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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早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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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国家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生产力的提高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人口逐渐集中，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城市和聚落，这种经济上的变革为政治上的集中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社会关系复杂化也是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原因。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阶层开始分化，出现了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权力的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这种阶层分化加剧了社会矛盾，促使了政治组织的出现以维护社会秩序。最后，文化认同的强化也是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因素。在共同的地域、语言、宗教和习俗的基础上，人们逐渐形成了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文化认同为国家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支撑。
早期国家的形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意义。首先，它标志着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国家社会的转型，为后来的封建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次，早期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分封制、宗法制等政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甲骨文等早期文字也为后来的汉字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此外，早期国家的领土观念和统治方式也为后来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最后，早期国家的研究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和文明演进过程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早期国家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
夏商西周早期国家建立了世袭王朝，确立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架构，具备了职官、军队、刑法等国家机器。尽管夏商西周早期国家在不断发展，但它们在很多方面又是不完善的：血缘关系没有彻底被地缘关系取代，部族组织残留严重，以致国家内部结构往往只能采取部族、方国联盟或分封制管理形式，比较松散，中央集权程度不高。职官系统也只能采取世卿世禄这种固化的等级结构方式。国家治理使用礼治而非法治。
【参考文献】
1. 林沄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
2. 谢维扬 《中国早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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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念】藩镇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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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割据 是唐朝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主要指的是唐朝中后期幽州、魏博等藩镇的将领拥兵自重，在军事、财政、人事方面不完全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局面。这一现象源于安史之乱后，唐朝在边境和重要地方设置节度使，掌管当地的军事大权。随着节度使势力逐渐扩大，有的节度使在其辖区内扩充军队、委派官吏、征收赋税，并且不服从唐朝政令，从而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这种局面被称为藩镇割据，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对唐朝后期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影响 。
藩镇割据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安史之乱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后，唐朝为了平定叛乱，增设了大量的节度使，这些节度使在辖区内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包括军事、财政等方面。尽管一些割据藩镇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但他们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唐朝中央集权的削弱和社会的动荡不安。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只有极个别藩镇割据，如幽州镇、魏博镇等，而且即使这些割据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然而，到了唐末，由于黄巢之乱的爆发，藩镇割据的现象普遍化，最终导致唐朝的灭亡 。
藩镇割据的现象不仅加剧了唐王朝的崩溃，而且对社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人民遭受了战乱的灾难。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五代十国时期，直到北宋初才结束。藩镇割据是唐朝后期政治混乱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导致唐朝最终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
【参考文献】
1.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卷 《第七节 藩镇割据》
2.杨志玖《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
3.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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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概念】推恩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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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恩令是汉武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而颁布的一项重要政令，本质是在郡县制的基础上的改进。这项政令要求由以前的各诸侯所管辖的区域只由其长子继承，改为其长子、次子、三子共同继承。按照汉制，推恩令下形成的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后根据这项政令，诸侯国被越分越小。
为了加强对封国的管理，汉武帝又“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不得进入中央任职，以此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防止他们从事非法活动。“附益法”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以诸侯王所献助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夺爵者达106人，占当时列侯的半数。至此，王、侯虽然还存在，但只能“衣食税租”，不得过问封国的政事，封土而不治民。通过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
推恩令等措施的推行，为西汉王朝的强盛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内部良好的政治环境也促成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解决匈奴问题提供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强大保障，并最终打败了匈奴，营造了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宗法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渐趋缩小。汉代对地方割据势力的打击一方面强化了郡县制，另一方面产生了新的选官制度——察举制，从而减少宗法制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影响起到的巨大作用。
汉武帝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打击地方割据势力，不仅成为汉代法律制度的一大特色，而且对地方割据势力的抑制更为成功。不仅如此，还留给后世一笔宝贵的遗产，即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这样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也影响到后世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处理方式。许多朝代都注重运用法律手段调控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而不是一味地征战和征服。从这个意义上讲,汉代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对后世运用法律手段维护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存续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2.《汉初对地方分封势力的打击及其影响》
3.《略论汉武帝对封国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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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概念】均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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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田制度则是在世界性民族大迁徙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它既是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自身发展的结果，也包含了少族民族入主中原后所带来的某些新因素的作用与影响，是中国古代最有成效的土地制度之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冲击、调整了秦汉以来既有的土地所有制关系，这或是均田制度能够在中原地区实施的基本原因之一。
一方面，均田制由国家控制土地还受，使劳动者和土地这两个要素得以有效地结合；另一方面，其又在法权意义上限制或延缓土地的兼并过程。均田制是利用国有土地组织生产，所以可以在土地还受、买卖限制、桑麻树艺等方面提出相关的规定与要求。因此可以说，均田制比较好地发挥了国家的宏观调控与管理功能，通过这一政策的实施，较为有效地贯彻了国家的农业政策，为隋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均田制的意图既在于消除豪强所占有的苞荫户，所以均田令中也就没有苞荫户亦即依附农民的法律地位。从这个角度看来，均田制可以说是专制国家对民间盛行的封建依附关系的最后一轮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干预。以均田制形式出现的这一轮全国性干预，因朝代改易，在二百多年历史中出现过多次，一般都是见效于始初，终归于泡灭。依附关系既然已经熟透，其本质是排斥依附关系的均田制度势必难以为继。均田制的废弃，也就是这种干预的失败。
均田制是在豪右占有以外的荒瘠地面上，依劳动生产力的大小配给以可能耕垦的土地数量，而由是获取可能提供的赋税定额的田制和税法，所以，除一定的永业田而外，授田的主体并不限于主男，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奴婢乃至耕牛，都在其例。像这样依照劳动生产力配给耕地的办法，在当时的情况下，确有助于经济的恢复，且曾在相当范围内，阻止了农民对于税役的逃避。所以，均田制又近似一种强制执行的半徭役制或力役制。
【参考文献】
1.樊树志《中古均田制度的农史观察》
2.《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3.《秦汉魏晋史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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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概念】两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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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人口大量流亡，中央政府难以进行有效的户籍控制和管理，转而将税收的重心转向财产。财产成为两税征收的主要依据，使得政府不需再追踪流亡人口的走向，只需关注现居主客户的财产情况，大大降低了户籍统计成本。在土地兼并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偏重财产实际是将税收重心进一步转向有产者，扩大了中央财税来源，贫民负担也相对减轻。但由于土地日益集中到富者手里，穷人增多，无地的佃户要向田主缴纳地租，交纳产品定额地租，每亩交麦（粟）六斗至一石，是亩产量一半至八成。因此，无地农民大量流亡，户籍随之减少。也就是说，两税法的弊端在于实际纳税是按照物价浮动的情况而定，定额不是绝对的。唐后期，各藩镇就利用这个环节公开敛财。由此可见，两税法适应了安史之乱后人口流亡的现实，简化了户籍统计的成本，扩大了税收的来源。
两税法实行以货币为主的缴纳方式，有助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为了缴纳两税，农民将农产品拿到市场出售，通过农户—市场—政府的流通，进一步推动了农产品的市场化、商业化。同时，由于两税征收由实物变为货币，部分农民不再被束缚于土地，可以参与手工业、商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其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从相关研究看，唐代后期的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城市经济繁荣，社会阶层流动频繁，地区性和全国性商业网络不断完善，城市成为农产品集散地。
