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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大救星还是…
题记：千秋功罪，毕竟不该鬼神评说
还在若干年前，我就想评价他了，从1976年9月10日下午3时起，这个想法就一直不曾泯灭，而今终究动了笔：
他，就是毛泽东先生，对于我们几代中国佬儿、包括1949年以前及其后的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的命运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是福，是祸，或还有其他？
我不隐讳自我原来的思想，孩提时就开始接受了“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教育，长期以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的执政，也就没有新中国… …”。
我靠了1978年12月28日闭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更靠了改革开放和信息时代的便利，在“解放思想”的要求和自我志趣的驱动下，以公民视角而就毛泽东的历史表现及其价值，作了一些非专业的断断续续研究，从而拥有了私人独立的基本见解，即：作为政治人物的毛泽东事迹，并非是如在他生前宣扬的那样始终是一位“伟大、光荣、正确”的人物，至少不是一个泽被人间的“红太阳”！
1.遵义会议前的毛泽东
?神或类似于神、或超过神的头衔，是不应该赋予毛泽东的！就是说了这句话，我可以因此“掉头”、坐牢而决不改口，因为根据就在于他历史的既往，就在于事实写就的一个凡夫俗子如何脱颖而出及其政治轨迹，是谁也抹煞不了的！
普通学子：
毛泽东出自于华南腹地的普通农家，少年时代托福于父母而就读了私塾，继之又得新学并赴长沙考进“省立一师”，抒传统文化之长有诗词见友朋，蒙民初自治之恩承教育于诸贤，其此期表现尚不出湖湘领域，倒以才学、情旨在风华儿女关系上已具备可以冷落“父母之命”婚姻的发妻，于不被道德所诛的自由境界，但较之黄兴、宋教仁等乡贤同龄作为则有不及，仅“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之诗词功夫，未必就强于如汪兆铭“引刀成一快，何惜少年头”那般襟怀！
热心政治的草根青年：
毛泽东与同学们搞反对校长行动、结伴去北平请愿和相约去海外留学，再交好于杨门闺秀又受其父举荐，可在北大图书馆觅了管理差事，但无享胡适们课学坐堂之福，更不能与友省同辈张国焘比肩以得李大钊赏识。
政治活动、高等教育的门槛均不低，显然让平民出身的毛泽东有所领教，因暂无热衷与如愿的机会，而获取了开慧的芳心亦足称心，并筑下不久即自成一家的良缘。当年此等爱情既遂，应算时代风气之中的男儿福事。
结党时期的地方代表：
毛泽东以湖南代表身份参加“中共一大”，是与其组党地位相称的，明显不如张国焘、包慧僧、李汉俊等同志的领先一筹，或不亚于李达、何叔衡诸人，但迄至“国共一次合作”的发生，也并无过于其他党内地方领袖们的业绩。
民国的农民运动骨干：
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的当选与介入农民运动工作，是其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机，继彭湃之后连任了“中央农讲所”二至四届主任，以及于此前后在农民运动中的作用，虽位不可列国民革命的农民运动领袖、先驱，但足可算得骨干分子。
中共地方的负责人：
毛泽东先后发展了妻子、胞弟、族亲、乡人等多个入党，筹建韶山支部有功，受任湘区书记在册。他在此期的影响不如瞿秋白、周恩来等人，而或不亚于、或已稍逊如刘少奇、杨阍公等晚入党的在工运、联合国民党左派方面的业绩。
莫斯科“六大”的委员与瞿秋白的民主造化使然：
有了前者，就使毛泽东具备了参加“八七会议”的资格，否则何来一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名言出处？
而靠后者，毛泽东终究免遭了李鸣珂式赴死（赣籍，在毛请改派获准后替任去重庆从事复兴四川地区组织与清除叛徒活动，不久毙于市内对敌枪战）之运，又得允以委员、中央派遣身份到湘、赣农村地区发动“秋收起义”及以后辗转上了井冈山。
与朱德等所率坚持下来的起义部队会合并相以武装割据与军事斗争，成为党内早期“农村包围城市”活动的杰出代表：
此为定评，不过以红一方面军在根据地建设的实践看，以可考史料比较则不及红四方面军的系统和全面。尤在井冈山根据地的艰难岁月里，以党代表职务与积极影响创造了“支部建在连上”，成为彪炳后世的纪录。
由中央裁定的党军关系之争的阶段性获胜者：
毛泽东因红四军的领导工作发生了与战友、党委内部同志的分歧，在作战失利背景下又被票决掉了领导人权力，幸在“中央九月来信”及其贯彻行动中，再经选举复职而重获发挥，所以奠定了“古田会议决议”的历史地位。
“肃反”曾较为激进而并非政治完人：
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岗位上的工作，确实存有一些值得商榷做法的，如清查“AB团”分子、工作中的独断专行倾向、战友诟病的任人唯亲苗头等问题，并非系上级与同僚之排挤结果，而是在周恩来亲临红一方面军总部并举高层会议以组织决定被解除了总政委职务的。
下岗后在幽居期间，幸遇张闻天主动前去探望、征询工作意见，又获中央安排出任了“苏维埃政府主席”：
毛泽东至少自“延安整风”运动及以后执政到病故，在处理党政军领导工作、高层干部的使用与对待党内外民主意见方面的手段、方式与后果，是与他自己在没有进入中枢以前和受“迫害”时期的际遇存有云泥之别的。
撤离“苏区”的接连战事失利和民主议事，成就了“遵义会议”的人事机缘：
毛泽东是没有落得瞿秋白、何叔衡式的结局，因免受遗弃而被带上了中央机关与红一方面军部队的长征历程的，并有了在敌强我弱态势下，既与身为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在“担架行军”中的交流和对话，又有中央高层的一系列民主做法构成的开明议事所致的集思广益活动，最终重新得到了“遵义会议”成果的政治、组织起用：增补为政治局常委，并成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人负责军事”架构的协助周恩来工作的安排。
以往对“遵义会议”与毛泽东地位的历史叙述，难免染上了“毛泽东崇拜”的色彩，并成为以毛泽东个体自然的、政治的命运为原点而话语党史、国史、军史的重要坐标轴，显然是不负责的行为，有关历史真相在细节上的不断被发现，足以证实确立他“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不符合事实；所以，我们毋需糊涂地再将他在“遵义会议”以后的作用就看成是“大救星”的正式显验。
（2008年9月10日）
2.到达陕北之前的毛泽东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只是参与了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军事）的领导工作，并非已经当了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而如说其自“遵义会议”就开始发挥了“主导”作用，则明显违背当时的实际，即无疑是一笔勾消了接替博古负责中央总的领导工作的张闻天（洛甫）和一直执有军事指挥权的周恩来（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朱德（“中革军委”主席）等人的历史功绩！
“特殊闲人”角色转换的背景：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前，还是一个“跟到走”（总政宣传部从事《红星报》编辑的干部邓小平自述）的特别角色，尽管得到了首长型的生活关照，但在军事上尚没有任何职务。
中央机关与红一方面军部队的长征，并不是事前毫无准备和启动以后是盲目进行的，而撤离并丢失了“苏区”之责，板子也不应该都打在博古（党在组织上仍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等高层负责人身上，要充分考虑蒋介石集团前所未有的多方面剿灭势头在彼此较量过程中的能量。
在“湘江战役”之后，中央机关与红一方面军部队的减员严重，始终没有摆脱“围追堵截”的险境，才相应修改、调整了几次重大的行军计划及其作战方向，以及中央领导层根据“军事为重”的原则，又不懈地实行了政治的、军事的民主，如“黎平会议”就是“遵义会议”的前奏，反映了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高级干部队伍在此阶段的群体素质，不愧为一支经受得起异常惨烈战争考验的中坚力量。
在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的广大指战员中，就拥有一批自“南昌起义”大规模形成（以及北伐前夕凝聚了一些）的建军骨干，他们率部的骁勇善战与群众工作业绩，为“红章纵队（机关）”的行军和中央的统御行动，提供了可靠的安全和物质保障条件，如各部队在贵阳以北的分别强渡乌江和“一进遵义”的成功，直接使“遵义会议”的召开有了时空条件。
“遵义会议”是什么性质的会议：
考查参加会议者们的身份和在会议期间的表现与作用，它既不是政治局会议，也不是单纯的军事工作会议，可视为中央根据“黎平会议”决议而专门召集的“关于中央机关与红一方面军部队行军的特别工作会议”，史料佐证即有总结撤离“苏区”以来的军事工作，讨论、修改军事工作报告和组织调整工作的决定。
显然，红一方面军将士的浴血奋战，中央高层的开明、务实，与各部队首长强烈要求改变被动型行军等意见，以及实现了“不流血式”的改组中央和军事指挥机构，是“遵义会议”成功的诸要素。
“遵义会议”的组织成果，本来是：取消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改由张闻天接任其工作，并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等等，过去长期人为地模糊或隐去部分内容，不外乎是制造毛泽东神话的需要，然而却损害了它的真实性、整体性。
如无“遵义会议”的成果及相关人事变动使然，毛泽东的“特殊闲人”角色还可能会持续不变下去的。
“遵义会议”之后的行军活动表明，毛泽东的指挥地位还不是绝对的或主导的：
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第一次会师前，中央和“中革军委”或“军事三人团”及其中央机关因随军在红一方面军的部队系列里行动，已难以统帅红四方面军、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以及先期北上的红二十五军、在陕北的红军和留在南方各地的武装力量，也因通信困难与共产国际实际脱离了联系，故以率领红一方面军在运动中寻找临时休整地为中心的领导工作。
中央又先后根据部队在贵州北部（桐梓、赤水、习水、仁怀一带）和四川西南部（叙永县）的激战与对敌情的研判，再次放弃了攻进四川盆地并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原定方案（“黎平会议”或前夕即否决了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和打入川东去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开始了在黔、川、滇军和中央军实施央击下的新行军行动。
红一方面军将士在千难万险中的卓越表现，使中央在张闻天总负责的“个人分工负责的集体领导体制”得以有效地发挥统御长征的作用，而各部队的行军、作战、休整与补给等活动，又在中央的不俗指挥下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张闻天的总负责中央工作的领导风格，形成和坚持了“民主议决大事、军政合作并以军事为导向、个人分工执行并向集体负责”的特点，他是进行中央机关与红一方面军部队长征的功不可没人物，与毛泽东的关系是亲密的战友，但他的地位是领导而并非为后者的助手。
周恩来依然居于中央高层重要领导成员和首要负责军事工作的地位，继续起着无人可以代替的作用；事实上他也并不是毛泽东的下级干部。
朱德在红军指战员中的威望，及他与各部队首长的关系，是中央机关与红一方面军部队长征中并不亚于毛泽东的“总司令”。
刘伯承在总参谋长位置上的夙兴夜寐，以及施展在行军路线的统战工作（如与彝族头人小叶丹的“ 血结盟”）等方面才干，具有长征的举足轻重作用。
林彪、彭德怀等指挥的主力军团，分别在“土城战役”、“娄山关之战”、“二进遵义”、“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军事行动中，书写了智勇双全的长征奇迹。
