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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第三节 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
素材
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有哪些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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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中国古代历史，商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主要表现在：（1）商业活动的场所的变化：先主要在城市中进行，后来农村集市贸易逐渐发展。唐时加快，明清时突出，出现了专业性的市集（如丝市、叶市、猪市等），以至逐渐形成了新兴的市镇（有的更是专业性的集散市集）；而不是先有农村商业，而后才有城市商业的发展。（2）交易内容的变化：商业开始时以贩运、交流地区间的土特产品，经营统治者所需要的奢侈品为主要内容，以后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市场商品种类增多、行业分细，为一般人民所需要的主要农副产品以及城市手工业所生产的大小商品在整个流通界地位提高。这种情况在宋代已经显现。（3）交易媒介的变化：商品交换最原始的形态是物物交换，不存在交易的媒介。随着商品交换的内容和地域的扩大，出现了以贝壳等为代表的一般等价物。随着贸易进一步发展，一般等价物开始固定下来即出现了货币。秦始皇一统中原，统一了货币更是便利了商品交易的发展。由于货币不利于携带等弱点，北宋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它的出现更是促进了商业上的贸易往来。（4）商品开始时，一般都局限于流通领域，到封建社会末期（明清时）才逐渐与生产与自由的雇佣劳动相结合，商人资本以多种形式参与生产过程。如向小生产者预购、定货、贷款、当包买商、搞前店后厂，以至投资设厂、开设手工业作坊。（5）商人组织的变化：最初商人组织是与商人的自然组织──宗族亲缘组织重合的。亲缘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为商人的地缘组织和业缘组织，相对而言，作为地缘组织的会馆比作为业缘组织的宗族进步，而作为业缘组织的行会、公所又比作为地缘组织的会馆进步。因为地缘组织特别是亲缘组织大多具有不可选择性，属于不随意的团体，而业缘组织大多具有可选择性，属于自由加入的志愿集团。除此以外还有城市的发展，交易范围的扩大等等就不再一一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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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商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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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官营和专卖长期存在。汉武帝时任用大理财家桑弘羊和大盐商出身的东郭咸阳和孔仅，并于元狩三年实行盐铁官营。所谓盐铁官营，在盐方面是“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鬻盐，官与牢盆。”就是招募平民自备生活费用和生产费用，由政府供给主要的生产工具──熬盐锅，煮成的盐要按官定工价全部卖给官府。在铁方面，则是由罚作苦工的罪人和轮流服役的民夫在官吏的指挥和监督下来从事生产和运销，当然，还有一部分能工巧匠作技术指导。生产铁器全归官府。盐铁由官府所设置的盐铁官来负责运销和专卖，严禁私煮盐和私铸铁。以后历代对此进行了发展，专卖产品还涉及酒、茶、丝、香料、珠宝等物资。二是中国古代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低下，中国古代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士农工商，商人处于最底层。对商人的日常生活都有限制，还禁止商人为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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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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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煮盐、冶炼及铸铁等手工业，除官营外，还允许民间私营。吴王刘濞擅国内之盐铁生产，邓通可以任意铸造。对此，当时也有不同意见。贾谊就主张取消“纵民鼓铸”的政策。汉武帝时期，由于政治、军事及财政上的需要，开始实施煮盐、冶铁及铸钱等手工业的全部官营和禁止私营的政策，实行盐铁专卖制度。武帝死后，官营盐铁政策，立即引起了争论。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围绕是否罢去盐铁官和取消其官营政策，开展了激烈的争论。会议由桓宽作记录，整理成书，这就是现存的《盐铁论》。会议的结果是盐铁官营并未取消，仅仅废除了酒的官营，因而盐铁官营“历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改变”。其中，元帝时，虽然“尝罢盐铁官”，但仅仅三年就恢复了盐铁官营。汉末王莽时，进一步推行了盐、铁、铸钱等业的官营政策，公开宣布盐、酒、铁、名山大泽、五均赊贷、钱币铜冶“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须由官府经营。东汉时期煮盐、冶铁等手工业，允许民间私营，郡县虽设有盐铁官，但其职事在于收盐铁之税，同西汉的官营盐铁官制度有一定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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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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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在京都、郡、国所在的大县城内，多有官府在指定的地区设立并由官府管理的“市”(进行商品交易的固定场所)，与居民所住的“里”“坊”严格分开。唐初两者有严格的区分。按唐制，两京及诸州、县治所在的城市，始准设市，长安有东、西二市，洛阳有南、北、西三市都是当时著名的市。市设市令、市丞掌管交易，凡买卖均须立契约，不立契约者为违法。市内店铺一般临街而设，鳞次栉比，出售同类商品的店铺集中在一起。因而有笔行、铁行、肉行等不同的名称。市内按规定时间集散。