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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届高考历史复习专题 ★★
史料阅读-中外历史纲要上-中国史
中国早期国家特征
夏、商与周边方国存在着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夏、商王既是商部族的首领，又是方国（部族）联盟的共主，方国臣服或归附于夏、商。夏、商、周，既是同时并存的三个部族集团，又是前后逐次更替的三个王朝。
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在夏、商王朝存在的同时，我国各地还存在着许多不同于夏、商的古代文化。山东境内的岳石文化自成一系，可能是东夷及其祖先的文化。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遗址，则属于另一系统的古蜀文化。各地古代文化的存在，说明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体系，夏、商与后来的统一王朝还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是在原始氏族制没有彻底解体的情况下，带着浓厚的血缘色彩进入奴隶社会的，并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法制度，在宗法制度、土地国有的情况下，形成“家国一体”的政治体系。
西周时期，分封制与宗法制的结合，形成政权与族权的结合。
商代政治的显著特点是神权和王权密切结合，商王朝的一切政治事务都通过占卜进行决策。商王通过占卜理解天命，主宰国政。
新石器时代农业产生的意义
在距今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逐渐学会了栽培谷物、驯养牲畜，农业和畜牧业产生。人们从食物的采集者开始转变为食物的生产者。农业生产为人们提供了稳定的、可以持续供给的食物来源，为人口增长、文明延续提供了前提条件，使比较稳定的居住有了保障。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人们聚族定居，形成最初的农耕聚落，一部分人口较多的农耕聚落后来发展演变为城，出现了最初的文明和国家。
国家的产生
为争夺土地和粮食等生存资源，部落之间经常爆发战争。被征服者往往成为征服者的奴隶（之前是杀掉战俘），出现了奴隶制度。
为了进行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维护统治阶级（本部族）利益；抵御外敌入侵（保卫本部族生存资源）或对外侵略扩张（扩展本部族生存资源）；在阶级矛盾和部落战争的双重作用下，逐渐修筑了都城、制造（金属）兵器、雕刻玉器（神权、原始宗教）、出现统治（管理）机构、军队和监狱等强制机关（政权机构），国家开始出现。
商朝的活人殉葬制度
作者：泾渭公子 来源：知乎
活人殉葬制度自古就有并且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历朝历代虽然明令禁止，但却从未停止过。尤其是中国商周奴隶制时代是殉葬最盛行的时期。殉葬制度，是用活人殉葬，是商周奴隶社会时期的一种非常残酷的制度。殉葬人有活埋的，也有被杀或自杀后陪葬。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殉葬制度始于商代。
在殷墟发掘的大、中型墓,是商代晚期人殉中最为突出的，人殉数量的多寡，一般与墓葬规模的大小成正比。如殷墟侯家庄西北岗一00-号亚字型大墓,在墓内腰坑、二层台、墓道中共发现23个殉人，墓外东侧发现22个陪葬人殉坑,共68人,合计殉人达91人；
近百人左右，对现在的我们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多，不像始皇帝一上来就是几千上万的人，但是仔细想想看，在商周时期人口极度的缺少，还有频繁的战争更是加重了人口的缺少，而且商周时期等级制度森严。所以百人的殉葬差不多的最高规格了。
1950年发掘的武官中字形大墓墓内共有殉人45个;殷墟西区的七O- -号甲字形大墓,墓内共有殉人12个;在没有幕道，属中型墓的小屯妇好墓中,也发现殉人16个。中型墓一般都是殉1-4人。据此可知，中国早期活人殉葬制度发展的巅峰时期便是商代晚期的殷墟文化时期。
为大家普及一下商人为什么要用活人殉葬，商人相信人死以后，灵魂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墓葬是墓主在另一个世界的居所，一切按照“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礼制办事。奴隶主贵族死后，都用奴隶为之殉葬，以供其死后奴役驱使。在河南安阳发掘的奴隶主墓葬中，一般都有几个、几十个人殉葬，有的大墓中，有二、三百人殉葬。有的骨架旁放着刀剑，是武士奴隶;有的骨架旁摆著车马，是驾车奴隶;有的骨架残存有狗骨，是养狗奴隶;有的骨架旁没有头骨，头骨在另一边，是被杀后殉葬的奴隶;有的骨架上手骨还被反绑在背后，并有明显的挣扎痕迹，是被活埋殉葬的奴隶。
在书中《墨子，节葬》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却道明了人殉制度在先秦时期的中国社会颇为流行。
从《英雄》到《大秦赋》：彩的谎言掩盖不了血的历史
源自知乎：小炒记
终于强忍着追完了高开低走的《大秦赋》，网友的一幅漫画，对它进行了完美概括：
中国真是人才辈出，这漫画，稳准狠，道出了多少网友的心声啊！
1、价值观错了，就什么都错了
《英雄》这部电影是上了教科书的。
当时我在小镇读初二，英语教科书的后面，用半页纸的中文篇幅介绍了电影《英雄》。当时的我，看个彩电都觉得幸福，将这部电影埋在了心底。
后来去县城读高中，在学校旁边的一个录像店里，一口气租了《英雄》、《泰坦尼克号》、《侏罗纪公园》这几个电影光碟，拿回家看。这几部电影都是在初中的英语教科书里出现过的。
我第一次听到完整版的《我心永恒》，也第一次看到电影《英雄》。电影震撼到我了！
跟小时候看的香港电影完全不是一个感觉，《英雄》很唯美。而李连杰饰演的无名，最后放弃刺秦，毅然走向刑场，让我肃然起敬！无名与嬴政的那一番对话，更是让年少的我为秦始皇喊“彩”。
无名放弃唾手可得的刺杀，大彻大悟：秦王是天下和平的希望，杀了秦王，就会有千千万万的百姓死亡。秦王则是一个孤独的雄君，为了天下太平，忍受各种非议和痛苦。
无名最后用剑柄，象征性地刺了他一下，说：这一剑，臣必须刺，刺了这一剑，很多人会死，而大王会活着，死去的人请大王记住，那最高的境界。
电影最后一幕，秦王终结战乱，修建长城，护国护民。
他们都是心系天下的英雄！这就是我当初的观影感受，我一度成为秦粉。
上大学后，《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也看了，都怪同行衬托得好，更觉得《英雄》是一部好电影。
一次寝室卧谈，四个人聊起这几部电影，一位室友说：《英雄》是一部献礼片，看拍摄时间和上映时间就能知道。
我心里一咯噔，陷入自我怀疑。
后来，上选修课《中国思想史》，在讲到皇权专制时，那位年轻老师说：《英雄》这样的电影，是不可能获得奥斯卡奖的，那将是奥斯卡的耻辱。后面还说了一大推不可描述的话。
在马云风靡大学校园的当时，在高铁和城市化如火如荼进行的当时，经常泡图书馆的我，对于电影《英雄》的看法，已经逆转了。
秦国，象征着对生命的屠戮，对人性的压制，对文明的践踏，而“刺秦”则象征着对暴虐的反抗。秦国一统天下，不仅没有带来安定，反而让天下百姓陷入水深火热。
嬴政灭六国，是权力作祟，还是向往“最高的境界”？
张艺谋把这个意义颠倒过来，“刺秦”变成了“颂秦”，就是在拿人们朴素的道德观在开玩笑，为黑暗的权力欲涂抹胭脂。
人，可以被欺骗一时，但随着见识的积累，谎言必将自我终结。
因此，对于经历过两次变色的小炒而言，我对于当下学生粉红群体的壮大，并不感到失望，那只是一时的假相。
《英雄》之后，时隔近20年，《大秦赋》又让“颂秦”死灰复燃。
《大秦赋》之前的三部曲：《大秦帝国之裂变》、《大秦帝国之纵横》、《大秦帝国之崛起》，是站在秦国角度，展现秦国由弱变强的奋斗过程，但从没有站在天下的角度去渲染秦国如何心怀万民、六国如何不堪、统一乃民心所向，这些宏大叙事的天下观并不是作者的意图。
《大秦赋》就完全变了。
电视剧里，嬴政和李斯像个复读机似的，不断重复“东出灭六国，解百姓于倒悬”，不断向观众灌输统一乃“昭昭天命”，将秦国的野蛮侵略和嬴政的权力私欲塑造成统一的正义战争
为了达到这种效果，还伪造历史。
秦国粮食多得吃不了，六国民不聊生，只能解放六国人民并喂饱他们。
他们编造“楚人投奔秦国”的无底线片段，但历史文献的记载，恰好是相反的。而且，这种恶心洗白还不止一次，第66集又出现了“赵国民不聊生，流民纷纷入秦”的闹剧，《战国策》就有相反的记载：
在被征服的韩国上党地区，人们都不愿意当秦民，而愿意当赵民。
在秦国，君臣团结，上下一心，都是心系国家的忠臣良将。而六国，充斥着自私的君臣，一群只求自保的胆小鬼。观众一看，还是秦国朝气蓬勃啊。
抛开价值观，《大秦赋》是一部不错的电视剧，演员、服装、场面，都是上乘，小炒当时看到全演技派阵容，开篇火爆的战争场面，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我还特意与2017年的《大秦帝国之崛起》对比看了下，还是能明显看出，二者的拍摄成本相差不少。
但是，价值观错了，就什么都错了。
现在自媒体对《大秦赋》的批评，基本都是集中在电视剧传达的错误价值观。而它的豆瓣评分，从开播的8.9一路跌到不及格的5.9分，成为扑街片。这个分数，是配不上它的演员阵容和制作成本的，却也说明，这届观众不好骗了。
一部文艺作品，固然需要自由表达，在一些历史细节方面，有自由改编的权利，但作品传达的价值观和历史视野，必须尊重史实。
比如《走向共和》神来之笔的开篇，伺臣给李鸿章汇报军国大事，李漫不经心，但一听说太后的鹦鹉病了，立马紧张起来。这个剧情不一定是真实事件，但完美呈现了满清官场的腐朽落后，对历史的这种演绎，不仅逻辑自洽，而且合情合理，即符合历史大背景，也符合人物小性情。
但是，通过构造一段故事，来强行迎合现实，明明杀人如麻，非说是为国为民，明明是落后一方，偏说是先进一方的正义之师，这就突破了历史的底线。这就不是演绎历史，而是歪曲和伪造。
因此，作为中国电影的里程碑，《英雄》的票房和画面十分完美，却成为张艺谋争议最大的电影，人们喜欢的还是他的上世纪电影。《大秦赋》的演技和场面再震撼，也无法阻止评分的雪崩和网友的讨伐，它的豆瓣评分一定会继续下跌。
因为，剧中的秦国，与历史中的秦国，是两个秦国。