推行两税法时，唐王朝明确规定:“今后除两税外，辄率一钱以在法论。”但这种局面只维持了一个极短的时期。稍后，腐朽的统治者又想尽办法搜刮，增添了许多苛捐杂税，再加上钱重物轻等原因，广大人民的负担成信增加，生活愈加困苦。
【参考文献】
1.朱绍侯 《中国古代史》
2.袁行霈 《中华文明史》
3.《唐代两税法确立两大税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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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概念】朋党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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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政治权利和地位的人，自然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官僚集团，和之前依靠门第的旧世族集团由于利益的冲突展开了长久的政治斗争，也就是所谓的朋党之争。陈寅恪认为：“牛李两党的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后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是新旧两统治阶级之斗争”，陈寅恪指出了朋党之争与进士科之间的关系，并且言明唐代的党争早已存在。党争对唐朝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宗曾感慨道：“去河北之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对于牛李党争的终结，韩国磐的结论是“科举出身的新官僚集团，终于战胜了依靠门第的旧世族集团，因为这一科举出身的官僚集团，对封建中央的集权，对于皇权的集中是有利的”。
由于宦官立君体制下的朋党之争持续进行使君主威权和辅君势力不断被削弱宦官势力集团及其朝臣中的党附势力不断膨胀加深了宦官势力集 团的家族化和朝廷大臣门阀化又使朋党之争向更纯粹的门户派系之争发展最终造成了败坏朝纲、耗尽国力并将唐王朝推 向灭亡的严重后果。宦官立君体制及其相应的朋党之争对唐以后至五代十国形成军阀派系及其相应的军阀混战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必然的反作用为宋朝确立重文抑武政策提供了理由进而又影响到宋代抵御外族的军事实力和军事政策；而政出多门权力运转格局又为五代至宋的中枢辅政体制变革开了先河。
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崛起，宋仁宗年间的朋党之争有了新的内容和意义。它先是表现为新进士大夫为自身利益和抱负而与权臣之间展开的斗争，继而演化为新进士大夫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讦。与以往的党争相比，宋代被视为朋党者更注重道义之争，并试图扭转传统观念，为朋党正名。而明末曾出现崇尚气节实学，主张开放言路、反对阉党专权的东林党人。清朝雍正皇帝曾写《御制朋党论》批评欧阳修观点为邪说，其道是小人之道，指出朋党培植党羽以营私利，不惜损害公义，达到互相扶植、提携，有事相互关照之目的，暗地干扰皇帝决策。
【参考文献】
1. 涂绪谋 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论唐后期朋党之争的体制根源》
2.《朋党之争影响宋代士风和政风》
3. 米志鹏 西北民族大学硕士论文，《论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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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概念】猛安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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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安谋克制度在金代女真族社会中集政治、军事、生产于一体，高度适应于女真族由氏族制向奴隶制及封建制的转变过程，推动了金朝的建立与发展，巩固了政权统治。作为金朝主要军事力量，猛安谋克在疆域拓展、边疆开发、新领土征服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并对后世制度产生一定影响。此外，它在加强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然而，随着历史发展，猛安谋克制度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逐渐暴露局限性，成为维护旧生产关系的工具，阻碍社会进步。进入中原后，猛安谋克与中原封建政治经济体系冲突加剧，破坏当地生产，引发反抗。猛安谋克组织内部士官多、兵民少，削弱实战能力，加剧社会矛盾，阻碍社会进步。
女真族的核心组织——猛安谋克，在迁入中原后，脱离了原有的政治与经济根基，摒弃了以渔猎为主的传统生存模式。面对中原农业生产的发达与先进文化的熏陶，猛安谋克逐步发生深刻变革，这一过程实质上是民族间差异逐渐消解、共性日益凸显的生动体现。这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也推动了社会的多元一体发展。
在猛安谋克封建化完成后， 其内部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普通户转变为封建自耕农民，而富有者和贵族则成为封建地主。女真族虽然通过大规模迁徙猛安谋克到中原地区来加强统治，但这种迁徙方式仍带有奴隶制的色彩，在中原先进文化、制度的碰撞下，猛安谋克内部已逐渐呈现出封建化的趋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女真人试图将自身的奴隶制引入 封建体系，这导致了较为先进的汉族封建制对其内部产生了深刻影响，加剧了社会 矛盾，引发一系列反抗斗争，进而推动猛安谋克制度走向瓦解。
【参考文献】
1.《金朝国家经济统一体的形成与解体》
2.《论金代猛安谋克制的产生和发展》
3.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杨佳丽 《女真族猛安谋克制度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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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概念】租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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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封建租佃制关系的基本特征，一是土地出租者与土地租佃者之间采取了一种契约形式；二是客户已经有了迁移的自由；三是客户在生产和法律上的地位有所提髙；四是产品地租已代替了劳役地租，并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地租形态。在封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封建租佃制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首先，封建租佃关系更加复杂化，出现了二地主阶层；其次，土地所有权、占佃权和使用权分离；再次，佃权可以转让；第四，流行小地块的租佃制；第五，地租形态从分成制地租形态向以产品和以货币为形态的定额地租发展。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在我国封建土地制度演进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人身依附关系极为强烈的部曲制的变革，又承继了中唐以来佃农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减轻的趋势，并为明清时代的封建生产关系所沿袭。
租佃制下土地产权关系的变动使得宋代佃农的收入构成发生了变化，佃农不仅享有自己的劳动力产权带来的收益，亦可以通过转佃、“立价交佃”、“资陪”等形式获取土地增值带来的额外收益。租佃制下土地产权关系的新变化和佃农收益的重新构成，激发了个体小农土地经营的积极性和制度创造性，对于此后历史时期内传统中国乡村的农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进入宋代，随着土地流转渠道的畅通和佃农的身份地位的提升，租佃制获得新的发展，新的租佃惯例逐渐衍生。租佃惯例体现了民间土地经营中中自我规范的能力与形式，对于维持良好的主佃关系和乡村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宋代国家在官田的经营中注重吸收民间智慧，效仿民间租佃惯例，表现出了一种灵活、务实的治国理念。和民间的租佃惯例一样，宋代乡村社会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着“乡原体例”，对于指导乡民的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种民间规范还无法上升独立于专制权力之外的民间自律性社会秩序去理解，传统国家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能够将产生于乡村社会中有利于自身统治的理念与方式纳入到自身的统治秩序中。
【参考文献】
1.林文勋《宋代土地制度史研究述评》
2.云南大学硕士论文 张春红《市场、习惯与国家：宋代租佃制度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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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概念】榷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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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场，是指宋、辽、西夏、金在政权在各自疆土接界地点设置的互市市场。榷场的特点是场地由官方指定，场内贸易由官吏主持管理、评定货色等级、兜揽承交、征收商税，双方交易者既有官方又有民商，民商必须纳税、交牙钱，领取证明文件方可入场交易。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贸易的商品种类、数量受官方严格控制，同时禁止榷场以外的民间贸易。榷另外场的设置常常因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兴废无常。
各政权对榷场交易的商品种类都有严格的规定。中原及江南地区向辽、西夏、金输出的主要是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如粮食、茶叶、布帛、瓷器、漆器，以及海外香药之类。辽金夏地区输往南方的大宗商品则有牲畜、皮货、药材、珠玉等。宋与辽、西夏、金互市商品种类的不同反映了南北方各自生产发展水平的高低及其特点，体现了不同政权之间经济的互补性。榷场贸易交易的主体是边民、官府、驻防官兵及远道而来的各族商人。
榷场贸易实现了宋与辽、金之间经济文化的互通有无，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稳定，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和税收收入，满足了当地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也使宋朝一些先进的农具、手工业技术、作物品种传到辽、金，大大改善了辽、金相对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同时，辽、金的各种物资、文化传播到了宋朝，为宋朝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榷场贸易还推动了民族交融。
【参考文献】
1.王福君 《辽宋夏金时期宋的榷场贸易考述》
2.王晓燕 《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
3.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左强 《宋金榷场贸易与走私贸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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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概念】格物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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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通过解释和发展二程的思想，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把“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穷理”。“格物”就是要落实到事物上去，不要离开事物。朱熹特别提出“即物”，就是不能离开事事物物，尤其是日常的人伦日用，包括草木、瓦石。我们要内在于一个此世的伦理秩序中，在我们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中，在我们所处的自然界中找到价值，这就是“格物”最重要的含义。朱熹以理规定格物的物，发挥了“穷理”的概念。穷理就是要研究、了解事物的道理。“即物穷理”含有一种知识性的发展，同时“格物致知”又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性的发展，它包含了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从而在自己的实践中体现出来。因此，“格物致知”包括了知识论和道德论两个方面。我们也可以把朱熹的思想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主敬涵养”；另一方面讲“格物穷理”。这适应了那个时代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文化发展的要求。宋代理学在朱熹的时代明显分化，即分化为狭义的“理学”和“心学”两派，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以陆九渊为代表。朱熹强调，“格物致知”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要广泛地读书，通过读书来考察事物的道理。陆九渊不赞成朱熹这种格物的做法，认为这是支离，他主张“心即理也”，反对广泛地读书，了解事物的道理，而是强调返求内心，发明本心，不重视多读书。
朱熹主张修养方法为“即物而穷理”，认为“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显然，朱熹的“即物而穷理”就是程颐的“进学在致知”，但是，朱熹却忽略了程颐的“涵养须用敬”。一切关于物理的考察不过都是为了对人性的修炼与涵养而已，可以看出，朱熹的致用观对人性的修炼对外物的探究皆有兼顾。南宋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当时达到了世界科学中心的高度，与朱熹在致用观上的转向不无关系。
【参考文献】
1.陈来《宋代理学概说》