以后坊市制度逐渐突破：一是坊与市的区别渐消，坊内亦出现商店；二是夜市广泛出现，突破了市场集散的时间限制，三是市的设置不限于州县治所，凡为“要路”而交易繁者皆可设市，且民间也有许多自发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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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长安城的“九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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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长安城有九个固定市场，每市大小一致，市内还有高楼，用于监视市内动态。长安九市，各有名称，史料可查者有：东市、西市、柳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道亭市、高市等。市场的贸易，有固定时间。一般说来，交易均在白天进行。随着一天之内贸易高潮的不同，有的规定“一日三会”，有的“市日四合”。夜晚闭户，没有“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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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时各种商品形成较为适当的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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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各种商品都形成了一个大致的比价，大约一千瓮酒、牛羊豕皮各一千、谷一千钟、船长千丈、木材一千根、竹子一万根、轺车一百乘、牛车一千辆、上漆木器一千件、铜器一千钧、马二百匹、牛二百五十头、羊豕各一千只、奴婢一百人、帛絮细布各一千钧、榻布皮革各一千石、漆一千斗、鲐鱼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粟三千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其价值大体相等。如果能拥有上述诸商品中任何一种的数量，其富有程度就可以“比千乘之家”。那时，任何土特产品都可以作为商品出卖。从事商贾之业，成了致富的主要途径，正是发达的商业在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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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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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都”指两汉时期长安以外的五个大都市。它们分别是洛阳、成都、邯郸、临淄和宛(南阳)。洛阳水陆交通便利，是东方的经济文化中心；成都的手工业，特别是蜀锦，驰名全国；邯郸是黄河以北的商业中心；临淄纺织业“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又有鱼盐之饶，人口稠密，是齐鲁的商业中心；宛是南北交通要道，冶铁业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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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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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为远距离和大宗商品交易服务的邸店，在各大商业城市不断兴办。邸店的含义，唐初在法律上作了这样的说明：“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实则以后邸店并没有这样严格的区分，往往都兼营堆货、交易和商旅住宿。由于邸店获利丰厚，贵族官僚纷纷开设邸店。玄宗时曾下令“禁九品以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但实际无法禁止，后来宣宗时只好敕令：“公主家有庄宅、邸店，宜依百姓例差科”，规定贵族官僚的邸店跟百姓一样交税，由此可见，那时不但邸店越来越多，而且很多邸店都是贵族官僚开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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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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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专营钱币存放与借贷的机构称为柜坊。柜坊又有僦柜、寄附铺、质库、质舍等名称。唐德宗借长安富商钱，即得八十余万缗，足见柜坊经营规模之大。柜坊所藏物品，主要是钱帛、粟麦。钱，一部分是柜坊自备的资金，一部分是别人的存款。因柜坊资金大，有钱人愿意寄存钱财，柜坊又兼似后世的钱庄。钱以外的帛、粟、麦，是农民借钱的抵押品。柜坊剥削的主要对象，仍是农民。唐代广泛使用铜钱，人们预先将铜钱存放在柜坊，在进行买卖时，取用比较方便。铜钱每贯重六斤四两，要携带大量铜钱出门，既重且很不方便。市场上有了代人存钱的柜坊，自然很有利于商贸的开展。柜坊实已具有近现代初期金融市场的某些业务雏形，这是唐代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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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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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铜钱和铁钱并用，四川地区盛行铁钱。由于铁贱铜贵，三个铁钱只能折合一个铜钱使用。铁钱极为笨重，例如买一匹罗要用铁钱二万枚，重一百多斤，携带极不方便。宋真宗时成都16家富户联合起来，共同发行“交子”，在市场流通。使用交子的人可向交子铺兑换现钱，每千钱扣除3％作为手续费。这是我国使用纸币的开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上印有房屋、树木、人物等图样，并作了暗记。后因发行人破产等原因不能兑现，发生纠纷，同时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禁止商人发行。