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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2025-2026学高二上学期期中考试历史试题
一、单选题
1．考古资料显示，距今6000年前后中国出现夯土技术，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甘肃南佐、浙江良渚、河南双槐树等遗址都有大规模使用夯土技术建造房墙、砌护壕沟、铺筑广场等实例，之后中国的城墙也基本都是夯筑。据此可知（ ）
A．历史传承与民族认同走向统一 B．华夏先民注重加强文明交流
C．生产力发展推动早期国家产生 D．中华文明在传承中创新发展
2．现存商代甲骨文中发现了指代统治区域的词“或”，有“四或”“我或”“我或商”“新或”“西或”“东或”等。这一现象可以说明商代（ ）
A．已有了初步的疆域观念 B．统治范围相较夏朝扩大
C．管理上实行内外服制度 D．中央集权体制得到发展
3．西周时期“田里不鬻，墓地不请”，没有土地买卖。到了战国时期，土地买卖的记载已较多，如《史记》载赵括之母言：“今括一旦为将……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这一变化说明（ ）
A．土地兼并现象趋向激烈 B．商品经济得到发展
C．封建小农经济尚未确立 D．铁器得到普遍使用
4．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表
思想流派 地理和人才分布状况
儒家 国籍可确知者55人。其中鲁国35人，齐、卫各5人，陈、宋、楚、吴各一二人，而秦国亦有2人。
道家 有名姓籍贯可考者共15人。其中楚国7人，占一半，齐国3人，魏国3人，宋、郑各1人。
法家 有名姓及籍贯可考者共10人，韩3人，赵、魏、卫各2人，陈楚1人。
兵家 有名姓及籍贯可考者14人，齐、楚各4人，魏、赵、卫各2人。
据表中信息可知，战国时期（ ）
A．思想流派有典型的地域特征 B．社会主流思想文化初步形成
C．地理环境影响区域文化交流 D．各国变法需求影响人才流向
5．下表是秦朝对岭南的治理举措。这主要表明秦朝（ ）
地区 举措
番禺 设盐官管理海盐生产
揭阳 各地置驿丞负责公文传递
桂林 实行“编户齐民”，越人首领被任命为里正，协助征收“越布”等特产
象郡 修筑“新道”连接村寨
A．文书行政体制较为完备 B．中央财政依赖于岭南地区
C．国家权力向边地的渗透 D．对岭南地区实行分而治之
6．西汉地方一级行政单位有郡、国两种。其中“国”多是刘姓诸王的封地，其属下的官员，多数是由国王自行任命的，但王国的国相由中央政府任命。和县同级的侯国（多为功臣食邑所在）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突出。由此可见，西汉地方政区中的“国”（ ）
A．带有一定过渡性色彩 B．兼具行政和监察属性
C．随着“推恩令”而消亡 D．为割据势力提供庇护
7．下图为西汉货币“白金三品”出土实物。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大胜匈奴，“造银锡为白金三品：其一文龙，直三千（钱）；二曰文马，直五百；三曰文龟，直三百”。从实物看“白金三品”大小接近，多含铅锡合金，罕见银锡合金。该货币的大量发行意在（ ）
A．彰显皇帝的至尊之位 B．推行贵金属币制改革
C．巩固休养生息的成果 D．扭转财政困乏的局面
8．东汉前期，经过八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较西汉有了更大的发展，但官方统计的人口数字仍未恢复到西汉的水平。其主要原因是（ ）
A．自耕农经济衰退 B．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
C．统治区域的缩小 D．地方农民起义的频发
9．《史记》称董仲舒“明于《春秋》”且“为群儒首”；《汉书》详列其著作百余篇，赞其“推明孔氏”；而东汉王充《论衡》则批评其学说“颇类巫祝”。这种差异最能说明（ ）
A．汉代儒学内部存在理论分歧 B．历史评价受作者立场与时代影响
C．董仲舒思想具有多重矛盾性 D．官方正史的可信度高于私家著述
10．敦煌文书是指敦煌县莫高窟所出的5至11世纪的多种文字古写本，在敦煌文书《杂抄》中有“慈(人名)到郡，处平割中，无有阿党(朋党)。胡女嫁汉，汉女嫁胡，两家为亲，更不相夺”的记载。这一记载表明（ ）
A．敦煌地区民族交融不断加强 B．丝绸之路是文化交流的桥梁
C．开明民族政策推动民族迁徙 D．内地与边疆管理一体化趋向
11．研究表明，两汉时期人口总数大体在5000万上下波动，其峰值约为5600万；经三国到西晋统一时期人口总数约2000万；到隋朝初年人口增长到3500万左右。从魏晋到隋初三百余年间人口的回升，主要得益于（ ）
A．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B．南方地区的持续开发
C．南北对峙局面结束 D．均田制度的全面推行
12．秦汉时期推行乡里制度，但到东晋南朝，以户口编排为基础的“里”逐渐松弛，丘、村等自然聚落逐步演变成为实际的乡村行政管理单位，与“里”并存，甚至慢慢地取代了“里”。该现象说明（ ）
A．乡里制度脱离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
B．封建国家对基层社会管理制度进行了调整
C．因长期战乱带来社会基层组织形态新变化
D．地缘为主的聚合形态恢复到血缘聚居形态
