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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中外历史纲要上-课本问题答案
中外历史纲要上课本问题答案汇总，包括学思之窗、问题思考、材料研读、知识拓展等部分，以页数为主，同一页有多个问题的在页数后标明顺序，有部分错字，使用时请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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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课文和《中国旧石器时代重要人类遗址分布图》,得出中国是远古人类的重要起源地，中国早期人类遗址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分布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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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启继位的不同说法目前还不能确定孰是孰非,这反映了从公天下的禅让制到家天下的世袭制转变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根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禹先举荐培养了皋陶,因皋陶早卒,禹又举荐益作为接班人,说明禅让制在禹的时代仍有很大影响,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将位置传给启。《战国策》以及《史记》中关于启和益、有扈氏的冲突也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说明这一转变并非理想化的风平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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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是中国早期国家,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社会组织中的血缘关系尚未完全被打破,商朝没有能力对王畿之外的广大地区实行直接控制。内外服制是当时能够达到有效统治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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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则材料反映了西周统治者从重神观念向重人观念的转变,统治者逐渐认识到民的重要性,这一转变对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的产生有重大影响。孔子、孟子的“仁”与“仁政”思想,以及历代以民为本、民为邦本的呼声，在治国理政上发挥出积极作用。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比较好的时期,也是民本思想受到重视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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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证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西辽河流域、北方草原文化区,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呈现出多源性。但中华文明起源又表现出统一性,即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是主干,对周边产生深刻影响。夏商西周早期王朝国家都是在这一区域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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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不仅提出了完备可行的变法政策,而且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商融不畏强权、勇于改革,同时也具备丰富的理论素养。《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了商鞅与守旧贵族关于是否有必要变法的对话。守旧贵族反对变法,提出“法古”“循礼”,商鞅站在更高的理论高度,提出社会是向前发展的,社会的需要随着时代面变化,因而现行的政治制度也要适应时代的需要面改革，仅仅依靠“循礼”,无法实现富国强兵、在大国兼并战争中胜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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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社会经济发展,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旧的贵族等级体系懈体，新兴士阶层崛起。各国统治者为了增强国家实力,纷纷招揽人才，重用士人。士阶层针对废旧立新的现实政治,代表各个阶层提出政治主张,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道家学派在哲学上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道法自然”,主张治国要顺应自然和民心。儒家提出民本、仁、仁政和礼治思想,并重视教育,对保存和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建立中央集权统治。墨家主张“兼爱”“非攻”,选贤任能,提倡节俭。兵家提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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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变法主要基于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现实问题,主要措施是:封君传到第三代就收回其爵禄,废除疏远公族的特权。这从政治、经济上沉重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加速了楚国封建化的进程,使其国力迅速强盛。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废除奴隶主官爵世袭制,以“食有劳而禄有功”为原则,根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使地主阶级的代表得以牢固地掌握政权;推行“尽地力之教”，挖掘土地潜力，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封建政权的田租收入;颁布《法经》，确立封建法制,镇压破坏封建秩序的行为,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李悝变法使魏国经济迅速发展,地主政权逐渐巩固,成为战国初期一个强盛的封建国家。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建立“循功劳,视次第”的因公行赏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韩国治理成果显著,诸侯不敢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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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选择《诗经》中的名篇，引导学生体会古人追求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思想。比如《诗经·小雅·正月》表达了对贫富悬殊的不平。《离骚》是屈原最成熟的作品,集中反映了屈原热爱祖国、追求自身价值及美好理想的情怀。家国情怀、追求个人价值、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以及关怀人的现实生活,是《诗经》和“楚辞”中蕴藏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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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派郑国借修渠而行间之事被发觉后,“秦宗室大臣”强烈主张驱逐来事秦的关东客卿,秦王嬴政受到宗室贵族的压力,作出了驱逐所有外来客卿的决定。商鞅变法内容中重要的一条即剥夺贵族特权,由国君根据尚贤标准选官。宗室贵族与外来士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矛盾。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指出许多具体的事实,如商鞅、张仪等,皆以客卿身份帮助秦国,证明六国来事秦之客无负于秦。“秦僻在雍州”，经济文化相对于东方六国较为落后，人才也比较匮乏，只有大量任用外来客卿，唯才是举,才能在大国争雄中崛起。李斯将人才提升到敌我战争中战略资源的高度,强调了人才在统一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最终,《谏逐客书》改变了嬴政的主张,“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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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朝东部地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六国反秦势力比较强。当时流传着“楚虽三户，灭秦必楚”的谣谚,楚人反秦意识最为强烈。因`此陈胜起事时，便以楚的名义相号召,把国号定为“张楚”，意为“张大楚国”,期望得到楚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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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朝灭亡后,反秦队伍中势力最大的两个军事集团——刘邦和项羽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这场战争不再是农民起义战争，而是转变为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也可以说由秦末割据战争转化为统一战争,是战国后期统一全国战争的延续。以项羽为首的楚军起初居于绝对优势,但由于项羽缺乏政治远见，企图倒退至秦以前的割据时代,违背了统一的历史潮流，加之他刚愎自用,不能用人，残忍暴虐,将优势转为劣势,最后兵败自杀。刘邦则顺应秦王朝以来的统一形势,加之他善于纳谏,知人善任,遂由劣势转为优势,最后打败项羽,取得了对全国的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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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废旧立新,其在政治制度上最重要的措施是废除分封制,在地方上普遍推行县制，县的主要官员由君主任免、考核。这个制度便于国君直接控制地方,因此,秦国吏治出现了荀子所见“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不比周,不朋党”。地方的行政管理权从世袭贵族手中回到国君手中,避免了地方分割国家的财政、军事、行政管理权,促进了秦国富国强兵和行政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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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兴起一门新兴学科“简帛学”，号称时代显学，是对简帛、帛书等出土材料，从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角度进行综合分.析的一门学问。教科书介绍的是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发现的秦简。秦简中的法律条文,保留了秦律的很多内容,大大丰富了我们对秦律的理解。例如其中的《秦律十八种·置吏律》记载;“官啬夫节(即)不存,令君子毋（无）害者若令史守官,毋令官佐、史守。”这条秦律的意思是，官府的啬夫如果不在,叫办事不出差错的有爵的人或令史代理,不要叫官府的佐、史代理。啬夫，古代官名,县及县以下地方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君子,这里指有爵的人;无害,秦汉时文书习语,意思是办事没有问题。《置吏律》是关于任用官吏的法律,有助于我们了解秦朝官员任用状况。
