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简介

第九单元 具有警示意义的世界文化遗产
素材
世界文化遗产──戈雷岛（英文名称：Island of G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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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国：塞内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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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世界遗产目录时间：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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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43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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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及作用：奴隶交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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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Ⅵ）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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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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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雷岛濒临塞内加尔海岸，面向达喀尔，自15-19世纪，相继被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占领，是非洲海岸最大的奴隶贸易中心。岛上隐露的奴隶居住区和装饰华丽的奴隶贸易场所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得戈雷岛的建筑极具特色。今天，戈雷岛既是人类发掘研究的考古遗址，也是旅游胜地和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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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会中国代表就消除种族主义的3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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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的种族主义正在不断蔓延，中方对此深感忧虑，希望国际社会采取果断措施彻底铲除这一人类社会的毒瘤。我们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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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西方国家应充分重视种族主义问题，并为根除种族主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西方国家对种族主义危害性的认识以及采取的措施都远远不够，这是造成当前种族主义泛滥的根源。根源不铲除，种族主义就不可能消灭。中方呼吁西方国家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拿出勇气与魄力，为消除种族主义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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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际社会应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同时大力倡导种族平等、和谐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贫富差距、种族不相容是产生种族主义的重要原因。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西方国家都在减少贫富差距、实现种族和谐方面负有主要的责任。国际社会应加大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力度，同时加强对民族平等与和谐的宣传和教育，遏制种族主义蔓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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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联合国应进一步加强对反对种族主义工作的支持。联合国为消除种族主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设立“有效落实《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政府间工作组”、“非洲裔人问题专家工作组”、“五人独立专家小组”和当代形式的种族主义报告员，这些机构或机制为消除种族主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影响和作用受到了很大限制。因此，联合国应从财力、人力及宣传上加大对上述机构和机制的支持力度，使其得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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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种族主义世界大会的召开曾令国际社会为之一振，人们期望各国政府以此为契机最终能清除种族主义。