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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42张PPT。隋唐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圩田围田，又叫做圩田。圩，即堤的意思。围田、圩田就是筑堤以绕田的意思。长江中下游地区，许多地方由于临近江河湖海，地势低洼，容易被水淹浸，不利农作，于是需要筑堤挡水。是有圩田的出现。春秋末年，以越族为主体建立的吴国和越国，就在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开始围田了，当时的苏州城附近都有大片围田的分布。楚灭越以后，春申君在吴国故地继续发展围田。至秦汉时期又进一步推广。然而围田的大规模发展却是在唐宋以后。唐宋以后的围田已不是简单的筑圩围水，还有河渠、门闸等水利设施。加上这些水利设施之后，筑圩的作用已不再是简单地挡水，还可以在干旱时开闸引江水进行灌溉，使圩田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给农民带来很大的利益。圩田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大，每一区圩田方园都达数十里至数百里，就如大城市一般，如，永丰圩圩岸周围长二百余里；太平州当涂县的广济圩岸长九十三里；太平州黄池镇的福定圩，周围四十余里；无为州庐江县的杨柳圩周围五十里；宣成县的化成、惠民两圩圩岸共长八十余里；芜湖的万春、陶新、政和三圩圩岸共长一百四十五里。如宣州宣城县的化成圩，水陆田达八百八十余顷；建康府溧水县的永丰圩，有田九百五十余顷；太平州芜湖县的万春圩，一千二百八十顷。唐末五代时期，太湖地区形成了相当完善的塘浦圩田水利系统，因而，八九十年间只发生了一次水灾，农业生产“岁多丰稔”。当时针对太湖地区四周高而中部低洼的碟形洼地特点，采取的技术措施是，首先开浚出海干河，以三江（吴淞江、娄江、小官浦）为纲，提挚七里、十里而为一横塘，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的周密渠网，使整个渠系通流圩田和高田之间；堤岸则高出最高水位。第二，干渠、支渠、海口和圩堤之间，普追设置堰闸、斗门，主动控制旱涝。第三，创制三路“撩浅军”，共八九千人，分区负责养护。第四，检修和创建捍海塘堤，保证内陆水系的完全发展。第五，建立严密的管理和配水法制，执行治水规划，“美言不能乱其法，财货不能动其心”。圩田材料一：1949－1998年，50年间有39 年发生不同程度洪涝灾害，其中特大和较大灾害21次，占53％。就大洪灾频率而言，公元276至1524年，平均间隔80 年；1525－1851年，平均间隔20 年；1852年至1979年平均间隔5 年；进入80年代，每隔3－4 年 1次；进入90年代后，除1990、1992、1997年外，共发生6次较大与大型灾害，平均3 年有2 次大水灾。材料二：唐代的农田水利很发达，据《新唐书·地理志》的统计，全国各州县有各种水利工程二百三十多处，其中有运河、水渠、陂、塘、泾、池、沟、浦、堰、湫、堤、海堤等。长庆四年（824），由白居易主持修建的钱塘湖（今杭州西湖）灌溉工程，是唐代农田水利工程的代表。它由湖堤、涵洞和溢洪堰等建筑物组成。为了排洪，白居易选择南面一段“缺岸”作为溢洪堰，并将所有的涵洞都作为紧急情况下的溢洪通道。这个工程不仅灌溉近湖田地一千多顷，而且灌溉钱塘湖至盐官一带河道两岸的耕地。当天旱河水干涸时，便从湖里放水至官河，再从河中引水灌田。为了管理好这个工程，白居易为它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如专人管理，定时定量；按制度定时灌溉；管理函笕，计划用水；汛期预防，安全溢洪等。农田水利唐代有一部全国性的水利法典——《水部式》，这是唐朝廷为了管理农田水利而颁布的法规。此书早已失传，到清末才在敦煌石窟藏书洞内发现了残卷。由残存文字知道，《水部式》的内容非常丰富，有灌溉用水制度，有灌区行政组织的条款，有处理农业用水与其他用水之间矛盾的规定等。牛耕图1、把长直辕改成短曲辕，犁架变小，便于回转省力2、增加了犁评，使犁箭可上可下，可以适应深耕和浅耕的不同需要3、改进了犁壁，将翻起的土推到一旁，并能翻覆土块，断绝草根生长优点：中国历史博物馆据陈廷章《水轮赋》和王祯《农书》复原　筒车是利用水力驱动的灌溉工具。水轮上所缚竹筒，低可舀水，高可泻水。苗 寨 筒 车南北朝时，饮茶习惯流行于江南。到了唐代特别是到了开元天宝年间，饮茶之风已遍及全国。全国各地茶馆林立，可随时投钱取饮，而且是穷日尽夜，饮之不辍。