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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必修3《第20课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备课资料
课程标准：知道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讨论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
“双百”方针是中共领导文艺、科研工作的基本方针，历经了出台、受挫、重提等过程。
一、1956年出台：
1、出台：
1951年，中国国内关于京剧的发展问题出现了争论，有的主张全部继承，有的主张全部取消，毛泽东为此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主张对待京戏艺术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所以“百花齐放”最初是指导戏曲发展的方针。
1953年，毛泽东就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提出要百家争鸣。表明“百家争鸣”最初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史学研究问题。毛泽东对史学有兴趣。
在此基础上，1956年4月28日，毛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可见，这一方针的出台时间上有一个过程，“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也不是同时提出来的；指导范围上有一个扩大， “双百”方针由最初指导戏曲发展、史学研究到指导所有艺术问题和学术问题。
占善钦《“双百方针”是如何出台的？》（《光明日报》2012-04-21）：
“百花齐放”方针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考虑新中国的文化工作，尤其是应该如何对待旧文化、又如何建立新文化的问题。1949年7月中旬，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这次大会标志着长期被国民党政府隔绝的解放区和原国民党统治区两支文艺队伍的胜利会师。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报告时专门阐述了“改造旧文艺的问题”，指出：“我感到我们对于旧文艺的改造的重视是不够的。凡是在群众中有基础的旧文艺，都应当重视它的改造。这种改造，首先和主要的是内容的改造。但是伴随这种内容的改造而来的，对于旧形式也必须有适当的与逐步的改造，然后才能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和谐与统一。”随后，周恩来传达了中央关于建立戏曲改革机构的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筹备委员会。
　　1949年10月2日，即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此后，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改称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据新中国成立后的统计，全国共有300多个剧种，私营戏曲剧团在1700个以上，上演着5万个剧目，戏曲是群众娱乐的重要形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戏曲改造存在过于强调戏曲政治功用的倾向，戏曲作为大众娱乐形式的本体功能与价值被忽视，一些古老剧种无力存续，民间剧团国营化的压力很大。
　　面对传统戏曲生存的困难和发展的争议，1951年3月，中央考虑要成立戏曲研究机构。周恩来指示撤销戏曲改进局，组成艺术事业管理局，并在戏曲改进局的基础上成立中国戏曲研究院。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正式成立，毛泽东为此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早在延安时期，对于京剧（平剧）的问题就有些争论，1942年毛泽东曾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题了“推陈出新”四个字，对这个争论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这个题词和1942年的题词相比，多了“百花齐放”四个字。这个“百花齐放”是从何而来的呢？毛泽东1956年4月2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有人要我写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当时在座中有人插话：是周扬提出来的。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曾对此作过考察，指出周扬对人说过，“百花齐放”是戏曲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认为很好，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到：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可见，“百花齐放”是群众的智慧，被毛泽东引用，用来指导戏曲界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同时并存和发展，而较少涉及其他方面的问题。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1953年秋，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与前一次会议一样，这两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都希望将来自解放区和来自原国统区的两支左翼文艺队伍团结起来，整合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旗帜下，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服务。但是科学文化领域有其自身的规律，尤其是新中国的文化事业是全新的事业，有很多新问题出现，大家对此一时不能一致是很正常的。有差异就有争论。当时比较著名的就是郭沫若和范文澜两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论。以前郭沫若在国统区，范文澜在解放区，两人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各说各的；两个人都到北京以后，对中国奴隶制封建制的分期有不同观点，近在咫尺，彼此难免要作些答辩。他们的主张又都各有赞成者，一时相持不下。诸如此类，科学文化领域中的认识差异五花八门。
　　科学界、学术界的争论，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和中国语文教学研究3个委员会，并于8月5日批准了具体的人员名单，毛泽东还对各个委员会主任的人选批了意见。10月，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召集的一个会议上讲话，指出：最近中央成立的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由他负责，历史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就从增设历史研究所、办刊物、出一批资料书做起。经讨论决定出版《历史研究》杂志，据与会的刘大年回忆，陈伯达这时特别指出：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以前有军阀、财阀、学阀，你们办刊物，不要当“杂志阀”。什么叫“杂志阀”？就是只发表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文章，不发表观点不同的文章。那不好。要百家争鸣，这是一个方针问题。刊物要照这个方针去办。