但令人遗憾和失望的是，近4年过去了，种族主义非但未能得到遏制，新形式的种族主义反而不断出现，种族主义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如再不断然采取措施，“新民族优越论”、“新纳粹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等极端种族主义将再次给人类带来灾难。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即将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今年，强调这一点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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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2005年3月21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腊翊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人权会）第61届会议关于种族主义的议题讨论中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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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世纪的西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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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非沿海的广大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已达到相当水平，奴隶制关系已有相当发展。据估计，18世纪末，奴隶在总人口中占相当大比例奴隶的占有者主要是有权势者和商人，即国王、首领和贵族。他们垄断性地占有奴隶，因为只有贵族才允许经商，才能从事奴隶贸易。西非沿海地区的奴隶分成不同等第：（1）俘虏，即因战争、袭击或其他原因被抓捕为奴的人，处境最为悲惨。（2）普通奴隶，即通过市场及其他渠道进入主人家庭，主人决定收留的奴隶。（3）家生奴隶，即普通奴隶所生子女。（4）被释放的奴隶。即通过金钱赎买、主人临终释放和皈依伊斯兰教等方式获得自由的奴隶。获释奴隶可用全部时间耕耘小块土地，或从事其他职业，收入全部归己。但他们作为主人家庭的亲属或晚辈支系，仍参与主人家中的一切重大活动，同主人家庭仍保持一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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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奴隶贸易的发展，富有的混血种奴隶商人出现了。他们拥有大量奴隶，有的还拥有奴隶村镇，拥有大型的奴隶种植园和奴隶手工作坊。有权势者主要通过战争和袭击、司法和超司法程序、绑架及各种经济手段取得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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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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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洲人来说，近几个世纪来，非洲最有价值的就是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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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年，葡萄牙人向新大陆运送了一船奴隶，这次冒险非常成功，因为南北美洲，尤其是甘蔗种植园，迫切需要劳力。奴隶市场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其他几个国家也卷入奴隶贸易，以便分享厚利。控制奴隶贸易16世纪时是葡萄牙；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荷兰；18世纪时则是英国。大约40个要塞分布在西非海岸，用来防御敌对的贸易国，用来关押运往美洲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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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贩子最典型的贸易就是三角贸易。第一段航程是满载货物的船只从本国港口驶向非洲，这些货物有五金、布匹、火器、盐、酒等。然后把这些货物换成奴隶。奴隶无须进入内地在沿海港口就可获得。船沿着中间航路驶过大西洋，通常要在公海上颠簸6—8周才到目的地，如果风向不利，那时间还要更长。最后一段航程是船只满载种植园的产品糖、烟草、糖浆、稻米返回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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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南非美洲的大约奴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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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地区
1451—1870
英属北美洲
399 000
西属美洲
1 552 100
加勒比海地区
3 793 200
巴西
3 646 800
总计
