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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第二节 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素材
1．“两个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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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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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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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进行的一场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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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推行并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邓小平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应该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工作。随后，他多次同党内同志谈话，说明“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同年九月十九日，他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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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使中国人不容置疑地把毛泽东的话当作最高标准。“两个凡是”则把这条标准推向至高无上的地步。中国人要前进，就必须解放思想，打破把毛泽东的话作为判断一切是非之准则的思维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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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福明，这位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任教于南京大学政治系的教师，在“两个凡是”发表不久，就在敏锐地思考：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也经常按照实践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怎么能搞“两个凡是”?胡福明经过认真思索，决定从正面立论，选择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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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7月上旬，胡福明开始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内容进行认真研究。不久，他就完成了躁动于腹中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作了三次修改后，于9月寄给《光明日报》编辑王强华。真是英雄慧眼，《光明日报》决定采用胡福明的文章。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这纯属胡福明个人的行动，后来竟酿成了震撼中国的大波。一个普通教师的手，首先牵动了历史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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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就在胡福明埋头按照王强华的意见修改文章的同时，远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也在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光明日报》社的总编辑杨西光知道此事后，决定把两篇文章合在一起，以胡福明的文章为基础，由孙长江进行一次大修改。文章的题目后来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加上“唯一”两字后，文章的主题和内容更加醒目了。文章最后经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亲自审定，于1978年5月10日刊登于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5月11日，《光明日报》以头版地位推出了酝酿9个月之久、反复修改多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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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共分四部分：1．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2．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3．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4．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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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现实性和针对性极强的理论文章，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受到华国锋等的压制，但由于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积极领导和支持，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这场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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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央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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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这次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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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原来的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于11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是：(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在宣布这三项议程的同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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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致开幕词后，许多同志对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热烈拥护。但与此同时，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在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纷纷提出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他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陈云指出，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予考虑和决定。例如：薄一波等61人被错定为叛徒集团问题；彭德怀的冤案问题；“天安门事件”错定为反革命事件问题；“中央文革”顾问康生的严重错误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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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又提出“一月风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许多在“文革”中被颠倒了的重大是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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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与会同志的愿望和提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认真研究。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讲话，宣布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九项重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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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会议的进展情况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从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应当放手让大家讲话，用以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是非。在这一精神和上述决定推动下，会议气氛更加热烈。围绕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这一战略任务，大家畅所欲言，对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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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再次发言，就经济工作要从国情出发，克服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影响，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提出建议。胡耀邦就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放手恢复老干部工作等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意见。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问题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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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讲话，邓小平讲话的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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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讲话中首先对中央工作会议作了评价。接着，邓小平从四个方面深刻阐述了解放思想的问题：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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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讲话是中央工作会议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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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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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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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和重大贡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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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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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是全党的根本的思想路线，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思潮泛滥成灾，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盛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抛弃了。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又提出“两个凡是”的“左”倾错误方针，造成新的思想禁锢。