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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1)
凡看过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的朋友，都一定会对年羹尧留下深刻印象。这位显赫一时的年大将军曾经屡立战功、威镇西陲，满朝文武无不服其神勇，同时也得到雍正帝的特殊宠遇，可谓春风得意。但是不久，风云骤变，弹劾奏章连篇累牍，各种打击接踵而至，直至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92条，赐自尽。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最终落此下场，实在令人扼腕叹息。那么，历史上的年大将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是什么原因导致雍正要下决心除掉这个自己曾经倚为心腹的宠臣？
　　两朝重臣，一家荣宠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生年不详(一说生于康熙十八年，即1679年)。其父年遐龄官至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其兄年希尧亦曾任工部侍郎。他的妹妹是胤禛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封为贵妃。年羹尧的妻子是宗室辅国公苏燕之女。所以，年家可谓是地位显贵的皇亲国戚、官宦之家。
　　虽然年羹尧后来建功沙场，以武功著称，但他却是自幼读书，颇有才识。他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不久授职翰林院检讨。翰林院号称“玉堂清望之地”，庶吉士和院中各官一向绝大多数由汉族士子中的佼佼者充任，年羹尧能够跻身其中，也算是非同凡响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羹尧迁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据清人萧奭(shì)所著的《永宪录》记载，这时的年羹尧还不到30岁。对于康熙的格外赏识和破格提拔，年羹尧感激涕零，在奏折中表示自己“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一定要“竭力图报”。到任之后，年羹尧很快就熟悉了四川通省的大概情形，提出了很多兴利除弊的措施。而他自己也带头做出表率，拒收节礼，“甘心淡泊，以绝徇庇”。康熙对他在四川的作为非常赞赏，并寄以厚望，希望他“始终固守，做一好官”。
　　后来，年羹尧也没有辜负康熙帝的厚望，在击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战争中，为保障清军的后勤供给，再次显示出卓越才干。康熙五十七年(1718)，授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康熙六十年(1721)，年羹尧进京入觐，康熙御赐弓矢，并升为川陕总督，成为西陲的重臣要员。这年九月，青海郭罗克地方叛乱，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年羹尧又利用当地部落土司之间的矛盾，辅之以“以番攻番”之策，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抚远大将军、贝子胤被召回京，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
　　到了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更是倍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年羹尧是胤禛的亲郎舅，在胤禛继位前已为他效力多年，二人的亲密程度自不必多言。雍正元年(1723)五月，雍正发出上谕：“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这样，年羹尧遂总揽西部一切事务，实际上成为雍正在西陲前线的亲信代理人，权势地位实际上在抚远大将军延信和其他总督之上。雍正还告诫云、贵、川的地方官员要秉命于年羹尧。同年十月，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叛乱。青海局势顿时大乱，西陲再起战火。雍正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驻西宁坐镇指挥平叛。
　　到了雍正二年初，战争的最后阶段到来，年羹尧下令诸将“分道深入，捣其巢穴”。各路兵马遂顶风冒雪、昼夜兼进，迅猛地横扫敌军残部。在这突如其来的猛攻面前，叛军魂飞胆丧，毫无抵抗之力，立时土崩瓦解。罗卜藏丹津仅率200余人仓惶出逃，清军追击至乌兰伯克地方，擒获罗卜藏丹津之母和另一叛军头目吹拉克诺木齐，尽获其人畜部众。罗卜藏丹津本人因为化装成妇人而得逃脱，投奔策妄阿拉布坦。这次战役历时短短15天(从二月八日至二十二日)，大军纵横千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敌营，犁庭扫穴，大获全胜。年羹尧“年大将军”的威名也从此震慑西陲，享誉朝野。
　　平定青海战事的成功，实在令雍正喜出望外，遂予以年羹尧破格恩赏：在此之前，年羹尧因为平定西藏和平定郭罗克之乱的军功，已经先后受封三等公和二等公。此次又以筹划周详、出奇制胜，晋升为一等公。此外，再赏给一子爵，由其子年斌承袭；其父年遐龄则被封为一等公，外加太傅衔。此时的年羹尧威镇西北，又可参与云南政务，成为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
　　君臣知遇，千载一时
　　年羹尧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他有权向雍正打小报告，
　　把诸如内外官员的优劣、有关国家吏治民生的利弊兴革等事，随时上奏。他还经常参与朝中大事的磋商定夺。比如耗羡归公政策的推行，最早在康熙末年就有官员上疏建议，年羹尧也曾提出，但为康熙所斥责而未果。到了雍正上台后，山西巡抚诺岷等人又奏请实行，朝野上下一时议论纷纭。在此情况下，雍正特地征询年羹尧的意见：“此事朕不洞彻，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律例馆修订律例，雍正阅后发给年羹尧看，要他提出修改意见。
　　雍正二年(1724)冬，年羹尧入京觐见之前，雍正因其要来，就命各省地方大员赴京集会，四川巡抚蔡珽以没有可以会商的事务提出不同看法，雍正又就此向年征询意见。以年的行止来定其他地方督抚的行动，可见雍正把年羹尧的地位置于其他督抚之上，以使其政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有关重要官员的任免和人事安排上，雍正则更是频频与年羹尧交换意见，并给予他很大的权力。在年羹尧管辖的区域内，大小文武官员一律听从年的意见来任用。元年四月，雍正命范时捷署理陕西巡抚，不久想要改为实授，把原任巡抚调为兵部侍郎，雍正特和年商讨这项任命。另一次雍正在安排武职官员时“二意不决”，就征询年羹尧的意见，问他如果将陕西官员调往他省升用“你舍得舍不得”，要他“据实情奏来，朕依尔所请敕行”。四川陕西以外官员的使用，雍正也经常征求年的意见。一次河南开归道一职缺出，雍正一时“再想不起个人来”可以任用，就与年羹尧商量其人选。还有一次，雍正听到对京口将军何天培的为人有不同意见，就问年羹尧是否也有所耳闻，并希望他据实上奏，以决定其去留。年羹尧密参署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不能担当巡抚重任，雍正遂将赵革职。江西南赣总兵缺出，朝廷拟用宋可进，年羹尧奏称他不能胜任，请以黄起宪补授，雍正便依从了年羹尧的意见。
年羹尧(2)
青海平定之后，雍正在给年羹尧奏折的朱批中写道：“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年羹尧进京期间，即与总理事务大臣马齐、隆科多一同处理军国大政。雍正还因为他“能宣朕言”，令其“传达旨意，书写上谕”。年羹尧俨然成了总理事务大臣。
　　雍正跟年羹尧的私交也非常好，并且给予特殊的荣宠。雍正认为有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是自己的幸运，如果有十来个像他这样的人的话，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了。平定青海的叛乱后，雍正极为兴奋，把年视为自己的“恩人”，他也知道这样说有失至尊的体统，但还是情不自禁地说了。
　　为了把年羹尧的评价传之久远，雍正还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否则便不是他的子孙臣民了：
　　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这简直就是以对年羹尧的态度来判断人们的正确与否。
　　至此，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年羹尧所受的恩遇之隆，也是古来人臣罕能相匹的。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入京觐见，获赐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及金币等非常之物。年羹尧本人及其父年遐龄和一子年斌均已封爵，十一月，又以平定卓子山叛乱之功，赏加一等男世职，由年羹尧次子年富承袭。
　　在生活上，雍正对年羹尧及其家人也是关怀备至。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对年父亲遐龄在京情况，年羹尧之妹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雍正也时常以手谕告知。至于奇宝珍玩、珍馐美味的赏赐更是时时而至。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保证鲜美，雍正令驿站6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这种赏赐可与唐明皇向杨贵妃送荔枝相比了。
　　雍正对年羹尧宠信优渥，并希望他们彼此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他对年说：
　　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
　　此时的年羹尧，志得意满，完全处于一种被奉承被恩宠的自我陶醉中，进而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最终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忌恨，以致家破人亡。
　　盛极而衰，身败名裂
　　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是以雍正二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年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的话。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分析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小说《儿女英雄传》所写纪县唐实指年羹尧，说他是经略七省的大将军，“他那里雄兵十万，甲士千员，猛将如云，谋臣似雨”。这些都是艺术上的夸张，与实际情形有很大的出入，但也说明年羹尧的势力之大。
　　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道员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年羹尧(3)
第三，贪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逐渐进行的。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尧陛见离京前后，此时雍正已作出决定，要打击年羹尧。年羹尧离京后接到的那份朱谕就是对他的暗示。
　　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一是雍正的亲信，要求他们要与年羹尧划清界限，揭发年的劣迹，以争取保全自身；一是年羹尧不喜欢的人，使他们知道皇帝要整治年了，让他们站稳立场；一是与年关系一般的人，让他们提高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不要站错了队。这就为公开处治年羹尧做好了准备。
　　第三步把矛头直接指向年羹尧，将其调离西安老巢。
　　到了三年正月，雍正对年羹尧的不满开始公开化。年指使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奏陕西驿道金南瑛一事，雍正说这是年任用私人、乱结朋党的做法，不予准奏。
　　年羹尧曾经参劾四川巡抚蔡珽威逼所属知府蒋兴仁致死，蔡珽因此被罢官，经审讯后定为斩监候；而年羹尧的私人王景灏得以出任四川巡抚。这时雍正已经暗下决心要打击年羹尧，蔡珽被押到北京后，雍正不同意刑部把他监禁起来，反而特地召见他。蔡珽陈述了自己在任时因对抗年羹尧而遭诬陷的情况，又上奏了年羹尧“贪暴”的种种情形。雍正于是传谕说：“蔡珽是年羹尧参奏的，若把他绳之以法，人们一定会认为是朕听了年羹尧的话才杀他的。这样就让年羹尧操持了朝廷威福之柄。”因此，雍正不仅没有给蔡珽治罪，而且升任他作了左都御史，成为对付年羹尧的得力工具。
　　雍正三年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表中字迹潦草，又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说年羹尧本来不是一个办事粗心的人，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耳”。并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所以对他在青海立的战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接着雍正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
　　最后一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
　　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年羹尧失势后，估计到雍正不会放过自己，可能最终难逃一死，所以给其贴身家人巨额银票，让他带着两个怀孕的蒙古小妾远走高飞、隐藏民间，以延续年家的香火。这个情节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这时的年羹尧不仅不是没有子嗣，而且还不止一个儿子。《雍正王朝》还有一段剧情说，年羹尧是在雍正的另一宠臣李卫的监视之下于杭州的城门洞里自尽的，也不准确，实际上他是死于北京。
　　关于雍正为何杀年羹尧，史学界向来有争论。有人说是因为年想造反，又有人说年羹尧当年参与了雍正与诸兄弟的皇位之争，雍正这样做是杀人灭口。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些说法：
　　犯上谋反，难成定谳 有一种观点认为年羹尧的死是因为他自立为皇帝。乾隆时学者萧奭在《永宪录》中提到：年羹尧与静一道人、占象人邹鲁都曾商谈过图谋不轨的事。有的学者也持此说，认为“羹尧妄想做皇帝，最难令人君忍受，所以难逃一死”。而《清代轶闻》一书则记载了年羹尧失宠被夺兵权后，“当时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说明年确有称帝之心，只因“事不谐”，方作罢“就臣节”。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充分依据的。
　　在封建时代最注重名分，君臣大义是不可违背的，做臣子的就要恪守为臣之道，不要做超越本分的事情。
　　年羹尧的所做所为的确引起了雍正的极度不满和某种猜疑。年羹尧本来就职高权重，又妄自尊大、违法乱纪、不守臣道，招来群臣的侧目和皇帝的不满与猜疑也是不可避免的。雍正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又喜欢表现自己，年羹尧的居功擅权将使皇帝落个受人支配的恶名，这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也是雍正最痛恨的。雍正并没有惧怕年羹尧之意，他一步一步地整治年羹尧，而年也只能俯首就范，一点也没有反抗甚至防卫的能力，只有幻想雍正能看着旧日的情分而法外施恩。所以，他是反叛不了的。雍正曾说：“朕之不防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至于年羹尧图谋不轨之事，明显是给年罗织的罪名，既不能表示年要造反，也不能说明雍正真相信他要谋反。
年羹尧(4)
从年羹尧来看，他一直也是忠于雍正的，甚至到了最后关头也一直对雍正抱有很大幻想。
　　在被革川陕总督赴杭州将军任的途中，年羹尧幻想雍正会改变决定，因而逗留在江苏仪征，观望不前。结果这反使雍正非常恼怒，他在年羹尧调任杭州将军所上的谢恩折上这样批道：“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你这光景，是顾你臣节、不管朕之君道行事，总是讥讽文章、口是心非口气，加朕以听谗言、怪功臣之名。朕亦只得顾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节也。只得天下后世，朕先占一个是字了。”雍正的这段朱批实际上已经十分清楚地发出了一个信号：他决心已定，必将最终除掉年羹尧。
　　直至年羹尧接到自裁的谕令，他也一直迟迟不肯动手，还在幻想雍正会下旨赦免他。但雍正已经下定决心，认为使其免遭凌迟酷刑、自裁以全名节已属格外开恩，所以他应该“虽死亦当感涕”，因此年羹尧生路已绝。一个想要谋反的大臣怎么会对皇帝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呢？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最后谕令上说：“尔自尽后，稍有含冤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不能消汝罪孽也。”在永诀之时，雍正还用佛家说教，让年心悦诚服，死而不敢怨皇帝。
　　杀人灭口，事出有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年羹尧参与了雍正夺位的活动，雍正帝即位后反遭猜忌以至被杀。不只是稗官野史，一些学者也持这种看法。据说，康熙帝原已指定皇十四子胤继位，雍正帝矫诏夺位，年羹尧也曾参与其中。他受雍正帝指使，拥兵威慑在四川的皇十四子允，使其无法兴兵争位。雍正帝登基之初，对年羹尧大加恩赏，实际上是欲擒故纵，待时机成熟，即罗织罪名，卸磨杀驴，处死年羹尧这个知情之人。有人不同意此说，主要理由是雍正帝继位时，年羹尧远在西北，并未参与矫诏夺位，亦未必知晓其中内情。但客观上讲，当时年羹尧在其任内确有阻断胤禵起兵东进的作用。
　　关于雍正帝篡改遗诏夺取皇位的情况，许多著述都进行了阐释，阎崇年先生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也有系统归纳，此不赘言。各家说法，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雍正即位一事，确实疑点很多。而他即位后，又先后处置了原来最为得力的助手年羹尧和隆科多，让人更不禁要怀疑这是作贼心虚、杀人灭口。当然，这只能算是合理推定，尚无铁的资料作为支撑，所以，这种怀疑套句俗语说就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我们暂且抛开雍正决心除掉年羹尧的真正动因不说，从年羹尧自身而言，他的死确实有点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丝毫不知谦逊自保，不守为臣之道，做出超越臣子本分的事情，已为舆论所不容；而且他植党营私，贪赃受贿，“公行不法，全无忌惮”，为国法所不容，也为雍正所忌恨。这就犯了功臣之大忌，势必难得善终。所以《清史稿》上说，隆、年二人凭借权势，无复顾忌，罔作威福，即于覆灭，古圣所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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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清史稿?年羹尧传》，中华书局，1976年
　　(2)张捷夫主编：《清代人物传稿?年羹尧》，中华书局，1995年
　　(3)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
　　(4)阎崇年：《清朝皇帝列传?雍正传》，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刘铭传(1)
凡看过电视剧《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和《沧海百年》的观众，想必对刘铭传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正如姚永森先生在《刘铭传传》里写的那样，刘铭传的一生主要做了三件大事：第一是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第二是保卫台湾、抗击法国侵略者；第三是担任首任台湾巡抚六年时间内开发和建设台湾。这位出身农家的将领，曾经贩过私盐，啸聚山林，其人生颇具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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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铭传，字省三，号大潜山人，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生于安徽合肥西乡大潜山下之蟠龙墩，祖上世代以农为业，在兄弟中最小，排行老六。刘铭传幼年曾染天花，脸上留有“陷斑”，同乡人叫他“六麻子”或“幺麻子”。他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父亲刘惠人称“刘老好”。有一次，有个偷伐刘家树木的贼被捉住，刘惠为了息事宁人，一边设宴款待捉贼者，一边偷偷放走了伐木贼。刘铭传的性格里却似乎没有多少父母的基因。据说他二目如电，说话嗓门很大，同年龄的伙伴都怕他。后来上了私塾，他也没有像父母期望的那样好好读书，而是喜欢自己身为一方“主帅”，带领一群小伙伴玩开仗的游戏。他不屑以农耕为业，更不想通过科举荣身，对“四书”、“五经”没有兴趣，而喜欢研读兵书、战阵、五行杂书，传说他曾经登大潜山仰天叹曰：“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安能龌龊(wò chuò)科举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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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太平军的势力越来越大，清政府所依赖的八旗兵和绿营兵战斗力很差，于是寄希望于各地组织的“团练”。刘铭传这几百人的队伍很自然成为当地办团练者拉拢的对象。而刘铭传此时也急于寻找日后的出路。两下里一拍即合，刘铭传遂成为本乡团练的小头目。
　　同治元年(1862)，刘铭传率所部加入李鸿章的淮军，这支队伍号称“铭字营”。与淮军中的其他队伍一样，“铭字营”也是依靠宗族关系组织起来的，在这支队伍中，刘铭传职位最高，辈分也最高，这种既是长官又是长辈的关系，使他更容易驱使部下。在参与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刘铭传受到李鸿章重用，迁升很快，由千总、都司，很快提升为总兵，29岁就擢升为直隶提督，成为淮军名将。他的“铭字营”此时也成为“铭军”，分左中右三军18个营。随后他又参加了剿灭捻军和以督办陕西军务的名义协助左宗棠镇压陕西回民起义的战争，之后他告病回乡休养。
　　此间有三件事需要特别提一下，因为对于刘铭传以后的遭际将有很大影响。
　　常州获宝 同治三年(1864)四月，刘铭传率部占领常州后，住在原太平军将领陈坤书的护王府。一天夜里，刘铭传听到院子里有金属撞击之声，急呼亲兵到院中搜查，结果发现是马笼头上的铁环撞击马槽发出的声音。他命亲兵将马槽移开并刷洗干净，这才发现原来是一个铜盘，上面还有蝌蚪形的文字。后经人鉴定，这个铜盘叫“虢(ɡuó)季子白盘”，是西周时期的宝物。刘铭传自然十分高兴，告诉家人妥善保管。
　　后来刘铭传回乡养病(原拟3个月，实际赋闲13年)，各地名士纷纷慕名参观此盘，刘铭传也很是得意。
　　据说这个消息被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知道了，这位酷爱古文物的老夫子赶紧派人游说刘铭传，说是愿以重金购买，结果被刘铭传一口回绝。后来，翁同龢又派人向刘铭传表示双方结好之意。刘铭传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还是谢绝了这种好意。这下彻底惹恼了翁同龢，也为刘铭传以后的官场生活埋下了祸根。
　　尹隆河之役 同治六年(1867)正月，李鸿章为了剿灭东路捻军，和曾国荃商定采取分进合击的策略，淮军方面的刘铭传率“铭军”西上，曾国荃派鲍超率“霆军”东下，在尹隆河一带对东路捻军形成两路夹击之势。刘铭传与鲍超约定正月十五日上午七时出兵，但为了争头功，刘铭传率部上午五时就出发。结果，“铭军”与捻军遭遇，被杀得大败，刘铭传几乎成了俘虏。这时，鲍超的“霆军”赶到，不仅救出了刘铭传及其残部，而且使战役反败为胜。但刘铭传却推卸责任，一是责备部下刘盛藻“浪战轻敌”，一是责备鲍超未能按时赶到合击敌军。结果李鸿章据此上奏朝廷，使得刘盛藻和鲍超受到严厉处分。鲍超本来等着朝廷嘉奖，不想却差点儿丢了脑袋，真是又急又气，当即晕倒。后来，鲍超抑郁成疾，回乡养病，一蹶不振。这一事件引起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将士对刘铭传的强烈不满，李鸿章也十分被动，不得不出面上奏朝廷为鲍超请功。虽然事情总算得以平息，但刘铭传以怨报德的行为却让包括同僚旧友在内的人们觉得过分。他以后长期赋闲在家不被起用，不能说与此无关。
　　陕西督军 清廷派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并督办陕甘军务，镇压当地的捻军和回民起义。同治八年(1869)十二月，回民起义军击毙左宗棠爱将刘松山，一路南下。西太后急命李鸿章入陕督办军务。左宗棠唯恐李鸿章抢功，指使手下奏报陕西“匪患”已经肃清，则李不必西来。李鸿章也不想自讨没趣，因此派刘铭传前往。左宗棠对此也深表不满，不愿刘铭传插手其中。刘铭传自然对左宗棠的阻挠也不满，此时又接到西太后命令他随时密报左宗棠军情的密旨，因而对左宗棠上奏不实之处予以揭露。左宗棠得知内情，与刘铭传交恶。后来刘铭传到台湾督办军务时，左宗棠进行报复。
刘铭传(2)
在派系林立的晚清官场，互相排挤、掣肘之事实在是司空见惯，即使像左宗棠、翁同龢、刘铭传这样的名臣也不能免。刘铭传大概是厌倦了官场中的相互倾轧、尔虞我诈，加上确实有病在身，遂提出休假回乡静养。清廷此时也来了个顺水推舟，使刘铭传的假期从三个月“延长”到13年。
　　刘铭传在赋闲期间，留心洋务，结识了许多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也使自己眼界大开。光绪十年(1884)七月，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奉命率领舰队开往中国福建、台湾一带海域进行侵略活动。法国的行动计划是攻占基隆煤矿，夺取台北，进而吞并全台。台湾告急。清政府在危难之际又想起了刘铭传，急令他以巡抚衔奔赴台湾督办军务。
　　保卫台湾的功臣
　　据说法国人得知刘铭传督办台湾军务的消息后，决定在海上谋害他。刘铭传表面上装得非常害怕，征调了不少水师船只保护自己。到了上海后，更装得畏畏缩缩，使法国人误认为他不敢到台湾去督师。正当法国人放松警惕的时候，刘铭传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早已微服坐船前往台湾了。
　　刘铭传到台湾后，发现台湾防务十分薄弱，总共40营官兵，号称2万多人，却要守卫长达2000余里的海疆，而且装备极差，名为水师，却无船只，守岸炮台火炮又少得可怜。时任台湾道台的湘军将领刘璈又将40营兵中的31营部署在台湾南部，在台北只部署了9营。这一弱点为法国侵略者所窥知和利用。
　　八月四日，法国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率兵舰5艘逼近基隆。