《英雄》和《大秦赋》里的秦国，心忧天下，时刻想着拯救万民于水火。事实上，“天命昭昭”的秦国，恰好是要投万民于水火。
正如著名学者许田波所讲：“商鞅变法为秦国缔造了一个强大到极点的政府、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以及一群沉默到极点的个人。”司马迁在《史记》里更是直接：“以暴虐为天下始”。
秦国这种崛起模式，本身就是一场灾难。
2、大秦没有赋
秦国是怎么来的？文化沙漠上的军国主义。
七国诸侯，唯有秦国在黄河与南山以西，文明程度较六国要低得多，一直被称为“秦夷”。长久以来，都是“儒者不入秦”，孔子当年离开鲁国，周游列国14年，到了秦国边境上，无意西行，直接折返。孔子极重华夷之分，在他的眼里，秦国就是蛮夷之地。
一百多年过去，一直到公元前362年，二十一岁的秦孝公即位，《史记 秦本纪》还是这么说：“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秦国偏远落后，中原各国压根不带它玩，即便是被称为“南蛮”的楚国，也视秦国为夷狄。
秦国的这种文化落后，与变法成功有关。吃过红烧肉的人，受不了粗茶淡饭，但从没吃过肉的人，能够接受。
秦孝公受够了被瞧不起的憋屈，便实施商鞅变法，将秦国打造成军国主义政权，用武力去赢取尊重。
对内，疯狂汲取民力。秦国对臣民的控制最严密，制定的法律最严苛，吸收资源的能力最强。
为了控制民众，秦国在全国首次推行连坐制度和告密制度。一人犯法，家人邻居也要去坐大牢。鼓励告密，不独邻里之间，同床共枕的夫妻也负有互相告密义务，知而不报，也是犯法。秦国就成为一个有悖人伦的特务国家。
还开创性地实行“愚民政策”，“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民愚则易治也”、“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要的就是听话，不服就是扰乱秩序，刑罚伺候。要的就是一心种地和打仗，你还想诗词歌赋？能用来保命吗？
去秦国考察过的荀子就说，秦国由孝公到昭王四世，君臣唯知“以力兼人”，受害的首先是秦国士民，普遍畏惧权威，尽管人人都有“离心”，却听从当局驱使，充当对外攻城掠地的工具，“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
对外，秦国更为残暴。它把汲取的国家资源充当军费，用来养兵，而全国升官发财的唯一标准就是：军功。即使是贵族，没有军功，便降为平民。
军功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人头数量，秦国称之为”尚首功“。
秦国用军功计爵，不是新鲜，但用人头而不是土地人口来衡量，确是开创性的。就问你服不服？
战争机器，就这样炼成了。
《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着齐国人鲁仲连对秦国的经典论述：彼秦，弃礼义，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
秦国，抛弃礼仪而崇尚斩首战功，用权诈之术对待士卒，把百姓当作奴隶来使唤。如果让它统治天下，那么，我宁愿跳海自杀，也不忍心当秦人。
当然，在《大秦赋》里，六国百姓水深火热，纷纷想入秦。
秦国，就是一座农场和军营。在这种体制下，灭国还需要理由吗？只要秦王一声令下，军队便猛兽般地扑向敌人，去实现自己的升官发财梦。
秦国的军队，几年不打仗，心就痒痒的。就这点，《大秦赋》说的倒是真的。吕不韦想减少秦国的杀戮，大修内政，樊於期就来请战，说士兵们好些时间不打仗，都嗷嗷叫呢。
《英雄》里所谓最高的境界，《大秦赋》里所谓救苍生于倒悬的顺应民心，不过是用高尚目的来掩盖血腥手段罢了。手段本身就是目的，为了打仗而打仗，为了杀戮而杀戮，为了统治而统治。
所以，秦国打仗，战功卓越。在许田波的《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一书中，从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之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完成统一），秦国发动了52场战争，并取得了其中的48场胜利，胜率92%。
但是，这些战争都是灭绝性的。“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计功赏至万数。”不仅将敌人斩首，而且士兵为了扩充军功，连百姓也不放过。
光是根据有数字记录的战役看，秦国就斩首了差不多180万人，其中死神白起一人就超过100万。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秦初，全国人口4000万，秦国的斩首数量至少是这个人数的5%，每20人就有1人被砍头。
特别是大家熟知的长平之战，坑杀赵军45万，但是，不是活埋，而是斩首！《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白起“乃挟诈而尽阬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在如今的山西高平，发掘出长平之战的遗址，有近500个尸骨坑，尸体都是残缺不全。
45万什么概念？当时秦国总人口500万，赵国300万。
所谓“虎狼之秦”，不是指军纪严明，而是真的会吃人的。
这就是秦国的内政外交，一台精密的战争机器，极其野蛮。这种看法，并不是几个人的一家之言，而是普遍的历史共识。秦朝灭亡时，没有一个人对之表示惋惜；后世的大文人，对秦国体制的态度，要么是反对，要么是回避，找不到一个赞成的。
贾谊那篇传颂天下的《过秦论》，“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就是典型。
历史学者秦晖老师就说：“所谓的秦制有效，说穿了就是君子斗不过小人，文明人斗不过野蛮人，选择手段的人斗不过那些不择手段的人。”
结果，《英雄》和《大秦赋》的编剧导演们，不知脑子是怎么进水的，居然把秦国描述成“昭昭天命”之国，把嬴政洗白成心系万民的一代雄主。
3、这样的统一不要也罢
洗白秦国的最常见说法，就是秦国一统天下，结束战乱。
先不说文化、社会这些高级玩意，就说最起码的生命吧。
商鞅变法的50年前，魏国经过李悝变法，成为中原最强，它的军队精锐叫“魏武卒”，总人数只有5万。
公元前343年，商鞅变法刚推行十余年，作为最强的两国，魏齐爆发马陵之战，两国倾巢而出，但各自兵力也就10万左右。
一直到这个时候，各国纷争，中国进入春秋战国已有400年，但总人口在战国中期达到4500万的高峰，不减反增，各国总兵力100万左右。
秦国崛起后，挑起了军备竞赛。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能动员的兵力极限是20万人；商鞅变法50年之后，秦昭襄王时期，秦国能一次性组织60万大军出征，常备军维持在百万之众。
于是，秦国百万，楚国百万，赵齐魏各六十万，燕国七十万，韩国三十万，各国总兵力达500万。战争规模和死亡人数今非昔比，出兵十万都不算大型战争，其中大部分的大决战，都是与秦国有关的。
从《史记 六国年表》的记载看，其他六国加在一起，发动了36场战役，而秦国一个国家就发动了93次战役，是六国的2.5倍。
在许田波的《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一书中，从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之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完成统一），秦国在96场有大国卷入的战争中发动了52场战争（占54%），超过六国之和。
秦统一后，总人口4000万，比战国中期少了500万。
最惨烈的长平之战，赵国死亡45万，秦国死亡20万，合计65万，与两千年后的美国南北战争死亡人数不相上下。这个数据对比，惊呆了正在查资料的我！
没有秦国这台战争机器，能死这么多人？
有人说，武力统一，战争死人很正常，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统一之后的情况。
根据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秦统一时，全国人口4000万，秦始皇去世时，人口3000-3600万，秦汉之际，人口只剩下1500-1800万。
你见过哪个统一王朝，开国之初人口还剧烈下降的？
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公元前202年西汉建立，不到20年的时间，就使得中国人口减半。这都是拜秦国所赐。
那些死去的人，一说统一的秦朝就自豪，一看辽阔的地图就兴奋，一回头命就没了。
秦国本身就是战乱之源，秦朝本身就是灾难。这不叫统一，而叫祸水东流。
歌颂这样的王朝，只能用脑残来形容。
4、秦朝干了啥？
统一六国后，没了战争，秦国这台战争机器失去了用武之地，就应该再来一次变法，改变体制。但嬴政没有，而是任由这台机器运转下去，把秦制推向全国。
国内没有战争，那就打到国外。岭南、匈奴就成了征服对象。
战争规模不够大，那就在国内制造“战争”，与天斗。修长城、阿房宫、皇陵，继续用战争模式动员全国力量。
历史学家范文澜曾统计：秦时全中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被征发造宫室坟墓共一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万人，筑长城假定五十万人，再加上其他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
苛捐杂税的弱民、焚书坑儒的愚民、恐怖主义的刑罚，一个都不能少，整个秦朝，成为一座大监狱、大农场和兵工厂。至于人，就是没有思想意识的机器，只有如履薄冰地服从。
《汉书·刑法志》里，形容秦朝是“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意思就是说，在秦朝，囚徒多得堵塞道路，牢狱繁华得像闹市。
陈胜吴广为什么要起义？直接原因就是在赶赴徭役的路途中，遇到大雨，不能按期到达，按照秦法就要杀头。足可见秦法之残酷！
从商鞅变法的秦国到统一的秦朝，150年间，没有出现一个本土的思想家、文学家，留在史书上全是突破道德的文臣和杀人如麻的武将这样的暗黑系。
六国百姓无法适应秦国的这种暴政，苦不堪言。从事后来看，就连老秦人也受不了，因为刘邦入关时，关中百姓是夹道欢迎。
对于秦朝的灭亡，不仅当世的人，没有一个人表示惋惜，从老百姓，到社会精英，在史书上你找不出有一个人表示反对灭亡的，而且就连后世，在青史上你能找出哪怕一个对大秦表示怀念的人吗？
