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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历史复习备考：从古代书院看科举制度的兴衰
随着历史课程资源开发不断深入，师生对历史概念的理解和认知也会更加丰富和多元。在高中历史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借助某一线索展开对历史概念的深度教学。一方面，线索的选择有利于教学主题的建构和教学效果的优化；另一方面，线索的阐释有利于拓展历史视野，发展历史思维，加深对历史问题的思考，从而真正地帮助学生获取必备知识，强化关键能力，提升素养水平。
问题的产生和思考
作为中国选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举制一直是历史教学中的重点概念。在课堂教学中，大多数老师对这一概念的阐述主要侧重于制度内涵的分析。例如，教师从科举制的特点入手，强调其打破以血缘决定官职的陈规，以权势决定官职的窠臼，通过考试、根据分数选拔出真正的贤才。这其中蕴含的“公平取仕”精神，意味着寒门庶族可以通过考试平步青云、通达仕途。除此以外，教师也会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引导学生认识：中央朝廷行使官吏选用大权，有利于全国政权的统一和集中；科举制扩大了用人范围，赋予了中下层知识分子参与政权的机会，从而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和政权的稳定。
以上按照教材逻辑展开的叙述方式，主要是从政治需要的角度阐明了科举制度的价值所在，但是在笔者看来，科举制在长久实施中所形成和衍生的文化，也是教学中不可忽视的方面。在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中，科举制与传统文化中经学、教育、民俗等文化现象相交融，积淀了丰厚的科举文献典籍及其他相关的物质文化遗存。若能将这些资源加以开发，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探究科举制度盛衰的变化规律，还能贯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之间的联系，让学生从更广阔的视域感受科举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价值。笔者结合最近的阅读体会，选择书院作为课程资源开发的切口，现将相关思考梳理成文，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史实的搜集和耙梳
书院是中国教育史上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产生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元时期，持续和普及于明清阶段。书院因科举而兴，又因科举而亡。在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历程中，书院与科举紧密相连，共同影响着中国古代士人的前途与命运。
1.唐朝士人归隐山林是书院兴起的重要原因
唐代中后期，知识阶层越来越重视学习识文，并兴起了隐居读书、习业山林寺院的风尚，以上现象的出现与进士科地位的上升密不可分。进士科重视考查诗赋文学，而文学讲究性灵，重视个性发展，优美宁静的自然环境正好有利于士人的学业提升，正如时人所言：“稽合同异，别是与非者，地不如人；陶钧气质，渐润心灵者，人不若地。学者察此，可以有意于居矣。”
据相关学者研究，唐代以考取功名为目的的读书集中地区，分布于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江西等地的崇山峻岭之中。由于士人隐逸山林学习的时间少则三年，多则十几年，这就需要持之以恒的毅力和攻坚克难的勇气，“林下有志士，苦学惜光阴。岁晚千万虑，并入方寸心”正是这些士人优秀品质的形象再现。当然，从应举结果来看，习业山林的确也不负许多士人的辛勤付出。这一时期，在隐居山林的“二百余人中，宰相二十人”。综合以上现象，我们不难看出，科举制的兴盛提高了人们的学习积极性，促使士人专心读书备考。习业山林的地点也逐渐演变为讲学的书院，并成为当时士人科举仕进的主要途径。
2.两宋时期的书院教育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创新
北宋初期，中央政府忙于统一战争，没有余力兴办官学教育，只能依靠私人教育的书院形式来培养人才，这就为私家书院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和空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书院不仅能满足士子获取应试知识的需要，而且在学校规模、办学条件、教学内容和师资队伍上都具有明显优势，因此私家书院成为这一时期科举应试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北宋中叶以后，随着统治者大规模兴办官学，官学学习成为应举入仕的门槛，许多士人也就不愿潜心于山林书院习业了。
由于新儒学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和支持，寂寥多年的书院获得了涅槃重生的契机。朱熹、陆九渊等一大批理学名师登上学术舞台后，把道学发展到理学阶段，更加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普遍借用书院进行教学。在他们的带动下，各地出现了书院林立的局面。宋孝宗以降，书院数量空前增多，招生规模扩大，教学活动规范，学术研讨活跃。“随着南宋末年理学在科场中的影响愈来愈大，掌握其学说有利于取得功名，作为理学大本营的书院，士子自然是趋之若鹜”。
3.元明清时期书院已成为科举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比于两宋时期，程朱理学越来越多地通过书院进行传播，这为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成书于元代中后期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为书院开展科举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撑，进一步明确了书院为科举服务的合理性。
明朝时期，书院的建设主要依赖于各级官员的倡导或主持。“在确知建立人身份的1064所书院中，由各级官吏兴建、重修的书院高达977所，占可考建立人身份书院总数的91.8%。而纯属士民等私人建立的书院仅87所，所占比例不到9%”，这一数量上的巨大反差，清楚地表明了当时书院承担的主要教育责任在于满足科举取士的要求，自由讲学反而退居其次。与此同时，一些著名书院也获得了地方官吏给予的参加乡试的定额指标。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白鹿洞书院可以选拔8名学生参加乡试，相当于州县学的科举生员，白鹭洲书院的生徒也获得了类似的指标名额。这一举措，在鼓励两所书院继续深耕科举教学的同时，也对其他书院产生类似的作用。因此，“‘洞学科举’是明代书院为科举服务的重要表现，也是书院科举化的典型案例”。