　　陈伯达在会上没有明白地讲百家争鸣方针是党中央的意见，还是他个人的意见。刘大年回忆说，1956年1月，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康生在会上发言，回顾那几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就举例说陈伯达提出了“百家争鸣”问题。坐在附近的陈伯达很快递上一个条子，康生照念了。内容是：“百家争鸣”不是我提出的，是中国科学院办历史刊物，我向毛主席请示方针时，毛主席提出的。这只是个人回忆，缺乏史料证据。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央文献研究室找到相关档案材料：1956年4月28日，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发言中说明：“中央组织了历史研究委员会、文字改革委员会，要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当时请问过主席关于学术界的路线和方针问题，主席提了一个“百家争鸣”，我在历史研究会传达了这个口号。”这就印证了刘大年的回忆，表明“百家争鸣”最初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史学研究问题。
　　当然，“百家争鸣”这个词也早已有之，1956年4月毛泽东就说：“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但是，“百家争鸣”作为新时代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则是毛泽东亲自提出来的。毛泽东本人也是这么做的。有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到他不同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有人提议把这一事件通报给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这样做，并于1956年2月就此事给有关中央领导写信：“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这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学术界百家争鸣的态度，甚至包括对自己的理论观点也可以争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出台:
20世纪50年代初，“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只是分别提出，而且“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并没有公开宣传。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定为我们党在科学文化工作中的一条基本方针，对它的意义加以系统的论述，并突出地加以宣传和贯彻，是1956年的事情。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急需党团结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时数量并不太多的知识分子对于百业待兴的新中国就更显珍贵。与此同时，苏联出现“解冻文学”思潮，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官僚主义，文学创作的模式化和“虚假”作风等进行了质疑。这些现象在中国文艺界引起共鸣，大家都认为中国的文学创作存在回避斗争、不敢干预现实生活、不能真实地描写生活的缺点。
　　中共高层领导人对文艺现状也不满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都表达过这样的看法。1956年3月8日，刘少奇听取文化部党组汇报时指出：“百花齐放，就允许并存，各搞各的，比如洋的土的都可以搞嘛。”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强调吸取苏联的教训，并指出：我们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4月18日，在一份德国统一社会党一位党的干部谈他们国内遗传学家对过去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的反映材料上，毛泽东批示：“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据此，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北京大学李汝祺教授参加这次座谈会后写了《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毛泽东读后即让胡乔木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并亲自写了“本报编者按”，替作者改新题目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对“百家争鸣”作用作了简洁而深刻的阐释。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号召以苏联为鉴，走自己的路。在大会讨论中，陆定一等就科学文化问题发言。陆定一说：“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对此表示认同，几次插话。4月28日，毛泽东作总结发言，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这就第一次把“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放在一起作为科学文化发展的指导方针。
　　这一方针的正式宣布，是在随后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各方人士发言之后，毛泽东指出：“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向知识界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讲话一开始就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目的，就是要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中，“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繁荣我们的文学艺术而努力，为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这个报告在作了修改后，毛泽东批示公开发表，最后发表于1956年6月13日的《人民日报》，将“双百方针”向全国公布。1956年9月，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决议对“双百方针”也进行了阐述，指出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使“双百方针”成为党发展科学和文艺事业的重要方针。
2、背景：
（1）从国内看，社会主义改造已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确立，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2）从国际形势看，1950年代中期苏联和东欧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震荡；
斯大林时代的文坛大都是歌颂文学，宣扬“无冲突论”，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粉饰生活、回避矛盾的状况，并且粗暴批判一些触及现实的作家作品。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第二次作代会召开，彻底纠正“左”的偏向，作家们开始大但地表现生活矛盾和冲突以及黑暗面，出现一批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家作品——称之为“解冻文学”，其名称来源于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
