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简介

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
编者献辞
引言
一周、秦、两汉运河
1沟通江淮的邪[hán含]沟
2中原水运枢纽鸿沟
3连接湘漓的灵渠
4长安、洛阳的漕河
5连缀河北诸水的五渠
二隋、唐、宋大运河南省
1东连黄河的广通渠
2沟通河淮的通济渠
3山阳渎和江南河
4北通涿郡的永济渠
5唐朝的运河工程
6宋朝运河新体系
三元、明、清京杭大运河南省
1凿济州河和会通河
2浚坝河、通惠河
3会通河的治理
4穿淮北新河
5南河的改造
6其他运道的浚治
四四川都江堰
1开明平治岷江洪水
3汉、唐、宋都江水利
2李冰兴建都江水利
4元、明、清都江水利
五太湖流域农田水利史
1低洼多雨的太湖流域
2周、秦、汉农田水利的兴起
3六朝的湖塘泾浦
4唐、宋的河网化和圩田化
5元、明、清的疏浚河道
六历代关中农田水利用职权
1秦人兴建郑国渠
2西汉三大渠系的建立
3唐朝关中灌区的扩展
4宋、元、明、清关中水利
5关中“三大惠渠”
七宁夏古灌区
1雨水少、河水多
2秦渠、汉渠
3艾山渠、御史渠
4李王渠、唐来渠
5三大区、十大渠
八新疆农田水利史
1新疆的自然环境
2西域古代的明渠
3天山南麓的坎儿井
九古代治“河”工程
1史前治河的传说
2下游大堤的形成
3王景、王吴治河
4贾鲁挽河南流
5潘季驯束水攻沙
6靳辅、陈潢治河
十苏、沪、浙海塘史
1苏、沪、浙沿海的潮灾
2古代海塘的兴起
3宋、元海塘的初步发展
4明海塘的进一步发展
5清朝的新鱼鳞石塘
编者献辞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世界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国家，多数没有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有的中断了，有的随着文化重心的转移而转移到另外的地区。唯有中国这个国家，既古老又年轻。从原始社会到形成国家，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五千年以上。中国和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
中国文化是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具有包容性与持久性：除了时代差异外，尚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性。它是在连绵几千年中，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包括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等）和各民族文化（包括壮、满、蒙、回、藏等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网络。中国文化是起源于上古贯穿到现在，在黄河、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社会心理与习俗的结晶。
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并不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毫无选择地一概接受，而是要继承其优良传统，摒弃其封建糟粕。
今天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了解过去的优秀文化，正是为创造未来的新文化。这对于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的目标。要让中学生和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掌握中国文化史的基本知识，了解中国文化辉煌的历史，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打下基础，这是一件宏伟的事业，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丛书的宗旨。
对文化层次较高的成年读者以至专家来说，个人的专业知识总归有限，本丛书对于成年人也不失为一种高品位的、可信赖的文化知识读物。
本丛书的前身有110个专题，涉及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由商务印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现由编委会对类目重新加以调整，确定了考古、史地、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经济、文艺、体育十个门类，共100个专题，由商务印书馆独家出版。每个专题也由原先的五万多字扩大为八万字左右，内容更为丰富，叙述较前详备。希望这套丛书能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中国文化的主流与特点，读者能够从中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所系，这就是编者的最大愿望。
对于本丛书的批评及建议，我们将十分欢迎，力求使之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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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四月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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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利建设，自古以来，一直受到各族人民的重视。人们经过几千年百折不挠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陆续修建起千千万万的水利设施。
本书选择其中比较重要的10项工程，介绍给读者。一至三项为运河工程，四至八项为农田排灌工程，九至十项为堤塘工程。每一工程的内容都包括：修建的目的、过程、历史演变（以古代为重点，联系到近现代）、工程特点、社会效益和经验教训等。希望能向读者提供这些工程的较为系统的知识。
书中，有许多地方涉及历代的尺、里、亩、斗、斤等计量单位。为了便于读者换算，又于书后附有历代度量衡换算简表。
一? 周、秦、两汉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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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势西高东低，黄河、淮水、长江、珠江等主要大河，都是西东流向，东西水上交通比较便利。但南北水运困难，这就要求人们穿凿一些南北走向的运河。
上述主要江河的干流，虽然都是西东走向，不过它们也有不少南北流向的支流。而且不同大河的支流往往相距不远，如黄河支流与淮水支流，淮水支流与长江支流，长江支流与珠江支流等。再加上这些大河流的中下游，土地平坦，湖泊众多，稍作改造和连缀，便可形成人工河道。因而我国的运河多以南北走向为主，并且很早便已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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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沟通江淮的邪[hán含]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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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早在商朝末年，我国即已凿成一条规模可观的运河，它的名字叫泰伯渎，是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将王位继承权让给其弟季历、避地到荆吴（太湖流域）后穿凿的。它位于今无锡市东南。
春秋时期，开凿的运河渐多，有的为陈、蔡两国所开，在今淮水上游；有的为楚国所开，在湖北、安徽境内；有些为吴国所开，在太湖流域和长江、淮河、黄河之间。吴国凿的这批运河，无论对当时及后代，都有深远的影响。
吴国首建于商末周初的泰伯，长期默默无闻。到春秋末年，阖闾、夫差父子相继为王，由于当时的太湖流域有了初步开发，又有伍子胥、孙武等人的襄助，国力逐渐强大。它首先对南方地区的两个邻国越国、楚国发动战争。为了在战争中便于运兵和运粮，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5世纪初，在太湖流域，利用自然河道的基础，陆续凿成三条运河。一条叫胥浦，北起太湖东面，南到杭州湾。这是一条从对越战争的需要出发而穿凿的运河。另一条叫胥溪，位于太湖西面，是沟通太湖、长江间的运河，便于吴船向西进入楚地。还有一条由吴（江苏省苏州市）北上，到今江阴西部与长江会合，便于吴船经此骚扰长江下游的楚地。吴在大军代楚以前，对楚采用声东击西的“疲楚”战术，这一战术就是利用后两条运河，或向西扰楚，或向北扰楚，使楚军防不胜防，疲于奔命。“疲于奔命”的典故即源于此。这些运河的穿凿，不仅促进了区域性的统一，而且还为后来的江南运河奠定了初步基础。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吴军大败楚师于柏举（湖北麻城县东北）。12年后，即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它又败越师于夫椒（太湖西洞庭山）。经此两战后，楚国一蹶不振，越国也臣服于吴。吴王夫差认为自己在长江流域的霸主地位已确立，决定用兵北方，以便强迫晋、齐、鲁、宋等黄河流域的诸侯俯首听命。筑邗城、穿邗沟，都从用兵北方的需要出发而兴建的工程。
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左传·哀公九年》）邗，就是古扬州，在今扬州市西北郊蜀冈一带，遗址周长约九公里。这是扬州建城的开始。吴国筑邗城，目的是在长江北岸建立进军北方的基地。凿邗沟旨在便于运送军队和粮秣。据《水经注·淮水注》载，这条邗沟从邗城西南引进江水，经过城东，再向北流，从陆阳、广武两湖（两湖分别位于今高邮县东部和西部）中间穿过，北注樊梁湖（今高邮县北境），又折向东北，连续穿过博芝、射阳两湖（两湖位于兴化、宝应间），再折向西北，到末口（今淮安市东北）入淮。邗沟的线路比较曲折，所以如此，目的在于利用当地的众多湖泊，以便减轻施工的负担。这是我国、也是世界有确切穿凿纪年的第一条大型运河，长约150公里。
凿邗沟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84年，吴师与齐师大战于艾陵（今山东泰安南）。齐师几乎全军覆灭，主将国书及其以下五大夫，或者战死，或者被俘，损失革车800乘①。打败齐师后，吴准备再开一条运河，以便进军中原，以军事力量为后盾，迫使当时北方诸侯首领晋国就范。这条运河就是荷水。
黄、淮之间的东部，有两条较大的自然河道，一条是济水，是黄河的汊道，首起荥阳，向东流经荷泽（今山东定陶东北，已淤）、大野泽（又名巨野泽，今巨野县北，已淤），折向东北，注于渤海。一条是泗水，发源于鲁中山地，西南流入淮水。泗、济两水相距不远，只要在它们中间开一条不长的运河，吴国的军队便可以从淮水北溯泗水，再通过运河，循济水直达中原腹地。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夫差在泗、济之间凿出一条运河，它东起湖陵（今山东鱼台县北），西到与济水相连的荷泽。因其水源来自荷泽，故称荷水。
当年夏天，夫差率领吴国大军到达黄池一带（今河南封丘县西南），召集北方诸侯举行历史上著名的黄池盟会。晋国自晋文公以后100多年中，一直是北方诸侯的首领，不肯轻易放弃这一特殊地位。因此，在这次盟会上，谁当盟主，执牛耳以盟诸侯①，吴、晋双方各不相让。正当两军剑拔弩张时，吴王接到空虚的吴都被越军攻破的消息，只好向晋让步，匆忙带兵南归。