毛泽东在参与中央高层的领导活动和协助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的军事工作过程中，既有与同事顺利合作的一面，也有个人具体意见不被接受或形成集体意志在贯彻执行中得到置疑的一面，作为高层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的功绩是主要的，然而还远远未达到“全军想念”的地步，如部队在云南禄劝县境内就是以“朱德红军”名义与地方群众打交道的。
“两军川西会师”以后的高层内部关系：
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抵达四川西部地区时，红四方面军以兵马众多又熟悉和掌控了当地的态势，表现了相当“东道主”的大方风范，使“人疲马乏”的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部队得到了难得的物质支援，而双方的联欢活动，并没有消弭“难解的分歧”，以至出现了多次会议“吵架”而克服不了的裂隙，还以“掺沙子”成立了“两路纵队”，令人在事后很为没有发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倍增气象而遗憾。
毛泽东与张国焘两个主席之间发生的“政治摩擦”，并形成了组织人事方面的纠葛，成为“两军川西会师”以后的内部关系焦点，双方的矛盾发展走向了不可开交状态，不但为后世留下了一连串“正史”的单方面说法（不排除话语霸权成份），也产生了有关的历史悬念与学术研究价值。
无论人们如何审视毛、张这桩斗争的著名历史公案，都不可以一边倒地全盘肯定某一方而彻底贬损另一方，反之亦然。
总之，毛泽东在到达陕北之前的所作所为，离不开中央领导集体，也离不开他再也没有明确过职务却已经可以左右了的红一方面军（基本上编成三个军团）这个惟能与“老资格”张国焘系统势力较劲的本钱。
（2008年9月11日）
3.延安岁月的毛泽东（上）
延安，说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它历来按顺序仅排在井冈山之后，但并不意味着其地位逊于后者，或者就关联毛泽东个人政治生涯的重要因素，似还更为要害一些！
在陕北的十来年间，他终究成了一党之首！因而，延安这个曾是施耐庵笔下的鲁智深、曾在走上梁山之前呆过一段日子的贫脊地方，从此名扬天下，只是为数不少的老百姓迄今贫困依旧，富裕还离他们远也。
红一方面军的单独北上行动：
人们有理由提问：“为何中央机关到了‘川西’（西康省）地区，红军两大主力又会合了，反而没有在此立足？难道此地就不适宜作根据地吗？”
当然，党确实没有在此建立中央根据地，反而以毛泽东先率红一方面军的一个军团搞了撤离，并导致了两军“分流”。如说是为了北上抗日，陕北地区哪里又有日军的一个影子？而中央发表抗日宣言，乃此时未筹亦是以后之为！
寻找中央机关新的立足点，包含了摆脱不利于毛泽东个人开展政治活动的红四方面军（自组建以后的第三个根据地，前为鄂豫皖、川陕）辖区的客观因素，应是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行动的效果之一，尽管风险甚大，仅对付雪山草地就将付出新的牺牲！
在毛泽东急令红一方面军的一个军团，随他夜里潜行之后被发觉，时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李特闻讯，只带了一队骑兵赶去追问，但他仅在气急之下抓扯了毛泽东衣领，最后仅谴责一番了事，虽未采取水泊梁山那种除掉王伦式措施，但也招致了在“西路军”惨败逃出后，仍与军长黄超等两位数战友一一殒命于新疆星星峡的厄运，而杀手是红一方面军的邓发等同志。
张国焘的“分裂”与毛泽东的“进步”：
“正史”叙述的张国焘其人，总是充溢了对他贬抑之词，并刻意抹煞了他“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北京党支部骨干、建党起的组织秘书、政治局常委和在发展红四方面军（党的军队最大一支）、开辟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西康（1950年仍为省建制、后为四川西北地区）根据地方面的主要功绩，目的还不是为了树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制造后者一贯正确的神话！
中央机关到了西康（川西）根据地，虽然中央举行了若干次会议，但政治局成员在“六大”以后变动不小，如再行不亚于“遵义会议”的民主形式，构成临时中央领导机构（长征前就是设立了5位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组成高层的领导），便不至于发生不可更改的历史：“中央”确认“遵义会议”的组织决定不变，仅将“总政委”空头衔由周恩来（实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因红四方面军设总政委为陈昌浩）禅让给张国焘而已。
如果“遵义会议”及以前的调整中央政治局为“合法”，那么判定张国焘“另立中央”（后主动放弃）为“非法”也算勉强了！
再，以中央名义把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分流”也为“合法”，那“合流”后全军尽数往北行动，是否沦于“西路军”式覆灭境况呢？“西安事变”以前的陕北地区，未必是天佑福地，因为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等分别在强大压力下先后消失了！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分流”，北上集团的力量不如留南集团的力量（后者北上抵陕北仍超过前者兵力），且为北上集团起了牵制民国中央军薛岳部队、四川地方部队的作用。
红军“三大主力”（还应加上在前的徐海东率红25军和陕北红军的会师）在吴起镇会师以后，张国焘的权力并未增大，而毛泽东政委却扩大了自己在中央高层的权力（逐渐比肩于周恩来、朱德而仅次于张闻天了），更拥有与彭德怀司令员分任红军“陕甘支队”政治、军事首长的资历及其影响力。
“西路军”损失以后的“余波”：
“西路军”事件，是红四方面军永远的痛！且不说发起此次行动的动机、过程，仅提及此时的张国焘已走向“失势”，并非为造就组建“西路军”的决策者，当然以前长期在“正史”里诬其失败为“张国焘投降主义迫害”所致。
“西路军”由非中央高层成员的原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总指挥徐向前各领得军政首要责任，调原红四方面军三个建制军和“宁都暴动”的部队参加红军后被编进红一方面军的一个军团的部队构成，在几经中央电令改变行动后，最终以无依托的疲惫之师被强敌击溃，绝大部分将士战死沙场，少部分（尤以女性为悲惨）被俘，逃出者甚少。以后，“西路军”所余人员除被坑杀在星星峡和返回超过一年被“资遣”了的，均为党、国家和军队的栋梁、骨干分子。
“西路军”消失在西北的茫野之后，原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仍可以为主组成八路军一二九师，浴血在抗日的“太行山上”。
我以为，人们有资格叩问历史到底：为什么不派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参加“西路军”？毛泽东与中央高层的领导们对“西路军”发起和渡河以后的指挥成效怎样？
从陕甘支队政委到“抗大”政委：
由西康根据地先期北上的红军部队，是编成“陕甘支队”并依靠支队司令员彭德怀的指挥，打赢了史称“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政治重要性而言；军事残酷性则不及此前彭德怀与杨尚昆率三军团激战黔军精锐一部及主力增援于桐梓县的娄山关，即“娄山关之战”――此战不胜，则“二进遵义”不堪，时一军团已在赤水河畔“土城战役”受阻，整支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长征队伍的险境可窥），也是毛泽东政委因此可得到的一个功勋。
“陕甘支队”等红一方面军部队抵达陕北以后，立足未稳，幸有徐海东仁义地馈赠大笔钱财相助，并为毛泽东铭记在心，以致在多年后的“九大”主席台上专门询问和致意轮椅上的他这位装甲兵司令员。
继“陕甘支队”政委之职以后，毛泽东出任了“抗大”政委，但不驻在校本部，也不与林彪校长等编为一期当学员。自此以后，毛泽东的供给关系属于军委系统。
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会编问题：
原红一方面军系列到达陕北地区的部队，是三个军团的建制，又因“西路军”损失了一个军团以后，就剩下了一、三军团两支部队了。
整编一、三军团各为一个师的时候，三军团编成的师首长群体，成员几乎清一色出于原一军团系统，因而引起在该师的干部战士们中间的不满情绪，而当黄克诚向毛泽东据实反映的时候，他即高度重视此类部队思想动态，也默认“一军团去人当了三军团家”的指责性批评，然而就是拒不改变此项明显与“五湖四海”背道而驰的人事安排，几年后却号召中央警备团的干部战士学习（从自己身边卫士中抽去安塞县烧木炭因事故殉职的）张思德那样“为人民服务”，训示曰：“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虚伪乎？抑或是“艺术”？！
（2008年9月12日）
4.延安岁月的毛泽东（中）
在延安的岁月里，毛泽东以协助指挥军队的中央高层成员身份，开始了政治上的纵横捭阖，在争取莫斯科信赖、海外和国统区影响的同时，积极地拓展了在党内的活动范围，为获得党、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思想、组织基础。
“西安事变”的历史契机：
在20世纪上半叶，伴随封建帝制及其政权的崩溃和民国的初兴，濒发了各种事变、事件，当“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去世以后，尤以“西安事变”的影响最为突出，不仅直接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团结抗日统一阵线的形成，也影响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演化。
“西安事变”爆发以前，国民党中央主席从汪精卫更替为蒋介石，而军队更由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长职务统御，政府在“攘外”、“安内”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共产党惟可以在资源匮乏又地为偏隅的陕北搞安营扎寨，但西北的“二马”、山西的阎锡山是难以捍动的势力，张学良、杨虎城又领兵控扼了交通要冲，因而仍处在相当险恶的环境。
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既使蒋介石得以生还和继续处在民国元首地位，也为在“西路军”失败后的红军三个方面军及在南方的游击、隐蔽人员，带来了蒋介石与周恩来“庐山会谈”之后接受“抗日招安”的现实，而中共的人员也因“第二次国共合作”可以公开地在国统区活动了。
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参与了中央高层为此应对的决策活动，其主张属于“放蒋派”，与红军高级干部代表的“杀蒋派”有别，但中共已恢复了与莫斯科的联系，重大决策不可不征得共产国际与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同意，“西安事变”的处置方略亦不例外。
“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重要的在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之目的与旗号，含有一致对外抗日的吁请因素，以及宋美龄、宋子文等“救蒋派”的翰旋得法，且代表了当时民国政界的各方利益，而中共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亲往西安说项，促成闯下了“惊天大祸”并国际周知之后的“捉蒋”的始作俑者，在既有内部的情绪不稳定，又有外部的何应钦调兵欲讨伐“叛逆”在古都将肇发战端之际，以“放蒋”筹码和张学良“认错”又“侍送蒋介石返京”为条件，在取得了主角的“允诺”以后，便见好就收了；关键的则是“西安事变”主角—蒋介石本人的对策与行动符合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即实现全民族团结一致以御外侮的抗日统一战线，为“救亡图存”开辟了通路！