“解冻文学”与中国1970年代末兴起的“伤痕文学”有着相似之处。
《解冻》第一部发表于1954年；第二部发表于1956年。
以《解冻》发表为标志，被西方称为“解冻文学”时期的作品从此源源不断地出现，不过，苏联文学界一直不承认“解冻文学”这个说法。西方评论界的说法也不尽相同。就一般的理解，“解冻”思潮主要指斯大林逝世后十年中，特别是五十年代中期那些揭露苏联社会阴暗面，反斯大林化，要求创作自由，向西方靠拢的趋向。
以爱伦堡的《解冻》为发端的“解冻文学”开创了一个文学潮流。主要表现有二，一是要求重视人，呼唤人性的复归，要求重新确认“人”的地位，要求文学站在“人性本位”的高度，直面和批判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解冻文学之前的苏联文学作品往往写事重于写人，“生产小说”、“商业小说”、“农业题材”、“工业题材”等都是指写事，而不是写人，解冻文学力图走出这种文学误区。二是要求重新发掘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打碎即往的虚伪的、矫饰的既“瞒”又“骗”的政治口号式的创作毒流。1953年底至1954年上半年，苏联的《新世界》导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它们触及到了当时十分敏锐的社会问题。其中，波麦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最有代表性。该文揭露了文学中“粉饰现实”的种种积习和手法，呼吁作家拿出“真诚”和“良心”，写“生活的真实”。这一问题的提出，立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苏联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一连串反官僚主义题材的小说，如亚·雅申的《杠杆》、丹·格拉宁的《个人意见》等。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些在30年代遭镇压而死的作家的作品。
苏联“解冻文学”思潮，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官僚主义，文学创作的模式化和“虚假”作风等进行了质疑。这些现象在中国文艺界引起共鸣，大家都认为中国的文学创作存在回避斗争、不敢干预现实生活、不能真实地描写生活的缺点。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强调吸取苏联的教训，并指出：我们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
（3）直接原因是某些学术问题上的争论：如关于中国史学分期的争论；
“五朵金花”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下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个基本历史理论问题。
建国后前30年间史学界围绕着五大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和争鸣，众说纷纭，高潮迭起，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中后期才归于消歇。
“五朵金花”的意识形态使命：
古史分期问题：“战国封建说”、“西周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等。关注的是“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和社会形态学说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历史，并由此说明中国革命与历史的前途问题。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主要说明即使没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能发展到资本主义去，即中国历史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所规定的路线前进，这一理论具有普世性。
农民战争问题：主要目的是为历史上的造反者翻案，论证农民在当前革命中的地位。
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汉民族形成问题也承担着同样的意识形态使命。
当时比较著名的就是郭沫若和范文澜两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论。以前主张“战国公元前475年封建说”郭沫若在国统区，主张“西周初年封建说”范文澜在解放区，两人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各说各的；两个人都到北京以后，对中国奴隶制封建制的分期有不同观点，近在咫尺，郭沫若是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史学会会长，范文澜是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彼此难免要作些答辩。他们的主张又都各有赞成者，一时相持不下。诸如此类，科学文化领域中的认识差异五花八门。
（4）在科学文化领域内仍然存在着某些“左”的思想影响，在学术、文化和艺术问题上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的情况时有发生。
2、目的：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和科学工作的发展
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文艺工作，如果“一花独放”，不论那朵花怎么好，也是不会繁荣的。拿眼前的例子来说，就是戏剧。几年以前，还有人反对京戏。那时，党决定在戏剧方面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现在大家都看到，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收到了巨大的效果。由于有了各剧种之间的自由竞赛和相互观摩，戏剧的进步就很快。在科学工作方面，我国也有历史经验。我国在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方面曾经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成了我国过去历史上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我国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么，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春秋战国时代同现在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当时，社会是动乱的，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是自发的而没有有意识的统一领导的。现在，却是人民自己打出了自由的天地，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建立起来而且巩固起来了，人民要求科学工作的迅速发展，因而自觉地对科学工作进行全盘的规划，并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来促进学术工作的发展。
“双百”方针的提出，吸取了我国历史上学术、文化发展的经验，总结了我们党领导科学文化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也借鉴了外国党领导科学文化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个符合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方针。它的主旨同《论十大关系》完全一样，就是要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它同党在科学文化领域的其他重要方针一起，是我国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繁荣进步的根本保证。