它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而成为一日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唐代茶叶产地遍及今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等省。茶叶生产已是江南农业的重要部门。由于茶有广大的国内外市场，茶的销路甚广，故各地茶场主都是在进行专业化的商品生产，并且都是大规模经营。793年唐政府征收茶税，当年就征得40万缗，约占全年收入的1/15，可见茶叶在当时政府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开元时，总户数为7417185，元和（公元806 —820 年）时则仅为2368775 户。其中关内道、河南道、河北道都减少很多。如宋州（今河南商丘），元和时的户数仅及开元时的1/20，光州（今河南潢川）的户数仅及开元时的1/30，鄜州（今陕西鄜县）的户数甚至仅及开元时的1/40 。而南方一些主要州郡的户数却大为增加。如苏州增加了48％，鄂州增加了100％，洪州增加了64％，饶州增加了228％，吉州增加了19％，襄州增加了194％，郢州增加了93％，唐州增加了89％，衡州增加了33％，广州增加了15％。当唐玄宗避乱于成都时，第五琦上言，就已指出，当时“赋之所出，江淮居多”。与第五琦同时的萧颖士也曾说过，“兵食所资在东南”；后来韩愈也说过：“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杜牧同样说过：“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甚至店宪宗在所颁布的《上尊号赦》中更公然说：“天宝以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加，军国费用，取资江淮”。这样江淮财富已成唐朝立国的支柱，已成为无可改变的局面。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唐朝在很多地方设有专门制造船舶的工场。据《新唐书·阎立德传》记载，在贞观时，曾命阎立德“即洪州造浮海大船五百艘”。另有记载，贞观十八年（644）曾命“将作大匠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说明洪、饶、江等州都有造船工场。以后，唐太宗想再次征伐高丽，曾“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又在四川“伐木造船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龙朔三年（663）八月，曾下诏“停罢三十六州造船”。这三十六州均系何州，不得而知，但可以得知设有造船的州是很多的。说明唐朝造船业是十分发达的。安史乱后，刘晏为诸道盐铁转运使，计划设造船工场，“乃置十场于扬子县，专知官十人，竞自营办”，每船可载一千石，这是官府经营的大规模的造船手工业作坊。手工业规模大《唐六典》卷二二中对少府监织染署的分工记载是。凡织纴之作有十（注：一曰布，二曰绢，三曰绢，四曰纱，五曰绫，六曰罗，七曰锦，八曰绮，九曰，十曰褐）：组绶之作有五（注：一曰组，二曰绶，三曰绦，四曰绳，五曰缨）；?线之作有四（注：一曰绶，二曰线，三曰弦，四曰网）；练染之作有六（注：一曰青，二曰绛，三曰黄，四曰白，五曰皂，六曰紫）。分工细致《唐六典》中说：“凡绢布出有方土，类有精粗，绢分为八等，布分为九等。”锦有大张锦、软瑞锦、竭凿六破以上锦、透背及大锦、长行高丽白锦、半臂锦、杂色锦等，绫有独窠文绫、独窠司马绫、两窠细绫、四尺幅及独窠吴绫、瑞绫、白编绫、小文字绫等。花样繁多，有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孔雀、仙鹤、辟邪、芝草、双胜等。品种繁多葡萄酒的制作技术，是唐太宗从高昌取得的。据《南部新书》丙卷中说：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蒲桃种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唐太宗派使臣到天竺摩揭陀国学习制糖技术，使原来的制糖法有所提高。《新唐书》中说：“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榨沉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旧唐书·李皋传》说：（李皋）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踏之翔风鼓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车船可说是现代轮船的始祖。在欧洲，直到十四世纪才在船舶制造中产生了这种设计思想。