9 39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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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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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和欧洲奴隶主以及其他的非洲人以上百万的数目抓走奴隶，村庄被掠夺，家庭被拆散。俘虏们被迫在酷热和大雨中赶路，他们被用绳子或分叉的树枝拴在一起，穿过茂密的丛林和干燥的草原，忍受着蚊虫叮咬的痛苦。如果，奴隶筋疲力尽，走路踉踉跄跄，就会遭到毒打。如果奴隶实在走不动，等待他们的是一刀杀死和一棒打死。到达沿海地区的幸存者像牛一样一丝不挂的被赶到市场，然后烙上卖主的名字被塞入独木舟送到沿海的阴暗狭窄的奴隶要塞中（如戈雷岛）等很长时间，被塞在臭气熏天的牢房里，根本就没有窗户或像样的通风设备。虽然掳掠他们的人尽量保持这些贵重的商品的上市条件，许多人还是死了。一旦交易敲定，他们就被赶到甲板下面，待在粗糙木板拼制的货舱里。这期间货舱粗糙的地板会造成严重的擦伤。疾病流行。在中间航程中，奴隶的死亡率从10%—55%不等，这取决于航程的长短、流行病出现的次数、奴隶待遇的好坏。奴隶的饮食标准一般是24小时送一次玉米和水。如果奴隶绝食就会遭到鞭打，鞭打不奏效，就会用通红的烙铁强迫他们进食。由于通常处在肮脏的环境中，因此当流行病发作时，生病的奴隶便被扔到海里，奴隶不愿忍受苦难跳海的事情屡屡发生。因次，奴隶贩子不得不在甲板装上网，以防自杀。在目的地奴隶不是被全部出售，就是被圈起来零售。在种植园，奴隶的寿命平均只有7年。据估计，在1700—1807年间仅英国奴隶贩子就从利物浦、布里斯托尔和伦敦穿过大西洋运送了300万非洲奴隶。大部分被欧洲贩奴者运到海外的非洲人最终到了加勒比海或拉丁美洲的种植园里；一小部分被送到美国南部，随着奴隶贸易获利增加，这里的奴隶数目也在增多。奴隶贩子们以无数奴隶的生命为代价聚敛了大量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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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贸易的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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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奴隶贸易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它是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首先，工业革命对自由劳动力需求增强。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进入工业革命。19世纪初，美法等国也相继开始了工业革命。为此，工业资本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庞大的自由雇佣劳动大军和广阔的国外市场。然而，奴隶劳动力缺乏人身自由，其行动完全受奴隶主的控制与支配，因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继续存在势必直接妨碍自由雇佣劳动大军的形成。此外，奴隶由于失去自由，不但缺乏生产积极性，而且经常破坏工具、捣毁机器，因而生产效率极其低下。奴隶贸易的存在也给开发非洲带来难题。非洲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是西方理想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奴隶贸易把大量非洲劳动力强行贩运海外，造成非洲人口凋零。因此，只有废除奴隶贸易，才能就地利用非洲劳动力，开发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才能使非洲成为稳定的商品销售市场。其次，黑人的反抗斗争动摇了奴隶贸易的基础，加速了它的衰亡。非洲人民的反抗斗争贯穿于奴隶贸易的全过程。在非洲本土，酷爱自由的非洲各族人民不甘沦为奴隶，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狠狠打击了奴隶贩子的活动。在贩奴途中，奴隶暴动屡见不鲜在美洲等西方殖民地，非洲黑奴不堪忍受种植园奴隶主的虐待和摧残，经常采用怠工、破坏工具、逃亡和起义等方式进行斗争。第三，西方各国废奴运动的兴起，给奴隶贸易和奴隶制以有力的冲击。18世纪后半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变迁，随着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罪恶日益为人们所认识，社会各阶层中要求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呼声不断高涨。西方各国废奴主义者及其组织积极活动，举行群众集会，发表鼓动演讲，出版报刊，撰写专著、文章，猛烈抨击罪恶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制，促进了废奴运动的广泛开展。总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奴隶贸易由兴变衰的根本原因，而黑奴的反抗斗争和废奴运动的高涨则直接加速了奴隶贸易的消亡。在这些因素的制约下，西方各国提出禁止奴隶贸易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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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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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雷岛是由隆起的玄武岩形成的山丘。岛南北长900米，东西长300米。从新石器时代起，非洲人就经常光顾小岛。1444年，葡萄牙人迪尼斯·迪亚斯到达该岛，这块非洲领土与欧洲首次建立了联系。戈雷岛成为渔夫的天下。戈雷岛的第一个名字取自1481年在此建立教堂的葡萄牙人菲亚德帕尔马，不过他从未将该岛占为己有。这个火山岛的优越地理位置为欧洲人进入非洲提供了便利：它是奴隶船的理想交接站，躲避内陆袭击的理想停留地，岛上还有一眼清泉。直到1580年被西班牙抢占之前，戈雷岛一直被葡萄牙占有。没过多久，荷兰促使戈雷岛摆脱西班牙的监护，接管了这块本属于葡萄牙的非洲领地。1627年，荷兰首先在该岛建立永久居民区。取消了小岛的原有名称，改称戈雷岛(戈雷港)。荷兰人修建了两座要塞：奥兰治要塞建于城中，拿骚要塞建在山坡上。50年后，法国占领戈雷岛，直至塞内加尔独立。