4、含义：
百花齐放：指文学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
百家争鸣：指科学研究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
5、成果：
（1）创作了一批出色的文艺作品
老舍的话剧《茶馆》：1956年完成的作品，1958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排，此剧以茶馆作为社会缩影，透过半个世纪的世事变化，由70多个角色演出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层面。
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1959年创作，郭沫若说：“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对我们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在封建时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但以前我们受到宋以来的正统观念的束缚，对他的评价是太不公平了。”
杨沐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作家出版社1958年初版。
艾青的寓言诗《蝉的歌》：一说诗中蝉从早到晚都唱一种声调，八哥笑蝉的歌太单调，本来这与毛泽东56年提出的双百方针是一致的，怎么57年还会被打倒呢？一说会招致批判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蝉歌唱落日，而太阳在那个年代，代表的是什么大家不用想就知道了！所以肯定会被歪曲理解，被批判和打倒！
昆曲《李慧娘》：昆曲《李慧娘》是作家孟超根据明代周朝俊所著《红梅记》中有关李慧娘的情节创作的。孟超执笔创作《李慧娘》，是在1960年春节期间，而剧本的酝酿和构思则是在1959年下半年。《李慧娘》中的主人公李慧娘，在剧中主要以“鬼魂”的形象出现，是一场“鬼戏”。
电影《女篮5号》：1957年谢晋导演执导的第一部有影响力的电影、也是他的成名之作。故事围绕着解放前上海东华篮球队主将田振华与老板的女儿林洁的爱情展开，讲述了小希、段臣风、太子等一群充满青春活力的高中生，带领着一支默默无闻的篮球队最终获得了全省高中联赛冠军的故事。演员们朴实的表演，加上导演到位的开创性的功力，把建国以来新中国的新面貌跃然勾勒出来。
电影《五朵金花》：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一部爱情电影。
电影《青春之歌》：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
电影《北国江南》：1963年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
电影《早春二月》：196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
敢于反映现实，大胆干预生活，挖掘生活本质，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描写曾被视为禁区的人性和人情等领域。于是，一批优秀的小说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作品涌现出来。揭露阴暗面的作品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李国文的《改选》等；表现人情人性的作品有：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等。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刻画了天真单纯、寓于理想和革新精神的青年林震的形象，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官僚主义色彩浓厚、世俗守旧的刘世吾。作家细致深入地剖析了刘世吾的精神状态，对他思想的成因、矛盾与困惑进行了深刻地挖掘。作品开风气之先，敢于针砭时弊，鞭斥官僚恶习，发表之后引起强烈反响。不久，“反右”斗争扩大化，小说遭到了批判。
刘宾雁：
1951年至1957年在北京《中国青年报》担任记者，发表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作协会员。1956年4月，刘宾雁在当月《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在桥梁工地上》，6月和9月发表《本报内部消息》反其续篇，批判了中共官僚主义体制和压制新闻自由的审查制度，引起全国关注。1957年5月13日，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上海在沉思中》，批评上海市委压制言论自由，影响广泛。被毛泽东指责为“企图制造混乱”，被打成右派。1957年7月19日，《中国青年报》举行批判刘之“座谈会”。1958年至1962年刘宾雁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在1963年至1966年他返回《中国青年报》当杂工，1966年3月被“摘帽”，但6月初又被指“反党”，并再度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至1977年。
1978年至1979年，刘回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译文》编辑。在1979年获得平反，同年九月发表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揭露中共建国以来地方官员最大贪污案，在民间引起更大反响。在1979年至1987年期间，他担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发表大量揭露社会问题的报道和报告文学作品，如《第二种忠诚》等。1985年在中国作协第四届大会上当选为副主席。刘宾雁的作品在1980年代的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并使他得到了“中国的良心”的称号。
1987年刘宾雁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共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由再次开除党籍和公职。邓小平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提到刘宾雁说：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
1988年春，刘宾雁在美国讲学。1989年的事件后，因公开反对武力镇压，被开除出中国作家协会，从此被当局禁止返回中国。他在中国大陆的名字亦迅速消失。
2005年2月底，为庆祝刘宾雁80岁生日，海内外一批作家合作出版散文集《不死的流亡者》，刘亲自出席签名会，另外由旅美雕塑家谭宁制作的刘宾雁半身像。2005年2月23日，在普林斯顿大学揭幕，刘亦有到场主持仪式。
刘宾雁于2002年患直肠癌，其后扩散到肺部与肝区，2005年12月5日，当地时间凌晨零时25分左右，刘宾雁因直肠癌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新布朗斯维克（New Brunswick）之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医院（Roberto Wood Johnson Hospital）去世，终年80岁；告别式于12月10日在普林斯顿凯恩博殡仪馆举行。
李国文：