除了教科书里介绍的之外，著名的出土文献还有很多。比如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藏秦简。2007年12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从香港购藏一批竹简,竹简内容包括律令、数书、占梦书、质日等。这些秦令名称和内容在秦简和秦朝文献中,大都是第一次见到,为进一步研究秦朝律令乃至秦朝法制史提供了崭新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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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封五年(公元前106)，为强化对地方势力的控制,武帝将京徽以外地区分为十三州部,设刺史,秩六百石、每年定期巡视所部郡国，监察守、相两千石官和强宗豪右，以“六条问事”。汉代刺史秩卑权重,“六条问事”中除一条针对宗族豪强外,其他五条都针对对两干石以上的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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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华美的辞藻、恢宏的气势中蕴含着对大一统后政治潜力的肯定和彰显,也体现了作者对君主过度奢靡、滥用民力的担忧，寄托了作者劝谏君主勤政爱民,为国政之计久远的主旨。《江南》描写了江南采莲中的欢乐场景,语言清新自然,意境委婉含蓄,韵味无穷。《行行重行行》主题是东汉末年动荡社会中的生离死别,带有浓厚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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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中期以来,因选官制度的重大改革，一些具备商业资本、投资土地的地主,在儒学成为仕进重要途径的历史条件下,修习儒学,逐渐出现世代通经入仕、位至公卿的世家。他们既拥有宗族和经济势力,又有政治、文化背景,周固聚集了众多的门生故吏,形成盘根错节的高门世族,对地方甚至朝廷政治进行十换和影响。西汉中期以来,豪强地主不断积累、发展、壮大,王莽新朝覆灭时,地方豪强地主纷纷拥兵自重。刘秀在南阳利河北网地多出主的支持下实现了全国统一,建立东汉王朝。东汉中后期,一方面皇权旁落,外或与宦官交替专权;另一方面豪强地主因是东汉王朝建立的基础,因此几乎不受限制地发展壮大。豪强地主逐渐转化为割据势力,成为瓦解东汉王朝统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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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巨匠司马迁的个人品质突出，他的家庭熏陶、个人勤奋的品质、秉笔直书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成就了史学巨著《史记》。霍去病壮怀徼烈,虽然他英年早逝,但他北伐匈奴的伟大功绩、守卫国家的爱国精神永远被世人铭记。张骞“雷空西域”、苏武绝不“屈节辱命”、马援“马革裹尸”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都是建立在对国家高度的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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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自然条件优越,具备良好的开发基础(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湿润、土地广阔等，参看《学思之窗》):长期以来基本处于和平环境,没有爆发像北方那样大规模和长时间的战乱;北方大批人口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充实了劳动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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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材料反映的是南朝刘宋前期南方经济发展状况。这段时间,历史上称为“元嘉之治”，是南朝的鼎盛时期。材料中提到了钱塘江下游平原、长江下游平原、长江中游平原几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涉及农业、渔业、副业、手工业等生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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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是开放性的,没有固定答案。从广义上讲,先秦华夏族融汇周边少数民族成分的史实亦可纳人其中,但从汉代开始的材料就足够了。查找资料时可注意区分不同情况:①少数民族的姓氏与汉姓重合或近似,逐渐混淆于汉姓(如粟特人“昭武九姓”中的安、史、石、曹、康、何、米诸姓氏);②汉族王朝对少数民族赐姓,或少数民族人居汉族王朝统治之下主动改用汉姓;3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王朝统治期间逐渐改用汉姓;④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王朝灭亡后改用汉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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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改革中的民族交融政策，主要是推动统治民族鲜卑族汉化。无论就当时还是长远的角度而言,这都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大大缓解了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顺应了十六国以来北方民族交融的历史趋势，为全国重归统一创造了条件,也为以后隋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但是,改革中某些具体措施在当时激化了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内部矛盾,一部分在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少数民族军人(以鲜卑等少数民族为主,但也包括鲜卑化的汉人)对北魏朝廷产生了离心倾向。这种离心倾向与政治腐败和其他社会矛盾相结合,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动乱,导致了北魏的灭亡。在随后建立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王朝,民族交融趋势也因而出现了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逆转。东魏-北齐王朝的民族政策,较之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倒退尤为明显。然而从长时段来看,这些逆转或倒退终究是短暂的,并未从根本上影响民族交融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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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早年率军消灭陈朝,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他开凿大运河,也是在为国家消除分裂隐患，促进南北经济交流以及运河沿岸城市发展。但是他大兴土木,穷奢极欲，穷兵致武,超过了社会的承受极限,引发了大规模起义。从这方面讲,隋炀帝又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当然,评价隋炀帝时还要考虑到儒家修史者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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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大势上说,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三个多世纪的动乱,人心思定,百姓需要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从唐朝统治者来说,政治上,注意改革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经济上，发展生产,规范赋税徭役;军事上,实行府兵制,对外用兵有节制;文化上,大兴文治,兴学重教;民族关系上,采取较为平等的民族政策,实现了边境地区的统一和安定,民族间交往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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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朝代多是亡于王朝末期资源调配能力（财政能力)的枯竭,隋朝国库充盈,但是隋炀帝穷奢极欲、大土土木、滥用民力、穷兵赎武超过了社会承受力上限,引发大起义,导致了隋王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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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舒翰,唐玄宗时期名将,突骑施(西突厥别部)首领哥舒部落人,多次大败唐朝劲敌吐蕃,战功赫赫,进封西平郡王,安史之乱中被安禄山俘虏,后遭杀害。
高仙芝,唐玄宗时期名将,高句丽人。姿容俊美,善于骑射,骁勇果敢。幼时随父入唐;20岁时被授予将军。击败吐蕃;取小勃律;征服撒马尔罕和塔什干,灭石国。官至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封密云郡公。安禄山叛乱时,高仙芝以副统帅之职出征讨逆,前线失利,退守潼关，为监军宦官边令诚诬陷杀害。
