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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六 罗斯福新政与当代资本主义
第二节 罗斯福新政
素材
凯恩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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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是当代影响最大的西方经济学理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在书中，凯恩斯提出了一整套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和经济危机产生的理论，面对30年代初整个西方世界大萧条的局面，凯恩斯主张抛弃西方传统经济理论，改用货币调节的手段来维持经济稳定，同时用政府行政干预的方式来影响经济发展，解决失业问题。由于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前，西方一直盛行以经济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的行政干预理论对其无疑是一大冲击，而且由于其切实有效地解决了三十年代的经济难题，因此凯恩斯被称为经济领域里的哥白尼和达尔文、资本主义制度的拯救者和“战后繁荣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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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任何一种理论在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时都不是万能的，凯恩斯主义同样如此。由于凯恩斯主义认为导致失业和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则源于私人投资与消费不足，因此它提出的解决危机的钥匙之一就是利用各种方法拉动消费。凯恩斯主义信徒们提出的一个口号是：奢侈是美德，节俭是罪恶。他们认为个人节俭的美德会导致社会的灾难，储蓄和积累导致失业和萧条。凯恩斯正确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中生产不断扩大和消费相对缩小这对矛盾，但他开出的治疗经济顽症的处方必然会导致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新症状，这就是六七十年代“滞胀”出现的根源。因此西方有学者曾玩笑的说，凯恩斯不仅是“战后繁荣之父”，他也是“战后滞胀病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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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新政的一些长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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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新政不仅缓解了当时的危机，而且对美国社会甚至国际社会都产生了一系列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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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于经济的恢复，美国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人们对美国国家制度的信心，从而遏制了由经济危机造成的法西斯势力，使美国避免了走上法西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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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作为应对危机的手段，罗斯福一改以往中央政府对经济发展“自由放任”的政策，开始实行国家干预，并且这种干预通过国会以新的立法形式诉诸于美国经济生活，这是前所未有的。罗斯福时期，总统权力达到顶峰，而联邦政府的权威也得到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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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罗斯福解救国家经济危机的方法不仅成为现代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之经济制度的开端，而且对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由此延长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寿命，二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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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新政”的一些附带措施产生了对今天意义深远的影响。如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同时是美国连续几年空前严重的风灾、沙尘暴和干旱，在“新政”期间，国会通过了“土地保持和国内拨款法”，政府共派出250万青年参加“民间资源保护队”，还出资购买了大片森林和风景区建立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等。再如“新政”促进美国思想活跃和学术文艺的繁荣。在整个“新政”期间，美国政府资助了大批艺术家、作家和戏剧家，使他们一方面能够摆脱经济困难，进行独立创作，另一方面又受政府委托将艺术带到了学校和民间。罗斯福内阁更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新政”的方方面面都有他们的参与，“思想库”一词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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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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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斯福新政性质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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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斯福以“新政”为纲领竞选总统，到“新政”的整个实施过程，美国国内对其一直有两种极端评价：一种认为罗斯福“新政”抛弃了美国传统的、至为宝贵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走上了一种类似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很多保守派人士（如前总统胡佛）担心罗斯福将银行、铁路等重要国民经济部门国有化，并最终使美国走上政治“非民主化”道路；另一种比较激进的观点则认为罗斯福的改革不够彻底，激进派人士最初对罗斯福抱有很大期待，他们希望通过“新政”，罗斯福不仅能解决美国当前的危机，更能解决诸如阶级、贫困、种族等美国社会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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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界在八十年代以前一直对罗斯福“新政”持批评态度，认为罗斯福并没有放弃其阶级属性，“新政”仍是为加强大企业主的地位，符合大资本家的利益，罗斯福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八十年代以后，这一评价体系逐渐发生变化，中国学者在承认罗斯福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的前提下，对罗斯福“新政”做出了肯定评价，认为罗斯福虽然仍然信奉自由企业制度，却信仰社会公正和人道主义，其推行的“新政”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普通民众的利益，因而是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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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政”作用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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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对“新政”作用的评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基本上有三种观点，即“功大于过论”、“过大于功论”和“功过参半论”。