在真实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人“颂秦”，少数人替它翻案，只是想说明它没有想象中得那么坏，但从来没有表扬它的意思。备受尊崇的秦国，只存在于《英雄》和《大秦赋》这样的影视里，动漫《秦时明月》将秦塑造成残暴的政权，各路英雄反秦，才是事实。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一王朝，能在王朝名字前面加上“暴”字的，只有秦，别无分店，秦始皇更是坐稳暴君的头把交椅，秦朝成为暴政的最佳代言人。
就这样的大秦都能美化成胸怀天下，那希特勒就是试图统一欧洲的天之骄子、东条英机就是打造大东亚共荣圈造福亚洲的光之子。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看待秦国或秦朝时，无需考虑复杂的宏大叙事，只需稍微了解一下中国史，然后扪心自问：若回到古代，你愿意选择生活在秦朝吗？若回到战国时期，你愿意选择生活在秦国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的答案就是千千万万人的答案。
秦朝的统一，或许有一定的历史贡献，但这并不是秦国的目的，而是秦国存在的一种副产品。秦国的对应词，不是统一，而是残暴。建立在累累白骨和深重灾难上的统一，本身就是一种灾难，不如不要。
统一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这是一个价值观判断，可以探讨。秦国开辟了大一统局面，这种历史影响可以分析。但美化秦国的残暴和反人性，这就是反文明了。
君不见，普鲁士战功赫赫，实现了德国首次统一，但现在的德国主流思想还有普鲁士的容身之处吗？
小结
中国历史，若简而概之，就是一头一尾的两场转型：两千年前从周制走向秦制，1840年以来从秦制走向共和。
只不过，快两百年过去了，依然有导演在呼喊“那最高的境界”、“我不愿当楚人愿当秦人”。
最终，张艺谋成了“国师”，《大秦赋》成了“大情妇”。很显然，在民意面前，我们终将走出秦制。
帝国家书：一个普通家庭的生与死
原创 二爷ALEX 一头驴的夜航船 2021-10-27 13:38
　　公元前225年，秦国拉开灭楚战争的大幕。大将李信带领20万秦军攻入楚国，遭遇楚人激烈的抵抗，在淮阳（今天的河南周口淮阳区）陷入苦战。秦军中的两个本是亲兄弟的小兵先后给自己的大哥写了一封家书。
　　这两封写在木板上，战火中价值万金的家书不仅安然抵达了八百里外的故乡——秦国南郡安陆（今天的湖北孝感云梦县），而且被收信人最终带进了自己的坟墓，成为今天我们能见到的中国史上最早的书信实物——云梦睡虎地秦简。这使得我们今天有幸窥见生活在那个庞大帝国的底层民众的血泪和悲哀。
　　你想成为《大秦赋》中无比自豪的秦人吗？如果你仔细读完这两封家书，也许没有回答的勇气。
　　这个普通的秦国底层家庭没有姓氏——按照秦律贵族才有称姓的资格，百姓只能有名。但从信中可以得知，有兄弟三人，大哥“衷”在家赡养母亲，二弟“惊”和小弟“黑夫”均在前线征战。其中“惊”刚刚新婚不久。
秦国法律，男子15岁就开始算人头税，17岁一律要服兵役。身高超过六尺五寸（约相当于今天的1.5米）就可结婚。从二弟新婚、小弟初次服役的情况可以推断，小弟“黑夫”可能正好17岁，二弟“惊”不会超过20岁。两份家书字迹飘逸且相同，显然是两兄弟托军中书吏写的。这是他们各自的第一封家书，也是最后一封。
　　第一封家书是小弟“黑夫”写给大哥的。他在信中问候了母亲、家人、以及各种亲友，主要说兄弟俩现在因为战况困在淮阳，生死难料。因为缺乏夏衣，请求母亲要么做衣服寄来，要么直接寄钱来；他特别叮嘱母亲，千万不要寄少了。另外“黑夫”还很关心搏命换来的军功有没有换来相应“爵位”，官府有没有落实奖励。如果落实了一定要告诉他。
　　这封信告诉我们很多残酷的事实：秦人服役早而重——3个儿子的家庭，2个得上战场，而且都是刚成年的年轻人；更夸张的是，服役显然是完全是义务，不仅没有后世熟悉的兵饷，而且连基本的衣物都要自己准备！很可能国家只提供武器和口粮，或者基本的完全不能满足换洗需要的粗陋制服。
你看惯了兵马俑英姿飒爽盔甲整齐的造型，没想到这才是历史的事实。秦王的统一大业，底层的民众不仅要出命，而且还要出钱。这等于把战争的大部分成本都转嫁在底层民众的身上。民众唯一的希望就是前方的子弟博命换军功，用“爵位”换取后方相应的赏赐和地位。
　　那么家里有没有给两兄弟寄钱呢？
　　第二封家书是二弟“惊”写给大哥的。这封信口气就急促多了。情况似乎变得极为严峻。信中“惊”因为没有收到钱物，再次催促母亲给钱。而且明确要钱“五、六百”，布料“二丈五尺”。他以绝笔的口气在信中说，兄弟两现在是借钱过活，如果再不还钱就要死了，连用三个“急急急”。他似乎已经预见了兄弟两不妙的结局，安慰家里人说，你们要是占卜得了凶兆，那不过是因为我居于“反城”中罢了。另外他也很担心自己的新媳妇，叮嘱大哥不要她去离家太远的地方捡柴火……
　　从第二封信中，我们可以肯定，家里在收到第一封信后，没能给他们寄钱。他们索要的“五、六百”钱很多吗？
　　在同一地区、另一个秦国官吏“喜”墓中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还有大量秦国法律文书，其中，《金布律》记载：秦国一件夏天穿的衣服，值钱五十五，一件冬天穿的衣服，值钱一百一十。兄弟两人跟家里要的“五、六百”，也就是十件夏衣的钱——并不多，按理一般家庭勉强都能承受，何况他们家是立过军功有爵位赏赐的。
亲儿子、亲兄弟在前线生死未卜，家里如果拿得出这点钱，会犹豫吗？会吝啬吗？显然不会。家里没有寄钱的唯一原因只可能是，确实没钱！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秦国年年征战对底层民众带来的盘剥何等严酷。收信的大哥“衷”在陪葬器物中还有文房用具，墓地也和官吏的墓地挨在一起，这说明他知书识字，那个年代绝不会是最底层的人家。但就就是这样的人家，居然拿不出十件夏衣的救命钱！
　　在第二封家书中，“惊”还专门提到了“新地城多空”，“故民有为不如令者”，翻译过来就是，秦国新占领的城市和土地，人民几乎都跑光了，而且反抗激烈，不听秦人号令。这跟山东六国人对秦国的评价完全符合——“天下苦秦久矣”“不乐为秦民”，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地臣民喜欢秦国。人民用脚说话。
　　那么“黑夫”和“惊”这两个为大秦抛头颅、洒热血，但却为一点小钱困扰的普通小兵在历史中只留下了这两封琐碎而真实的家书，他们最终结局怎么样呢？
毫无疑问，战死了。因为如果他们安然返乡的话，大哥“衷”完全没有必要在死后还要把两个弟弟的书信作为陪葬。中国人的陪葬习惯都是选值钱的，或者生前最喜欢、最珍视的东西陪葬。只有兄弟都战死的情况下，大哥才会把这两封在当时并不值钱、但对个人是最珍贵的家书带入地下长眠。这其中，我们真切的感受到作为大哥，失去两个弟弟之后的那种感受和心情。史书也记载了秦军因为被前后夹击，第一次攻楚大败而归，被杀了七个校尉，死伤无数。可以作为一种印证推测两兄弟的结局。随即秦国又发动60万大军，再次攻楚。
　　真正的结局就是，一个普通的秦国家庭，最终两个儿子战死沙场，留下一个老母亲，一个哥哥，还有一个新婚不久却成为寡妇的女人。解读完这两封家书，读者诸君有何感想？
　　我们能够看到的历史，几乎全是大人物的历史，你翻遍各种史书，看遍各种重要事件，也很难发现小人物，特别是普通的底层人物的影子。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吗？不全是。是为他所驱使、当炮灰的千千万万个“黑夫”、“惊”这样的血肉之躯，以家破人亡的代价演绎了历史。但历史从来没有他们的位置。
　　所以很多普通人看不清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错误的把铺垫帝王将相的功业当做自己的使命，产生可笑的错位。比如去年底有个深圳的女老师说打台湾“我爱人，包括我家孩子，每人捐一个月工资“；打美帝”我们全家每人捐五个月的工资。打他！”
　　捐工资是一定的。但更有可能的是，你要捐出你的丈夫、儿子。胡锡进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人家儿子在加拿大。他可以假捐，你作为草民，必须真捐。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是这么说：你喜欢战争的唯一原因，是你没经历过战争，甚至也不懂得战争。
“黑夫”和“惊”在信中挂念的母亲，虽然谁也不知道结果和心情，但是一个母亲的感受绝对不用猜。她一定不会在儿子殒命在八百里之外的荒野的时候，自豪的说“打楚国”！因为楚国人民其实和你根本没有仇。大秦征服的地盘再多、再广，跟你一个草民有关系吗？你不还是出不起十件夏衣吗？甚或，你最终连儿子都出不起。
　　唯一能够自豪的人只有嬴政。所有的枯骨最终都变成一人的疆土，所有的臣服，都扩展了奴隶的数目。所谓的“大秦赋”，完全是建立在万千枯骨上的一个人的颂歌。他必须也理所当然的要夸赞、推崇这样的征服。
　　其实真正让我们今天对这两封2246年前的家书感到动容的地方在于，在其中我们看到了正常人的窘迫和挂念。字里行间从头到尾没有为大秦“开疆拓土、南征北战”的豪情，也没有所谓“舍小家为大家”的矫情，通篇都是家长里短，对母亲、对兄长、对妻子，对亲友的挂念，以及现实的涉及生存的钱和物。为我们清晰的勾勒出残酷战争中普通底层民众的真实生存状况。这些情感，对今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其实都是可以共情的，是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的。
　　没有最好的战争，也没有最坏的和平。如果我们今天在人性上的反馈，还不如2246年前的普通人，身为鱼肉却有刀俎的思维，本为韭菜却有歌颂镰刀的冲动，那真是无论如何也哭不出来的悲剧。
权力压倒一切：早熟的中国大一统
原创 小炒君 小炒记
1中国的独一无二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一直以大一统和集权制的形态存在于世。这就使得很多人形成一种错觉，就是统一和集权是普遍而正确的存在，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国家大一统是一个无需争辩的真理。
但实际上，在全球史，大一统和集权制是一种特殊存在，根本不具备普遍意义。中国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在绝大部分历史时间里，都是松散、混乱、分裂的状态。（这些词语都是不褒不贬的中性词汇）