　　当时基隆守兵仅800人，只有5门固定方向的大炮，而且还只能正面守，无法侧向攻。还没等刘铭传进行部署，法国舰队已发起攻击，清军炮台连同火药库很快就被摧毁，清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当天夜里，刘铭传通过查看地形，决定大胆采取诱敌陆战的战术。第二天，他下令除少数人固守海岸小山制高点外，其余部队全部撤到后山隐蔽。法军以为昨天清军大败，便大摇大摆地涌上岸来，一面修筑滩头阵地，一面攻打坚守岸边的清军。眼看敌人上岸，刘铭传立即下令后山部队从东西两侧迂回包抄，三面夹攻，杀向敌人。这出乎意料的围攻使法军不知所措，顾不上还击，纷纷丢盔弃甲抱头鼠窜。刘铭传首战告捷，大挫敌锋，“生擒法人一名，死伤不下百余，抢来座旗一面，乘势破其山头炮台，得炮四尊，帐房数十架，洋衣帽甚多”。清廷闻报大喜，特发内帑(tǎnɡ)银3000两进行犒(kào)赏。
　　利士比不甘心失败，再战基隆，刘铭传防守严密，法军仍未得逞。孤拔恼羞成怒，10月1日，他决定兵分两路，向基隆、沪尾(淡水)同时进攻。基隆在台北东北，有良港和煤矿，相距台北100公里，中间为丘陵所隔。沪尾在台北西偏北，相距台北30余里，有淡水河相通，是台北的门户。法军攻基隆，意在占有良港和煤矿；攻沪尾则意在攻占台北府。刘铭传两处受敌，处境十分艰难。他却无法将刘璈在台南的重兵调到台北，只好将军队分为两部，分别在基隆、沪尾作战，他自己则在基隆亲自指挥。法军开始主攻基隆，几千名士兵轮番进攻清军滩头阵地，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但法军终究无法得手。
　　下午，孤拔突然改变主攻方向，将火力集中攻打沪尾。而沪尾的守军不多，经过半天作战，已筋疲力尽。突遇重兵，难以招架，连连飞书向刘铭传告急。这时，“基隆万分危迫，沪尾又被急攻，基隆无兵可分”。在这种形势下，刘铭传当机立断，下令基隆守军立刻撤出战斗，炸毁煤井，转移机器，全力援救沪尾。刘铭传看到法国海军需要不断得到能源补给和淡水供应，因而利在速战。基隆离台北尚远，沿途还有狮球岭等险可以扼守。沪尾则距屯聚粮饷的台北府城仅30里，沿途又无险可守，所以基隆失尚不失根本，沪尾失则大势已去。因而刘铭传冒着巨大风险果断下令放弃基隆，赴援沪尾。基隆守军不解其意，纷纷哭谏，要求死守基隆。一些淮军老部下和湘军将领也纷纷伏地请求收回成命。刘铭传大怒，拔佩剑砍前案呵斥道：“不舍基隆，台北不能保也。吾意已决，罪谴吾自当之。有违令者斩！”清军遂主动撤出基隆。
　　基隆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满朝文武为之震惊。刘璈趁机攻击说刘铭传是对沪尾湘军不信任，致失基隆。许多人信以为真，清廷也大为不满，对刘铭传大加训斥。
　　在这种情况下，刘铭传不为所动，坚信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仍然固守沪尾。由于基隆部队的增援，使法军连攻沪尾7天无果。10月8日，当四五百法军进入埋伏圈时，清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分路合击，“敌兵三面受敌，狂奔败北”。当场击毙300余名，其余的惊慌失措，夺路而逃。慌乱中敌炮又自伤战船，败兵彼此间又相互践踏，伤、溺百余名。这一仗，法军伤亡惨重，孤拔也沮丧地承认“淡水失败严重”。
　　在刘铭传的领导下，台湾军民同仇敌忾(kài)，终于在光绪十一年(1885)五、六月间挫败法军占领台湾的阴谋，保卫了祖国宝岛台湾。刘铭传成为晚清第一个挫败侵略者使民族自尊得到张扬的民族英雄，也是继郑成功之后第二个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台湾而英勇抗击外国侵略的杰出爱国将领。
刘铭传(3)
刘铭传能够保台成功，除了战略战术正确外，还有以下因素：
　　第一，摒弃成见，重用湘军将领。他刚到台湾时，身边的淮军将领只有两人，士兵不过数百。而以台湾兵备道刘璈为首的湘军，在台湾兵多势众，对刘铭传深怀戒心，不愿受其节制。刘铭传对此采取谨慎态度，到台后主动先拜访刘璈，尽量缓和内部矛盾，以期两军协力，共同抗敌。在抗法战争中，与湘军将领孙开华、曹志忠共守台北阵地，放手让他们指挥，不去多加节制。台湾布政使沈应奎也为湘系，刘铭传“知其精明练达，久任储胥”，觉得人才难得，因此委以重任，使沈应奎成为他治台的得力助手。战后又主动为孙开华报请头功，次则淮军将领，而对于自己的从孙刘朝祜则仅述其功却辞其赏。这种公允大度的做法，获得了湘军广大将士的认可。
　　第二，依靠台湾士绅民众，自力更生。在后来法军围困台湾的数月中，刘铭传苦守待变，他向李鸿章表示“(铭)传同将士惟拼死守，保一日是一日”。同时他没有消极地坐待援兵，而是紧紧依靠台湾士绅和民众，号召他们出钱出力，保卫家乡。在此期间，台湾士绅自动捐款近百万两，台湾民众纷纷组织起来，协同官军作战。就是在台湾抗法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台湾依然是“将士奋发，土勇甚好，人人思战”，而且“米粮充足，市价如常”。
　　第三，身先士卒，同甘共苦。在战斗中，刘铭传短衣草履卧山野，每战辄亲自出战当先锋。有一次，法军开炮轰炸，他的马突然弯腿躺在地上，子弹从他头顶飞过，差一点儿被打中。尽管如此危险，他仍然与将士们同甘共苦。主帅的精神感染了将士，人人用命。
　　击退法军之后，刘铭传又上书朝廷，请求免去自己福建巡抚的职务，以使自己可以专心治理台湾。刘铭传于光绪十年到台，光绪十一年台湾正式建省，他成为台湾第一任巡抚。
　　理台政治家第一人
　　刘铭传1891年离开台湾，他用了前后不到7年的时间，在台大展抱负：练军队以厚兵力，筑炮台以严海防，设制造局、军械所以造兵器，集捐输以充经费，厚礼聘以聚人才，抚生番以开疆土，丈田地以纠隐圃，编保甲以别良莠(yǒu)，移穷民以垦荒土，兴织造以杜漏卮，惠商顾以广交易，筑铁路以便交通，架电线以灵消息，购船舶以增航路，立公司以结商团，聘西医以疗疾病，建学堂以施教育，置隘勇以密巡防，兴水利以资灌溉，开矿产以集材料，铸货币以便民生，革税法以维国计，这一切的目的都在于使台湾能成为全国的模范。他在台湾创新的一切新政，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台湾学者称刘铭传为“理台政治家第一人，其功业足与台湾垂不朽矣”！有学者称他为台湾洋务运动之父和台湾近代化之父。
　　“商战富民”，与敌争利刘铭传是具有近代思想的洋务派官员，他摆脱了传统教育中“重农抑商”的思想，十分重视商业，强调通过“商战”与敌争利。他在台湾实行樟脑官府专卖制度，严厉打击走私；放开硫磺开采禁令，使之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国际市场上与日本等国产品竞争；其他如茶业、蔗糖业、盐业等方面，刘铭传也下大力气开发，并使之参与国际市场上的商战。这些举措，为巩固台湾和建设台湾提供了经费，也使百姓从中获利。
　　改革关税制度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台湾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吸引了大批外商。这些外商以台湾是通商海口为借口而拒交内地关税，致使中国流失大量税源。刘铭传抚台后，坚持外商进入台湾内地经商，必须持三联税单，否则一律征收内地关税。这一下，气得奸商们暴跳如雷，他们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逼其下令阻止刘铭传的行动。面对内外压力，刘铭传不为所动，据理力争，义正词严，有理有据，连李鸿章也不得不表示这样做是行之有理。
　　“抚番”垦荒 刘铭传无论在抗法保台期间，还是在抚台期间，与台湾绅民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无论是汉民，还是生番、熟番，都视为大清子民，一视同仁地对待。
　　光绪十二年(1886)，台湾成立抚垦总局，下设10多个分局，刘铭传亲任抚垦大臣，开始开山“抚番”。他派大军修通进山的道路，委派地方官、官军一起去做“番酋”的工作，进行招抚。对招抚之后的“番民”，又设立“番学堂”进行教育，指示地方官发给衣服，教他们穿衣，让他们知礼。他还帮助高山族同胞革除杀人驱疫的恶习，通过教唱通俗易懂的歌谣宣传不该杀人的道理。刘铭传要各地“认真教导，不拘番童、番丁男女，朝夕歌唱，并为之讲解，使之家喻户晓，期革嗜杀之风，渐知人伦之道”。根据史书记载，仅在光绪十二年到十三年，全台就有400余“番社”、8万多“番民”接受招抚，同时开垦农田数十万亩。
　　他充分依靠台湾士绅，尽力做到“凡在台官绅，有可用者，无不广为罗致”。曾任太常寺少卿的林维源急公好义。法军围困台湾时，他带头捐银20余万。刘铭传对林维源非常器重，称赞他“笃实忠勤”，不仅为他报功请赏，还推荐他担任帮办台北抚垦、帮办全台抚垦、督办台湾铁路商务等职，让他参与治理台湾的各项要政。有人说，刘铭传在台湾是“惟绅是赖”。
　　雾峰林家也是他主要依靠的对象。林家是台湾彰化大豪绅。林朝栋的父亲林文察在同治二年(1863)因镇压台湾戴万生起义立功，担任过署福建提督，后来战死在漳州，谥刚愍，立传建专祠。林朝栋和林朝昌是台湾义勇首领，在抗法中备资募勇，杀敌前驱，配合官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刘铭传保奏林氏兄弟，林朝栋担任道衔兵部郎中，林朝昌担任守备。
　　刘铭传还为雪林文察之弟林文明的冤狱专门上书朝廷。林文明，性粗豪，因为镇压戴万生起义为起义军后代所仇恨。加之他遇事多武断，得罪的人就更多。同治九年(1870)他被诬告谋反。当时台湾道黎某非常凶悍，得到闽浙总督便宜行事的授权后，派官吏凌定国前往彰化城向林家问罪。林文明坦然冠带到县衙对质。凌定国出其不意，将林文明杀害，然后以“露刃登堂，率众拒捕”上报。林家多次上告，但终因官官相护而未果。
刘铭传(4)
刘铭传为此案写了数千言的奏折，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原原本本地上报给朝廷，后来刘铭传“复奏建刚愍祠塞其悲”。林朝栋对此铭记于怀，台湾被日本占据后，他仍然穿华装不归日，说：“吾不忍负刘公也！”
　　清赋丈田 刘铭传在台湾遭遇最大阻力的事情就是“清赋丈田”。台湾的一些大租户隐瞒实际土地数目的情况十分严重，以此偷漏巨额的政府税收。刘铭传实行“清赋丈田”的目的就是使这些地主豪绅按照实际田额缴纳田赋，同时废止这些大租户的收租权和土地所有权。这一举措触动了大地主豪绅的根本利益，遭到他们十分激烈的反对和抵制。刘铭传作了一些让步，但清赋的决心没有丝毫改变。在这种背景下，彰化县发生了施九缎聚众围攻县衙、斩杀提督朱焕明事件。
　　这时，刘铭传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一方面是台湾士绅制造流言蜚语攻击他，一方面是朝廷上的政敌设法诋毁他，最高统治者也责备他行动“过激”。
　　刘铭传自己曾经说过：“只身渡台，内忧外患，孤孑(jié)危艰，无复生人之趣。自分不死于敌，必死于谗，冰糵(niè)孤怀，至今心悸。”“不死于敌，必死于谗”，正是刘铭传对官场斗争残酷性的切身体会。自从刘铭传赴台以来，各种谗言就没有断过。当初他决策“撤基援沪”，就有刘璈等人造谣生事，险些造成军队哗变。后来左宗棠又听信片面之词而上疏朝廷弹劾，要不是刘铭传反击有力，差一点就身陷冤狱。而此时，刘铭传的处境更加艰难，一是台湾岛内大批士绅对他由支持转为排斥，二是朝中最有力的支持者醇亲王奕也离开人世。刘铭传知道大势已去，于是连续三次上折请求开缺，回乡养病。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朝廷准许刘铭传开缺。台湾首任巡抚，就这样黯然地离开了他所挚爱着的台湾！
　　刘铭传隐居乡里的几年间，并没有忘怀国事。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军队入侵朝鲜并突袭中国运兵船，中日战争爆发。刘铭传在台期间，就担心日本日后会侵吞台湾，因而有针对性地研究了日本的情况，并
　　提醒朝廷提高警惕。此时的刘铭传盼望能再次为国驱驰，朝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纷纷荐举刘铭传为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但当年曾因宝物的事与刘铭传结怨的翁同龢不同意，结果此事就没有了下文。
　　刘铭传始终心系台湾，听到清政府甲午战败、割让台湾的消息后，他整日沉默无语，“忧思郁结”，终至卧床不起。据说，刘铭传死前还面朝东方高呼：“苍天啊，还我的台湾！”刘铭传死后，台湾民众歌颂追思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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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萧克非等：《刘铭传在台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2)姚永森：《刘铭传传》，时事出版社，1985年
纪晓岚(1)
　时下关于纪晓岚与和珅的电视剧层出不穷，剧中的纪晓岚正直、机智、英俊、洒脱，与油腔滑调、不学无术的和珅形成鲜明对比。纪晓岚与和珅打成一片，时时不忘捉弄对手，让他出尽洋相，又每每能化险为夷，成功避开来自和珅的报复。观众看了无不忍俊不禁，深感痛快。可是，历史上纪晓岚的真实面貌到底是怎样的呢？
　　纪晓岚(1724～1805)，名昀，晓岚是他的字，直隶河间献县(今河北沧县)人。据史书记载，他一生诙谐、滑稽，机敏多变，才华出众，给后世留下许多趣话，素有“风流才子”和“幽默大师”之称。他是清代著名的学者、诗人、目录学家和小说家。总体而言，他的一生与民间传说中的形象和银屏上的形象存在很大的不同。
　　乾隆词臣
　　在流行的民间传说和电视剧中，纪晓岚与乾隆这对君臣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其间充满信任、调侃和幽默。这是经过美化了的描写，历史上并不如此。实际上纪晓岚不过是乾隆蓄养的文学词臣而已。这要先从纪晓岚的长相说起。
　　在民间传说中，纪晓岚的形象风流倜傥，一表人材；在银屏上，基本上由张国立“垄断”的纪晓岚形象，也颇说得过去。真实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据史书上记载，纪晓岚“貌寝短视”。所谓“寝”，就是相貌丑陋；所谓“短视”，就是近视眼。另外，跟纪晓岚交游数十年的朱珪曾经有诗这样描述纪晓岚：
　　河间宗伯姹，口吃善著书。
　　沉浸四库间，提要万卷录。
　　如此说来，纪晓岚还有口吃的毛病。当然，纪晓岚既然能通过各层科举考试，其间有审音官通过对话、目测等检查其形体长相以及说话能力，以免上朝时影响朝仪“形象”，应该不至于丑得没法见人，但无论如何，纪晓岚长相不好看，却是无疑的。长得丑，近视眼，口吃，这些生理特点都成为纪晓岚一辈子与乾隆貌合神离、不得乾隆真正信任的重要原因。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背景知识。纪晓岚的官场命运是由乾隆掌握的。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圣主”，也是一位自小生长深宫的皇帝，有很多怪习。对于纪晓岚来说，乾隆最要命的一条就是对身边近臣的用人标准。他不但要求这些人机警敏捷，聪明干练，而且要相貌俊秀，年轻漂亮。例如和珅、王杰、于敏中、董诰、梁国治、福长安等人都是数一数二的“美男子”，故而得到重用。和珅的美貌是不用说的了，即使是福长安，能在乾隆晚年得到宠信，一方面是由于他死心塌地地追随和珅，与其结成死党，另一个重要原因却是因为他年轻漂亮。曾经来华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其著作中记载说，福长安英气逼人，是一个典型的贵族美少年。
　　长相本由天注定，没有办法选择。相貌丑陋的纪晓岚却偏偏又碰上乾隆，所以即便他再才华横溢，也难得到真正的重视，难以参预重大的政治决策，只能以文字安身立命。纪晓岚只能做乾隆的词臣，而难以做乾隆的宠臣、重臣。纪晓岚一生中两次任乡试考官，六次任会试考官，三次任礼部尚书，均是这种际遇的体现。这种官职并无重权、实权，只是大清朝廷的摆设而已。即便是乾隆派他出任都察院，因判案不力，本应受罚，乾隆却说：“这次派任的纪晓岚，本系无用腐儒，本来只不过是凑个数而已，况且他并不熟悉刑名等事务，又是近视眼……他所犯的过错情有可原。”可见纪晓岚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其实，长相不过是一个表层原因。纪晓岚跟乾隆的隔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专制君主从本质上来说，不会喜欢稍有个性、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有一次，内阁学士尹壮图指陈弊政，称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我经过各省地方，问起官吏的好坏，人们都皱眉叹息，各省风气大抵皆然”。由于这些话惹恼年岁已高、再也听不进忠言的乾隆，结果军机大臣要将尹壮图拟斩。尹壮图之父尹松林与纪晓岚为同年进士，当纪晓岚打算为尹壮图求情时，乾隆竟勃然大怒，当即骂道：“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原来，皇帝让纪晓岚总纂《四库全书》，并不是真正把他当成独当一面的重臣，只是把他当作给皇帝解闷的戏子之流。公元前一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因为为李陵说了几句话，竟惹得汉武帝大怒而受到残酷的宫刑。司马迁痛定思痛，说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1800多年过去了，纪晓岚面临的竟是同样的处境：在专制的皇权面前，一个知识分子是难有尊严的。纪晓岚面对乾隆的指责，只能忍气吞声。我想，在电视剧中，是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镜头的吧？
　　正如清史专家邓之诚先生所言，乾隆用人“颇以貌取，文达(即纪晓岚)貌寝短视，且江北人，故不为纯帝(即乾隆)所喜。一时若翁覃溪、朱竹君、王兰泉、邹一桂皆不得朊(ruǎn)仕，际遇颇相似，纯帝所许为明敏之才，率外擢督抚。若于文襄、梁文定、董文恭，皆以弄臣蓄之”。以长相作为选用人才的标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如上所述，纪晓岚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不过如此。那么，从纪晓岚这一方来说，他是怎么认识自己的处境呢？纪晓岚一生，做过翰林院编修、日讲起居注官、侍读左庶子、侍读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总理中书科事务、兵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官，诰受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兼文渊阁直阁事，赐紫禁城内骑马。中间只有乾隆三十三年(1768)因给亲家卢见曾通风报信而卷入盐政亏空案，被发配到乌鲁木齐，但也仅仅两年多就被召回京师做官。所以在一般人眼里，纪晓岚也可以算是官运亨通的一个人。然而，久在官场浮沉的纪晓岚并没有体会到多少飞黄腾达的快感，他的内心更多的时候是充满孤独、愁苦的感叹。这从纪晓岚一生中的几个细节可以看出来。
纪晓岚(2)
不敢著书 纪晓岚一生著述甚丰，既有以官方身份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热河志》等，也有以私人身份著述的《阅微草堂笔记》。但在纪晓岚生前，就有关于他平生不著书的说法流传。
　　有人说，纪晓岚认为自己的作品超不过古人，所以不重著述，不存作品。纪晓岚的门生刘权之就说他老师文名满天下，经常给人写文章，但都“随手散失，并不存稿”，原来纪晓岚总是认为这些文字不过是古人的糟粕而已，没有刊刻的价值。纪晓岚的另一门生陈鹤也说，老师自从主持纂修《四库全书》，纵观古今著述，知道该有的都已经有了，后来的人再怎么挖空心思，所著也不出古人的范围，而那些自谓超过古人的人，都是自不量力罢了。所以纪晓岚“生平未尝著书”，偶尔为人作序记碑表之类的文字，也都随即丢弃，未尝保存。陈鹤感慨地说，如今某些人偶尔写了一点小东西就四处炫耀，急欲表露，真是厚颜啊！
　　清代大学者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中却说，纪晓岚一生精力全都耗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又喜欢写些稗官小说，故而“懒于著书”，他青少年时期的著作都藏在家中，未曾流传于世。而按照纪晓岚自己的说法，与上面都稍有出入。纪晓岚晚年就曾讲起，“我早年就学习诗歌，其间意气风发，与天下同好互相唱和，总是不甘人后。如今我年纪差不多80岁了，却转而瑟缩不敢著一语，平生所写的稿子也不敢自存”。他说这是因为随着阅历的增长，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得意作品，大多都是古人已经说过的东西，自己辛辛苦苦地著述，不过是徒自苦耳。从纪晓岚的话来看，他并不是“未尝著书”，早年还是勇于吟诗弄赋的，只不过后来他对自身所处的世道逐渐有了深刻的体会，越来越不敢从事写作了，而且也不敢保存自己的稿件。要说是因为怕超不过古人而罢笔，这个理由似乎很是勉强。这个理由背后还有着极大的社会政治背景，那就是乾隆年间思想控制的加强，文字狱屡见不鲜。
　　清朝文字狱集中发生在号称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其中著名的，康熙时有庄氏《明史》狱和戴名世《南山集》狱，雍正时有查嗣庭狱和吕留良、曾静狱。其中查嗣庭狱是莫须有的罪名外，其他的还是或多或少确因文字有犯忌之处。而在乾隆时期，文网更加苛密，大多是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来杀人。例如有内阁学士胡中藻狱。胡中藻的诗歌中有两句诗引起乾隆的敏感。一句是“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是
　　故意加浊字于大清国号之上，大不敬；一句是“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乾隆认为这是讽刺他朝门不开，不进人才。又因为胡中藻在广西学政任内，曾出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隆认为龙与隆同音，这是诋毁他的年号。乾隆就凭着这些强词夺理的借口，将胡中藻杀了。乾隆一朝的文字狱，大多都是这样。作为乾隆的词臣，纪晓岚对这些文字狱自然深有感知。
　　同时，纪晓岚及其同僚也因纂修《四库全书》而饱尝文字所带来的窘迫，甚至家破身亡。本来，进行偌大一个文化工程，中间出现一些差错是难以避免的。只要尽心尽力，有错即改，加以完善就可以了。可惜纪晓岚他们面对的是乾纲独断、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一点点不完善之处带来的就是杀身之祸。在纂修四库过程中，总纂纪晓岚、陆锡熊和总校陆费墀等人因有差错而遭到多次呵斥、交部议处、罚赔等处分，最后，总纂陆锡熊死在前往东北校书的途中，而陆费墀因无力负担江南三阁的修改费用而被革职，郁郁而终，家产被查抄，妻离子散。同僚和自己的亲身遭遇一定会给纪晓岚带来更深的感触，也使他真切认识到自身所处环境的险恶。
　　《清稗类钞》中有一则纪晓岚轶事很值得回味。据说纪晓岚做翰林时，有一天起草文牍，文思枯竭，于是出屋顺着走廊散步。廊下有一个老兵正睡得香，鼾声阵阵。纪晓岚拍醒了兵士，问他睡得可好。老兵说很好。纪晓岚于是拿来一部书让他认字，老兵说不识字。纪晓岚这时若有所思地说：“人生识字就是困苦患难的开端，你不识字，真正是快乐啊。”这则轶事不一定是真，但它所反映的心态可能跟真实的纪晓岚相距不远。纪晓岚4岁就跟笔砚结缘，后以文字走上仕途，却没料到文字也动辄给人带来杀身之祸，给他带来窘迫，有这种感叹自在情理之中。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瑟缩不敢著一语”的现象，不正反映了他在专制君主面前那种战战兢兢的感受吗？
　　观弈道人 纪晓岚有一个别致的自号，叫“观弈道人”。纪晓岚晚年很喜欢下围棋，在下棋的同时，他也从中体悟官场、世道、人心。乾隆五十一年(1786)，他曾经请朋友沈云浦画了一幅《桐荫观弈图》，自题诗一首：
　　不断丁丁落子声，纹楸(qiū)终日几输赢。
　　道人闲坐桐荫看，一笑凉风木末生。
　　在这里，他以“观弈道人”自比，闲看世间风云变幻。7年后，他再次检视《桐荫观弈图》，又有感叹。他认为当初请人作观弈图，也不过是道人(也就是纪晓岚自己)不亲自参与胜负而已，但其心中仍然存在着胜负之心，而如今看来，连这个胜负之心也都是幻象呢。这种心态在另一首与弈棋有关的诗中暴露无遗。这首诗是写《八仙图》的，图中八仙，各具情态：何仙姑与韩湘子对弈，其余五仙旁观，而铁拐李一个人却在一旁呼呼大睡。纪晓岚写道：
　　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
　　那似顽仙痴不省，春风蝴蝶睡乡深。
　　“顽仙”既指铁拐李，也是纪晓岚自喻；“春风蝴蝶”，化用庄子化蝶故事，比喻自由自在，不存人间胜负之心。纪晓岚在这里表达了超然世外的态度，可算是看透红尘。不过，他在乾隆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半个世纪，想要超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纪晓岚(3)
自挽联 纪晓岚在69岁那年，有一天跟同僚聊天，聊得兴起，说：“从前陶渊明自作挽歌，我今天也自题一首挽联，希望我死后大家能够用它挽我。”这首自挽联如下：
　　浮沉宦海如鸥鸟，
　　生死书丛似蠹鱼。
　　挽联第一句是说在官场中起落浮沉，就好比鸥鸟一样，这把仕途的艰辛描摹出来了。第二句是说自己埋头于图书之中，好比在书中生死的蠹鱼一样，这表达了他对自身命运的喟叹。从这一自挽联中可以看出纪晓岚对官场的厌倦之情，其中也包含了纪晓岚对自己一生的认识。
　　从以上这些细节可以看出，纪晓岚不太可能做成乾隆的宠信之臣、重用之臣，充其量不过是皇帝养起来的一个文学词臣而已。
　　与和珅的关系
　　在电视剧中，纪晓岚与和珅的关系经常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民间也有不少传说，多次讲到纪晓岚如何捉弄和珅。《清朝野史大观》就记载，和珅在宰相府内修建凉亭一座，需要一幅亭额，便求纪晓岚题字，结果纪晓岚爽快答应，题以大字“竹苞”。这二字出自《诗经?小雅?斯干》中“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句，人们常以“竹苞松茂”颂扬华屋落成，家族兴旺。和珅得到纪晓岚的题字，大为高兴，就高高挂在书亭上。乾隆偶尔临幸和珅宅第，一见纪晓岚题字，马上就知道了纪晓岚是在捉弄和珅。他笑着对和珅说：“纪晓岚是在骂你们一家‘个个草包’呢。”结果和珅对纪晓岚恨之入骨，几次进谗言，参奏纪晓岚。
　　其实，这种事情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我们仅从一件事中就可以看出。乾隆朝晚期，纪晓岚好友、御史曹锡宝欲弹劾和珅，纪晓岚虽为朋友担心，但也仅以宋人《咏蟹》诗相赠：
　　水清讵免双鳌黑，
　　秋老难逃一背红。
　　意思是说，现在弹劾和珅，恐怕时机不够成熟。但曹锡宝没有听从纪晓岚的告诫，毅然上书，指参和珅。结果乾隆大怒，要将曹锡宝治罪，此时的纪晓岚再也不像上次救卢见曾那样，尽心为朋友出力，而是在乾隆面前竭力表白，声称自己毫不知情。结果由于他表现得过于露骨，反而使乾隆认为纪晓岚正是幕后指使者。可见，纪晓岚怎么会把自己树立成和珅的对立面呢？
　　有史料记载，和珅在他发达之后，曾与文学名流诗文唱和。有时他私下请纪晓岚、彭元端为其作品润色。而纪、彭二人考虑到和珅权大势重，万一不从，被他穿了小鞋可受不起，也就每每代为捉刀。当然，也就仅仅润色文字而已，纪晓岚并不是要依附和珅去谋求高位。据朝鲜使臣徐有闻所见，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投靠，只有刘墉、纪晓岚、朱珪等人始终不依附。看来，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纪晓岚所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尽力不与和珅同流合污而已。
　　晚年的纪晓岚，常以弈道为喻，言其心志。比如前文所引题《八仙图》诗，就表达了他超然世外的态度。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世故的态度，也是纪晓岚从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积累出来的经验。纪晓岚久任官场，官职也不低，能够在官场之中左右逢源，肯定有他的为官之道。这种为官之道，正是各不得罪，尽量保持中立的身份。而他长期追随乾隆，游山玩水，吟诗作对，阿谀奉承之作居多，也可见其为人。从纪晓岚这种性格特点来看，他不会与和珅发生面对面的冲突。电视剧中的那些镜头，根本就不会出现。
　　嘉庆十年(1805)，纪晓岚老死于京城，享年82岁。生前他自撰挽联：“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就是这样的一位“世故老人”，他又如何肯、如何敢与权倾朝野的和珅直接对抗呢？
　　老百姓的明星
　　既然纪晓岚只是乾隆的一个文学词臣而已，也不是一个跟和珅针锋相对的斗士，然而他在广大民众中间却极受欢迎，似乎可以说是老百姓的明星，这是为什么呢？有关纪晓岚的民间传说不计其数，这恐怕也是中国文人少有的待遇吧？仔细想来，恐怕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