邗沟和荷水都是夫差从政治、军事需要出发而穿凿的，工程比较粗糙，邗沟的河道也较曲折，航运受到一定影响。但它们毕竟沟通了江、淮、泗、济诸水，对加强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流域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都有重要作用。
① 春秋时期兵制，一车四马为一乘，有披甲之士10人，步卒15人。 ① 春秋时期，诸侯会盟，置牛耳于盘，由主盟者执盘分赏诸侯为誓，以示信守。争执牛耳，就是争当诸侯首领。
2? 中原水运枢纽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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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是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战国初，魏国最早进行变法，魏文侯在位时（公元前 445—前396年）在李悝[kuī亏]、吴起、西门豹等人协助下，对经济和政治进行改革，军事力量曾盛极一时。战国中期，魏惠王仍然雄心勃勃，力图称霸中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先在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将都城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东迁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继而又以大梁为中心，在黄、淮之间，大兴水利，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鸿沟水运枢纽。
鸿沟是沟通黄、淮两大水系的水运枢纽。这一工程经过两次大规模施工，才告完成。它开工于公元前360年，即迁都大梁的第二年。当时主要的工程是从黄河的汊道济水引黄河水南下，注于大梁西面的圃田泽（已淤），再从圃田泽引水到大梁。当时圃田泽是一个很大的湖泊，周围300里，它既可作为计划中鸿沟航道的水柜，以调剂鸿沟的水量；又可使水中的大量泥沙沉淀于此，以减轻下游运道的淤塞。
又过了20多年，即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 339年），魏国对它又作大规模的扩展，将原来的大沟向东延伸，经大梁北郭到城东，再折而南下，至今河南沈丘东北，与淮水重要支流颍水会合。这条人工河道，史称鸿沟。鸿沟从大梁南下时，一路上又沟通了淮河的另一批支流，如丹水（汴河上游）、睢水（已淤）、?[huò豁]水（今浍水）等。
魏国境内，本来可通航的河道较少，黄河多沙，只有部分河段可以行舟，丹水、睢水、?水、颍水等，流短水少，也很少舟楫之利，内河航运并不发达。鸿沟凿成后，引来了丰富的黄河水，不仅鸿沟本身成为航运枢纽，而且丹水、睢水、?水、颍水等也因为补充了水量，航道比较畅通了，内河航运有很大的发展。魏襄王七年（公元前312年），越国对魏国表示友好，赠送一批魏国需要的物资，其中除500万支箭杆外，还有300艘船只。赠箭、赠船，分别反映当时魏国在战争和航运两方面，对这些物资的需要都在增加。鸿沟水系不仅改善了魏国的水上交通，由于这些水道还可灌溉农田，因而它也促进了魏国农业的发展。史念海先生在其所著《河山集》中，认为鸿沟和丹水、睢水、?水、颍水等流域，是战国后期我国最主要的产粮区之一。
自春秋以来，由于邗沟和荷水两条运河的穿凿，江、淮与河、济之间，已有水道可通，南北水上交通有所改善。但是对于经济、政治、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原来说，这条水道的位置，毕竟有些偏东，与南方各地交往，未免过于绕远。而且因为它是当时南北之间的唯一水道，也不能满足通航需要。鸿沟凿成后，中原地区可以通过鸿沟本身及丹、睢、?、颍等水径直入淮，与南方吴、楚等地的水上交通，远比以前方便了。鸿沟的穿凿，中原地区对其他各地的水上交通也有所改进。它可以循济、丹等水，东通卫、宋和齐、鲁；还可利用黄河，北通赵、燕，西连韩、秦。
穿凿鸿沟以前，黄河中下游和淮水流域，已经形成一批城市。它们中的大部分是政治性的都城，如洛邑（东周都城，今河南洛阳）、大梁（魏都）、阳翟（韩都，今河南禹县）、帝丘（卫都，今河南濮阳西南）等。商业性城市较少，宋国的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因为地处荷水、济水交点，交通方便，才发展成为“天下之会”的商业中心。鸿沟水利系统形成后，由于河、淮之间航运和农业的发展，使上述这些都城的商业迅速繁荣起来。如帝丘繁荣到可与“天下之会”的陶相比，并称“卫陶”。洛阳和阳翟也成为战国后期非常活跃的商业城市，当时著名的大商人白圭和吕不韦，便分别为上述两地人。因有鸿沟可资利用，洛阳商人还“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此外，在鸿沟运河网中，还兴起了一批新的城市，如丹水和泗水会合处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睢水边上的睢阳，颍水入淮处的寿春等。
鸿沟到汉朝时称狼荡渠，魏、晋时的蔡河，也是鸿沟的一部分，它在历史上长期发挥重要的作用。
3? 连接湘漓的灵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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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我国运河工程首先兴起于长江中下游及黄、淮之间。到秦、汉时期范围扩大了，南到五岭，西至关中，北及幽燕，都凿有运河。灵渠便是其中之一。
在古代，我国南方有一个人数很多的越族，他们活跃在江、浙、闽、赣、粤、桂等广阔的土地上，其中分布在粤、桂等地的越人叫南越①。战国时期，南越与楚国已有一定关系，吴起在楚变法时，即将湘南、粤北、桂东北的苍梧并入楚国的领土。秦灭楚后，进一步向南发展，进军南越腹地。当时由于五岭②的阻隔，交通不便，粮秣运输困难，于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命监御史禄负责穿凿运河，以解决军队的给养问题。
五岭山脉中的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有一个谷地，谷地中有两条自然河道，一条是湘江上游的海洋河，另一条为粤江水系中的始安水。如果在两水之间凿一条运河，就可沟通长江和粤江，便可解决秦军的粮运问题。不过，在此穿凿运河，在工程上说，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是海洋河和始安水的距离很近，最近处只有1.5公里。不利的是海洋河和始安水间横亘着高约 20—30米、宽约 300—500米的小山阜；而且整个谷地地势的坡度也较大。监御史禄等决定克服困难，兴建这条运河。经过几年的努力，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工程基本建成。这条运河的最早名称已经难以考查，后来人们相继称它为秦凿渠、零渠、灵渠、兴安运河等。
灵渠由分水工程、南渠、北渠三部分组成。分水工程建在水量比较丰富的海洋河上，其具体位置在今兴安县东南二公里处的分水村。这里不是离始安水最近的地方，所以舍近取远，选址于此，是因为此地的河床较高，大抵与始安水相当的缘故。分水工程呈“」”形，似木工的曲尺，角尖对着海洋河的上游。平时，它拦截海洋河水，阻止河水流入原来的河道，将其一分为二，七分进北渠，三分入南渠。这座曲尺形的分水工程，后人称为人字堤，就是今天大、小天平的前身。大、小天平属滚水坝性质的工程，洪水时，水可从坝上漫出，流入故道，以减轻天平本身及南、北渠道的压力。后来，在大、小天平的顶端前面，又建铧嘴，以提高分水功能和保护天平。据考证，铧嘴是唐朝增建的。
南渠可分上下两段，上段自小天平向西北走向，到兴安县北，接始安水，长约4.5公里。这一段系凿岩成渠，全部由人工开成，宽度虽较小，约7—14米，但工程比较艰巨。下段沿始安水、零水向西，至今溶江镇附近，接漓江，长约30公里，是在始安水和零水的基础上拓展而成，宽约10—60米。南渠全长30多公里，落差29米，河床比降很大，渠道上不设辅助工程，不便舟楫上下。后人推测，为了便于通航，当年可能已在沿渠建有原始陡门。陡门现称船闸，平时关闭，随着舟楫的前进而顺序打开，从而可以减少航行的困难。我国的正式陡门，至迟形成于唐朝，其雏形有人认为可以上溯到修建灵渠时代。灵渠是世界上最早的有闸运河。
北渠从大天平向北，到今洲子上村附近回到湘江故道，长约3.5公里。北渠经过的地带，是个山间小平原，这里的地面虽然较少沟壑，但坡度偏大，采用直线渠道，与南渠一样，也会流水过急，不便航行。为了减少这段渠道的比降，建设者们采用曲线渠道，形如蛇行。巧妙地用伸长渠的长度，以达到减少比降、利于通舟的目的。
灵渠工程处处闪烁着建设者的聪明睿智。
灵渠全长虽然不到40公里，是一条小型运河，但因为它沟通了长江、粤江两大水系，其地位却十分重要。它不仅在秦朝，而且在以后2000多年中，都是内地和岭南的主要交通孔道，对促进两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加快岭南的开发，意义都非常重大。
对灵渠构造上的巧夺天工，航运上的舟行便捷，宋人范成大深有感触，曾作诗加以歌颂：
狂澜既奔倾，中流遇铧嘴。
分为两造开，南漓北湘水。
至今舟楫利，楚粤径万里。
人谋夺天造，史禄所经始。
（《石湖居士诗集》卷十五）
1936年和1941年，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相继建成，灵渠才让位于现代化交通工具。它在1956年最后停运，改作农田灌溉和城市供水工程，并成为桂林地区重要的名胜古迹，供人观赏。
① 古南越人在历史上经过长期的演变，其中一部分与汉族融合，另一部分发展成后来的壮族、黎族等。
② 五岭在湘、赣与桂、粤等省的交界处，是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的总称。一说有揭阳岭而无都庞岭。
4? 长安、洛阳的漕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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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建都长安，到汉武帝时期，由于京都人口不断增加，官僚机构迅速膨胀，又要用兵匈奴和经营西域，中央政府的粮食支出非常浩繁，压力很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政府一方面在关中大修水利，以便发展当地农业，就近取粮。另一方面是改善水运条件，以便从当时主要产粮区的东部地方，调运更多的粮食进京。
西汉从函谷关以东运粮入京，本来取道渭水西运。但渭水多沙，水道浅涩曲折，运输功能很差。从长安东到黄河，陆路只有300多里，而曲折的渭河水道，却长达900多里①。又由于封冻和水量不足等原因，一年中，它只有六个月可以勉强通航。因此，渭河年运输量很少，西运入京的粮食，只有几十万石。汉武帝时，须从东方调入粮食几百万石，急需另觅途径解决运粮问题。因此，当大司农（主管全国农业的长官）郑当时建议在渭南凿一条径直的运粮渠道时，汉武帝立即采纳了。历史上把这条渠道称为漕渠。
漕渠工程动工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由齐人水工徐伯负责勘查、测量、定线，由几万军工负责施工。渠首位于长安城西北，引渭水为水源，经长安城南向东，与渭水平行，沿途接纳泬[juè决]水（皂河）、浐[chǎn产]水、霸水，以增加漕渠的水量。这些水道都发源于南山，含沙量很少。漕渠穿过霸陵（治所在今西安市东北）、新丰（治所在今临潼县东北）、郑县（治所在今华县）、华阳（治所在今华阳县东南）等县，到渭水口附近与黄河会合，全长300多里，历时三年完工。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又在长安西南凿昆明池，周长40多里，将沣水、滈[hào号]水拦蓄池内。凿昆明池除了用来操练水兵外①，还可以调济漕渠水量和供应京师的生活用水。
漕渠的通航能力很高，它一直是西汉中后期东粮西运的主要渠道，一般年代，年运输量在400万石左右，最高年份达到600万石，约为渭水运量的10倍。除航运外，它还有灌溉农田之利，溉田面积约10000顷上下，比白渠多一倍以上，约与当时的成国渠相当。西汉亡国后，东粮西运的工作不再继续，漕渠因失修而逐渐湮废。
东汉定都洛阳，漕运工程的重点随着东移，既凿了一条名叫阳渠的新水道，又比较彻底地治理了汴渠。