198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于1982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宗璞（冯友兰之女，名冯钟璞，笔名宗璞）的《红豆》描写了发生在解放前夕北京某大学的一场爱情悲剧。这是当代小说中一部较早正面反映情感问题的作品。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相恋，但面对革命的来临，二人发生了分歧。人生观、政治立场的不同导致了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女主人公江玫毅然投身解放事业，而齐虹退缩了。作品把人物之间的冲突放在革命斗争即将来临的背景下和缠绵悱恻的爱情氛围中，较为深刻地揭示了爱情悲剧的主客观原因，并使人物形象在情感和投身革命事业的抉择中凸现出来。由于对爱情心理的真实描写，小说一发表就引起广泛关注，但不久就与其他写人情人性的作品一道被打成了“毒草”。
（2）创办了一批文艺期刊
1956年至1957年出现的文艺期刊有18种。
创办于1956年的如：
《青年文学家》杂志：1956年创刊，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齐齐哈尔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延河》，1956年4月创刊，陕西作家协会主办。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其中“两红一创”,即1957年3、4期《延河》上刊登的《红日》(选载),1962年1期刊登的《江姐》(《红岩》选载),1959年至1961年共13期连载的《创业史》(一、二部),是最早在《延河》上与读者见面的。作家茹志鹃的处女作小说《百合花》便是被数家刊物退稿后而被1958年3期《延河》发表的。
《大众文艺》：1956年创刊，河北省群众艺术馆主办。
《新港》，1956年创刊，天津作家协会主办。
《作家》，1956年创刊，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办。
《萌芽》，1956年7月创刊，是中国第一本青年原创文学刊物。1999年，萌芽联合13所著名高校合办中国权威作文大赛—新概念作文大赛。大赛发掘出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文化偶像，《萌芽》因而被誉为“80后偶像摇篮”。
《牡丹》：1956年创刊，洛阳市文联主办。
《豫苑》：1956年创办，河南省群众艺术馆主办。
《红岩》：1956年7月创办，前身是《西南文艺》，郭沫若为该刊题写了刊名。由当时西南局领导的西南文联主办。
《朝花》：1956年9月创刊，是《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当时成立了一个以巴老、唐、叶以群、孔罗荪、赵超构、张骏祥、许杰等著名作家、专家组成的顾问小组，实际上也是《朝花》作者队伍的核心和骨干。
《草地》：1956年创办，四川阿坝州文化局主办。
《六枝文艺》（油印），1956年7月1日创办，郎岱县文化馆创办文学双月刊。
《文艺生活》：1956年创刊，茅盾题写刊名。是由湖南省文化厅主管、湖南省群众艺术馆主办。
《电影艺术》：1956年10月28日创刊，时名《中国电影》，是新中国第一家专业从事电影评论、电影理论研究的学术期刊。
《版画》：1956年创刊，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办。
《舞台与观众》：1956年创刊到1957年停刊，为广东早期珍贵粤剧文献。
创办于1957年的如：
《诗刊》，1957年1月创刊号。
《星星》诗刊：创办于1957年1月，是新中国创刊最早的诗歌刊物。
《收获》，1957年由巴金和靳以创办的，上海作家协会主办。
《探求者》：创办于1957年江苏省的一个文学社团的同人刊物。它刚具雏形一个来月便在“反右”风暴中被康生所扼杀。其发起人陆文夫、高晓声等作家也遭到了灭顶之灾。所谓“同人刊物”，就是一批因信仰、志趣、文艺观相近的文人自愿结合办起来的非官方出版物，这种刊物容易形成各自的风格和特点。
同人刊物不需要“编制”，不需要政府拨款，办刊经费完全自筹，编辑和作者大都是尽义务。同人刊物成为那时编创人员自主交流、自由创作的一个重要平台。但建国后此类刊物几乎绝迹了。
《雨花》：1957年创刊，是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月刊。
《花蕾》杂志：1957年创办，是内蒙古创办的第一份蒙文少年儿童刊物。
《芒种》：1957年1月创刊，由齐白石亲题刊名，是中共沈阳市委员会宣传部主管、沈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上影画报》：1957年创刊。
《中国画》：1957年11月创刊，始为季刊。
《园林好》：1957年创刊，中国音乐家协会成都分会编辑委员会。
《中国摄影》：1957年创刊。
二、1957年开始受挫：
“双百”方针是党科学文化工作基本性的长期性方针。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了干扰和损害，1960年代初中共中央开始纠正这一错误，但1964年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方针又受到了严重的破坏。8年样板戏几乎独占了中国所有的艺术舞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也几乎停止了。
罗平汉《1957，“双百”方针为何中断》（《同舟共进》2009年第12期）：
1956年4月，为繁荣文学艺术和推进学术研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明确宣布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此后一年时间里，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举措贯彻这一方针。然而，“双百”方针只实行了一年便被中断，给历史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双百”方针为什么贯彻不下去？
【原因之一：高级干部中不赞成“双百”方针的是多数】
“双百”方针的提出，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毛泽东亲笔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以示祝贺。“百家争鸣”最初是毛泽东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而提出的。1953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和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回答说要“百家争鸣”。
但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个基本的方针完整提出，则是1956年的事情。这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地召开扩大会议对此进行讨论。会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前一阶段文艺界和学术界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宣布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毛泽东《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双百”方针提出后，广大知识分子以十分兴奋的心情报以热烈欢迎。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说：“我们科学界所以衷心地欢迎‘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因为‘百家争鸣’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道路。”（《科学家、教授谈“百家争鸣”》，《光明日报》1956年5月25日）
北京大学教授傅鹰表示：“我们搞科学工作的人，百分之百的赞同‘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要科学发展，就应该做到自由论争，‘百家争鸣’。不这样，思想就会僵化，科学还哪里会发展。”