2.王绪琴《明体达用：宋明理学的经世致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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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概念】朝贡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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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一种海外贸易制度的称谓。先秦时期，朝贡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开始出现。汉代开始有“四夷”朝贡的记载。作为一种贸易制度，源于宋代市舶司的“抽买”“抽解”和“进奉”。准许外国使节在进贡的前提下，随所乘船舶、车马携带商货来中国进行贸易。海舶输入商货由政府收买，其余许民间买卖。元代行抽分。明初至嘉靖时实行海禁，对私人的海上贸易进行严格的控制。在海禁期间，允许海外各国在“入贡”时附带进行贸易。《明史·食货志五》：“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明廷还规定各国的入贡期限，多数是三年一贡，独日本十年一贡。清代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朝贡贸易体制发展更加成熟与保守。清末，随着国力衰微与外国侵略，朝贡贸易基本停止。朝贡具有政治和贸易双重功能，是中国古代中外交往的重要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伍庆玲：《朝贡贸易制度论》，《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第4期
2.康灿雄：《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五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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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概念】改土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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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中央政府在西南大部分地区废除当地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实行的世袭土司制度，按内地制度重新建立行政区划，委派有任期、非世袭、非土著、有流动性的“流官”治理。一方面，该措施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远区域的控制，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加速了其内地化的进程，促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化格局日益完善。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特别是在平定土司叛乱时对各地人民地残酷屠杀，也给各少数民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大一统”国家政治构想是改土归流的源动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前提。作为一场由中央王朝主导的政治变革，改土归流把土司地区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直接管理之下，并由此导致改流区经济、文化、认同、治理等各层面的巨大变化。改土归流进程中，政治版图上的“滚雪球式发展”、民族关系上的“搅拌式交融”、文化价值上的“交互式认同”、社会经济上的“拓荒式开发”，加强了原土司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及社会经济的开发发展，促进了中华文化内聚力的形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社会经济基础。从国家化角度看，改土归流使国家主权与治权在改流区统一，减少了社会争夺；实现了个别家族统治向国家与地方共同治理过渡，缓解了社会矛盾；使资源由单一阶层支配向国家与市场共同调配过渡，迅速提升了生产力；使民众身份由“蛮夷”向“民”过渡，形成了民族与文化的双向认同；多元文化由区隔走向交融，“一体多元”文化得以型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明清时期实施的改土归流，加快了中华民族从“自在”共同体向“自觉”共同体建设的速度，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特殊方式和有效举措。
【参考文献】
1．《明史》卷三百十《土司传》——卷三百十九《广西土司三》。
2．莫代山：《改土归流与区域社会的“国家化”》，《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05期。
3．张中奎：《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4．廖钰：《改土归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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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概念】宗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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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藩关系是中国长久以来处理与周边政权关系的典型模式。中国传统宗藩体制是在中国古代宗法观念、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着各具特点的演变，直至近代解体。这一体制客观上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在较长历史时期中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和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至明清时期又阻碍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同时，其对东亚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东亚地区因其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着总体的和平与稳定格局。
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的优点：第一，强调“和”的精神，有利于中国与邻邦友好关系的开展。中国传统宗藩体制强调中国同其内的部落、其外的邻邦要和，和才能使双边的子民得福，生活安康。中国传统宗藩体制对“和”的追求，不仅调和了周边的环境，而且有利于建立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前提。第二，中国传统宗藩体制为中国周边的稳定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证，成为减缓周边紧张关系的减震器。从古代中国一开始建构宗藩体制，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调和周边关系，减少周边部落、邻邦对中心的压力。宗藩体制更主要功能在于缓和中央王权与周边部落、邻邦之间的矛盾冲突，成为缓和这一冲突的减震器。 第三，有利于亚洲内部经济、文化的交流。在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制的构建，客观上推进了本区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自唐以后，东亚地区出现的“亚宗藩体制”所形成的网状结构，更进一步推动了东亚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的缺陷：中国古代宗藩体制由于自身的原因，以及由体制所诱导的其他因素，也不可避免存在着缺陷，主要体现在：第一，理论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背离。中国传统宗藩体制中理论表达与实践之间是背离的。中国的统治者一方面对外宣扬着自己“天下共生”、“泽被四海”；但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上形成远近亲疏、华夷大防的区别对待。这表明“宗藩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名实不符”。 第二，“天下观”导致了中国近代国家身份的不明。中国传统宗藩体制最突出的消极影响是它给中国近代国家身份的认可带来了困惑。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了中朝宗藩关系的瓦解，也标志着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的正式解体。
【参考文献】
1.郑维宽,林炫臻《从礼仪之争看历史上中越宗藩关系的复杂性》
2.黄泽平《论李鸿章宗藩关系观念的近代变异》
3.李京礼《清末传统宗藩关系瓦解的过程》
4.柳岳武《中国传统宗藩体制述论》
【融合教学】
国家治理：朝贡体制、条约体系、近代外交、列强侵略、国际法、国际秩序
经济发展：朝贡贸易、丝绸之路、世界市场
思想文化：华夷之辨、天朝上国理念、中华文化圈、中外文化交流与碰撞
14、【概念】东南互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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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互保的这种两重性，使它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过两重影响。一方面它压抑了南方地区的反帝运动，另一方面它又阻止了八国联军的南下蹂躏；一方面它免除了列强在扑杀北方义和团时的南顾之忧，另一方面它又使战胜之后的列强在处置中国时不能不正视驻守东南的几十万军队。
东南互保既是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又是一次具有鲜明区域性特征、影响巨大的社会运动，反映了晚清国家、地方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样一场运动，绝非某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所及，也不是作为外部条件的西方列强所导致。东南互保酝酿之初并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各派精英为形势所逼分头联络、同时进行的自发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所谓的“东南意识’’还是各项“互保”活动，都是晚清东南社会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场域在受到外部挑战过程中所萌发的一种自觉的群体行为。
东南互保运动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植根于区域社会的内部，其根本内因和动力乃源于东南社会的特殊权力资源结构。晚清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阶层流动，加深了地方社会官、绅、商、学各阶层的渗透，从而形成了一个相互之间复杂关联的权力资源网络。晚清咸、同以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逐渐凸显为“内轻外重"的二元格局，地方督抚的权力、权威日渐增强，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国家的政策。地方一社会权力资源网络所凝聚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以及信息资源，为东南互保之形成与维持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2.《庚子危机与东南治理》——以刘坤一与“东南互保”为中心
3.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彭淑庆 《国家、地方与社会——区域史视角下的“东南互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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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概念】立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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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变革，立宪派要求限制君权，推行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要的是真立宪，因而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它又是对早该淘汰的清王朝的一种挽救。只有变革王朝才能挽救王朝，二者是统一的。新政的实施说明了清王朝已有自我挽救的意识，但慈禧太后只取立宪之名又说明它并没有相应的变革意识。尽管立宪派一再警告清政府：“国运非收拾人心，无可挽回；人心非实行宪法，无可收拾。”但自从光绪下诏立宪后，无论是中枢官员还是边疆大吏，都存在违拂舆情、摧抑士论，剥害实业，损害国防的状况，专制色彩日益浓厚。上述情况无疑是与立宪的主旨相反的。历史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但老耄昏聩的慈禧很难比得上百日维新中的光绪，清政府缺少认识这种条件的人。他们用假变革来欺骗历史，而欺骗历史是不可能不受到历史的惩罚的。1911年年初外国人已经看到：“中华帝国正在没落，其四肢已经烂掉。”显示了局外旁观者的敏锐与清醒。晚清政府丧失了一个较为良好的政治改革时机，它已不具备实现政治变革的主体资质。财政危机、经济破产以及严重的民族矛盾和族群冲突，导致了晚清立宪运动的失败。
清末立宪运动是法律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有益尝试，是晚清最广泛的一场社会运动。其反映了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更新，反映出的法律救国模式是世界上诸多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2.钱锋《清末立宪运动：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端》，《复旦学报》2014年第3期。
3.马克锋《晚清立宪运动的失败原因与历史启示》，《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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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运动