洛阳虽有洛水可通黄河，但洛水大部分河段河床很浅，不便航运。为了使粮船可以直达京师，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在河南尹王梁主持下，着手兴建运河。他组织力量，“穿渠引谷水（洛水支流）注洛阳城下，东写（泻）巩川。”由于谷水水量不足和渠线安排不当，渠虽凿成了，但不通水。19年后，即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大司空张纯再度在京师附近修建运河。他汲取王梁失败的教训，一方面增加运河水源，除仍引谷水外，又引来了洛水干流；另一方面重新安排渠道线路，西起宜阳东部，向东经过洛阳城的西面、南面和东面，再向东到郾师附近回注洛水。这条运河名叫阳渠。第二次工程很成功，东汉从此以后，来自南方、东方、北方等地的粮船，经邗沟、汴河、黄河等航道，再循洛水、阳渠，可在洛阳城下傍岸了。阳渠的穿凿，不仅便于政府通漕，而且也使“百姓得其利”。
不过，东汉最大的运河工程，当数汴河的治理。从西汉后期到王莽统治时期，鸿沟水运体系，由于黄河的一再决口，已经支离破碎，有些运道完全断航，由丹水演变而来的汴河，航道也经常受阻。汴河是京师洛阳的主要粮道，在全国入京的租赋中，来自豫、兖、徐、扬、荆等州所占比重很大，多循此河入京。因此，对汴河的治理，东汉朝廷非常重视，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由王景、王吴主持的治河、治汴工程。黄河泛滥是汴河堵塞的根源，治汴必须治河（治河工程详见本书《九、历代治河工程》）。治汴工程主要有改造渠口和筑堤、浚渠等。
汴河以黄河水为水源，而黄河主溜在河床中摆动无常，单一引水口不能稳定地引入河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景、王吴除修复旧闸外，又建新闸，实行多口引水。同时，将引水闸由原来的木结构改成石结构，以便更好地控制进水。黄河洪水流量很大，即便汴口设闸控制，仍然会有过量的洪水进入汴河，汴河仍然会决堤成灾。为了增加汴河的安全系数，二人又在其上游，即浚仪渠，用“墕流法”将涌入的过量的水，有控制地排出堤外①。从荥阳到泗水，汴河全长800里，他们还全面地建筑河堤，深挖河床。经过这次治理，汴河的漕粮能力大大提高。
① 这里陆、水行程的单位都是汉里。汉里比今里短，其换算方法，参见书尾所附的换算表。
① 张骞首次通西域（今新疆及新疆以西），见西域有蜀地特产细布等，听说由商人取道西南，经身[juān捐]毒（印度半岛上古国）运往。骞回国上奏此事，遂有汉武帝遣使通西南之举。后因使臣被昆明夷（在云南）所阻，又闻那里多江湖，汉于是在长安蓄水筑湖，训练水师，准备讨伐。
① 浚仪即开封。浚仪渠当指开封附近的汴渠。墕同堰。“墕流法”实际上在这次大修前，他们就在浚仪渠上使用了。
5? 连缀河北诸水的五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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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平原位于黄河下游北面，太行山之东，燕山以南，东临渤海。这里河流纵横，水道众多。南部多黄河故道，由西南流向东北；中部之水多为西东流向，源出大行山；北部诸河为北南流向，发源燕山。它们都流入渤海，流短水少，不便航运。不过，如能在各河之间凿渠沟通，将它们连缀起来，水源得到调剂和集中，航运效益便会大大提高。东汉末年，曹操从政治军事的需要出发，为改进这里的水上交通，做了许多工作，先后凿成白沟、平虏、泉州、新河、利漕等五条水道。
东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曹操虽打败了袁绍，但绍子袁尚仍盘据邺城（今河北磁县东南），负隅顽抗。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亲领大军渡河北征。从军运需要出发，他在河北首先建成了一条名为白沟的运河。白沟的主要工程之一，是筑堰逼淇水北流。古淇水即今淇河，发源于太行山，东南流向，分两道注入黄河。因此筑有大小二堰。小堰用石材建成，人称石堰，主要目的是堵塞小河，将全部淇水集中于正流。大堰叫枋堰，建于淇水正流入河处不远，这是一条木、铁、石参用，以大枋木为主的拦河大坝。淇水水量欠丰，不能像灵渠在海洋河上那样建分水工程，只能堵住全部淇水，使其北流。因此，河船入沟，沟船入河，都必须盘坝，将货物从船上卸下，拉空船沿坝的斜坡过坝，再将货物装船，继续航行。另一工程是在枋堰北面穿渠，引淇水进入另一自然河道白沟。白沟下接黄河故道古清河，清河北到今天津境，与沱河（滹[hū乎]沱河）会合。这样，白沟工程虽有盘坝之劳，但毕竟改善了黄河南北的水运。
袁尚被曹操击败后，投奔辽西乌桓首领蹋顿①，图谋卷土重来。为了根除后患，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北伐乌桓。在进军过程中，他命令董昭负责组织力量施工，相继凿成平虏、泉州、新河三条运粮渠道，开辟了通向辽西的水路。平虏渠在今天津市静海县境内，南起沱水，北到泒[gū孤]水。泒水下游，大体上就是后来大清河的入海河段。泉州渠是沟通泒水下游与鲍丘水（潮白河）的渠道，由于它位于泉州县（治所在今武清县西南）境内而得名。新河西起鲍丘水，经过今唐山境内，东接濡[rú如]水。濡水就是今天的滦河。这三条渠道，特别是后两条，大概由于军马倥偬，而冀东又多沼泽，施工困难，工程粗糙，实际上并未发挥作用。
如果说上述四渠的穿凿，主要是由于军事上需要的话，开利漕渠则不同，主要是从政治需要出发的。邺城北控河北平原，南联中原腹地，地位重要，本是袁绍、袁尚父子的大本营。曹操消灭袁氏势力后，将自己的政治中心由许都（今河南许昌市）北迁于此。因此，他很重视对邺城的建设。发展这里的水路交通，兴建利漕渠，便是其中一个方面。它凿于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以漳水为水源，经邺城，向东到馆陶县西南，与白沟衔接。白沟是当时河北地区重要的水上交通线，利漕渠凿成后，邺城因有白沟之利，对幽燕中北部的控制，和对黄河以南的联系，都大大加强。由于漳水水量比较丰富，还因为增加了水源，使白沟的航道更为通畅。除以上五渠外，曹魏时又开白马渠，沟通沱水和漳水。
经过千百年的努力，到两汉时，我国的运河工程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它东起沿海地区，西到关中，南起湘桂，北到幽燕，都有运道可通。它对促进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边疆地区的开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都有重大作用。
① 乌桓为古代东胡族一支，因乌桓山（今大兴安岭东南端）是其较早的根据地而得名。汉武帝时，它内迁到辽西一带，受汉管辖。
二? 隋、唐、宋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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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两汉时期是我国运河史的早期阶段，当时虽在全国各地凿成许多运河，但还没有形成以骨干运河为主的、全国性的运河网络，同时，对自然河道改造的程度也不深，水道比较浅涩弯曲，通航能力较差。隋、唐、宋的运河不同，凿成了一批以都城为中心，通向全国一些主要经济区的又长又深的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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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连黄河的广通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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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历史的早期，帝王们选择自己的都城时，往往要把目光投向长安。因为它位于八百里秦川中心，土地肥沃；平原四周又有大山环抱，退可以守，进可以攻。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当隋文帝杨坚结束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后，也以长安作为这个统一王朝的都城。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关中经济情况难以与盛极一时的西汉相比。西汉仅郑白渠即可灌溉农田四万多顷。魏晋南北朝时，这里有许多灌溉工程因无暇维修而湮废。因此，隋定都长安后，仰仗东粮西运的程度，远远超过西汉。这就决定了隋在立国不久，便着手穿凿长安——黄河间的运粮渠道。
西汉时，因渭水运量很少，曾在长安黄河间凿过一条名叫漕渠的运河。后来，因东汉定都洛阳，粮食西运任务大减，漕渠由于失修，不久报废。隋朝只好重开新渠。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命大将郭衍为开漕渠大监，负责这一工程。他“部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长安城）北，东至于潼关，漕运四百余里，关内赖之，名之曰富民渠”。（《隋书·郭衍传》）富民渠虽发挥重要作用，但因仓促成渠，渠道浅窄，航运能力有限，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东粮西运的需要。隋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只好再次动工，加以改建。
这次改建，要求凿得深宽顺直，可通“方舟巨舫”。舫是一种两舟相并的船，体积大，容量多。《战国策·楚策》说：“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要通航这样大型重载的舫，渠道必须又深又宽。改建工程由杰出的工程专家、大兴城的设计者宇文恺主持。动工之前，他先派“工匠巡历渠道，观地形之宜”（《隋书·食货志》），以便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将渠道布置得更为合理。在上下共同努力下，工程进展顺利，当年即峻工。新渠仍以引渭水为主要水源，自大兴城至潼关，长300余里，命名为广通渠。广通渠的运量大大超过旧渠，对缓和关中粮食的紧张情况，有重要作用。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关中大旱，但是无灾。当时所以旱而无饥荒之灾，与发放300多万石广通仓的粮食有关。广通仓在广通渠旁的华州（今华县），这里的粮食，就是沿广通渠从东方运来的（图1）。
从潼关以东运粮入关，广通渠以下一段水路是黄河。黄河有三门砥柱之险，砥柱为两个石岛，兀立河心，堵塞航道，形成神门、鬼门、人门三条险道，神、鬼二门无法通舟，人门虽可勉强航行，但风险很大，经常船沉人亡。三门砥柱是当时东粮西运的“瓶颈”。于是，又有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下令“凿砥柱”。不过，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凿砥柱”的工程很少进展，只好半途而废。
2? 沟通河淮的通济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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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初定都长安。公元604年，杨广杀其父隋文帝夺取皇位，他便是历史上以骄奢著称的隋炀帝。他认为关中与山东、江南、河北等地，道路遐远，“兵不赴急”，应将都城东迁，于是立即下诏营建东都洛阳。接着，又陆续发令穿凿以东都为中心、通向江淮、河北等地的大运河，以加强对这些主要经济区的联系和控制。
最先穿凿的是通济渠，凿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通济渠可分西、中、东三段。西段以东都洛阳为起点，以洛水及其支流谷水为水源，在旧有渠道阳渠和自然水道洛水的基础上扩展而成，到洛口与黄河会合。由于古阳渠又称通济渠，人们就把这一名称由西段扩大到了中段和东段。中段以黄河边上的板渚（河南荥阳西部）为起点，引黄河水作水源，向东到浚仪（河南开封市）。这一段原是汴渠上游，隋朝加以浚深和拓宽。浚仪以下，与汴渠分流，东南走向，经宋城（今河南商丘县南）、永城、夏丘（今安徽泗县）等地，到睢眙注入淮水。这是东段，多由自然水道拓展而成。