但是，对这一政策，在党的干部队伍中，不少人却心存怀疑和忧虑。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负责干部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的文章《我们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少人提倡了。二是过去的一年利用反对“公式化、概念化”来反对艺术应为政治服务、艺术要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等，代替了描写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等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说、戏剧、诗歌。三是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作品，甚至个别人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稍加整理就冠上自己的名字去图名求利。
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报刊转载，有的甚至还以编者按的形式赞成陈其通等人的观点。尤其引人注意的是，2月28日的《旅大日报》在转载陈其通等人文章时，编辑部还在按语中说：“这篇文章提出了当前在文学艺术战线上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几个原则性的问题，引起了文艺界及有关方面的广泛注意。在我省，日前中共辽宁省委文教部召开的文艺编辑座谈会曾经讨论了这篇文章。与会者一致认为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也是及时的，文章中提出的几点意见，都是正确的。”这些事实表明，对“双百”方针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者并非只是个别人。毛泽东也一再说过，高级干部中不赞成“双百”方针的是多数，赞成的是少数。（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上海市委的一位负责人说，“百家争鸣”缺了共产党一家。北京市委的一位领导干部也持同样观点，认为1956年是唯心论抬头，唯物论的鸣声不高，向科学进军后，知识分子开始钻研业务了，但尾巴也翘起来了。
1956年底1957年初，有人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信，认为“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攻，说什么1955年是无产阶级思想向资产阶级思想总攻击的一年，1956年是资产阶级思想反攻的一年。资产阶级思想获得了苏共二十大的援军，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其具体表现是唯心主义解放了。此人还说，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双百”方针的报告，除了鼓励争鸣外，没能解决唯心主义长期存在对人类的祸害问题，因此思想界很混乱，什么人的主观意见都说是“百家争鸣”。
在那些不赞成“双百”方针的人看来，“百家争鸣”中，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只是百家中的一家，而其他九十九家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样“鸣”的结果，很可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占了上风。他们还认为，多少年来一直提倡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可是“百家争鸣”一来，唯心主义也获得了“争鸣”的资格；而且他们认为，对知识分子而言，其世界观本来就是唯心主义的。因此，“百家争鸣”将会使唯心主义呈日益泛滥之势，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将变为一句空话，随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鸣放出来，局面将不可收拾。尽管1957年春毛泽东对为什么要实行“双百”方针作了多次讲话，并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作了公开的批评，但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未真正统一。随着反右派运动的开展，相当多的人自觉不自觉地将“右派言论”的出笼与“百家争鸣”联系起来，认为都是“百家争鸣”闯的祸。所以反右派运动后，“双百”方针作为一句口号还在使用，但实际上已不可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
【原因之二：对“双百”方针理解的偏差导致“大鸣大放”】
1956年大力倡导“双百”方针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苏共二十大暴露出苏联体制的许多弊端，其中包括文艺和科学工作的种种清规戒律挫伤了知识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的领导人在试图走出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除了在经济建设上提出要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外，在思想文化建设上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提出在文学艺术上实行“百花齐放”，在学术研究上提倡“百家争鸣”。尽管这一政策所允许的对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的宽容，并没有超过1954年通过的宪法中关于“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的规定，但这一政策的提出，与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文艺的粗暴干涉和对科学研究随意贴上政治标签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就是对此前片面强调学习苏联且一味强调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变化。
但是，应该看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种提法，虽然在建国初就已出现，可把它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是1956年4、5月间才正式提出的。而这个方针的提出，党内并没有进行充分的思想酝酿，没有通过深入的学习讨论，因而也没有在党内形成广泛共识。1955年，在意识形态领域，曾大张旗鼓地进行对胡适派唯心主义的谴责，开展了对梁思成建筑设计中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错误”的批判，组织了大规模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些运动几乎涉及整个知识界。仅过了半年，“双百”方针便提出来了，尽管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长期的思维惯性使相当多的党员、干部一时难以转过弯来，对实行这一方针抱有某种抵触情绪。就是因思想改造和各种批判运动而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也对此心存疑虑而不敢大胆“争鸣”。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潘世兹坦言：“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一次提出鸣放的方针，大家都很兴奋。不过有这样一种疑虑：今天我把什么话都讲出来，过一个时期，一年或许两年，我讲过的话是不是要算账？不光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我所接触的一部分人也有这种想法。有的朋友谈起整风，不知道我们是否要弄在里头？还有人怀疑现在整风是整党内，过一个时期，是否要轮到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改善党群关系》，《光明日报》1957年5月10日）