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改由政府发行，每次发行有一定限额，以铁钱为后备金，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崇宁四年(1105)改名为“钱引”，用以代替贬值的“交子”，同时扩大了流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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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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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都，又称汗八里(突厥语，意为汗城)。它不仅是元代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中心。此处本为金中都，由于历经战乱，城池遭破坏，元世祖令刘秉忠规划设计，另建新城。自至元四年(1267)开工兴建，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全部建成。其城市结构按照《周礼·考工记》中“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原则设计。从城建艺术说，大都城堪称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设计水平最高、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在建筑设计上有更新的创造，如棋盘式街道，园林建筑的结合等。元大都以当时保存尚好的金朝离宫──大宁宫为中心，建在旧城东北的高梁河水系上面。城周28 600米，南北长7 400米，呈长方形，主要结构为城垣、坊市、宫苑、坛庙等。全城有11座城门，有南北干道和东西干道各9条。钟鼓楼耸立在市中心。皇城在城南的中部，环绕太液池(今北海和中海)形成三组建筑。在太液池东岸，是属于皇帝的一组宫殿，叫做“大内”，即今紫禁城的前身；西岸有南北两组宫殿，即太子住的隆福宫和皇太后居住的兴圣宫。这些庄严雄伟的宫殿建筑群和太液池妩媚多姿的秀水交相辉映，焕发出神姿仙态。市场分布在城北，主要集中在羊角市(今西四附近)、枢密院角市(今东四西南)和斜街市(今积水潭北岸)。积水潭是南北大运河的终点。斜街市商业荟萃，是全城商业最繁荣之处。世界各国的使节、商人、僧侣、旅行家络绎不断地来到大都。大都以其繁荣和富庶闻名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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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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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信用机构，亦称票庄、汇号或汇兑庄。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道光初年山西平遥日升昌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庄是最早的一家。其后票号相继在山西建立，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票号多为合作组织，也有独资经营。票号资本存储于设于原籍的总号，总号一般设于原籍，因而山西票号又因总号所在地不同而分为平遥、祁县、太谷三帮，在各大城市设立分号，不另拨给资本。总、分号间可直接通汇或调度资金。三年或四年结账一次，赢利按股分配。山西票号经营的业务首先是汇兑。活动范围遍及全国，营业重心在北方，但也兼及南方。营业对象最初主要是商人。太平天国期间及以后，因以清政府汇解各处税收协款、领发军队饷银，衙署薪金为业务重点，票号并经营存款、放款，其往来对象则以清政府和贵族官僚为主体。由于票号得到官府和大官僚的直接扶助，地位优越，在全国金融市场上曾显赫一时。但为时不久，外国银行势力迅速扩张，钱庄业务范围扩大，夺取不少票号营业。辛亥革命后，票号失去靠山，多数票号相继倒闭，终归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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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的防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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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有三种汇兑方式即票汇、信汇、电汇。票汇是其主要方式。票汇即运用汇票来完成款项的汇兑。其具体方法是：当汇款人缴纳汇款之后，票号开给一纸汇票，汇款人将汇票交给收款人，收款人便可凭汇票到票号取款。汇票的内容并不复杂，一般写明汇款人、汇款金额汇到地、所汇银两的平码、兑取时间、经手人姓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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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的形制原本也简单，不过是白纸一张，后为防止伪冒，遂日趋精密。其防伪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1．讲究印制。如平遥蔚泰厚票号其所用票号均由平遥一处印刷，以绿线红格，并暗印“蔚泰厚”三个字。2．票纸有数。凡汇票印制成品均有数额，无论何处只要出现报废，必须寄回总号备案。3．书写固定。各处书写汇票者，均指定一人负责，其笔迹由总号传送各个分号，使各分号都能识别。4．附加暗号。一般加于汇票之后，主要是银两和月日，但是以类似密码的方式书写，并数年一变以防泄露。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中，记载了一份票号暗号，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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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对暗号：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二，日对暗号：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三，银对暗号：生客多察达，斟酌而后行。