当时，浚仪以下所以不再利用汴河旧道而另开新渠，与如下一些因素有关。汴河东段的位置偏北偏东，隋炀帝南巡江都，南粮北运进京，都过于绕远。况且从汴河入淮，必须取道泗水，而泗水航道曲折，又有徐州洪、吕梁洪之险，二洪“悬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水经注·泗水注》），经常翻舟，航行很不安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浚仪到睢眙，地势比较平缓，河床比降适度；同时，经此而接邗沟，与经汴相比，航程也缩短许多。再加上当时河淮之间经济比较发达，是全国户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①，为加强东都与这里的联系，也需凿渠穿行这里。
通济渠三段全长近2000里。它不仅渠道长，而且因为要航行皇帝的龙舟，龙舟长200尺，上建四层重殿，高45尺，所以必须凿得又宽又深。深度多少，不见记载，宽度规定为40步。隋朝一步六尺，即渠宽为240尺，宛如一条大河。此外，通济渠还有一批附属工程，如夹渠修筑平整的御道，以便数十万纤夫和军队行走；沿途修建数十座离宫，以便皇帝和后妃休息。整个工程由尚书右丞皇甫议负责，“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资治通鉴·隋纪四》）服役。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动工，到八月便交付使用。当时隋炀帝立刻从洛口登上龙舟，带着后妃、王公、百官，乘坐几千艘舳舻[zhúlú逐卢]，浩浩荡荡，南巡江都（图2）。
通济渠工程浩大，施工时间仅用半年，可以说是古今中外运河史上的奇迹，它反映了我们祖先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当然，他们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惊人的，由于凿渠和造船劳累过度，据《隋书·炀帝纪》载，“役丁死者十四五”！即约有40—50万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通济渠凿成后，它与邗沟便成为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的交通大动脉，南来北往的舟楫多走这一水道。特别是它对南粮北运，意义更为重大。隋炀帝在洛阳周围建有许多大型粮仓，如洛口仓（又名兴洛仓）、回洛仓、河阳仓、含嘉仓等，这些仓城都储有大量粮食，其中洛口、回洛两仓，即多达2600多万石，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便是经通济渠从江淮一带运来的。
① 隋朝共有190郡，每郡管辖若干个县。其中只有44郡的辖县县平均户口在万户以上，而河、淮之间即占有九郡（河南、荥阳、梁郡、谯郡、彭城、颍川、淮阳、汝南、汝阴等），可见这里户口的密集程度。
3? 山阳渎和江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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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阳渎即古邗沟，它南起邗城，北到山阳县（今江苏淮安）。邗沟初凿于春秋末年吴国，当时出于战争的临时需要，工程因陋就简，水道曲折浅涩，只通小舟，不通大船。后来，人们对它进行多次改造。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次，是东汉末广陵（治所在今扬州市）太守陈登的改道，由樊梁湖往北，直至淮安入淮，改变过去绕道博芝、射阳两湖的曲折线路。这一改变奠定了后来邗沟的基本格局。隋文帝从伐陈的需要出发，又对部分渠道作了调整，将入淮水口由淤浅了的末口改到山阳。不过当时由于军事行动立即开始，来不及改造全渠。
隋炀帝为了提高山阳渎的航运能力，与通济渠配套，对这条古运河作了较为彻底的治理。在凿通济渠的同时，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他又征调淮南10余万人投入这一工程。当时除了按照通济渠的标准，浚深加宽渠道，修筑道路、离宫外，又穿凿了新的入江渠口。由于长江沙洲的淤涨，原来山阳渎的入江渠口堵塞严重。这次扩建，便将南段折而向西，开了几十里的新渠，使其从扬子（江苏仪征东南）入江。这就是隋唐时期著名长江渡口扬子津。山阳渎经过这次改造后，全线畅通无阻，像龙舟那样的庞然大物，也可进退自如了。
在建成通济渠和山阳渎后的第六年，隋炀帝又下令拓展江南河。
春秋末年，太湖流域已有运河。秦始皇建立了统一国家以后，为了加强对吴中地区的控制，也为了东巡会稽（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辖地有今苏南及浙江中北部）的需要，在春秋古运河的基础上加以扩建，沟通了北起丹徒（治所在今江苏省镇江市东南丹徒镇），中经会稽郡治，南到钱塘（浙江杭州市）的水道。这应是后来江南河的雏形。据说丹徒的得名，就是因为当时有3000赭衣囚徒在此参加治河的缘故。丹徒、曲阿（治所在今江苏丹阳市）位于太湖流域西北部，这里的地势比附近其他地方稍高，因而从此经过的这段运道，河床偏高，河水不足，行船不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三国、东晋时期，曾一再在此施工，如吴国疏浚丹徒——曲阿间的河床，以改善这里的航道；东晋于京口（镇江市）筑丁卯埭[dài带]①，以控制河水泄入长江等。
在上述基础上，隋炀帝扩建了江南河。《资治通鉴·隋纪四》载：“大业六年冬十二月②，敕穿江南河，自京口到余杭（今浙江杭州市），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这里的会稽，当指今浙江省绍兴市境内的会稽山，相传大禹曾会诸侯于此，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也曾登此山“望于南海”（实指今东海），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大概也要效法大禹、秦皇的故事。不过隋炀帝登会稽的目的并未达到，因为下令穿凿不久，就被高丽战争和农民起义所困，再也无暇南渡长江了。但江南河的拓展，大大地推进了太湖流域航运的发展，也加强了与江、淮等地的联系。江南河至今仍是太湖流域的黄金水道。
① 埭是横截河渠上的建筑，用以防止河水流失，调整水面比降，提高航道水深等。三国始有关于埭的记载。
② 大业六年十二月，已是公元 611年初春。因此，江南河的穿凿应系于公元611年，而不能系于公元610年。
4? 北通涿郡的永济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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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朝，今河南省东北部、山西省东南部和河北省大部，是又一个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地区，这个区域当时有户200多万，在全国900多万户中，几乎占了1/4。隋朝推行租庸调制，按户、丁征收粟帛，征发劳力，户多丁多，上调的粟帛等也多。这就需要有一条粮帛南运进京的水道。隋炀帝着意开拓边疆，积极准备用兵辽东，他以涿郡（今北京市）作为征辽基地，要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军事人员北运，也需要有一条从东都到涿郡的军需供应线。自东汉末年，曹操穿凿河北五渠后，那里虽然形成一条纵贯南北的水道，但它以自然河道为主，深浅不一，航路不畅，难以适应隋朝经济、政治、军事的需要。于是，隋炀帝在完成通济渠和山阳渎之后，决定在黄河以北，在曹氏旧有水道的基础上，拓展一条航运能力较大的运河，这就是穿永济渠。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炀帝纪上》）当初曹操发展河北水运时，白沟的渠首工程是“遏淇水入白沟”。隋炀帝的新渠与曹操旧渠相比，有两个重大改进。一是沁水源远流长，淇水无法与之相比，因此，新渠的水源远比旧渠丰沛。这是新渠航道远比旧渠通畅的基本因素。二是旧渠在白沟、黄河之间筑有枋堰，由沟入河或由河入沟，舟船都必须盘坝或换船，这就大大降低了通航能力。新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表明渠口建有分水工程，舟楫可以直接出入河渠，无须换船或盘坝，这就大大提高了通航能力。
永济渠也可分成三段。南段起于沁水入河处，北到卫县（治所在今河南浚县西）。这是当时新凿的渠道。卫县以下经馆陶、东光等地，至今天津市境与沽河会合。这是中段，它以曹操时的故道为基础，扩展成为大渠。由今天津市到古涿郡（今北京市）为北段，系改造两条自然河道而成。一条是古潞河下游，它位于今天津市和武清县间。另一条是桑干水（今永定河）下游，当时它位于今武清县到古涿郡南郊。南、中、北三段运河共长1900里左右，大体说与通济渠相当。这也是一条历时很短、不到一年便完工的运河。它的宽度虽然不及通济渠，但运输能力很强，并且也可航行庞大的龙舟。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伐辽东，当时他就是乘龙舟到达涿郡的。伐辽东出动军队100多万人，后勤供输极大，主要就是沿这条水道北运。
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永济渠，虽然是五条运河，但由于它们的规格大体一致，组成了一个由长安—洛阳两都为中轴、成扇形、东南通余杭、东北到涿郡的完整的运河网，实为一条运河的五个组成部分。这个运河网把我国当时经济、政治、文化最发达的区域紧密地联在一起，对统一国家的巩固和繁荣，都有难以估量的作用。正是因为如此，隋炀帝兴建这些工程，虽然多从他本人需要出发，并给当时广大群众造成严重灾难，但后人还是给予很高的评价。唐末著名诗人皮日休便是这样认为的，在《汴河怀古》中说：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龙舟水殿事，与禹论功不较多。”
5? 唐朝的运河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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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运河建设，主要是维修、完善隋朝建立的这一大型运河体系。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运河的作用，对旧有的漕运制度，还作了重要改革。
隋文帝时穿凿的广通渠，原是长安的主要粮道。当隋炀帝将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洛阳后，广通渠失修，逐渐淤废。唐朝定都长安，起初因为国用比较节省，东粮西运的数量不大，年约几十万石，渭水尚可勉强承担运粮任务。后来，京师用粮不断增加，严重到了因为供不应求，皇帝只好率领百官、军队东到洛阳就食的地步。特别是武则天在位期间，几乎全在洛阳处理政务。于是，有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重开广通渠的工程。新水道名叫漕渠，由韦坚主持。当时在咸阳附近的渭水河床上修建兴成堰，引渭水为新渠的主要水源。同时，又将源自南山的沣水、浐水也拦入渠中，作为补充水源。漕渠东到潼关西面的永丰仓与渭水会合，长300多里。漕渠的航运能力较大，渠成当年（开元二年），即“漕山东（崤山以东）粟四百万石”。
将山东粟米漕运入关，还须改善另一水道的航运条件，即解决黄河运道中三门砥柱对粮船的威胁问题。这段河道水势湍急，溯河西进，一船粮食往往要数百人拉纤；而且暗礁四伏，过往船只，触礁失事几近一半。为了避开这段艰险的航道，差不多与重开长安、渭口间的漕渠同时，陕郡（治所在今三门峡市西旧陕县）太守李齐物组织力量，在三门山北侧的岩石上施工，准备凿出一条新的航道，以取代旧航道。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虽然凿出了一条名叫开元新河的水道，但因当地石质坚硬，河床的深度没有凿够，只能在黄河大水时可以通航，平时不起作用。三门险道问题远未解决。