　　第一，纪晓岚具有幽默风趣的真性情。清代笔记中记纪晓岚，提得最多的就是纪晓岚的诙谐。如牛应之《雨窗消意录》说：“纪文达公昀，喜诙谐，朝士多遭侮弄。”钱泳在《履园丛话》中也说：“献县纪相国善谐谑，人人共知。”如果说纪晓岚幽默风趣，大概不会错。但仅仅是幽默，还不足以达到人人传颂的地步。纪晓岚的幽默，还有真性情的一面。在流传下来有关纪晓岚的幽默故事里面，有两点比较突出，最能看出纪晓岚的真性情。这就是纪晓岚敢于跟权势人物开个小玩笑，而且也能讲荤段子。
纪晓岚(4)
例如他敢称呼乾隆为“老头子”，敢趁题亭额的机会讥嘲和珅一家，尽管这些故事不一定真，但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纪晓岚面对权势人物的幽默作风。对于文人一般不敢惹的太监，纪晓岚也敢开个玩笑。有一天散朝时，一个太监想听纪晓岚讲笑话。纪晓岚假装沉思半天，说：“从前有一个太监……”说了半句，就不说话了。这个太监等了半天，就问：“底下如何？”纪晓岚答道：“底下一样没有。”闻者绝倒。对于这样的调侃，当事人倒也不好表示什么，也不便于施加报复。这也许是纪晓岚借幽默来表达性情的原因吧。
　　纪晓岚还时不时来点段子，更可以见出其性情。有一次，一个姓平的朋友做了新郎倌，纪晓岚送了一部《诗韵》贺喜，人们都很奇怪这个礼物有什么奥秘。平某思索了好几天，才知道纪晓岚取四种声调即“平、上、去、入”跟自己开了个玩笑。这种荤段子向来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要想它不流传天下也难。明清两代，民间非常流行的一部笑话总集《笑林广记》中，大概有一半内容都是与性有关。
　　第二，纪晓岚善于对联之戏。对对联，俗称“对对子”，既是文人自幼接受教育启蒙最基本的课程，又是民间流传甚广的一种娱乐活动，深受百姓喜爱。纪晓岚才思敏捷，诙谐不羁，尤善对对联，常有妙语。比如他为一穷苦铁匠所写对联为：
　　三间东倒西歪屋，
　　一个千锤百炼人。
　　又比如，他为理发匠所写的对联为：
　　虽然毫发技艺，
　　却是顶上功夫。
　　寥寥数字，精细入神，堪称绝对。
　　有一次纪晓岚入值南书房，有位老太监久闻纪晓岚大名，特地前来一睹风采，只见他身穿皮袍，按当时文人的习惯，手持折扇。这位太监便出题：
　　小翰林，穿冬衣，持夏扇，一部春秋曾读否？
　　此联巧妙地将春、夏、秋、冬四季相嵌，且暗含对纪晓岚打扮的讥讽，非常不易回对。不料纪晓岚轻松应对：
　　老总管，生南方，来北地，那个东西还在么？
　　此事迅速被传为笑谈。
　　纪晓岚善于对联，应该是事实。纪晓岚这个才能在当时的官场上也是流传已久。
　　纪晓岚首先引起乾隆注意的，是他出的一副灯谜。一年元宵，乾隆命大小臣工上进灯谜，以供紫禁城悬挂。纪晓岚所献灯谜为一副谜联，注明上下联各猜一字：
　　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和狐狼猫狗仿佛，既非家畜，又非野兽。
　　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对东西南北模糊，虽是短品，也是妙文。
　　乾隆猜不出答案，查知系纪晓岚出题，便召其回复，结果得知其答案为字的偏旁谜，即“猜谜”二字，大加赞赏。纪晓岚的座师刘统勋等人，也乘机对乾隆夸奖纪晓岚。此后，纪晓岚名声更著。
　　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五十寿辰，文武百官纷纷撰联赋诗，无非万寿无疆之类。而纪晓岚所写之联别出心裁：
　　四万里皇图，伊古以来，从无一朝一统四万里；
　　五十年圣寿，自前兹往，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
　　上联指清朝统一全国后，西起葱岭，东濒大海，北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纵横均为四万里，版图之大，为历史上所未有；下联指五十圣寿再加九千九百五十岁，正好合为万岁，敬祝乾隆万寿无疆。见到此联后，乾隆大喜，当即传旨，将纪晓岚擢为京察一等，以道府记名。
　　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39岁的纪晓岚奉旨出都，任福建学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翰林来说，外放学差无疑是仕途上的一个转折点。纪晓岚对此喜不自胜。登车启程，至济南改乘舟船，沿运河南下，一路行来，山川秀丽，他也不停写诗作赋，后来还结集出版，名为《南行杂咏》。
　　传说在行舟途中，纪晓岚遇到一位老者，亦乘大船南下，还给他送来一张纸条：“我看阁下必是一位文士，现有一联，如阁下能对出，敝船必当退避三舍，如对不出，则只好委屈阁下殿后。”老者的上联是：
纪晓岚(5)
两舟并行，橹速不如帆快。
　　这是一副语意双关联。“橹速”谐指三国著名文臣鲁肃，“帆快”暗指西汉著名勇士樊哙，一文一武，正巧构成双重含义，表面上是说橹不如帆，暗含的意思是说文不如武。纪晓岚深知此联难对，不禁冥思苦想，结果让老者扬帆远去。他到福州后，主持院试，乐声轰鸣。纪晓岚触景生情，想出下联：
　　八音齐奏，笛清怎比箫和。
　　“笛清”暗指北宋名将狄青，“萧和”暗指西汉宰相萧何，也是一语双关，一文一武，文胜于武，对得天衣无缝。
　　世上流传的纪晓岚对对子故事，有真有假。例如，有一则故事说纪晓岚曾随乾隆南巡，路过黄河碎石滩。乾隆出了一个上联：“石头渣稀烂棒硬。”纪晓岚漫不经心地答道：“黄河水翻滚冰凉。”对联上下句都体现了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算是不错。但其实乾隆六次南巡，纪晓岚没有一次扈从过。不过，纪晓岚善于对对子是真，而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更广泛地传播了纪晓岚的大名。
　　第三，纪晓岚朋友遍朝廷，门生满天下。纪晓岚早年就与一帮志趣相投的文人学士结成文社，半月聚会一次，谈古论今，切磋诗文。文社中有他的族兄纪昭和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钱大昕。就连上科进士刘墉，这时已由翰林院编修升为侍讲，也参加进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纪晓岚与刘墉一齐被推为文社领袖。由于文才出众，也由于性格谦和，纪晓岚很快在朝廷上下拥有了一批兴趣相投的朋友。
　　纪晓岚多次担任过考官。他先后任过乾隆己卯山西乡试正考官、庚辰会试同考官、本省壬午乡试同考官、提督福建学政、甲辰会试副总裁官、己酉武会试正总裁官，嘉庆丙辰会试正总裁官、己未武会试正总裁官、壬戌会试正总裁官等。正因为他经常担任考官，所以门人众多。
　　朋友和门生一多，纪晓岚的名字未免在他们口头、著作中经常出现。久而久之，纪晓岚的声名怎么可能不越传越大呢？
　　第四，与两部名传天下的书有关。第一部就是清代的文化大工程——《四库全书》。纪晓岚是这部书的总纂官。纪晓岚借此机会还删定了一部重要的目录学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本书在学界也享有盛名。第二部书就是纪晓岚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这部笔记流传甚广，也获得后世极高的赞赏。鲁迅认为此书“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既有趣，又有真知灼见，而其“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鲁迅据此盛赞纪晓岚是当时社会中“很有魄力的一个人”。小说家孙犁认为这部笔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其他同类作品所不能超越的位置，“它与《聊斋志异》是异曲同工的两大绝调”。这两部书都留名后世，其编纂者纪晓岚自然也就名动天下了。
　　纪晓岚死后，谥号“文达”，这是对他文学才能一种相当高的认可。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说他是一代通儒，“胸怀坦率，性好滑稽，有陈亚之称。然骤闻其语，近于诙谐，过而思之，乃名言也”。这就是说纪晓岚不仅学识好，而且也是性情中人，幽默得也很在理。应该说，这一评价是基本上符合实际的。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贺治起：《纪晓岚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
　　(2)杨子忱等：《纪晓岚全传》，长春出版社，1993年
　　(3)何香久、王金茹：《纪晓岚的幽默与智慧》，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
　　(4)陈连营、方瑞丽：《文才驰天下——纪晓岚的“风流”人生》，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
刘墉(1)
　刘墉就是家喻户晓的“刘罗锅儿”，因为他为官“忠君、爱民、清廉”，深得百姓喜爱。有关他的事迹广为流传。当代的影视剧作家也很了解民众这种渴盼清官的心理，于是，刘墉成了清代大臣中“上镜率”最高的大臣之一(其他两位是和珅和纪晓岚)。在剧作家的安排下，他和大贪官和珅成了死对头和欢喜冤家，和珅在他面前总是显得笨手笨脚，经常弄巧成拙，想算计人反遭算计。乾隆皇帝对他又爱又恨、又有点无可奈何。这个人物寄托了中国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愿望，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正义的化身，甚至连他的罗锅儿也让人不惟不觉其丑陋，反成为他的标志性特征。其实，荧屏上的刘墉和历史上的刘墉并不完全重合，从形象到事迹有许多地方源自剧作家的想像。
　　刘墉真的是罗锅儿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取士、选官标准。
　　在封建社会，选官向来是以“身、言、书、判”作为首要条件的。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所谓言，即口齿清楚，语言明晰，否则有碍治事。所谓书，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所谓判，即思维敏捷，审判明断，不然便会误事害人。
　　在这四条标准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因为观瞻所系，不能不特别强调。
　　刘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书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顺利过关。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刘墉不会是“罗锅儿”。姜纬堂先生早在1996年时，就曾在《北京晚报》上专门撰文《刘墉绰号“罗锅”考》，指出过这一点。
　　还有一个旁证，可以从侧面说明一定的问题。按照当时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不考文章，只论相貌，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以字形喻体形、相貌。“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以上这四个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选的可能；“身”指身体不正，“甲”指头大身子小，“气”指一肩高耸，“由”指头小身子大。这四个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个就会落选。可见，清代选官很重视被选者的相貌，所以，刘墉即使算不上仪表堂堂，总也不至于体有残疾。
　　当然，“刘罗锅”的称号，也事出有因。史书上记载，嘉庆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可见他确实有些驼背。不过，刘墉当时已经年届80岁，难免会驼背弯腰，这就很可以理解了。如果以此认定刘墉年轻时即为“罗锅”，那就不准确了。
　　可见，从形象言之，历史上的刘墉与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的刘墉并不一致。那么，从为官行事的角度看，历史上的刘墉是不是像剧作家描写的那样清廉干练，不畏权势，是不是真的能将大贪官和珅戏弄于股掌之中，在乾隆皇帝面前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刘墉的精干与“糊涂”
　　刘墉出身于山东诸城刘氏家族，这个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为顺治年间进士，祖父刘棨(qǐ)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亲刘统勋更是一代名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说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复刚劲，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
　　刘墉生长在这样世代书香、以科举仕进为荣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后来他成为四库全书馆副总裁也证明了其学识的渊深。但不知什么原因，满腹经纶的刘墉却迟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至少目前尚未发现他在30岁之前参加科举考试的记录。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33岁的刘墉才因为父亲的关系，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并获进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预备资格，一般从科考成绩优异的进士中选拔，然后在庶常馆学习深造，期满考试合格者，授翰林院编修。清代翰林虽然薪俸较薄，但作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近臣，号称“清贵”，“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而且，大臣死后如果想得到皇帝赐谥的“文”字，则必须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举仕进者尤重翰林出身。应当说，刘墉在仕途上开局良好。
　　精干有为，任职四方 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始，刘墉被外放做地方官，此后20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主要做地方官，由学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抚大员。在做地方官期间，他基本上还是秉承了乃父刘统勋的正直干练、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对科场积弊、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诸城县志》称赞他：“砥砺风节，正身率属，自为学政知府时，即谢绝馈贿，一介不取，遇事敢为，无所顾忌，所至官吏望风畏之。”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书，兴文字狱，捉拿会党，积极推行文化高压政策。
　　刘墉做过提督安徽学政和提督江苏学政。提督学政是一省的教育长官，类似于现在的教育厅长，但不同之处在于，学政不受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独立开展各项事务，督抚大员也不能侵其职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学政离任，督抚才可暂时代管其事。学政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反映地方情况，吏治民风。
刘墉(2)
刘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见并赐诗，其中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刘墉能够不辱门楣、有所建树。在出任江苏学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诗相赠，可见对刘墉抱有厚望。刘墉也不辱使命，很是严肃认真。据清人笔记记载：“昔日刘石庵相国视学江苏，严肃峻厉，人多畏惮。”刘墉曾先后两次提督江苏学政，相隔近20年，为官处事风格也由峻厉刚急转为平和舒缓，但严肃认真则是一贯的。以刘墉第二次出任江苏学政时按试扬州为例，因为把关严格，使得许多想以作弊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
　　乾隆三十四年(1769)，51岁的刘墉获授江宁知府。从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时算起，到此时刘墉浮沉宦海已经整整18年。说来，刘墉的仕途并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编修时，其父刘统勋因事获罪，刘墉遭株连被革职，与诸兄弟一起下狱；后外放刘墉作安徽和江苏学政，因表现卓异得到乾隆皇帝赏识，擢山西太原府知府。刘墉之父刘统勋，曾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山西查办布政使蒋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声誉颇佳。刘墉同样是不负重托，到任后不几天便将前任遗留下的疑难案件审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称赞。正当刘墉以政绩迁冀宁道时，前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段成功亏空案发，刘墉以失察罪差一点丢了性命，后来朝廷加恩命他赴军台效力赎罪长达一年，回北京后又在一个叫作“修书处”的闲散机构里蹉跎两年。由此可见，这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运并不怎么“亨通”。
　　刘墉能够在重罪之后出任江宁知府，说来还是沾了父亲的光。此时刘统勋圣眷正隆，先后以大学士之职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为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刘统勋七十寿辰之时，乾隆皇帝不仅亲书匾额志贺，还加恩刘墉以知府候补。第二年，刘墉获授江宁府知府。
　　刘墉也十分珍视这次机会，“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创作于嘉庆初年的弹词《刘公案》，就是主要以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决断疑案、为民做主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的，虽然其中必然夹杂着弹词艺人的想像夸张和道听途说的内容，未必都是实录，但说明刘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宁知府任上确实有政绩、有政声，是难得的贤能官吏。著名诗人袁枚也在一首诗中称赞刘墉说：“初闻领丹阳，官吏齐短脰(dòu)。光风吹一年，欢风极老幼。先声将人夺，苦志将人救。抗上耸强肩，覆下纡缓袖。”意思是说，刘墉到江宁后，对下属要求严格使其不敢耀武扬威，对百姓关爱拯其脱离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
　　此后，刘墉历迁江西、陕西、江苏，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刘墉被授湖南巡抚，其官职全称是巡抚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驻长沙，兼理军民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内，刘墉继续以前的作风，盘查仓贮，勘修城垣，整顿吏治，镇压反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刘墉的政绩可谓斐然。《清史列传》上面说他：“在任年余，盘查仓库，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习，抚恤武冈等州县灾民，至筹办仓谷，开采峒硝，俱察例奏请，奉旨允行。”将其所办大事都列举出来了。《湖南通志》也赞扬刘墉抚湘期间，所行诸事“民以为便”。
　　乾隆四十七年，刘墉奉调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书房行走。当时和珅炙手可热，刘墉遂“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这又表现了刘墉为人和为官的另一面。刘墉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同时也是官场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场的规则做事，包括应付上级和同僚的圆滑趋避之术。大体说来，他任地方官、能够独当一面的时期，主要表现了清勤刚正的一面，“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入京以后，正好碰上和珅专宠于乾隆，擅弄威权，排斥异己，刘墉只好以静默自守，以滑稽模棱取容。
　　滑稽模棱，情非得已 刘墉刚入京的几年仕途还算顺利，做到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其间还处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国泰是山东巡抚，其父四川总督文绶是刘墉的老上级，更关键的是，国泰的后台就是乾隆皇帝的红人和珅。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钱沣参劾山东巡抚国泰专横，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历城、益都等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乾隆皇帝对此事十分重视，责成和珅、刘墉等同钱沣一起前往核查。
　　国泰，满洲镶白旗人，姓富察氏。国泰与和珅过从甚密，因此，和珅得到要查办国泰等的消息后立即派家人通风报信，使得国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项填补亏空的时间。赴山东途中，和珅还以言辞威胁钱沣。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刘墉深知和珅与国泰的关系，因此常与钱沣密商对策。到山东历城县后，和珅说不用彻底核对，只要抽查几十个库就可以了，并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钱沣要求先封库，第二天彻底拆封。结果发现库里的银两“多系圆丝杂色银”，通过盘诘库吏得知，这些银两是从各商铺借来充数的。于是，出告示叫各商铺前来认领，“大呼曰：迟来即封贮入官矣”。于是商贾纷纷前来认领，库藏为之一空。
　　在这件事上，刘墉自始至终支持钱沣，他的态度对于案情最终水落石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显然，刘墉支持钱沣，同时也就得罪了和珅。从这件事我们看到，刘墉仍不失其“刚正”。
　　此后的几年里，刘墉似乎总是在犯错误，受指责，乾隆对他显然并不满意。乾隆五十二年初，刘墉因为漏泄他和乾隆帝关于嵇璜、曹文埴(zhí)的谈话内容，不仅受到申饬，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
刘墉(3)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参劾。
　　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刘墉兼理国子监，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诸生馈送堂官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弹劾，结果刘墉受到处分。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恼怒，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降为侍郎衔，不再兼职南书房。乾隆皇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大意是说因为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念及统勋为朝廷效力多年，才对刘墉加恩擢用。而刘墉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及至出任学政就不再认真办事，在湖南巡抚任上官声也平常。入京为尚书，办事情更是一味模棱两可。我曲意优容，未加谴责，原以为他会感激圣恩，勤勉办事，不想竟然发生上书房诸师傅旷工七日之久而刘墉置若罔闻之事。并说刘墉这样事事不能尽职，于国则为不忠，于父则为不孝，其过失甚大，实在不能宽恕。应当说，措辞相当严厉。
　　乾隆五十八年，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因为安排失当，阅卷草率，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规定，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乾隆皇帝虽然作了宽大处理，刘墉还是被“严行申饬(chì)”。
　　嘉庆元年，因为大学士一职空缺多时，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而资历更深的刘墉被排斥在外。而且在上谕中又一次批评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并举例说，皇帝曾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结果刘墉对以“尚可”。而戴本来十分庸劣，断难胜任。可见刘墉平日里对于铨选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棱两可之词敷衍塞责。要他“扪心内省，益加愧励”。
　　嘉庆二年，授刘墉体仁阁大学士，但仍旧指责他“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并说“兹以无人，擢升此任”，可见其评价。当然，以上两条嘉庆初年的上谕，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见。
　　刘墉像是变了一个人，做人的棱角看不到了，做事的勤谨也看不到了，此期间的刘墉更多表现出的是滑稽和圆滑世故。清人笔记记载，一次在军机处吃饭，有同僚提起唐宋时宰相吃堂餐的故事，刘墉马上接口说：“但使下民无殿粪，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为之喷饭。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刘墉入朝为官期间的种种“劣迹”，是想探讨同样一个人，为什么前后差别如此之大？
　　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讲，是当时朝廷上的政治气候决定的。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有一个颇具意味的细节：乾隆问和珅，你是做忠臣呢，还是作奸臣？和珅答，我不做忠臣，也不作奸臣，我要做的是让您高兴、逗您开心的弄臣。结果乾隆对和珅的回答很满意。这个情节很可能只是出于编剧的一种想像，但应当说，剧作家对乾隆心态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
　　乾隆皇帝有一个“本朝无名臣”的理论，他说，因为朝廷纲纪整肃，本朝没有名臣，也没有奸臣。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把所有荣誉归于圣主，大臣们所做的一切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都是出于圣主的旨意。所以，他下令禁绝为地方官建德政碑、送万民伞之类为官员扬名的活动。老年乾隆更是志得意满，炫耀自己的“十全武功”，权力欲和虚荣心越发膨胀，此时他的身边更不需要名臣，而只需要忠心办事、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的奴才。
