许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它的弊端会逐渐现出，但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一系列举措，作为服饰文化制度层面的重大创意与建设，还是值得人们注意与研究的。
服饰文化制度层面的重大创意与建设
因为它聚拢天下之材，丰厚了营造服饰殿堂的土壤与资本。
这虽然不乏聚天下珍奇之材为朝廷所有的聚敛色彩和专制意味，但在人类文明早期阶段，在社会统治构型还未成熟模式化的时期，仍有着有效的社会组织和资源开发、开拓和创造的重要意义。它无疑会使服饰出现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精制化和优质化。
《天工开物》:琢玉图
它聚拢天下服饰技艺之士于一堂，变原本各自封闭的独自琢磨为与天下同道者面对面的请教、较量、商榷与交流。
在竞争中技艺超越技艺，在协作时智慧激活智慧，职业大门类如此明确的分工可使从事服饰创造者无衣食之虑而潜心钻研，在行业内部精细的分工也可以使人们着意于一个一个细小的环节而精益求精，而不是原初阶段那样整体创制却难得面面俱到，使得自身的技术素质与艺术潜能得以升华与发展 。
它与服饰技艺的分工走向了服饰制度管理的分工。从远古的服饰领域信步走来，我们在这里初次看到了如此郑重其事的秩序与规范：人员组织、任务布置、生产与着装监督、检查验收、质量评定、分类收藏与分发监督等等，仿佛构成了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为人所重的小系统。服饰管理官员有级别，一般管理人员有编制保证，使得服饰的一些惯制上升为社会制度可以为政府所操作，且一代代地承传下去；在生产者来说是制作程序的一种梳理与促进，且劳动分工这一使生产力内在质素突飞猛进的实践形式因之而模式化；对着装者来说是一种社会秩序与伦理的梳理与落实。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
《天工开物》：织机图
2. 衣分褒贬与等级
在“三礼”中，我们看到衣装饰物不仅因人社会地位不同而不同，而且也因时因事因地的不同有着种种的不同。《周礼·春官·典命》规定：“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他；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周礼·春官》中小宗伯的职责就是“辩凶吉之五服”，郑玄注：“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
帝王服饰分凶吉，吉服分九等。作为帝王服饰内在的等级，主要是视其祭祀对象的不同而定。
《周礼·春官》：“司服掌王之凶吉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敝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则玄冕。”
《周礼·冬官·考工记》规定：
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
左图：玉圭
在这里，就服装而言，可能仅是款式的稍许差异，图案的多少有别，面料质地及用量的不同，却强有力地规范和排定了外在对象的等级与秩序。有些看来明显是非理性的活动，却在如此理性的框架与氛围中操作与运演。
汉代贾谊《服疑》一文说得好：“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势位。”
清代官员身着朝服照片
3 . 衣饰为统治手段，为治乱顺逆的外显标识
君臣有别，正是“礼”的全方位落实措施之一。服饰在这里成了礼治的物化状态。
所有级别官员的职责都有服饰内容。大到最高官职的大司徒，有以礼治国──推广服饰之同、诛讨服饰之异的任务：“以本俗六安万民：……六曰同衣服”。小到掌守王宫的阍人──如前所引述──也要注意着凶服者不得入，着潜服者不得入，奇服怪民自然也在排斥之列。至于小宗伯之职，那也免不了要在服饰范围内周旋，既要“辩凶吉之五服、车旗、宫室之禁”，又要“掌衣服、车旗、宫室之赏赐”。
“燕衣不逾祭服。寝不逾庙。”即平素的衣装不能超越祭祀的礼服，寝室的华丽应让位于祖庙的辉煌。
“几杖、重素、珍絺綌，不入公门；苞屦、 及衽，厌冠，不入公门。”即拄着拐杖、白衣素装、粗疏透露装及种种衣冠不整者，不得随意进入公门。
　　
属于另类的应监督他们不能冠饰：“司闾掌收教罢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饰，而明加刑焉。”罢民即恶人，就是不从教化、为老百姓所苦而又未入五刑的人，不许他们冠饰以表明是社会的罪人。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对于奇装异服以死罪来制裁，似乎在强调既定服制不可冒犯的威严和尊位。
尊贵的服饰是不能随意在社会上流通与交易的：
有圭金璧，不鬻于市；命服命车，不鬻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不鬻于市；奸色乱正色，不鬻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鬻于市；衣服饮食，不鬻于市……，禁异服，识异言。
　　　　　　　　　——周礼
此时着装虽有美化意味，但评判标准并不是仪容美丑，而是人品之忠奸。统治者正是借助衣冠的模式化不断提醒人们应安分守已，懂得这一模式顺昌逆亡的威严。
《周易》以来以衣治天下的思维模式在这里具体细化，又获得了一个简单而易操作的类别模式，尽管顺依服制者并非忠臣顺民，但公然异样穿戴者，必是叛经离道者，自与统治思想格格不入，当然应在剪除之列。服饰之“礼”在这里明确表现为服饰之“厉”，它不只是对服饰多样性的剥夺，对正常的服饰美感的压抑与漠视，对人们时时涌起的服饰创造热情的扼杀，更是全面导致了服饰对人的异化。
《礼记》:“天子视不上于袷，不下于带。国君绥视，大夫衡视，士视五步。凡视，上于面则傲，下于带则忧，侧则奸”，意思说臣视天子目光不能高于交领，不能低于绅带；臣视君不能高于脸面，不能低于交领；与大夫相对可平视其面；若见士远在五步之遥就可投以目光。大凡看人，若目光高于对方脸面就是傲慢，目光低于绅带就是忧郁，而一味侧视就是奸邪。
外在的仪容形式与内在的性情人品如此直接联系，如此僵硬的约束，自然会使下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顺从之感。同时也让居于高位的统治者从具体情景中感受到了秩序、规矩与优越感。
更为广义的等级，也有着华夏衣冠文明对周边落后民族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礼记
服饰管理体系与等级制是一个复杂的文化问题，不是简单地以是是非非、肯定与否定就可定论的。它给我们提供了更为广袤博大的思考空间。
它确实抬高衣饰的身价，增益了人们对衣饰的敬畏态度，使人们从传统的仰赖超自然力的图腾崇拜移位到世俗的政治规范中来。
使得社会文明早期容易出现的回复到裸态装身的荒蛮现象得到有效地遏止。
使社会分工与等级责任以服饰的形式明确地得到了强调与象征。
使得衣饰的社会效应得到高度体现。
它只是从等级秩序与顺从与否的观念出发，忽略了衣饰全方位的社会功能与效应，无视衣饰与人的多角度多层面的深层意味、美感质素与文化积淀……，只简单地抽出一个角度一个层面，只知人是一个政治生物，而不知每个人都是一个独有的生命与文化创造者，而且是一个积淀着丰厚的人类文明的文化载体。
服饰等级制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在历史的长河中展现得更为突出。
从积极的意义上，直到数千年的今天，服饰管理系统与等级制不仅没有消失，还在一些特殊的部门不断得到强化与精致。
从负面角度上看，它所带来的全社会性束缚随着历史进程而愈来愈外显，于是一般公众着装完全打碎了等级的界线和框架，走向了自主、自在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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