通济渠和永济渠是隋朝兴建的两条最重要的航道。为了发挥这两条运河的作用，唐朝对它们也作了一些改造和扩充。隋朝的通济渠，唐朝称汴河。唐在汴州（今开封市）东面凿了一条水道，名叫湛渠，接通了另一水道白马沟，而白马沟下通济水，这样，便将济水纳入汴河系统，使齐、鲁一带大部分郡县的租、调，也可循汴水西运。唐对永济渠的改造，主要有以下两个工程。一是扩展运输量较大的南段，将渠道加宽到17丈，浚深到24尺，使航道更为通畅。二是在永济渠两侧凿了一批新支渠，如清河郡的张甲河，沧州的无棣河等，以深入粮区，充分发挥永济渠的作用。
对唐朝政府来说，大运河的主要作用是运输各地粮帛进京。为了发挥这一功能，唐后期对漕运制度作了一次重大改革。唐前期，南方租调由当地富户负责，沿江水、沿运河直送洛口，然后政府再由洛口转输入京。这种漕运制度，由于富户多方设法逃避，沿途无必要的保护，再加上每一舟船很难适应江、汴（泛指运河）河的不同水情，因此问题很多。如运期长，从扬州到洛口，历时长达九个月。又如事故多、损耗大，每年有大批舟船沉没，粮食损失高达20％左右，等等。安史之乱后，这些问题更为突出。于是，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开始，刘晏对漕运制度进行改革，用分段运输代替直运。规定：江船不入汴，江船之运积扬州；汴船不入河，汴船之运积河阴（郑州市西北）；河船不入渭，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承运工作也雇专人承担，并组织起来，10船为一纲，沿途派兵护送等。分段运送，效率大大提高，自扬州至长安40天可达，损耗也大幅度下降。
除漕运租、调外，大运河还大大促进了沿线许多商业城市的繁荣。如扬楚运河（即隋朝的山阳渎）南端的扬州和北端的楚州（治所在山阳县，今为淮安市），汴河上的汴州（今开封市）和宋州（今商丘市），永济渠上的涿郡等。扬州因为位于扬楚运河与长江的会合处，公私舟船，南来北往，都要经过这里，是南北商人的集中地，南北百货的集散处。它“十里长街井市连”，在全国州一级的城市中，位列第一，超过成都和广州，人称“扬一益二”。汴州位于汴河北段，经过济水，东通齐鲁；经永济渠，北联幽冀；经黄河，可达秦晋，迅速发展成为黄河中下游的大都会。后来，梁、晋、汉、周、北宋五代都建都于此，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水运方便的繁华城
6? 宋朝运河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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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晋、汉、周、北宋都定都汴州，称汴京。北宋历时较长，为进一步密切京师与全国各地经济、政治联系，修建了一批向四方辐射的运河，形成新的运河体系。它以汴河为骨干，包括广济河、金水河、惠民河，合称汴京四渠。并通过四渠，向南沟通了淮水、扬楚运河、长江、江南河等，向北沟通了济水、黄河、卫河（其前身为永济渠，但南端已东移至卫州境内）。
五代时，北方政局动荡，频繁更换朝代，在短短的53年中，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而南方政局比较稳定，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北宋时，政府对南粮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汴河是北宋南粮北运的最主要水道。汴京每年调入的粮食高达600万石左右，其中大部分是取道汴河的南粮①。因此，北宋政府特别重视这条水道的维修和治理。例如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汴河决口，宋太宗强调说：“东京（宋以汴京为东京，洛阳为西京）养甲兵数十万，居民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①”他率领百官，一起参加堵口。
不过，为了这条运道的畅通，北宋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巨大的。汴河以黄河水为水源，而河水多沙，自隋经唐到宋，经几百年的沉积，河床已经高出地面，汴河极易溃堤成灾。北宋政府深知汴水无情，治汴工程丝毫不敢放松。它组建了一支维修专业队，负责平时汴河的维修和养护。汴河大汛，则立即出动禁军防汛。大修时，发动沿河百姓参加。为了巩固堤防和利用汴水冲刷河中积沙，它在汴河两岸下了600里木柱排桩，将汴河束窄到可以冲沙的地步，开了后来“束水攻沙”的先河。
惠民河是经北宋初年多次动工修建的一条运河，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以蔡河（已湮）支流潩[yì异]水（浍河）为水源，开渠将它引向京师。下段自汴京南下，改造蔡河干流而成。惠民河的重要性仅次于汴河，淮水流域的大部分税粮，可从此河调入京师。广济河因河宽五丈左右，又称五丈河。其前身是唐朝开的湛渠，下接白马沟和济水，可通齐鲁之运，也可分泄汴河的洪水。北宋对它进行多次治理，在漕运中也占有重要地位。金水河是北宋初年新凿的一条河道，它以郑州、荥阳间的几条小水，如京水、索水、须水等为水源，凿渠向东到汴京。它除了给广济河补充水源外（从汴渠上架槽通过），还为京师提供较为清澈的生活用水。
除汴京四渠外，为了改善漕运，北宋又分别在江淮和江汉间，也进行运河建设。
扬楚运河是“汴渠之首”，它南接江南运河。这三条运河构成了北宋政府的主要粮道，即江南运河将主要产粮区太湖流域的税粮运出，然后经扬楚运河、汴渠入京。江南运河的航道基本上良好，无须大修。但扬楚运河及扬楚运河与汴渠之间的航道，都需要作较大的改进。原来汴渠与扬楚运河并不直接相通，由扬入汴，舟船还要走一段较长的淮河河道，而这段河道滩多水急，常常损坏漕舟。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北宋前期，先后进行三次施工，傍这段淮河的南岸，从楚州北面的末口，到盱眙东北的龟山镇，凿了长约150里的运河，避开了这段险滩。扬楚运河的突出问题是水枯河浅，不便大船通航。水道西部的洪水威胁也很严重，经常冲断航道。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宋在高邮湖北筑了一条比较坚固的、长达200里的石堤，以保护航道，并在堤上设置10座石闸，进行有控制的排水。在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县）、扬州等地，利用当地自然湖泊，改造成为运河的水柜，以接济运河用水。
除太湖流域是北宋的主要产粮区外，四川和两湖的农业生产，也占有一定地位。如何调运这些地区的税粮入京，也是北宋统治者需要解决的问题。绕道扬、汴，路程太远；从襄樊陆运，效果太差。经过酝酿，北宋统治者决定穿凿第二条江淮运河。按照计划，这条水道西起江陵，凿渠向东，经潜江境与汉水会合。下一段是利用汉水及其支流白河两条自然水道。白河与淮水支流澧[lǐ礼]水很近，如果在这两水间再凿一条运河，江船便可循淮水另一支流蔡河直达汴京城下了。这一工程只完成了一部分，即江陵——汉水之间的渠道凿通了，使江、汉之间的水运“大为利便”。但白、澧之间因为地势稍高，经过两次施工，只能做到通水，而不能通船，功亏一篑。今天，人们掌握了建造高坝技术，可以将白河的水位提得很高，这里便不再成为通水通航的障碍了。计划中南水北调的中线工程，其中有一段就取道于此。
① 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经四渠调入汴京的粮食共550万石，其中400万石取道汴河，约占72％。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调入汴京粮食共676万石，其中575万石取道汴河，约占82％。汴河南接扬楚运河，粮食多从南方转运而来。
① 原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此处转引自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中国水利史稿》中册，218—2119页，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
三? 元、明、清京杭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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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始建于元，完善于明，到清代，仍然是南北交通最重要的干线。它北起全国政治中心大都（今北京市），南到太湖流域的杭州。太湖流域是元、明、清三代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条运河将全国政治中心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结合在一起，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对促进南北经济文化的繁荣，加强国家的统一，都有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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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凿济州河和会通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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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朝起，太湖流域便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产粮区，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元朝以大都为都。都城官兵、百姓众多，粮食的消耗量极大，每年需要调入外粮200多万石。太湖流域成了大都用粮的主要供应地。
起初，南粮北运，元政府采用双管齐下的办法进行。一条管道是海运。粮船从江苏太仓刘家港起锚，出长江口沿海岸北上，绕过山东半岛，驶入渤海湾，傍岸到直沽（今天津市），然后再循自河（今北运河）达通州（今北京市通县）。海运有优点，如运量大，节省人力和费用，但海难较多，常有船舶漂失，不及河运安全。
另一条渠道是河运。将江南粮食装船，沿江南运河、淮扬运河（扬楚运河）、黄河、御河（卫河，相当于永济渠中段）、白河抵通州。这条运道问题较多。黄河为西东走向，北上粮船须向西绕到河南封丘，航程很大；从封丘到御河，还有200多里，无水道可以利用，必须改成车运，道路泥泞，车行困难。
元朝统治者迫切需要有一条径直而安全的水道，从大都直达江南。为实现这一愿望，关键问题是山东地区能否穿凿运河，只要在这里凿出一条渠道，南北直运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忽必烈派杰出的水利名家郭守敬深入当地调查，得出肯定的答案后，便在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委派兵部尚书奥鲁赤组织人力，在济州（今济宁市）境内施工。第二年完成，这便是济州河。它南起济州鲁桥，北到须城（治所在今东平县）安山，长150里左右。这里地处鲁中山地西缘，与其南北相比，地势稍高。建设这条运河，解决水源问题和比降问题，都是工程的重点和难点。
汶水和泗水是运河附近两条稍大一点的河道，都发源于鲁中山地。前者向西向北流，是大清河的上源。后者向西向南流，是淮水的支流。两者之间，还有一条小水叫洸[guāng光]水（一说洸水为汶水汊流），其流域地势又比汶、泗略高。于是，建设者们分别在汶、泗上游各建一座拦河坝，将汶、泗两水集中于洸水，沿洸水河道至任城（在今济宁市境）进入新开的济州河。济州河一部分水南流，回到泗水故道，下通淮水；一部分水北流，回到汶水故道，汶水下通大清河。济州河的穿凿，沟通了淮水和大清河。汶、泗两水，雨季、旱季水量的差异较大，为了以丰补歉，保证济州河常年都有一定的水量，建设者们又于河旁修筑一些水柜，进行调剂。
由于济州河位于鲁中山地西缘，比南面的泗水河道和北面的汶水河道都高，因此，南北河床的纵比降都偏大。比降偏大，不仅航行困难，而且河水也容易流失。济州河本来水源不足，过多的河水流失，便会导至断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设者们在比降较大的河段上，修建了一批闸门，无船时，闭闸保水，来船时，开闸通航。
