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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七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第三节 苏联社会主义改革与挫折
素材
苏共“二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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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的中央工作报告提出了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些新观点。国际方面，赫鲁晓夫强调了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及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这是对斯大林“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的修正；国内方面，赫鲁晓夫强调恢复和加强法制，为“列宁格勒案件”等冤案平反，改变保安机关权力不受制约的非正常状态；党的建设方面，赫鲁晓夫要求批判“个人崇拜”，恢复“集体领导原则”。苏共“二十大”表明，赫鲁晓夫试图通过批判斯大林，为推行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开辟道路。从总体上看，此举顺应当时人心思变的大趋势，所以获得了党内外的广泛支持，但同时也激化了赫鲁晓夫与中央领导层中保守势力的矛盾，同时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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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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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苏联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主要集中在农业方面。从1953年开始，苏联政府采取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副业生产和大规模开垦荒地等一系列措施，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953年~1958年间，农业产量平均增长率达6．8％，农民年收入从平均每户1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1950~1960年，在农业人口减少了1100万的情况下，农业产量仍明显增加。在工业方面，尽管赫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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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推行的改革并不成功，但苏联工业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1951～1965年，苏联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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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钢铁、煤炭和石油等重要战略物资的产量都逐年增加。军事科技水平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1953年，苏联在美国之后不到一年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57年，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导弹；同年，苏联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1961年，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也成功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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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赫鲁晓夫，最终未能彻底摆脱思想上的束缚。他的改革具有很大的应急性、随意性、矛盾性和局限性，出现了不少的失误。在国内，对斯大林的批判有过激过火之处，方法步骤也有失周详，造成了国内政治、思想的长期混乱。赫鲁晓夫执政后期，领导人权力过度集中、个人崇拜严重、浮夸风盛行的问题再度滋生。在对外关系上，由于缺乏灵活应对外交突发事件的能力，导致美苏关系因古巴导弹危机一度濒临战争边缘，苏联的国际威望也因此遭受损害；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也削弱了苏联的领导地位。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迫辞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永远退出了政治舞台。1971年9月11日，78岁的赫鲁晓夫与世长辞。到他墓前悼念的人们都能看到一块半黑半白的大理石墓碑，似乎暗示了逝者充满矛盾和争议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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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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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实现了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更换，勃列日涅夫接替下台的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开始了为期18年的执政生涯。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宣布党中央的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不再由一人同时兼任，全国各级党组织要遵守集体领导和集体决策的原则。经过选举，柯西金当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波德戈尔成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一阶段的苏联领导体制被形象地称为“三驾马车制”。它在70年代中期以前确实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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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领导集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赫鲁晓夫时代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调整，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集中统一领导，突出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肯定斯大林功绩的同时引导社会对他做出比较公正的评价。通过政治上开展的“纠偏”行动，部分地缓和了社会的不满情绪，使新的领导集团得以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中推行必要的改革。从1965年开始，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实施了“新经济体制”改革。这项改革适度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价格、利润、资金、信贷等手段加强对企业的经济刺激，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此后，又相继采取改进工业组织结构和管理等措施使改革进一步完善。由于改革实行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相结合的管理原则，适应了客观需要，又是经过局部试验再逐步推广到全国，因此改革初期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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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体制改革前后持续了10余年，“明显地推动了原地打转的国民经济”，被认为是苏联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改革之一。在改革过程中，苏联顺利完成了第八和第九个五年计划(1966～1975年)。其间，苏联社会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5．3％，全国工业总产值从2294亿卢布上升到5112亿卢布，农业生产总值也从883亿卢布上升到1128亿卢布。经济的发展使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据美国国务院计算，苏联195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的33％，1975年上升到53％。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70年代中期是苏联历史上经济增长水平和综合国力最强的时期，也是人民生活最好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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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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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并着手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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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5年3月—1988年6月。