13．“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乃因当时地方骚乱，交通阻梗，中央政府行使职权能力有限，全国选举难于推行，乃由中央指定各地域服务中央政府官吏中之性行中正者，采访同乡舆论，开列各地区人才，造成表册，送政府作为录用之根据”。这说明
A．制度的设计受社会经济水平的影响 B．选官制度体现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博弈
C．九品中正制有利于各地区人才的选拔 D．九品中正制未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
14．景云二年（711年），唐睿宗设河西节度使，与此前临时派出、无固定辖区和镇所的节度使不同，河西节度使已有固定镇所与辖区，任期渐长。至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此类节度使增至10个，且“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由此可见，唐朝节度使制度的变化（ ）
A．有利于领土疆域的扩展 B．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
C．提升了政府的行政效率 D．埋下了地方割据的隐患
15．有学者指出，唐代前期的世家大族子弟政治传统、掌故熏染深厚，一旦从政就应对有方。而积渐到晚唐，世家大族逐步堕落，参加科考的寒门弟子专心在文选诗赋，或是经籍记诵，“门第教训没有了，政治传统更是茫然无知”。这说明晚唐的科举制（ ）
A．促进了社会公正 B．与人才培养脱节 C．摧毁了门阀政治 D．扩大了统治基础
16．唐代，门下省给事中执掌封驳。《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三年（629），太宗谓侍臣曰：“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这一要求旨在（ ）
A．提升官员政治意识 B．改变唐朝社会风气 C．提高政府决策效率 D．扩大监察谏政职能
二、材料题
17．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通过宠臣走门路，得到任用），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赵良曾劝商鞅不要刻薄寡恩，及时隐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司马迁的“商鞅印象”。
18．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的频繁迁徙和流动打破了民族文明赖以存在的地域藩篱，继而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这一时期各民族在自身饮食习惯及食物种类的基础上，逐渐吸收外族传入的食物及其制作方式等，逐步形成了更加丰富的饮食文化。
主食类：在秦汉时期，粮食种植上呈现南米北粟的格局。随着北民南迁，北方旱田作物开始向南传播，梁代陶弘景有言：“粟，江南西间所种皆是。”而北方，粮食开始分化出不同的品种，比如《齐民要术》中记载水稻多达24种。
肉类：汉末以后连年混战，导致中原地区人口急剧减少，北方游牧民族迁居到中原，促使了当地畜牧业发展，其“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影响着汉族人的生活。羊是游牧民族最爱吃的肉类，随着少数民族的迁徙，也影响了中原地区吃羊肉的习惯，甚至羊酪也一度成为北方食品的代表。
蔬菜类：魏晋南北朝时期，蔬菜得到广泛的种植，当时人们经常食用的蔬菜有茄子、韭菜、芹菜、蘑菇、藕等，而且有以种植蔬菜作为生活来源的人，比如梁朝范元琰“家贫，唯以园蔬为业”。
水果类：魏晋南北朝时期，水果也非常丰盛，园林、寺院、住宅等地方都是种植的场所。当时水果也有四十余种，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南北方气候的差异，各地适合种植的水果种类也有所不同，何晏《九州论》曰：“安平好枣，中山好栗，魏郡好杏，真定好梨。”
——摘编自靳一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食文化研究——以民族融合为视角》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饮食文化的特点。
19．文治修明以定邦，武功赫奕而拓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汉书·武帝纪赞》谓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举封禅，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有三代之风。以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以加焉？”是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抑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摘自（清）赵翼《廿二史札记》