16、【概念】新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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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大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即“新三民主义”。其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在民权主义中强调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把民生主义概括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后来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新三民主义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并且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民权为“平民所共有”和“节制资本”的口号。这表明对三民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反对帝国主义”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使它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内容。尽管它斗争的彻底性、革命最终目标、指导思想同阶级不同，与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还有着本质区别，但它与民主革命纲领的各种原则基本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新三民主义的提出深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建立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上的三民主义，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新三民主义的原则与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上是相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武器、斗争载体和现实目标。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近代以来的革命传统，忠实地实践新三民主义，在具体的革命斗争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和方法，通过对新三民主义因其阶级属性所具有的缺陷进行改造和超越,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孙中山的革命遗志。这样，就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具有了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社会改造的历史合法性，使得新中国具有了延续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正统性，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有了深厚的、不断层的历史文化底蕴，又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建立在民族血脉代代相承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1.《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 江苏古籍出版社
2.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黄润钊 《新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比较研究》
3.论文 杨谦 赵新顺《继承、实践和超越:从新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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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概念】工农武装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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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武装割据”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一个科学概念。它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的红色政权建设的统一体。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锐减，内部也产生了一些悲观的情绪和错误的思想。一些同志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主张。所建立的广大根据地经济、生活条件都极其恶劣， 又先后遭受了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红色政权岌岌可危。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就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农民人口占了当时人口的90%，农民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928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中完整提出和阐述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概念和思想。
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范畴中，“工农武装割据”话语至少在两方面标注了自身无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其一，它是在毛泽东深刻反思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和大革命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居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构建从萌芽到成熟的关键环节；其二，它是打破“城市中心论”话语垄断，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的重要话语呈现。有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人们就能逐步认识到党将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的重大意义，同时将武装割据与夺取全国胜利联系起来，并把它继续向前推进，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的革命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雏形。工农民主专政实际上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尝试，为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的人民共和国积累了经验。
【参考文献】
1.李佳诚、张丽：《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话语探析》
2.魏翠华：《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及历史意义》
3.刘孝连《浅析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与红色政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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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概念】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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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把军队建党工作看作一切工作的根本，并提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问题在军队内部，抓住了加强政治教育和实行民主制度两大环节。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即“古田会议”。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建党建军原则。
古田会议突出思想建党。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找到了处理党员社会成分与党的性质之间矛盾的途径。会议从强调党的领导地位、铸牢党员理想信念之魂、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政治纪律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理论原则和具体措施。古田会议决议是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其他各路红军也先后照此来做，加速了人民军队建设的进程。
古田会议开创党的政治建设新起点。古田会议作出的决议近三万字，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部队建设的基本经验。它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确立了共产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坚持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主义制度，同时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古田会议把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作为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根本任务，强调“支部建在连上”，注重发挥党对红军的政治领导作用。古田会议首次提出了“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的理论命题，成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源头。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个三位一体的任务；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重要地位，强调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加强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9月版。
王建南：《古田会议从严治党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12月。
曾汉辉、邓宇河：《古田会议开创党的政治建设新起点》，《文摘报》（《光明日报》主管主办）2021年8月31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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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概念】囚笼政策
【拓展阅读】
实际上，“囚笼政策”是 1939 年 9 月多田骏出任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后实行的，是以铁路、公路、据点等封锁和隔绝敌后根据地的政策。从那时起，各根据地为打破“囚笼政策”，都开始了交通破击战。比如日军利用交通线将晋东南的太行、太岳根据地分割成四块，以便于“分区清剿”。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克服国内出现的投降危险，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最终取得成功。而日军在冀中推行的囚笼政策之所以失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这使它注定要失败。日本防卫厅在总结这一教训中就曾指出:“治安战的目的归根到底在于争取民众”,“如能作到使民心归顺，一切治安问题迎刃而解”。但一方面尖锐的民族矛盾下民众很难争取；另一方面则是在中共领导下的交通战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 这就是正义的人民战争必胜的根本原因。
第二，是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性和贪婪性。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侵略目的，竟没有人性地在中国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日本侵略者不但要霸占全中国，甚至还贪婪成性地想统治全世界，并于1941年底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军既要抽兵南下，又要巩固冀中统治，这样势必兵力分散，容易为八路军收复。因此，日军只好收缩据点，或者交伪军驻守。但伪军首鼠两端。这样一来，日军在冀中的封锁线便毫无用处，囚笼政策自然破产。
第三，灵活机的战略战术，是战胜日军的法宝。八路军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的方针，与民众一道反复进行顽强的战斗。在点碉林立的情况下，我军以地道为依托，以武装斗争为主，既使是日军的据点，我们游击队也可以在该村进行活动；同时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掌握伪政权，表面上应付日军，暗中保护我军进行游击活动。在我军民坚决一致地抵抗下，日军必然失败，囚笼政策自然破产。
【参考文献】
1.白竟凡《论日军在冀中推行的囚笼政策》
2.张天社《百团大战的直接原因和战略目的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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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概念】大生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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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产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支持长期抗战而发起的一场大规模的生产自救活动。这一运动并非偶然发生，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当时，边区面临着日军的残酷扫荡、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财政经济陷入极大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军民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了自给自足。这场运动不仅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增强了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而且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强了党与群众的联系，为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群众基础。
大生产运动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它充分调动了广大军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了党政军民齐动员、男女老少共参与的生动局面。在运动中，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劳动，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边区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各阶层人民紧密团结，共同为实现生产目标而努力奋斗。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通过开展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等多种形式的经济活动，不仅解决了根据地军民的温饱问题，还为抗战提供了必要的物资支持。同时，这场运动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以及与人民群众紧密团结的良好形象。