李光弼，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契丹族,唐朝中期名将。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在嘉山之战、太原之役中大破叛军。安史之乱平定后,李光弼“战功推为中兴第一”,获赐铁券，名藏太庙，绘像凌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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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制度保障,在程序上给所有考生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形成了相当大的社会阶层流动;以才学为依据,保证了政府官员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但是,科举选拔标准单一,压抑个性;用儒学作为考试内容,忽视科技;片面应试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不能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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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到唐前期,赋税制度是以人丁为征税之本,而以人丁为征税之本的前提条件是纳税人必须有相应的土地、资产。然而,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特别是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沦为地主的佃户,唐朝政府控制的农户越来越少，赋税来源逐步枯竭,以均田制为基础、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已经无法实行,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人。两税法扩大了税源，简化了手续,增加了财政收入,挽救了唐朝中期以后的经济危机,稳定了唐朝政权的统治。更重要的是,它为赋税制度确立了一个新的合理的征收标准。从此以后，征税标准开始从人丁转移到土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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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分夏秋两次征税,明确纳税时间;扩大纳税主体，扩大了纳税面,确保了封建王朝的税收,解决了唐朝政府财政危机;明确各阶层税率,推进税收公平,两税法是以财产征税,不再以丁户来征税,照顾了人民的负担能力,体现了合理负担原则,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两税法实施后,中央财政实力得到加强,起到了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户税纳钱，地税交实物,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速了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否定了以“人丁”为基础的赋役制度,开创了我国封建历史上以土地和财产为基本计税依据的先例。
弊:税外加征,税外又出台许多苛杂,人民负担逐渐加强;配赋不均,两税法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各州各道按照所掌握的旧有数额进行摊派,但由于战乱,田亩数量变化很大,而当时仍然以旧额摊派赋税，显然是不合理的;折钱纳税,使得人们的负担随币值的波动而波动,负担不稳定;两税法按照资产计税,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资产难以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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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①礼法并用、高度融合。自西汉以来，统治者不断积累治国经验,在总结法家“法治”“重刑”思想的基础上,重点吸收儒家怀柔策略,使法律制度不断儒家化。经过几百年的努力,至唐律“一准乎礼”,以儒家的礼为法律取舍的唯一标准,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高度统一和有机融合,有效地维护了唐朝的统治。②科条简要,宽简适中。唐律继承魏晋以来法律条文力求简约的立法原则,自制定《贞观律》时起,“凡削繁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形成了科条简要、宽简适中的立法特点,立法水平和技术都空前提高。③酌量古今、用刑持平。唐律规定的刑罚（即法定刑)都是最为宽平的。人谓唐律“得古今之平”，并非溢美之辞。不仅死刑执行方式比较文明,而且适用于死刑的条款也大为减少，笞杖徒流刑罚的适用也相对较轻。④语言精练明确,立法技术高超。唐律虽然仅有502条，但它法律内容丰富,法律逻辑严密,语言精练明确,立法技术高超,不仅基本能调整当时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且许多原则、标准比较周密,可操作性强。如自首、化外人有犯、类推等原则的确立，公罪与私罪、故意与过失等概念的明确，各种量刑标准的规定等。
地位与影响:①承前启后。唐律是中国古代成文法典的杰出楷模,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它承袭秦汉以来的立法成果,吸取魏晋北朝的律学成就，表现出高度的成熟完备性。唐律作为古代立法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为后世宋元明清各代立法提供了优秀的参照蓝本。②泽被邻邦。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不仅直接影响了本国,而且还超越国界,对东亚各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朝鲜《高丽律》的篇章内容·取法于唐律,日本《大宝律令》也以唐律为蓝本,越南李太宗时期的《刑书》也大都参用唐律。可见，唐律在亚洲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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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为文艺成就达到高峰提供了物质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经济继续发展,江南经济得到开发。隋唐时期,大运河沟通南北,社会经济繁荣。
选官制的发展与官僚政治的成熟,为文艺成就达到高峰提供了人才基础。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的科举制,促进了官僚政治的发展成熟,官僚成为了文学艺术创作的最主要的人才群体,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
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文艺成就达到高峰提供了社会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相对安定,隋唐统一后政治稳定,带来了全国的社会安定。
民族交融及开放包容的外交政策,为文艺成就达到高峰提供了多元的文化基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印度、中亚文化传入,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在文艺领域以绘画和雕塑较为显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交融及隋唐时期开明的民族政策,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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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思勰这段话反应了其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思想。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采取这种政策,归根结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统治者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也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稳定社会。
贾思勰生活在北魏时期。在北魏之前,我国北方处于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后鲜卑族的拓跋氏建立了北魏政权并逐步统一了北方地区,社会秩序由此逐渐稳定,社会经济也随之从屡遭破坏的萧条景象中逐渐恢复过来,得到发展。北魏孝文帝在社会经济方面实施均田制等一系列改革,更是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尽管如此,当时的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有待于进一步发展。贾思勰认为农业水平的高低关系到国家是否富强,于是他撰写农书。同时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农业生产的蒸蒸日上,也为贾思勰撰写农书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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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方面:日本文字的创制受到了汉字的影响，汉字在朝鲜广泛使用。
思想与宗教方面:佛教经过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中国的儒学也传入朝鲜、日本,产生深远的影响。
社会与习俗方面:饮茶与围棋在隋唐时期由中国传人朝鲜和日本。朝鲜贵族宽衣博带的服饰和妇女的发式多是模仿南朝,日本的和服深受唐朝影响。
城市与建筑方面:新罗都城平壤,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都城藤原京、平城京都是模仿隋唐的长安、洛阳建造起来的;日本寺院建筑也往往仿唐,如奈良法隆寺、唐招提寺,是由鉴真大师及其弟子依据唐朝寺院的风格式样建造的。
科技方面:造纸术、印刷术传入朝鲜,漏刻、测影等仪器,印刷、水车制造、瓷器烧制、铜镜铸造等技术,均在唐朝传入日本;在农业上，中国茶种传入日本。
制度方面:日本仿照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颁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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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唐中宗之时，中亚粟特人的男装，被改造为唐朝妇女的时髦服装。
乐舞:唐朝流行的胡旋舞受西域和周边邻国的影响;龟兹乐在唐朝广泛流行,李颀在《听安万善吹觱篥歌》诗中写道:“南山截竹为蹙策，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
书法绘画:受传自印度的佛教影响,佛教经典成为书法的内容,佛像画是唐人绘画的重要题材;来自中亚于阗国的画家尉迟乙僧活跃在初唐画坛。
工艺美术:金银玉石器的形制和纹样多吸收印度、中亚和西亚地区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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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及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记录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因而被誉为“诗史”,杜诗作为文学史料,可以证史、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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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北宋“以钱财换和平”的做法是屈辱而不可取的,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也有人认为,辽和西夏军事力量较强,而北宋军事“积弱”，因此“以钱财换和平”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宋面临的困境。和议签订后，北宋在政治上并不屈辱,而经济损失有限。南宋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指出,“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这样来看,“以钱财换和平”也有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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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已经告诉学生“上述言论出自变法反对派之口,或有夸大之处”。