材料二 《群书治要》（唐太宗命魏徵等人编撰）系统总结了古代治国理政的理论精华，是贞观君臣施政的重要理论依据。唐太宗赞此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以史为鉴”是《群书治要》的重要立意，书中共50卷的内容里，“史部”就占20卷，收录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前代史籍著作，呈现出数千年国家治理、朝代兴衰之概貌。《群书治要》的“子部”收录了儒、道、法、兵、杂、墨、名诸家政论，呈现出贞观君臣处理“统一”与“多元”关系的权变智慧。《群书治要》对“贞观之治”的出现具有直接、深刻和全面的影响。
——摘编自刘海天《<群书治要>对“贞观之治”的历史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班固和赵翼对汉武帝评价的异同点。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史实说明“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唐太宗的作为如何推动“贞观之治”局面的开创，阐明《群书治要》“对‘贞观之治’的出现具有直接、深刻和全面的影响”的理由。
20．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经过北方民族多次进入中原地区及中原地区的汉族向四方扩展，才逐渐汇合了长城内外的农牧两大统一体。又经过各民族流动、混杂……汉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在各非汉民族地区形成了一个点线结合的网络……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大一统的格局。
——摘编自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988年）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农牧界限的演变，以“碰撞·融合·发展”为主题写一篇历史短文。（要求：自拟标题，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晰）
参考答案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D A B A C A D B B A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答案 B C A D B A
17．示例1：
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呈现矛盾性：一方面肯定其变法强秦的功绩，另一方面批判其刻薄少恩的品性（评价是什么）。材料中“天资刻薄”的定论，源于商鞅通过宠臣上位、刑公子虔、欺魏将卬等史实，认为其手段严酷、缺乏仁德。司马迁将商鞅的“开塞耕战”思想与其行事风格相联系，指出其最终在秦遭恶报是必然结果。（分析“为什么这么评价”）这种评价反映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史观，既承认法家变法的实效性，又坚持儒家“仁政”的道德标准，体现了汉代史家对法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
示例2：
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存在双重性。他批评商鞅“性格偏激，道德修养不足，推行严苛政策”，这一观点的形成源于儒家思想体系对道德伦理的重视。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背景下，司马迁作为史学家深受儒家“仁政”理念的熏陶，故而反对商鞅的法治主张。这种评价既符合当时“以儒治国”的政治需求，又在客观上推动了儒家思想的传播，但存在过度突出个人道德因素的局限性，未能全面考察商鞅变法的历史必然性。
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主要围绕“刻薄少恩”这一核心观点展开，首先是对其法家思想的否定，认为商鞅以“帝王术”游说秦孝公，但所持的“浮说”（法家理论）缺乏道德根基，这反映了司马迁作为儒家史学家对法家的批判立场；其次是对其个人品行的质疑，指出商鞅通过宠臣上位，得势后“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且不采纳赵良的劝谏，认为这些行为体现了其“少恩”的性格缺陷；尽管司马迁批评商鞅的刻薄寡恩，但也承认其变法使秦国“民以殷盛，国以富强”。这种矛盾态度表明司马迁在批判商鞅的同时，仍肯定其变法的实际成效。
总之，司马迁的“商鞅印象”以儒家道德为标尺，以道德批判为主线，强调“仁德”与“教化”，既揭示了商鞅性格与法家思想的局限性，也反映了汉代儒家史观对法家思想的排斥，这种标准导致其未能全面肯定商鞅变法的历史进步性。其评价有失偏颇，但也为后世理解商鞅的复杂形象提供了重要视角。
示例3：
作为儒家史学家，司马迁在评价商鞅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价值观的影响。他批评商鞅的法治理论是“挟持浮说”，认为其并非正统的儒学思想。这种立场导致他对商鞅的变法手段，尤其是“重罚轻赏”的严苛政策，持保留态度，认为其“不仁”且“少恩”。他通过列举商鞅“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等事例，认为商鞅的独断专行和刻薄寡恩的性格，最终导致其“卒受恶名于秦”的悲剧结局。这种评价更多是从个人性格角度出发，而非完全否定其历史功绩。