其间有30年的时间，戈雷岛被英国占领(1693年，1779—1783年，1800—18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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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雷岛的大部分房屋建于18世纪下半叶。其中有建于1756年的妇产医院、威廉·蓬蒂学院(1770年商人拉法耶特所建)、维多利亚—阿尔比斯剧院(1771年建)，遭到破坏后改建成露天剧场，还有1782年修建的长老会修道院。舍瓦利耶·德·布夫莱尔就任塞内加尔总督后(1785—1787年)，岛上修建了其他建筑，其中有著名的奴隶堡(1786年)。1800—1817年，戈雷岛最后一次被英国占领。英国人禁止奴隶贸易，然而戈雷岛却利用冈比亚和大英帝国间的非法奴隶走私，获得经济飞速发展。直到1807年英国政府废除奴隶贸易，戈雷岛一直是奴隶贩运的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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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戈雷岛成为法国在非洲的海军基地指挥中心。特别负责追捕奴隶船。1846年7月20日，蒸汽动力小型护卫舰奥斯特拉利号将250名奴隶卸在戈雷岛上。这些奴隶是从卢安果港(安哥拉)海岸捕获的奴隶走私船艾里济亚号上接管过来的。获得自由的奴隶住在公园中搭建的棚屋里，在戈雷岛度过三年时光。之后他们被法国海军南大西洋舰队指挥官爱都阿赫德安置到加蓬，在那里他们兴建了利伯维尔城。19世纪初叶，戈雷岛经济达到鼎盛。岛上修建了大约100多座房屋，但已不是茅草顶了。由于岛子太小，容纳不了更多人口，许多人迁移到非洲大陆。1857年达喀尔的建立最终决定了戈雷岛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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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青《黑色的礁石》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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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堡的后面，有一个像洞口似的小门，这里，面向大海，是奴隶们被赶上船的地方。我从洞门口探身向外观看，只见眼前一片零乱的黑石，一堆堆肮脏的垃圾。风急浪涌，乌云迫岸。几只苍鹰在这里落下又飞起，一直在上下盘旋。这一幅凄凉的画图，仿佛使我看到了当年黑奴们被捆绑上船的情景，看到了一具具黑奴的死尸从这里被抛进了海里……我想，难道这些贪婪的秃鹰还在寻找当年黑奴们的尸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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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堡内到处贴满了来自世界各地参观者的留言，其中有血泪的控诉，也有正义的声讨。他们写道：“先辈们，你们的牺牲不是无益的，而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非洲大陆的悲惨历史告诉我们，要有献身精神，武装起来，捍卫我们的自由!”“人们可以把一个人从一个国家掠夺走，但谁也不能把一个国家从人民的心目中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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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岛上环游一周，看到在岛的四面都残存有当年修建的炮台和岗楼。毫无疑问，这是防止黑奴逃跑的警戒，也是为了对付任何来自海上的袭击的。据资料记载，当年葡、荷、英、法等国殖民主义者都先后夺占过这个岛，并修建了许多奴隶堡，整个岛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牢房，奴隶堡应该正名为奴隶岛。西方奴隶贩子们选择这个岛作为贩奴基地，看来曾煞费过一番心机。一方面，四面环海的孤岛便于囚禁黑奴，另一方面这里正是从西欧通向美洲的必经之路，更有利于他们进行罪恶的交易。几个世纪以来，欧洲殖民主义者依仗着自己的枪炮，把大批黑人作为商品奴隶卖往美洲，接着又把美洲的原料和经济作物贩回欧洲，所谓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和财富，实际上是建筑在无数黑奴的白骨堆上的。这个岛就是这一血泪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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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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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是指在自然体质特征上具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如肤色、眼色、发色、发型、身长、面型、鼻型、血型等)的人群，也称人种。种族主义者以人在自然形态方面的外在表现的差异来解释世界各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并认为白种人是高等种族，有权统治其他种族。这实在是一种十分荒谬而又极其危险的论调，会对人类的发展与繁荣构成威胁，并且已经在历史上给人类造成极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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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就把种族主义的论调作为掠夺和侵略新大陆的理论依据，大肆掠夺和屠杀黑人，并把黑人像牲口一样贩运到美洲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并被看作是他们白种人的奴隶。在400年间，仅非洲就有约1亿黑人被屠杀或贩卖。在美洲，欧洲移民大肆屠杀印第安人，使其人口锐减，并被驱赶到很小的几个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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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就宣布亚利安人为高级人种，有权统治世界。