四，自对暗号：盘查奸诈智，庶几保安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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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月对暗号”12字，分别指12个月份；“日对暗号”30个字代表30天；“银对暗号”10个字代表一至十10个数字；“自对暗号”则是在此基础上再加一道暗号以更为保险。如是正月一日汇银一千两，便在票后附记“谨堪生盘”四个字，不知者以为无关紧要，同号之人则一看便明了，可以判为真票。另外还有将票号改用三联单，分一票为：“票根”“汇票”“存根”三联，前联寄交汇到地分号，待取款人取款时用于核对，中联给汇款人作为取款依据，后联汇出地票号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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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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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婺源六县经商之人。多数学者认为，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时达到顶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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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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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晋商逐渐崛起，一批富商相继在家乡大兴土木，扩建家园，形成了今天的晋商大院文化旅游带。除去书中所提的乔家堡，还有以下几个：渠家大院、曹家大院、王家大院等。渠家大院位于祁县城内，距乔家大院5公里，为清代金融资本家渠本翘的宅院。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就是以渠家为原型创作拍摄的。渠家大院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占地5 300平方米，建筑面积3 200平方米，为“五进式”穿堂院落，共有3个大院、19个小院、240间房屋，明楼院、统楼院、栏杆院、戏台院巧妙组合，典雅精巧。现在渠家大院成为晋商文化博物馆，该博物馆采用原状陈列和系列展出结合的办法，运用实物、图片、模型、雕塑等手法，配以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揭示了晋商辉煌的历史文化内涵。曹家大院又名“三多堂”，位于太谷县北氵光村，距乔家大院7公里，为太谷著名晋商曹三喜所建。曹家大院俗称“三多堂”，三多即多子、多福、多寿。“三多堂”的建筑风格独特。这组建筑群坐北朝南，占地达6 468平方米，院落南北长98米，东西宽66米，呈“寿”字形结构。院落分南北两部分，东西并排了3个穿堂大院，其建筑风格是高耸、厚重、古朴。王家大院位于灵石县静升村的黄土丘上。该大院号称华夏第一宅，建筑规模宏大，有东大院、西大院、孝义祠三部分。总面积为34 450平方米，相当于乔家大院的4倍，为清代商人少有的院落。王家大院布局构思独特，结构合理，“三雕”艺术精湛，院内随处可见木雕、砖雕、石雕作品。从屋檐、斗拱、影壁、兽吻，到神龛、石鼓、门窗，构思奇妙，造型逼真，精工雕造，独具匠心。这里既有北方建筑的雄伟气势，又有南方建筑的秀美，并且绘画、书法、诗文集于一身，人物、花卉、禽兽汇于一体，姿态秀美，是晋商大院文化中的又一奇葩。此外，榆次的常家大院和太谷的孔家大院也各具特色，属于我国清末民居建筑中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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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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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建丽认为：宋代西北吐蕃部落通过贡赐贸易、边境贸易和城镇市场贸易等多种贸易形式，与内地及周边政权建立了密切的商业贸易关系，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共同市场，丰富了经济生活，推进了民族经济发展，西北藏区成为一个繁荣兴盛的商贸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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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林枫认为：从商业定义出发，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水平很高;但从商业功能的角度出发，为扩大再生产服务的商业还相当有限，为简单再生产或生活消费服务的商业仍是商业形态的主体，商业在实现资源配置、协助完成生产过程等方面的作用相对弱化。这种“繁荣”的商业实际上是一种低水平的商业，它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作用。其原因是，一是商业领域吸引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使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受到资金等因素的制约，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二是由商业利润积攒的巨额财富，也没有有效转化为产业资本，最大的用处可能就在于满足商人穷奢极侈的生活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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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鑫义认为：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地处南北过渡地带的淮河流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在各个战争间歇时期，尤其是自进入南北朝时期以后，南北政权统治区内的商业贸易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恢复而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南北双方间的经贸活动也以边境互市等方式进行着，城市的经贸职能也有所恢复，所有这一切都为日后隋唐时期淮河流域经济的繁荣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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