　　再加上当时朝堂上宵小环绕，和珅弄权，勾结党羽，把持朝政，排斥异己，正直之士很难有所作为。御史曹锡宝曾经想通过参劾和珅家奴刘全以达到惩办和珅的目的，结果反遭陷害，被革职。所以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当刘墉为地方官时还做了一些兴利除弊的事情，而到了皇帝的身边却反而无所建树，唯唯诺诺。也许从适应官场规则、保全自己的角度看，刘墉这样小错不断、屡遭申饬、弄得自己名誉扫地，未必不是聪明之举。
　　在当时以滑稽方式为官的还大有人在。比如嘉庆帝的老师朱珪，也是如此。据说他晚年每逢门生、旧吏来看望，他所言皆不关政治，全为诙谐之语。
　　这些以清正刚直著称的官员尚且如此，当时官场风气可见一斑。乾隆皇帝聪明太过，使得大臣们只好装糊涂；乾隆皇帝好名太甚，使得大臣们只得“平庸”。这使人不禁联想到汉高祖刘邦与承相萧何之间的关系。萧何作为大汉第一功臣协助刘邦夺取天下后，继续兢兢业业地办事，清正廉洁地为官，因而在百姓中口碑极好。这使得刘邦很不放心，于是找借口将萧何抓了起来，虽然念及旧情最终又释放了萧何，但萧何出狱后汲取了教训，不再顾及名声，圈地、贪渎之事也颇做了几件。老百姓意见很大，也有人向刘邦告状，这下刘邦却一笑了之，不再追究。
　　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刘墉于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6岁。去世的当天，他还曾到南书房当值，晚上还开宴会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啸亭杂录》记载，刘墉死时，说他“鼻注下垂一寸有余”，暗合佛语中的善于解脱之意。不管怎样，刘墉可算得上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功德圆满。
刘墉(4)
荧屏铁三角之间的关系
　　乾隆、刘墉、和珅、纪晓岚(纪昀)是这些年来电视荧屏上经常出现的“欢喜冤家”，或是乾隆、刘墉、和珅一组，或是乾隆、纪晓岚、和珅一组。历史上，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刘墉与乾隆 关于刘墉与乾隆的关系，民间有很多传说，比如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那么就是乾隆的干兄弟了。还有“和珅使坏，刘墉参万岁”的传说，这个传说还被编入了传统相声《官场斗》。总之，把刘墉说成是连皇帝都不怕，连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当然，这些事没有什么根据，也不可能发生，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良好愿望。那么，历史上的刘墉与乾隆的关系究竟怎样？
　　上文已经说过，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总的看，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乾隆都有诗相赠，可见关注与期许。后来，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
　　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
　　刘墉入朝为官后，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刘墉与和珅 刘墉与和珅的关系，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习惯于把二人的关系描述为忠奸对立、水火难容。的确，刘墉并不阿附和珅，而基本采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朝鲜书状官徐有闻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知道，当刘墉入京任职之后，他首先是调整了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所以不可能和权势遮天的和珅做针锋相对的对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乾隆帝“龙驭上宾”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珅的处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后的次日，嘉庆帝即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并复刘墉上书房总师傅一职，入内当值，以供随时咨询。随后，各省督抚及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和珅，要求将和珅处以凌迟。不过，刘墉等人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请从次律，即赐令自尽，保其全尸。
　　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
　　和珅之案结束后，刘墉受赠太子太保，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处理，颇得时人的称赞。由此也可见，刘墉并未因公务而泄私愤，而是充分体现了一位群臣领袖应有的风范。
　　刘墉和纪昀 如果说刘墉与和珅处于对立面的话，那么，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师弟之谊。大学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昀与刘墉关系极好，纪昀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好，故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比如“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是纪昀非常喜欢的诗句，生前他曾将此诗作为自挽联。纪昀去世后，刘墉即将其写下来，作为挽联相赠。
　　刘墉与纪昀都好收藏砚台，两人也时相赠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刘墉赠给正任都御史的纪昀一方砚台，还特意在上面题识：纪昀喜欢我的黻(fú)文砚，因而我把它送给他，而书之以铭文，“石理缜密石骨刚，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真相当”。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蒋师瀹(yuè)也题此砚说：
　　城南多少贵人居，歌舞繁华锦不如。
　　谁见空斋评砚史，白头相对两尚书。
　　嘉庆八年(1803)，刘墉又曾送给纪昀砚一方，称：“送上古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
　　乃朴茂沉郁之格，譬之文格，为如此也。”纪昀也记载到：刘墉送我砚一方，左侧有“鹤山”字，认为是宋代的东西，但我并不以为然。但刘墉又说，“专诸巷所依托，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说，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称是苏东坡、米芾等人的东西，怎么会假冒魏了翁的名号呢？纪昀承认，刘墉所言，“是或一说矣”。
　　嘉庆九年，刘墉去世之前，还给纪昀送过砚，纪昀在砚上题词说，“余与石庵(刘墉)皆好蓄砚，每互相赠送。亦互相攘夺，虽至爱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声色货利相矜，而惟以此事为笑乐，殆亦后来之佳话欤？”
　　除了写诗赠砚，两人还经常在一起畅谈佛法。可见两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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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满汉名臣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2)殷文硕：《刘罗锅传奇》，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3)陈连营、方瑞丽：《传说与历史：宰相刘墉的一生》，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
和珅(1)
2001年4月，“中青在线”网站发布了一条消息称：《亚洲华尔街日报》日前选出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人们对这6人也许都并不陌生。就拿其中之一的和珅来说吧，他能够榜上有名，全在于他的贪污。他的贪污成果可谓“富可敌国”，和珅被嘉庆处置后，其财富落入嘉庆手中，所以民间一直流传着“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青年才俊《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中只记载，和珅“少贫无藉，为文生员”，除此之外，有关和珅青少年时期的记载很少。大概受这些史料的影响，有些学者就认为和珅出身于地位低下的“包衣旗人”，也就是内务府包衣(包衣在满语里是“奴仆”的意思)。不过此说并不确切。
　　八旗才俊
　　冯佐哲曾在《和珅评传》中作过详细考证，和珅应该是满洲正红旗人，他家曾一度被抬入正黄旗，获罪后其家属又被划归正红旗。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父亲名常保，母亲为伍弥泰之女。家原住北京西直门内驴肉胡同。有人说和珅出身“贫贱”、“卑微”，估计是和珅当政时升迁太快，又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故被人所痛恨，遭到过他打击、排挤的人，故意造谣，以表示他不配当宰相。这种说法甚至影响到了外国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来华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就在其回忆录中说，皇帝的首相和中堂是鞑靼人，出身低微，但是很有才干。当然，和珅出生时，家境并不富裕，却是事实。
　　从许多野史中可以知道，和珅童年时曾在家里与弟弟和琳一起接受私塾先生的启蒙教育。又由于他的父亲曾任福建副都统，所以和珅10来岁时，得以和弟弟一起进入咸安宫官学。咸安宫与武英殿相邻，均位于紫禁城的西华门内。
　　咸安宫官学创建于雍正初年，当时仅供内务府包衣子弟就学。但到了乾隆元年，除了原来内务府子弟外，还开始从八旗满洲都统等家庭中选取“可以造就之俊秀子弟”就读，每旗10名；另外，大臣子弟中有情愿入学的，也可以来此就读。这所官学的教师多由翰林学士充任，最差的也是举人。学校分为汉书十二房，清书三房，各设教师一名，教授骑射和满语的教师有3人。所设课程主要有满、汉、蒙古语以及经、史等内容。此外，每个学生还必须学习骑射和使用火器等军事课程。
　　从有关资料来看，咸安宫官学是当时官学中之最上品，不仅其教习非同凡响，而且在这里就读的学生也都经过严格选拔，一个个都品学兼优，相貌俊秀。用通俗的话说，咸安宫官学实际上是一所师资力量雄厚、学生质量很高的全国重点学校。青年和珅能够就读咸安宫官学，正说明了他是正红旗中一名声誉不错的年轻后生，其仪表、才能都非同凡俗。事实上，有史料记载说，和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男子，玉树临风，脸庞白皙，行动敏捷，举止端庄，言语诙谐。这不正是一个惹人喜爱的白面书生形象吗？可是，目前流行的影视剧中的和珅，总是油头滑脑，阿谀奉承，不学无术，机关算尽，又常常被刘墉、纪晓岚等人捉弄的可笑形象。剧中的纪晓岚却是文采风流的书生，其实历史上的纪晓岚反而是相貌丑陋、又有口吃近视眼的毛病。可以看出，影视剧中的和珅与纪晓岚跟历史上真实的形象似乎刚好调了个个儿，真是令人感慨！
　　和珅天资聪明，记忆力强，过目不忘，加上他努力学习，所以经常得到老师们的夸奖。除了能将四书五经背诵得滚瓜烂熟外，和珅的满文、汉文、蒙古文和藏文也都相当不错。日后和珅在乾隆身边时，运用各种语言接待不同民族的上层人士，同时能用多种文字起草上谕，甚至连西域秘咒也略知一二，能猜测乾隆心理，使得自己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与少时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和珅还练得一手好字，对诗词歌赋与绘画都能来上一手，可惜当他受诛之后，人们不齿他的为人，故作品流传不广。
　　高官赏识，夫妇情深
　　和珅18岁时结婚，娶英廉之孙女冯氏为妻。英廉原姓冯，内务府包衣籍汉军镶黄旗人，曾任内务府大臣、正黄旗满洲都统、直隶总督、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并担任过《四库全书》正总裁，是乾隆时期颇得信任的高官。他为官比较清廉，乾隆四十八年(1783)病故时，乾隆特赐白银5000两治丧，入贤良祠，谥文肃。由于孙女自幼失去双亲，英廉对她格外疼爱，当发现和珅之后，英廉认定他绝非等闲之辈，日后必能发达，故决定把心爱的孙女许配给他。
　　和珅家庭虽说是个中上等人家，但他父亲长年在外任职，开销较大，他和弟弟和琳与继母的关系又不大好，因此经济拮据，手头并不宽裕。据说这个时期，他常常带着家仆刘全找人借钱，以供咸安宫官学花销。在这种情况下，英廉对他多方关照，使他顺利完成了咸安宫的学业。
　　和珅与冯氏结婚后，相亲相爱，感情颇好，夫唱妇随。嘉庆三年(1798)冯氏去世时，和珅极为难过，他为妻子连作六首悼亡诗，其中一首写道：
和珅(2)
结缡(lí)三十载，所愿白头老。
　　何期中道别，入室音容杳。
　　屏帏尚仿佛，经卷徒潦倒。
　　泪枯挽莫众，共穴伤怀抱。
　　游川分比鳞，归林叹只鸟。
　　追思病时言，尚祝余足好。(时余足疾复作)
　　犹忆含殓前，不瞑心未了。
　　自此退食馀，谁与伴昏晓。
　　由此可见他们结婚30多年，夫妻关系一直不错。冯氏对和珅也极为体贴，即使是在病中，也念念不忘和珅的腿病。冯氏还为和珅生了唯一一个长大成人的儿子：丰绅殷德，此子日后娶得乾隆最心爱的女儿和孝固伦公主。总之，和珅夫妇两人心心相印，互相关心，家庭生活幸福美满。这种情形恐怕是看惯了电视中和珅形象的观众所不了解的吧？
　　在家庭生活方面，和珅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总想让他的家族保持着蒸蒸日上、人丁兴旺的局面，他对自己的亲人总是担负着深深的责任。他的弟弟和琳是他一手提拔和精心栽培的，他也一直为弟弟的家庭操劳。不仅和琳是他一手带大的，而且由于和琳长年在外，和琳子女的婚嫁也都由和珅操办。嘉庆元年(1796)，和琳在外督办军务，不幸染病身亡。和珅非常伤心，写了15首挽词，“言不成声，泪随笔落”，感情真切凄惨。他写道：
　　看汝成人瞻汝贫，子婚女嫁任劳频。
　　如何又为营丧葬，谁是将来送我人。
　　和珅的伤感并不是没有来由。嘉庆元年正是他处在权势顶峰的时期，但他可能已经预感到了由于自身贪权纳贿所陷入的人生阴影。纵然他是一个重视家庭的家长，但他早已走上歧路，无法回头，给他的家庭带来的并不是永恒的荣耀，而是抹不去的耻辱。和珅死后，和家一落千丈。丰绅殷德看到昔日的富贵荣华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自己在政治上已经没有任何前途，顿感心灰意懒，日渐颓废。他有诗写道：“功名事业俱泡影，埋骨何劳墓志铭。”嘉庆十五年(1810)，丰绅殷德悒郁而终，年仅36岁。
　　乾隆宠臣
　　在人们印象里，和珅似乎生来就有权有势，是乾隆的宠臣。其实，和珅的发迹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他自身的才能在某种程度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和珅的起家要说起英廉慧眼识珠，似乎还真是不假。和珅20岁踏进官场，几年后仕途果然是步步高升，非常人所能及。
　　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珅20岁，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和珅显然并不满意自己的处境，所以第二年他参加了顺天府乡试，可惜没有中举。23岁时，和珅被授为三等侍卫，得到出入宫廷的机会，负责仪仗事宜。此后，到乾隆四十年，和珅从三等侍卫擢升为乾清门御前侍卫，兼副都统。第二年正月，27岁的和珅出任户部右侍郎，三月升军机大臣，四月兼内务府大臣，八月调镶黄旗副都统，十一月充国史馆副总裁，十二月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他的一家也由正红旗抬入正黄旗，成为“上三旗”的一员。这样的升迁速度恐怕是历史上极其少见的情形。在封建社会，怀才不遇的情形比比皆是，很多有才之士往往郁郁而终。可是对和珅而言，虽然曾经一度在考场上名落孙山，但数年后竟然得到一个机会，从此平步青云，官儿越做越大，很快就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位置。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和珅又是怎么抓住机会的呢？综合历史记载，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和珅(3)
(1)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说，有一次乾隆看奏报，得知要犯逃亡，心中生气，随口说出《论语》中的“虎兕出于柙”，众侍卫都不知乾隆所说何意，和珅则说，“皇上是说，管此事者，当负此责”。乾隆很是高兴，问和珅是否读《论语》，又问他的家世年岁，和珅皆奏对称旨，于是受到提拔。根据这则传说，又生出两种情节：其一是《清朝野史大观》中说，有一次乾隆在轿子中背诵《论语》，突然忘了下文，跟班的和珅脱口而出，由此得到乾隆的赏识。其二是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记载，当乾隆要出巡时，突然找不到仪仗用的黄伞盖，就问该谁负责。很多侍卫吓得不敢作声，只有和珅朗声答道：“当然是管这个事情的人负责。”从而引起乾隆的注意。
　　(2)陈焯(zhuō)在《归云室见闻杂记》中记载，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出巡山东。他喜欢坐一种骡子拉的小车，“行十里一更换，其快如飞”。有一次恰巧是和珅跟班，大概是旅途无聊之际，乾隆就与和珅聊起天来。乾隆问和珅是什么出身，和珅说自己曾是咸安宫官学学生。乾隆很好奇，既然是学生，怎么却不是通过考试做上官的？乾隆就问和珅参加过科举没有，和珅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曾参加过乾隆三十五年的考试，但没有考中。乾隆又让他背当年的应试文章，和珅跟在小车旁边，一边走一边背，很快就将当年的文章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了。
　　乾隆听了之后，对和珅说：“你的文章其实可以考中的。”看来，和珅的文字并不是很差，而且能够很快背诵5年前的一篇文章，可算是很难得的了。由此，和珅的聪明伶俐给乾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和珅是雍正爱妃转世，与乾隆有宿缘。这跟一桩凄惨幽美的宫廷情缘有关。乾隆快到20岁那年，有一次进宫，经过父皇雍正的一个妃子身边，看见她正在对镜梳头，游戏心起，便突然从后面捂住了她的眼睛。该妃不知道身后是太子，大惊，顺手便拿起梳子向后边打去，正中乾隆的额头。第二天，雍正皇后看见乾隆额头上有伤痕，逼问出这一情形，大怒，认为是这个妃子调戏太子，马上将她赐死。年轻的乾隆非常害怕，想为此妃辩白，但又不敢这样做。犹豫再三，束手无策。后来他跑到书房，以小指染上朱色，返回妃子的住所，见到她已经上吊，但还没有气绝，便在妃子颈上点了朱色，说：“我害了你！如果魂魄有灵，20年后再相见吧。”就这样，此妃死去。当和珅引起乾隆注意的时候，乾隆发觉和珅似曾相识，一再思之，想起来和珅的容貌跟那个死去的妃子相似，密召和珅觐见，令其靠近御座，俯视其颈，竟然发现当年的指痕似乎犹在，于是乾隆便默认和珅是父皇爱妃的后身了，对他倍加爱惜。
　　这个故事中乾隆与其父皇爱妃之间的情愫固然凄清感人，但也只能是茶余饭后的笑谈而已，没有多少可信度。不过，其中透露出乾隆与和珅那种若有若无的同性恋情感，倒似乎不是不可能。清代官场多有好“男风”陋习，乾隆可能也未能免俗。众所周知，乾隆用人喜好俊秀之人，而和珅正是一个美男子，而且聪明伶俐，受到乾隆异常宠爱，不无可能。这在当时人的言行中也可以找到一些迹象，比如御史钱沣就曾经指责和珅办公地点过于接近皇帝住所。
　　以上说法不管是真是假，有一点倒可以肯定，那就是和珅这个年轻人确实肚里有货，所以才能在皇帝身边很快引起注意。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即使是机会来了，他也抓不住。有了这接近皇帝的第一步，和珅很快就成为乾隆的宠臣，大清帝国的一颗政治新星升起来了。令人惊奇的是，乾隆对和珅的宠遇并不是一时性起，而是长久不衰，即使是在明知和珅是一代巨贪的情况下，也并不怪罪。和珅这颗政治明星在帝国的政坛上持续闪耀了20多年，他凭什么本事做到了这一点？
　　和珅的本事和珅被乾隆发现之后，便开始不离皇帝左右。他除了悉心侍奉，还留心乾隆的一举一动，天长日久，乾隆想做什么，想说什么，他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不等乾隆开口，和珅便能操办停当，把皇帝侍候得舒舒服服。用通俗的话说，和珅在乾隆身边的角色就是帮忙和帮闲的角色，而且每次都帮得恰到好处。
　　乾隆喜欢附庸风雅，吟诗作赋，和珅便在这方面下苦功，闲暇时即学诗不辍，以“骚人”自居。平心而论，和珅的诗写得还不赖。与和珅同时代的钱泳就承认，和珅之诗，颇多佳句，看得出和珅很通诗律。和珅的大多数诗作收入了《嘉乐堂诗集》(此诗集由和珅的侄子丰绅宜绵整理保存)中，有不少是流露真情之作，比如上面所引写家庭生活的诗歌写得就比较感人。和珅有一首《夏日即事》写到自己喜诗的情形：
　　同人纳爽晚凉中，豪饮连倾百斗空。
　　自笑疏狂无检束，强颜犹爱入诗丛。
　　凭借着精心打造出来的诗歌功底，和珅可以经常与乾隆和诗，并赢得乾隆的欢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和珅与乾隆和诗的文档。
　　乾隆喜欢欣赏古董，对字画、文物和各种工艺品也爱不释手，于是和珅就挖空心思，加以满足。比如，朝鲜使臣就曾看到和珅进奉金佛给皇帝。他说：“京城内有佛铺子，互相买卖。朝臣用此进献，皇帝亦以赏赐贵臣。千秋节晨朝，有进贡覆黄帕架子，盛以金佛一座，长可数尺许，舁入阙中，闻户部尚书和珅所献。”乾隆爱书法，和珅就刻意摹仿乾隆的手迹，常常能以假乱真，以至于到了后来，乾隆的有些诗匾题字，就干脆交由和珅代笔。现在北京故宫重华宫内屏风上的诗文是乾隆书写，而挂在故宫崇敬殿的御制诗匾，据考证却是由和珅代劳的。
和珅(4)
和珅还曾与乾隆共习佛法。乾隆崇奉喇嘛教，对佛教经典也很有造诣。他曾主持翻译并刻印《满文大藏经》。和珅也学佛经，有的书还说他曾与乾隆一起修练密宗，与皇上保持着一种极为特殊的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和珅对乾隆更是体贴入微，甚至不顾及自己的身份。每当见到乾隆咳嗽时，和珅虽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他仍毫不犹豫地马上端个痰盂去接。他对乾隆皇帝也从来不称“臣”，而只说“奴才”，虽说这是满族人的规矩，但自然也很让乾隆受用。
　　乾隆喜欢讲排场，贪图享受。和珅深解其意，就多次陪同皇帝巡幸江南、避暑山庄，又东巡祭祖，朝拜孔庙，西巡五台山，拈香拜佛。他还极力为乾隆扩建圆明园、避暑山庄，修缮皇宫殿阁，并为乾隆准备好了做太上皇时居住的宁寿宫。和珅还利用自己善于敛财的本事，广开财路，公开卖官，尽量少用甚至不用国库银两，使乾隆极为满意。我们知道，清代的财政管理体制极为严格，所有开支均有明确的规定。为了敛财，和珅无所不用，比如侵吞、受贿、索要、放债、开店、收税、盘剥等。乾隆80大寿时，他借举行万寿大典与千叟宴之机，命令外放三品以上大员都要有所进献，在京各衙门长官要捐出俸银，而最富的两淮盐商也要捐银400万两。他还创设了“议罪银”，就是让有过失的官员以交纳罚银代替处分，少则数千两，多则几十万两。这些钱全不入国库，而是直接交到内务府，入乾隆私囊。内阁学士尹壮图上奏，表示反对这种做法，结果差点丢掉性命。《啸亭杂录》也记载，由于和珅的多方搜刮，使得原来入不敷出、经常需要户部补贴的内务府，不到几年就扭亏为盈。当然，和珅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也借机中饱私囊，凡是外省进贡皇帝的礼品，都要过和珅这一关，从中截留。等和珅被抄家时，发现他所藏的珍珠手串，比皇宫里的还要好，还要多。
　　和珅与乾隆皇帝还是儿女亲家。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赐和珅6岁的长子名为丰绅殷德。丰绅二字为满语，意有福泽之意。乾隆还把自己最心爱的小女儿和孝固伦公主许配给他。乾隆一生共有10个女儿，其中5个早夭，和孝固伦公主是最小的一个。《清史稿》中记载，这个小公主是乾隆最钟爱的女儿，没嫁之前就赐予金顶轿，宠爱一时。到她13岁时，被破格封为固伦公主。按清朝体制，皇后所生之女才能被封为“固伦公主”，品级相当于亲王。妃、嫔所出或由皇后收养的宗室之女，只能封为“和硕公主”，品级相当于郡王。和孝固伦公主的母亲是惇妃，可见乾隆对这个小女儿的怜爱。由于这个女儿长得很像乾隆，乾隆甚至还曾经对她说，你若是男子，我必立你为储君。
　　乾隆五十四年(1789)，刚刚15岁的和孝固伦公主与丰绅殷德完婚，下嫁时，乾隆除了大量赏给她土地、庄丁和奴仆外，还赏赐很多嫁妆。据朝鲜使臣记载：“宠爱之隆，妆奁之侈，十倍于前驸马福隆安时。自过婚翌日，辇送器玩于主第者，概论其值，殆过数百万金。二十七日，皇女于归，特赐帑银三十万。大官之手奉如意珠贝，拜辞于皇女轿前者，无虑千百。
　　虽以首阁阿桂之年老位尊，亦复不免云。”此后，到十二月初三日，和孝固伦公主与丰绅殷德合卺(jǐn)后6天，进宫举行回门礼，乾隆又毫不吝啬，大加赏赐。同时，乾隆还赏赐丰绅殷德大量的礼品。
　　乾隆肯把自己最心爱的小女儿和孝固伦公主下嫁和珅之子，并赏赐丰厚的妆奁，无疑是对和珅的极大宠幸。这种儿女亲家关系也进一步加深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使和珅成为其他人望尘莫及的皇亲国戚。
　　随着执政时间的逐步变长，年纪愈来愈大的乾隆，对和珅也更为依赖，无人能够替代。由于乾隆的宠信，和珅的官职扶摇直上，军机大臣、步军统领、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太子太保、掌吏户刑三部及三库、理藩院、内务府、圆明园、茶膳房、造办处、上驷院、太医院及御药房等事，高官做遍，在清朝历史上空前绝后，无人能敌。
　　以和珅的才能，充当乾隆身边的一员能干之臣，这是毫无问题的。和珅从乾隆四十五年起任理藩院尚书，凭借自己所掌握的几门少数民族语言，妥善处理过各种各样的民族事务，而且在乾隆用兵西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赢得乾隆由衷的称赞。和珅还曾先后多次接待过朝鲜、英国、安南、缅甸等国的使臣，尤其是全权处理过与朝鲜和英国的外交事务，表现了良好的外交才能。据朝鲜使臣记载，乾隆每问和珅一件事情，他不但能立即回答，而且能够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得一清二楚。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也说，和珅英俊潇洒，有宰相气度，谈笑风生，从容自若，事无巨细，一言而办。外国人的记述当不会是虚构出来的，这说明和珅确有办事的才能。但是，仅仅凭此，或可获宠于一时，但要保持宠任长久，则非常不易。
　　和珅又有什么秘诀可以做到后面这一点呢？这就可以联系到和珅性格上的特点。当初朝鲜使臣跟和珅接触时，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和珅“为人狡黠，善于逢迎”。这一性格特点决定了和珅对乾隆是一种逢迎取宠的态度。皇帝喜欢什么，和珅就做什么。从前面所述可知，和珅跟乾隆的关系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逢迎和被逢迎的格局。这使得和珅日益走上成为一代巨贪的道路。
和珅(5)
不过，在和珅与乾隆的关系中，乾隆更占主动的地位。乾隆是封建帝制的最高代表，他的好恶决定了臣子的好恶。乾隆喜好金佛，这就是弊政的一大源头。乾隆三十五年(1770)，为庆祝孝圣皇太后的80大寿，乾隆命人铸造金像，建楼贮存，名曰万佛楼。楼中有万龛，凡京师王公大臣及外省大吏，各献金佛像一个来充实这些佛龛。这些佛像当然都是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清末夏仁虎有诗咏此事说：
　　万佛楼成万寿辰，寿金先为寿金身。
　　一官一佛臣工献，媚佛还须媚一人。