显然，不冲破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不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就不可能确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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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要求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要继续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同时要坚决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赏罚不明现象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利于人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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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提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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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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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决定，鉴于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提出从1979年起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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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对新时期的政治路线作了最新概括，这就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全会指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决策，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能否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能否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显著地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国防，这是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大事，对于世界和平和进步事业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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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这一战略决策，解决了中国共产党从1957年以来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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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并以毛泽东1957年作出的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为理论依据，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状况和主要矛盾作了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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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肯定邓小平1975年主持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和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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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还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认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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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封闭和固守成规转向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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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并确定了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和从固守成规到各方面改革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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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酝酿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1978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和1978年9月召开的国务院计划会议。国务院务虚会初步讨论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些改革开放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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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9月召开的国务院计划会议提出了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的思想，这就是：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要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上来。这“三个转变”的思想写进了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的《一九七九、一九八零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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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务虚会和计划会议酝酿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并确定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全会讨论了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和《一九七九、一九八零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正式确认要实现“三个转变”，并对如何改革、开放、搞活进行了深入探讨。全会期间，有关部门提供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发展?》的专题资料，其中包括他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做法经验，作为借鉴。全会还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以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两国实行开放、引进的专题资料，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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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和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全会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并指出了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全会提出，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全会提出的上述思想和措施，标志着改革开放方针的正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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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提出的“搞活”经济的思想，表现在对农业的政策和措施上。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要搞活中国经济，首先必须搞活农村经济。为此，三中全会提出，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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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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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实行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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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1978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决定人事问题。会议接受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许多同志的意见，通过以下一系列人事更动；设立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协助中央领导同志处理日常工作。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免去汪东兴的所有各项兼职。十一届三中全会和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人事更动，为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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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议，主要议题是中央政治局准备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和决定，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得到确认，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肯定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的同时，指出了华国锋的错误。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改选华国锋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规定取消党的主席、副主席的设置，只设党的总书记，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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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尽管华国锋仍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只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副主席，但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邓小平就已经开始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变动华国锋领导职务后，邓小平没有担任党的主席或总书记职务，只担任了中央军委主席等职务，但他是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核心人物不担任第一把手的职务，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特殊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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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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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中国走上并逐步开辟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代里程碑的意义，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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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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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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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改革是指一切在不改变社会根本制度的前提下，以和平的方式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性质、水平和要求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最终结果或多或少地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变化。狭义的改革，是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生的深刻改变我国社会贫穷落后状态的革命性变革，它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理论中的“改革”主要是指狭义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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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就是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对外开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政策，是对我国长期闭关自守造成经济社会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深刻总结的结果，也是对当代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和国际形势变化敏锐观察、正确把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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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外开放的客观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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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开放的世界，就其经济内容而言，客观基础在于国际分工和生产的国际化。而国际分工和生产国际化的发展，则是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关系更加密切，国际交流和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商品交换发展到资金、技术、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交流，形成一个世界范围的经济体系。各国都已程度不同地卷入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体系之中，都在利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今天，脱离国际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任何国家要发展经济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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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世界。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借鉴、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加上我们自己的艰苦奋斗，不断创新，才能赶上当代世界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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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外开放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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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节约社会劳动；可以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提高资源和资金的利用效益；可以广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利用国外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发挥后发优势，在较高的技术基础上起步，加快现代化建设；可以有力地推进改革的深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已成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项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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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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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党把工作的着眼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国民经济停止、倒退的局面虽已扭转，但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仍然相当严重。