先说大一统，古代文明的重心一直在欧亚大陆。从西到东数，欧洲的罗马帝国只存在了三四百年，中东存在过波斯帝国和伊斯兰帝国，但大部分时间都是不稳定和分裂的状态，稳定和统一只是历史的一朵小浪花，中亚和东南亚就没统一过，南亚次大陆的历史就是一部分裂史和被侵略史。
俄罗斯起源于基辅罗斯，直到800年后才由彼得大帝建立俄罗斯帝国，至今存续仅400年。中间经历苏联解体，如今再次解体的声音依然存在。而且，亚洲部分基本都是人迹罕至的荒凉区域。
只有中国，两千年历经朝代更替，大一统不断得到重建和延续，绵久不觉。
再说集权制，早在秦朝统一前，中国便出现了集权制，比欧洲和俄罗斯早了近两千年，后不断趋于完善，集权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不二选择。而在其他几乎所有国家，集权制都容易遭到抵抗，难以持续。
在统一与集权方面与中国最相似的俄罗斯，实际统治的人口、面积与统一历史，都与中国相差甚远。
也就是说，中国在两千年前就奠定了成熟而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结构。在工业革命之前，这是一种不错的政治形态，使得中国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繁荣稳定，领先于世界，一直到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时期，那些启蒙哲学家们依然将中国当作向往之地。
当欧洲在16-18世纪呈现绝对专制主义趋势时，他们不过是在经历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经历过的过程，而且最终也失败了。
梁漱溟说，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黄仁宇说，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的早熟国家，他在过早地时期就完成了欧洲本应在1500多年后完成的进程。
2早熟的特征
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这种早熟政治的核心特征，就是权力压倒一切。
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合二为一，经济力量（贵族和商人）被政治力量边缘化。经济和文化都成为了政治的依附品，社会就没有了可以制衡权力的力量。
欧洲在整个中世纪的列国纷争中，始终有基督教的罗马教廷来制衡王权，形成了政教二元化的形态。国王的合法性来自于教皇的承认，教皇需要世俗王权的保护。教皇可以让神罗皇帝冒着严寒在卡诺莎站三天三夜以示悔过，法国皇帝也可以将教皇俘虏至阿维尼翁软禁起来。
当欧洲在16世纪开始出现战争扩大和统一苗头时，虽然王权压制了教权，但商人阶级已经成长起来，王权又遇到了商人阶级的抗衡。
而且，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君主权力一直都有旧贵族（封建领主）的掣肘。
因此，欧洲政府的权力一直面临着至少两种势力的制约，它可以取得一时胜利，但无法持续碾压教权和经济力量。
欧洲集权专制的颠峰是法国波旁王朝，但推翻波旁王朝的法国大革命，领导者就是教士和资产阶级。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向集权专制前进时，遇到了清教徒和资产阶级的拼命抵抗，这就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随着商业的发展，欧洲自由主义兴起，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理论。
于是，从19世纪开始，政府权力又受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商人阶级的束缚。自由主义是政府体系之外独立发展起来的，其政治投射就是议会选举，商人阶级得以利用议会来限制政府。
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经济力量，三方制衡，持续至今。
即便是首次统一德国的德意志第二帝国，虽然有着浓厚的野蛮专制成分，但也得与资产阶级和工人力量在议会里进行博弈，偶尔可以绕开议会，但从未敢废除议会，俾斯麦无法强制议会进行配合，只能利用自己的政治技巧与议会各派力量进行“合纵连横”。
但中国古代完全不是这样的。
法家和儒家受到政府的改造和提拔，成为政府的利用工具和附庸，权力与意识形态合一，联合打压商业和贵族，经济力量步入边缘化。商人和贵族都没有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力基础和意识形态理论，只能栖身于政府权力体制之内，一旦有损政府权力，就会被政府轻而易举地压制下去。
于是，在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理论尚未充分孕育的前提下，一套权力主导一切的政治体系，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前建立起来了。它秘密监视和严格控制一切动摇权力的力量，在两千年历史长河中表现出超凡的稳定。
由于这种超稳定结构，无可否认，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历史文化是领先世界的。当然，我们也为这种早熟的政治形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那么，为何中华文明如此早熟而独特？我们要从春秋战国那段关键时期才能找到答案。
3正常的春秋时期
公元前771年，平王东迁后，中原大地遍布一百多个诸侯国，没有哪个国家能强大到足以灭掉所有国家，他们只是追求霸主地位，成为周天子那样的共主，周天子的承认，就是他们霸主地位的合法性来源。
在这些诸侯国的内部，如同诸侯不听天子使唤一样，一些卿大夫贵族也不听诸侯使唤。诸侯国就是“小东周”，如同周天子一样，君王的政治权力受到周朝宗法制和贵族的掣肘。
但这段时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诸侯国的数量大量减少。据统计，到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此时进入春秋战国仅100年，齐国灭了35个国家，晋国灭了17个国家，秦国灭了12个国家，楚国灭了26个国家。
分封制容易导致诸侯的纷争不断，这个兼并过程没什么好讲的，世界史大都这样。
在战争驱动下，一些国家占领了新的领土，一些诸侯就把新土地分给自己的臣子，结果这些臣子做大后，便开始操控朝政。这就是二级封建化。
内部冲突问题加剧后，这些国家便不再热衷于开疆辟土，而是内部争权夺利，晋国的六卿专政、鲁国三桓、齐国田氏……。所以，春秋时期，大部分的战争都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以前。
比如晋国，公元前7世纪以前，灭了17个国家，但六卿专政的一百多年里，只灭了3个国家。
而在这期间，各国国君被贵族势力杀害的频率极高。公元前553至481年，齐国5位国君，死了4个。
二级封建化，也没有什么独特性，以公元前453年的三家分晋为高潮，以公元前386年的田氏代齐为结束。
绝大部分史书都将公元前453年的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点，但为了方便叙述，本文将公元前386年的田氏代齐作为分界点，将公元前771年-公元前386年，作为广义上的春秋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时期是一个没有什么独特性的正常演进过程，以公元前356年的商鞅变法为标志的战国时期，才改变了中国历史。
春秋时期，持续不断的局部非摧毁性战争，迫使各国提升效率，增加王权，强权国家成为大势所趋。但是，政府权力上升的过程中，新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力量也在同步发展，但战国打破了这种协调发展。
周王室的权力受到宗法礼仪和封建贵族的双重限制。春秋时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周王室的宗法制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诸子百家正在发展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各国为了富国强兵，都鼓励商业发展，商人阶级的力量在逐步形成。
整个春秋时期，与周朝一样，君王的权力都受到思想观念和世俗力量的限制。
王权受限、社会分散，在世界史，这是一个正常而普遍的社会形态。
4诸子百家的意识形态
大家都知道宋襄公的一个故事。公元前638年，宋国与楚国发生泓水之战，宋军本来可以在楚军渡河之时发起突袭，但宋襄公讲究礼仪，要待楚兵渡河列阵后再战，结果大败受伤，次年伤重而死。
宋襄公成为现代人嘲笑的迂腐对象，但在当时，这实际上是周朝的宗法礼仪依然在发挥较大作用。
十几年后，晋国与楚国爆发战争，陈兵于河南平顶山的沙河两岸，但双方都害怕对方发动袭击而不敢贸然渡河。僵持迟疑之下，双方罢兵而归。
可见，周朝的传统思想影响力在减弱，各国更加注重实效。
观念转变之际，需要新的思想，诸子百家兴起。
公元前6世纪，孔子周游列国14年，向各国推销自己的儒家理念，受到各国君王的款待，同时也受到一些贵族的排挤和嘲笑。
比如，孔子被鲁定公升为大司寇，但与保持朝政的贵族“三桓”不和，不得不离开鲁国。卫灵公非常敬重孔子，但卫国贵族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污蔑孔子，最终将孔子逼走。
孔子的遭遇，实际上代表了诸子百家学说与周朝传统思想的激烈碰撞。
我们现在熟知的诸子百家，几乎全部都是发端于春秋时期，它们都是各国精英自由创作的独立学说，而不是被迫完成的政治任务。各派学说的“学术代言人”，纷纷前往列国（不包括秦国），游说君王采纳自己的思想理论。
在权力合法性来源方面，诸侯都希望摆脱周天子的束缚，采纳新思想，但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贵族，往往表现出保守的一面。
新老交替，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很多人都会疑惑：为什么中国能在春秋时期出现思想绽放，而此后的两千年就再也没有了？答案就在本文的主题里：春秋时期政府权力受限，秦朝之后政府权力压倒一切。.
