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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作“格挣挣的”。我在写《受戒》时想用这个词，踌躇了很久。后来发现山西话里也有这个
说法，并在元曲里也发现“格挣”这个词，才放心地用了。有些地方话不属“北方话”，比如吴
语、粤语、闽南语、闽北语，就更加麻烦了。有些不得不用、无法代替的语词，最好加一点
注解。高晓声小说中用了“投煞青鱼”，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作家最好多懂几种方言。有时为了加强地方色彩，作者不得不刻苦地学习这个地方的
话。周立波是湖南益阳人，平常说话，乡音未改，《暴风骤雨》里却用了很多东北土话。能
多掌握几种方言，也是作京生活知识比较丰富的标志。
听说有些中青年作家非常反对用四字句，说是一看到四字句就讨厌。这使我有点觉得
奇怪。中国语言里本来就有许多四宇句，不妨说四字句多是中国语言的特点之一。
我是主张适当地用一点四字句的。理由是：一，可以使文章有点中国味儿。二，经过
锤炼的四宇句往往比自然状态的口语更为简洁，更能传神。若干年前，偶读张恨水的一本小
说，写几个政容在妓院里磁商政局，其中一人，“闭目抽烟，烟灰自落”。老谋深算，不动声
色，只此八字，完全画出。三，连用四字句，可以把句与句之间的连词、介词，甚至主语都
省掉，把有转折、多层次的几件事贯在一起，造成一种明快流畅的节奏。如：“乃瞻衡宇，
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陶渊明
《归去来兮锌》)
反对用四字句，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作者习惯于用外来的，即“洋”一点的
方式叙述，四字句与这种叙述方式格格不入。一方面是觉得滥用四字句，容易使文体滑俗，
带评书气。如果是第二种，我觉得可以同情。我并不主张用说评书的语言写小说。如果用一
种“别体”，有意地用评书体甚至相声体来写小说，那另当别论。但是评书和相声与现代小说
毕竞不是一回事。
(摘编自汪曾祺《小说技巧常谈》)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西游记》中的景物描写均是一些陈词套语，虽然对仗工整、声调铿锵，但是缺乏特
点，容易被读者跳过。
B.广东作家说的粤语与北京话相去甚远，欧阳山便建议广东作家到北京住几年，否则
他们无法过语言关。
C.对高晓声小说中的“投煞青鱼”，汪曾祺未能理解，因此他认为特别难懂的方言词汇不
必引入到作品中。
D.如果一些中青年作家是因为希望用“洋”一点的方式叙述而反对用四字句，那么汪曾祺
对此是不赞同的。
2.根据原文，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荷花淀》中水面笼起薄雾、风带来花香的描写，为水生的出场设置了环境背景，使
人物生存的世界更易感知。
B.冯梦龙、凌濛初的家乡虽不相同，但都属于吴语区，二人在“三言“二拍”的编著过程
中均使用了一些吴语词汇。
C.张奚若就“普通话中的“普通”二字进行了解释，强调普通话自有其个性特点，同时鼓
励作家都用普通话写作。
D.汪曾祺善用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如以《种包谷的老人》说明不必强行统一名物，
又以“格挣”强调慎用方言。
3.根据原文内容，在下面语段的横线处补写出恰当的语句，每处不超过8个字。(3分)
《红楼梦》以白话行文，代表了古典白话小说语言艺术的巅峰，同时对①
的
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便在于书中熔铸了异彩纷呈的方言文化。书中
大量运用京味儿方言，读来朗朗上口，生动诙谐。如第十四回中宝玉道：“我们偏了。“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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