如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蒋介石代表的势力事后变了卦，以及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那历史又会给予毛泽东什么机会呢？当然，历史事实不是“假设”的集粹，但研究历史不能畸轻或畸重于某一局部，宣传历史就更不应该搞“曲解”、“夸大”、“缩小”，过去滥兴“有选择性话语历史”，恶劣尤媲美纳粹戈培尔之流，危害在祸患民族、教坏子孙，徒令司马迁于九泉之下也难以安息！
斯诺的“宣传”功效及受毛泽东的“重视”：
当年的埃德加·斯诺先生尚是美国来华的一介青年，在得到了国统区左翼人士帮助的背景下，成功地在陕北地区专事旅行与访问了诸多共产党及其军队的代表人物，之后撰成了一部书，起到了在美国等西方世界“非妖魔化介绍‘红匪’”的宣传作用，并使自己由寂寂无名一跃而为有一定知名度的新闻记者和作家。
斯诺的《西行漫记》在1950年以前就是多语种出版的新闻著述，但在如火如茶的“文革”风潮席卷中国以后，无论该书是以故名或改称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此名与书中内容错位，如叫“红星闪耀着的陕北和晋西北”似妥）印刷的，皆被当作“封资修的”禁书而鲜为青少年所知，也就在此光怪陆离的岁月，作者与多年前就“换教”了的夫人一起，得到了正当不可一世的老朋友之邀请，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位置”，是毛泽东当时战友林彪、周恩来们均不可相比的，堪为兄弟、友好国家领导人一类的“国宾”待遇。
斯诺先生何以受宠于毛泽东？因为他宣传了毛泽东嘛，反正莫斯科方面就不够大方，而在国力肯定不逊于苏联的美国，总还有感兴趣的读者知道毛泽东其人其事，人家可是一个很理解民主、自由世界的人物！
杨开慧的“地位”、贺子珍的“婚变”与江青的“身份”：
她们情况并非纯粹是毛泽东的私事，这三位女性都各因他成了闻人而结局又迥异，但均比毛罗氏（系毛泽东祖母娘家闺女，婚后未育且早逝、葬在韶山非毛姓族茔之地，1930年代名列杨开慧之前而载于湘潭毛氏族谱）“好命”，更涉及大陆几代人精神必有联系的历史，不可不述及，何况女性毕竟也是人，是世界之另一半，又系人类之母源呐！
杨开慧系辛亥以后湖南自治时期办学骨干教师杨昌济家独女，而在遇父亲执教“省立一师”学生之一的毛泽东以后，不久即以北京大学教授家“千金”下嫁以长沙清水塘小学教员维生的男子为妻，不啻打破了“门当户对”的传统和世俗陈见。与为人妇而先后诞育三子，少有享福，多尝离苦，竟在丈夫奔走革命以后，一人领褓姆而苦撑家门，并实际成了贺子珍当上新娘子以后的弃妇。杨氏宗亲有参加红军的，无奈也乏力解救杨开慧脱之何键将军统治的长沙，就没有邓颖超、蔡畅们夫妇相依为命的那种幸福。
杨开慧宁肯择死而不苟命，此守节是传统、坚贞的，义昭天日，千秋当为后世敬仰在于其革命烈士，尤可见当年何键报复性下手和株连政策的残酷。
贺子珍长于江西永新县城，为父母长女并享“一枝花”美称，因参加革命活动而在家乡地区际遇了对自己倾情的男同志，又因“秋收起义”以后来了毛委员，并在井冈山上由王佐、袁文才提供“军师”贺敏学使用再转送的八角楼，当上了平生惟一革命爱情的新娘，从此与爱人一起风雨同舟到了陕北地区。
作为一路长征的女性，贺子珍还要相夫与接连孕育后代，既使到了定居延安窑洞以后，清贫的生活、爱人的“好动”和对史沫特莱、吴丽丽等同性的不理解以及自身积病，都让她不可遏制地去了苏联，又在最后一次生育之后结束了与毛泽东的夫妻之实，成为建国后去不了首都的特殊女性，与毛泽东仅有一次相见于1959年的庐山密会，还是以战友关系定了格。
江青即李云鹤、蓝苹，此人是与毛泽东瓜葛最多之女性，也最有知名度，其当年经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到延安，并非志在必当首长夫人，而与毛泽东交臂相识之初，一为鲁艺学员，一为抗大政委、政治局常委，足见称她开始即抱野心投机革命是诬言。
江青与毛泽东的关系及其同居生活，显然由后者的领导张闻天同志按照高层人员的生活规矩，作过专项的“组织讨论”，鉴于两人情坚意笃而准以其事，不应在多年以后纠缠于哪些子虚乌有，并冠以她之女皇梦的起始点，这是不严肃的花边写法，与香港“唐人”杜撰《金陵春梦》一般下流！
江青岂不算作毛泽东的妻室？1950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任何女性敢在生前公开宣称自己超过了她的地位吗？江青作为成年女人方面，至少恪守了妇道，尽管不仅在1965年以前就见疏于丈夫了，所以其主席办秘书、中宣部文艺处（或副）处长、临时军队特别文化指导、“中央文革首长”、政治局委员和“毛主席夫人”的头衔，又哪里可比得相濡以沫的平民妻子们小日子之甜美？
毛泽东病故不久，江青就失去自由又坐了多年的牢，最终在保外就医期间自杀而亡。从她生前坚称的说法与身为阶下囚以前的倒行逆施表现看，其身份的确是毛泽东的妻子、好学生。
（2008年9月13日）
5.延安岁月的毛泽东（下）
在延安的共产党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自蒋、周“庐山会谈”之后开始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实施以后，就由“共匪”、“红匪”逐渐成为民国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分子，原党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即行结束使命，而过去的“苏维埃政权”（延安城是民国政制）作废，“三三制”得以兴起了（老百姓有所享受自古未有的选举权）。
毛泽东呢？延安时代的他，“名正言顺”地作为主席而在那块“特区”从事着中央首长的活动了。
看起来，抗战使毛泽东获得了党内的实质性权力拓展！不过，有什么奇怪？当他坐上江山以后，如有一次，面对日本国一个非官方访华团负责人就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其所作的相关歉意表示刚一出口，就打断其言吐出了如此真言：“……还要感谢你们的……侵略”。同样的，他在1959年紧接着刚开罢的“庐山会议”，继续在北京搞批斗“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的活动，当场怒斥了过去的八路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一通，叱骂其有关“百团大战”的责任……。
毛泽东在“抗大”的职务与背景：
1937年8月22日，在西北的红军主力（原红军三个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就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和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蒋中正委员长签发的命令，组建为民国的一支武装力量：名为“第十八集团军”。
初期的第十八集团军（共产党习惯自称八路军），由朱德（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辖115、120、129三个师和陕甘宁留守兵团，还相继设立了一些办事处（太原办事处主任薄一波、西安办事处主任叶剑英、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 南京办事处主任周恩来、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新疆办事处主任邓发、 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武汉办事处主任王明、重庆办事处主任王若飞），约四万六千余人。同时，周恩来就任了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中将副主任。
在此以前的1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延安“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1937年8月25日，中共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是：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实行全国抗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四、改革政治机构：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五、抗日的外文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是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七、改良人民生活：改良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调节粮食，赈济灾荒。八、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就在此时期，毛泽东出任了“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之职（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副校长）。
“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成立(当时仍沿用在江西“苏维埃”时期“红军大学”的名称)，后来迁到保安县，又在1937年1月迁到了延安县。
据吴元训 、曹鸿远的《抗日军政大学》介绍：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还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抗大”第一期的学员，约 300人，他们都是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中抽调出来的干部，其中有的担任过军﹑师长等职务，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从第二期起，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学员人数激增(其中包括来自全国的几百名知识青年)，汇成具有1000多名学员的学校。从第三期起，学校成立了军事队，加强了军事教育和军事生活。随着人员的增加，校舍困难。三期学员自己动手，在半个月内挖掘了170多孔窑洞，开辟出近千人的校舍。第四期学员人数增加到近5000人。
“毛泽东在“抗大”成立三周年时说过:“抗大’”是抗日的，‘抗大’的目的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注1）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为了使“抗大”教育更能适应抗战的需要，1939年 7月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分批从延安挺进敌后，经过晋察冀进入太行山区办校。（注2）
1939年后抗大总校迁往东北，改建为“东北军事政治大学”。在敌后艰苦复杂的环境中，“抗大”教职学员经常参加反对敌人扫荡的战争，并克服各种物质生活上的困难，受到了很大的锻炼。（注3）
“抗大，抗大，愈抗愈大”，在1938年底至1945年春，抗大先后在晋东南、晋察冀、山东、延安、淮北、苏北、晋绥、淮南、苏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建立10个分校和太行、太岳分校。（注4）
“抗大”有教职员共1000余人，其中包括校务部﹑训练部和政治部等各方面的干部。全校学员最多时有1万多人，其中有女学员1000多人，女生队除了一般的军事政治教育之外，还有妇女问题和妇女运动等科。（注5）?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注6）
抗日战争时期，“抗大”先后培养了20多万军政干部，其中有身经百战、统率千军万马的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和各级指挥员，也有深入敌后带领群众开展斗争的各级干部。这一大批干部对于中国人民子弟兵的发展壮大，对于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抗战后，各大战略区以抗大为基础，先后成立了军事政治大学，其中大都转为现在的军事院校。?（注7）（从注1至注7均引自吴元训 、曹鸿远著《抗日军政大学》） ?