材料中的极端化表述“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无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也显示出了夸张色彩。但结合教科书正文所说“变法涉及农业、商业、军事、科举、教育等诸多领域”,可以推断材料中的内容并非凭空臆造、无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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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段材料批评的焦点是宋初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在执行中矫枉过正,并且积重难返。第一段主要批评制度束缚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段主要批评过度崇文抑武(与唐朝后期相比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导致军备废弛，国势积弱。应当注意,材料并没有否认宋初措施的积极因素(“皆先有法以待之”“是法之密也”“虽能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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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王安石变法诸项措施中选择一项(如青苗法、募役法、均输法、保甲法、科举改革等)，查找相关史学论著,看看分歧何在。如有条件,再适当查阅一些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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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材料概括了南、北面官制度,总结其特点为“因俗而治”。第二段材料则从官员服饰的角度反映了“因俗而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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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行省制度对后世的影响,在今天也能明显看出来。首先,元朝行省的名称有一些今天还在使用,或对今天的省名有影响;其次，今天一些省的辖区直接渊源于元朝行省,还有一些省的辖区是以元朝行省为基础分割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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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材料主要讲元朝的情况,但所提问题不限于元朝,而是包括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在内。可从以下角度考虑: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之后,为什么需要采用“汉法” 在这方面会遇到怎样的困难 各少数民族政权采用“汉法”有无程度和速度的差异 差异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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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来华一事出自《马可·波罗行纪》一书记载,但缺乏其他材料特别是中文史料的直接印证。《.马可·波罗行纪》的内容，又颇多夸张、遗漏、疏误之处。因此关于马可·波罗来华是否属实,在国际学术界存在一定争议,但大多数学者相信此事的真实性。从时代背景来说,元朝与欧洲的直接人员往来例_证甚多,马可·波罗来华并非孤立事件。具体可以关注:①蒙古汗国统治时期教皇和法国国王先后遣使出使蒙古;②忽必烈在位时大都畏兀儿人列班·扫马访问欧洲;③元朝中期,罗马教廷派遣大主教到元朝传教;④元朝后期,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来华;⑤元朝后期派遣使团访问罗马教廷,教皇向元顺帝馈赠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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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通常都具有两重性,有利有弊,南北分卷制度也不例外。从南方考生的角度看,南北分卷制度不是完全公平;但站在统一国家全局的角度考虑,该制度的实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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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邦瞻对宋朝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视,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第三阶段的开端,该阶段直到明朝尚未结束,明朝的制度、习俗、观念各方面都深受宋朝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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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科举制在公平性方面尚有明显欠缺,考生的个人背景可能对考试结果产生影响。宋朝科举制则力图杜绝这种影响,保证单纯凭试卷决定成绩。这方面的变化,与门第观念淡化、社会流动加强的历史线索互为因果,存在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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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纸币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主要表现是:①作为辅币,与铜钱兼用;②使用有期限限制,称为“界”;③有区域限制。
元朝纸币制度更加成熟，表现为:①不用铜钱,纸币是单一流通的货币;②使用无期限限制;③无区域限制,全国通用。
关于影响,积极方面是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消极方面是容易引发通货膨胀，造成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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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天理,灭人欲”这一提法,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它反映了一种对人高标准、严要求的修养理念,要求人摈弃过度欲望,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体现出准宗教的道德自律精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它具有禁锢合理欲望、扼杀人性的潜在可能，极易成为统治者束缚被统治者的精神工具,因此历来受到进步思想家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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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中期开科举时，考试内容有两种选择:一是考文学(诗赋),二是考儒家经书。蒙古统治者对汉族文学创作不完全理解,认为没有实际用处,而对儒家经书巩固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作用比较赞赏。程朱理学作为宋朝新儒的主流,重视发挥儒家思想在巩固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和树立社会基本价值观方面的作用,因而顺理成章地被确定为考试答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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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条材料对“理”的解释,可以体会到程朱理学宇宙观、人生观相结合的特点。一方面“理”具有本体地位,相当于“天道”;另一方面“理”又无处不在,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万事万物之中,也体现于社会人际关系当中，也就是儒家伦理道德秩序。这样,就将儒家纲常伦理提高到本体地位,为专制统治提供了哲学论据。这也就是程朱理学在当时受到官方尊崇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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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史学成就可以归纳为几个主要方面。①《资治通鉴》及相关著作。“相关著作”主要是指根据《资治通鉴》改编的《通鉴纪事本末》和《资治通鉴纲目》。②本朝史的编纂。代表作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③方志的编修,包括全国总志和各地地方志。这几个方面对以后朝代的史学都有深远影响。
p73
郑和下西洋的积极作用和历史意义非常突出,但与许多正面历史事件一样,存在着局限性。简而言之,就是它主要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经济目的,成本明显高于收益，难以长期持续。
p75
作为汉族降官,宁完我认为,当时后金在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盲目照搬明朝行政法典《大明会典》的倾向。他指出:《大明会典》固然值得学习,但书中内容在明朝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过多次修改，况且明朝的国情与后金又有差别,所以将其奉为金科玉律盲目照搬是不对的。应注意材料中“全照他行不得”一句，不能完全按照现代汉语的意义去理解,其实际意思是“全照他行”并不可取。
p76-1
以一般人的眼光来看,都会觉得明太祖所阐述废除宰相的理由并不充分,近乎强词夺理。他把秦朝速亡的原因归咎于设置丞相，而且以“多有小人，专权乱政”将宰相制度粗暴否定，对于宰相的积极作用仅以“虽有贤相”一语轻轻带过,这都是难以服人的。黄宗羲对废宰相之举的批评则是有理有据。他首先强调“天下不能一人而治”的基本道理;其次肯定了宰相作为官僚机构首长对皇权的制衡作用;最后指出,由于皇位世袭,皇帝治国的素质要求高。
p76-2
通过阅读和分析,应当了解八股文写作是一种标准化程度比较高的作文形式,需要较强的逻辑和文字表达能力,同时也具有束缚和禁锢思想的特征。
p78
奏折制度的实质是官员与皇帝单线联系,这种做法在以前的朝代也出现过,但并不普遍。通过这样的单线联系,清朝皇帝能够做到多渠道地了解下情,使不同等级、不同部门的官员进行复杂而秘密的互相监督,自己则从中充分施展权术,或进行“私人”感情笼络,或挑拨离间令臣下互相猜疑,由此大大强化了对官僚机构的控制。
p80
元朝疆域辽阔,但明朝的疆域又有明显收缩,对东北、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控制比较薄弱。这种情况到了清朝才又改变,不仅版图有所开拓,而且在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地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统治。
p82-1
清朝中叶，全球化的进程早已开始,时人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但由于传统思维定势的巨大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仍与历史上对付“四夷”的策略并无二致。乾隆、嘉庆皇帝的两封敕谕就比较明显地反映出了这一点。他们仍用老眼光看待新的对手,预示中国在适应国际环境方面还要经历艰难的历程。
p82-2