大清河原是古济水的下游，它下注渤海。这样，南来漕船便可循泗水、济州河、大清河、渤海、白河，直达通州了。不过，大清河也不是一条理想的水道，除其本身水量不足外，又有潮水顶托和河口多沙等问题，漕船常常受阻。人们认为，南北之间内河航运还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于是，又有会通河工程的兴起。
首先建议穿凿这条运河的是寿张（治所在今山东梁山县西北）县尹韩仲晖和太史院史边源。经朝廷派人深入现场调查，确认切实可行后，命江淮行省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郎中李处选负责施工，征丁夫三万人服役。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开工，南起须城安山，接济州河，北到临清，与卫河会合，长约250里。行船的渠道工程，当年凿成，解决比降、保水等问题的坝闸，则在以后陆续完工。这段新凿的运道，初名安山渠，后来，因为它是条“古所未有”的“通江淮之运”的水道，南粮可以直达京郊，忽必烈十分高兴，正式赐名为“会通河”。
鲁西一带，地势高干南面的江苏和北面的河北，是南北大运河的河脊，水源又比较短缺，工程十分复杂，但人们还是千方百计地建成济州、会通两河，使南北水运联成一线，在我国运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两河虽然因为技术上的原因，还不能通航较大的船舶，因而也没有取代海运，成为南北漕运的主要渠道，但它却为明代完成这一任务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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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浚坝河、通惠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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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一带的对外水上交通，古已有之。隋朝有永济渠。不过，永济渠的北段主要由桑干水改造而成。桑干水的河道摆动频繁，历史上又有无定河之名，清朝康熙帝期望它不再改道，才命名为永定河。唐朝的某个时候（史文没有记下具体年代），由于桑干水的改道，永济渠已经通不到涿郡了。金朝，中都（今北京市）有一条名叫“闸河”的人工河道，由都城东到潞河，可以漕粮。金后期，迫于蒙古汗国的威胁，迁都洛阳，闸河逐渐淤塞。
元朝初年，为了解决大都——通州间的粮运问题，在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采纳郭守敬的建议，在旧水道的基础上，拓建成一条重要的运粮渠道，叫阜通河。阜通河以玉泉水为主要水源，向东引入大都，注于积水潭。再从潭的北侧导出，向东从光熙门南面出城，接通州境内的温榆河。温榆河下通白河（北运河）。玉泉水的水量太少，必须严防泄水。运河河道比降太大，沿河必须设闸调整。为了上述两个目的，郭守敬于40多里长的运河沿线，修建了七座水坝，人称“阜通七坝”。阜通七坝闻名大都，民间则称这条运河为坝河。坝河的年运输能力约为100万石上下，在元朝，它与稍后修建的通惠河，共同承担由通州运粮进京的任务。
元朝初年，在大都除凿坝河外，还凿了一条名叫金口河的运道。金口河初开于金，后来堵塞。元朝在郭守敬主持下，于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重开。它以桑干水为水源，从麻峪村（在今石景山区）附近引水东流，经大都城南面，到通州东南的李二村与潞河会合。这是一条从营建大都的需要出发，以输送西山木石等建筑材料为主的水道。由于金口河的比降更大，流水湍急，河岸常被冲塌；又由于桑干水泛滥时有可能循金口河东下，危及大都的安全，后来郭守敬又将它堵塞。
起初，元朝南粮运输入都，虽然实行海运、河运并举，由于海运属初创，船小道远，运量不算太大；而河运又有黄河、御河间一段陆运的限制，运量很少。两路运到通州的粮食总计才100多万石，由通州转运入京的任务，坝河基本上可以承担。但后来，因为海运不断改进，采用可装万石的巨舶运粮，也摸索出比较径直的海道，再加上济州、会通两河的穿凿，漕粮的数量又逐步增加①。这样，大都、通州之间，仅靠坝河转运，就比较困难了，于是有第二条水运粮道通惠河的穿凿。
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新河工程正式开工，以都水监郭守敬主其事。开拓水源是兴建这条运河的关键。郭守敬通过实地勘查，知道大都西北山麓，山溪泉水很多，只要将它们汇集起来，新河的水源问题，便可基本解决。于是，他从昌平县的白浮村起，沿山麓、按地势向南穿渠。它大致说与今天的京密水渠并行，沿途拦截神山泉（白浮泉）、双塔河、榆河、一亩泉、玉泉等，汇集于瓮山泊（昆明湖）。瓮山泊以下，利用玉河（南长河）河道，从和义门（今西直门）北面入城，注于积水潭。以上这两段水道是新河的集水和引水渠道。瓮山泊和积水潭是新河的水柜。集水渠和水柜为新河提供了比较稳定的水量。
积水潭以下为航道，它的径行路线为，从潭东曲折斜行到皇城东北角，再折而南下，沿皇城根径直出南城，沿金代的闸河故道向东，到高丽庄（通县张家湾西北）附近，与白河会合。从大都到通县一段，为了克服河床比降太大和防止河水流失，修建了11组复闸，有坝闸24座，并且派遣闸夫、军户管理。这些坝闸，起初为非永久性工程，用木料制作，后来改成永久性的砖石结构。
由引水段和航运段组成的这条新河共长160多里。经过一年多的施工，主体工程建成。它被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通惠河的建成，大都的粮运问题基本解决。积水潭成为重要的港口，“舳舻蔽水”，盛况空前。
① 据彭德清《中国航海史》的统计，由海路北运到京的南粮，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为四万多石，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为43万多石，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为153万多石，增加速度很快。河运也由十几万石增加到几十万石。
3? 会通河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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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会通河的范围较小，仅指临清——须城（东平）间的一段运道。后来，范围扩大，明朝将临清会通镇以南到徐州茶城（或夏镇）以北的一段运河，都称会通河。会通河是南北大运河的关键河段。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黄河在原武（河南原阳西北）决口，洪水挟泥沙滚滚北上，会通河1/3的河段被毁。大运河中断，从运河漕粮北上被阻。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定北平为北京，准备将都城北迁。永乐帝鉴于海运安全没有保证，为解决迁都后的北京用粮问题，决定重开会通河。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他命工部尚书宋礼负责施工，征发山东、徐州、应天（南京）、镇江等地30万民夫服役。主要工程为改进分水枢纽、疏浚运道、整顿坝闸、增建水柜等。其中有些工程在当年即告完成。
改进分水枢纽。元朝的济州河，以汶、泗为水源，先将两水引到任城，然后进行南北分流。由于任城不是济州河的最高点，真正的最高点在其北面的南旺，因此，任城分水，南流偏多，北流偏少。结果，济州河的北段，河道浅涩，只通小舟，不通大船。分水枢纽选址失当，是元朝南北大运河没有发挥更大作用的主要原因。宋礼这次治运河，对它作了初步改进。他除维持原来的分水工程外，又采纳熟悉当地地形的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在戴村附近的汶水河床上，筑了一条新坝，将汶水余水拦引到南旺，注入济州河。济州河北段随着水量的增多，通航能力也就大幅度地提高了。
几十年后，人们对这一分水工程又作了比较彻底的改进，即完全放弃元朝的分水设施，将较为丰富的汶水，全部引到南旺分流，并在这里的河床上建南北两坝闸，以便更有效地控制水量。大体上说为三七开，南流三分，南会泗水，北流七分，注入御河。人们戏称：“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
疏浚河道。可分两个部分。一是将被黄河洪水冲毁的一段运道，改地重新开凿出来。旧道由安山湖西面北注卫河，新道改从安山湖东面北注卫河。改道到湖东，黄河泛滥时，有湖泊容纳洪水，可以提高这段水道的安全程度。又因为这里的地势西高东低，运道建于湖东，便于引湖水补充运河水量。二是展宽浚深会通河的其他河道。一般说，要将它挖深到13尺，拓宽到32尺。这样，即便是载重量稍大的粮船，也可顺利通过。
整顿坝闸。南旺湖北至临清300里，地降90尺。南至镇口（徐州对岸）290里，地降116尺①。会通河南北的比降都很大。为了克服河道比降过大给航运造成的困难，元朝曾在河道上建成31座坝闸。这次明朝除修复元朝的旧坝闸外，又建成七座新坝闸，使坝闸的配置更为完善，进一步改进了通航条件。由于会通河上坝闸林立，因此，明人又称这段运粮河为“闸漕”。
除上述工程外，为了更好地调剂会通河的水量，宋礼等人“又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设置了新的水柜。
经过明朝初年的大力治理，会通河的通航能力大大提高，漕船载粮的限额，每船由元朝的150料①，提高到明朝的400料；年平均运粮至京的数量，由以前的几十万石，猛增到几百万石。明初成功地重开会通河，加强了永乐帝迁都北京的决心，并宣布停止取道海上运输南粮。
① 上述数据录自《明史·河渠书》。关于会通河的南北落差，据近代测量，济宁旧船闸底高微山湖南端的蔺家坝底不到二米，高临清旧闸底不到八米。新数据似乎还须重新核实。这样长的河道，如果落差仅有几米，历史上就没有必要建立这么多的坝闸了。
① 料为古代计量单位。或以一石粮食为一料；或以两端截面方一尺、长七尺的木材为一料。
4? 穿淮北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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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宋初年，杜充决黄河阻金兵南下起，黄河下游南迁，循泗、淮水道入海。元、明两代的南北大运河，从徐州茶城到淮安一段，便利用河淮水道作为运道，人称“河运合槽”或“河淮运合槽”。它长约500里。黄、淮水量丰富，在一般情况下，运道无缺水之患。但黄河多沙，汛期又多洪灾，也严重威胁航运。人们认为黄河对于运河，既有大利，也有大害，有“利运道者莫大于黄河，害运道者亦莫大于黄河”的说法。但自元、明以来，黄河下游由于南迁日久，河床泥沙淤积与日俱增，决口频仍，对于运河，发展到了害大于利的地步。于是，从明朝中后期到清初，人们竭力设法变“河运合槽”为“河运分立”，在淮北地区，陆续穿凿了一批运河新道，甚至将会通河南段的部分运道，也予以放弃。
最早在淮北开的一条新河叫夏镇新河。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黄河在鲁西曹县、单县等地决口，冲毁了昭阳湖以西一段运河。南北漕运被阻，明朝遂决定穿凿新河。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以盛应期为总河都御史，征集近10万夫役穿凿。工程过半，由于盛氏督工太急，怨声四起，又值大旱成灾，为防止爆发变乱，中途停工，只好草率修复旧道，勉强通航。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黄河又在江苏丰县、沛县决口，昭阳湖以西一段运道堵塞更甚。第二年，遂再度兴工，穿凿新河，由工部尚书朱衡主持，嘉靖四十六年（公元1567年）完工。这段新河，北起南阳湖南面的南阳镇，经夏镇（今微山县治所）到留城（已陷入微山湖中），长140里，史称夏镇新河或南阳新河。旧河在昭阳湖西，原属会通河南段，易受黄河泛滥冲击。新河在湖东，有湖泊可容纳黄河来水，比较安全（图3）。