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调整国民经济时，党中央特别重视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调整和改革。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农村不稳定天下不安，农民不摆脱贫困，就是决大多数人没有摆脱贫困。因此，党中央在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中，首先推进农村改革，并且在农村进行了改革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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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小岗村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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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夏秋之交，百年未遇的大旱肆虐安徽，安徽省委号召全省人民“倾家荡产，奋力抗旱。”全省上下奋力拼搏，但在大自然的巨大灾害面前，人的力量仍显得那么微弱而有限，1978年全省粮食大减产已成定局。老百姓的吃饭将要发生问题。1978年9月1日，安徽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做出了“借地度荒”的决定，这使1978年遭到旱魔残酷蹂躏的江淮大地，在第二年夏收之后形势迅速好转。借地给农民的口子一开，就如“长江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直接诱发了农民大包干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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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安徽省凤阳县，人们都知道这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凤阳花鼓闻名全国。当时有一首广为流传的凤阳花鼓唱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羊，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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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特大灾害后，凤阳人走四方更是达到了高峰，但有一群人不愿坐等饿死，他们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他们就是凤阳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农民。1978年11月24日晚上，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个农民。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召开了，会议主要是研究分田单干。他们采用了抓阄的方式，分牲畜、农具，又迅速丈量土地，艰难地迈出了分田到户的第一步。这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一步。在实行之初，遇到了重重阻力，邓小平给予支持。1982年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得以正明。小岗农民走出了一条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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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有企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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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针对国有企业缺乏自主权的情况，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等6个部委在北京、天津、上海3市选择了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进行了扩大自主权试点，将生产计划、资金使用、产品销售、利润分配、人事安排等方面的一部分权利下放给企业。从1981年起，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广。放权让利工作调动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了国营企业的活力。正是从向企业放权让利开始，逐步开启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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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首都钢铁公司为例，公司在向国家确定了承包责任和义务之后，在企业内部实行了层层落实的管理政策，先把经济责任和义务及要实现的指标分解给厂矿、处室、车间。再把分解的责任和义务具体落实到各个职工的工作岗位，从而层层、人人明确各自在经济上对国家应负的责任。冷拔车间过去为图省事，锻尖用的缝式炉往往停炉不停火，承包后，停炉就停火，节省了大量能源。机械厂以往把不好干的备件往外推，承包后，主动收回三十多万元的活。首钢用几年时间被改造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化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也成了80年代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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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现代企业制度是党在十四大提出的制度性创造。主要具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特点。对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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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乡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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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民的又一项伟大创造。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副产品。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走向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曾用“异军突起”来形象地比喻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反叛。在开拓市场方面乡镇企业煞费苦心。他们或瞄准市场缺口，靠新产品、新工艺往上冲，或高薪招来老技术工人、“星期天工程师”来指导企业，以求得一席之地。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冲破了传统的城乡分工体系，开创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乡镇企业的发展培育了农民一系列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促使农民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朝着工业化、现代化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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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一个被人们认同的过程。以安徽省芜湖“傻子瓜子”经营者创业为例，在当时他作为个体户为扩大经营，从1981年9月开始雇工，1983年雇工增加到103人。小小的一颗“傻子瓜子”引发了不同认识的激烈碰撞。有人认为雇工就是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必须采取限制措施。也有人分析了1982年“傻子瓜子”总收入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傻子瓜子”经营者并没有全部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个人所得、雇工工资、上交国家税分别占总收入的44．6%、12．1%、43．3%，他所雇佣的工人的收入比国营企业职工的收入要高得多。还有人指出他办私营企业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效益，芜湖一下子涌现出近60家瓜子企业，成为全国有名的“瓜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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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为什么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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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过了几年的酝酿才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就着重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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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它的成功经验，农村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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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也已进行了许多试验和探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和重要经验，使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活跃局面。但是改革是初步的，进一步改革是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现代工业和工人集中的地方，起着主导作用。只有坚决、系统的进行改革，繁荣经济，才能适应新形式，使社会主义现代化更快、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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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世界都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我们只有有效的改革经济体制，吸收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才能适应世界的挑战，更好的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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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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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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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计划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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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计划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而且几乎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排斥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经济资源首先集中在政府手中，然后由政府根据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需要，通过各级政府部门逐级向下分配，最终跟着下达给企业的生产计划分配到各个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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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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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已经完全打破了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形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国家经济管理机构改革等方面正在不断建设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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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把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确定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为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中国在90年代以来，加强了各类企业法规的建设，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对1994年实施的《公司法》的修定。中国的企业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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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财政体制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两方面发生着变化：一方面是国家财政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国家财政和国有企业的关系变化反映原来“统收统支”和财政单纯“出纳”角色的改变，国家70年代末开始推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80年代进行了利改税改革和承包经营责任制。进入90年代，决定建设现代企业制度，政府不再直接敢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企业依法照章纳税。随着国家与国有企业关系发生变化以及其他多种所有制形式企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的税制进行了两次较大改革。