明朝前期赋役制度十分复杂,特别是役的名目繁多。“一条鞭法”将役折算为“役银”,与田赋(亦折算为银两)合并征收,归并了原来复杂的赋役名目,征收手续简便。但在役银折算和摊派方式上，仍兼顾丁、田两方面因素。清朝的改革,就是先将役银中按丁摊派的部分固定下来,然后再将其按田分摊,这样只考虑田的因素就可以了。这一系列改革使得基层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分派也更加合理,表明国家对百姓的人身控制逐步削弱,具有积极意义。
p86
文学创作往往是现实的镜子。从明朝后期起,商人、工匠、市井游民和普通妇女经常成为小说的主人公，是当时社会诸多方面发生变化的反映。
p87
在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的过程中，徐光启学习到了西方数学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也深切体会到几何学在自然科学体系中的基础作用。他正是从这一方面对《几何原本》表示了高度推崇。
p88-1
“良知”是王守仁思想的核心概念，实际上是“天理”的另一种表述形式。南宋陆九渊主张“心即理”,王守仁在其基础上提出“良知”概念。他将“良知”解释为人最基本的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与程朱理学强调“天理”要通过知识和阅历的积累逐步体验不同,陆王心学认为“天理”(即“良知”）只能通过心灵感悟获得，更加重视感性自然和直觉经验。因此在有的地方，王守仁又说“良知”就是“本来面目”。他的一些弟子，还有李贽等激进思想家,不断发挥“良知”的主观性,甚至提出“童心”的新概念，从而大大发展了心学的思想解放和平等、叛逆倾向，以至于对儒家经典和传统伦理道德秩序多所否定。这样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明朝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社会风气变化的趋势相适应，影响十分巨大。
p88-2
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的“中学西渐”主要包括以下环节:①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翻译和西传,以及欧洲启蒙思想家从儒家经典中汲取思想资料的情况;②传教士对中国历史概况和文化特征的介绍;③中国器物和艺术品在欧洲的传播，以及欧洲社会一度出现“中国热”的状况。
p91
中国已经落后于世界潮流,世界主要殖民主义国家都把侵略矛头指向了中国。
p93
侵略是非正义的,抵抗侵略是正义的。
p94-1
清政府拒绝全面修约是符合条约规定的,是合理的。
p97
洋务新政的目的在于“自强”“求富”。这段史料主要表现出洋务派“自强”的愿望。
p98
日本备战充分,中国国力不如日本，在战略指挥上也有错误。
p100
列强侵略中国是要剥削、压迫中国，是要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p101
上网查找资料，或者查阅中国近代经济史相关图书,了解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的历史，了解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是中国近代新产生的阶级。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同时产生的。在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早于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生存条件很艰难,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p103
这段史料说明,“百日维新”所涉及的变法内容，尽管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但其本身是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谋划的,强调传统的“义理之学”是不可动摇之根本，对于“西学”只是考虑接受“切于时务者”。这表明维新运动受到种种限制,尤其难以在根本问题上进行变革,故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
p105
根据课文内容作答即可,分析不平等条约在经济上、政治上对中国造成的危害。
p106-1
这是严复《论世变之亟》开篇的一段话。他首先指出:“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这也是晚清普遍流行的一种说法——“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经历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晚清士人普遍受到剧烈的冲击。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样的“变”。严复点出其中之关键:“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他强调“变”是潮流所趋,并且是人力所不能控制的,“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
严复是当时中国最了解西方的思想家之一，立足于中西比较思考问题,是其最独特的地方。根据学生的情况,教师在讲课时还可结合严复同时期发表的《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加以分析。以严复的这段文字作为《问题探究》，也是因为课文篇幅有限,叙述戊戌维新运动时,难以提及严复。教师可结合《问题探究》，向学生介绍严复其人,尤其是他所从事的翻译工作对近代中国产生的重要影响。
p106-2
围绕“东南互保”事件，已有很多研究成果。教师可引导学生选择一二进行阅读,了解《东南保护约款》《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等文本的具体内容，以及这些文本形成过程中各方所表达的立场。以此作为《学习拓展》，是希望学生能结合该事件,把握中国所陷入的深层危机,了解各地方督抚与中央政府背道而驰。一方面，清政府已逐渐丧失对一些地方大员的控制;另一方面,地方与中央的矛盾也日渐尖锐。
p109
孙中山将其革命主张概括为解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也确立了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三大目标。这确实是当时的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着当时最进步的思想,具有积极意义。不过，这段史料也说明，孙中山这时所阐述的三民主义明显有所偏重,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
p112-1
根据课文内容作答即可。历史意义方面，可重点思考从君主专制制度到共和政体的转折;历史局限方面,可紧扣革命的组织者进行思考。课文中特别指明“缺乏一个能够提出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大多数民众,以及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这些是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这实际提示了思考的角度。教师可引导学生联系后续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国民党的改组等作答。
p112-2
孙中山之成为革命者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初,他也希望通过改良的办法改变中国的面貌。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孙中山逐渐认识到,改良道路不能挽救国家。于是,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走上了革命之路。同时,孙中山还逐渐认清这场革命的实质就是推翻清王朝,创建一个新的政府代替旧政府。
p112-3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不仅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且还通过立法程序,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权的组织形式。围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已有很多研究成果,教师可引导学生阅读这一文献，同时选择一两部相关论著指导学生学习,了解专家学者是如何评价《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如陈旭麓《“揖美追欧,旧邦新造”——辛亥革命与王朝时代的终结》(《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年第1期)一文就指出:“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可以说是‘揖美追欧’的结果，也是五四以前80年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几代人的奋斗而取得的最富深远意义的结果，是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实践的一块里程碑。”
p115
根据课文内容作答即可。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则通电中，紧接着“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这句话后，还有这样一句:“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此外，这段历史一般被称为孙中山领导的以拥护国会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标志的“护法运动”。
p116
这段材料说明，战前和战后注册公司数和资本总额发生了很大变化,涉及的行业众多，尤以纺织业和面粉业这两个关系民众衣食的行业发展得最快，可见中国民族工业得到发展。以此为基础，引导学生结合课文内容,对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原因进行分析。
p118-1
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是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背景下发表的。尤为特别的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梁启超一直支持袁世凯,反对革命党人的主张,还曾先后担任司法总长和币制局总裁。此时发表明确反对称帝的文章,也表明梁启超与袁世凯政治上的决裂。结合材料提供的信息,还可以注意到,该文明确表达了反对变更共和政体的观点，指明“不忍于共和之敝,而欲以君主专制代之,谓为良图,实所未解”;重点说明此时变更国体,“其为君主专制,自无待言”。
p118-2
对于新文化运动,限于篇幅,无法有更多的展示。教师可引导学生读一两篇《新青年》刊登的文章,尤其可关注这期间发生的“新旧之争”，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新文化运动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如围绕“文学改良”,除查找课文中提到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外,还可以让学生阅读陈独秀发表的《文学革命论》。
p121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及其时代价值有新的阐述:其一,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其二，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其三,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搏击培育了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这是五四运动伟大意义和时代价值的集中体现。
p122
“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强调要以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这样,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属性。
p123