毛泽东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来历：
据史料分析和“正史”的说法，历史上的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特别自豪的在于他的“主席”头衔并习以称之，但此“主席”不是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职务，非但不看重之，还以此耿耿于怀几十年并以此为由“控诉”受到的“迫害”。
那么，此“主席”是什么“主席”呢？
嗨，此“主席”即中央军委主席，兵权在握之权位也！而党中央主席的职务，当时谁也没有提出来设立，与此相关的还是陈独秀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任起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而此职务还依然属于张闻天同志担当着的！
最早的中央军委基本情况--
1931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瑞金成立，下设“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主要领导项英、毛泽东、朱德先后任主席。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朱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彭德怀、王稼祥任副主席，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15人为委员，红军历史上的“中革军委”即由此开始。（注8）
1933年5月，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增补秦邦宪（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朱德在前方指挥作战期间，由项英代行主席职权。（注9）
1934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再次当选为“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当选为副主席。（注10） 　 长征及抗战期间的中央军委沿革--
1935年6月，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为了统一指挥两大方面军作战，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9月，“中革军委”实行以毛泽东为首的七人主席团制。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中革军委”进一步扩大，委员增加到23人，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注11）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贺龙、林彪、刘伯承、张浩（林育英）、叶剑英、徐向前为委员，这样中央军委又改为仅属于中共中央。（注12）　　1938年，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后被补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1943年3月，补选刘少奇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主席；彭德怀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自1937年，萧劲光、滕代远、叶剑英先后任军委总参谋长；杨尚昆、陶铸、伍云甫先后任军委秘书长。（注13）
1945年8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武汉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林彪、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徐向前等为委员，杨尚昆为军委秘书长。（注14）（从注8至注14均引自或根据“百度百科网”资料介绍）
敏感人士或许清楚，中共的建军原则是“党指挥枪”，但长期抹去在设立中央军委以前的有关历史（如中央在上海时期，首设军事部，部长为周恩来；后军事部是书记杨殷、部长周恩来负责；等等），而说是毛泽东个人的一大发明（如著名的“敌疲我打”16字诀，其实原创者是红四军朱德军长）。
笔者不在本篇讨论谁是党最早的武装力量直接领导人，也不讨论贯彻“党指挥枪”原则在历史轨迹上的是与非，仅提请自愿者思考一句南方民谚、即“起劲叫卖的便宜货—不太真”，可否帮助我们鉴别真伪？
（2008年9月14日）
6. 毛泽东与“八年抗战”（之一）
??? 抗日战争（“抗战”或“抗日”），狭义上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1937年7月7日爆发“卢沟桥事变”起至日本裕仁天皇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因历时八年又称“八年抗战”，而国际上则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广义上的抗日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期间在东亚、东南亚各地的抗击日本入侵的战争；由于日本入侵东亚、东南亚各国，战火蔓延至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日本称为“大东亚战争”；它包括朝鲜半岛抗日战争、缅甸抗日战争、菲律宾抗日战争、马来亚抗日战争、新加坡抗日战争、香港保卫战。
??? 中国的抗战是“二战”（亚太战场，另一为欧、苏、北非战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以美军为主力消灭了日军海外主力并使用了两枚超常规的原子弹、苏军出兵占领中国东北（“满州里”）和民国中央军委统帅的政府军（非共军）部队的正面战场抗击和政府共军部队的敌后游击、美国政府支持的志愿航空队和民国政府军与华人民间志愿者的后方陆上保障行动坚持下，历经了无数艰辛才换取的一个大胜利！得到这个胜利，仅本土牺牲军民人等就不下2000多万人（日军在华损失三军将官计200名左右，约4名被共军击毙、其余葬身于国军之手）。
???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各族人民首次分享到世界性胜利的一个硕果，就是全民族团结一致抗战的报偿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合与援助与美军直接多军种参战的赢面。当然，怎样研究它并发挥这一弥足珍贵的全民族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国际联合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精神遗产，乃为我们“两岸三地”同胞们的民族责任和义务、权益。
??? 但是，我在此处话语的是毛泽东与“八年抗战”，故仅溯及“抗日战争胜利”的部分真相及其评议。
??? “微妙”的陕北根据地与长篇小说《刘志丹》的“蒙难”：
??? 延安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的陕甘宁边区中心，是1937年1月中共中央从保安（今志丹县）迁入（1936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撤离瓦窑堡，并于7月3日抵达此地）为标志的，而毛泽东就在这里由中共中央领导的中央军委主席发展到当上了党的中央第一任主席，并且他这一权力因他本人于1976年9月9日凌时10分病逝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住地而自然失效了事，同时，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才有了发挥导致举国为之欢庆盛事的杰出作为契机。
??? 记得当年那几天，我乍听民间有人说起毛泽东“是因延安机遇的气数已尽了才老（死）了，不然要过一百岁”之类话儿，曾开导他们（工农群众）：“你们知道陕北根据地和谢子长、刘志丹吗？”当然，他们不知道的，知道的又岂敢泄了有关历史的奥妙呢？
??? 1949年10月1日以后，出于制造“毛泽东神话”的需要，由党内著名“恶棍”康生发起了一件迅速得到毛泽东支持铸就的“当代中国的文字狱--长篇小说《刘志丹》案件”，并使曾有过的“陕北根据地”沦于子虚无有或知情人闻之色变的地步。
??? 且容我先略述陕北根据地：据史料记载，中共成立不久的1922年8月，陕西也建立了党团组织，先后组织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逐步把革命斗争推向高潮：
????----1932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抵达照金（今耀县境内），创立了照金革命根据地。 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1933年3月，陕甘边特委成立。11月，红26军42师回到南梁地区，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建立了南梁革命根据地，并于1934年11月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政府主席。与此同时，谢子长率领陕北游击队开辟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注1）
??? ----1935年1月，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随着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的发展，两块根据地日益接近。2月5日，陕甘边和陕北特委在子长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从而把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初步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这是当时全国唯一保存的革命根据地。（注2）
??? ----1934年10月，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历经千难万险，行程两万余里，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10月22日，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行动方针，作出了把陕北作为全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决策。（注3）（从注1到注3摘引自百度网）
??? 从上可以看出以往“正史”的滑稽：抛出并宣扬“井冈山中心论”与实际的差距有多大？
??? 中共中央在周恩来等人发动了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之后，于武汉召集了“八七会议”（李维汉作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地位和职责高于中央机关“秘书长”邓小平），负责中央领导工作的是瞿秋白同志（其1950年以后的烈士墓被毛泽东的一批红卫兵在“文革”初专以南下掘掉，同期苏州的“忠王府‘祠’”遭到严重破坏），毛泽东是参加者之一。
??? 既使认定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有过“看来还是要靠抢杆子解决问题（大意，因无原始记录或无“？”公布）”的发言，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来历，也不可以就凭区区一句话，胜过黄埔（陆军军官）军校（此前清国的云南、保定等陆军讲武堂和沿海办的海军讲武堂及送欧、日等地研习军事人员），以及“北洋政府”的出兵外蒙、海参崴等和“北伐”与叶挺独立团的作用？
??? 党确定以武装斗争为工作重点之前，是周恩来等同志率先从事国民革命的军事活动的，又是他与其他同志最早直接负责着党在各地的武装暴动、起义和工农红军组建的指挥工作，以后各路红军在根据地、游击根据地的行动，也给予了领导、指导，如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的召开（产生“古田会议决议”），显然是他以“中央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回部队传达贯彻，但“正史”遗忘了毛泽东在此前接受中央派遣的刘姓代表（20几岁）并不顾其他同志反对而委以军前委书记，而因刘搞瞎指挥造成战事失利，激起票决结果由陈毅取代毛泽东的隐情被人为“蒸发”了！
??? 在毛泽东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以后（师长朱德）和红四军党代表（军长朱德）时，各地的红军概由中央军事部统筹（编制、主要人事），并非一支红军在“打土豪、分田地”，如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在鄂豫皖……。
??? 所谓“王明路线滔天罪”----丢失苏区的百分之百、白区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把陕北根据地（陕北红军）、西康根据地（1950年以后的川西北，红四方面军约8万左右），以及会合在一起的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等）与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等）所据川、鄂、湘和贵州毕节地区等人为“消灭”了的谎言！
?? “正史”长期说有过“王明路线”，然而，证据何在？其实，王明（陈绍禹）是的确有本事又有能量的。他不仅背后有“共产国际”（后台老板是苏共与约瑟夫·斯大林）的支持，也有他的水平和实绩：负责起草了中共关于抗日主张的《八一宣言》和1950年以后的首部《婚姻法》（草案）。??? 为了编造“毛泽东神话”，反映陕北根据地人物和事迹的长篇小说《刘志丹》，就难免步了一场厄运！
??? 据《“利用小说反党” 当代中国的文字狱》一文介绍：??? 《刘志丹》，是一部描写早期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刘志丹传奇生涯的长篇小说。毛泽东曾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也题诗：“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但是，这部小说却被康生等称做是“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并由此策划了一起当代中国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前后株连万余人之多。（注4）
??? 1956年，工人出版社请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作小说《刘志丹》。到1962年春天，李建彤完成了小说的前五章。在创作过程中，李建彤多方征求意见，还把稿子寄给了刘志丹早年的战友、西北老干部阎红彦。阎红彦粗粗地看过稿子之后，便表示“许多原则性问题”与历史不符，不宜发表。阎所说的“原则性问题”，就是中共党史上的“西北历史问题”，因为对其中的一些史实和个别是非，有关的当事人长期存在不同意见。（注5）
??? 在阎红彦的提议下，1962年8月5日，《工人日报》停止连载；此后，阎红彦写信向康生做了汇报。康生在没有看到小说的情况下，就给小说定了性：“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的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的。（注6）
??? 康生向习仲勋发难导致：习仲勋、贾拓夫被禁止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注7）
?1949年后，中共先后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几次调整，但在毛泽东看来，这些调整实质上是改变或者背离了他的认识和判断。所以，他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严厉指责“翻案风”、“黑暗风”和“单干风”。这时，康生适时提出了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他递了一张条子给毛泽东，上面写道：“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注8）?