这是戈尔巴乔夫提出加速发展战略和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1985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乌克兰视察时的讲话中说：“决定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方向的，不是市场，也不是自发力量，而首先应当是计划。”这表明，当时戈尔巴乔夫仍然坚持计划经济体制，而对市场经济持否定态度。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确定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强调加速发展要在以科技进步为核心的全面集约化的基础上进行。这次大会提出，“各级国民经济部门改用经济领导方法”，要在企业中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同年10月，戈尔巴乔夫第一次提出苏联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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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7年1月1日起，苏联开始了以“新经营方法”为中心的新一轮经济改革。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中说，改革就是“广泛运用经济管理方法，抛弃发号施令和行政命令的方法”，“确保经济的各个环节向完全经济核算制原则和组织劳动与生产的各种新形式过渡”。可见，这时苏联的改革重点强调用经济管理方法代替原先的行政命令方法。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这时也有新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上说，“要根据市场规律有计划地掌握和管理市场”，实际上承认了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会讨论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和《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草案。接着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批准了这一法律文件，从1988年1月1日起生效。《国营企业法》规定，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是独立法人，拥有经营自主权。在企业内部实行“三自一全”，即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我管理和完全的经济核算。企业以利润和收益为衡量经营效益的总指标，职工工资和企业福利改善与最终劳动成果挂钩。在1988年，苏联实行“三自一全”的企业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0％。在此期间，苏联最高苏维埃还先后通过了《合作社法》和《个体劳动活动法》等法规。苏联的所有制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个体劳动者和合作社得到迅速发展，各种形式的租赁制和承包制在企业内部开始得到实施，并允许在苏联境内建立与西方合资的企业。苏联的科研体制也发生了变化。1987年9月，苏联通过了《关于科研单位改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和自筹资金的决定》，着手改革科研体制，试图把科研单位的成果和经济效益与科研人员的劳动报酬联系起来，以形成新的激励机制。在农村，一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也开始实行租赁制，建立家庭农场。此外，还对价格、财政、信贷、税收等体制进行改革。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代之以指导性计划指标。经济改革逐步展开并取得某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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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是1988年6月以后。从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起，苏联的改革方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经济改革成效甚微的情况下就骤然把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领域。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口号，主张“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多元化”。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苏联对历史上的一些冤假错案作了平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组织和团体，他们借口“公开性”和“多元化”，掀起了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全盘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浪潮。民族主义势力猖獗，民族矛盾激化。苏共内部也产生了严重分歧，各派别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激烈争论使苏联局势面临失控的危险，经济形势日益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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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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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3月在苏联第三次非常人代会上，决定修改宪法，取消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和总统制。戈尔巴乔夫当选为首任总统。随后，立陶宛宣布独立，1990年，先后有11个加盟共和国发表主权宣言；1991年4月，格鲁吉亚宣布独立。1991年3月17日，苏联举行全民公决，大多数公民主张保留联盟。8月公布的新联盟条约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拥有本国领土内的全部主权，改国名为“主权苏维埃共和国联盟”。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8人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八一九”事件，不到3天，就归于失败。此后，苏联形势急转直下。2月3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下令“中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次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25日，苏共中央解散。在这种形势下，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1991年9月，戈尔巴乔夫被迫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署了一个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要求苏联停止存在，宣称苏联的法律和其他一切准则在三国内不再适用。21日，俄罗斯等11个苏联前加盟共和国作为独立国家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举行独立国家联合体首脑会议。25日晚，克里姆林宫降下苏联国旗，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升起。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正式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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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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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改革失误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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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改革的失误，传统观点认为，苏联改革失误主要包括：一是从纠正党的历史错误滑向否定党的历史成就。二是从批判停滞的社会主义理论，滑向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三是从发扬党内民主滑向否定党的民主集中制。四是从划分党内职能区分开始，把党政分工变为党政分家。五是模糊和抹杀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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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种观点认为缺乏理论创新是阻碍苏联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是缺乏理论创新对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阻碍作用；二是苏联长期坚持产品经济观和批判“市场社会主义”而导致历次改革失败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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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另有学者从文化角度分析苏联改革失误的原因，认为，苏共文化、知识分子政策失误根源于诸因素，归结到一点，就是革命极端主义。