根据课文内容作答即可。可归纳出这样的意思: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p125-1
蔡和森批评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并进一步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在学理上的体现,即文章中阐述的,“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咸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由这几个方面我们也能理解蔡和森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p125-2
把握该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这是在北伐推进到长江流域时发生的事,国民政府也迁都到了武汉。尤其要重视这是中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产物,当时正在召开的湖北省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发出要求收回汉口英租界的通电,在汉口还举行了30多万市民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和游行。在武汉政府支持下,中国人民先后收回了汉口、九江租界。可结合租界的产生思考该事件的意义。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回租界,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
p126
国民革命时期的“北伐”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北伐”的对象是实行反动统治的北洋军阀,组织基础是国共合作,是一场国内革命战争;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在国共合作已破裂的情形下进行,组织基础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军阀，虽仍有打倒北洋旧军阀的目的,但与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是一场争夺地盘和统治权力的战争，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
p129
根据地没收地主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其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坚定发展生产、支持革命的信念,有利于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
p131-1
长征精神的内涵包括:①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②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③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④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⑤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
长征精神的意义: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p131-2
南京国民政府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中国。各地还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实力派军阀，与中央分庭抗礼;同时，还存在着中共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及中华苏维埃政权。
p135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力量和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有:一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民心所向和历史大势,这不仅是救国的需要，也是民族生存和振兴的需要;二是中共正确运用了统一战线政策和灵活的策略,努力联合国民政府共同抗日;三是当事各方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强烈爱国情怀;四是国际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大国,担心日本强占中国将使自己丧失在中国的有利位置,极力谋求和平解决。
p136
从背景上看,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的标志。面对民族危机,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从国家利益出发,热烈拥护国共合作,积极参加抗战。
其具体主张可以分两类,第一条、第二条和第八条,主要表达了用各种手段团结一切力量进行抗日;第七条表达了对于战争期间劳苦民众的关注。这些主张均表现出鲜明的爱国和反帝反封建的立场。
这些主张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抗战主张类似,表现了各党派求同存异、团结抗战的民族凝聚力。
p138-1
首先,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逐渐觉醒,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普遍要求,这是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的客观基础;其次,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进行了不懈努力,特别是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再次,西安事变激化了英美与日本的矛盾,迫使蒋介石的政策发生转变;最后,国内国际的支持,包括中间力量的推动也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因素。
p138-2
国际联盟是1920年成立,由英、法等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旨在协调国际关系,平息各国纠纷。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驻国联代表就通报了情况，并要求国联主持公道,促使日本撤兵。国联通过决议,派出由英国前驻印总督李顿任团长,包括美、法、德、意代表各一名的代表团前往中国东北进行调查。
1933年,国联大会正式通过《国际联合会调查团报告书》。报告书既指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计划性和占领中国东北的非法性以及东北伪政权的傀儡性,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但同时又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和权益;关于中国东北问题的解决,它既反对恢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也否认维持伪满洲国的现状,进而提出“中国内部改造需要国际性的合作”主张。国民政府无条件接受报告书,日本则予以拒绝,甚至还退出了国联。国联解决中日问题的努力失败。
这份报告看似“公正”,实际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它企图改变日本独占的现状,以维护列强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是英、法等西方大国实行绥靖政策的大暴露。
p142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为了“筑成坚固的抗日的阵线”，广大青年怀着对革命的向往,聚集到延安。“士兵瞄准了枪口”“准备和敌人搏斗”表达“对敌人的仇恨”;“坚固的阵线”“无数的人”表达对团结抗战的坚定决心;“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表达对抗战必胜的信念。
p143
在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日本的主要兵力,对侵略者的覆灭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一阶段，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唯一战场。第二阶段,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日本投降,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拖住了日本百余万大军,有力支援了其他盟国。中国军队协助和配合盟军作战,积极倡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实际参与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谋划和指挥。中国军队直接入缅作战,打通中印公路,沉重打击了侵缅日军,有力支援了盟军对日作战及东南亚人民的抗日斗争。
p146-1
依据《施政纲领》进行民主政权建设;民主政权的性质是统一战线的政权,特点是“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抗日根据地政府除了发动、组织、领导抗日战争，还肩负起在根据地内实施民主政治的职能;抗日根据地的立法机关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在政权建设上规定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p146-2
东京审判是战后以反法西斯同盟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对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罪行的一次总清算。远东军事法庭经过两年半漫长的审讯，共开庭818次，审讯记录达4.8万多页。通过审判,法庭查明并揭露了大量的日本军国主义预谋、策划和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事实,以及在战争中犯下的累累罪行,认定了战争的责任,惩办了一批罪大恶极的侵略战争主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是客观的、公正的,具有极大的国际权威性,也体现了国际正义和人类的尊严。
但是整个审判“虎头蛇尾”,明显的缺憾主要表现为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没有起诉进行细菌战的日本战犯;没有追究更多甲级战犯以及日军使用生化武器的战争责任等。这为战后日本政治埋下隐患，为日本右翼势力至今否认侵略罪行、政府不愿认真反省战.争责任,埋下了祸根。
P148
材料反映了中国民主党派对于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思考。民主党派的建国主张是从民主自由的理念出发,呼吁建立一个“自由自主的国家”。这既体现了当时国民向往和平民主的心声和努力，也揭示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民心所向。“自由自主的国家”和中国共产党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号召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是相呼应的;“非先实行民主决无从实现统一”，针对的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坚持独裁内战的方针。
P149
国统区经济崩溃和人民民主运动高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在国统区进行经济掠夺、政治独裁。一方面,国民党为解决因发动内战而产生的严重财政困难，在城市征收苛捐杂税,滥发纸币,在农村征粮加租,抓丁拉夫。这一切导致的恶果是物价飞涨、民族工商业破产、工人失业、农民流亡、耕地荒废，人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另一方面，为了维护专制独裁统治，国民党对广大爱国学生、工人、市民及其他阶层人民群众要求停止内战、反对迫害的民主运动进行残酷镇压,尽失人心。
P153-1