清代书院延续着明朝书院的发展方向，但官学化程度更高。“较具规模的书院多受政府的管辖和监督，山长由政府选聘，书院的经费也常仰赖官府的支持。所以清代书院基本上没有独立性可言，几乎成为府州县学之外的另一种官学体系。一些大书院如衡山船山书院和江阴南菁书院已成为本省或周围地区举、贡、生、监的肄业之所”。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和自然科学快速发展的冲击下，传统的选官制度与现实的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废止科举制被改革者视为救亡图存的重要路径。1905年，随着科举制被废除，传统意义上的古代书院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意味着书院制度画上了休止符。
例题的设计和解析
1.北宋初期的书院教育和科举制度
材料一　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
材料二
表一
【问题设计】依据以上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北宋初期书院勃兴的原因。
【思路解析】古代书院在北宋初期迎来了其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高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学生综合各种因素加以解释说明。从材料一中，学生可以从“新脱五季锋镝之厄”“海内向平”概括当时的社会风貌，并推断出北宋王朝亟须知识阶层帮助其构建统治思想体系。
除此以外，“文风日起”“儒先”“依山林”等信息也在提示学生，学习风气浓厚、儒学大师讲学以及书院良好的环境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材料二则从教学内容入手，考查学生比较和分析信息的能力。北宋前期，科举内容主要是经义和诗赋两个方面，换言之，科举考试既要考查考生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亦要测试考生文学方面的才华。这样，与只是注重经义教学的官学相比，书院教学更能适应科举考试的要求，考生在科场竞争中获胜的几率自然更大。
2.理学思想指导下的科举制度
材料三　夫以书院名是，所主在读书……然予谓圣贤之书所以明道，书即道，道即书，非道外有书，书外有道，而为二物也。患在人以虚文读书，而不以实理体道，遂致书自书，道自道，人自人，而三者判然支离矣……况读书非为应举也，若其所读者徒以为取科举之媒，钓利禄之饵，则岂为贞志者哉。
【问题设计】
指出材料三中科举考试的弊端。针对这一弊端，理学家们提出了怎样的科举观？这种科举观给书院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
【思路解析】
围绕材料三设计的三个问题，逐层铺垫，由浅至深。学生一方面要能理解材料的文本信息，并加以准确概括，另一方面还需调动所学知识，阐释理学思想的价值内涵。首先，依据“人以虚文读书，而不以实理体道”这一重要信息，学生认识到片面追求应试所需要的知识，忽视了道德修养的提高是当时科举制度的弊端；通过分析材料中作者的诘问，学生发现知识和道德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学习儒家经典，养成良好德行，积极从事举业，这样的履历迎合了儒家“齐身治家平天下”的要求，反映了国家选贤任能的本意，体现了新儒家科举观的本质内涵；新儒家的科举观契合了时代的诉求。南宋时期，针对一部分士人在国家与民族命运危急关头表现出来的廉耻之心丧失殆尽的问题，朱熹、包恢等理学家们认为改革科举刻不容缓，要用新的价值观念维系世道民心，所以“他们以其特有的社会责任感，承担着‘讲道’‘传道’的历史使命，掀起了书院复兴运动，并以讲道而化科举为建设书院的目标和理想，使发展中的书院制度深深留下了理学家的时代烙印”。
3.近代社会转型中书院和科举的归宿
材料四　在科举制没有废除的条件下，教授科举之学依然有其生存的空间，士人继续从事所谓的举业也有其制度根据，书院改制将收效甚微。不仅如此，长期以来受科举影响的士人形成了一种科举心理情结，这种情结很难在短期内消散，大多数士人从心理上拒绝新式学堂和西学。无论是制度还是传统惯性都会让士人认为，只要潜心于科举之学，就有可能在科举废止之前获得梦寐以求的功名。
【问题设计】
有学者指出“科举制是横亘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道路上的一个综合性障碍”，试用材料四和所学知识加以论证。
【思路解析】
对以上学者的观点进行论证，需要学生将材料信息和教材内容进行归类和整合，将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转型与科举制度的现实相结合，从而得出相关的历史解释，这是达成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探索实践。教师指导的关键在于，要让学生能够建立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并作出合理的解释。例如，从经济发展看，新兴的工业经济提出了对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的要求，科举制培养的人才无法满足这一需求；从政治演变看，维新派设计的现代民主制度，清末新政时期行政部门进行的机构改革，都要求大量具有现代观念和科学专业知识的官员来主理其事，科举取士无法选拔出符合这种要求的政治精英；从文化转型看，西学的广泛传播已经给中国的知识阶层带来重大影响，以科学为特征的“西学”使得以人文为特征的“中学”相形见绌。无论是固守四书五经的书院教育，还是坚持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都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变化，文化转型势在必行。
限于篇幅，以书院的视角观察科举制度的演变，其实还大有文章可做。若广大同仁能继续深挖相关的史料资源，探究史料背后的信息，一定能在教学方式上有更多的创新，进而对科举制度的内涵和外延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这对于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生历史素养的提升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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