外来手工业技术技术水平高超隋五牙战船模型绛色轻容纱花鸟纹锦唐秘色瓷八棱瓶 唐五瓣葵口秘色瓷茶碗唐五瓣葵口秘色瓷盘唐代越窑秘色釉葵花式瓷碗瓷 法门寺出土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是商业活动的大动脉。在南方，更是河流纵横，湖泊颇多，交织成为巨大的水道网，把沿岸及内地的许多城市联结起来，构成“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的态势。内河航运唐朝时的海上运输，也已经初具规模。唐太宗起兵攻高丽时，即曾由海上转输粮饷。在平时，也有海上运输。《旧唐书》载，唐玄宗开元年间，“沧州大风，海运船没者十一二，失平卢军粮五千余石，舟人皆死”。开元以后，两浙、山东、河北、福建、岭南沿海的海运，更加发达。海上运输唐朝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有五条干线通向四面八方：一是自长安经洛阳至汴（河南开封市）、宋（河南商丘市），这是东路；二是自长安经岐州（陕西风翔县）、成都，达西南各地，这是西路；三是自长安经荆（湖北江陵县）、襄（湖北襄樊市襄阳城）达长沙、桂林，再南至安南或广州，这是南路；四是自长安经太原，出娘子关至范阳（北京市）或沿黄河东进转北，沿现在的京广线至范阳。这是北路；五是自长安经邠州（陕西邠县）、凉州（甘肃武威县），再西到西域诸国。陆路交通在各主要交通线上都设有驿传，每30 里有一驿，驿有旅馆、驿卒及车、船、马、驴等交通工具，以备传递公文和官吏往来、商贾行人租用。酒食丰足、社会安定，远行数千里，无须携带兵器。唐玄宗时全国有驿路达四万多里，共有1643 所驿站陆驿1297 所，水驿260 所，水陆相兼之驿86 所）。唐中期主要商业城市和交通路线开元通宝，亦称“开元钱”，古钱币名。《旧唐书．食货志上》“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即开元通宝钱始铸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 开元通宝钱中的“开元”有三层含义，一是创始、缔造和开辟新币之元之意；二是开国、立国、建国的意思；三是“开元”本身的含义。东汉文学家、史学家班固的《东都赋》中针对汉朝开国就用过“开元”两字，夫大汉之开元也，夺布衣以登皇位。而“通宝”即通行宝货之意。唐初开元通宝钱文是由欧阳询捐文和书写的。他的书法险劲刻厉，世称“欧体”。 金朝有诗云：“金钗坠后无因见，藏得开元一捻痕”，说的是开元通宝背面有一月纹（也称甲痕），是某一铸钱部门添加的，以作为验证的凭据。而后世藏家则以月级判断其收藏价值，以“三月”、“四月”和“宝”后月纹较为珍贵。是某一铸钱部门添加的，以作为验证的凭据。而后世藏家则以月级判断其收藏价值，以“三月”、“四月”和“宝”后月纹较为珍贵。 半两钱五铢钱开元通宝秦 — 汉武帝汉武帝 — 唐高祖唐高祖 — 明末隋唐时期，为远距离和大宗商品交易服务的邸店，在各大商业城市不断兴办。邸店的含义，唐初在法律上作了这样的说明：“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实则以后邸店并没有这样严格的区分，往往都兼营堆货、交易和商旅住宿。如长安西市秤行之南，大商人窦在这里“造店二十余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要。店今存焉，号为窦家店”。窦所为大概就是商店兼营旅馆。由于邸店获利丰厚，贵族官僚纷纷开设邸店。玄宗时曾下令“禁九品以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但实际无法禁止，后来宣宗时只好敕令：“公主家有庄宅、邸店，宜依百姓例差科。”规定贵族官僚的邸店跟百姓一样交税，由此可见，那时不但邸店越来越多，而且很多邸店都是贵族官僚开设的。邸店唐后期，各大商业城市都出现了具有信用性质的柜坊。柜坊也叫僦柜或寄附铺。商人将钱币存放在柜坊中，柜坊根据商人所出凭证代为支付，收取一定的柜租。柜坊的出现时间，当在德宗以前。德宗初年，曾向僦柜借1/4 的钱以供军用。初时柜坊代客保管钱物，以后还可收买贵重物品，甚至连奴婢、牲畜都可以寄放。商人取钱取物，既可凭票据，也可以信物领取。柜坊柜坊《太平广记·张老》述：“（张老对妻兄韦义方说）兄若无钱，可于扬州北邸卖药王老家取一千万，持此（席帽）为信。……（韦）乃往扬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当肆陈药。韦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韦曰：‘张老令取钱一千万。持此帽为信’。王曰：‘钱即实有，席帽是乎？’韦曰：‘叟可验之，岂不识耶！’王老未语，有小女出青布帏中，曰：‘张老常过，令缝帽顶，其时无皂线，以红线缝之，线色手踪，皆可目验。’