“双百”方针提出后，知识界出现了一种想“放”而不敢放，想“鸣”而不敢鸣的局面，正如费孝通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所说的：“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意味着他们的积极性是动起来了，特别表现在提高业务的要求上，但是消极因素还是很多的。他们对百家争鸣还是顾虑重重，不敢鸣，不敢争；至于和实际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问题上，大多更是守口如瓶，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气。”（《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这种情况出现后，党内又产生了急于想改变这种局面的情绪。恰好此时，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广泛的整风运动，以改进干部作风。于是，人们对于“双百”方针的贯彻变成了千方百计劝导知识分子参与“争鸣”，并且将这种“争鸣”转变为动员知识分子参加整风运动的一种方式，甚至还搞起所谓“大鸣大放”。所以从这时起， “放”与“鸣”的重点，已不是文艺与学术思想问题，而是鼓励党外人士“鸣放”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
到此时，人们对“双百”方针的理解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当初这个方针提出的时候，毛泽东说得很清楚，是“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限定的范围是十分清楚的。至于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之外的领域，事实上是不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坚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从来没有必要进行“争鸣”。偏离“放”与“鸣”的结果，是“放”出了大量的“毒草”，“鸣”出了一大批的“牛鬼蛇神”。由于对形势作了脱离实际的判断，随后发生了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这样一来，“双百”方针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原因之三：匈牙利事件的消极影响】
探讨“双百”方针在1957年的历史命运时，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这就是1956年秋的匈牙利事件。这年10月，社会主义阵营的匈牙利发生大规模群众性示威游行，提出反政府的口号，随后演变为大规模的骚乱和流血冲突，后来由于苏军进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事件才得以平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甚为震惊，同时也使他产生了一种高度警惕，即如何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在中国重演。
当时，毛泽东一方面自信地说：“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但另一面，他也不能不提防中国出现类似的问题，而且要设法避免。尤其在1956年下半年，我国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现象，城市有少数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农村也发生了一些农业合作社的社员闹退社的事件，这更增加了毛泽东的担心。1957年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指此时国内少数闹事的人——作者按）引出了洞。”他还说：“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毛泽东又说：“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此时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半年前他对“双百”方针的提倡，用意上是有所不同的。半年前，是为了繁荣文学艺术和推进学术研究。匈牙利事件后，虽然他仍有同样的用意，但还有一层用意，就是让那些“毒草”长出来，让“牛鬼蛇神”跳出来。毛甚至说：“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有人曾提出：“毛主席引蛇出洞的决策，应该是在十月份的波、匈事件以后开始考虑的，而一旦形成，他就亲自执行，全力以赴做‘引’的工作。”不过笔者认为，1956年10月开始的“放”的策略，与1957年5月正式作出的“引蛇出洞”决策，在本质上还是有所不同的。此前的“放”更多的是树立对立面，使“香花”与“毒草”进行比较，从而使人们能辨明什么是“毒草”并最终自觉地与之划清界限，使“香花”更好地生长。整风运动之前，在毛泽东看来，有那么一些“毒草”并不可怕，到时把它们锄掉就是了。
可是，1957年5月整风开始后，鼓励“大鸣大放”的结果，放出来的“毒草”大大超过了党的领导人的预料，这才使他们感觉到“事情正在起变化”，需要来一场大规模的锄“毒草”运动。为了将“毒草”除尽，尤其是将那些隐藏较深的“毒草”除掉，毛泽东一面在党内布置反击，一面指示继续“鸣放”，目的当然是为了届时聚而歼之。如果说，1956年毛泽东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种政策来提倡，那么，匈牙利事件后就有政策与策略并重的意味了，甚至后者更主要一些。至于在作出反右派运动的决策后，继续鼓励“鸣放”，毫无疑问，仅是一种策略了。到了这个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双百”方针中止也就不奇怪了。
【原因之四：对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变化缺乏足够的估计】
1956年知识分子政策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在这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曾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一切，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不单单是一个称号问题，更主要的是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的一种认同。
但是，在随后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并没有使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提法，而是说：“在党的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6年来各方面的伟大变革和伟大成就的强烈影响下，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这就说明，当时党内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认识并不一致，仍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并未改造好，还不能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在我国的政治用语中，“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是有层次上的区别的，无产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而劳动人民从整体上讲是不能作为领导阶级的。