时机:1948年春,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顺利进行,解放军收复延安。而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已陷入全面危机,尤其是制宪国大和伪宪法的出笼,使国民党愈加孤立。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无党派人士日益倾向于支持人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意义:口号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作为目标,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标志着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条件已经成熟。
P153-2
一是从民主党派成立的时间看，它们都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二是从其宗旨看，尽管各民主党派的政纲不尽相同,但都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这些方面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一致。三是抗日战争期间,它们拥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解放战争期间,它们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在维护和平、反对内战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P157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封建不仅仅是指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同时也包括摧毁封建统治根基。土地改革具有上述双重意义。把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是摧毁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消灭地主阶级,则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力量。实现“耕者有其田”,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翻了身,成为国家的主人，为结成工农联盟创造了条件。工农联盟的建立,从根本上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
P159
改善和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方面。当时,周边一些比较弱小的国家对新中国抱有恐惧和疑虑心理。为消除这些国家对新中国的误解,需要制定适合于同这一类国家交往的新方针。在此背景下,新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用四个“互”字、一个“共”字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新型国家关系的总体特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日内瓦会议关于印支问题的谈判进入关键阶段时公之于世的，因而格外引人注目并迅即引起重大国际反响。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首先是为处理与亚洲独立国家的关系而提出的,但中国领导人很快将它作为处理一般国际关系的准则。1956年，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上。这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被用于处理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也被用于处理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首先,它是新中国冲破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开展活动,扩大对外交往的有力武器。其次,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截然对立的时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主张世界各国在相处中互相监督,实行对等的约束和自我约束,具有法律性和道义性。最后,它不仅包含了处理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原则,同时也包含了处理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内容。这些特点赋予它恒久的生命力。从那时起,经过60多年的实践检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逐渐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借助上述历史背景就能更深刻地理解这段论述。此外,建议学生结合第29课第三子目“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进行思考。
P160
历史发展证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如果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发展需要,就要通过革命或改革来改变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进步,但仍不能满足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在农业方面,土改后我国农业还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多数个体农民缺乏农具和资金,难以解决水利问题和抵御自然灾害,难以合理使用耕地和使用先进的农业机械，并且很快就会出现新的贫富分化,无法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分散的个体农民生产率低,在生产、销售、分工等方面均不能满足国家工业化的迫切需要。在手工业方面,作为个体经济的手工业,分散经营,生产规模小,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所以必须通过合作化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之适应国家工业化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资本主义工商业满足了国家对一些工业品的需要,吸收工人就业,提供税收,活跃市场,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计民生。但其资本主义的性质又使它存在剥削工人剩余劳动,唯利是图,与社会主义生产目标相左,抑制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等负面作用和影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国家有计划按比例的要求不相适应,因而必须对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所以,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满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
p161-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人民民主的原则。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我国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标志。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除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保证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广泛代表性。由于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出代表,使国家权力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与此同时,选举人对其选出的人民代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本级人民政府组成人员拥有罢免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保证人民对国家的管理。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立法权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由国家权力机关以立法的形式分别赋予有关机关行使,并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对本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了国家的其他制度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根据它产生的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系统，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宪法、法律和决议、任何国家机关、政党、人民团体和一切企事业单位以及任何个人都必须遵守执行。
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国家制定法律和决定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充分讨论和民主决定,这就保证了人民代表大会能够真正集中和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各个阶层、各种团体都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从而使各种社会集团的意见和利益都能在国家权力机关中得到反映。另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还可以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从而使少数民族的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
p161-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随着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任务的胜利完成，中华民族开始了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新任务而奋斗的征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根本上结束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使中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性质，成为真正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1/4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随着在全国范围完成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国从根本上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真正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的历史,形成了国家基本统一，国内各民族、各阶级人民空前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使中华民族迎来美好光明的前景。这是中国由衰落走向强盛的历史转折点。它为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积贫积弱的面貌,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创造了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具有世界性意义。它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p163-1
