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简介

专题四 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第三节 大众传媒媒介的更新
素材
中国报刊上出现的第一条国内外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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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1月30日《申报》刊登的“伦敦电”报道英内阁改组的消息，是中文报纸上出现的第一条国际新闻电讯。1882年1月16日《申报》刊登的由该报驻天津记者发回的一条关于法庭查办一名渎职官员的电报消息，是见于报上最早的一条国内新闻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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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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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丛报》由马礼逊倡议，裨治文任主编，广州美商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提供经费和印刷场所，于1832年5月起出版的一份英文月刊，名为“TheChineseRepository”，中文译作：《中国丛报》，又译作《中国文库》，旧译作《澳门月报》（与林则徐编译的《澳门月报》无关）。自此开始，至1851年12月约十年间，《中国丛报》共出版21卷（每月一期，每年一卷，其间1839年5月迁澳门，1844年10月迁香港，不久又迁回广州。）登载了鸦片战争前后二十年期间有关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字、风俗等方面的调查资料，其中包括了中外关系和外国人在中国活动等情况，也包括了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等中国官吏的政策措施活动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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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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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公报原名《教会新报》，同治七年（1868）七月十九日，由基督教会在上海创刊，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初为周刊，以宗教内容为主，销路不广。1894年9月，自第301卷起更名《万国公报》（同治十三年），成为以刊登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至第750卷停刊。光绪十五年（1889）复刊，改为月刊，成为广学会宣传刊物，多载时事论文和中外重大政治法令，传播西方宗教、文化等，发行量渐增，至戊戌变法时已达3万8千4百份。对维新派产生较大影响。光绪三十三年（1907）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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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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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是戊戌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重要理论刊物之一。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8月9日在上海捐款创办。旬刊。总理汪康年，主笔梁启超。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章炳麟先后任撰述，并请张坤德、郭家骥、日人古城贞吉分任英、法、日文报纸译事。石印。载有论说、上谕、奏折、中外杂志、域外报译等，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强为宗旨。数月之间，风靡海内，销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张之洞以报中论说太新，频加干涉。百日维新期间，清廷允御史宋伯鲁之请，改《时务报》为官办，派康有为督办。1898年8月8日终刊，共出69册。由汪康年改办为《昌言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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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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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为中国同盟会机关报。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1月在日本东京创刊。初为月刊，后改为不定期出版。前身是《二十世纪之支那》。地址设在东京（署名“群智学社”）。由胡汉民、张继、陶成章、章炳麟、汪精卫等先后任主编。撰文者均为当时的重要革命党人，如陈天华、朱执信、宋教仁等。1908年10月（一说11月）出至20期后被日本政府封禁。1910年初在日本秘密印刷两期后即停刊。共出26期，只有《天讨》等增刊。每号有插图。宣传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同改良派刊物《新民丛报》等进行论战。孙中山在发刊词中第一次将同盟会革命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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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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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军山》是第一部国产无声京剧影片。1905年由北京丰泰照相馆摄制。取材于东汉末（219年）刘备大将黄忠在定军山（今陕西勉县西南）斩曹操大将夏侯渊的故事。由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老将黄忠。它开始了中国人拍电影的最初尝试。这部影片不论对中国电影史还是中国京剧史来讲，都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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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女红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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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女红牡丹》是我国第一部有声故事片。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摄制，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胡蝶主演。剧情为红牡丹从小学演旧戏，嫁一无赖丈夫，备受虐待。后丈夫失手杀人入狱，她不咎既往，探监营救。1931年3月15日在上海新光大戏院首次公映，轰动了上海滩，轰动了全国各大城市，同时也吸引了南洋各地的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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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光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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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光曲》，故事片，联华影业公司1934年摄制，蔡楚生编导，王人美等主演。剧情为渔民徐福被渔霸逼死，女儿小猫、儿子小猿由母抚养，仍袭父业。在一场海匪洗劫渔村中破产，徐家姐弟流落上海，在码头卖唱度日。小猿劳累病倒，在小猫的《渔光曲》声中凄惨死去。影片创卖座最高纪录，1935年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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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座电视台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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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1日19点整，在北京市内30多架电视机屏幕上出现了以广播大厦作为背景图案，上书“北京电视台”字样的电视画面，这标志着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开始试验播出。随后，新华社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第一座电视台正式诞生，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电视事业。1958年10月1日，中国第二座电视台──上海电视台问世。1958年12月20日，后来以“土法上马”著称的哈尔滨电视台（今黑龙江电视台的前身）赶在新年前也与观众见面。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试验性电视台，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电视事业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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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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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谈及“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时，会不约而同地想起比尔·盖茨、迈克尔·戴尔、雅虎的杨致远和亚马孙的贝佐斯，却很少有人提到互联网的创始人蒂姆·伯纳斯·李。