　　所谓的“媚一人”，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环境中，皇帝一人至高无上，享有一切，臣子们全是为皇帝打工而已。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从中中饱私囊。就和珅与乾隆而言，在财务上，乾隆正是把和珅看成是招财进宝有门道的财神爷，缺钱、花钱就跟他要；和珅则是打着为皇帝办差的大旗，到处搜刮，既满足了皇帝的欲望，也顺便自己大捞一把，何乐而不为？
　　如果说贪污，乾隆就是天下第一号的贪污犯，和珅只不过是他手下的小头目而已。和珅因贪污固然要遭到人们的唾弃，但处在200多年后的我们，难道不也应看到促使他成为一代巨贪的封建帝制的罪过吗？
　　和珅与嘉庆
　　早在乾隆即位之初，曾有一个愿望，等他做了60年皇帝之后，就传位于子，自己当太上皇，以此表示不敢超过其祖父康熙在位的年数(61年)。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立第十五子嘉遭受和珅嫉恨的上书房总师傅董诰像亲王颙(yǒng)琰为皇太子，决定次年实行“禅让”。对于乾隆的这个想法，和珅无法表示反对。如果他反对，那就意味着不仅对抗当朝皇帝乾隆，而且也是蔑视皇祖康熙，更要得罪新皇帝嘉庆。这样他就有可能在新、老皇帝面前全部失宠。他考虑自己的荣华富贵，想着自己也许能够两面讨好，既能控制日益衰老的乾隆，又能挟乾隆以威慑新皇帝，并在必要的时候向新皇帝献媚邀宠，这样自己就可以在乾隆的最后几年加紧控制朝廷百官，巩固权势。
　　乾隆虽然退位，但是他这个太上皇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和地位的太上皇帝，仍然牢牢掌握着偌大帝国的权力，而新皇帝嘉庆不过是应付一些朝廷礼仪的傀儡而已。最为糟糕的是，这时乾隆已经是80多岁的老翁，根本没有精力去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据记载，太上皇乾隆记忆力衰退特别严重，往往昨天的事情今天就记不得了，早上所做的晚上就想不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和珅正好狐假虎威，成为乾隆的代言人，日益骄纵不法，贪污纳贿，无所不为。和珅一手遮天，文武百官无人敢与之抗衡，即使是乾隆的诸皇子也都对他望而生畏。
　　新皇帝嘉庆即位时已经37岁了，但乾隆死死不肯交权，和珅狐假虎威，而嘉庆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儿皇帝”，对这种局面他肯定在内心里极其不满。不过，鉴于曾祖父康熙时期太子立而废、废而立的教训，嘉庆采取了虚与委蛇的态度。即使有时觉得乾隆的决定不对，他也不露声色。但他真正提防的还不是乾隆，而是乾隆的耳目和代言人和珅。他知道，和珅已经跟乾隆几乎形影不离，他的一言一行对乾隆影响巨大。万一和珅在背地里跟乾隆说自己的坏话，他这个皇帝的位置坐不坐得稳还真难说。对于和珅的专横跋扈、所做所为，嘉庆一概不理。当时有不少大臣偷偷向嘉庆揭发和珅，嘉庆虽然心里明白，但表面上却表示和珅无罪，自己要依靠和珅处理政务。嘉庆还不忘常常表示对和珅的尊重。这样做的结果，给人们的印象是新皇帝也怕和珅三分，但实际上却既麻痹了和珅，也瞒过了太上皇乾隆，保证了既得帝位的稳定。嘉庆不过是在等待时机而已。而这个时机不会太久，乾隆逝世之日也就是和珅倒台之时。事实也正是如此，乾隆一去世，嘉庆就马上作出周密部署，惩办和珅。所以，人们对嘉庆这段时间的韬光养晦表示赞赏，认为是一种生存智慧。
　　奇怪的是，聪明过人的和珅却似乎没有把嘉庆的真正心理摸透。他也知道乾隆不会长命百岁，新皇帝不大可能还会这样宠信自己，所以一方面对嘉庆拉拢，如在嘉庆即位前抢先递送如意，以图拥戴之功，又向嘉庆讨好说，皇上的衣食都是由他们贡献，没有动用国库，以唤起嘉庆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又在嘉庆周围布置耳目，窥伺动向。不过，嘉庆没有给他机会，没有说过一句对和珅不满的话，也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其实在心底对和珅是多么痛恨。和珅抓不住任何把柄。
　　任何一个大臣，处在新、老皇帝之间，必然有其难做的地方。得罪了任何一方，都没有好结果。从这方面来说，我们或许可以对和珅当时的处境表示一点理解。但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和珅的专横跋扈不会有好下场。和珅的儿媳，也就是和孝固伦公主，早在刚刚下嫁到和家时，就预感到贪财好利的公公下场不妙。她曾对丈夫丰绅殷德说：“你的父亲受到皇父的如此宠信，却丝毫不报恩，弄得贿名越来越大，我替你担忧啊。将来有一天公公下场不妙，我必定遭到你的连累。”事实证明她的预感准确，等到和珅事败，和家的一切事务几乎全靠她支撑。此时，和家一落千丈，经济上入不敷出，生活上常常发生困难。一个金枝玉叶的公主整日为家庭生计发愁，确实是受和珅之累。可是和珅在风光的时候，却没有这等明见。以和珅的聪明，应该有所预感。他之所以仍在贪污纳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似乎是本性迷失，往往不能自已。秦朝李斯在李家最耀眼的时候曾感叹盛极必衰，但感叹归感叹，照样不能及时从权力场中抽身，最后落个家破人亡的结果。二人极其相似。
　　嘉庆四年(1799)正月十八日，离乾隆去世仅半个月，距和珅下狱也只有7天，嘉庆派大臣前往和珅囚禁处所，赐他白绫一条，令其自尽。和珅知死期已至，不禁悲从心来，提笔写下了一首诗：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撤手谢红尘。
　　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此诗似偈似谣，前两句含义尚明，因为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至今刚好50岁。从权力的顶峰一下子跌落到深渊，对他来说当然是一场梦，而且是一场噩梦。后两句的含义较为隐晦，大概是属于某种诅咒，或者是身后报应之类，只不过是不便明说罢了。赋诗完毕，和珅悬梁自尽，黯然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是他贪权纳贿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可是大清帝国的代价更为惨重。和珅的出现极端败坏了清朝的吏治，加速了清朝腐朽的进程。其时，大清帝国危机四伏，内外矛盾重重。
　　和珅有一个宠妾，名叫长二姑。她得知和珅自尽的消息后，也自杀身亡，追随和珅而去。她留下了二首挽诗，其中有句云：
　　白练一条君自了，愁肠万缕妾何如。
　　可怜最是黄昏后，梦里相逢醒也无。
　　和珅至死，他的富贵梦、权力梦从来都没有醒过。一代巨贪的形象就此定格于历史的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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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文发：《嘉庆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2)冯佐哲：《和珅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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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
清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村庄，诞生了一位对晚清历史影响颇大的人物——曾国藩。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时才成为当地一个拥有100多亩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亲曾麟书43岁时才考取一个秀才。但是中国人总是喜欢把一些灵异之事附会到大人物身上，对曾国藩也不例外。
　　出生：巨蟒转世的神话
　　传说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公做了一个梦：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之左右，接着入室庭，蹲踞良久。老人第二天早晨百思不得其解，随即有人告诉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个曾孙了。”老人一听，恍然大悟，认为这新出生的曾孙就是那条蟒蛇投的胎。他联想起唐朝名将郭子仪出生时其祖父也梦见大蟒蛇进门，因此认为曾家将来也要出一个大贵人。很快曾国藩是蟒蛇投胎之说就在当地传开了。随着曾国藩的名气越来越大，这个说法也就越传越远。
　　事也甚巧，曾国藩生有疥癣，小时还并无多大痒痛。到了35岁以后，曾国藩的功名官运，一天一天地高升，他身上的疥癣也随着一天一天地扩大，简直奇痒无比。曾国藩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苦不堪言。
　　在曾国藩祖屋的后面，“旧有古树一株，为藤所绕，树已槁而藤且益大且茂，矫若虬龙，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条巨藤，活像一条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摇曳，得意洋洋；待曾国藩死后，该藤就叶落枝枯，不久就死了。人们对此觉得很是奇怪。
　　这样，巨蟒入梦，癣如鳞，祖屋藤似蟒蛇，种种异事都发生在曾国藩身上。有人因缘附会，杜撰了曾国藩是巨蟒转世的神话。
　　当然，上述传说或巧合、或附会、或杜撰，不足凭信。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评判功过是非的定性评价，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成就的事业，确实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有时甚至真有点像是天佑神助。
　　出头：不信书，信运气
　　据清人朱克敬撰《瞑庵杂识》记载，曾国藩曾经对吴敏树和郭嵩焘说，自己死后的碑文由这两位执笔，但是要加上这样的话：“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曾国藩的运气往往表现在人生的关键时刻。
　　科考得意，入翰林院 曾国藩6岁从师入学，14岁应童子试，先后考了7次，到23岁才成为生员(秀才)，第二年中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28岁那年到京城会试，考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一般来说，中了进士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当时的“终南捷径”就是到翰林院镀金——被点了翰林，升迁就会加快。当时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一般在发榜之后就会被授职为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二甲三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下面的“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一般来说，三甲进士入翰林院的几率不大。据说，曾国藩知道自己名列三甲后很是丧气，当即就想打道回府。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曾国藩的朝考成绩却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两年之后，庶吉士散馆，授曾国藩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此开始了他12年的京师为宦生涯。
　　权臣垂青，十年七迁 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经升任礼部右侍郎，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可见，曾国藩自己也料想不到升迁会如此之快，简直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曾国藩之被超常拔擢，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而更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襄助，这个权臣就是在当时权倾朝野、在后世臭名昭著的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国藩1838年参加会试时的正总裁(主考官)，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穆彰阿的赏识和关照，使曾国藩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曾国藩仕途顺利，自然对他所服务的朝廷感恩戴德，面对当时内忧患的局面，他更急于为这个朝廷做点什么。也许在他看来，当时最大的祸患，并不是外国的兵舰，而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不良政治风气、官吏蠹民引发的深层社会矛盾。因此，他在咸丰皇帝即位后，上了一道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折子，大致的意思是建议咸丰皇帝不要因为斤斤于细节而忽略大事，不要因为尚文饰而不求实效，不要因为凡事专断而使大臣无所措手足。这么尖锐的批评在唯唯诺诺已成风气的当时，无疑是有一定风险的。曾国藩自己自然十分清楚，“折子初上时，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事实上，咸丰皇帝看了折子后确实很生气，“欲罪之”，后因为大臣求情才作罢，还假惺惺地“优诏褒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他所效力的朝廷还是很有责任感的，这种责任感一方面来自他对朝廷眷顾的知恩图报，一方面来自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命运与这个朝廷的命运休戚相关。曾国藩想做一名忠臣，看不惯官场的腐朽和暮气沉沉，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警醒皇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其结果则是，他的要求和建议根本得不到重视，反而使自己在朝臣中越来越孤立。此时，他所依仗的穆彰阿也已被罢黜，京师再也没有他得以施展的空间。曾国藩在一首诗中写道：“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说明他已经萌生了退志。
　　咸丰二年(1852)，朝廷令曾国藩到江西主持乡试，他如释重负，立即离京。途中又得知老母故去，他只好回家奔丧。在曾国藩回乡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太平军的声势迅速高涨，清廷所依仗的绿营兵不堪一击，清政府急命各地加紧兴办团练。1853年1月，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历史又一次给了曾国藩展示才能的机会。
曾国藩(2)
出名：“曾剃头”、“曾屠户”与“中兴第一名臣”
　　可以说，曾国藩真正走上历史前台，施加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独特影响，是以他在原籍襄办团练，协助地方官筹办“防剿”开始的。这不仅关系到曾国藩的一生荣辱，而且关系到大清王朝的气脉运数。从这时起，曾国藩的才能和个性逐渐得到展示；也是从这时起，人们给了他各式各样的骂名和美誉。
　　“曾剃头”、“曾屠户”。在太平军巨大声势的影响下，湖南政局动荡，许多不满地方官压迫和地主豪绅盘剥的农民趁机起来活动。曾国藩看到湖南的形势严峻，存在着爆发大规模起义的危险，因此断然采取铁腕高压政策。一方面，鼓励乡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之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各地的土豪劣绅平时就欺压良善，此时更是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在团练大臣公馆直接设立审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审案局成为在司法部门之外可以随意捕人、审讯、杀人的机构。因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审讯者，很少能够生还。据曾国藩自己奏称，截止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仅仅4个月，审案局就直接杀人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104名，“立毙杖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
　　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在家杀人，以至于该县县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对自己不利，没有几天就要私哭一次。有人问他何故，他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
　　在曾国藩的恐怖政策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绅势力又抬起头来，使湖南不仅没有成为太平天国革命新的策源地，反而成为曾国藩集团镇压太平天国牢固的后方基地。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但是老百姓和社会舆论却激烈地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诨号和诅咒传遍湘省。
　　“中兴第一名臣”。对于清廷而言，曾国藩能够带着他培养起来的湘军将几乎使清王朝灭亡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挽救了清王朝即将覆亡的命运，并将清王朝带向了所谓的“同治中兴”，自然是“功莫大焉”，也无愧于“中兴第一名臣”的“美誉”。关于曾国藩与太平军之战，许多历史读物中都有介绍，这里不必多言。而他以一介儒生开始带兵，从襄办团练开始，最后练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支“兵为将有”的军队，并把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其中的原因就不仅是“天佑神助”了，其人确有非凡之处。
　　从治军来看 清朝的正规军主要为“八旗”和“绿营”两部分，八旗和绿营都有兵籍，父死子继，世代相沿。长期以来因为没有战事，养成骄惰的习气，战斗力很差。又因为兵归国有，“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所以战斗力很差。曾国藩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重起炉灶，编练新军。
　　首先，变世兵制为募兵制。从兵源来说，主要招募那些强健朴实的山乡农民，不收营兵，也不收奸狡之徒。从军官来说，主要招聘绅士、文生担任，曾国藩还提出湘军军官的几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见其选拔很严。从军队组织来看，实行上级选拔下级的层层负责的制度，即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样由上级挑选下级，上下级经常是同乡、朋友、师生等关系，而且下级会感念上级的知遇之恩，这样平时容易团结，有了危难也会相互照应。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样，基本解决全军上下团结一心的问题。
　　其次，增加兵饷，诱之以利。湘军每月饷银是绿营兵的三四倍，这样，“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
　　再次，注意对军队进行纪律教育和政治教育。曾国藩看到清军因为军纪涣散，不仅战斗力差，而且在百姓中口碑很坏。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他强调军纪要严明，以争取民心。曾国藩作为一位文化型的军事长官，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每逢军队操演都要亲自训话，对那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们进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他还自撰一首《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合地合又人合。
曾国藩(3)
可见，在曾国藩心目中，军队不仅要会打仗，而且要有思想、有信仰。这也是他选兵要选诚笃的农民，择将要择有文化的绅士和文生的原因所在。与同时代的将领相比，确实要高出一筹。
　　从政治来看 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曾国藩很注意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首先，他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美化成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当以大清的名义已经很难唤起百姓支持的时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太平军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灭亡儒教、荡尽传统文化，那么他的镇压就成了为延续中国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正义行动。曾国藩的这一做法，确实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其次，他还注意安抚百姓，叫他们不要逃亡，为此，他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们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确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由上述分析来看，曾国藩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确有其内在的原因。如果没有他，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府也许抵御不了太平军的迅猛攻势。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他又以理学家的身份，开近代风气之先，发起了洋务运动，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化之父”。我们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似乎并不为过。在当时，曾国藩也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中兴名将”、“旷代名臣”之誉纷至沓来。相对于他的兄弟曾国荃和其他湘军将领而言，曾国藩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知道盛名之下必遭朝廷的疑忌，因而处处谨慎，甚至主动奏请裁撤部分湘军，让在攻破天京之后大肆劫掠屠杀的兄弟曾国荃回家养病等。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持盈保泰，功德圆满，但历史却偏偏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先是因剿捻无功遭到参劾，继而又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力而闹得骂声四起，名誉扫地。
　　出丑：处置天津教案不力
　　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就在他直隶总督任上，同治九年(1870)发生了天津教案。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利用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大量涌入中国，他们并不单纯地从事传教，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推行文化侵略政策的工具。由于他们背靠本国政府，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使教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权势力，成为西方列强侵略势力的突出代表。中国民众屡受欺压，清政府却一味忍让，使民众无处申诉，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涨，“怨毒积中，几有‘与尔偕亡’之愤”。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民众多次掀起反对教会势力的所谓教案。天津教案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天津作为当时清朝京师门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也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北方的侵略基地。他们在这里划定租界，设立领事馆、教会，租地造屋，一味逞强，早为中国人民深恶痛绝。
　　同治九年五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不明不白死亡的达三四十人，那时百姓的孩子也经常失踪，因此百姓中就流行着一种谣言，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而天主堂坟地的婴儿尸体又有不少暴露在野外，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汹汹，说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曾国藩(4)
5月21日，一个名叫武兰珍的拐犯被群众当场抓住，扭送天津县衙。经审讯，武兰珍供出系受教民、天主堂华人司事王三指使，迷药也是王三所授，先曾迷拐一人，得洋银5元。教民王三是一个开药铺的商人，依仗教会势力，欺压良善，早已引起公愤。
　　在这种情况下，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道周家勋拜会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调查天主堂和提讯教民王三与武兰珍对质。
　　丰大业答应了这一要求，将王三交出与武兰珍对质。结果证明教堂并无挖眼剖心之事。哪知当衙役送王三回教堂时，一出署门，百姓就争骂王三，并用砖石掷他。王三向神父哭诉，神父又转告丰大业。丰大业两次派人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后见崇厚先后只派两人，不肯应命捕人，丰大业怒不可遏，不仅鞭打来弁，而且还倒拖其发辫，赶往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找崇厚算账。他脚揣仪门，打砸家具，接连两次向崇厚开枪，幸被推开，没有伤人。但枪声传出，引起误解，街市哄传中法开战，鸣锣聚众，拥往通商大臣衙门“帮打”。崇厚怕出事，劝丰大业等民众散去后再回领事馆。丰不听劝告，狂吼不怕中国百姓，气势汹汹冲出门外。人们见丰出来，自动让道。不料丰大业走到浮桥时，遇到天津知县刘杰。丰不分青红皂白，就向刘开枪。虽没有打中刘，却打伤了刘的跟丁。这一来犯了众怒，百姓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将丰大业打死。发怒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赶到天主堂，烧毁望海楼教堂，杀死神父两名，还到仁慈堂，杀死修女10名，又去了法国领事馆，杀死两人。就在同一天，还杀死法国商人两名和俄国人3名，信教的中国人三四十名，焚毁英国和美国教堂6座。这次事件中先后计打死外国人20人。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从事情的发展过程来看，天津教案是一次群众自发性的反帝斗争，根源还在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是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清政府大恐，一面要各地严格保护教堂，弹压群众，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一面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