5商人的发展
春秋时期的商业发展，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大课题。
春秋时期，各国的经济改革都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商人的发展与国家权力的上升是同步的。
齐桓公的管仲变法，轻徭薄赋，发展商业。晋文公改革，“清关易道，通商宽农”。越王勾践，不仅鼓励商业，还动用国库买卖货物来调节市场。
各国都是通过发展商业贸易来富国强兵。
齐国临淄，在公元前6世纪就达到7万户，是当时最大的城市。齐公元前539年，齐景公要赠送别墅给晏子，晏子还不愿意去，就说我住得非常满意，白天晚上都能买到东西，生活很方便。
《左传》的这个典故本来是用来表示晏子的清廉，却从侧面也表现出了临淄的商业便利，连晏子这样的王公大臣也被深深吸引。
商业繁荣，商人阶级开始强盛起来。
郑国商人巧计退秦师。公元前627年，弦高在滑国碰到秦国士兵，要偷袭郑国，自己就亲自前往秦国军营，以郑穆公名义犒劳秦军，还派遣下属去给郑穆公报信。弦高能以一人之力为秦军提供补给，并直接先斩后奏地代表郑穆公，这不仅说明生意规模大，更说明他的政治地位较高。
孔子学生子贡，是一名商人，既得到孔子垂青，也得到各诸侯的国宾礼遇。你很难想象，汉唐宋明清的商人进私塾和庙堂会是什么情形。
越王勾践的大功臣范蠡，辞职前往定陶经商。对于这些勋贵而言，经商是一条普遍认可的人生道路。汉唐宋明清的商达官显贵们，辞官都是寄情山水，几乎没有经商的案例了。
如果说上述事例只是特殊个案，不能看出商业的广泛和商人的社会地位，那么，我们来看看古籍文献是怎么说的。
《韩非子·解老篇》：上有天子诸侯之尊，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商人已经可以去天子诸侯进行类比了。
《史记》记载苏秦的故事，苏秦怀才不遇，两手空空回到老家，遭到乡亲们的嘲笑，他们说，我们都是经营产业，赚取那十分之二三的利润，你却忘本去耍嘴皮子，活该失败。
这些记载和典故，足以说明，春秋至战国早期，商业的广泛性和商人的社会地位，至少不输于政治官僚。
关于春秋时期商业繁荣发展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说那是中国商业的萌芽和第一次飞跃。
这个商业发展的过程，与欧洲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有着相似之处。然而，中国商业的发展结局，却与欧洲截然不同：欧洲政府的权力始终受到商业力量的限制，而中国的商业发展最终被纳入到政府权力的管控之下，再也没有出头之日。
关键的转变，在于战国时期的秦国。
6秦国偏离历史轨道
以公元前400年左右魏国的李悝变法为标志，强权国家更加明显地成为大势所趋。
商鞅变法是李悝变法的学生，但一直到商鞅变法之前，尽管各诸侯国的政治权力在快速上升，但诸子百家和商业发展延续着春秋时期的蓬勃状态。
否则，就不会有前述《韩非子》和《史记》关于商业的表述了，也就不会有稷下学宫和吕不韦了。
魏国实行李悝变法后，成为中原霸主，屡战屡胜。但是，魏国从来没有想过一统天下，魏国的旧贵族、诸子百家学说和商业贸易，都在同步发展中。
因此，整个魏国的政治形态，依然是春秋时期的延续，国家权力无法一家独大，始终有“神秘力量”的限制，它更像是一个军事扩大版的春秋霸主。
但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就完全不一样了。
秦国与山东六国相比，有三个关键不同：
1、文化沙漠。
秦国本就是蛮夷，它的都城最开始是在雍城（陕西宝鸡，靠近甘肃省），戎狄混杂，定都300年后，直到秦献公和秦孝公时期，才迁都至西安附近。中原各国的知识分子几乎都不入秦，孔子当年周游列国14年，到了秦国边境上，无意西行，直接折返。
因此，它的文化十分贫瘠，本土意识形态权力十分脆弱，就是一张白纸。法家进入秦国，完全就没有竞争对手。
比如在魏国，法家倡导集权，但儒道墨是都反对集权，强烈批判。
比如近代欧洲，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17世纪霍布斯的利维坦，都是向往强权的“法家哲人”，但是还有早期启蒙主义、自由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形成了思想竞争。
但在秦国，没有学说能够挑战法家，秦国实践法家理论，没有思想障碍，畅通无阻。
2、君主集权。
秦国有着长期的君主强权传统，秦国国君可以用贵族活人来祭祀，并形成一项传统，因此，秦国的政府最为集权，形式最为简单，贵族势力最弱小。
《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商鞅变法，是创举，不是创新》
在春秋时期的二级封建化过程中，中原各国的国君遇害率较高，但秦国一位都没有。秦国仅仅只有一位国君遇害（秦出公），还是在战国中期。
3、商业薄弱。
秦国是一个游牧色彩浓厚的国家，农业仅限于关中平原一带，经济形式简单，再加上中原各国的歧视，它与中原各国的交流极少，因此商业基础最为薄弱。
于是，秦国与法家无缝对接，一套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合一、经济权力被边缘化、政治权力压倒一切的政治体系，顺利呈现出来。
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国家权力不受任何社会力量控制的局面。
没有经历商业繁荣和文化滋润的秦国，直接成为权力“暴发户”。秦国的重农抑商、严刑峻法和愚民政策，无一不是这种极致权力的外在体现。
一个早熟的怪胎，就这么出现在中华大地上。
7秦国统一是个意外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所有的变法，只图自强，无一是以统一为目的，即使是商鞅变法，秦孝公的想法也很简单：恢复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的霸业。
很多想当然的中国历史学家认为秦国统一天下，是大势所趋和民意难违，他们的逻辑是：诸侯纷争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中，人们盼望统一与和平。这种“国家统一出于人民意愿”的观点是很成问题的。
只需一个论据就可以让这种自欺欺人的观点不攻自破。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说明，都在反映一个事实：即使到了统一已经明朗的嬴政时期，六国人民都不愿当秦人，而愿意当楚人、赵人……。
没有任何的文献和考古证据可以证明当时的人们心向统一，后人强加给当时的统一愿望，根本就是违反历史规律的。很难想象，当时的农民和商人不去支持七国的和平共处，却要支持为了统一而发动残酷的全民战争，为什么要放弃眼前的和平日子去支持一个有失败风险的统一战争呢？这已经违反了人性常识了。
实际上，秦国统一天下，是秦国这台战争机器失控而导致战争性质发生改变的产物。
秦国顺利实现权力压倒一切的同时，把秦国改装成了战争机器。
由于这套体系控制一切的超高组织效率，它在战争中极为有效。作为一个之前的二流国家，在商鞅变法刚实行的40年之内，与中原最强的魏国大战16次，居然全部获胜。
从公元前317年至公元前256年，各国有150万人死于秦军之手，如此大规模的伤亡，不仅给各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长平之战后，所有国家都没有胆量与秦国单独交战了。
嬴政出面统一六国，不过是负责收尾工作而已。
《从《英雄》到《大秦赋》：彩的谎言掩盖不了血的历史》
很多人都会想，六国都被秦国打得要灭国了，怎么还不实行秦国那样的改革？非要这么等死吗？
不要以为自己比古人聪明，不要以为自己比古人更懂时局。
非不为也，乃不能也。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把变革做到秦国那样的变态程度。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齐国的邹忌变法，都比商鞅变法晚，但无一能够做到秦国那样的彻底。而且在六国看来，秦国那种玩法是一种奇葩与落后。
那是那句老话，国情不一样，非人力所能为也。
最终，秦国这个变态狂和战争机器，逐一灭掉六国，统一华夏。
秦国，在一个很有限的经济条件和很原始的文化基础上，用压倒一切的权力，得以将中国的广袤土地拧成一体。代价就是，中国的意识形态思想和商人力量早早地停止了发育，而且一停止就是两千年。
事实证明，这种粗糙和早熟，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
秦朝二世而亡，短短20年间中国人口减半。此后的中国封建王朝，对这套权力压倒一切的体制十分自信，稳定时期能带来和平与繁荣，也能带来高度同质化和低水平的内卷化；一旦体制崩塌，中国人口就迅速减半。
在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口灾难，能够与古代中国相比，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秦晖老师就对此感叹：到底中国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在社会危机中发生这么凶狠残酷的屠杀？他的答案是：那时的制度的确有某种问题。
《中国历史上，何来如此深仇大恨？》
事实上，自古以来，权力压倒一切的政治体制，最后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权力失控的德国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的日本，苏联的大清洗与解体，伊朗的倒退与贫穷，朝鲜的“二次元”文明……无一不是害人害己。
小结
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时而激动，时而遗憾，时而愤慨。写完时，完全没有以前结束文章的那种满足感，只有一声叹息；也没有那种酣畅感，很多话语如鲠在喉。
这个世界上，能够给人带来最大的愉悦和享受的，不是金钱，不是性，而是权力！能够最快最大程度地腐蚀一个人的，不是金钱，不是性，而是权力！
权力就是一朵罂粟花，远远地欣赏，很美丽；近近地靠拢，很危险。可远观不可亵玩焉。
权力，必须被锁在笼子里。（完）
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连年征战，社会动荡，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急剧的变革。由西周的“封邦建国”体制变为秦的中央集权大一统体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这次社会大转型，经春秋战国500余年的逐渐积累，到秦朝终告完成。
据学者统计，春秋时期共有140多国，其中大国约有十几个。经大国争霸，进入战国时期，除七强外，也还有十几个小国。在兼并过程中，华夏族与四周当时被称为蛮、夷、戎、狄的许多小国和部族渐次合并、融合。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大融合，为秦汉帝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法家学说的意义与局限
长期以来，秦的统治者一直视民众为国君实现富国强兵的工具。商鞅列“诚信”为六虱之一，韩非视“不欺之士”、“贞信之士”为无能、无用之人。在他们看来，只要依法令、行刑赏，民众自会跟从而供其驱使。
《商君书》是战国时期商鞅一派法家著述的汇编。其中的《靳令》《弱民》《去强》等篇，论述了君主如何去驱使民众以达到富国强兵、称王天下的目的。
《靳令》云：“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何谓“六虱”呢 “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孝悌；曰诚信、贞廉；曰仁、义；曰非兵、羞战。”
《弱民》篇云：“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
《去强》篇：“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法家学派《商君书》公然鼓吹驭民五术：愚民（统一思想，俗称洗脑）、弱民（强制大家庭拆散为小家庭）、疲民（劳役繁重，使民疲于奔命，无瑕他顾）、辱民（互相检举揭发）、贫民（赋税沉重，温饱问题，勉强生存）。五者若不灵，杀之。剥夺其财产、奴化其思想，目的是把人民培养成供统治者驱使的奴才、巩固君主的统治。
《商君书》的《境内第十九》是个奖励军功细则，以杀敌人头数量作为奖赏标准。“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百将、屯长在作战时如果得不到敌人首级，是要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三十三颗首级以上，就算满达到了朝廷规定的数目，可以升爵一级）“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军队围攻敌国的城邑，能够斩敌人首级八千颗以上的，或在野战中能够斩敌人首级两千颗以上的，就算满了朝廷规定的数目，所有各级将吏都可得到赏赐，都可以升爵一级。军官旧爵是公士的就升为上造）