继夏镇新河之后开的另一条新河叫泇[jiā加]河运河。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黄河决沛县，徐州以北运道被堵，粮船2O00多艘阻于邳州（治所在今睢宁西北）。开泇河的建议遂提出，但未被朝廷采纳。几十年后，黄河在山东西南和江苏西北一带再度决口、泛滥加剧，徐州洪、吕梁洪等河段屡屡断水，情况非常严重。于是，在主管工程的官员杨一魁、刘东星、李化龙等人相继主持下，除治理黄河外，又于微山湖的东面和东南面，穿凿新河，经过多年断断续续施工，到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全部完工。它北起夏镇，接夏镇新河，沿途纳彭河、东西泇河等水，南到直河口（江苏宿迁西北）入黄河，长260里。它比旧河顺直，又无徐州、吕梁二洪之险，再加上位于微山湖东南，黄河洪水的威胁较小，所以它的穿凿，进一步改善了南北水运。由于它以东、西两泇河为主要补充水源，故名泇河运河。
最后，在明末清初，又穿通济新河和中河。泇河运河峻工后，从直河口到清江浦（今清江市）一段运道约180里，仍然河运合槽，运河并未彻底摆脱黄河洪水和泥沙的威胁。因而河运分离的工程继续进行，又相继穿凿通济新河和中河。前者凿于明朝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西北起直河口附近接泇河运河，东南至宿迁，长57里。后者是在清朝初年著名治河专家靳辅、陈潢擘[bò檗]划下修建的。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动工，两年后基本凿成，后来又作了一些补苴[jū居]。它上接通济新河，下到杨庄（在清江市境）。杨庄与南河北口隔河相望，舟船穿过黄河，便可进入南河。至此，河运分离工程全部告成。
河运分离工程是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治理运河的主要工程之一，它的完工，使淮北地区的运河基本上摆脱了黄河的干扰，保证了运河的正常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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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南河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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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末年起，江、淮之间一直有运河沟通。这条运河南起今日扬州市，北到今日清江市。它在历史上曾相继被称为邗沟、中渎水、山阳渎、扬楚运河、淮扬运河、淮南河等，明朝称南河。由于它也是南粮北运的必经孔道，而又存在着许多问题，所以也是明清时期治理的主要对象之一。
自元朝到明初，这段运河都在淮安城北与河淮合槽连接。平时运河水位高，黄河水位低，运河水量容易流失。黄河汛期，水位黄河高运河低，黄河的洪水和泥沙，又容易冲积运河河道。明朝初年，当陈瑄继宋礼负责治理河运时，在河运交接处，并排修建以仁、义、礼、智、信命名的五坝，以防止运河水量流失和黄河洪沙涌入。当时所以建坝五座，旨在便于舟船分散盘坝，以减少等候时间。以后，又因盘坝毕竟费工、费时，陈瑄又在当地故老指点下，重开宋朝沙河故道，并在道上每隔10里左右修一闸门，共修五闸。舟楫进出河运，改走此道，舟来开闸，船去立即关闭，既便捷，又无运河水量流失、黄河洪沙内灌的问题。
在较好地解决河运连接问题的同时，陈瑄也比较妥善地处理了江运间的通航问题。本来运河只有一口入江，后来，由于长江北岸泥沙的堆积，旧口渐淤，只好又开新口。到明朝，实际上形成了多个通江运口，如仪真（今仪征）运口、瓜洲运口、白塔河口、北新河口等。江运间多口相通，虽有维修工作繁重、容易泄水等缺陷，但优点也不少。一是当时运河已颇繁忙，过往舟船很多，多口出入可以避免拥挤。二是各地来船可以就近入运，既缩短运道，又减少江上风险。如从长江中上游来船，可进最西面的仪真运口；从太湖流域取道镇江北上的漕船，可入瓜洲运口，来自太湖流域取道孟渎或德胜新河的粮船，渡江便可进入白塔河和北新河。陈瑄等对于这些运口，基本上都加以治理，如疏浚港道，建筑水坝和闸门等。在运口修建闸门，工程比较复杂，但它便于舟船进出；在长江水位下降时，可以关闸防止运河水量流失；在长江涌潮水位提高时，可以开闸引水。
除南北两端外，明朝对南河的河道，也进行大规模的整治，主要的工程是建湖堤、穿月河等，逐步使湖运分离。
南河有很长的航道属河湖不分，即以自然湖泊为航道，漕船穿湖航行。但是，湖大、风急、浪高，常有舟船覆没。为防止湖浪翻船，起初，明朝在宝应老人柏丛桂的建议下，决定修建护船湖堤，另穿航道。较早的一次工程实施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当时发淮扬丁夫五万，“筑高邮湖堤二十余里，开宝应倚湖直渠四十里，筑堤护之。”（《明史·河渠志三》）既在高邮湖中筑堤防浪，保护粮船从堤旁通航；又在宝应湖旁开渠，并在湖渠之间筑堤护渠。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陈瑄主持河运工程时，又把这项工程扩展到白马、氾光等湖（图4）。
这种护运湖堤为砖土结构，抗御风浪的性能较差，虽有保护漕船的作用，但其本身极易被风浪摧毁，维修任务十分繁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于是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在户部侍郎白昂主持下，复河（月河或越河）工程开始修建。他主持穿凿的这条复河叫康济河，长40里，西距高邮湖数里，在旧渠之东，引湖水为水源。由于离湖较远，风浪不及，比较安全。继白昂之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采纳总漕都御史李世达建议，又在宝应湖东穿弘济月河，长1700余丈。接着刘东星也在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在邵伯、界首两湖的东面，分别凿成邵伯月河和界首月河。前者长18里，宽18丈多，后者长12里多。经过这一系列工程，南河航道，基本上摆脱了湖浪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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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运道的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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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流域是明朝的主要产粮区，“国税”约占全国1/6以上，外运任务繁重。由于水量丰富，这里航道的情况基本良好。但为了进一步提高运输能力，明朝也一再动工建设这里的航运工程。除了治理地势略高的镇江——常州一段江南河的水道外，主要的是改造孟渎。孟渎在江苏常州市西北，西南通江南运河，东北通长江，为唐人孟简改造旧水道而成，用于溉田和排泄太湖流域的洪水。明永乐时，征集民夫10万加以扩建，使之也成为重要的北通长江的运粮渠道。此外，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又在孟渎之东穿德胜新河，给江南运河开辟了又一条入江支线。
大运河中，临清——天津间的一段航道，由卫河改造而成。卫河本身水量不足，主要由漳水补充。但漳水水量变化很大，河道也常有变迁。为了不至因漳水改道而卫河缺水，也为了不致因漳水发水而卫河溃决，明代在卫河上也修建了不少工程。除引漳工程外，还凿了一批减水河，如山东恩县（并入平原县）四女寺减河，河北沧州捷地减河，青县兴济减河等。这些减河可使卫河中过多的水，有控制地东排入海，以保证运河不被洪水冲毁。清朝也很重视对这些减河的维修。
京杭大运河，由于明、清两代人们的不懈努力，与元代初建时相比，有很大的发展。其中只有通惠河（明、清叫大通河）是另一种情况，它萎缩了。在元朝，通惠河主要以西山诸泉为水源，虽不充裕，但总还能维持大都到通州的航运。明朝以后，由于白浮泉等日益干涸，以及皇家园苑耗水剧增等原因，运河水量严重不足。其间，虽然经过人们一再整治，如明朝多次修理沿河坝闸，尽量减少水量流失；清乾隆时开辟昆明湖，以增加蓄水量，但都没有明显好转。运河粮船只能到达通州，只有小船经盘坝后，勉强可以通到大通桥。
京杭大运河长1790多公里，是古今中外最长的运河。沿线自然条件复杂，地势高低不一，水源丰枯不等，洪沙灾害频仍。人们用开拓水源、设置水柜、建立坝闸、分离河运、穿凿减河等工程和方法加以克服，使这条最长的运河经久不衰，历时长达六个世纪。这是千千万万人民聪明睿智、顽强拼搏的结晶，是民族和国家的骄傲。
元、明、清三代，国家的统一不断加强，与大运河促进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有密切的关系。大运河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明、清时期，我国农、工、商业都很繁荣，特别是运河地区。当时全国兴起了30多座城市，绝大部分分布在运河沿线。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在这里诞生。
到19世纪末期，由于黄河北迁，大运河遭到严重破坏；又由于火车、海轮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兴起，铁路、海运等南北新的交通干线的形成，大运河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不过，随着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进展，大运河将再度焕发青春。
四? 四川都江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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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水利系统，位于岷江中游成都平原。它以灌溉为主，兼有防洪、航运等作用。在古代，由于玉垒山、灌县、岷江曾分别称为湔[jiān煎]山、都安县、都江，所以在南宋称都江堰以前，它又有湔堋[pēng朋]、湔堰、都安大堰等称谓。这一工程既古老又年轻，在历史上，无论在工程配置方面，还是经济效益方面，都有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外水利史上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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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明平治岷江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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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发源于四川省松潘县岷山南麓，海拔4000多米，至宜宾汇入长江，全长约735公里。自源头到灌县为上游，穿行于坡度很陡的崇山深谷中，340公里的水程，竟下降3000多米，水流湍急。从灌县到乐山，从乐山到宜宾，分别为岷江中下游，它蜿行于坡度很小的成都平原，流水缓慢。
川西一带是我国著名的多雨区，人们称为“西蜀漏天”。所以岷江的水量非常丰富，年均径流量为868亿立方米，居长江各大支流之首①。又由于这里的降雨比较集中，全年近50％的雨量集中在六、七、八三个月，因而这一期间，岷江经常出现洪峰。在灌县，洪峰有时高达7000/秒立方米，约为中等水量年秒平均流量的15倍。
因为岷江洪峰的流量很大，又因为当它流到灌县时开始进入平原，流速骤然由快变慢，所以洪水极易在此泛滥成灾，使成都平原的许多地方沦为泽国。因此，川西人民平治岷江洪水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据文献记载，最早的、规模较大的一次治岷工程，是穿凿一条泄洪水道，即《尚书·禹贡》中所说的“东别为沱”。它由灌县分岷江洪水向东，流入沱江。古代称这条泄洪道为江沱。《禹贡》成书于战国，因此，战国时已有这条分洪道，应无问题。但《禹贡》把它说成是大禹的业绩，未免有托古之嫌，不一定可信。汉人扬雄的《蜀王本纪》和晋人常璩[qú瞿]的《华阳国志》，都将这一工程记作“决玉垒山以除水害”，认为它是在蜀相开明主持下完成的。成书于北朝的《水经注》也说，“江（岷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开明为春秋后期人，他主持决玉垒山，使岷江东别为沱，比较接近事实①。