法西斯大肆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使犹太人濒临灭绝的危险，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是劣等民族。日本帝国主义也曾宣称大和民族是世界优秀民族，应当领导世界。种族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已经够大的了，然而，当今世界上仍然有一些人没有认识到种族主义的反动性和荒谬性，种族主义仍然有其存在的市场。南非就一直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直至1994年才取消，然而种族歧视仍然不时引发社会问题。在美国也仍然存在种族歧视，常常引发起社会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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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白[美]H．J．德伯里著，王民、王发曾等译《人文地理学──文化、社会与空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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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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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希特勒1939年1月在德国国会的讲话，其中提到:“如果欧洲和欧洲以外的金融界国际犹太主义者要把各国人民推进一场世界大战的企图能够得逞，那么，战争的后果将不是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化，从而使犹太主义取得胜利，而是欧洲犹太民族的毁灭。”战争爆发后，纳粹政府便借口英国政府不肯合作，无法将犹太人再驱赶到马达加斯加，于是开始对犹太人实行肉体上的最后解决。最早提出“最后解决”的是纳粹党和国家的第二把手赫尔曼·戈林。还在1938年，希特勒已经任命他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高协调人。1941年7月31日，他致信中央保安总局局长海德里希，委托他尽快制定出对犹太人“最后解决”的计划：“为扩大我1939年1月24日委派给你的关于尽快在最方便的时候通过移民或转移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任务，兹指示你在组织后勤和物资方面做一切必要的准备，以便彻底解决德国在欧洲势力范围内的犹太人问题。有些涉及其他政府部门权限的地方，要与之协商。我还指示你迅即交给我一份说明为实现设想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所必须的组织措施和行动措施的全面计划。”在信中，戈林并指派海德里希去执行“全部和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重大任务。不久，外交部的阿尔布莱西特博士、鲁特尔、魏兹泽克，内政部国务秘书施图卡尔特和总顾问格罗布克，司法部国务秘书弗莱斯勒博士，根据海德利希的要求，均提交了关于犹太人问题最后解决的详尽方案。当年年底，海德利希向希特勒和戈林呈交了对犹太人进行最后解决的详尽方案。同年11月29日，海德利希向相关部门国务秘书及以上级别的官员发出宴会请柬，试图举行一次专题会议，以便就如何执行犹太人最后解决问题达成共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次会议直到1942年1月20日才得以召开。这就是给欧洲犹太人带来悲剧性后果的万湖会议。1942年5月20日，海德利希受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委托，召集党和国家各有关部门、党卫军各大员在柏林西南郊的万湖别墅区国际警察总部大楼，召开了在纳粹迫害犹太人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万湖会议。与会者包括内政部国务秘书施图卡尔特博士，司法部国务秘书弗莱斯勒，东方领土部部长代表梅耶尔博士和莱勃兰特博士，四年计划国务秘书诺伊曼，外交部副国务秘书鲁特尔，波兰总督区代表比勒博士，纳粹党中央办公厅官员、党卫军少将克罗普费尔，帝国内阁代表、部长级主管科里钦格尔，中央保安总局代表、秘密警察总监海因里希·密勒，中央种族与移民局代表、党卫军少将霍夫曼，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代表。党卫军中将舒恩加特等单位的负责人以及保安警察和保安勤务处驻拉托维亚和奥斯特兰地区总负责人、党卫军上校朗格博士总共16人。艾希曼则充当这次会议的秘书,为与会代表准备了有关统计数字和相关材料。海德里希主持会议，向与会者传达了戈林的指令，并向在座的各部门高官说明，元首和戈林特意选他负责执行“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当某位代表询问实施“最后解决”犹太人的区域范围时，海德里希解释说：“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涉及到1 100万犹太人。在德国旧有的版图上，还剩下13万余犹太人，在俄罗斯还有500万，乌克兰是300万，在波兰总督区还有225万，在英国还有30多万。”意即包括德国和整个欧洲被占领地区。海德里希接着阐明了“最后解决”的具体运作办法：“移居的办法已经失败了，谁也不想要这些犹太人，美国不要，英国也不要，其他国家也不要。再说，要把他们，特别是东欧犹太人从瘟疫流行的村镇里赶出去，我们的后勤负担不了。所以必须加快步伐，把他们迁移到东方去──主要是波兰……这些被迁居的犹太人，可以作为劳动力使用。把有劳动力的犹太人按性别分开，编队送到波兰等地去筑路。许多人在这样的劳动中肯定会受到自然淘汰。剩下来终于能活下来的人，可能是犹太人东山再起的祸根，必须受到相应的处理。”代表波兰总督区的国务秘书比勒博士在会上提出，波兰犹太人将近250万，这些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不是送走的问题：“我只有一个要求，必须尽快解决总督区领土上的犹太人问题。”比勒还认为，海德里希关于强令犹太人干活直到把他们拖垮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波兰的大多数犹太人贫病交加，根本不能从事劳动。艾希曼的答复是，要建立新的集中营。至于处理东欧原有的犹太人的途径，则是在入侵苏联时即已采用的特别行动队的办法。这次会议使纳粹党政军各部门统一了思想，决定尽快从肉体上灭绝全欧洲的犹太人，首先是灭绝犹太人当中不具备劳动能力的老少病弱。