史学家张荫麟在论述法家思想的特点和实质时说：法家和其他一切学派有一根本异点。别家讲政治总是站在人民的一边，替全天下打算。法家则专替君主打算，即使顾及人民也是为着君主的利益。法家的职业本来是替君主做参谋。视民众为君主富国强兵之工具，其结果自然是横征暴敛、役民无度，且被秦始皇发展到极致。
秦朝统一的意义与局限
秦朝统一，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权威，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500多年的分裂割据与战乱不断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国内和平安定，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维护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也有利于抵御外敌（周边蛮族）入侵或者对外扩张，捍卫（扩展）华夏民族的生存空间（生存资源）。
秦实行的“人头奖励政策（按杀敌人头数作为依据奖励军功）”，导致秦军屠杀俘虏和平民，彻底把秦军打造成毫无人性的野蛮之师。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代价，是22场大战，斩首181万。这个数字，还仅仅是有据可查的。公元前331年，秦败魏，斩首8万；前312年，秦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前307年，破宜阳，斩首六万；前301年，败楚于重丘，斩首二万；前300年，攻楚取襄城，斩首三万；前293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前280年，攻赵，斩首二万；前275年，破韩军，斩首四万；前274年，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前260年，大破赵军于长平，坑卒四十五万；前256年，攻韩，斩首四万；又攻赵，斩首九万；前234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遍翻秦朝统一六国的历史史料叙述，最常见的词汇就是“斩首”、“斩”、“坑”、“屠”、“屠城”、“屠灭”等。
“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有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当尚千余万。及秦兼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伤三分居二。”按照皇甫谧的测算，秦国吞并六国的战争，使得天下人口折损了三分之二。如果这个数据是确切的，那么秦灭六国的历史，就是一场效率超过所有现代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早前的估算：在战国初年时，中国人口数量应在2700至3000万之间，而到了西汉初年，登记在册的民众人口仅为 1500万左右。
世界上多次出现过文明民族被野蛮民族征服的历史事件，从东方的秦灭六国、蒙元和满清征服中原，穆斯林对西亚、北非、中亚、东南欧的征服，到西方的古罗马毁灭古希腊文明、日耳曼人灭掉古罗马文明，都是惊人的雷同：靠的都是血腥的杀戮政策，把士兵变成战争的机器。
秦制的“理想国”与“巨婴国”：民弱则国强，民愚则易治
作者：小炒君 源自微信公众号：小炒记
秦至清的2000年历史，就是一部“秦制历史”。
教员有云：“百代都行秦政制。”近代学术大V梁启超直言：“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犹秦制也。”在古代，则有北宋政治家兼大儒欧阳修畅言：“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以至于今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
所以，中国两千年的帝制时代，其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基本模式，都沿袭秦。历代王朝兴亡交替，盛极而衰，但秦制不变。
1.秦制的特征
秦制的核心，就是提高政府对国家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控制能力和汲取能力。为达到这点，它需要一个关键步骤：社会原子化。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中华帝国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能用一个很小的官员编制，来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皇权不下县是其中的直接原因，但皇权为何不下县就可以建立稳定统治呢？
答案就是上面提过的社会原子化。
皇权政府将社会打散成“原子化”状态：消灭一切民间的中间组织，再把民间散沙化。就这样将民众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彼此漠不关心的封闭个体，每个人在社会里都是一座孤岛，这样每个单独的个体直接面对政府，无力抗衡，只得乖乖服从。因此只要政府不胡来、不内讧，就能维持一个稳定的统治状态。
但是，这种社会原子化是反人性的，人有两个天性：生而自由、天然群居，没有人心甘情愿被管控，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冷漠而孤独的社会里。因此，若没有外力的强制，社会原子化是不可持续的。这就决定了秦制从一开始就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
这种强制外力，一般来自两方面：
1、弱民。
国家加大对民众的压榨，强大政府的同时，将民众的生活始终维持在贫弱状态，力量的此消彼长之下，民众更加惧怕和服从国家。
2、愚民。
控制和阉割民众的思想，用各种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逻辑，来给民众打造错误的认知，避免他们觉醒的同时，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感恩和膜拜政府，从而“自愿”接受命运的安排，并且天真地认为这还不错。
编户齐民（户籍制）、“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利出一孔”，都是秦制为了追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实行的社会原子化策略。
通过这个步骤，最终实现全国资源操于政府之手，全天下的人都是服从者，全由政府说了算。在社会结构上，就是权力压倒一切，表现为“一个强大到极点的政府、一个萎缩到极点的社会以及一群沉默到极点的个人。”
对于政府而言，这就是“理想国”，一切为它所有、由它说了算，没有比这更爽歪歪的事情了。对民众而言，这就是“巨婴国”，任凭他人驱使奴役，丧失自主意识，还得对别人感恩戴德，实在是“被人卖了还得替人数钱”。
因此，在秦制社会里，政府的成功，建立在民众的失败之上。民众通常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但对个人前途充满悲观。
秦制并非中国独有，罗马、波斯、18世纪法国、法西斯、苏联都出现过，但只有中国将之延续了2000年、完善了2000年。
我们先从它的源头——秦国说起。
2商鞅：官民对立的祖师爷
秦制为何会在秦国横空出世，而不是六国？这个原因小炒已在《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商鞅变法，是创举，不是创新》和《早熟的中国大一统：权力压倒一切》这两篇文章中详细论述。
核心意思就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都不是原创，而是六国在变法过程中均实验过。至于为什么变法独在秦国生根发芽，而在六国人亡政息？这与秦国独特的历史环境有关：文化沙漠导致法家思想易于接受、君主集权与贵族弱小的传统、商业薄弱导致社会结构简单。
单单看变法措施，商鞅变法与六国变法并无多大区别，大家津津乐道的郡县制、军爵制、户籍制、土地制、打击贵族，都在六国实施过，商鞅的实施策略并无新鲜之处。但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独树一帜”：
商鞅变法第一次将国家与民众对立起来，国家的富强建立在百姓的贫穷与愚昧之上。
所谓路线错了，书读得越多就越反动，商鞅就是典型例子。
战国时代，各国纷纷变法图强，加强君主集权，提高对国家资源的汲取能力，以应对激增的战争支出，详见《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一）——春秋战国》。但是，那个时候流行于六国的是“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立君为民”这样的民本思想，传播范围最广的儒道墨，都凸显出浓厚的民本思想，六国变法没有一个公然抛弃这个底线。
即便是法家，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商鞅变法的那个法家，而是有齐法家、三晋法家，它们都强调礼仪、道德的重要性，而且不排斥商业，民众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并没有被漠视。
只有商鞅变法，公然背弃民本，将民众放在国家的对立面，君主集权、国家富强，就得想发设法防范和管控民众。
张金光就在其代表作《秦制研究》写道：“国家-社会-民众的对立格局是当时社会阶级机构的基本特点。”
商鞅是卫国皇族，游学于魏国，自然知道民本的重要性。他三次拜访秦孝公，第一次推销少干涉、追求自然和谐的圣人之道，“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第二次推销仁政、道德礼仪的王道，“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直到第三次拿出了君王喜好的霸道，即所谓“强国之书”，秦孝公终于“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
于是，商鞅把六国变法的内容全拿过来，进行了秦国化改造：去掉其中的民本思想，一切以服务于君王需求为准则。剑走偏锋的商鞅，不知不觉走上了民众与君王对立的激进改革之路。
比如变法的重要措施“利出一孔”，这本来自于齐国管仲的《管子·国蓄》：
“利出于一孔，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百姓的出路太多，不利于国君的控制，如果百姓只有一个获利的渠道，君王只需要控制这一个谋生渠道，就可以垄断财富的分配和人力物力财力的有效调配，就能随心所欲地支配治下的民众。百姓的出路全由君王决定，百姓自然视君王为父母，感恩戴德。
但是，《管子》虽然提出了“利出一孔”的秦制措施，但书中不断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民本思想。因此，管仲变法后，齐国虽然加强了国君的控制力，但实行了“重商”的惠民政策，这与秦制背道而驰。
但商鞅变法，全盘吸收了“利出一孔”的政策，却全然放弃了民本思想，反而玩起弱民、贫民的愚民政策。
弱民、愚民，自商鞅伊始，又经韩非子发扬，荼毒人心。
3步入邪恶：民弱则国强
商鞅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强国逻辑：“国富而贫治”、“民弱，国强；民强，国弱”。
首先，经济上弱民。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将“弱民”看做是‘国强’的第一要务，这番开天辟地的“民弱论”，读起来实在令人毛骨悚然、难以置信。商鞅的理由是：
“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
民众贫穷了，就有动力去奋斗，但如果他们富裕了，就会有其他念头，不好控制。因此，国家富有，但让百姓长期保持贫穷的状态，就可以让国家强上加强。
堂而皇之地强调“弱民”必要性的同时，商鞅也毫不掩饰变法的反人类性质：
“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
政策背着民众来，民众就弱；政策顺着民众来，民众就强。民众弱，国家就强；民众强，国家就弱。所以，政策就得“逆民心”，只有违背民心才能从根本上强国。
总之，商鞅处处都将民众与国家对立起来，双方是一种“你弱我就强”的弹簧关系，而不是“福祸相依”的共生关系。
商鞅为了“弱民”，出台了一系列编户齐民、严刑酷法、重农抑商、告密制度等政策，要将秦国彻底原子化。秦国民众的粮食，除了维持生存的口粮，其他的全部上缴；农闲时期，官府帮你安排得满满的。一年365天，种地、徭役、兵役，几乎没有休息，你还不敢偷懒，人口普查、保甲连坐，乡里乡亲和官府把你看得死死的，一旦不听话就是严刑伺候。
可谓将民众压榨到极致，但也不会让你饿死或过劳死，得让你一辈子活着当韭菜啊。这就是“国富而贫治”，将民众始终维持在贫弱状态，成为随时待割的韭菜。
但是，这种明显与民众需求相悖的政策，怎样才能延续下去呢？