反右派运动前，毛泽东一方面不断地强调要坚持“双百”方针，另一方面又一再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的提法。1956年9月，他在谈到党的历史经验时，这样说：“在整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站在人民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这样做，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市场，有利于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与文艺界代表谈话时，又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若论出身，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蛮革命，我也是算在这个范畴之内的。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有的人后来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毛泽东之所以仍将知识分子冠名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因为在他看来，全国500万知识分子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大概只占百分之十几，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说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人，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还相差很远。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因此，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这种估计，不但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不一致，而且也不符合知识界的实际情况。对知识分子建国以来变化的过低估计，必然导致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这样就产生了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认为知识分子仍属改造对象，另一方面又鼓励他们参与“争鸣”。这就难免在主观上把他们看作“百家”中的资产阶级成员，在潜意识里认为他们“鸣”出来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整风运动后“右派言论”的出现，似乎更印证了原来的判断：知识分子果真没有改造好，果然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说，在反右派运动的准备阶段，为了“引蛇出洞”，“百家争鸣”作为一种策略还在使用的话，到了正式“反右”之后，自然就不能让它出来继续毒害民众了，“百家争鸣”当然也就不能再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份儿。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百花齐放”变成了一枝独秀，“百家争鸣”也就变成了一家独鸣。这种局面，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改变。
三、新时期发展——文艺的春天：
1、原因：
（1）“文革”结束，清算林彪、江青的极“左”路线；
（2）邓小平提出文艺的“二为”方向，强调坚持“双百”方针；
“二为”：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980年7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向人们传达了党中央的这一精神。通常简称为“二为”方向。用以取代沿用多年而过时了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是我党新时期提出的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针。这项方针体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性质，指出了我们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它符合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保证。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为工农兵服务”。
（3）党中央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表现：
（1）文艺：
①出现了以文革为主题的“伤痕文学”（1977）“反思文学”（1979），以改革为主题的改革文学
伤痕文学：是本世纪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四川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它得名于1978年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
反思文学：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作家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并追溯到此前的历史，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和伤痕文学相比，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被称为“反思小说”。“反思文学”的标志性作品是1979年2月《人民文学》上发表的茹志鹃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故事》。
改革文学：1978底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便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祖国发展的种种思考和设想。这就是风骚一时的“改革文学”，其开篇之作，是1979年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②出现反映社会生活的戏剧、电影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
（2）学术：讨论空前激烈
如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他们用系统论的观点“论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停滞性和历史振荡的周期性这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初版于1984年。
3、意义：
中国文化正在走向世界。
2000年10月12日，1940年生于江西赣州的，写有《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小说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的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
2012年10月11日，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的，写有《丰乳肥臀》《檀香刑》《蛙》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本土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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