他们一致通过了海德里希提出的一个把全欧洲犹太人一律关押到波兰东部集中营加以灭绝的秘密计划；同时根据希特勒本人的要求，对于“全部具有劳动能力的犹太男子和妇女”暂时予以豁免。这一原则以后便成为纳粹集中营、灭绝营对犹太人进行“挑选”、分类管理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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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先冲进去──前苏军官忆解放奥斯威辛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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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27日，在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活动上，前苏军退役上校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格罗马茨基讲述了自己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经历。格罗马茨基当年与同伴一道偶然发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并且下令砸开了集中营大门上的锁头，最先冲入了这个“死亡营”内部。据格罗马茨基回忆，1945年1月26日，他所在的部队对波兰南部城市阿乌什维茨城发起了攻击(即奥斯威辛城。“乌什维茨”是“奥斯威辛”的德文名称──译者注)。到处都是石头房子，到处都是冲锋枪和狙击手。战士们一边投掷手榴弹一边前进。有时由于进军速度过快，甚至把德国人都扔在了后方。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向西挺进，而且越快越好。在争夺阿乌什维茨城的战斗中，格罗马茨基手臂负伤，受轻伤的还有两名战士。城外就是树林。突然，一排子弹朝他扫射过来。他所在的连队顶着炮火朝前移动，就这样移动了大约一个小时。三名战士牺牲了。快到下午4点钟的时候，和地图标的不一样，树林突然消失了，战士们发现眼前有一片不知是干什么用的建筑物，四周还围着铁蒺藜。“我们搞不清楚我们发现了什么。我们丝毫都不知道阿乌什维茨城外有个集中营，更不知道那里发生过什么事情。”格罗马茨基回忆说，德国的自动枪打来了几排子弹，随后是一片寂静，看不见一个人影。“只看见大门上着锁，我甚至不知道这究竟是大门还是别的什么门。于是我下令砸烂锁头。”“刚进去的时候，我们什么人都没看见。向前冲了200米的样子，我们看见大约有300多个身穿竖道囚服的囚犯朝我们这边拼命地跑了过来。我们马上警觉起来，因为事先就有人警告过我们，德国人有可能换掉军装……但是，看出来了，他们真的都是些囚犯!”“我永远也忘不了同他们见面的那一幕：他们哭着、喊着跑过来拥抱我们!一位妇女甚至试图拿她不知道怎么藏起来的那么一点点糖果招待我们……那时我才19岁，已经参军两年多，曾亲眼目睹过无数战友的牺牲，可我从未见到过如此让我揪心的场面!”“他们告诉我们：有数百万人在这里被毒死、烧死。我至今记得，他们告诉过我，光是母亲推小孩用的那种儿童车，从奥斯威辛集中营用火车往外地运，就拉走了12车皮!他们还把焚尸炉的烟囟指给我们看，告诉我们那儿就是烧死人的地方。他们还希望我们能够参观一下整个集中营。我只看了几眼他们居住的棚子。”随后一名通讯兵跑过来告诉他：有一批德国人正在从北面半公里以外的地方朝集中营这边压过来。格罗马茨基当即就率领他那个排投入了打退敌人进攻的战斗。解放之后，格罗马茨基再也没有回来过奥斯威辛。然而，正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这段经历成了他对战争年代的主要回忆。在回忆的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我在前线总共呆了9个多月。1945年3月30日，我在拉季博尔受了重伤。哪个战士牺牲了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战斗。对此，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杀害孩子，屠杀无辜的平民,我是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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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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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万个各类集中营中，奥营囚禁犯人的规模是最大的，每天有18万—25万名囚犯在这里生活(其实是在受罪)，到1944年夏最盛时，高达43万人以上；它杀害囚犯的数量是最大的，是唯一一个杀人逾百万的灭绝营。它处死犹太人的方式是最为骇人听闻的；它折磨囚犯的手段是最惨无人道的，它给予囚犯的生活待遇是最为恶劣的，因此奥营中囚犯的残存率也是最低的，大概只有3%—5％。这不仅低于设在德国的各个集中营，也低于设在波兰和其他占领国的集中营。奥斯威辛集主营里驻有集中营长官处、管理处，党卫军司令部、政治部，医学试验中心以及为德军服务的军工企业；二号营的主要职能就是杀人，其主体部分是使用现代化技术杀人和焚尸；它下设几个支营──雷斯科蔬菜营、哈尔麦策养禽营、布达农业营和化学试验室，还有主要供对囚犯进行绝育手术的医院；三号营主要由一系列化工企业及相关试验室组成；它也设立了一些小型集中营，囚犯们在此进行合成汽油、人造橡胶、水泥的生产，并从事建筑和采煤等劳动。奥斯威辛集中营最令囚犯和外界犹太人胆战心惊的是号称“死亡工厂”的毒气室和焚尸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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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对被大批处死的犹太人的尸体，敲骨吸髓的纳粹分子也还要进行最后的掠夺：妇女们的长发被剪下来，编制成绳索或坐垫；人皮被纳粹艺术家精心剥取下来，制成各种艺术精品；死者的金牙被拔下来，回炉炼制为金砖或金条；尸体遭火化后流出的人油，被无孔不入的专家加工成肥皂；甚至被害者的骨灰，也被刽子手们充分利用：刚刚开始，受害者的骨灰被认为属于废物，而抛入维斯瓦河与索瓦河中。从1943年起，集中营当局发现了骨灰的潜在价值，他们把未烧尽的骨头磨碎，出售给德国的施特雷姆公司，作为制作过磷酸钙的原料；或出售给德国农场主充当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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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焚尸场中还设有尸体解剖室和死刑执行室。