1983-1984年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实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建立和完善其他税种（如开征土地增值税）。1994年，中国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其主要内容包括：按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实施中央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保证地方必要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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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金融体制也从计划经济下的体制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体制转变。70年代末到80年代上半期，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先后恢复或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单独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其他专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也陆续建立，奠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体制的基本框构架。1994年，针对金融秩序混乱及通货膨胀严重的状况，金融领域推行了几项重大改革，包括加快人民银行改革，实施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改革汇率与外汇制度，加快金融立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等相继出台。1994年的改革推动金融体制加快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同年11月召开全国金融会议，决定三年左右时间彻底改革金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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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城镇工薪劳动者和企业机关单位职工，占人口80%的农村人口并未包括在内，国家提供的社会救助常是不定期和有限的。中国从80年代开始进行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的试点。199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1999年开始逐步在全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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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全国人代会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政府工作部门的重点转向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部门机构大大缩减，从1999年起，地方政府的改革也开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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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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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从而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看法，在早期被人们普遍接受。有着认识的现实基础：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排斥政府计划的自由的市场经济，而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则是一种排斥市场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因而，从现象上看，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对立的。这种认识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中，商品关系和市场调节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是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因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调节，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和市场是对立的。而在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唯一方式，计划调节是没有必要的。同时，市场调节与私有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可能存在市场。这种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的观点大体上符合早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未进行体制改革时的实际情况，但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变化，这种认识则越来越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列宁说过，哪里有社会分工，哪里有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这说明市场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它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无必然的联系。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运用计划手段调节本国经济活动。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出现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特别是明显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控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商品生产是社会生产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既然如此，我们不仅要发挥时常调节经济运行的作用，而且起作用的范围和力度也必将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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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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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发展的的束缚，优化配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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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区别社会制度的标志，而是社会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哪一种手段在配置资源上对社会主义有利就采用哪一种。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参照苏联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这种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启动工业化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我国156个重点工程项目就是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建设起来的。但这种经济体制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复杂化，人民需求的不断变化，其弊端越来越暴露出来，主要有：第一，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政企职责不分，企业没有自主权。第二，排斥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作用；第三，在分配上是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第四，在所有制结构上，取向单一化，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从而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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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计划经济的弊端举几个实例。在1956年，上海的天气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采取降温的措施，当时的降温措施比较简单，主要是风扇、鼓风机，但是企业即使采取这样的措施也没有主动权。要经过层层报批，当时经过十一个部门的审批，要盖十一个图章，等最后的图章盖完，夏天已经过去了。沈阳有两个厂，一个是铜厂，一个是电缆厂，这两个厂一墙之隔，但没有横向联系，电缆厂归机械部门管，铜厂归冶金部门管，冶金部门把铜调到别的地方去，电缆厂需要铜又要从云南等地调进，造成了运输上的大量浪费，时间上的浪费，本来两个厂发展横向联合，通过签定合同就可以解决，但是不行，都要听北京的。这样的体制当时就暴露了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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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没有自主权，使企业不可能发挥创造性、积极性，造成了官僚主义，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讲过，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首先解放生产力，而解放生产力必须对原有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甚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江泽民也指出：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否则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我们要发展生产力，首先要接受放生产力，清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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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我国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我们经常听到的“娃哈哈”的名字，这个企业是个校办工厂，原来只有10平方米的厂房，资金14万，但现在销售额达2．5亿元人民币，利润达4000万元。它靠的就是市场，它掌握了消费者的心理和市场的变化，考虑到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后，每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父母的心理是希望孩子健康成长起来，对孩子舍得花钱、舍得投入，为了满足这样的心理，于是就想到了儿童营养液，就开发了“娃哈哈”这种新产品。这就是对市场需求的预测，这样在市场面前就取得了成功。再一个例子，河南一个县办的味精厂，它的莲花牌味精占领了市场，而且还出口，一些大的国有味精厂受到了它的竞争，这个厂子的味精质好价廉，所以消费者愿意买他的味精。现在这个企业兼并了13个企业，其中有一个被兼并的企业是搞了50年的国有味精厂。所以，市场是无情的，市场机制确实能促进企业的创造力。发挥企业的潜力。从15年的改革的实践看，发挥市场作用、走市场取向的路，搞市场经济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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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小康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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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小康是相对于大同而言的。作为一种社会模式“小康”最早在西汉成书的《礼记．礼运》中得到系统阐述。《礼运》曰：“大道只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为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是为‘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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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礼运》描绘了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图景大同社会是一个财产公有、政治民主、社会文明、社会保障健全和社会秩序稳定的理想社会形态，而小康社会则显示出不同的社会面貌：它的经济特征是财产、劳动力私有，政治特征表现为阶级礼制，伦理特征是等级规范制，社会保障模式是家庭赡养制，社会秩序的维持靠兵刑制。最初孔子提出的“小康”仅是一个大体框架和雏形，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小康社会思想又在儒学框架内不断被后世儒家补充、发展、完善，影响日益扩大。作为儒家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小康社会尽管在思想家的笔下被描绘的极为诱人，但这种理想的小康社会从未实现过。尽管如此，小康思想在民间则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作为长期生活在极度贫困下的普通百姓对宽裕、殷实的理想生活的追求，盛行千年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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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概念，用了几种表述方式：“小康之家”、“小康的状态”、“小康的国家”。后来，邓小平在提到世纪末的奋斗目标时，还使用了“小康水平”、“小康生活”的表述方式，最重要的是明确提出和使用了“小康社会”这一概念。实际上，邓小平使用的关于“小康”目标的多种说法，虽然着重的方面有时有所不同，却大都具有同样的意义，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在邓小平看来，小康生活水平是小康社会的主要标志或者说基本标志。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是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必备条件，没有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人民就不可能过上小康生活。他所说的小康的状态、小康的国家、小康社会就是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的。长期以来，许多人忽略了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而侧重于把小康理解为一种生活水平，甚至简单地视之为八百或一千美元的问题，这样来理解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思想是不完整的。小康生活是小康社会中广大群众的生活状态，是包括在小康社会总的概念中的一个概念，其他关于小康的种种提法和表述，只是用语或重点有所不同，都是小康社会这个总概念中的一个概念或一个方面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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