尽管司马迁对商鞅的个人性格和法家思想有所批评，但他也客观地记载了商鞅变法的巨大成功，如“刑之十年，秦民大悦，乡邑大治”，并承认其将秦国从“诸侯卑之”的贫弱之国转变为“天子致胙，诸侯毕贺”的强国。这种对功绩的肯定，反映了司马迁作为史学家的严谨态度。
总之，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既有儒家立场对法家思想的批判，也有对商鞅个人性格的观察，同时也不乏对其历史功绩的客观记载。这种矛盾的评价，恰恰体现了《史记》作为“良史”的复杂性和深度。
18．特点：饮食文化更加丰富；饮食种类多样；南北各地交融或各民族交融；出现商业化倾向；仍存在地域性或差异性。（任答四点即可）
19．(1)相同：都认为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
不同：班固主要称赞汉武帝的文治功绩，赵翼则认为其功绩主要在武治。
史实：任用卫青、霍去病反击匈奴，控制了阴山以南和河西走廊的大片区域；在河西走廊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为配合对匈奴的战争，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
(2)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戒奢从简；知人善任，虚怀纳谏；关注治国理论的研究与运用。
理由：《群书治要》是君臣施政的重要理论依据；总结历代王朝兴衰来劝勉和警戒君王；呈现统一与多元的文化智慧；有利于提高君臣的文化和政治素养。
20．示例一
观点：中国古代农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阐述：中国古代农牧界限不仅是地理分界线，更是文明对话的前沿。这条动态演进的边界上，农耕与游牧文明的碰撞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
秦汉以来，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民族在农牧交错带展开长期拉锯战。中原王朝为巩固边疆，以“屯田”发展农业，汉朝时多次大规模移民戍边屯垦，开通西域，建立西域都护府等措施，推动了边疆地区的农业发展，增强了边疆地区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互补性。战争促进了双方军事技术的交流，匈奴的骑射技术对汉朝军队产生了影响，汉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也传入匈奴地区。和亲政策则加强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孝文帝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包括迁都洛阳、改穿汉服、说汉语、改用汉姓、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通婚等，加速了鲜卑族的汉化进程，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使农牧文化在更大范围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
隋唐时期，推行开明宽容的民族政策，加强了与西藏等地少数民族的交往，成就了文化的繁荣与恢弘，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宋辽夏金时期，多民族政权并立，各民族在冲突中融合。明清时期，注重对周边地区的防卫与管辖，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农牧界线的动态变化见证了不同民族与文明的碰撞融合。各民族在农牧交错带通过贸易、文化传播、人口迁徙等方式，实现经济互补与文化互鉴，共同推动了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
示例二
论题：北魏孝文帝改革对中国古代农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
阐述：北魏孝文帝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对中国古代农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
政治方面，孝文帝仿照汉族政权的政治制度，建立起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封建统治机构。这使得北魏政权从游牧民族的部落联盟统治形式，逐渐转变为以汉族封建制度为蓝本的中央集权国家。这种政治制度的转变，为农牧民族在政治上的融合提供了制度保障，有利于打破民族界限，促进不同民族在统一政权下的交流与合作。北魏孝文帝改革通过整顿吏治、推行三长制等措施，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有助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使农牧交错地区的各民族都能在统一的政治管理下生活，减少了因政治分歧和地方势力冲突引发的民族矛盾，为农牧民族的融合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经济方面，北魏孝文帝改革通过推行均田制，一定程度上使鲜卑族等游牧民族从传统的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变，促使他们逐渐定居下来，与汉族农民在生产方式上趋于一致。这不仅增加了农业生产，也促进了农牧民族在经济生活上的相互了解和融合。农牧交错地区成为了农业产品和畜牧产品的交换场所，汉族与鲜卑族等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加，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推动了农牧界限地区的经济融合。