然而，正是由于蒂姆的贡献，才促使了信息革命的发生，使互联网由少数精英使用的信息传输渠道，变成了供全世界所有人共用的知识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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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从小就与电脑结下了不解之缘的蒂姆从牛津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供职于英国一些高技术公司。1984蒂姆来到位于瑞士日内瓦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CERN)担任软件咨询工程师。在此期间，他为自己的资料存储设计了一个使用随机联想作为信息存储方式的软件，取名为“询问(Enquire)”。这个程序从未公开过，但它构成了日后互联网概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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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他提出了一个称之为“WorldWideWeb”的全球超文本项目计划，以便人们能够将各自的信息通过超文本网络共享。他以自己的“询问”软件为基础，从1990年10月开始工作，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第一个超文本浏览程序的编写。1992年夏天，这个软件在互联网上公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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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媒体很少提到蒂姆·伯纳斯·李，但人们的确没有忘记他。仅自1995年以来的5年间，即获得了不下20种学术称号和奖励。1999年，蒂姆的《编织互联网》一书，当年即被《商业周刊》评为最佳10本商业书籍之一，《时代》周刊评选20世纪百名最有影响的人物时，蒂姆·伯纳斯·李作为发明家名列其中。不久前，美国《网络计算》杂志评选在过去10年中对电脑业影响最大的10个人时，蒂姆又位居第一。人们称他为“互联网之父”。2004年首届芬兰“千年技术奖”的颁奖仪式上，蒂姆·伯纳斯·李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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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电影事业所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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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电影事业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喜人成就。首先，各类型的制片厂纷纷建立。其中以生产故事片为主的制片厂有北影、八一、长影、上影、珠影、潇湘、西安、峨影、广西等九个规模较大或历史较长的制片厂，70年代末又先后建立了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天山、内蒙和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此外，还建立了各种专业制片单位，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儿童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及拍摄科学教育影片的北京科影、上海科影以及农业电影制片厂。为了进行电影的国际交流、满足国外与港台在合作制片上的需要，建立了上海译制片厂、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深圳影业公司和福建电影制片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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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建立了一个遍及全国城镇的发行放映网。建国以来，为充分发挥电影的教育与娱乐功能，我国已建成一个从中央到省、市、县、镇管理有序的发行放映体系。第三，科研与电影工业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为了推动我国影片生产顺利进行和电影等业向前发展，除在电影制片单位中设立工程技术部门外，还建立了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和具有相当规模的电影工业。电影人才的教育培养也日趋正规化、合理化，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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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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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人在中国创办报纸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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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观点对其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外报在列强入侵过程中充当了文化的先遣队，是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阵地，同时又为西方武装侵略刺探情报，因此是列强侵华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一部分外报在列强侵华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其积极作用还是不容忽视的，认为外报是远较中国古代报纸先进的近代传媒，其本身就是一种近代文明的表征和近代文化的载体，因此它在客观上也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具体表现在：首先，外报以其自身的实践和所刊言论，将西方近代报刊观念传入中国，使中国人认识了报刊的功能，产生了自办报刊的强烈愿望。中国古代报纸，无论是官报还是民报，都是以官文书为主，编报人自己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力和机会。外报的创办，使中国人对报纸的看法有了一个观念上的更新，启迪了思想，促进了中国报刊业的发展。其次，外报将西方近代报纸的形式传入中国。中国古代报纸的形式，从官报、小报到京报，都是很简陋的书本式。无标题，无版面，无栏目，无插图，无照片。外报的兴起，把近代报纸的形式传入中国。第三，外报将西方新闻采写业务传入中国。中国古代报纸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文章，因而也没有采写业务。外报的兴办，将采写业务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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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互联网对青少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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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互联网对青少年的影响，人们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对青少年没有明显负面影响，认为青少年是否上网与学习成绩没有显著差异，使用互联网并没有减少青少年的体育活动时间，也没有减少他们与家人和朋友的交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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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主要源于一项2003年3－4月面向城市青少年所做的互联网使用调查，调查结果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17日向外发布由该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持的《2003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西宁、呼和浩特青少年互联网采用、使用及其影响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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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在城市中，37．7％的青少年（10－18岁）已经使用了互联网，其中约有8％的人从1999年和2000年开始使用互联网。统计显示，42．3％的青少年网络用户认为其对学习“几乎没有影响”，选择“好影响”和“不好的影响”几乎各占一半；被调查的青少年网络用户的周平均体育活动时间为2．7小时，要长于非用户的2．3小时。调查还显示，青少年每天与家人、朋友娱乐或聊天的时间与是否使用互联网、使用互联网的时间长短没有明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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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还发现，学校、家庭、朋友是青少年选择比例最高的信息来源，青少年用户认为互联网、电视作为信息途径的比例显著高于非用户，认为书籍、学校、家庭作为信息途径的比例显著低于非用户。研究结果还显示，互联网使用时间长短与青少年孤独感没有显著相关，青少年网络用户比非用户的生活满意度更高，且更不感到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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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观点却对此持相反态度，认为互联网对青少年来讲总体说来是弊大于利。这些人认为互联网长时间吸引青少年坐在计算机旁，耽误了很多学习时间，转移了青少年们的兴奋点，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孩子们的学习。同时，长时间坐在计算机旁不仅影响青少年的视力，也影响孩子们的身体的正常生长。此外，具有暴力倾向的网络游戏、不健康的网站非但不能给孩子带来好的精神食粮和休闲娱乐，相反却大大有害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因此互联网对青少年的影响总的说来是弊大于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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