? ??毛泽东马上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然后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注9）
　　在康生策动下，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被指责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中央决定成立由二十人组成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康生担任主任。?（注10）
株连者达万余人：小说《刘志丹》的罪名之一，是“伪造党史”，把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根据地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罪名之二，是说《刘志丹》“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还先知”；罪名之三、之四，是说小说中的人物罗炎、许钟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论证逻辑是：高岗原名高崇德，小说初稿写过一个人物叫崇炎，都有“崇”字，就是一个人，因而罗炎就是高岗；许钟这个人物，也属于类似情况。?（注11）
　　“文革”开始后，《刘志丹》案件进一步升级。康生多次点名称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等写《刘志丹》进行反党，又多次批示审查工人出版社的有关人士。（注12）?
此后，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销职务并下放，“文革”期间被关押八年；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也被撤职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5月，刘景范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作者李建彤于1968年1月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接受劳动改造；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瑞也被关押，“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一转眼就被说成了“习（仲勋）、马（文端）、刘（景范）反党集团”。（注13）?
　　《刘志丹》小说案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并被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划了进去，打倒了几百名干部。不仅西北干部，长征过来的南方干部和1962年参加审查这个案件的干部都未能幸免。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甚至李建彤到陕北采访时为其带过路的群众也被打死了好几个。该事件前后共株连迫害万人。（注14）?
??? 1979年6月，中组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报告认为：“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1980年2月，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发出通知，为包括小说作者在内的所有有关人员和为数众多的受牵连人员平反。（注15）?（从注4到注15均自《“利用小说反党” 当代中国的文字狱》。笔者大量引用，目的供读者自以了解此一冤案与“毛泽东神话”的制造成本的关系）
????没有陕北根据地的一直存在和陕北红军与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其中有政工干部刘华清----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会合成的一个军团打的（群众）基础，当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抵达后，以及红二、四方面军分别汇集到此，情况就会是另一番光景，至少是新创，而不是……！
??? 当年，陕北根据地的红军和干部群众，肯定不会想到在多年以后，叙述它和代表人物的文艺作品是犯忌的，并且长篇小说《刘志丹》“闯下的大祸”是触怒了“大救星”的天颜，尤比不可在李世民御前说“太子”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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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毛泽东与“八年抗战”（之二）
八年之抗战，不可谓不艰辛！
抗战的中国军队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为了抗战，就中国政治人物这个群体而言，要数谁的功劳最大呢？事情本来就是很清楚的！
可是，“正史”不摆事实或非常片面地数罗成绩，吹嘘“红太阳”领导“全党全军全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此说不能服众，迄今也未曾获得国际组织认可，而毛泽东本人在1950年以前的各种表态中，也未传出如毛新宇（博士）近年的认识程度：是我爷爷（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
实际上-----
领导中华民族全民族统一抗日战线的，不是毛泽东！
统帅中国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是毛泽东！
领导中国国民党的，是中央主席蒋中正（介石，原为副主席，“九、一八事变”前即任民国军队统帅），不是汪精卫（兆铭，原为主席）！
领导中国共产党的，还不是毛泽东（润之），而是张闻天总书记（或总负责，以及周恩来、朱德，亦有王明、彭德怀、毛泽东、博古、任弼时、刘少奇等）！
笔者不与毛新宇之说一般见识，并且在本篇不专门就此说作讨论，只评议“平型关之战”与“台儿庄大战”，以表达对那些参加了抗日战争的中国先辈们和国际友人们的缅怀之情，同时明确我的原则立场：“中华民族倘要不当忘恩负义的族类，可否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表现来反思？”
否则，置“平型关之战”、“台儿庄大战”之类历史事物于何地？
时有时无的“平型关之战”：
你，斯文汉在搞“颠覆”，又售人于柄了，怎么冠之“平型关之战”于“时有时无”呢？
我？不搞“颠覆”历史！在做还原历史！
无：“平型关之战”在“九、一三事件（林彪）”之后，不过“正史”才肯述及国军一点儿，原来还是“盖住”的。
有：在“九、一三事件（林彪）”之前，只是过于俭省了。我上学时的课本，文内叫它“平型关大捷”。
准确地说，“平型关之战”因林彪与毛泽东的决裂（机毁人亡在蒙古国境内）不可遮掩了，就被“关进”了历史“仓库。”
“平型关之战”本身，据今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某君（注1）考研，它是这个模样的：
1、作战计划：1937年8月28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表示抗战决心，把行营（前线总指挥部）设于雁门关下的岭口村一所窑洞，并同行营人员及八路军总政委周恩来会商，制定了《第二战区平型关战役计划》。其“作战方针”为：“本军以利用山地歼灭敌人之目的，以主力配置于天镇、阳高、广灵、灵丘、平型关各地区，以一部控制大同、浑源、应县附近，以策应各方面之战斗，相机转移攻势。”  2、平型关战役战斗序列表： 总指挥：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前期），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后期）。 　 第33军：军长孙楚（前期实际总指挥），下辖73师，师长刘奉滨；独立旅3旅，旅长章拯宇；独立旅1旅，旅长孟宪吉。 　 第15军：军长刘茂恩，辖64师，师长吴庭麟；65师，刘茂恩兼。 　 第17军：军长高桂滋，辖21师，师长李仙洲；84师，高桂滋兼。 　 第35军：军长傅作义，辖211旅，旅长孙呈峰；218旅，旅长董其武。 　 第61军：军长陈长捷，辖208旅，旅长吕瑞英；217旅，旅长梁春溥；新编第4旅，旅长于镇河。 　 第2军：军长郭宗汾，辖71师，师长郭宗汾；202旅，旅长陈光斗；214旅，旅长赵晋；新编独立1旅，旅长陈庆华。 　 第34军：军长杨澄源，辖196旅，旅长姜玉贞；203旅，旅长梁鉴堂（此两旅包括旅长在内几乎全部牺牲）。 　 第19军：军长王靖国，以三个旅兵力守代县，外加炮兵团附归19军序列，骑兵军以三个骑兵师置于集宁一带。 　 第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120师，师长贺龙分别于平型关、忻口、原平一带展开。另有刘汝明军驻蔚县一带。 　 综上所述，投入平型关会战（9月3日作战计划称晋北战役及平型关会战）的兵力共11个军、10余万人。  3、兵力部署　 ⑴平型关正面。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在大营前指挥孙楚的第33军和高桂滋的第17军及第73师（73师是孙楚指挥的，布防区域与17军连接），布防于平型关、团城口南北线上，右起五台山东北，排列独立旅3旅、73师、独立旅8旅于平型关正面；北面团城口内并列17军的84师和21师各就已设阵地，掩护雁北各部撤入雁门山、恒山以内，先凭险阻击并消耗敌人，再主动向南转移，分从大营、沙河隐入五台山，为南机动兵，待机出击。 　 ⑵雁门关北侧。主战场的北侧依恒山、雁门山为屏障，除置刘茂恩第15军于恒山外，以34军第101师和梁鉴堂旅分守北娄口、茹越口间的已设阵地。重点于繁峙北的茹越口，从太原来的姜玉贞旅到繁峙以北地区归入34军序列。 　 以王靖国19军及方克猷旅到附属山野炮各一团右连接34军扼守五斗山、马兰口、虎峪口至雁门关、阳方口间的已设阵地，保持重点于代县、雁门关间。姜玉贞之独立旅先控制阳明堡，对雁门关重点策应。  　 ⑶决战地带。沙河及繁峙城间地区为决战地带。以刘潭馥200独立旅附山炮营置于沙河镇东，占广大正面，东连孙楚兵团，北连刘茂恩军，对从平型关方面入侵之敌人以逐次抵抗方式诱至繁峙，使之胶着于繁峙城东的主决战阵地前。以第一、二预备军各附一个山炮营于繁峙城的南北线上，以五台山的北台顶、繁峙城垣、恒山顶为支撑点，构成对平型关方面入侵之敌的坚强抵抗阵地。第一预备军在南，保持重点于五台山北麓；第二预备军在北，保持重点在繁峙城，吸引敌人使之胶着于主阵地前，以利于南北机动兵团钳击。 　 ⑷机动兵团。傅作义指挥31军、15军为北机动兵团，从繁峙展开，孙楚指挥以17军为主力的南机动兵团，从团城口一带出击，以孟宪吉旅及73师抄袭平型关，断敌后方。 　 阎锡山把这个部署自诩为“口袋阵”。他特别重视口袋底阵地，亲召陈长捷、郭宗汾两军长到岭口行营，面授要领，并命令他们同到繁峙、沙河间周密勘察主阵地，同时派高参到平型关、团城口、恒山等处，向孙楚、刘茂恩、高桂滋等传达指示，又把屡违节制、不肯力战的原61军军长李服膺拘押起来，以肃号令。