大生产运动的成功实施，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有效地缓解了根据地的经济压力，保障了抗战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特别是在如何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方面的经验。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2.王建华《“赤脚天堂”里的劳动叙事——多重紧张情境下的延安大生产运动》
3.米晓蓉、刘卫平《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
4.赵刚印《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历史背景及意义》
5.安运银《浅论抗日战争时期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意义》
6.刘启明《从毛泽东的论述看大生产运动的历史意义》
7.朱益飞《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大生产运动的战略谋划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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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概念】“三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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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制”，正式名称为“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并实施的一种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组织形式，其基本原则是在抗日民主政权的组成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这一制度的提出和实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胜利的高度责任感和战略眼光，旨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
“三三制”运动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植根于区域社会的内部，其根本内因和动力乃源于抗战时期社会的特殊权力资源结构。晚清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阶层流动，加深了地方社会官、绅、商、学各阶层的渗透，从而形成了一个相互之间复杂关联的权力资源网络。抗战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逐渐凸显为“内轻外重”的二元格局，地方政权的权力、权威日渐增强，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国家的政策。地方社会权力资源网络所凝聚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以及信息资源，为“三三制”之形成与维持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三三制”既是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也是一次具有鲜明区域性特征、影响巨大的社会运动，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这样一场运动，绝非某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所及，也不是作为外部条件的西方列强所导致。“三三制”酝酿之初并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各派精英为形势所逼分头联络、同时进行的自发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所谓的“三三制”意识还是各项“三三制”活动，都是抗战时期特殊政治、经济、文化场域在受到外部挑战过程中所萌发的一种自觉的群体行为。
“三三制”的实施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加强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提高了政权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而且有效地孤立了顽固势力，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通过这一制度，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等社会力量纳入到抗日民主政权中来，极大地增强了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稳定性。
此外，“三三制”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早期实践，为后来新中国的政治体制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它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国内外形势下坚持民主原则、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心和能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
2.何云峰《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
3.陈先初《从“三三制”看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4.王全《“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研究》
5.赵萍《抗战时期“三三制”政权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初探》
6.赵连稳《人民政协的雏形——“三三制”的理论与实践》
7.黄正林《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执政问题研究——以抗日民主政权和“三三制”为中心》
8.韩伟《再论“三三制”民主的实践——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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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概念】第二条战线
【拓展阅读】
“第二条战线”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内，广大爱国学生、工人、市民、民主党派及其他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的反对美军暴行，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反动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横征暴敛和美军暴行使国统区广大人民怨声载道。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内发动内战，对外卖国。在此背景下第二条战线的主要斗争方向为“反蒋反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组织下，国统区的人民运动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的开展起来，特别在五二〇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学校中的组织和阵地更加巩固，极大确保了学生运动的稳步推进。学生运动的高涨使得国统区的人民运动也迅速发展，使得国民党处在人民武装力量和第二条战线的双重夹击之下，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与崩溃。
第二条战线呈现出各阶层广泛参与，学生是中坚力量；反内战与反帝国主义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斗争的根本保障等特点。
第二条战线揭露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本质，坚定了人民群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立场，激发了中国人民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的革命热情；有力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进行，巩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彰显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坚定信念，鼓舞了世界人民的反殖民斗争。
【参考文献】
[1]郑志远.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J].理论观察,2020,(09)
[2][2] 陈安琪.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21.
[3] 国统区的第二条战线[J]. 支部建设, 2021, (2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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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概念】过渡时期总路线
【拓展阅读】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阶段中的总路线。1953 年制定，主要内容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简称“一化三改造”。总路线载入1954年宪法，在总路线的指导下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以及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总路线提出的背景主要包括国际环境和国内因素。国际环境方面，既有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威逼与遏制，又有来自苏联的支持与援助。国内因素表现在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初步巩固，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进一步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学说的伟大创举。在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低下的国家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灵活的运用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开创了一条独立自主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这为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步都创造了制度上的保障，成为新中国最基本的政治制度。从1956年到1978年，中国虽然走了很大的一段弯路，但是凭着三大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而且，这些所有经验都将汇总起来为后来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同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也存在着它自身的时代局限性。首先，在实践中单方面追求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看到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多层次发展要求，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求。其次，单一的生产关系不适应我国的多层次生产力实际。最后，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执行的过程之中犯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的“左”的错误，以至于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影响了后来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 郑谦.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兼及党史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J].北京党史,2019,(03):13-18.
[2] 王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研究[J].世纪桥,2018,(08)
[3] 余翔.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历史背景探析[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6,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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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概念】“银元之战”与“米棉之战”
银元之战 1949年6月，人民政府为制止恶性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同投机资本进行的一场斗争。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拥有大量资产的投机者试图通过银元的投机来阻止人民币进入市场，引起物价飞涨。人民政府查封上海证券大楼，逮捕非法交易的投机巨头和银元贩子。武汉、广州等地也采取相应行动，严厉取缔和打击姻银元投机活动。至新中国成立时，人民币已基本占领城乡市场。
米棉之战 新中国成立初期打击国内米棉投机活动的一场斗争。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利用粮食、棉纱和煤炭等物资极其匮乏的情况，做投机生意，引发全国性涨价。人民政府紧急从全国各地调拨大批粮食、棉纱和煤炭运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集中时间、集中物资统一向市场抛售，同时收紧银根。物价暴涨得到有效抑制。人民政府经过米棉之战，完全掌握了市场主动权。
【拓展阅读】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抗战以来愈演愈烈的恶性通货膨胀仍在延续，人民解放军后期作战仍需很大开支，恢复生产和铁路交通急需大量资金，对不反抗新政权的数百万旧军政公教人员实行“包下来”政策，也加重了财政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旧社会留下来的畸形发展的投机资本在新解放城市继续兴风作浪，加剧物价上涨，市场混乱。能不能遏止涨价风潮，成为关系人民生活、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面对复杂形势，党和人民政府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有力的经济措施，成功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两大战役”。经此“两大战役”，不法投机资本一蹶不振，国营经济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这是党和政府在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积极作用的同时，限制其消极作用取得的第一回合的胜利，得到人民群众，包括愿意从事合法经营的资本家的支持。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著：《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第362页。