毛泽东根据当时我国正要全面进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现实需要,借鉴了苏联和东欧各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同时也考虑到我国1956年前后出现的一些少数人“闹事”的问题,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要从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取得胜利的高度来认识全党、全国团结的重要性。而能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又是能否实现团结的重要保证。
p163-2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各项调整,到1963年夏,各项建设事业呈现出明显的健康发展势头。1963年后,根据党中央部署,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调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三年继续调整期间,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巨大成就。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到1965年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全面完成。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市场供应得到改善，财政收支达到平衡,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标志着“大跃进”后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已经被克服,我国经济又具备了在新的基础上健康发展的条件。
p166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适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在建设过程比较顺利的时候,广大党员、人民群众锐意进取，斗志昂扬。在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和国际上遭到帝国主义严密封锁时，党及时地把情况告诉人民，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努力调整政策、纠正错误。正因为如此，尽管出现那么严重的困难,人民却仍然团结在党的周围,把战胜困难、争取经济好转的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奋发图强的创业年代，一个理想闪光的年代，一个意气风发、欣欣向荣的年代。这种时代性的社会风尚和思想氛围,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这种精神风貌是我们今天特别应当继承发扬的民族精神。
p167-1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开拓者、领导者。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错误。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我们学习中国近现代史所必然得出的结论。
p167-2
本题选用的这段材料,从宏观的角度出发，以事实为根据,指出在1949年至1979年这30年间,虽然经历了一些严重的曲折和损失，但不论是从纵向的历史比较看,还是从横向的国际比较看,新中国的成就都是主要的,都是历史上不曾取得的。
p167-3
第一，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巩固和发展中国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物质基础,是培养大批现代化建设人才的基本条件;第二,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战胜西方敌对势力封锁、扼杀中国的基本保障,是巩固国家政治独立、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必要物质基础;第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
p171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经过40余年不懈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共十九大描绘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宏伟蓝图,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前进的方向。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改革开放这条正确之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p172
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签署的《安排》以及多个补充协议，是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和世贸组织的框架内作出的特殊安排,反映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与作为单独关税区的香港和澳门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经贸关系,体现了中央政府和祖国人民对香港、澳门的关心和支持。这两个《安排》以及多个补充协议能够为香港、澳门的经济发展提供实际帮助。
p174-1
第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二，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作出的这项决策,解决了1957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向题。
第三，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开始积极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同时,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开始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总之,全会推动我国开始了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第四,全会还讨论了民主法制问题，强调在集中统一领导和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纪律的同时,还必须有充分的民主。而为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全会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推动了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
第五，从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和实际工作的领导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总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p174-2
第一，了解“一国两制”构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第二,了解为什么“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是从台湾问题开始,却首先运用于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
第三,了解香港回归过程中间出现过哪些曲折。如在香港后过渡期,香港总督怎样在香港问题上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为双方合作设置障碍;中国政府为确保香港平稳过渡和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采取了哪些政策;等等。
第四，分析台湾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的原因。射长
第五，阐明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应该为祖国的统一作出哪些努力。
p178
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等都积极探索国家的出路。但所有挽救危局的努力,都没有真正使国家和人民得到解放。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p179
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本质要求。近年来,以“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光量子计算机、5G移动通信技术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科技创新成就,不仅推动了我国信息和通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也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中国创造”的品牌,有力推动了创新型国家建设。(也可结合其他领域的科技成就作答。)
p181
新型国际关系即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得道才能多助,合作才能共赢。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主旋律。
p18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既同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一脉相承,又有新的特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和基本方略有重大创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有重大转变,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发展水平和发展要求变得更高。出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实现了新的与时俱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从中共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经济建设要更注重提高发展质量,更注重全面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新时代是从兄和国务Ji发展的角度提出来的,不是历史学上划分的时代概念。用新时代界定当前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有利于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在新的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p182-2
社会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但学生的思考不能仅仅停留在物的层面,要进一步进入到精神和思辨层面。要想想我们每个人怎样做才能使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每个人做好身边的事就是在创造历史，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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