玉垒山古代称湔山，位于岷江东面，灌县西部。所谓决玉垒山，就是将玉垒山打开一个缺口，成为分岷江水东入泄洪道的进水口。它就是后来的宝瓶口，为都江水利的三大渠首工程之一。今日宝瓶口宽20米，高40米，长80米。这样大型的工程，当然不是开明一蹴而成的，而是经过历代加工和长期水沙磨蚀的结果。但许多人认为，其雏形当是开明所奠定。从另一方面说，宝瓶口又是控水口，由于两岸都是石壁，非常坚固，多大的洪水也不能把它冲毁，控水的性能良好。根据当代实测，灌县岷江洪峰，即使高达每秒5000多立方米，而宝瓶口的进水量，仍然在每秒500立方米上下，不会酿成成都平原的洪灾。从宝瓶口到金堂的这条泄洪道，长约100公里，大体说，其上游相当于今天的柏条河，下游为毗[pí皮]河。由于金堂比灌县海拔约低300米，所以江沱的比降较大，行洪流畅，分洪效果良好。
开明本是蜀王望帝（杜宇）之相，因治水有功，使蜀国“民得陆处”，免为鱼鳖，不久，他接替杜宇为王，称丛帝。公元前316年，开明十二世在位，蜀国被秦将张仪、司马错等所灭。
① 汉水是长江最长的支流，1500多公里。流量最多的为岷江。在古代，岷江长期被误认为长江的正源，研究者认为，岷江水量特别丰沛，是最主要的原因。
① 扬雄，成都人，常璩江原（治所在今崇州市东南）人，两人所书开明治水事迹，系当地人记当地事，人们认为基本可信。本文采用此说。但学术界对此还有不同意见，认为四川以玉垒山命名的山很多，开明所凿的玉垒山不是灌县的玉垒山，灌县的玉垒山为李冰所开。
2? 李冰兴建都江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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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治水的主要目的是解除岷江的水害。李冰治水的主要目的，是开发岷江的水利，即利用岷江水来发展成都平原的农业和航运。
成都平原地处四山之中，东为龙泉山，南为峨眉山，西为邛崃[qióng lái穷来]山，北为岷山。北西—南东的宽度约40—70公里，北东—南西长度约180公里，面积8000多平方公里。由岷江、沱江等冲积而成，冲积层很厚，有丰富的有机质和矿物质。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坡降约为3‰到6‰。这里气候温暖，雨量丰沛，年均温度为15℃—17.5℃，无霜期长达270—340天，年均降雨1000毫米左右。这些情况，十分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但成都平原也存在着不利因素，特别是降雨的季节分布与农作物的生长并不协调。春雨偏少，影响春播；夏雨来迟，不利农作物发育；盛夏多暴雨，常有洪涝灾害。此外，除岷江外，大部分自然水道短促，不便航运。
上述许多数据，都是当代用科学方法测出的，当年李冰当然不可能掌握得那样具体。但他熟知天文、地理、水脉，对成都平原自然条件的优点和缺陷，还是非常了解的。因此，他在担任蜀郡郡守的六年间，即秦昭王五十一年—五十六年（公元前256—前251年），组织当地各族人民，大力兴建都江水利，以发挥这里的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当时的主要工程项目有：壅[yōng雍]江作堋，穿郫[pí皮]江、检江，凿离堆、烧兵栏等。
蜀人称堰为堋。壅江作堋，就是在岷江上建立大堰，以便将一部分岷江水拦到湔山（玉垒山）以东，发展成都平原的灌溉和航运。应当说，当年大堰的结构比较简单，但很巧妙。它充分地利用了岷江江心的沙洲，一方面把沙洲顶部改造成鱼嘴形，便于分水；另一方面在大沙洲尾部与离堆之间，构筑堰体，以便将一部分岷江水拦入宝瓶口。这样，岷江便被分成内江和外江，鱼嘴和沙洲东面的一股为内江，西面的一股为外江。
《水经注·江水注》说，李冰不仅兴建了都江堰，还总结出作堰的宝贵经验——“深淘潬[dàn旦]，浅包■[yàn燕]”①。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深淘滩，低作堰”。深淘滩，指的是把内江淘得深一些。因为春季和初夏，成都平原比较干旱，同时也是岷江的枯水期，只有将内江淘深一些，才能使更多的岷江水流入成都平原。盛夏成都平原多雨，也是岷江的洪水期，只有低作堰，才能使涌入内江的过量洪水，漫堰排入外江，以免成都平原发生洪涝灾害（图5）。
《华阳国志·蜀志》说，李冰建堰时，又在白沙邮（白沙河口附近）的三江（岷江、外江、内江）中，各立一石人，上刻“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九字。江中立石人，李冰的用意在于镇水。所刻九字，也是对江神提出的要求，要求他行水时，既不能太多，漫过石人双肩；也不能太少，低于石人两脚。以石人镇水，向江神要水，未免迷信。但九字也向人们表明，处于石人肩足之间的水位，是岷江的安全水位，否则，就应作防洪或防旱的准备。学者们认为，这是我国见于记载的最早水尺。1974—1975年，人们在外江相继挖出两尊石人，其中一尊身高290厘米，肩宽96厘米。它虽非李冰原作，为东汉水官所造，但李冰的石人，大体上说，也应和它一样。
李冰所穿的郫江和检江，是内江灌区两条重要的干渠。它们都是以岷江为水源，在灌县东面，从江沱引水南下。由于原始文献对二江的记载非常简略，又由于后人一再调整二江水道，因此，当年的郫、检经行路线，学术界中众说纷纭。综合稍后的文献资料，大体上说，郫江上游相当于今天的柏条河，下游为府河；检江上游相当于今天的走马河，下游为锦江。两江在成都南面会合，继续南流，至彭山县回注岷江。除凿二江外，李冰还在岷江西面开了一条灌溉渠道羊摩江，它是后来羊马河的前身。
二江的穿凿，极大地改善了成都平原的航运条件和灌溉条件。自此以后，产自岷山的竹木，每年以百万计，循着岷江、内江、郫、检二江漂流而下，进入成都平原，为沿江城镇提供丰富廉价的建筑材料。客货船只，也有如穿梭，来往于平原各地。二江流域，有田万顷，自此以后，这里可以做到“水旱从人”了，“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这就为当地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证。都江水利工程的兴建，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
凿离堆和烧兵栏，目的是要改善岷江的航道。《史记·河渠书》载：“蜀守冰凿离碓（堆），避沫水之害”。古沫水就是今天的大渡河，因此，《史记》的离碓，当在大渡河与岷江的会合处，即今乐山市的大佛岩，《华阳国志》称为溷[hùn混]崖①。兵栏就是今天宜宾市北面的赤岩山，面临岷江。因为岩石坚硬难凿，所以用水火相激、热胀冷缩的方法，使之崩裂。离堆和兵栏都因岩体临江兀立，形成急流和漩涡，威胁船舶安全，所以李冰要加以铲除。
① 潬，水中之沙。■，堰的古写。据考证，这六字《水经注·江水注》中本有著录。今日行世《水经注》系从明《永乐大典》析出，不见六字。
① 蜀地有许多以离堆命名的岩体，如沫水离堆、灌县离堆等。今人对沫水有两种不同解释。一释为大渡河或青衣江的古称。据此，《史记》中的离堆，应在乐山。一释为洪水。据此，《史记》中的离堆，应在灌县。也有人认为乐山的离堆是乌尤山，众说纷纭。
3? 汉、唐、宋都江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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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李冰修建都江水利后，由于它经济效益显著，一直受到后人的重视，2000多年来，不仅注意维修，而且多有扩建和创新。
两汉是都江水利初步发展时期。西汉景帝（公元前156年—前141年）末年，当时著名的地方官吏、蜀郡郡守文翁组织人力，在灌口山（今灌县西北）下的湔江上①开口凿渠，分湔江水向东北流，灌溉繁县（治所在今彭县西北）一带1700顷农田。这条新开的灌渠，便是后来的蒲阳河，是后来都江灌区主要干渠之一。这一工程把都江灌区扩大到成都平原的北部。东汉时期，在广都县（大体相当今之双流县）凿了一条20多里的渠道，从郫江下游引水，溉望川源一带农田，又使都江灌区向成都西南方向扩展。
唐宋时，都江水利系统进一步发展，渠首工程渐臻完备，渠系增加，灌区扩大。
唐高宗龙朔年间（公元661—663年），筑成侍郎堰和百丈堤。百丈堤位于内江左侧，建造目的是要保护左侧堤岸，便于漂木顺堤南入宝瓶口。侍郎堰位于虎头岩对岸下方，因它具有特殊的泄洪排沙作用，将进入内江的过量洪水和水中的泥沙，翻堰排到外江，后人便改称为飞沙堰。它与宝瓶口、大鱼嘴合称为都江水利三大渠首工程。据当代实测，岷江发水、内江的流量每秒超过1000立方米时，便有40％的洪水和98％泥沙，从飞沙堰排出。当年的侍郎—飞沙堰，由于技术的限制、泄洪、排沙的效果，可能比不上现代，但也不会相差太远。侍郎—飞沙堰所以泄洪、排沙的效果好，除了它遵循李冰“低作堰”这一重要原则外，便是选位恰当的缘故。它既位于虎头岩对岸的下方，而虎头岩是一座突出的岩体，可以将内江洪水和水中泥沙导至飞沙堰，排到外江。它又离宝瓶口不远，宝瓶口有很好的控水作用，即便内江的流量每秒高达300O立方米，宝瓶口的进水量也在700立方米左右。这样，洪水就在宝瓶口外形成洄流，使大量的水、沙翻过侍郎堰，排往外江。
李冰兴建都江水利时，已在三江中建有石人水尺，并提出了“深淘滩、低作堰”的原则。关于深淘滩，相传当年李冰曾在凤栖窝下的河床中埋石马作标记。低作堰的标准没有规定，到宋朝，经过长期实践后，这两者都有重大的改进。当时已在宝瓶口的石壁上刻有10划的水尺，每划一尺。水到六划，便可满足灌溉需要，如有多余，则从侍郎堰排泄外江。为了配合宝瓶口六划的进水量，所以对侍郎堰的高度，又作了这样的规定：“岁修侍郎堰，必以竹为绳，自北引而南，准水则第四为高下之度。”
与改进渠首工程的同时，在灌区，除维修旧渠外，又凿了许多新渠。
在唐朝，比较重要的有，武则天统治期间（公元684年—704年），长史刘易从在唐昌（郫县西北）、九陇（彭县）境内凿渠，也从江沱引水，灌溉两县的农田，使西汉文翁所开辟的灌区进一步扩大。这一灌渠便是今天人民渠的上段。唐朝穿凿的更重要的工程是远济（亦称通济）堰。远济堰在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由益州地方官吏章仇兼琼主持穿凿。它从新津邛江（南河）口引渠南下，长120里，至眉州（治所在今眉山县）入岷江，溉田16万亩。到唐末，远济渠更名为通济渠，眉州刺史张琳加以整修和扩建，溉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史载达15000顷①。由于两人在水利建设方面的贡献很大，所以后来有这样一首诗讴歌他们：
前有章仇后张公，疏决水利粳稻丰。
南阳杜诗②不可同，何不用之伐天工。
两宋对都江堰的维修和扩建也十分重视。它订有岁修制度，岁修时，并且要求对施工情况，如河道的高低、宽窄、深浅，灌田面积的大小，使用材料的名称和数量，施工的人数和主持官员的姓名等，都必须详记于册，以便年终考核。并修建了许多工程。比较重要的，在内江灌区，穿凿了分为九支的石渠水系。它就是后来内江灌区四大渠系之一——江安河的前身。在外江灌区，在四川安抚制置使李璆[qiú求]主持下，修复了通济渠。修复后的通济渠，可灌“眉田百万顷”①。经过两宋的维修和扩建，都江堰灌区发展到了12个州县。
① 湔江又称湔水。古蜀人把今天岷江支流白沙河，“东别为沱”的江沱，以及今天的清白江和沱江，都叫湔江或湔水。此处湔江指湔江中流江沱。
① 这个数字疑有夸大。
② 杜诗，东汉初年人，任南阳太守时，曾创水排冶铁铸器，又广修水利溉田，深受百姓爱戴，历史上有“召父杜母”之誉。召父指召信臣，于杜诗之前已对南阳水利作出重大贡献。
① “灌眉四百万顷”，原文见《宋史·李璆传》。百万顷的数字太大，当时整个眉州也没有这样多的耕地，疑为“百万亩”之误。
4? 元、明、清都江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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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李冰创建都江水利工程起，经两汉到唐宋，主要的建筑材料，一直是“破竹为笼，以石实中”的竹石笼。竹石可以就地取材，施工简便，质地较软，适于多变的岷江河床。但它的缺点也很突出，不坚固，易遭洪水冲毁，不耐腐，必须经常更换。为了改变这些缺陷，从元朝起，人们提出了用铸铁和条石等材料来代替竹笼卵石的设想。四川肃政廉访使吉当普（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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