文化方面，孝文帝下令鲜卑族改说汉语，禁用鲜卑语，鼓励鲜卑族改穿汉服、采用汉姓、与汉族通婚等。这些措施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使鲜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逐渐汉化，同时也使汉族文化吸收了鲜卑族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元素，促进了农牧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
综上，北魏孝文帝改革使鲜卑族等少数民族融入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共同接受和传承中华文化，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凝聚力。在统一的文化认同和政治框架下，农牧民族共同为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做出贡献，推动了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
示例三
论题：从长城到互市，农牧界限的碰撞与文明共生
阐述：中国古代农牧界限的演变，是农耕与游牧文明碰撞、融合、发展的动态过程。这一界限不仅是地理分界，更是文明对话的前沿，推动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修筑长城作为军事防线，同时推行“屯田制”，将农耕技术引入边疆。例如，汉代在西域设立都护府，大规模移民屯垦，既巩固了边防，也促进了农业与游牧经济的初步接触。然而，战争与资源争夺也加剧了冲突，如匈奴与汉朝的长期对峙，既暴露了文明差异，也为后续融合埋下伏笔。
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农牧文明融合的典范。通过迁都洛阳、改穿汉服、推行均田制等措施，鲜卑族从游牧转向农耕，与汉族在生产方式、文化习俗上深度融合。同时，唐代的“茶马互市”成为经济互补的桥梁，中原的茶叶、丝绸与游牧民族的马匹、皮毛交换，促进了贸易网络的形成。这种融合不仅限于物质层面，更体现在文化认同上，如唐代诗歌中“胡汉一家”的意象，反映了民族界限的模糊。农牧界限从最初的军事对抗，演变为经济互补与文化共生的纽带，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总之，农牧界限的演变，是中华文明包容性与凝聚力的体现。从碰撞到融合，再到发展，这一过程不仅塑造了中国的历史，也为理解“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提供了关键视角。
示例四
论题：农牧界限的碰撞与交融，从长城到大一统的文明演进
阐述：秦汉时期，长城成为农耕与游牧文明的地理分界，也是两种经济形态的二元对立。游牧民族依赖畜牧与骑射，农耕文明以粟麦为基，这种差异在气候波动与资源争夺中激化矛盾。例如，匈奴南下劫掠与汉朝“和亲”政策，本质是生存空间的碰撞。然而，长城并非封闭的壁垒，而是文明互动的缓冲带，河西走廊的商队往来，已悄然打破地理隔阂。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彻底重构农牧界限。北方游牧民族内迁中原，推动“食肉饮酪”的饮食文化融入汉地生活；汉族屯垦移民则将农耕技术扩散至边疆，形成“点线结合”的融合网络。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典型例证：迁都洛阳、推行汉制，不仅加速鲜卑族融入中原，更促成“胡汉杂居”的社会形态。洛阳城中“居民以官位相从，不依族类”的格局，标志着血缘隔阂的消解。这种融合超越经济互补，更体现为制度、语言与信仰的深层整合。
隋唐以降，农牧界限从地理分野升华为多元一体的文明基石。唐代“安西都护府”与“羁縻州”制度，将游牧部落纳入中央管理体系；茶马互市则使中原茶叶与草原马匹形成稳定的贸易循环。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与农耕文明的治理智慧，共同支撑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延续。
总之，中国古代农牧界限的演变，本质是碰撞中的对话、融合中的创新。从长城的军事对峙到“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农牧文明的互动不仅塑造了中国的疆域版图，更奠定了“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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