“平型关战役”的主要过程：
1、阎锡山、周恩来会商战役计划，国共军队为御外侮协同作战（略）。  2、团城口激战失守，郭宗汾出击被围（略）。 3、“平型关大捷 ”： 9月14日，115师先头部队进抵大营，派出侦察部队调查平型关地区地理情况和敌情，为平型关歼敌做各种准备。23日，林彪、聂荣臻在上寨召集干部会议，作出初步计划。24日，第二集团军、第六集团军送来“平型关出击计划”，拟定71师附新编第2师及独立8旅一部配合115师向平型关以东的日军出击。 　 24日晚，林彪在电话上同孙楚说：“萃崖（孙楚字），我师已达目的地，准备明日拂晓出击，请你们派部队协助，先把此股敌人歼灭。”孙楚答：“好极了，我命郭宗汾师长率4个团从平型关左翼出击。” 　 林彪师长即命令部队25日零时出发。战士们顶着狂风暴雨，涉急湍山洪，在拂晓前到达了指定地区，把全师主力布置在平型关到东河南镇10余里长的公路南侧山地边缘上。343旅之686团位于白崖台附近，左侧是685团，右侧是687团，口袋底是第33军之独立8旅，115师第344旅，687团断敌退路并打援敌，688团作为预备队。这一部署使得进攻平型关的敌人完全处于包围圈伏击之中。八路军同时又以一部从关沟出发，主动接应郭宗汾的出击部队。 　 此时战士们只着单军装，又破又烂，经半夜冒雨急行军，被汗雨湿透。晋北9月下旬夜间气温已很低（9月19日中秋节，平型关、恒山、雁门关一带曾降大雪），战士们又冷又饿，但伏于湿地、山岩上待命，士气高昂。 　 25日晨5时半左右，敌第一辆汽车进入伏击圈，聂荣臻传令：沉住气，无命令不许开火。等敌后板垣师团第21旅团千余人及汽车、大车300余辆进入伏击圈后，115师某团5连连长曾贤生率全连首先向敌冲杀，用手榴弹炸毁敌人最后一辆汽车。敌人退路被截断，于是拼命冲杀，反复争夺公路两侧制高点――老爷庙。敌人争夺失败，预示着被围歼的灭顶之灾，于是企图冲破独8旅阵地逃命。独8旅把一线配备改为纵深配备，拼死抵抗。 　 激烈的战斗持续到27日白天，敌人终未能冲破包围，敌板垣师团21旅遭歼灭性打击。因为敌人死不缴械，千余日军全部被击毙，我军伤亡也很严重。据阮受贤回忆，115师约有900人伤亡，《抗战以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书认为：我团营干部五人负伤，以下近千人伤亡。第5连百名壮士，凯旋时只剩30多人，连长曾贤生壮烈牺牲。战斗极为残酷，独8旅3个团一个补充营5000多人，损失一个团。 　 平型关大捷，歼敌1000多人，毁敌汽车100辆，大车200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战马53匹，另有其他大量战利品。这是中国抗战开始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心，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它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迟滞了敌人的进攻，迫使敌人进至浑源和保定的一部分兵力转移到平型关方向，因而有力支援了平汉铁路和同蒲铁路友军的作战，使已陷入敌围的出击部分郭宗汾部得到支援，免于被歼之险厄。（注2）
有位当代中国人即余立人君评论说：
“曾经读过一些讨论平型关大捷的文章，但从所见论文到所学习的教见到过把平型关大捷与平型关战役联系起来的说法，甚至历史系本科教材也只是提到平型关大捷，而对平型关战役只字不提。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仅大多数历史系以外的大学毕业生不知道有平型关战役这回事，就是历史系的大多数学生也不知道历史上居然有平型关战役。 　 我们知道，历史真相往往为我们提供历史智慧，提供经验、警示教训，但被遮蔽的历史却只能导致偏见，导致群体的更加愚昧―――不管是有意遮蔽还是无意遮蔽。读过这篇《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我更加深以为念。 　 平型关大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第115师打的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这个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日军最精锐的部队板垣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歼灭性打击，因而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反侵略志气，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馅。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方针的一次辉煌胜利。但这次大捷之得来却不是那么简单。从更广阔的背景看，平型关大捷是平型关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投入总兵力而言，八路军115师投入4个团的兵力，共有大约12000人，大约是平型关战役我方投入总兵力的八分之一；以战略目标而言，这次战斗是为了配合第二战区在平型关地区围歼敌军而进行的一次突袭。 　 综观平型关大战的过程可以知道，没有当时全民族抗战的形势，就不可能有平型关大捷；没有当时全民族抗战全局指导下的华北、西北抗战形势，就不可能有平型关大捷。没有第二战区组织平型关战役，没有总共11个军对进攻平型关地区的各路敌军的分路英勇抗击，就不可能有平型关大捷。没有阎锡山、周恩来、朱德为首的第二战区司令部的统筹计划和统一部署，就不可能有平型关大捷。没有9月23日到9月26日东跑池的孟宪吉旅的浴血奋战，没有9月26日程继贤团全团官兵的壮烈牺牲，没有这些战斗对平型关正面战场的侧翼配合，就不可能有平型关大捷。总之，平型关大捷的确是全民族抗战取得的一次辉煌战果。诚如作者所说，平型关战役整个过程无不闪烁着民族团结精神的光辉。 　 战争时期是特殊时期，对历史的描述不可能不受到战争环境条件的制约，这本可以理解。但战役已结束近70年，我们应该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层面来总结历史，用更全面、更理性的观点来看待历史。（注3） ”　 可以了吗？！就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谁是中国抗战元勋？我们再看看“台儿庄大战”吧，尽管它仅仅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诸多抗战行动之一，但电影《血战台儿庄》为它在大陆“出土”，而扬名于毛泽东不在人间的天下。（注4）
注1：我尊重此君及其他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仅因可以理解的原因，不在此处引其姓名。当代“红卫兵”缺少人性。
注2：以上皆引自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某君专文。
注3：余立人君之评论，恕我出于注1所述原因而不在此标注。
注4：请见明日博文：《8. 毛泽东与“八年抗战”（之二）----“文革”后才醒过来了的“台儿庄大战”》
（（2008年9月16日）
8. 毛泽东与“八年抗战”（之三）
“文革”后才醒过来了的“台儿庄大战”：
在“红太阳”毛泽东病故整10后，一个文化事物的出现，使得几亿大陆中国男女老少多数开始初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台儿庄大战”----
1986年，广西电影制片厂出品了彩色故事影片《血战台儿庄》，“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描写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的电影。”该部电影折射了1938年春，民国政府军在正面战场先后组织40余万军队，以第五战区李宗仁将军（1891---1969年，广西桂林人，曾任民国代总统）为总指挥取得的战役歼灭侵华日军万余人的“台儿庄大捷”，从而一举掀开了尘封多年的“台儿庄大战”面目。
据史料介绍，“日本侵略军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和２７日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它位于徐州东北３０公里的大运河北岸，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扼守运河的咽喉，是日军夹击徐州的首争之地。”（注1）
??? “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４日，日本侵略军濑谷支队向台儿庄发起进攻，与中国守军第２集团军第３１师展开激战。” （注2）
台儿庄战役总指挥李宗仁将军
“日军一部突入东北角，被守军击退。２７日，濑谷支队主力一部突入北门，第３１师与敌展开拉锯战，守军伤亡甚重。２８日，突入台儿庄的日军被第３１师围攻，敌方损失甚重。２９日，李宗仁遂令第２集团军死守台儿庄阵地，并严令汤恩伯部南下，协助第２集团军解决台儿庄之敌。３１日，中国军队将进入台儿庄之敌完全包围。４月３日，中国军队向日本侵略军发起攻击。日军拚力争夺，占领了市街大部。中国军队一次又一次反击，展开街垒战，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市街。双方陷于苦战。６日晚，中国军队全线攻击濑谷支队。战至７日凌晨，除一部日军突围至峰县附近固守待援外，被围之敌全部被歼。” （注3）
（为了纪念与毛泽东的领导、指挥无关的台儿庄大战，特以转载此幅纪念画。作者：佚名（肯定不是斯文汉））
我再以客观立场转引一位当代中国人对“台儿庄大战”的评述（注4、该君撰《台儿庄大战的地位和影响）：
（一）??????????? 实现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目的?