[2] 陈云：《陈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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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概念】求同存异
1955年，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万隆会议）上，为推动会议顺利进行、增强与会国的团结、表明中国立场而提出的一项基本方针。意为寻求大家的共同利益，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周恩来指出，中国与亚非国家共同的基础是“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存在，不妨碍亚非国家的团结，倡导抛开分歧、搁置争议，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求同存异”的方针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国家代表的支持和拥护，缓和了大会紧张的气氛，促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求同存异”从此成为中国政府在外交方面一直倡导的方针。
【拓展阅读】
求同存异的意思是寻求共同点，保留不同意见。这一思想来自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容并蓄的宽容精神。《易传·象传》中有记载：“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意为君子应该在追求大同的前提下，保留小的差别和不同，即和而不同。
早在建党初期，为挽救危亡，中国共产党坚持求同存异的思想，与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求抗日之大“同”，存阶级、政党之大“异”。解放战争时期，联合各民族、各民主力量以及其他爱国进步分子等，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建立，亚非会议里的中国方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求同存异”的巧妙灵活运用。
新时代的中国，正以更宽广的视野、更有力的臂膀，为亚非谋发展，为世界谋大同。承认文化和价值的多元，不追求绝对的一致，努力寻求彼此的共同点，达成双方的最大共识，正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理念。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提及“求同存异”理念。2022年1月，他在世界经济论坛演讲中指出，不同国家、不同文明要在彼此尊重中共同发展、在求同存异中合作共赢。他同时强调，我们要顺应历史大势，致力于稳定国际秩序，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 董振华主编：《中国革命的成功密码》，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9-80页。
[2]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翻译研究院著：《中国关键词》文明理念篇（汉英对照），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23年，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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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概念】三线建设
【拓展阅读】
从背景来看，国际上，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的战争威胁之下，到了60年代，中苏关系也急剧恶化，苏联向邻近中国边境地区派驻的军队近百万人，战略导弹直接指向中国。国际情况紧张，国内的备战情况也不容乐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例如：（1）工业过于集中，主要集中在大城市。（2）大城市人口多，且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易遭破坏。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64年提出了三线建设的主张，三线建设由此开始。
从内容来看，产业上，多集中在重工业领域，包括铁路建设、钢铁基地、兵工厂等。布局上，主要在大西南大西北地区（靠近边境地区除外）。过程上，1964--1966年以大西南为重点的三线建设是第一个高潮。1969年，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苏联政府甚至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为了抵御可能发生的侵略战，1969--1972年三线建设掀起了第二次高潮。1980年，国家建设方针实行大转变，三线建设基本结束。
从得失来看，首先，三线建设的进行改善了国防工业布局，巩固和加强了国防。其次，三线建设有助于改善我国的工业布局。三线建设还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的进步，给内地以后的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当然，三线建设也有应该吸取的教训，比如片面强调战备，在布局、规划以及经济效益上的考量有所欠缺，一度造成了严重的负担与浪费。
【参考文献】
1、黄荣华《三线建设原因再探》
2、吕建昌《三线建设与三线工业遗产概念刍议》
3、韩洪洪《邓小平与三线建设》
4、梁媚《论三线建设的历史功绩及其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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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拓展阅读】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由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借鉴苏联经验，推行计划经济，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随着时间推移，弊端也不断显露。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工作重心移到了经济建设上。邓小平适时指出，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当作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这就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彻底廓清了对市场经济的错误认识。1982 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92 年，邓小平指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手段，不具备制度属性，可以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打破了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进一步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1992年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完善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中，并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2002年，十六大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提出了股份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新模式”。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正式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定型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性规定。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世界地位
40 多年来，我国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发展奇迹。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均 GDP 超过一万美元。
上述事实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并突破了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立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全新形态，首创了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市场方式，经济发展的全新手段，把现代市场经济推进到新阶段。
【参考文献】
1、任保平、李培伟《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宁阳《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张乾元 ，严楚弘 ，严世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人类经济体制文明新形态》
4、郭栋《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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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概念】依法治国
【拓展阅读】
依法治国是基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客观需要。法治建设存在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等问题，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将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变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极其鲜明地突出了对“法治”的强调。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法治建设走向了更高的台阶。
依法治国理念具有全局性、整体性、目的性和长期性的特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应该由法律调整的都要实现法制化，贯彻全局。依法治理需要从中央到地方，从地区到行业，从立法到执法、司法、护法、守法、学法。法治国家作为现代一种最进步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目标模式，其基本标志和要求是丰富的、具体的、确定的、可预测的。法治国家的建成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同步的，法的内容与形式，法律制度的模式选择及其实现，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与发展，而必然受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具体条件的影响与制约，人们认识的提高和经验的积累也须要有一个过程。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了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合法权利，为建设法治中国打牢群众基础，给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注入澎湃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断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依法治国进一步推进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就会进一步夯实党执政兴国的法治基础，巩固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参考文献】
1. 冯玉军 《中国法治的道路与特色》
2. 李步云《论法治》
3. 艾野 博士论文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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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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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看，人类社会面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等挑战，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期待更加强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远见和时代意义更加凸显。从国内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凝聚我们党百年奋斗经验的时代强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
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恪守以下几点：（1）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3）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4）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促进世界共同发展。（5）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各国相互理解与信任。（6）坚持政治统领，持续巩固和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收获了显著的实践成果。在双边、区域、跨区域层面建设不同的共同体，推动我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断深化利益融合、愈加相知相亲。我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促进不同文明命运与共，促进不同文明合作共赢。
【参考文献】
1.邓纯东《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
2.王帆 凌胜利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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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概念】轴心时代
