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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素材
1．第一个五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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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我国从1953年到1957年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它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同志主持制定的。计划所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主要依靠我国人民的力量，加上当时苏联等国的援助，到1957年底胜利完成，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确定。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21．3%上升到92．9%；建成了一大批重要工程，五年内完成基建投资额55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60．5亿元，595个大中型工程建成投产，初步铺开我国工业布局的骨架；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五年合计钢产量1656万吨，等于从1900年到1948年49年间钢总产量760万吨的218%，煤产量达到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98%；产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在工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56．5%，重工业比重由26．4%提高到48．4%。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3901亿斤，棉花产量达到3280万担，都超额完成计划。其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农业生产跟不上工业生产的步伐，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农业的发展。二是1956年出现全局性的冒进，造成国家财政紧张。三是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快，为以后相当长时间留下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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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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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叫农业合作化运动。从1951年12月开始，党中央作出一系列决议，规定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到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11月开始至1956年底结束，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党对之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而且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工、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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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民公社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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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开展的运动。关于在农村建立“大社”的思想，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已初见萌芽。1956年完成了高级合作化，每社平均200户左右。1957年冬和1958年春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又出现了联队、联社。毛泽东考虑到当时农业生产建设的需要，觉得需要办大社。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和“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第一次在报刊中提“人民公社”的名字。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名字好”。9日，在与山东领导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各地掀起办人民公社热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农户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但后期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中央开始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196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在现阶段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克服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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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取得的成就、失误及其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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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发表为标志，开始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探索，之后的1956年，中共八大就我国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经济建设方针等问题作出了正确决定，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同年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等都是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在探索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诸如，在此期间，我国建成大中项目500余个，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工农业总产值增长近60%，建立了武汉、包头等钢铁基地，大庆、胜利、大港油田建成，1965年实现了石油的全部自给，铁路新建8000多公里，原子弹爆炸成功，研制出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农村用电量增长70多倍等等。但是也出现了重大失误，1957年的“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了，修改了八大关于我国当前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1958年确立了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掀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又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我国出现了三年经济困难，“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导致了十年的“文革”浩劫。教训是深刻的，警醒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经济规律，保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还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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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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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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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除了调整时期注重市场机制等一些制度创新外,仅有两种典型发展战略模式,即“一五”建设模式和“大跃进”模式。前者实质上是照搬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全是重工业，而从1953年到1978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数据看,农业得到的投资额为11．2%,轻工业只有5．5%,重工业得到的投资额为47．7%，由此可见一斑。后者则着力于以赶超为核心的工农并举的全面增长战略，是寻求开辟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尝试。“大跃进”运动兴起于农业生产高潮,由于它的经济战略是全面跃进,坚持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尽管在资金分配上仍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但从工作重点的时间序列上看,农业的基础地位也给予了关注。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在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同时,也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虽然并未真正促进农业与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同时并举。“文革”时期也是奉行这一战略。而调整时期，虽然一定意义上是“一五”模式的复归，但从恢复了农村集贸市场和运用价值规律、出售一些高价商品调节市场、注重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看,显然此时中国领导人有了社会主义是需要市场调节的可贵认识，其积极意义是应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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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大跃进”运动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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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认为，一方面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急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在经济建设上的反映；另一方面是党缺乏建设经验，对在革命年代所积累经验的采借；有的研究者则主要分析了“大跃进”运动的客观实践与主观愿望出现巨大反差的原因；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迫于与帝国主义争时间、抢速度及苏联的压力等等。有的学者还从过分夸大人的能动性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的角度进行分析。也有学者着重探讨了“大跃进”发生的客观原因、当时人的心理原因，如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民主制度不健全，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等等。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历史性合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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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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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迄今，该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看法主要有三种：充分肯定；基本否定；在基本肯定的基础上对失误进行足够的估计。多数学者认为，当年的所有制改造和今天的所有制形式改革特别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具有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联系。两者都是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大决策。因此，既不能因为肯定今天的改革而怀疑或否定当年的改造，也不能因为肯定了当年的改造而指责今天的改革。许多文章专门探讨了三大改造后期工作过急、过快、过粗和追求单一的公有制形式的原因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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