　　曾国藩闻知天津教案后，十分惊恐。自从与洋人打交道以来，深知中国远非外人对手，因此对外一直主张让步，避免同洋人开仗，通过维护洋人在华利益，换取中外所谓“和好”局面。他认为以往教案，仅伤及教士，洋人就出动兵舰相威胁，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次殴毙领事，为前所未有，法国必不肯罢休。洋人凶悍成性，天津民风好斗，双方各不相让，很可能构怨兴兵，酿成大变，自己也可能丧命。因此他写下遗嘱，告诉长子曾纪泽在他死后如何处理丧事和遗物等。基于这种估计，他只得勉强硬撑，硬着头皮前往天津。
　　在曾国藩到天津以前，当地官绅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会秉公办事，不会像崇厚一样，一味“媚外”。他们根据曾国藩的《讨粤匪檄》，还认为他是反洋教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这次反洋教，完全是忍无可忍，理在华人这一边。他们的这种观点也得到朝廷的顽固派和清流派的支持，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
　　当时清廷内部围绕天津教案问题分成两派：洋务派代表的“言势者”，顽固派和清流派代表的“言理者”。双方在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意见有三大分歧：
　　第一，关于天津教案发生的原因和性质。前者认为愚民无知，遽启边衅，曲在津民，此刁风不可长；后者认为衅端由夷人所开，津民激于义愤，致成巨案，天津百姓只知畏官而不知畏夷，只知效忠国家而不自恤其罪戾，这正是夷务的一大转机，与刁民闹事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对参与反洋教斗争的群众的处理意见。前者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只有这样才能安抚洋人人心而消弭祸端；后者认为应该安抚百姓，以激其忠义奋发之心，民心不可失，否则无以制夷人。
　　第三，对天津地方官的处理意见。前者认为地方官失于防范，致酿巨祸，不严惩不能平洋人之气；后者认为天津地方官不可更动，以此维系民心。
　　这两派意见，前者深合当时中国的形势，为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所采纳；后者在舆论上占上风，为广大官绅民众反对洋务派媚外求和方针提供了合法性，在全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曾国藩是持洋务派的意见的。因此他于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到天津，立即发布名为《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的行动多方指责，诫其勿再挑起事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并在奏折中为洋人在中国的行为进行辩护和洗刷。该折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议讥纷起”，“责问之书日数至”。曾国藩自己也承认：“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
　　尽管如此，曾国藩仍然坚持己见，按照法国人的要求在天津大肆搜捕五月二十三日参加反洋教的群众，名曰“缉拿凶手”。但天津民众却把他们当成英雄，致使曾国藩虽然抓了80多人，但其中供认不讳的所谓“真凶”只有七八人，其余都不肯吐供，也不愿指证。曾国藩认为只杀几个人数目太少，难以使洋人满意，仍不能很快结案。于是一面对被捕群众严刑拷打，一面加紧搜捕，一定要凑够20人，为丰大业等20个洋人抵命。曾国藩认为：“在中国戕(qiāng)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不可长。”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曾国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洋人满意，长保“和局”。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认为“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一法”。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是：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效力赎罪”；支付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
　　天津教案办结之后，对曾国藩的谴责更甚，“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即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曾国藩闻之引为大恨，中经几许周折，财、力兼施，只不过将难堪之处略为掩饰了一下。
　　这样，曾国藩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客观地讲，曾国藩也只不过是秉承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意志行事，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李鸿章对最后判决并无多大改变，仅因俄国只索经济赔偿，不要中国人抵命，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其余无一更动。
　　曾国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我们摆脱各种政治因素后，从历史实际出发，可以看出曾国藩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身上汇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他是中国封建王朝的补天者，他“承往古衰朽之续”，又“开近代风气之先”，他实现了从理学家到洋务派的转变；他是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是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他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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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张辉：《曾国藩之谜》，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
袁世凯(1)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别号容庵，因其为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生于咸丰九年(1859)八月二十日。他五短身材，颈粗腿短，走路正八字步，民间传说他是“西山十戾”中的“癞蛤蟆”投胎转世。袁世凯年轻时科场失意，22岁弃文从军。曾随军东渡朝鲜平叛。甲午战争后，被李鸿章举荐到小站编练新军，掌握了一支7000多人的武装力量。从此，逐渐为清廷所倚重。
　　袁世凯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个纵横捭(bǎi)阖的重要人物，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都与其有密切联系。长期以来，袁世凯一直被冠以“窃国大盗”、“寡廉鲜耻的卖国贼”、“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等恶名。2003年上半年上映的大型历史剧《走向共和》将袁世凯描绘成一位有本事、有贡献、开明进步、有情有义、带浓重人文色彩的“共和英雄”，他推行的政策是“引进新生事物”，“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认为袁世凯多少有点像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沙俄末代铁腕首相斯托雷平，而不是什么“独夫民贼”。这样，观众心头不免疑虑重重，不明白孰真孰假。
　　袁世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为什么在戊戌变法时会为维新派所倚重？袁世凯的告密和戊戌政变有没有直接关系？袁世凯在晚清新政中有什么贡献，为什么会得到立宪派的信任？在辛亥革命中袁世凯又有什么表现，为什么最终能够以全票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下面，让我们看看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袁世凯与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变法正式开始，因为这一年为农历戊戌年，故史称“戊戌变法”。变法期间，光绪帝发布了上百道新政谕诏，除旧布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但是，改革措施遭到了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很多上谕都成了一纸空文，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光绪二十四年七、八月间，形势进一步恶化，守旧势力预谋政变。光绪帝颁密诏给维新派，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读到密诏后，痛哭失声，誓死营救皇帝，并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托以出兵相救的重任，说服袁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训政，光绪帝也被囚禁起来。随后，大肆搜捕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害。变法运动最终失败。
　　传统说法认为，袁世凯的告密直接导致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但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党。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密。
　　但是，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
　　第一，政变之初，慈禧太后没有下令捉拿谭嗣同。
　　因为谭嗣同是劝说袁世凯“围园劫后”的人，属于“逆首”，慈禧太后绝不会放过他。因此，如果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政变，那么在八月初六日慈禧发动政变时，上谕中应该会指名逮捕谭嗣同。但上谕中只命令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并没有谭嗣同。而且给康定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名较轻。而“围园劫后”则属大逆不道，罪不可赦，上谕中则没有提及。
　　第二，荣禄不可能连夜乘火车赶回北京。
　　八月初五日上午袁世凯觐见光绪皇帝后，即乘火车赶回天津。在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记载“抵津，日已落”，所以袁到荣禄处告密，应该已在夜间，荣禄得知围园消息后，不可能在当夜乘车赶到北京，把消息反馈给慈禧太后。因为当时北京、天津之间的火车通行不久，只有白天行车，没有夜车，也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和技术，即使荣禄以直隶总督的身份也不可能下令加开一次夜车。所以，荣禄在八月初五日夜间很难赶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却在初六日上午，可见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的，政变时也不知道维新派有“围园劫后”的计划。政变是新旧两派势力长期矛盾斗争积累的结果，守旧派大臣认为维新派乱政妄行，请求慈禧太后训政，也是他们的一个既定步骤，与袁世凯的告密没有关系。
　　那么，袁世凯的告密在戊戌政变中起了什么作用呢？近年来，多数学者认为：虽然戊戌政变不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告密却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后，发布政令捉拿康有为和其弟康广仁，并将保举维新人士的宋伯鲁予以革职，永不叙用，此外并没有涉及处理其他参与变法的人员，也没有发布停止新政的谕旨。
　　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回天津后没有立即向荣禄告密。八月初六日晚，当听到政变消息后，袁世凯以为事情已经泄露，为保全自己，才向荣禄和盘托出了“围园劫后”的密谋。八月初七日，慈禧太后得知维新派有罢黜太后之意后，恼怒至极，对事件性质的认定有了重大转变，因而下令大肆捕杀维新人士，致使事态扩大。
袁世凯(2)
袁世凯为什么会得到维新派的信任呢？在变法初期，袁世凯与维新志士交往密切，表现出倾向于变法、积极推动变法的热忱。
　　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当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苦于投递无门时，袁世凯主动帮忙交给督办军务处，请求当时手握重权的荣禄代递，虽然为荣禄所拒绝，却反映出他对维新志士的态度。康有为因此很感激他。
　　七月，维新派成立强学会，袁世凯被列为发起人之一，他还捐资作为会金。
　　十一月，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编练陆军时，与维新人士严复等定期相聚，在一起谈论维新事宜。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戊戌变法的重要支持者翁同龢被罢官路经天津时，袁世凯冒险派人持函送礼，以示慰问之意。
　　七月，变法运动达到高潮，袁世凯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联系，并通过徐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不断接触，表示自己对变法事业的关切。
　　袁世凯对戊戌变法的关心，赢得了维新志士的信任，康有为对袁世凯也有很好的印象，因此，在变法危急时才敢把重任托付于他。经维新派的举荐，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破格提升他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事务。第二天，在袁世凯进宫谢恩时，光绪帝夸奖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这其实是在暗示他以后不要受荣禄的节制。
　　八月初三日，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商议救光绪的办法，其中竟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在场。徐是袁的代表，如果不是袁已对维新派做出全力支持的承诺，维新派也不会让徐世昌参加这一秘密活动。
　　但是，袁世凯作为浮沉宦海多年的政客，他不会不明白，维新势力与守旧势力斗争的双方一边是皇帝，一边是太后。随着两方面斗争的加剧，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立场倾向不仅关系到顶戴，甚至关系到身家性命。也许他内心并不反对变法，但从残酷的政治现实考虑，他觉得光绪帝和维新派的力量远远不是慈禧太后和顽固派的对手。光绪皇帝下了那么多的变法诏书，却基本上停留在纸面上就证明了这一点。经过权衡，他决定投靠后党走升官之路。因此，他被提升为候补侍郎后，对这样的超擢“自知非分”，惟恐引起后党的猜疑，于自己不利，在八月初一日被召见的当天下午，就急急忙忙四处拜访后党权贵人士，如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刚毅，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王文韶等人，进行解释，以表白自己的心迹。
　　八月初三日深夜，谭嗣同走后，袁世凯一夜未睡，“反复筹思”，知道自己面临着生死抉择，对自己在谭嗣同面前表态说“诛荣禄乃杀一狗耳”的话非常懊悔，生怕谭嗣同会将与他的密谈向后党揭发，这样就使自己牢牢地与维新派捆在一起了。为了保全自己，袁世凯最终下决心出卖维新派。
　　袁世凯因告密有功，受命署理了几天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还得了4000两的赏银。慈禧太后为表示对他的信任，还特准他在西苑门内骑马。此后，袁世凯便以慈禧太后和荣禄为靠山，走上了飞黄腾达的捷径。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首三言歌谣，讽刺了袁世凯这种出卖维新派的做法：
　　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袁世凯与清末新政
　　《辛丑条约》签订后，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旧统治，清政府正式发出上谕，开始推行新政，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包括改革官制、整顿吏治、奖励工商、改革学制、编练新军、派遣留学生等等。
　　袁世凯赞同“新政”，在山东巡抚任上，他就开始贯彻执行清政府的谕令，并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向朝廷提出了筹办新政的10条办法，包括整顿吏治、改革科举、振兴实业、增强军备等等。山东也成了全国最早推行新政的地区。光绪二十七年九月，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光绪二十八年五月，改实授，这成为他步入晚清政坛权力顶峰的起点。袁世凯也成了推动新政最重要的人物。
袁世凯(3)
增练新军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二月，清廷任命袁世凯兼任练兵大臣，负责编练新军事宜。袁世凯乘机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即北洋军。光绪三十一年(1905)，编成北洋军6镇，共6万余人。除第一镇外，其余5镇的统制(相当于师长)都是袁世凯的嫡系亲信，统领(旅长)、统带(团长)则都是小站练兵时的旧班底。这样，北洋派系军人自成一个体系，其他势力根本插不进去。通过增练新军，再加上在政界网络培植的许多党羽，逐渐形成了以袁世凯为首脑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时，就采用德国的陆军建制，军队分步、马、炮、工、辎重各兵种，打破了旧军制不分兵种的框子；每军分设左右两翼，每翼辖二、三营不等。袁世凯在军制方面的改革，揭开了清军编制近代化的序幕，在中国近代军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袁世凯还建立了步兵、炮兵、骑兵、德文四所随军学堂及讲武堂、学兵营等，并选派军官赴德国学习军事。同时，配备新式军事武器，采用“练洋操”之类“西法”练兵等。
　　虽然袁世凯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但他自从投效军营后，对军事上的事情都能处处留心。他一方面细心钻研有关操典、战术一类的军事书籍；另一方面，不论部队出操或野外演习，他都跟着观看。袁世凯认为练兵“比起做文章来，到底容易多了”。袁世凯在练兵中，因袭湘、淮军阀的旧习，固守“兵为将有”的成法，把军队紧紧控制在自己手里。
　　其一，注重幕僚和军官的选拔。袁世凯把那些多年追随他的“家兵家将”，一般都安插在关键位置，以充当爪牙和耳目，例如徐世昌等。又用官禄笼络了一批军事学堂的毕业生，其中包括段祺瑞、冯国璋等。此外，袁世凯一向把自己视为淮军的后继人，为此，他广为招纳淮军旧将，以示自己在延揽人才方面一视同仁。
　　其二，控制士兵。袁世凯认为练兵的秘诀“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他向官兵进行思想灌输，让官兵相信他是大家的衣食父母，只有听命于他，才能升官发财。为了加强对士兵的控制，他还编了《劝兵歌》，对士兵进行政治灌输。在小站练兵时，他对各级军官和幕僚，甚至棚头弁目，几乎都能认识，并且还能大致了解每个人的脾性以及长处、缺点。为了杜绝过去军营中吃空额、冒领等弊端，在每月发放饷银时，袁世凯都亲自点名，按名发给。
　　其三，笼络幕僚。小站练兵时，阮忠枢在他手下当文案。有一次，阮忠枢告诉袁世凯，说他看上了一个叫小玉的天津妓女，想纳为小妾。袁当即就说，这是有碍军誉的事，严正地予以驳斥。阮见状如此，就作罢了。过了不久，袁说到天津有公事，邀请阮一同前往。下车后，天色已晚，袁邀请阮先去看一个朋友。他们走进一个院门，看到屋子里铺设得异常华丽，堂上红烛高照，并且摆着一桌很丰盛的酒席。刚进入里屋，便见一个丫头一面喊着“新姑爷到了”，一面从里间屋里搀扶出一个新娘打扮的俏丽佳人。阮当时不明就里，如入云里雾里，仔细一瞧，才知道便是自己一直想娶的那个小玉。原来，袁世凯在阮忠枢和他说过之后，就秘密派人给小玉赎了身。等到把事情办妥了，他才领着阮忠枢一同前来。从此，阮忠枢就更加死心塌地地效忠袁世凯，直到袁世凯称帝时，始终如一。
　　其四，严密控制属下。在任山东巡抚时，为了了解山东各府州县的情况，袁世凯经常派员去分头密查。他总是先派一个人去，接着再派另一个人到同一个地点去查同一件事情。这两个人都对他直接负责，但彼此之间谁也不知情。如果他们所查的结果互不相同，他还照以前的办法另外再派两个人分头去查，然后再把所查的结果和上次的对照。对查报真实的予以奖励，对谎报不实的则进行处罚。他在担任直隶总督时也经常使用这种方法。袁世凯曾对儿女们说：“做一个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够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一个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
　　创办巡警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袁世凯在保定设立警务局，开办巡警学堂。七月接收天津时，又把训练好的3000名巡警调进，设南、北巡警局，同年冬又设立巡警学堂。后来，又增添马巡(骑马的警察)、河巡(水上警察)、暗巡(便衣警察)和消防队，将巡警制度推广到各府县和铁路，建立全省警察网。光绪三十一年，又建议清廷设立巡警部，并推荐亲信徐世昌任尚书、赵秉钧为侍郎，从而控制了警政。
　　整顿吏治 他饬令各道府州县将所得陋规一律交公，酌给公费，以杜绝受贿，防止官吏贪污；设立官吏考验处，考核甄(zhēn)别初到和新选新补官员；设立调查处，关注舆论，了解官员政绩；设立法政学堂和胥吏学堂，以开“官智”，培养新政人才。
　　改革教育 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袁世凯领衔，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等会衔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得到批准。清政府谕令从丙午(1906)科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这样，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为新式学校的发展扫除了障碍。袁世凯后来经常与其子女谈起这件事，认为是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并说自己从小就痛恨科举制度。
　　袁世凯还积极兴办新式学校，通过组建教育行政领导机构、筹措办学经费和培养师资等措施，使得直隶省的新式教育发展迅速。据统计，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直隶有各类学堂8700余所，学生16万多人，居全国第二位。
袁世凯(4)
振兴实业 在天津设立直隶工艺总局，作为振兴直隶实业的领导机关，劝导奖励全省绅民兴办各种实业。还创办了工艺学堂等，培养技术人才。在保定设立了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购买农业机械，并聘请外人指导种植。又附设农业学堂，教授桑蚕种植和糖酒制造。
　　在袁世凯的大力提倡下，直隶近代工商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前，天津的近代工业企业只有四五家，资本不过11万两。到辛亥革命前夕，工矿企业达137家，资本总额达2920万元以上。天津实业的迅速发展为世人所瞩目，袁世凯在全国工商业者心目中的地位也随之大大提升。
　　中国近代著名的状元实业家张謇(jiǎn)，曾和袁世凯有过长时间的龃龉(jǔ yǔ)，但在宣统二年(1910)参观了南洋劝业会上的直隶馆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颇觉袁为直督之能任事，此人毕竟与人不同，工艺殊有擅胜处，江苏不及也。”后来他在《自订年谱》中又一次提到了这件事：“观劝业会直隶馆，颇感袁世凯才调在诸督上。”
　　袁世凯在直隶推行的各种新政措施，使直隶成为“新政权舆之地”，为全国所瞩目。正因为如此，很多工商业者都把袁世凯视为自己的保护者。辛亥以后袁世凯能东山再起，一方面固然得力于他高超的政治手腕，另一方面也和他这一时期在实业界中的声望及由此得到众多实业家的拥戴有很大关系。
　　伪倡立宪 20世纪初，为了对抗和抵制日益兴起的革命运动，清政府被迫搞起了立宪运动。袁世凯这样一个靠出卖维新派、反对立宪而平步青云的大官僚，对立宪运动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起初，袁世凯对立宪运动基本采取观望的态度。光绪三十年(1904)，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张謇试探他对立宪的态度时，袁以时机不成熟而回绝。他说，现在还不到时候，等等再说吧。光绪三十一年，立宪运动声势越来越大，清政府也决定要派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袁世凯看到清廷的意向已很明显，于是上奏“考求各国宪法，变通实施”。
　　袁世凯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积极倡导“立宪”呢？这是因为：第一，打算以立宪消除革命；第二，借立宪的机会，从满洲亲贵那里捞到更多的权力；第三，鉴于立宪潮流势不可挡，以赞成立宪进行政治投机，以免自己在政治上陷于孤立；第四，借立宪来限制皇帝的权力，防止光绪帝重新掌权后对自己不利。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干脆顺水推舟，又加入到立宪派的行列，并利用自己的权势与地位，俨然以立宪的倡导者和主持者自居。
　　可见，袁世凯赞同立宪，完全是为了抵制革命和保全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真正拥护立宪。在此后的立宪活动中，他也不是一贯坚持立场，而是见风使舵，反复无常。不过，从袁世凯本性来看，这都是正常的，正如其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通过实施新政，特别是编练新军，袁世凯大力培植自己的势力，积累了日后重新崛起的最大资本。同时，袁世凯在新政中的表现，也使他赢得了立宪派的好感和信任，为他在辛亥革命中争取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支持奠定了基础。