革命极端主义在改革成为不可避免的条件下，又转化成政治保守主义。保守主义贻误、阻挠了一系列改革及其机遇，造成苏联改革失败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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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的总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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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苏联的解体是“诸多因素的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有远因,也有近因；有外因,也有内因；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有微观原因,也有宏观原因；有下层原因,也有上层原因；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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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探讨什么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时，学者们见仁见智,有“理论滞后说”,由于思想理论战线长期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以及“左”的僵化理论的影响，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严重滞后。长期以来，苏联政界、理论界“对马列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不是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经验修正和发展马列主义，而是把科学的生气勃勃的马列主义变成封闭的、僵死的、脱离实际的、同人民群众格格不入的教条。这是导致最终丧失社会主义阵地、马列主义阵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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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落后说”。这主要是指，苏联在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存在着严重弊端，经济建设没有搞好。有人把它视为众因之根，认为“政治的因素和其他上层建筑的因素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有人把它视为众因之一，认为“不能把苏联演变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经济没有搞好”。经济没有搞好与苏联政局剧变之间“不是一种直接的、决定性的因果关系。把苏联演变的原因归结为“经济没有搞好”,“会使人们在政治上得出极其危险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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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僵化说”。这主要是指，执政党自身建设和国家建设问题严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中央高度集权。不少学者把它视为最根本的、最深刻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反映到政治体制上的主要弊端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苏维埃成了空架子，政府形同虚设。加之权力过于集中,个人专权现象严重,政府逐渐丧失了治理和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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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冲突说”。从这方面分析苏联解体的论著很多,都认为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践上的失误为苏联解体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实际上,最后对苏联存亡起决定作用的正是各加盟共和国的态度,而这又与民族问题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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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苏共蜕变说”、“西方和平演变说”、“戈氏改革失败说”等等。其中,多数学者倾向于从历史根源上去寻找答案,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就是说苏联传统体制由于弊病太多,已走不下去了,已进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和机制。”“苏共的瓦解、苏联的解体,总的来说是几十年不断积累下来,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恶化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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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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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在深入地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根源时，也比较重视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的改革所造成的政治形势对苏联解体的影响，普遍认为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改革的失误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是解体的直接诱发因素。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便推出了经济改革的主张，受阻后，又把改革的重点转向了政治体制领域。同时，改革的方向逐渐发生变化，直至形成了一条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改革路线，从而引起苏联经济、政治、社会、民族关系和意识形态出现全面危机，导致苏联解体。由此可见,戈氏所推行的错误路线是苏联演变和解体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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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因素对苏联解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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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个人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因为，“苏联实行的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因此，个人特别是作为最高领导者在苏联的历次体制改革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探讨个人因素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时，我国理论界更多地集中于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关于斯大林，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是苏联演变的潜在因素。对于戈尔巴乔夫,理论界颇多争议。一部分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就不会演变，是戈氏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葬送了苏联。另一部分人持相反观点，认为，戈氏在苏联解体中的确负有责任，但这不是他个人的过错,而是历史发展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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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研究的深入，理论界不断有人尝试从新的视角、新的领域来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并卓有成效。这些新尝试包括最高决策机制、国家结构变形、全球化进程、思想文化模式、社会情绪和社会结构变化甚至涉及到人的自由发展、舆论媒体的作用、俄罗斯的民族特性和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影响等多方面的内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并且提出：“需要从宏观的历史角度研究苏联74年社会主义实践和苏联剧变”,“把它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和一次被实践证明为不成功的实验,把它放在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以来世界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和实际发展的坐标上,来进行一番分析和研究,也许可以把某些主要问题看得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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