【拓展阅读】
雅斯贝斯认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存在一个轴心时代，这一时代产生了我们今天的宗教和思考的基本范畴，它是人类历史中第一次精神上的突破：这个时代挤满了不寻常的事件。
在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产生了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数不清的其他哲学家。在印度产生了《奥义书》，生活着释迦牟尼，就像在中国一样，哲学的所有可能性不断发展，形成了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虚无主义。在伊朗，琐罗亚斯德传授着一幅具有挑战性的世界图景，它描绘了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第二以赛亚等先知纷纷出现。在希腊，有荷马，有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许多悲剧作家以及修昔底德、阿基米德。这些名字所代表的一切，都在这短短几个世纪中几乎是同时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形成，且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从地域上看，轴心时代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三个地区展开，它的三个分支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正因如此，轴心时代一旦出现，就提出了广泛交流的要求。开创这一时代的民族是中国人、印度人、伊朗人、犹太人和希腊人，他们后来将轴心时代的影响带给了其他民族。轴心时代虽然发端于有限的空间，却“在历史上变得无所不包”。雅斯贝斯认为，所有在轴心民族的影响下共享了轴心时代精神成果的民族“都是历史民族”，始终置身其外的民族，都保持在原始民族阶段，“继续着已经延续了几万年或者十几万年的非历史生活”，而“所有生活在轴心时代之后的人，要么停留在原始民族的状态，要么得以参与到新的、唯一的根本性进程之中”，轴心时代同化了这些原始民族之外的一切。雅斯贝斯认为，世界历史从轴心时代中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统一，这种统一至少持续到今天。
【参考文献】
1.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2.张汝伦《“轴心时代”的概念与中国哲学的诞生》
3. 田薇《析雅斯贝斯的文明形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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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概念】幕府
【拓展阅读】
“幕府”一词最初源于中国，原指古代将军的府署，因军队出征时使用帐幕，故称“幕府”。后在日本，“幕府”一词演变为一种特有的政治体制，指的是由武士阶层掌握政权的中央政府机构。日本的幕府时期从公元119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868年，这段时期被称为“幕府政治”时期，因幕府的设置地点与掌权家族不同而分为镰仓幕府（1192年—1333年）、室町幕府（1336年—1573年）和江户幕府（1603年—1868年）。
646年，日本通过大化改新通过模仿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确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央上天皇的权威受到重臣制约，地方上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庄园主和寺院势力坐大，拥有大量地方武装势力，形成了相对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地方经济和政治实体。10世纪，日本中央集权体制开始瓦解，武士阶层逐渐在战争中取代中央贵族掌握统治，天皇成为傀儡与象征，幕府首脑被称为“征夷大将军”（简称“将军”）通过军事封建制度来统治全国。幕府的统治下，地方上的藩国由大名（领主）统治，而这些大名直接受到幕府的控制，形成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幕藩体制”。
幕府政治下，幕府通过限制地方势力，防止了地方藩主的权力过于强大，从而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助于减少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争和动乱，使日本进入了一个较为和平和繁荣的时代。社会结构上，幕府维持“士农工商”的格局。文化层面，幕府时期的政治体制促进了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普及。儒家思想成为幕府统治的重要工具。
但在对外政策层面，面对新航路开辟以来域外势力与思想在日本的影响与传播，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抑制了日本的开放与发展。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东亚侵略的加深，1853年美国发动要求日本开放门户的黑船事件，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结束，日本国内对于幕府不满的反对运动愈演愈烈，最终导致1868年明治维新，幕府政治覆灭。
【参考文献】
1. 王新生《日本简史》
2.[美]罗纳德·托比，柳一菲译《亚洲世界中的德川幕府》
3. [日]山本幸司，杨朝桂译《源赖朝与幕府初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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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概念】大航海时代
【拓展阅读】
15、16世纪一向被中外史学界确认为世界古代史与现代史的重要分水岭，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正是从这个时代发轫，后再通过殖民化历程影响到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这种殖民化过程打破了农耕时代各大文明体系彼此隔绝的封闭状态，以一种暴戾的方式开启了全球化进程。正是通过航海活动和地理大发现，长期积弱不振的欧洲社会才从旧大陆僻陋的边陲转变为文明世界的中心。
有学者认为，1430年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决定性时刻”，谁在这个时刻抓住了海洋的控制权，谁就有可能主宰未来的整个世界。“（葡萄牙）的亨利王子抓住了这个机遇，而明朝正统皇帝却将这个机遇拒之门外”。相比于西方航海家们，中国航海活动并非出于经济考虑，而是出于政治和道德上的考虑——由于务本抑末和夏夷之防的传统观念，以及“宣德化而柔远人”、追踪建文帝等出航目的，郑和的航海行为显得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同时出于防御北方蒙古人的需要，有限的财力和兵力需要更多投入北方边防。有西方学者认为，丰富的资源让中国统治者对于海外扩张失去了兴趣，这造成了中西方商人的竞争态度不同。钱穆先生认为，当时中国“在上的政府缺乏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野心”，而“在下的民众既缺乏资本主义势力之推动”，又受到政府的“经济平衡主义”政策的抑制，在整体儒家官僚集团保守思想的影响下，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未能在世界范围内造成重大影响。在16世纪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发展的机遇对于各大文明体系都是同样公平的。谁征服了海洋，谁就掌握了未来世界的领导权。虽然从当时的实力来看，奉行儒家伦理的中国大明朝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都比基督教欧洲更有资格主宰世界。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它们均错过了这个极好的发展机会，以至于在后的数百年里，它们都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参考文献】
1.（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
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3．赵林.大航海时代的中西文明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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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概念】因信称义与因形成义
【拓展阅读】
“因信称义”与“因行称义”是基督教神学中两个重要的概念，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救赎观和得救途径。“因信称义”是基督教新教，尤其是路德宗关于如何得救的核心教义。这一教义强调，一个人得救唯独是出于上帝的恩典（礼物），单单借信心靠信耶稣基督而不是依赖个人的行为，被神称为义。马丁·路德提出这一教义，反对天主教的善功救赎观，认为只要虔诚地信仰上帝，内心进行忏悔，就能够赎罪，而不用靠教会、教职人员和繁琐的圣功。
“因行称义”则是天主教的传统教义，认为人得救需要通过遵守教会规定的行为和教皇的命令。这种观点认为，善行和圣礼是获得上帝宽恕和救赎的重要途径，强调行为在得救过程中的必要性。犹太教也有类似的观点，即“因行称义”，虽然它同样以对上帝的信仰为前提，但善行在后，信仰在先。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得救的途径和依据。因信称义强调信心的重要性，认为信心是得救的唯一条件，而因行称义则认为行为和善功是得救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两者也有联系，即都承认信仰在得救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过，因信称义更强调信心的首要性，而非行为的简单叠加。因信称义与因行称义代表了不同的救赎观和得救途径。因信称义强调信心的重要性，认为信心是得救的唯一条件；而因行称义则认为行为和善功是获得上帝宽恕和救赎的重要途径。两者在信仰的重要性上是一致的，但在得救的具体途径上存在显著差异。
【参考文献】
1.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 近代史》
2.刘宗绪：《世界近代史》
3.高云林：《因信称义的定义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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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概念】责任内阁制
【拓展阅读】
1688年光荣革命后，随着《权利法案》的颁布，英国开始从君主专制国家向贵族寡头制国家转变，君主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而“必须依照议会通过的法律来统治国家”。到斯图亚特王朝后期，即1689-1714年间的威廉三世与安妮女王统治时代，内阁成员的相对固定化以及内阁会议召开的惯常化，促使内阁完成了从私密状态向公开状态的转变，内阁也逐渐完成了从君主御用咨询决策机构向国家最高决策和行政机构的过渡。
到了18世纪20年代，在沃波尔的主持下，责任内阁制开始形成，沃波尔被认为是第一任首相。1832年之前的英国责任内阁制的完备化则经历了几个阶段：“光荣革命”到汉诺威王朝建立前后，阁臣主要由国王任命并对国王负责；从汉诺威王朝建立到第一次议会改革前，内阁同时对议会和国王负责；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即1832年至1868年之间，议会至上和虚君式的议会君主制才在英伦三岛确立下来，英国责任内阁制的各项原则迅速完备化——其一，首相和内阁需从下院多数党中挑选，并依靠其多数优势以保证执政党政策和法令的顺利实行；其二，所有阁员对政府集体负责，并与首相共进退；其三，政府在大选失败后必须立即辞职。从内阁内部的变化来看，十九世纪中叶导致英国责任内阁制确立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政党政治的迅速发展。第一次议会改革后，托利党和辉格党分别演变为新型资产阶级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其组织发展进入新阶段。内阁通过执政党控制了议会立法工作，当然它就要求国王和两院遵循“议会多数”原则，要求本党所有阁员对其政策和法令“集体负责”。一旦它在大选中失利，便被迫践行“内阁由下院多数党组成”的原则，自动辞职，并由其政治对手上台执政——正如反对党领袖狄斯累里在1872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说：“我相信，没有政党，代议制政府难以存在”。
【参考文献】
1. 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2. 钱乘旦.《英国通史》
3. 刘金源.论近代英国内阁制的形成
4. 阎照祥.1832至1868年英国责任内阁制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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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概念】殖产兴业
【拓展阅读】
“殖产兴业”政策在实践中因前后方针不同大致可划分为两个时期。首先，1880年以前，明治政府主要采取“官营示范主义”和“技术移植主义”，即大办官营企业，由国家出资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以此向私人企业“示范”。“十月政变”后大久保利通掌握了权利中枢，其认为应当按照西方样板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其中，工部省创办的官营企业可分为铁路、矿山和加工制造三大部，而内务省在殖产兴业方面主要负责扶持轻工业和农牧业，重点放在了缫丝和纺织，发展近代棉毛纺织业以“振兴输出、防遏输入”，并以聘用外籍专家和派遣留学生的方式解决人才技术问题。
以1880年11月明治政府颁布《工厂处理概则》，决定大批出售官营企业为标志，“殖产兴业”政策进人到以直接对私人资本实行扶植和保护为主的新阶段。原先的官营示范和技术移植为日本近代化打下了基础，但国家负担过重，且全盘西化的策略曾导致不加选择地一概移植，收效甚微，因此明治后十年纠正大久保时代经济政策贪大求洋的偏差，成为殖产兴业政策调整的重点。1875-1877年对于三菱海运的扶持尚属试点，到1882年《抛售官有工厂概则》规定的官营企业全部按照极低价格和无息长期分期支付办法出售的办法则已经能够看到其对于私人资本的发展了。除此之外，明治政府通过金融超前发展战略和经济立法等措施（如银行制度的完善和资金市场、证券交易的建立）等措施大力扶植和保障了民间资本的发展，实现了殖产兴业政策的划时期转变。
综合来看，殖产兴业的前期政策体现了政府运用国库资金扶植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的特点，而其政策转变则展示了官有资本向私人资本的转化——这种向扶植民间资本为中心的转变是日本根据本国实际做出的创造，让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加速了日本经济的现代化；政府把大批国有企业廉价处理给了三菱、三井、古河等资本家，“温室”般地助长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也导致了近代财阀的成长；而借助政策的转变，日本政府财政得以改善，让经费集中于军事工业，加速了日本军事力量的壮大，为其侵略扩张提供了相应基础。
【参考文献】
1. 吴廷璆.《日本史通论》
2. 冯玮.《论日本“殖产兴业”主导者的政策理念》
3. 宋成有.明治维新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4. 李益彬.明治政府“殖产兴业”政策探析