　　袁世凯与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晚，革命军占领武昌。12日，武汉三镇全部光复。
　　革命党人占领武汉的消息传到北京，引起了清廷的惊恐。由于南方新军大都倒向革命，清廷把镇压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北洋军身上，急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进行镇压，但荫昌根本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和能力，而且北洋军队都是袁世凯一手训练出来的，根本不听从他的指挥。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奕劻(kuāng)认为：此种非常局面，自己绝对不能承当。袁世凯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算，否则畏葸(xǐ)迁延，不堪设想，且东交民巷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面对这种状况，人们认为除袁世凯复出别无他法。
　　此时的袁世凯在做什么呢？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因在和满洲贵族权力斗争中失败，正“隐居”在河南彰德城北门外的洹(hun)上村。
　　袁世凯打着实施新政的旗号，以北洋控制朝廷，对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统治造成很大威胁。光绪三十三年(1907)，袁世凯权高震主，被清政府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削去了兵权。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病逝，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继位。在慈禧死的前一天，她已宣布由醇亲王为摄政王，监国，主持朝政。
袁世凯(5)
载沣对袁世凯出卖光绪帝是痛恨的，更重要的还是怕自己大权旁落，因而决定要惩治袁世凯。但是当征求军机大臣的意见时，奕劻首先表示反对，说：“杀了袁世凯并不难，不过北洋军要造反谁来负责？”张之洞也不同意杀袁，认为：“现在时局动荡，皇帝年幼，不能轻易杀戮大臣而动摇国本。可否考虑将其逐出京城？”军机大臣多数赞同奕劻和张之洞的建议。载沣最后也接受了张的意见，让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kē)”。
　　在洹上村的养寿园里，袁世凯每天逍遥自在。或与兄长扶杖漫步、下棋聊天，或弄舟湖中，或与文人骚客饮酒作诗，或与妻妾儿女共享天伦。他还把在洹上村唱和的诗句编为《圭塘唱和诗集》，圭塘是洹水上的桥名。其中有一首《登楼》诗，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抱负和在洹上“隐居”的实质：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袁世凯这种闲云野鹤式的生活，被奉步军统领衙门之命前来护卫实则监视的袁得亮看在眼里。但此人生性愚蠢，又不通文墨，而且贪财好利。袁世凯对他周密照顾，大量奉送金银财物，还与他拉宗族关系。最后袁得亮不仅把每月向步军统领的报告交给袁世凯的幕僚捉笔，还把肃亲王派密探到河南的消息也如实相告。
　　为了表明自己准备老死林泉，袁世凯还特地从天津请了一家照相馆来洹上村为自己摄影，并将照片送上海《东方杂志》登载。照片中袁世凯披蓑垂纶而坐，其兄袁世廉则持篙立船尾，名曰“蓑笠垂钓图”。
　　袁世凯表面上要给人们遗忘世事的印象，实则是在韬光养晦，静待时机。他在养寿园中设有一个电报房，时常与在京城和全国各地的心腹通消息。从北京到地方，“政无大小毕报”，“唯世凯意旨是瞻”。据他女儿回忆，他那时每天要收到从各方面发来的信件和电报。为了处理这些信电，他每天上午要用一两个小时来办理“公务”。虽然身居乡村，却经常有一些朝野要人来看望他，询问他对时局的看法。同时，他还紧紧地控制着北洋军。袁世凯向各方面都伸出了触角，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时机。武昌起义给了他这个机会。
　　1911年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他率北洋军去镇压革命。但袁世凯对此并不满意，借口“足疾未愈”，故意拖延。此后，革命形势发展得更快，而湖北前线的清军却一直停滞不前。清廷慌了手脚，27日，将荫昌调回，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及长江水师。这下，袁世凯的“足疾”全好了，30日赴湖北誓师。11月1日，他所指挥的冯国璋部攻入汉口。同一天，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为什么袁世凯当时能居于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呢？分析起来大致有以下原因：
　　第一，当时国内最精锐的军队北洋六镇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各镇军官都是袁世凯提拔起来的旧部，他们一向“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尽管袁世凯被罢黜回籍，但是他的影响力一点也没有降低。
　　第二，袁世凯多年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来又调任外务部尚书，长期掌握清朝的外交事务，和西方列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对外态度和精明干练也深受西方列强的器重，称他为“强有力”的人物。武昌起义爆发后，为了维护在华的侵略权益，列强各国急需物色一个既能扑灭革命又能替代清政府的人物，认为最适合的人选就是袁世凯，使馆区便发出了一片“非袁不能收拾”的呼声，并通过各种渠道向清廷施加影响。英、美、俄公使还直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催促起用袁世凯。
　　第三，袁世凯同立宪派也有很多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在直隶总督任内推行的新政。他同立宪派领袖张謇的关系尤为密切。
　　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两天后，英国政府致电驻北京公使朱尔典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此时，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企图利用南北对峙的局面，逐步窃取全国政权。他的办法就是，一方面不让清廷立刻垮台，一方面又防止革命势力立刻取得全胜。他用革命来恐吓清廷：如果不让位给我，那么我袁某也无法收拾这局面；又用清廷来恐吓革命派：如果革命派不向我袁世凯妥协，那么我就要支持清朝和你打到底。
　　之前，袁世凯主要是借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给清朝施加压力。在他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后，就进一步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11月27日，北洋军队攻陷汉阳，武昌危急。他暗令北洋军停止进攻。他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密谋后，请汉口英领事出面，提议南北双方停战议和。湖北军政府中的旧官僚和立宪派立即响应，签署了停战协议。12月18日，双方在上海开始正式谈判。
　　在谈判期间，英、美、日、俄、德、法六国驻沪总领事即向议和代表提出照会，要他们“有必要尽速达成协议，使目前的冲突归于停止”，逼迫革命党人向袁世凯妥协。同时，还从经济上切断临时政府的财政来源。
　　当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袁世凯极为恼怒，决定采取武力威胁。他指使北洋将领群起发出反对共和政体、誓死抵抗的通电。段祺瑞在汉口发出通电，要求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并声称如采用共和政体，当战斗到底。冯国璋等人在北京大叫要以武力解决政体问题。他们还叫嚣要与民军开战。武昌、汉阳的北洋军违背停战协定，炮轰武昌。
袁世凯(6)
在各种力量的压迫下，革命党人被迫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条件下，把政权让给袁世凯。当革命党人答应袁世凯的条件后，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将领50人联名奏请清廷立定共和政体，接着又发表通电声称：“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言外之意，如果再不退位的话，北洋军就要攻打北京了。这样，清皇室内部就没有人敢坚持反对退位了。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清王朝的统治寿终正寝。第二天，袁世凯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15日，临时参议院一致通过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为了约束袁世凯以确保革命成果，孙中山在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孙中山还派专使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凯表面上盛情欢迎专使，暗中却指使其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变。孙中山被迫再次退让，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在清帝退位诏书发表时，袁世凯擅自添加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句，意在表示他的政权是受自清政府，而与南京临时政府毫无关系。孙中山对此非常愤慨，袁世凯却表示这篇诏书为退位之文，等于遗言，“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孙中山对此也无可奈何。
　　袁世凯对象征是清王朝臣民的辫子，也并不是随着清王朝的退位就立即剪去。1912年2月14日，英国《泰晤士报》资深驻华记者莫里循在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中说，他刚与袁世凯的亲信蔡某见面，蔡某谈到下午见到袁世凯的情形。蔡说：“袁世凯讨厌至极，他连辫子都不肯剪掉。”两天以后，蔡某又告诉莫里循说袁世凯把辫子剪了，还说在剪辫子的时候袁世凯哈哈大笑不停，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
　　“袁宫保剪辫子”还成为当时北京城上层的轰动新闻。袁世凯为什么选在2月16日剪辫子呢？原来，2月14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以代之。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以17票全票通过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天，孙中山亲自致电袁世凯：“民国大定，选举得人。”这样，在尘埃落定之后的第二天，即2月16日，这位袁宫保才剪掉了辫子。
　　在袁世凯复辟时，京城一位名叫崔启勋的警官这样评价袁世凯：
　　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
　　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
　　虽然崔启勋被袁世凯处决了，但这副对联却真实地勾画了袁世凯这位“共和英雄”的本来面目。
　　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袁世凯：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到二次革命时，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个筋斗，从“国民公仆”变成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又显了本相。
　　于是杀，杀，杀。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满布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出来……
　　不久就证明了袁世凯杀人的没有杀错，他要做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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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
　　(2)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3)林阔：《袁世凯全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
李鸿章(1)
李鸿章是晚清权倾一时的人物，他的一生几乎与晚清相始终，晚清中国的命运与李鸿章密切相关。李鸿章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太平军和捻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他出洋访问、创办中国近代企业，是洋务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影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由他谈判而最后缔结，他的言行一定程度上关涉到晚清政府的命运。诚如梁启超《李鸿章传》中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李鸿章又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他热中权势，长期掌控着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聚集一批军政人才为其所用；有同僚称其可杀，康有为拒绝他加入强学会，孙中山向他上书变法。如此等等，使得李鸿章的一生极富传奇性。
　　李鸿章生活在“四海变秋气”的封建末世，处于中国社会大转型时期。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在生前和死后，人们始终对他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有的给他戴上“东方俾斯麦”、“地主阶级改革派”、“中国近代化之父”的桂冠，有的则斥之为“李二先生是汉奸”、“乱世之奸雄”、“卖国贼”。
　　无论是褒，还是贬，人们不得不承认：李鸿章是晚清的重臣，是19世纪后半叶名满中外的人物。他在晚清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了半个多世纪，其中有一半时间，“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产生重大影响。用农民鲜血染红顶子：李鸿章的发迹史李鸿章，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在家排行老二，道光三年(1823)正月初五出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现属肥东县)。父李文安，别号愚荃，是一位遵循儒家道德和治略的官僚士大夫，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科进士，官至刑部郎中，记名御史。因此李鸿章也算是官宦世家出身。李鸿章一生的轨迹用他自己的话，可以概括为“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
　　道光二十七年(1847)李鸿章中进士，后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学习期满后，留馆任编修。编修虽说是一个七品小官，但是清代的汉人入阁拜相，差不多都以此起家，关键在于各自的学问与道德修养的高下。
　　太平军官
　　没过多久，太平军兴起，中止了李鸿章走翰林升官的道路。他和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回到家乡办起了团练。不久，李鸿章因军功被授道员的头衔，并赏顶戴花翎，成了四品官，这也成为李鸿章以后做官的本钱。但是，由于当时官场上的倾轧与猜忌，李鸿章没能青云直上，只得寻找其他出头的捷径。
　　这时，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在同太平军的作战中取得了一个小胜利，李鸿章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认为一旦投奔到老师的麾下，必定得到重用。在他的心中，仿佛大好前程已经指日可待了。
　　然而事情并不像预期的那样顺利，到了曾的幕府后，李鸿章也是不甚得意。一是因为李已经是四品的道员，而在曾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幕僚；二是当时曾国藩也只是以侍郎身份督办江西军务，官位不算显赫，因此李鸿章也不会通过依附曾国藩而很快得志；三是李原本在家乡办团练，认为可以独当一面了，而现在则没有了出头露面、立功表现的机会。因此，师徒间难免有点小的磨擦，李鸿还曾一度拂袖而去，“闲居一年”。
　　李鸿章的吏才在弹劾翁同书一事上露出了冰山一角。时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在处理江北练首苗沛霖事件中有不当之处，又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跑，没有尽到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有负朝廷所托。曾国藩对此极为愤慨，有意上书皇帝弹劾，祈求下旨严惩，但又难于措辞。
　　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是咸丰皇帝的老师，弟弟则是状元翁同龢(hé)，翁家父子兄弟在皇帝面前“圣眷”正隆，加上翁家门生子弟遍及朝野，因此只有措辞得体，才能说服皇帝下旨严惩翁同书。曾国藩最初让一个幕僚拟了一稿，觉得不很满意，不想采用；自己来写也没有能说得妥当周全。这时候他想起了李鸿章。李果然没有辜负所托，奏稿写成之后，不但文意极其周密，充分指出翁同书的实际过错，而且还有一段刚正的警句：“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样一语破的，不但皇帝无法徇私，朝中大臣也不好袒护了。结果，翁同书被革职查办，发配西北边疆。李鸿章有如此吏才，曾国藩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而曾国藩把李留在营中，是为了培养他的领导才能和陶冶其志气，一旦有了恰当的时机，他也不会永远把这只猛虎关在笼子里。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在江浙一带进展顺利，江南除镇江一城为清军所有，此外就只剩了上海一座孤城(当时上海隶属于江苏)。江苏的官僚和士绅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曾国藩身上。但此时曾国藩掌握的湘军只能用来巩固新收复的失地，没有余力兼顾上海。于是写信给在湖南招募新兵的弟弟曾国荃，让他带领一万人前往上海负责防守。但是，曾国荃因有其他打算，没有同意。曾国藩于是推荐了李鸿章。
　　淮军
　　这样，历史给了李鸿章崛起的机会。李鸿章奉命编练淮军，他如鱼得水，如虎添翼，逐渐摆脱了曾国藩的制约。同治元年(1862)三月，就在李鸿章带领新招募的淮军到达上海不久，清廷将江苏巡抚薛焕调任他职，而以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这样，李鸿章就成为江苏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可以方便地利用上海的财力和物力，扩充自己的淮军和改善武器装备。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下的一个幕僚，一跃成为具有独立的军事指挥权的方面大员。在上海，李鸿章统领军配合“洋枪队”攻打太平军，用起义军的献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上海成了他的发迹之地。
　　在李鸿章率部攻打苏州城时，城里的太平军已经同意投降，李鸿章的部将程学启也与太平军的8位首领签订了盟约，而且由洋枪队的首领英国人戈登签字做了保人。但最后，程学启却要杀掉这8个人，尽管“自古以来，杀降不祥”，但李鸿章并没有阻止，结果导致几千人被杀。事后，戈登强烈抗议，几乎要和李鸿章拼命。梁启超在其《李鸿章传》中评价此事说，李鸿章一生爱用小智小术，由此可见一斑。
李鸿章(2)
淮军平捻记
　　同治三年(1864)，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起义最终失败。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被清廷封为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同治四年，李鸿章署理两江督。第二年，继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因剿捻有功，同治六年被授为湖广总督。同治七年，加太子太保衔，并升授协办大学士。李鸿章入京觐见，慈禧又赐给他紫禁城骑马，可算得上荣耀异常。同治九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集外交、军事、经济大权于一身，成为洋务派首领。同治十二年授武英殿大学士，次年调文华殿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就这样，李鸿章踏着农民起义军的尸骨一步一步地爬到了清王朝统治集团的上层位置。官场上的“不倒翁”：李鸿章的为官之道曾国藩曾把李鸿章与清代著名学者俞樾(字荫甫)作比较，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拼命”二字把李鸿热中官场、醉心仕宦的面目刻画得极为贴切。李鸿章官居极品，位极人臣，历几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见风使舵，媚上有术李鸿章曾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现在的人都怕谈热中二字，我不这样认为。就拿现在的情况来说，我就很热中。士人进了官场，不管做什么事，对上致君于尧舜，对下给百姓以恩泽，个人的事业、学问、经济，任何事情得不到皇帝的信任都不行。我现在就得不到君主的重视，怎么能不热中呢！”这可以算作李鸿章的为官之道了：要想保住手中的权力，必须得到皇帝、其实是实际当权者的信任。李鸿章曾说：“世上的事，没有比当官更容易的了。”一语道出了封建官场的奥妙。因为在当时，官员办事好不好实际无关紧要，最关键的是要得到皇帝和上司的信任。所以，李鸿章“拼命做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想尽办法取媚于实际的当权者。甲午战前，对于是战是和，清廷有两种意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主和，而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主战。其实，李鸿章也知晓日本的野心。但他却一味主和，力主避战。这其中固然有其要保存实力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当时实际的掌权者慈禧太后并不打算打仗，所以他要与慈禧站在一起。为了增强自卫能力，一些北洋海军将领多次请求添置新式船舰，李鸿章的回答是：“现在考虑到时艰款绌，我没敢奏咨渎请，如果有什么问题由我承担好了。”做出一副勇于承担责任的样子。而实际情形则是海军衙门和户部的王公大臣为了取媚于慈禧，把大量的海军军费挪用到建造颐和园的工程上了。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有购买舰只的需要，也必然要因颐和园工程而搁置。
　　对于深得慈禧信赖的醇亲王奕(xuān)等人，李鸿章也是惟命是从，不敢有半点冒犯。李鸿章平时不怎么作诗，但为了讨好奕，每次到奕家赴宴时，都要诗性大发，歌功颂德一番。有一次，一个御史上疏弹劾奕，奕非常生气，把折子派人送给李鸿章看，他竟然高声说道：“写白折子、作八股文的翰林，也想过问海军的事情，真是太可恶了！”身边的一个幕僚劝他不要搀和这件事，李鸿章说：“醇亲王不答应。”在这种情形下，李鸿章只会看当权者的 眼色行事，从来不问是非曲直。
　　李鸿章取悦当权者的手段，除了见风使舵外，还有就是报喜不报忧。
　　一次，李鸿章上疏说直隶一个地方的“麦秀两歧”，就是说一棵麦子上长了两个穗。这在当时是被看作天下太平和主上圣明的征兆。身为直隶总督并自诩精通洋务的李鸿章，居然也用这种把戏来奉承慈禧太后。
　　还有一次，李鸿章去俄国访问，参加沙皇加冕典礼。在广场庆祝会上，由于当局组织不当，出现拥挤踩死人的惨案。当时李鸿章在观礼台上，他问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做了肯定回答后，李鸿章摇摇头，大言不惭地说：
　　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说完这句话后，他故意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反问维特：
　　您说，我干嘛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
　　维特听了李鸿章这番“高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优用乡人，结网自固李鸿章特别看重乡谊。晚年坐镇北洋时，凡是乡人的请求，没有不答应的。慢慢地他的军营中几乎全是安徽人了，其他省的人根本没有容身的机会。作为一名朝廷要员和封疆大吏，李鸿章这种狭隘的乡土观念有时竟到了可笑的程度。光绪元年(1875)，因光绪继位，增加一科乡试，是为“恩科”。当时李鸿章正由天津入京觐见，本来应该立即返回任所，但这时顺天乡试快要揭榜，于是决定推迟几天。当得知所中举人没有一个安徽人时，李鸿章非常气愤，说道：“咸丰戊午科(1858)顺天乡试也是一个安徽人没有，今年不会再闹出柏中堂那样的笑话吧。”柏中堂就是柏葰(jùn)，时任大学士，主持咸丰戊午科顺天乡试，其家人私受贿赂，被政敌抓住把柄，因此被杀。李鸿章这句话里的潜台词就是：“不录取安徽人就该有柏葰那样的下场！”
李鸿章(3)
李鸿章所荐举的许多重要官员都是安徽人，像其幕僚周馥(安徽建德人)、杨士骧(安徽泗州人)都先后得到他的保举升任直隶布政使，很快升到了巡抚、总督的位置。北洋海军将领丁汝昌、卫汝贵、叶志超等人都出身淮军，他们早年跟随李鸿章在镇压捻军中立下汗马功劳，故被委以重任。对于其他以昔日部将身份来找他求职的人，李鸿章也几乎是有求必应。李鸿章说自己“率乡井子弟为国家杀贼保疆土”，这些人于国有功，因此“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
　　由于李鸿章顾及情面而姑息纵容，导致淮军军纪败坏、名誉扫地。所以，李鸿章的曲法徇情，公私不明，是他从政的一个最大弱点。但是，李鸿章通过优用乡人和旧部，彼此间便结成了休戚与共的紧密关系，从而便形成了谁也无法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也是李鸿章在激流暗礁遍布的晚清官场屹立几十年而不倒的一大秘诀。传师衣钵，善用挺经甲午战败后，在各种压力下，李鸿章从权力顶峰跌落下来，借住在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的贤良寺。这时他已70多岁了，但依然把手中的权力抓得很紧。当时的帝党领袖翁同龢对李鸿章“怨之颇切”，窥视着李鸿章的相位。因为当时无缺可补，便产生了让李鸿章让位的念头。原被李鸿章一手提拔的袁世凯见李失势，为了攀援翁同龢就甘当说客，来游说李鸿章让位。