令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载钱而归。”从这个故事可得知，柜坊也可由其他商店兼营。中唐以后，在一些城市中出现了夜市，尤其是南方，更为突出，长安早就有夜市，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文宗曾下令：“京夜市，宜令禁断”。估计无法禁断。扬州也有夜市，晚唐诗人王建描写扬州说：“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升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苏州也有夜市，杜荀鹤诗曰：“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张籍说广州“蛮声喧夜市”。大都会之外，中小城市也有夜市。闾丘晓诗曰：“夜火连淮市，春风满客帆”。张籍诗曰：“夜市连铜柱，巢居属象州”。另外从白居易诗“灯光穿村市，笙歌上驿楼” ，以及李商隐“巴西夜市红守宫，后房点臂斑斑红”的描写来看，乡村市集也有夜间进行贸易的。夜市在离州县治较远，但交通便利的地点，也因商业活动的需要而自然形成了一些市，这种市称为草市。据资料记载，唐昌（今四川崇庆县）建德乡草市，旗亭旅舍，屋屋相连，珍贵的货物都有，享用的器具全备，成为兴盛的商业区。《唐会要》载，德州安德县与齐州临邑县接壤处有一灌口草市。唐人诗文和小说中，也多谈到草市。此外，岭南有墟市，西蜀有亥市，北方有集市，许多地方有庙会，都是出售货物的场所，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交易的市场。唐朝后期，在水陆要道或津渡之所，兴起了更多的草市。这些草市有的交易繁盛，“富室大户，多居其间”，有一些后来发展成为县城。草市扬州 “富商大贾，动逾百数”，大商人的财产也是多得不可数计。如江陵的郭七郎，“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买易往来者”。唐末，长安的王酒胡不仅纳钱30 万贯，助修雀门，而且又以10 万贯修缮安国寺，足见富商大贾的活跃。官吏和军将也有很多参加了商业活动。如许多贵族官僚纷纷设置邸店等，以获取丰利。以致玄宗时就曾下令：“禁九品以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但无法禁止。。地方上的节度使、观察使也多做生意，《唐会要》载：“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商人众多唐朝市场上还活跃着许多少数族商人和外国商人。《资治通鉴》载：长安的回纥和西域商人经常以千数，他们在这里“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回纥商人常“驱马市茶”。广州的外商很多，据载，黄巢破广州时，杀死外国商人12 万至20 万人。此说法虽夸大荒诞，但却反映广州的外国商人确实很多。此外，新罗、日本商人活动于明州、扬州、楚州等处的，数量也不少。胡商俑商人众多大明宫含元殿复原图大明宫麟德殿模型当时人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扬州就是江淮的中心。江淮是继黄河中下游地区之后形成的富庶农业地区，当地上供的漕粮是皇朝都城不可须臾稍离的。这些漕粮大都集中到扬州才上运至长安，就是从长江以南远逾五岭运往长安的漕粮也都要经过扬州城下，从而更增加由扬州运出漕粮的数量。扬州周围不仅富产粮食，而且大量产盐，唐代最重要的理财官员盐铁使就驻在扬州。刘晏为盐铁使时，于扬州周围产盐之地设四场十监以相治理，据说每岁所得的钱财，可“当百余州之赋”。扬州重要的物产还有锦和铜器，扬州的镜最为有名，镜就是以铜制成的。天宝年间，韦坚主持漕运，以东南各地的船舶载着运到长安的奇物宝货。其第一船就是广陵郡的，船上所载的是广陵郡出产的锦、镜、铜器、海味。韦坚所征集的还有别郡的船舶，所载的奇物宝货似都不如扬州的珍贵。扬州的富庶天府之国的称道，粮食产量的丰富应为主要的因素。丝织品以蜀锦最为有名。成都早有锦城之称，就是以当地产好锦的缘故。益州的物产还有麻、茶和纸。益州的麻虽不如蜀锦的有名，也列在贡品之中。唐肃宗时，第五琦清以吴盐、蜀麻、铜冶皆有税。蜀麻能与吴盐、铜冶并列，可见所产的不仅质量高，而且数量也是很多的。蜀茶产地不少，皆在益州的周围。益州所产的大小黄白麻纸也有名当世。当时官府文书和朝廷诏敕规定要用益州所贡的纸张书写，唐玄宗时还规定甲、乙、丙、丁四部书皆以益州麻纸写成，以便于收藏。益州的富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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