5. 顾红飞.《明治时期日本殖产兴业政策及其演变》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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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概念】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圈地运动）
【拓展阅读】
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其核心动力之一是圈地运动。圈地运动始于15世纪末，持续到19世纪初，这一过程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在14世纪末，英国农奴制度基本瓦解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出现。16世纪，英国经历了价格革命，利润大幅增加，雇主、房东和政府获益，而商人、货币放贷商和雇佣劳工则受益于利润通胀。这一时期，土地所有者提高租金，压榨了贫困农民，导致他们沦为流氓和乞丐，而富有的农民阶级——绅士阶层正在富裕起来，并推动了英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圈地运动改变了土地所有制和英国阶级关系，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它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扩大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为工业资本主义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圈地运动牺牲了农民的利益，积累了原始资本，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廉价的雇佣劳动力和国内市场，为英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奠定了基础。
在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兴起并迅猛推进，改变了土地所有权以及土地经营模式，推动了资本主义农场的建立。英法战争期间，拿破仑的封锁使英国谷物自给，农产品价格上涨。战后谷物自由输入，导致农产品价格低廉，影响农场主和地主利益。托利党政府颁布《谷物法》，禁止外国谷物进口，只允许在国内市场价格超过法定最高价格时才允许进口，以维护地主贵族利益。该条例对资产阶级不利，阻碍工业品输出，引发工业资产阶级与士绅贵族的激烈斗争。最终，《谷物法》于1840年被废除，促进了资本主义农业现代化发展。总之，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土地所有权的变革、生产关系的转变以及社会阶级的分化。圈地运动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它不仅改变了土地所有制，还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
【参考文献】
1.董正华：《农业资本主义：还是农民生产方式？》
2.刘宗金源：《农业革命和十八世纪英国的经济转型》
3.程大汉：《英国较早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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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概念】垄断组织
【拓展阅读】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工业生产迅速发展，生产和资本出现集中趋势，企业规模也越来越大。这些大企业为了避免因竞争带来的损失和破坏，互相妥协，通过联合，最大限度地保证彼此的既得利益，并防止新的竞争对手的出现。它们订立各种协议，规定价格、划分市场，分配产量，形成垄断组织。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历史条件不同，各国垄断组织的形式也不同，主要的形式有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最早出现垄断组织的工业部门是新兴的工业部门，如电力、石油、化工、汽车等。垄断组织程度较高的国家是美国、德国。
垄断组织是经济联合体，它的出现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它产生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垄断组织出现后，可以充分利用拥有的大量生产资料，用最高效率的机器设备进行生产；大规模的生产可以实行更有效的社会分工；有条件设立自己的科研机构，利于技术改造：推动企业努力去了解市场、研究市场，自觉去接受市场，以减少生产的盲目性。但是，垄断组织垄断市场和价格，加大了对人民的剥夺；同时也导致食利阶层的出现，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垄断组织限制了竞争，特别是制约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垄断组织还插手政治，通过赞助或行贿等手段，扶植和拉拢代表垄断组织利益的代言人，威胁到民主政府的稳定。垄断组织的形成也促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加剧了对外扩张的步伐，最终将引向战争。
【参考文献】
1.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 近代史》
2.刘宗绪：《世界近代史》
3.岳振华：《如何理解垄断组织形成的原因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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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概念】空想社会主义
【拓展阅读】
空想社会主义又称乌托邦社会主义，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尚未成熟时期的一种社会主义学说。这种学说最早见于16世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经过三个多世纪的发展,随着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出现，于19世纪在欧洲进入鼎盛时期。
19世纪初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是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产儿。经过这两场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在欧洲迅速发展起来，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对劳苦大众进行的残酷剥削，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和弊端日益暴露。
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精心描绘了未来社会的蓝图，有的还进行了社会改造的试验，为科学社会主义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抽象的理性出发，指望剥削阶级自愿来消灭剥削制度，寄希望于少数天才人物通过和平方式改造社会。他们也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结果只能是一种“空想”。当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进行独立的政治运动时，需要一种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革命斗争，空想社会主义显然承担不了理论指导的重任。
【参考文献】
1.闫志民：《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2.胡海洋：《空想社会主义历史局限性的认识和反思》
3.《普通高中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中外历史纲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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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概念】剩余价值论
【拓展阅读】
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剩余价值的一般概念，其理论产生主要有以下的历史条件：第一，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大多数欧洲国家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资本主义本身却存在从根本上无法解决的固有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诞生，成为工人活动的理论依据以及行动指南。第二，古典经济学为剩余价值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渊源。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对剩余劳动的榨取。
马克思认识到，资本家在生产过程结束时所得到的那个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劳动原料和劳动资料，而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榨取主要依靠延长工作日。为此，资本家曾经运用国家法律来强制延长工作日。产业革命后，机器的使用为资本家延长工作日创造了新的条件，成为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主要手段。同时，机器的使用还使小生产者大量沦为无产者，使女工和童工涌入劳动市场。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经久不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性，发展至今仍具有相当的当代价值。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能够为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切实有效的分配制度产生积极的影响，也能够在此基础上实现制度的完善和创新，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
【参考文献】
【德】卡尔·马克思《文化伟人代表作图释书系：资本论》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
赵茂君：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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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概念】亚洲的觉醒
【拓展阅读】
20世纪初，亚洲涌现出诸多的新兴民主、民族党派，在这些党派的影响下，一场民族民主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整个亚洲。列宁对于这场包括中国、伊朗、英属印度等国家出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13年5月7日《真理报》上刊登了列宁的著作《亚洲的觉醒》，文中提出继俄国1905年的运动之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亚洲在20世纪初的觉醒有着以下的客观条件：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 帝国主义已经开始对亚洲的再瓜分。中国、奥斯曼帝国、伊朗都面临着被肢解的危险。帝国主义还在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通过资本输出牢牢控制了各国的经济命脉。二、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的队伍扩大了。他们逐渐认识到, 要扫除民族经济发展的障碍, 唯一的道路就是革命，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给亚洲人民造成的压迫。
这场革命大致可划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殖民地各国的革命运动，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包括印度、越南、朝鲜等。第二种类型是发生在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推翻勾结帝国主义的封建专制政权，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体制，属于这一类的有中国、伊朗、土耳其等。
亚洲觉醒时期各国民族民主运动第一次赋予了亚洲革命以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的鲜明性质，形成了资产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的民族民主革命洪流。例如，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传播了民主共和的观念，最终迎来了辛亥革命的胜利。1905—1908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孟买十万工人罢工，印度的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但二十世纪初亚洲各国民族资本还刚刚发展, 资产阶级力量还很弱，又缺乏政治经验，加之这一时期帝国主义的实力还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殖民地半殖民的革命很难取得胜利。亚洲觉醒时期的民族民主运动为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丰富的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列宁：《列宁文集》
林承节：论二十世纪初亚洲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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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概念】绥靖政策
【拓展阅读】
绥靖政策，是一种对侵略不加抵制，姑息纵容，退让屈服，以牺牲别国为代价，同侵略者勾结和妥协的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英、法、美等国统治集团为代表的“现状维持派”，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奉行姑息、退让、妥协、纵容的绥靖政策。
20世纪30年代，西方大国实行绥靖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对德殖民地进行了瓜分，为了维护英法的既得利益，不惜牺牲中小民族，做自我的保全。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民希望和平，欧美的和平运动继续发展成更为普遍的反战、厌战甚至恐战的社会潮流。再次，法国和西班牙都先后建立了人民阵线的政权，英法认为这些都是红色政权，对他们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希望把希特勒的视线引向东方去和苏联争斗。
随着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侵略扩张的加剧，国际局势日趋紧张，被侵略国抵抗侵略的斗争日益高涨。但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法等国为了维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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