持“功大于过论”者认为“新政”在美国历史上基本上是一种进步现象，首先，“新政”挽救了危机，使美国人民摆脱了危机的困苦局面；其次，在缺少足够的宏观经济政策知识的时代，罗斯福所做的努力确实是开创性的；再次，罗斯福“新政”开启了美国以后历届政府实施国家干预政策的大门，成为缓解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之弊病的一剂良方，并在实质上加强了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威；最后，在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同日本、德国为转嫁危机而发动战争的策略相比，“新政”无疑代表了一种进步、民主的解救危机方式。持“过大于功论”者认为“新政”未能使美国走出萧条、步入繁荣。由于政府对私人企业持敌视态度，对其管制过严，甚至政府直接参与同私人企业的竞争，因而私人企业的活力大大降低，美国经济反而遭到重创，只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美国通过向交战双方兜售军火才使美国真正走出经济危机。而且这一派论者还认为罗斯福扩大政府和总统权力、干预经济运行规律的作法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持“功过参半论”者则基本上综合了两方面的观点，然而这一派论者因持论不稳、立场含糊而受到史界攻击，早已不是主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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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与凯恩斯主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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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对凯恩斯主义与罗斯福新政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传统观点认为罗斯福“新政”是受了凯恩斯主义的启发而提出的，或者说凯恩斯主义是“新政”的理论根源。但八十年代后有学者认为，“新政”出台是在罗斯福上任的1933年，甚至在其担任州长的1930年左右就开始提出并实施了，而标志凯恩斯主义形成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1936年才出版的。虽然凯恩斯在1933年就曾出版《走向繁荣》一书，书中提到把政府的财政政策与解决失业投资效果联系起来考虑的想法，但其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想在此书中并未成形，因此许多人不承认“新政”是受了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凯恩斯主义是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产物，《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就是为了找出危机的根源和应付危机的对策，从这个意义上讲，罗斯福的“新政”和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都是时事造就，有其产生的客观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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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政”一些具体政策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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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就职后首先面对的是濒于崩溃的美国金融业，他的应对方法是下令全国银行业立即歇业三天，“停止支付”，并于三日后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了《紧急银行法》。这一措施虽然挽救了美国整个银行业使其免于垮台，但罗斯福的作法实际上违反了法律规定，越权接管了本应由美联储履行的职责。事后有人评价说，罗斯福的一系列新政立法都为行政干预司法开了恶劣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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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著名的《格拉斯──斯特高尔法》，学界也是毁誉参半，该法令将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开，不允许商业银行利用公众存款进行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同时，为防止今后再发生灾难性挤兑，建立了一个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为公众储蓄担保。批评者认为使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离反而增加了银行的风险，因为当银行不能多业经营时，其风险分散的能力就受到了抑制。特别是进入70年代以来，美国分业制度极为盛行，有人再次以此为例来攻击《格拉斯》法禁止分业的措施。然而，时移事易，罗斯福当年的这一举措仍应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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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通过的《农业调整法》，授权农业调整管理局用政府津贴鼓励农民缩减耕地面积、销毁大量农产品、屠宰大量幼畜，以控制基本农产品产量和牲畜饲养头数，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民购买力。但有人认为农业管理方案并没有创造奇迹，实际上，负担被转嫁给了消费者和低收入农业工人。还有人认为农业法规并非针对贫困线以下的农业穷州，而是针对收入相对较高但因危机陷入萧条的农业州。由此可以看出，“新政”的农业政策是救济政策，而非扶贫政策。此外，有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对农业提供的大量贷款和补贴虽然维护了农民的经济利益，但却使得农民的生产独立性大为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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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界对“新政”的工业措施评价普遍较低，认为其既没有改变美国工业的总体结构，对美国经济的复苏也没有多大帮助。1933年6月通过的《全国工业复兴法》，规定建立国家复兴管理局，指导劳资双方订立本行业的公平竞争法则，对该行业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做出规定，希图实行某种程度的计划经济。然而，该法实际上一方面减少了竞争，抑制了生产，另一方面由于大垄断集团瓜分市场和提高工业品价格，反而使其进一步加强了对工业的控制。该法还规定劳工有同企业主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并有关于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可此后的实践证明，在全国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工人工资的提高只是意味着生产成本的提高，负担被再次转嫁给消费者，而消费者购买力下降又导致工业生产下降，失业率反而上升了。另一方面，工会权力的扩大产生了一群工联主义者，也被称为工人贵族，他们以牺牲普通工人利益为代价获取了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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