日军侵占南京后，接着便要夺取武汉。徐州位于津浦、陇海两线的交会处，日军欲夺武汉，必须先夺取徐州，攻下徐州后，日军便可以打通津浦线，控制陇海线，就会沿平汉铁路长驱直下，直捣武汉。武汉为战略要地，雄居长江和汉水的交会点，足以控制南北，震撼全国。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准备迁都武汉，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日军攻打武汉的目的，就是要摧毁中国的政治中心，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使中国彻底失去抵抗力，以便尽早结束对华战争，与欧洲德国法西斯相呼应，挥师北上，与德国夹击苏联。取胜后，再南下太平洋对英美作战，以建立日本在东亚和世界的霸权地位。所以，徐州的安稳，直接关系到武汉的安稳，武汉的安稳又关系到全国的抗战前途。所以，徐州的弃守得失，对中日的战局发展至关重要。?  由于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大战取得了胜利，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使日军一时无法打通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进攻武汉的计划就会大大推迟。由于日本的国情决定，它的侵华占领方针是速战速决，而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是，坚持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来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争取最后胜利。台儿庄大战尽管进行了仅仅半个月，可是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及其附近地区，与日军交战时间长达5个多月，充分体现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计划，达到了中国军事当局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目的。这不仅使中国军事当局为后来的武汉会战的部署赢得了充裕的时间，同时，也锻炼了中国军事集团进行大规模的集团作战指挥能力和军事协调能力。特别是5月之后，中国的部队在徐州周围多达60万，能够从容的撤离和转移，从而大大加强了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的战斗实力。所以，在而后的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从徐州会战中汲取不少经验教训，坚持抵抗日军4个半月之久，取得了歼灭日军的重大胜利，进一步削弱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二）为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条件?
?由于台儿庄战场的胜利，日军只好从平、津、晋、绥、苏、皖等各个战场抽调兵力，由4万猛增到30万人。配备各种武器，分六路对徐州进行大合围。这样吸引大批的日军兵力，给上述各省造成了后方空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敌后抗日战场创造了条件。?  在华北，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1937年9月21日《关于独立自主开展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精神，深入敌后，相继占领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三大战略要地，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并以五台山、太行山、吕梁山为依托，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创建了山地抗日根据地，使中共在华北的敌后根据地初具规模。1938年春，八路军挺进冀鲁豫平原，开展平原游击战，为华北乃至全国的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1937年12月2日，国共两党正式达成协议，同意将湘、赣、闽、粤、皖、浙、鄂、豫等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经过多次谈判，才于1938年2月开始下山集中，4月下旬分别在皖南和鄂北集中起来。而此时的华中部分地区已经失陷，台儿庄大战胜利后，日军不得不从华中抽调兵力去徐州，长江沿岸的皖南、皖北、苏南、苏北日军的军事力量都非常薄弱，广大农村成为既无国民党军队，也没有日本军队的真空地带。这就为新四军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中共中央抓住这一契机，命陈毅、张鼎丞、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第一、二支队，深入敌后，在南京、镇江、苏州、广德、芜湖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并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高敬亭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离开大别山区，东进长江北岸的霍山、舒城、桐城、庐江、安庆等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破坏日军由安庆、桐城、舒城至合肥的交通线，袭击日军的后方。张云逸率领新四军第三支队在皖南泾县、南陵、铜陵、繁昌等地开展游击战，破坏日军由南京沿长江西进的水上交通，并不断袭击日军沿江据点，威胁日军的后方安全。?  2?台儿庄大战的地位和影响?? ? ??在山东，由于韩复榘的溃逃，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济南，到台儿庄大战前夕，日军已经占领了山东大部。山东的国民党省政府迁到了鲁西南的曹县以南。省党部迁到徐州。日军所到之处，国民党地方官吏望风而逃。山东省境内一片混乱，日军横行，土匪多如牛毛。在这严重关头，中共山东省委先后在徂莱山、天福山、黑铁山、泰西、湖西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稳定了山东的抗日局面。台儿庄大战，日军集中兵力于鲁南地区，为山东其它地区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条件。?  （三）增强了中国坚持抗战的信心?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极端轻视中国的军事实力，极端轻视中国的抵抗力量，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不堪一击，日本陆相杉山元向天皇夸下海口：只需要一个月就可以解决中国问题。1938年3月，日军之所以狂妄至极，以一、两个师团竟然想打通津浦铁路，攻占徐州，也就是没有把国民党军队放在眼里。他们没有想到武器低劣的国民党军队，以血肉之躯顽强抵抗，打败了日军的现代化装备两个精锐师团，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这一点，极大地震动了日本朝野。日本大本营的作战课长稻田中佐在回忆中说：“得到台儿庄方面出现汤恩伯军团时就担心情况要糟，过于突出的第二军那一部分如不及时收回，就会危险。”这次战役日军开始感到中国军民团结抗战，顽强抵抗的巨大威力。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  ?同时，台儿庄大战增强了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信心。“七七”事变之后，日军长驱直入几乎无往不胜。淞沪之战，中国军队抽调70个师，50万兵力与日军30万兵力血战了三个月，中国军队死伤30万，付出了及其惨痛的代价，最终还是失败了。上海失守，日军进攻南京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使中国30多万人惨死在日军屠刀下，数以万计的妇女遭到日军的奸污，从前线溃退下来的中国军队死伤惨重。随着中国军队的连连失守，中国领土大片沦陷，严重地影响了当时中国军民的士气。亡国论调弥漫于中国社会各阶层，失败的情绪，笼罩着中国上空。在这种情况下，台儿庄大捷打出了国威，振奋了全国的军心民心。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回忆说：“台儿庄捷报传出后，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曙光。全国各界、海外华侨、乃至世界各国同情我国抗战的人士，拍致我军的贺电如雪片飞来。前来观战的中外记者和慰劳团也大批拥到台儿庄区区之地。经此一战之后，几成民族复兴的新象征，我军得此精神鼓励，无不精神百倍，各处断墙颓壁上，都现出一片欢乐之情，为抗战发动以来第一快事。”台儿庄大捷的消息立即传遍整个中国大地，全国军民一片欢腾，奔走相告。当时中国抗日中心城市武汉三镇到处是庆祝欢乐的气氛。晚上，汉口在市体育场举行了15万人参加的庆祝会。在徐州、长沙、郑州、开封、洛阳、西安、广州、重庆等城市，也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祝捷大会和游行。通过广泛宣传台儿庄大捷，增强了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  （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最早开辟反法西斯战场，也是坚持到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国家。中国战场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主要战场。从日军在中国战场投入的兵力来看，也把中国列为主要侵略基地。1937年7月，日本在中国有4个师团，占其总数的24%；1937年冬增至21个，占其总数的88%；1938年冬，则增至32个，占其总数的94%。1945年停战时，日军在中国大陆仍驻扎110万左右的军队，这个数目超过了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各岛的日军总和，相当于全部海外日军274万人（不包括关东军）的1/2弱。8年累计，日军在华战死44.7万人。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死日军总数的113万的39%。为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死亡总数的8倍。日本用于中国的战争经费约121亿美元，相当于全部战争经费340亿美元的35%。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融为一体，成为世界四大战场之一，有力地配合了世界各反法西斯战场作战。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为战胜日本法西斯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仅普通群众（不包括军队）的伤亡即达1800多万人，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  台儿庄大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次重大胜利。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中国的胜利，不仅是为了促进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也是对欧洲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人民的支援和帮助。因此，台儿庄大捷震动了全世界。台儿庄本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镇，几乎一夜之间成为举世瞩目的地方。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国联，引起了强烈的凡响。提高了中国在国联的地位。法国外长庞莱在国家行政院发表演说，呼吁各国援助中国抗战，他说：“中国是值得各国的帮助，接受外国帮助而毫无愧色。”?  美、英等国在抗战初期，对中国保持中立态度。虽然中国政府曾连续发表声明宣言，派使团出访，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呼吁国联和美、英等国对中国的抗战给予支持和帮助，然而，他们却仍以中立的身份出现。美国政府为了不刺激日本政府，曾先后三次发表态度温和的中立声明，并从中国撤走驻华近40年的军队。而美日的贸易却不断上升。从1937年美国对日本的出口达76962.5万美元，其中军需物资都占53%以上。在侵华战争头三年中，日本从美国购得大批军用品。包括制造飞机的全部材料和70%石油，而中国几乎没有得到美英的任何物资援助。台儿庄大捷后，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抗战寄以厚望，把援助中国抗战视为自卫自己的事情。?  台儿庄大捷后，美国大使武官史迪威率领随员视察台儿庄战场，他激动不已的说：“朋友们现在都说，他们认为中国会胜利，我也这样认为”。李宗仁在会晤史迪威时向美国政府建议，乘珠江和印度支那半岛的两岸尚未被日军封锁，抓紧向中国贷款，使中国购买大量的作战物资，运往西南大后方，以防止日军南进，危害美英等盟国在亚洲的利益。史迪威接受了李宗仁的意见。