　　一天，袁世凯来拜访李鸿章，稍作寒暄，就开门见山地对李说：
　　中堂再造元勋，功高汗马。而现在朝廷待遇，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请，迹同旅寄，殊未免过于不合。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鼓鼙(pí)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老成声价耳。
　　李鸿章没等袁世凯把话讲完，就大声呵斥道：
　　慰廷，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此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也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
　　袁世凯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告退。他走后，李仍余怒未息，仍骂袁世凯：
　　袁慰廷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翁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
　　李鸿章所说的老师就是指曾国藩。曾国藩有他的一套“挺经”，大意是教人遇事坚忍，不要小挫即退。没想到被李鸿章用在这里了。弟子与先生：李鸿章和曾国藩的比较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李鸿章就开始师事曾国藩，而且其父李文安又和曾是同年的进士。所以，对于曾国藩来说，李鸿章既是晚辈，又是学生，这种双重身份的亲密关系在曾对李的栽培提拔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李鸿章本身的才气与学识也得到了曾的赏识。
　　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过程中，曾国藩为李鸿章提供了诸多方便和机会，这是李发迹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曾围攻金陵牵制了李秀成的军队，使其疲于奔命，给李鸿章在江浙提供了可乘之机；李鸿章取代曾国藩做了镇压捻军的钦差大臣，曾则以两江总督的身份，为其保障后勤供应。而李鸿章一生立身行事、耐劳任怨、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他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的方略，无一不是得自曾国藩。因此，梁启超说：“故有曾国藩然后有李鸿章，其
　　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不亦宜乎？”
　　李鸿章曾对人说：“别人都知道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都是老师提携的，好像说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这是不明白我办了一辈子外交，没有出现什么乱子，都因我老师一句话的指点。”
　　因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当，遭到国人的唾骂。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调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负责办理此事，重新与法国代表谈判。李到了天津后，先去拜访老师曾国藩。曾问道：“少荃，你现在到了这里，是外交的第一个关键所在。现在我国国力很弱，外国人合力对付我们，稍微有一点失误，就会贻误大局。你来同洋人打交道有什么打算？”李答道：“学生也没有打定主意，但我想同洋人打交道，不管怎样，我只同他们打痞子腔(意思是油腔滑调)。”
　　曾国藩听后大不以为然，正色说道：“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感动人。我想洋人也一样有人情。圣人说，忠信能通行于野蛮人之中。这一定是不错的。我们现在没有实在力量，任凭你如何虚假造作，人家总能看得出来，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同他平心静气地说理，虽然占不着便宜，或许也不至于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讲信用，总是能站得住脚的。脚踏实地，跌跟头也不会过重，想来比‘痞子腔’总要靠得住些。”
李鸿章(4)
李鸿章听后，连声答道：“是！是！门生一定按照老师的话去办理。”此后，李鸿章的确把老师的话当作了办外交的准则。他晚年曾说：“我办理交涉，无论英、俄、德、法，只捧着老师的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什么差错，而且还有收大效的时候。”我们暂且不论李所说其办理外交有无差错，但他完全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倒是事实。但是，我们细加比较，就会发现这师徒二人在做人、做事和为官的风格上又有许多不同。治军方面和曾国藩的湘军相比，淮军具有更为浓厚的私人武装色彩。湘军的主要将领虽是湘人，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全靠地方观念维系，而是以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清王的统治相号召。因此在太平军失败后，曾国藩就将其大部解散，没有形成私人武装。淮军的主要将领都是安徽人，他们所属的各营都以个人的名字命名。同时在军队中确立了人身上的层层隶属关系，各部将领都听李鸿章的指挥。因此，淮军虽然名义上属于湘军支派，但曾国藩却无法调度。
　　曾国藩本身为理学家，他重用士人，湘军主要将领几乎全出自儒生，罗泽南、王鑫等都是理学家，彭玉麟是个学者，胡林翼则是进士出身。淮军则不然，李鸿章不用读书人带兵，而只以感情联络，主要将领中，只有潘鼎新是举人，如程学启是太平军的降将，刘铭传是盐贩子出身，张树声、张树珊和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则基本上是地痞一类的人物，靠办团练起家，吴长庆出身行伍，曾做过中下级军官。他们这些人出身比较低微，崇尚江湖义气，一旦受到李鸿章的重用，就会死心塌地为其卖命。
　　湘军初期纪律很严明，统一发放军饷，将领一般不会私吞，士兵也有固定的收入。而淮军则不然，为了收买和笼络部下，每攻取一个地方，李鸿章并不阻止他们肆意抢掠。因为有了这笔收入，遇到“欠饷”或者少发饷银之时，士兵们也不在乎。所以，淮军的将士往往可以大发其财。驭下之术上文讲到，曾国藩要求带兵打仗的将领有一定的文化，并具备“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的素质，选择兵源时注意挑选那些诚笃的农民。他主要是靠儒家传统道德来教育和约束部下。与曾国藩重“德”不同，李鸿章更善于以“利”来驱使部下。李鸿章对于无法给予差使的人很是礼貌，而对于可以委任的人则故意加以粗言恶语。他对待下属颇为傲慢，满口污言秽语，根本不像是个书香门第的翰林公。下属官员赴任前向他辞行，或者因为什么事情向他道谢，他总是用合肥土话说：“贼娘，好好的搞！”被他骂的人不以为耻，反而沾沾自喜，别人听了也不以为非，以为被李鸿章所骂的人是“红员”，必将得到重用。据说有一位副将想托人情谋个中军职务，很长时间都没有音讯。有人对他说：“得到这个差事太难了。”那个人则很自信，说：“有一天召见时，中堂大人骂我滚了。”
　　李鸿章驭下之术的弊害在于，如果求差之人为了求得差使而甘心以被骂为荣，必定是无廉耻之心而惟利是图的小人。李鸿章明知这些人的真实面目，还仍然愿意委以差使，其直接的后果是吏风日下。所以，晚清官场的风气败坏，李鸿章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个人操守和文章学问曾国藩追求儒家“圣人”的境界，砥砺品格，信奉实干，终身以“拙诚”、“坚忍”行事，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兼备的“古今完人”。蒋廷黻(fú)认为“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无论我们是看他的字，读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为人办事，我们自然的想起我们乡下那个务正业的小农民。他和小农民一样，一生一世不作苟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学问道德功业都只有汗水才能换得来，正如小农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颗的稻麦都非出汗不可”。与曾国藩的农民式的“本分”相比，李鸿章更多的是官场上的权术和手腕，从功成名就后的全身自保的方式上能更明显地看出这种区别。曾国藩作为镇压太平军的“第一功臣”，他想到的保持身名俱泰的方式是解除部分兵柄，将部分湘军将士遣散回家，同时把李鸿章和淮军推上前台，也使自己韬光养晦，免得朝廷疑忌；而李鸿章则将权势看得极重，占据高位不肯下来，并通过罗织关系网以自固。曾国藩官至高位后，仍然自奉清廉，治家也比较严。据说他对女儿陪嫁品都严格限定，不许超过。这一点，他和胞弟曾国荃很不相同，与李鸿章也不一样。
　　李鸿章根本不像有些媒体所说的生活简朴、为政清廉。“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讽刺的就是李鸿章(合肥人)、翁同龢(常熟人)的富有。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载：李鸿章“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而梁启超也认为李鸿章虽不像传说中那样富甲天下，但大约有数百万金之产业，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等都有不少的股份。李鸿章“发迹”之后，他们六兄弟曾在安徽老家大量购置田产，并建造“大者数百亩，小者亦百十亩”的庄园式宅第。关于李氏家族拥有的土地，据说在最盛时期达250多万亩。这些土地，一般都是采取“万亩建仓”的办法，委托亲朋管理。现已知仅在合肥、六安、霍山等地建立的“仓房”就有几十个。李鸿章名下的田产，每年可收租5万石。据统计，李氏在合肥东乡占耕地约60万亩，占当地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
　　甲午战争期间，许多人上疏弹劾李鸿章主和误国，都提到了他的财产问题。御史安维峻揭露李鸿章避战求和的原因说，李以1500余万两白银交给了日本的一个商号经营，由盛宣怀代为经理，所以他不愿与日本“失和”，以致丢了这笔财产。这些言官的说辞或有些言过其实，但李鸿章的财产之多则是事实谈到自己的文章学问，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也深感自惭形秽。他说：
　　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可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矫之气，任意胡弄，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只好看看《通鉴》，稍知古人成败之迹，与自己平生行事，互相印证，借以镜其得失，亦尚觉得有点意趣。
　　从以上简单的比较可以看出，从儒家传统道德而言，李鸿章的修炼还远没有乃师曾国藩到家。但历史往往不容我们通过这样简单的比较而评优论劣，李鸿章面对晚清社会千疮百孔、江河日下的局面，也在尽力弥补和苦苦支撑，应当说，他已经尽到了一个做臣子的责任。大清的“裱糊匠”：李鸿章一生荣辱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李鸿章认为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提出“内须变法”，倡导学习西方，以图自强。他先后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逐步扩大“自强求富”的洋务事业。他还购买军火和军舰，创立北洋水师学堂，扩充淮军实力，建立北洋海军。因此有人称他为“中国近代化之父”。
李鸿章(5)
《辛丑条约》签字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李鸿章又力主“外须和戎”，对外求和，是近代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尤其是《中法新约》(1885年)、中日《马关条约》(1894年)和《辛丑条约》的直接签订者。清政府的外交在他的主持下，陆续丧失了无数的民族权益，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因此又被许多人称为“卖国贼”。李鸿章一生中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他签订了《中俄密约》。在赴俄前夕，李鸿章对来访的黄遵宪说：“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李鸿章和清朝政府不求自立，总想“以夷制夷”，结果往往为夷所制。李鸿章一生自以为非常精通外交，没有料到这次又被俄国人耍弄了。他真心想“联俄”，却开门揖盗，引进了豺狼。因此黄遵宪称他是“老来失计亲炙虎”。
　　李鸿章晚年曾进行自我总结与反省。他说：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qì)，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说：“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所谓学识在当时指19世纪以来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政治外交制度等。李鸿章生长在
　　闭塞落后的晚清时代，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其没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化的真正本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说他有阅历而没有血性，这当然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造成的官吏习性使然。
　　概言之，李鸿章是个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他用农民起义军的鲜血染红顶子，既促使中国向半殖民社会沉沦，又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起步。李鸿章是腐朽的大清王朝的忠臣，是封建社会的补天者。梁启超在获悉李鸿章死讯后，怀着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的复杂心情，撰成一挽联：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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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
　　(2)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
　　(3)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年
　　(4)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中华书局，1988年
隆科多(1)
在有清一代，被皇帝公开以“舅舅”相称呼的，大概只有隆科多一人。就是这个隆科多，在康熙帝晚年诸皇子之间扑朔迷离、明争暗斗的皇位大战中地位非同一般，是康熙、雍正两朝皇权交替之际最为关键的核心人物。这与他在雍正即位之后飞黄腾达、显赫一时有着直接关系；他最终为雍正所猜忌，屡遭打击，直至被圈禁而死，实际上其根源也在于此。
　　隆科多能够跻身政坛，风云一时，与他的身世、他的眼光有绝大关系。在他起家发达乃至身败名裂的过程中，步军统领一职起着重要作用，而他的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和最仓皇潦倒的一幕都在皇家园林畅春园及其附近上演。
　　显赫身世
　　隆科多的祖辈、父辈都为清廷建有很大功勋而封官晋爵：祖父佟图赖，是顺治帝孝康章皇后的父亲，入关以后多次出征山东、山西、河南、湖广等地，军功卓著，历任定南将军、礼部侍郎，晋爵至三等子，死后又特赠为一等公，原因是“父以女贵”，是皇太后的父亲。父亲佟国维，又是康熙帝孝懿仁皇后的父亲，所以佟国维既是康熙的舅舅，也是康熙的岳父，地位自然尊崇。他又曾三次跟从康熙亲征噶尔丹，立功颇多。因此，佟国维也是仕途一路畅达，历任侍卫、内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晋爵一等公。佟国维还有一女做了康熙的贵妃。
　　因其祖父和父亲的缘故，隆科多与康熙也有着双层的亲戚关系，既是康熙的表弟，也是康熙的内弟，自然受到重用。康熙二十七年(1688)，隆科多开始任一等侍卫，不久就提拔为銮仪使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四十四年(1705)，康熙发现其部属违法，下谕斥责隆科多不实心办事，革去其副都统、銮仪使之职。但到康熙五十年(1711)，他又重新受到重用，得授步军统领的重要职位。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负责维持京城防卫和治安，并统帅八旗步军及巡捕营将弁，权责重大，由皇帝特简满洲亲信大臣兼任。由此可见康熙对其亲信程度。五十九年(1720)十一月，任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事务。
　　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在演绎这一段历史时，把康熙五十年隆科多的突然升迁、再受重用，归因于康熙看到诸皇子你争我斗、局势混乱，为保证身后皇位平稳交接，国家不至于出现大的动荡，而预先培养提拔隆科多作为关键时刻稳定大局的重臣。联系到康熙末年的政局，以及佟佳氏家族与清朝皇室数代联姻的特殊地位，康熙作出这样的人事安排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要说康熙栽培隆科多，是为扶持皇四子胤禛登位则似乎并不确切。这要从隆科多的前任托合齐说起。
　　托合齐，自康熙四十一年(1702)始任步军统领，康熙五十年离职。其间，凭恃康熙的宠信，多有欺罔不法之事，如出行必用亲王仪仗等。托合齐的诸多不法行为引起参劾，康熙却采取宽容态度，始终未予深入追究。但这种情形到康熙五十年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康熙再次与太子胤礽发生矛盾，公开谴责太子，开始处理太子党人，慢慢纠出托合齐。
　　原来，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一月，多罗安郡王去世，托合齐于其丧事期间，纠集部分满族官员多次聚集在都统鄂善家宴饮，被人告发。此类宴饮本是禁止，但康熙起初认为宴饮可以宽宥。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参加宴饮人员除步军统领托合齐外，还有刑部尚书齐世武、兵部尚书耿额和八旗的部分军官。这些人掌握一定的军事权力，尤其是步军统领一职，直接负有保卫皇帝之责。这引起了康熙的警觉。他认为托合齐一伙会饮是为太子笼络朋党。这是可能的。太子早就厌烦了数十年的等待生活，曾多次向人抱怨。即使太子本人没有异心的话，但谁能保证他的党人不鼎力拥戴呢？经过调查，康熙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托合齐等人极有可能不惜以武力逼迫自己传位给皇太子。康熙愤怒地指责托合齐等人为“乱臣贼子”。
　　托合齐离职时，因会饮案正在调查中，所以其罢官理由是“以病乞假”。但随着案情的清晰，康熙下令逮捕托合齐。康熙五十二年托合齐病死狱中后，康熙采取了颇为极端的处罚手段，下令“锉尸扬灰”，不许收葬。康熙又下令将涉及此案的八旗军官全部革职。对于齐世武，在五十一年指责他“谄事”太子，用铁钉将他钉在墙上，呼号数日而死。康熙对待大臣少有如此之残酷，如对鳌拜，仅仅圈禁而已，对索额图虽然处置较重，但也没有施以极刑。鳌拜和索额图虽然威胁皇权，但毕竟离紫禁城里的皇帝较远，不易发难。而步军统领托合齐就不同了，他就在皇帝身边，如果刀兵相向，任凭康熙再有本事，也难以阻止。托合齐等人的行为可能也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令康熙觉到有生命之虞，所以才如此重惩。据亲历康熙二废太子现场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记载，康熙废黜太子的最大理由就是他有谋反的嫌疑。这当然与托合齐会饮一事有关联。
　　托合齐之后，康熙选择了隆科多接任步军统领一职。康熙为何让曾被斥为“不实心办事”的隆科多接替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务？分析起来，有如下原因。
　　首先，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任人唯亲的因素起作用。隆科多生于身世显赫之家，三代为清廷效忠，又有两个姐姐是康熙的皇后和贵妃，在情理上不会逼迫康熙下台。
　　康熙选择隆科多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相信隆科多不会参与皇子结党之事。当然，隆科多绝对不是无党的君子。此前他就与大阿哥相善，而大阿哥是皇八子胤禩集团中的人物，在康熙四十七年太子首次被废后曾积极为八弟谋取储位。康熙发觉后，予以严惩。康熙四十八年，康熙特地就此事斥责隆科多，说你与大阿哥相好，人们都知道。那意思似乎是警告隆科多不要卷入皇子结党。此后，隆科多表现得很安分。康熙五十五年(1716)，皇八子病重，康熙让平素与其关系密切者皆去看望，此中甚至包括极力与胤禩疏远的胤禛，却惟独没有隆科多。看来，隆科多的中立功夫做得很到家了，以致康熙不再将他看为胤禩的同党。
　　当然，隆科多个人的才能也是康熙看重的。隆科多是康熙外戚中最有才能的一个人，曾被康熙称赞为“能够做将军的人”。
　　总之，康熙认为隆科多不会对自己起异心，所以才选择他。事实也是如此，隆科多成为康熙晚年最得力的大臣之一，经常秘密执行一些重要使命，如监视废太子、大阿哥，掌握其他宗室王公的动向等，随时将情报密报康熙。隆科多尽职尽责，表现出色，康熙生前多加赞赏。但在康熙身后，就不一样了。隆科多正好在康熙逝世后才发挥步军统领的关键作用，没按康熙可能有的遗愿拥立新君，而是从自身的荣华富贵出发，当机立断，就近拥立皇四子胤禛，遂成为雍正初年政坛上风云显赫的人物。
隆科多(2)
果敢眼光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康熙在畅春园病重，隆科多奉命于御榻前侍疾。十三日，康熙驾崩。历史将步军统领隆科多推向了政治舞台中心。当时在园内的皇子、后妃以及很多重要大臣都被封锁在了康熙的
　　寝宫之外，康熙几乎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突然死去，而又未宣布继承人。在畅春园内，布满了隆科多的警卫部队。首先接到侍候康熙的太监密报之人，显然是康熙晚年亲信、在附近驻守保卫的步军统领隆科多。想必没有一个太监敢有胆量闯过隆科多的士兵去通知园内的皇子。隆科多在仔细思考，决定如何把握这天赐良机：他将康熙猝死的消息首先通知哪位皇子，哪位皇子就可以抓住这一瞬即逝的机会，假造传位遗旨，登上皇位，而他以重兵拥戴之功必将得宠于新朝。
　　该选择谁呢？隆科多必然早已有了答案，但在康熙生前他是不可能有所表露的。在他未解开答案之前，他可能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皇十四子胤。这可能也是康熙能够首肯的选择。众所周知，清朝秘密建储制度始于雍正时期。不过，有学者研究指出：早在康熙，就因为两次立储失败，在其晚年已经开始反思嫡长子
　　立储制度的负面影响，并着手实施秘密建储计划。康熙晚年着意加以培养的秘密皇储就是胤，这是很可能的。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军入侵西藏，次年杀西藏首领拉藏汗，控制全藏，有可能造成分裂的危险。康熙派胤以抚远大将军的身份西征，意图是很明显的：不仅是要维护边疆，也是借机考察胤，让他亲历军务，锻炼才干。康熙还特别选派一批皇孙以及亲王子弟，跟随胤出征，令胤时时加以调教。这个做法跟明太祖有点类似。明太祖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皇太子朱标抚军陕西时，让各处公侯跟随太子身边，其意图正在锻炼，培养太子威信。
　　由于准噶尔气焰嚣张，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廷上下，包括宗室王公，都有畏敌情绪。这年十二月，康熙召开全体大臣会议讨论进藏事宜，竟得出“藏地遥远，路途险恶”而缓进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四年前主张用兵扑灭准噶尔的胤禛等人这次有什么意见，在《清圣祖实录》中竟然无录，想必自然也是同意大臣们的意见。
　　这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胤从驻地西宁上奏，请求“亲自率兵安藏”，深得康熙之心。胤在康熙心目中的份量逐渐加重。但他显然不是以媚语求宠，而是实实在在地指挥西征之役，最终取得了驱准保藏的胜利。胤禛即位后，竭力抹杀胤西征的功绩，贬低胤的威信，如毁去宗人府中胤平藏功德碑，销毁胤西征档案中不利于己部分，等等。但从销毁后残存的档案中，仍可以看到康熙与胤的关系极其融洽，父子感情笃厚。康熙曾将自己身上旧腰带解下送给远隔千山万水的胤。这个举动是意味深长的，此前康熙就曾经在亲征途中让皇太子送来几件旧衣，以便自己思念太子时穿在身上。康熙告诉胤自己身体的变化，并要他保密：“朕的白头发、白胡子有些变青了！你不要将此告诉别人。”他还在胤出征期间，亲自为胤的子女举办婚事，并将胤的儿子带到热河，在自己身边加以教育。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西征大获全胜之后到康熙猝死前这段时间内，胤的奏折仅存留数件，并且上面的朱批都只是“知道了”一句，而朱谕竟然没有一件留存下来。可以推测，在胤立下大功后，他与康熙之间的往来书信中有对雍正继位不利的地方，所以被销毁殆尽。
　　正是由于康熙晚年对胤超乎寻常的爱护和关心，使得胤在朝内外的威信大大增加，在诸皇子中首屈一指。当时，朝内外纷纷盛传康熙将传位于胤。在储位未定的情况下，这种传言一般是禁止的。但康熙似乎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制止。隆科多身为康熙近臣，不会看不出胤在康熙心目中的份量。拥戴胤即位，可以算是体贴康熙心愿之举。
　　隆科多的第二个选择是皇八子胤禩。胤禩聪明能干，在大臣中声誉甚佳。康熙在第一次废太子后不久就生悔意，以推举为名考察众臣。众臣在明知康熙意旨的情况下，坚决摒弃暴戾变态的胤礽，一致推举胤禩为皇太子。这极大地触怒了康熙。康熙不能容忍一个威信几乎与己相等的皇太子存在，而且也不能容忍众臣无视自己的意思来立皇太子，所以他宁可否定此次推举，而将人心尽失的胤礽复位。胤禩在康熙心中的地位急剧下落。在康熙五十一年太子二次被废后，胤禩一时被喜悦冲昏了头脑，竟然愚蠢地密奏康熙，询问自己现在应担任什么职务，并表示为了避免众臣再次推举，情愿卧床在家。康熙十分敏感，认为他是在试探自己，但隐忍不发。最彻底的转变出现在两年后。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一月，康熙率部分皇子出巡塞外，胤禩由于未随行，便派人去给康熙请安，并称将于中途与皇父会合，扈驾回京。最令人吃惊的是，太监带来的礼物居然是两架奄奄一息的海东青。其喻意很容易被理解成讥刺康熙老弱多病，即将离世。康熙恼怒到极点，几乎气晕了过去。他痛骂胤禩，公开胤禩两年前的妄奏，斥责他是大奸大恶之徒，并说出父子恩断义绝的话来。照理来说，胤禩进物是邀宠，绝不敢故意如此捉弄皇帝。这应该是有人故意陷害。事情发生后，胤禩奏称冤抑。但盛怒中的康熙已经对胤禩完全失望，严厉谴责。胤禩因此受到极大刺激，一度病危。胤禩病好后，康熙与他的关系有所缓和。胤禩虽几遭打击，但在朝臣中仍有较高威信。康熙五十六年，大学士李光地仍然认为诸王之中惟八王最贤。不过，此时胤声望日著，胤禩转而将自己无法实现的希冀寄托在胤身上，支持胤西征，并与胤保持密切的联系。胤禩身边的人甚至说：“十四爷若得立为皇太子，必然听我几分。”康熙也有意扶植胤禩作为胤的支持力量，重新交付他办理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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