前者显然是供集中营内外的纳粹医生们进行科研之用。借调到集中营帮助党卫军医生进行“特别行动”的医生克莱默，经常到这里寻宝，趁尸体尚未僵硬，剖开腹腔，取走心脏、肝脏、肾脏以及子宫、卵巢，从而解决了在原单位多年解决不了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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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营在大量灭绝犹太人的同时，又暂时留下为数不少的犹太人服苦役，当牛做马，允许他们筋疲力尽后自然地死去。每当新来到一批囚犯，党卫军的医生就会赶到火车站台上，对他们进行挑选：适合从事繁重劳动的青壮年男女被挑出来排成一队，走向劳役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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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威辛等集中营，纳粹医生还允许一些年轻的犹太男女、吉卜塞人和非犹太政治犯不从事苦役，也不杀死他们，但他们的命运却往往比迅即被毒杀者更悲惨──他们将像试验用豚鼠一样，被纳粹医生和专家、教授们多次进行活体试验。即使在惨无人道的手术中没有因难以忍受的痛苦死去，也往往会在失去试验价值后被杀害，或者枪杀，或者驱入毒气室。就算极少数幸运者苟全了性命，也必然会变成终身残废或至少丧失掉生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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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反省战争罪行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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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联邦德国第一位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在谈到纳粹对犹太人的罪行时说：“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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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总理在波兰首都华沙向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双膝下跪，以表示对被希特勒法西斯残杀的50万犹太人的哀悼，并代表德国表示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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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5月8日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40周年纪念活动上，谴责了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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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对新纳粹分子及其行为进行严厉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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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5月8日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和总理科尔再次强调，德国当年发动“最可怕战争的罪责不容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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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德国将“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日”──1月27日定为“纳粹受害者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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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8月德国议会通过纳粹劳工赔偿基金法，对战争受害者承担了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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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参加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活动时说：“在德国，我们知道是谁发动了战争，我们承认自己的历史责任，我们会严肃地承担起这一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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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24日德国外长根舍在联大特别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将纳粹当年行径称作“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德国总理施罗德在25日的柏林集会上再次强调要牢记历史教训，“牢记纳粹时期的历史和暴行是一种道义责任，这种责任不仅是对纳粹暴行的罹难者、幸存者及其家人的，而且也是对我们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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