8月30日，美国财政部代表洛辛到武汉与史迪威交谈时，史迪威又重申了李宗仁的观点“美国应当援华，让中国有能力购买武器。”洛辛返回后，在写给财政部长摩根索的报告中说：“史迪威上校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我国政府应该奉行更加积极的政策。我国以提供贷款和军事装备形式帮助中国，对我们本国也是一种很好的防御措施。”摩根索同意史迪威的观点，他力主罗斯福总统向中国提供贷款。同年12月，美国政府通过进出口银行安排了2500万美元对华贷款。?  苏联政府对中国的抗战给予大批物资援助，从1937年10月24日至1938年2月14日，苏联先后向中国援助各种战斗机376架，坦克82辆，汽车400辆，各种武器、弹药价值4726万余美元。苏联的武器援助装备了中国军队，特别是苏联提供的坦克、火炮，对台儿庄大战夺取胜利有很大的帮助。1938年，苏联援助中国的飞机、坦克分别占全年生产总数的6.8%和3.6%。同时苏联还先后派出1500多名军事顾问来到中国。在抗战最初的两年内，中苏航空部队对日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击落日本飞机986架。其中抗战期间就有200多名苏联飞行员牺牲在中国。?  ?1938年7月，美国联合英国共同援助中国。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从此，中国战场成为太平洋战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在美英两国的建议下，设立了中国战区统帅部，蒋介石就任战区最高统帅，史迪威任战区参谋长。这样，中国在反法西斯国际联盟中的地位提高，与美、英、苏国家齐名。被世界公认是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要盟国之一。?  台儿庄大战打响后，中外记者数十人陆续来前线采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等都曾经多次接见记者。中国记者有《大公报》的范长江、《新华日报》的陆贻等20多人。外国记者和友好人士有苏联塔斯社记者谷礼宾斯基、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阿希博尔德，新西兰女作家威尔金森、新加坡《星中日报》记者胡守愚等。这些记者通过报道、评论、照片和电话，热情宣传中国军队英勇抗战，人民踊跃支援前线的事迹，揭露日军的侵略罪行，使世界各国人民更多了解中国，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更增强了信心。?  台儿庄大捷，给世界各国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各国报刊不断以显著位置刊登中国胜利的消息，且纷纷加以评论，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前途作肯定的推断。美国华盛顿报载：“中国在山东方面的胜利，已经打破日本40年来军事胜利的记录，为欧战后军事上又一伟绩。”华盛顿日报说：“华军在台儿庄作战的胜利，较日军在华作战诸次的胜利尤为伟大，增加对日军不失败的信心。”中央社伦敦的4月8日电讯也说：“英人心理渐成转变，都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于中国。”苏联《真理报》说：“台儿庄之役及其他战役的胜利，说明中华民族已经紧密地团结起来了。”德国柏林《哥隆新闻》4月6日发表评论说：“徐州方面中国抵抗之强，殊出人意外，”“使慎理之观察者也不能不承认日军必遭失败。”邹韬奋在《鲁南胜利与欧美舆论》一文中说：“一面只刊载日军在华胜利消息的意大利法西斯报纸，最后也不得不改变口吻，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的战斗精神与人民的爱国心，有了坚强的进步”。法国《巴黎共和报》4月11日发表社论说：“中国战争形势已有转变，而不利于日本，日本只在初期获胜，今后所当进行的工作甚为困难，中国军队在各个战线所采取的游击战，使日军穷于应付，最近，日军军事上失利，不得不抽援军，但日本财政已经不堪负担。”?  台儿庄大捷向全世界人民表明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必胜信心，它使一切关心和支持中国战争的世界人士增强了胜利信心，鼓舞了斗志。中国的胜利，有利于巩固世界和平秩序。应该说，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中国军队和人民率先承担起了反法西斯的重要职责。（注5）? 沉冤多年的“台儿庄大战”重见了天日，但20世纪八十年代自胡耀邦和其后任分别一死、一“赋闲”以后，大陆的官媒又传出了并非来自民间的旨意：“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影片《血战台儿庄》就美化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当然此种非难不是毛泽东本人干的，毕竟他已作为享有全球第四名的水晶棺卧者逾10年矣！
注1、??????????????? 注2、注3：引自某机构资料。
注4、??????????????? 注5：引自某中国研究者专文。? （2008年9月17日）
?9. 毛泽东与“八年抗战”（之四）
???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发生过的大大小小战役、战斗是不胜枚举的，而1950年以后备受折磨的就首推“百团大战”了。当然，它如同在大陆正面战场和敌后的抗战，以及民国政府军的有生力量组成的远征军部队参与的“印（度）缅（甸）作战”，都是毛泽东活着时候的“忌讳”，社会几乎无以所闻，军队既甚少提及又沉浸在“小米加步枪打赢了日、蒋”的老调好弹之中，要么就是吹嘘“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 在“八年抗战”中，他神在哪里？
??? 那我们再来了解“百团大战”、“卫岗战斗”和“印缅作战”等，以便弄清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有关真相！
??? 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
?? “百团大战”又称“晋南游击战”，是指在1940年8月至12月抗日战争期间，由八路军120师、129师和晋察冀军区部队与当地民兵，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为重点的战役。为打击日军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八路军总部决定破袭华北日军交通线。战役发起第3天，参战部队已达104个团，故称“百团大战”（注1）。
??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自1939年冬以来，日军以铁路、公路为支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并企图割断太行、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推行所谓“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交通破击战，重点破袭正太铁路和同蒲路北段，给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
??? 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太铁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蒲两条铁路的纽带，又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八路军的进攻战役首先在正太铁路发起，因此开始称为“正太战役”。??? 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大举破击正太铁路。同时要求对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德石等铁路以及华北一些主要公路线，也部署适当兵力展开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
??? 8月8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达《战役行动命令》，规定：晋察冀军区破击正太铁路石家庄至阳泉（不含）段；第129师破击正太铁路阳泉（含）至榆次段；第120师破击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并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地区，阻击日军向正太铁路增援。要求各部在破击交通线的同时，相机收复日军占领的一些据点。
??? 在这些地区和交通线上，驻有日军3个师团全部、2个师团的各2个联队、5个独立混成旅团全部、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各2个大队、1个骑兵旅团的2个大队，共20余万人，另有飞机150架和伪军约15万人。??? 按八路军总部原来的规定，参战兵力不少于22个团。但战役发起后，由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抗日根据地民众痛恨日军的“囚笼政策”，参加破击战的积极性非常高，因此各部投入了大量兵力，计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9师（含决死队第1、第3纵队等）46个团、第120师（含决死队第2、第4纵队等）20个团，共105个团20余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 当彭德怀、左权在八路军总部作战室听取战役情况汇报，得知实际参战兵力达到105个团时，左权兴奋地说：“好！这是百团大战。”彭德怀说：“不管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 由此，“正太战役”就发展成为“百团大战”。
???? 战役过程：“百团大战”经历了两个主动进攻阶段和一个反“扫荡”阶段：
??? 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八路军在正太、同蒲、平汉、津浦等主要交通线发动总攻击，重点破坏了正太铁路。经过20天的战斗，预定计划全部完成。正太铁路线的路轨、桥梁、隧道、水塔、车站等均被破坏；平汉、同蒲（北段）、石德、北宁铁路以及主要公路也被切断；华北各交通线陷于瘫痪。??? 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上旬）。任务是继续扩大战果，摧毁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各抗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在这段时间里，我晋察冀军区主要进行了涞灵战役，第129师主要进行了榆辽战役，第120师主要破袭了同蒲路。在这些战斗中，八路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我军计划要拔除的敌据点未能全部拔除。??? 第三阶段（10月6日至翌年1月24日），主要任务是反击日伪军的报复扫荡。在这段时间里，八路军先后粉碎了日伪军对太行、太岳、平西、北岳、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 “百团大战”历时5个多月。从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的3个半月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5次，共计毙、伤、俘和投诚日伪军达46480人。其中包括：毙、伤日军35612人，伪军6000人；俘虏日军300人，伪军89560人；日军自动携械投诚者47人，伪军反正者1845人。同时，缴获各种枪5942支（挺），各种炮53门；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破坏煤矿5个，仓库11所。此外，还缴获和破坏了其他大量军用物资。
??? 中共对外一直完全肯定“百团大战”，但内部对“百团大战”的评价却因历史的进程而有变化，彭德怀本人一度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批评，被指责没有完全执行毛泽东的抗战相持时期的军事战役即“山地游击战为主，可能条件下进行阵地战，避免决战，”打成了大规模的“消耗战”，过早的暴露和不必要的牺牲了中共领导的一些抗日力量。
??? 在毛泽东在世的岁月里，国内几乎不搞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活动，“正史”则基本不提及“百团大战”。
??? 然而，当彭德怀在1959年的庐山上挨整伊始至受“迫害”而病故，他指挥的“百团大战”就总是一条“反对毛主席领导”、“不执行毛主席军事思想”的“罪状”。
??? 与此近乎相似，是栗毅将军等人在华东抗战的业绩，犹如从无发生过似的，遑论如东北抗联活动、民国政府军派出远征军的“印缅作战”行动，以及陈纳德率“飞虎队”用生命、勇气和智慧构筑的“驼峰航线”… …等等，又是毛泽东生前可以宣扬的吗？
??? 且容我介绍一下栗毅指挥的新四军“卫岗战斗”：
??? 1938年6月11日，新四军的粟裕接到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的命令，限他三日内率新四军先遣支队赶到沪宁铁路线破坏日军交通。以牵制日军会攻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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