任何一项大破大立的社会改革，必然要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可才能推行、才能延续。出台政策容易、执行和落实政策难，所以，自古以来，社会转折性的改革，往往都先需要进行思想革新。孙中山闹革命，必须宣传共和理念；俄国十月革命之时，马克思主义已在俄国广泛传播30年；日本明治维新，荷兰传入的西方文化“兰学”，已在日本流传了20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先要进行“真理大讨论”。
先进改革需要先进思想，落后改革自然就需要落后思想：商鞅要消灭思想，不让民众思考。
“民愚则易治也”，文化上愚民，那就是杜绝民众的思想追求，只需要考虑生存就行。
“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
民众愚笨，这样就会有力量（君王就可以利用）。民众聪慧，这样就会变得智慧充足，而力量不足。
为了实现“民愚”，商鞅主要从两方面着手：
1、消灭思想。《商君书》多出提到要消灭“六虱”，所谓“六虱”，就是诗书礼仪仁智信这些东西【六虱 ：日礼、乐；日《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这本属于人性和文明的基本要求，但商鞅将之看做是危害国家的东西，必须铲除。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国家穷而一定从事作战，既可以损害敌国，也可以保证本国没有六种像虱子一样有害的东西，国家一定强大。反之，国家富足而不作战，民众生活安逸了，就会去追求“六虱”这些东西，国家就一定会变弱。
2、消灭言论，不让民众随议论。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反对变法就抓起来，赞成变法就流放。反对不可以，唱赞歌也不可以，明摆着就是不让你说话，只需执行即可。
《商君书》那些耸人听闻的“弱民”、“愚民”言论层出不穷，读起来实在是需要莫大的勇气。这该是内心么邪恶的人，才能想得出的法子啊。
现在，有一些恬不知耻的作者，谄媚权力，为了给商鞅洗白，就说“所谓弱民，削弱的不是普通劳动人民，而是可以在中间吸血的豪强。”但是，翻遍《商君书》的原文，没有任何原话可以表示“弱民”弱的是豪强。
对《商君书》遍布的“弱民就是要弱民众”言论视而不见，非要牵强地偷换概念，这些作者，强行捏造，真的是坏透了。
“弱民”、“愚民”之后，民众就成了一个个会说话的工具，剩下的任务就是把他们组织起来、调动起来。那么，该怎么做才能把百姓给管起来呢？商鞅说：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如果用善良的人来治理奸诈百姓，必然天下大乱。如果让心狠手辣、厚颜无耻之徒来治理善良百姓，国家就会越来越强。
于是，编户齐民、严刑酷法、告密制度，社会原子化+严密管控，商鞅就像养猪一样，把民众圈养了起来，随时被屠宰。
然后提出军爵制的“利出一孔”，民众只有通过上阵杀敌立战功，才能封官进爵。这样，通过“利出一孔”形成的国家动员的民众积极性，就十分充沛了。
“无以外权任爵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不殆。”
不要用战功以外的其他渠道授予官爵，这样民众就不会重视学习，专心务农。民众没有学问，就会变得愚钝，愚钝了就不会与外交往，国家就会更加安全不会灭亡。
你看，“利出一孔”与“愚民”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的。最终，“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愚民”只知种地打仗，不知学问知识，这完美符合商鞅设计的系统，社会彻底丧失多元化的可能。
至此，商鞅汲汲追求的“理想国”，是彻底的“愚民弱民”，造就完全的文化沙漠，思想真空。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建立在民众的贫穷和愚蠢之上的，逻辑上不成立的事情居然在现实中出现了。
80年后，荀子巡游秦国，“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百姓质朴憨厚，非常害怕官吏而十分顺从，这就是长时间驯化的结果。
4韩非子：民众就是巨婴
反民智、愚民最彻底的，还不是商鞅，而是比他晚100多年、号称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子。
有人说，商鞅愚其国，韩非愚其民。
将民众比作婴儿的第一人，就是韩非子：
“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
不懂得如何治国的人一定会说:“要顺应民心。”但是，假如顺应民心真的可以治理好国家，那么像伊尹、管仲这样的人才也就没有用了，只需要听从民众的意愿就可以了。可见，民智是不可以采用的，因为它就像婴儿的想法一样不靠谱。
当韩非言之凿凿地宣称只有违背民心才是从根本上为民众着想时，实乃惊世骇俗。实际上，法家或者说秦制的理念，从来不是民众，而是控制民众。韩非子的这段话，无非是为君王单方面控制民众来强行寻找理由罢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韩非子并非不相信民智，而是惧怕民智开启对君主的威胁。
“古者黔首俯密蠢愚，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儇诇智慧，欲自用，不听。”
古代的民众勤勉而愚蠢，因此比较好糊弄。现在的民众心眼多而聪颖，总想着为自己盘算，不肯听从君主命令。
商鞅认为民众不需要大脑思考，只管埋头苦干就行。韩非子更进一步，认为无法杜绝民众的思考，因此需要灌输和改造民众的思想，使之符合君主控制的要求。
因此，当韩非子意识到“今民儇诇智慧”时，提出了思想改造，将之打回到“婴儿”状态。
首先，清除五种人：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称之为“五蠹”，五种社会蛀虫。这些人有资源或学识，自由惯了，与君主需要背道而驰，因此必须除之而后快。
然后，教育六种人：畏死远难之人、学道立方之人、游居厚养之人、语曲牟知之人、行剑攻杀之人、活贼匿奸之人。 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赞美的，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懂得维护自己利益，但他们的做法不符合君主控制的需要，因此需要加强教育。
最后，奖励六种人：赴险殉诚之人、寡闻从令之人、力作而食之人、嘉厚纯粹之人、重命畏事之人、挫贼遏奸之人。这六种人，是社会舆论所诋毁的，民众从私利出发称赞前六种人，鄙视后六种人，实际上后六种人有益于国家，他们服从君王命令，为国家创造财富，忍耐顺从，因此君主需要尊重和奖赏这些人。
消灭一批、教育一批、奖励一批，三管齐下，对社会舆论和民众思想进行改造。
但是，奖励的这六种人是反人性的，民众很容易反弹回到“五蠹”和前六种人，这个时候就需要重拾商鞅的愚民政策，将民众维持在“婴儿”状态。
“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禁止“奸邪”的办法，最重要的是禁止他们的思想，其次是禁止他们的言论，再次是禁止他们的行为。以此达到“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的净化状态。
最终，韩非子心中的“理想国”是：“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这里没有经典书籍和先王遗训，只有君主控制下的律法和官僚。韩非子已经将将“愚民之治”抬举到了“明君之道”。
读到这里，你还会认为法家是法治的先声吗？还是别侮辱“法治”这两个字了，连基本的人性都没有，谈何法治？
对于民众，韩非子希望他们脑中除了君王要求的思想外，没有其他任何思想，始终保持在“婴儿”状态。身体和年龄在增长，但思想停滞不动了，始终停留在最初相信的那一套（帝王思想），这就是“巨婴”。
为了满足皇权一己私欲，韩非走向“愚民”“反智”的极端，将自己铸造成了一个思想酷吏。对此，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中痛心疾首：
“两千年来，韩非对于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影响，远超出一般的常识了解之上，其余祸可谓深矣、远矣、巨矣。”
而这本书的开篇之语是这样的：
“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我们如果用“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句成语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这种反智与愚民，经商鞅破天荒提出，再由韩非子发展和完善。秦始皇读到韩非子的著作，长叹：“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明朝吏部侍郎赵用贤则云：“三代而后，申、韩之说常胜。世之言治者，操其术而恒讳其迹。”
明明用商鞅、韩非之道治国，但又心虚不敢承认，只好用其他学说（比如儒家）做招牌，这种“挂羊头卖狗肉”，是中国两千年秦制时代的常态。
小结
关于秦制，曾有经典评论：除了皇权，全天下都是失败者。秦制将民众与皇权政府对立起来，视作一种敌对关系，防民如防贼，用民往死里用，皇权爽了，自然天下百姓就遭殃了，物质和精神双双被阉割。
正所谓变法图强的秦国越来越强大，压力山大的秦人也快活不下去了。
（完）
外敌入侵与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
自西周起，戎族开始威胁中原王朝，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后，犬戎部落攻陷镐京，迫使平王东迁。
战国时林胡、楼烦多次侵扰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驱逐林胡、楼烦，在北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了云中等县，筑赵长城。林胡、楼烦北迁融入新崛起的匈奴。在战国末期，赵国大将李牧曾大败匈奴。
公元前215年，匈奴被秦将蒙恬赶出河套地区。
秦末汉初，匈奴强大起来，屡次进犯，对西汉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匈奴控制西域，阻断汉朝与西域、中亚西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
开拓疆域的局限·汉匈战争
第一阶段：
从汉高祖七年（前200年）至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这一阶段采取了妥协的和亲政策。汉文帝时，“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
第二阶段：
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马邑之战开始，至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的漠北之战结束。
汉武帝的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李息出取得河南之战胜利，夺取河套地区，汉朝设置朔方郡。次年，又派遣校尉苏建率领十万人兴筑阴山北麓的长城。同年开始修筑长城。
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出陇西，歼灭浑邪王的部队，取得了河西之战的胜利，获得陇西，设置凉州四郡。
元狩四年（前119年）霍去病率军北进两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部接战，歼敌七万人，俘虏匈奴屯头王、韩王等3人及将军、都尉等83人，乘胜追杀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国北部的肯特山）。史称“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卤（虏）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
元狩六年（前117年），霍去病病逝，年仅24岁，一生六击匈奴，斩俘敌12万余人，收降4万余人。
第三阶段：
汉朝经历多年对外战争，耗资巨大。汉武帝晚年曾发表著名的轮台之诏，第三阶段从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年）的浚稽山之战开始，至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
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年），赵破奴率领汉军攻打匈奴，被匈奴所围，全军覆没。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李广利攻打匈奴，惨败，六七成的汉军将士被杀。
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李广利率军深入漠北，汉军全军覆没。至此，汉朝暂时停止对匈奴的攻击。匈奴得以重新掌控漠北。
前33年，汉元帝以王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是为昭君出塞。
长城很伟大，但你是修长城的人
公众号：小炒记
先讲个事情：巴黎恋人，这不是电影名，而是一个网友的网名。
“巴黎恋人”是一名小粉红，她的微博充满了正能量。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半年后，这个女孩得了乳腺癌，住进医院的她，才知道现实的窘迫，没有钱就要被医院撵走，还要遭受医生的白眼，甚至冷暴力。她的画风突然一转，开始抱怨国内的医院，感叹中国的医疗任重而道远了。
最后，她不得不发起了水滴筹。并且好像明白了一些道理。
其实很多网友都是这个德行，用爱国来道德绑架，从不替别人着想，骂起同胞可狠了，只有当自己遭遇到不公不幸时，才大喊抱屈，才会放弃那些虚幻的宏大概念，回归到切身利益的诉求。
1、炮灰的脑嗨
问两个问题：
1、有一个王朝，前五十年休养生息，人口翻倍；后五十年民生凋敝，人口减半。你更喜欢哪个时期？
2、有一个王朝，前五十年韬光养晦，政局动荡；后五十年开疆拓土，国威远扬。你更喜欢哪个时期？
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同一个王朝：西汉，前五十年是文景时期，后五十年是武帝时期。不同的问法，得到的答案完全不同。
但如果你问一个人：你愿意生活在武帝时期还是文景时期？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选择武帝时期。
你问他为什么？他会脱口而出：打匈奴、通西域、尊儒术，王朝巅峰，这是何等的荣耀时刻！
他全然不知也不愿知道武帝时期的百姓，生活每况愈下，流民四起，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史书记载，“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
但你还没法反驳他，“没有武帝的雄才大略，五胡乱华就会提前上演，你愿意成为匈奴人的‘两脚羊’吗？”
如果你继续追问：“也就是说，你更希望自己生活在武帝时期，牺牲自己照亮后人，是吗？”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念出那段倒背如流的陈宝国版电视剧《汉武大帝》开篇序幕：“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伟大民族永远的名字。”
他更喜欢武帝时期，因为他始终是站在国家的宏大视角去考虑问题的，彷佛自己就是皇帝，睥睨天下，而不是“起为盗贼”的百姓。因此他不会思考到，如果自己生活在武帝时期，很可能陷入赤贫，家破人亡。他更不会知道，单单一个匈奴怎么可能把大汉折腾到如此境地？
最近的文章《秦国明明很强大，但为何无人愿意当秦民？》，就有读者留言：没有秦国的大一统，现在都不知道你是不是中国人？（我数了数，他加了9个问号）。但他不会思考到，秦国百姓和六国百姓都不愿意做秦人，纷纷逃离秦国的统治。他也不会想到，秦朝统一后，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使得中国人口从4000万降低到1500-1800万，损失55-62.5%的人口。他更不会知道，商鞅变法之前，列国纷争，但中国总人口在战国中期达到4500万的高峰，不减反增。（上述数据都来自于葛剑雄《中国人口史》）
他自己如果生活在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或秦朝，不仅是一个会说话的工具人和螺丝钉，而且生命都得不到保证。
这就是很奇怪的逻辑：长城让他很自豪，但他就是修长城的人；金字塔让他很激动，但他就是搬砖的人。明明是炮灰，却天天对着大炮喊“乌拉乌拉”。
俗称炮灰的“脑嗨”：虽然被利用，但总觉得自己在参与一项伟大的事业。
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是秦国百姓，而是秦国的“操盘者”：秦王身边的近臣甚至是秦王自己。除非他穿越到秦国或汉武帝时期，去亲身体验百姓的一日三餐，才有可能改变观点。
2、国家人格化
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组成这个国家的一个个人，才是具体的、真实的。但是，很多人忽视个体的当下直接感受，用一种很宏大的叙事，将国家人格化，用国家成就取代个体利益，将国家成就拟人化为与自己息息相关。这个国家成就，既包括当下的，也包括历史的。
说中国，喜欢说人口红利的“红利”，不喜欢说“人口”，用一个冷冰冰的数据代替了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劳动者吃得怎么样？住得怎么样？不提。仿佛他能获得“红利”、不是“人口”。
说欧洲，喜欢说他们分裂，落后的中世纪一千年，跟我们的汉唐盛世相比，差得太远。
说美国，区区两百年历史的“乳臭未干”，岂能与我五千年文明古国相提并论？
说日本，区区岛国，曾是我国的学徒，而且现在连个军事主权都没有，GDP早就被我们超过，是发达国家又有什么用？跟我们比还是差得远。
说俄罗斯，GDP跟我们的一个广东省差不多，真是败家玩意。
几乎所有的叙事结构，都是跟自己不相关的宏大叙事，很少涉足微观层面的个体生活。比如，外国的猪肉价格如何？福利制度怎样？假期多不多？
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以一个糕点伙计为例，说明了这种“脑嗨爱国”。这个伙计一无所有，却总是摆出一副热爱祖国的样子。于是，一位邻居就问他：
“你说你的故乡，你的祖国，指的是什么呀？是你那座烤炉吗？是你自出生后就再也没见过的那个村子吗？是你那两位破了产弄得你只好去做糕点来谋生的父母住过的街道吗？是你永远也当不上那里警卫官的一名小书记的市政厅吗？是你在那里永远也当不上一名抱蜡侍童而一个愚蠢的人却做了总主教和公爵有两万金路易年俸的那座圣母院大教堂吗？”
糕点伙计喜欢谈论自己够不到摸不着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却无力改变自己的穷困生活。
当很多人无力改变现状时，这种宏大叙事的确能很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虚荣心，产生一种风景这边独好、星辰大海的幻觉。所以，大家细心观察就会发现：
习惯将国家人格化、关注宏观成就的，往往是工作生活不如意之人；相反那些对生活充满信心的理性之人，偏好关注民生领域和文化领域。
所以，一个发展的社会，商业化气息和人文气息较浓，民族主义边缘化；一个衰退的社会，失意之人增多，形成大量的“乌合之众”，导致民族主义沸腾，民生容易被忽视。比如，魏玛共和国是德国的文化高峰，但随着经济危机的来临，纳粹主义迅速升温。
但是，国家人格化并不会持续带来心理满足，如果时间一长，个人境遇并没明显改观，他们就会陷入一种“精神分裂”的思维怪圈：
对国家前途信心满满、对个人命运充满悲观。
这种奇怪的思维，不禁让我想到琼瑶剧的那句雷人台词：爱情比腿更重要。
因此，看待历史时，这些人会下意识地代入皇帝视角，关注跟自己不相关的宏大成就，缺少具体的人文关怀，这会让他们获得非常大的心理满足感，来不断弥补生活的失意。
他们沉醉于秦国的赫赫战功和灭六国的丰功伟绩，却浑然不知秦人逃离秦国和六国百姓不愿当秦人的现实，以及人口下降的灾难。
他们崇拜成吉思汗空前绝后的开疆拓土，却不愿面对蒙古铁骑毁灭文明的累累白骨；
明朝的网文词“不割地、不赔款、不称臣、不和亲、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让他们热血沸腾，却选择性忽视朱元璋开倒车的文明退化以及明朝百姓的严厉束缚，还有明朝皇族的荒淫骄奢和欺压百姓的程度之高，仿佛不存在。
这些君王的丰功伟绩，背后往往是屠杀和奴役。在“脑嗨”的眼里，自己是君王，而不是被屠杀和奴役之人。
3、区分国家与个体
国家、民族不是一个空洞抽象的字眼，而是有着具体的现实权利和利益。因此，国家的含义绝非一种简单的文化心理，而是一种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对一个人而言，“国家民族”本身没有意义，因为自己成为其中一员并事关自己切身利益，才有了意义。
但是，在很多时候，国家行为并不能代表个体，甚至是违背个体利益的。
霍尔巴赫说过：“当你和你的同胞们陷在暴政的铁蹄之下时，绝不要悲伤，因为那是它对于你而言已不再是祖国而是经是一座监狱。”昭和青年显然不懂这句话，沦为日本帝国的炮灰。
1949年，国际社会签订《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明确规定：战俘在任何时间均须受人道的待遇和保护，不得施以报复性措施；战事停止后，应立即释放或遣返战俘，不得迟延。这么规定的理由是：
战争是国家政治动员行为，不代表士兵的个人意愿，必须区分对待。
实际上，将国家（政府）与民众区别对待，是一种共识。中国外交部也一直强调，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是不一样的。
但很多人并不能很好地区分出国家与个体的行为。他们不仅把本国人格化，还把外国人格化。
比如，一部分美国政客对中国不友好，一些国人就把这些政客与美国民众划等号，无视每位美国人的个体性，认为全美都不是好东西。这就导致出现下面这样的丢人场面：
新乡暴雨，受灾人不抱怨救灾不及时，反而祈祷暴雨去淹美国。
还有日本，面对日本的侵华历史和一部分右翼政客的反华行径，民间舆论就把日本民众也妖魔化，甚至认为“原子弹炸少了”，彷佛全体日本人都是“鬼子”。
前不久，就有一位浙江大妈，在商场追着一名日本女子骂：滚出中国去。国人在网上针对此事的评论，基本是一边倒地批评大妈不理智。
这种不理智的国家人格化，不仅伤害着无辜外国人，也极大损害着本国同胞。
2012年因钓鱼岛争端爆发打砸日货事件，日系车主李建利，被人用摩托车的U形锁连续猛砸头部，落下终身残疾，右侧肢体瘫痪。
远的不说，就说最近的，只要有人报道国内的“坏消息”，比如河南暴雨落难现场、弃婴买卖、执法不公，这些都是事关人命的大事，但总会被扣个帽子：境外势力利用、美国打钱了、别有用心，甚至被网暴。
这种畸形心理，实际上就是得癌症之前的“巴黎恋人”的折射：“关心”国家，但不关心甚至仇视一个个真实的同胞。持这种观念的人，自然会高呼秦国和秦始皇的伟大，而眼里没有秦人和六国百姓；对外国品牌的辱华行为反应强烈，但对十几年都没有解决的国产奶粉问题视而不见。
4、爱国先爱人
启蒙泰斗伏尔泰在《哲学词典》中对“祖国”这样定义：
“故乡、祖国到底是什么呢？是否就是随便一块土地，主人舒舒服服住在一院整整齐齐的住宅里，可能会说：我耕种的这块田地，我盖的这院房子都是属于我的。我在这里生活，受到任何蛮横专制的家伙也不能违反的法律的保护。当其他的人也像我一样拥有田亩和住宅，为了他们大家的共同利益集合在一起，我便在这个集会中占有一票，我便是整体的一部分，共同体的一部分，主权的一部分；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的祖国。”
这就很清楚地表明，祖国是使人民获得利益和幸福的地方。一个国家，是由他的所有公民构成，公共利益也是有所有个体利益构成的。国家是虚幻的，是想象的共同体，只有公民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根本出发点是个体，而不是相反！
霍尔巴赫就一语道破：“公民只是由于幸福这条纽带才和社会、祖国连接在一起，如果公民的自由、财产、安全消失了，祖国也就不存在了。”
不仅西方思想这么认为，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也持这点观点。诸子百家的“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立君为民”这样的民本思想，都指出“民”才是根本和目的，孟子更是进一步指出，不行仁政，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只不过，秦国灭六国后，秦制政权都孜孜不倦地追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断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抬升国家地位、弱化民众地位，2000年的熏陶下来，“国在前家在后”已是根深蒂固。
我们现在提倡的“为人民服务”，就是一种拨乱反正和常识观点的回归。
但是，就这么一个常识，很多人直到现在都是执迷不悟：坚持用集体利益绑架个人利益，不惜牺牲个体利益，最后得益的只是少部分人。
这种反常识的流行，除了历史原因外，还有一个现实原因：集体是虚的，说自己爱一个虚的东西很容易，因为不需要行动证明，表个态就行，去爱一个个具体的人就难了，是要付诸真实行动的。
罗翔在网上有这样一段深受欢迎的话：
“人类是抽象的，并无具体的对象，无须投入真心，收放自如，还可以为自己赢得道德上的优越感，但具体的人总是有那么多的问题，总是那么的不可爱。爱是要付出代价、恒久忍耐的。真正的爱永远是对具体个人的爱。”
因为廉价，所以流行。
解决奶粉质量问题，太麻烦了；资助贫困儿童，要花真金白银；扶老人过马路，有风险；爱国，多赞美几句，再附加几句反美，强势表个态就行。
所以，横行网络的“五绝”和某画家，在反美和民族主义方面频繁出镜，但对河南暴雨、民生问题只字不提，那个画家从不画国内。详见《谁在利用金灿荣挣钱？惊现华尔街资本！》。
学生粉红们走向口嗨爱国的星辰大海，对自身就业难的问题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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