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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15-16世纪西欧社会的演变
第4课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14—17世纪起源于意大利、随即蔓延到几乎全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思想文化领域内“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最进步的变革”［1］。在其推动下，由马丁·路德于德国发难的宗教改革是在宗教领域内反对以天主教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的运动。“从这个时代起，我国以及整个东方文明，逐渐从世界上领先的、繁荣的地位而转向落后与衰落，西欧则从这时起逐渐超过了东方”［2］。因此，这一课题一直引起中外学者们的普遍关注，本文仅就这一课题中与中学教学有关的一些问题将最近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综述，谨供参考。
一、关于文艺复兴
1.文艺复兴起源或产生于意大利的原因
有关文艺复兴的起源，史学界经过长期研究，基本取得了一致，即“文艺复兴多重起源说”，也就是说，文艺复兴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下产生的。但不同的学者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侧重点有所不同，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经济因素说：郭振择认为，14～16世纪，西欧各国封建社会内部先后产生了资本主义关系，新的资本主义要求为自己的发展扫清道路，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为了取得政治上的合法地位，首先向教会神学统治和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冲击，文艺复兴是在资本主义关系和人文主义倡导下产生的。［3］文艺复兴最早滥殇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而此时佛罗伦萨的经济发展已为文艺复兴提供了基础。郑如霖分析，佛罗伦萨工场手工业发达，商业贸易规模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新文化的发展必然要冲破教会的桎梏和摆脱经院哲学的世界观，于是新兴资产阶级就从文化的各个方面向封建制度和教会展开了斗争［4］。
（2）政治因素说：王小兰认为，意大利之所以成为文艺复兴的摇篮，和某些城市政权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美第奇家族当政时期是佛罗伦萨的黄金时代，其中罗伦佐·美第奇不但是“文学家的保护人”，他本身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对建筑、音乐、诗歌都十分爱好，他统治期间，佛罗伦萨的文化达到最高峰。有些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重用人文主义者，到15世纪中叶，人文主义者已大量充斥于各地的政府机构中，对推动文艺复兴运动无疑起了积极作用。［5］
（3）文化因素说：张尚仁认为文艺复兴之所以起源于意大利，是因为意大利在承袭古代文化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若干世纪以来，这里一直是古罗马文化的中心；［6］孙锦泉认为，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使意大利在对古希腊文化吸收方面在西欧各国独占鳌头，从古代继承下来的文明还继续居于领导地位；［7］北意有丰富的古典藏书和完备的图书馆系统，南部文化北向流动的撞击，独步全欧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文化效应——文化的世俗化和非闭锁型倾向、注重文化教育投资的城市观念、物质归向于文化型的市民消费特征等，都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起源的原因。［8］
随着研究视野的逐步拓展，各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人们在历史研究中乐于运用各种方法，因而考察历史现象也变得多角度、多层次，越来越从更微观的角度进行历史阐释，在考察文艺复兴起源时，在以上各因素交互作用观点的基础上，又从更深的层面提出新的观点。王挺之认为，意大利佛罗伦萨那种“以公众庆典和仪式为特色的社会生活的开放性、竞争性和创造性的文化空气在人们心理和社会实践上都对文艺复兴有一种潜在的、不可低估的影响。”［9］刘建军认为文艺复兴的原因，更直接来自于文化演变上的因素，概而言之，既是由于中世纪内部人学因子生成的结果，同时也在于历史给予当时文化发展的四大馈赠（中世纪社会产生了现代城市、大学的出现、神学导致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宗教内部发生了变革要求）和三大机遇（黑死病导致对人生问题的深入思考、古代文化典籍的重新发现在此时人们面前展示出了一个新世界、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人的视野）。［10］解光云认为意大利较早形成并迅速趋于强大的文化消费，使意大利的文化资源得到开发利用，从而变文化资源优势为文化发展优势，经改造创新后再生的文化产品，为文艺复兴提供了必需的养料。［11］
2.文艺复兴及其文化的性质
对发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阶级属性的界定的分歧而导致了国内史学界对文艺复兴及其文化性质观点的分歧。长期以来，苏联学者对文艺复兴定性的结论给我国学者很深的影响，认为它是“新兴资产阶级文化”［12］或“早期资本主义文化”［13］，从50年代以来的论著基本都沿用这个看法。刘祚昌论述文艺复兴性质时指出它是“欧洲思想界文化界人士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运动。但并非对古典文化亦步亦趋的简单模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创新，它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为求得自身的发展，他们必须首先在思想上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的桎梏下释放出来，不得不借用与基督教神学对立的富有生活气息的世俗古典文化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又超越了古典文化，其文学艺术作品及政治哲学思想都鲜明地表达出新的时代精神：重视现世生活、重视人的价值、强调运用人的理智，概括起来就是人文主义精神。”［14］而袁庆和则将一种模糊的方法试用于文艺复兴的课题，从人文主义者服务对象的模糊性（既有教皇、封建主的“庇护”，又有新兴市民阶级）研究，发现更能接近历史的真相，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文艺复兴文化是“市民阶级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市民文化向资产阶级文化的过渡”［15］
3.对文艺复兴的评价
以往学者都侧重于在文学艺术方面来谈文艺复兴的影响，实际上对于中世纪后期引起社会深刻变革的这一大规模社会运动，仅从文学艺术方面评述过于表面化，近年来学者对这一问题逐渐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尹虹认为文艺复兴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促使欧洲人以神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在于人的觉醒，在于人们把重点从来世转移到现世，它唤醒了人们积极进取的精神、创造精神以及科学实验的精神，从而在精神方面为资本主义胜利开辟了道路。［16］刘祚昌认为文艺复兴意义不仅在于天才辈出，灿若群星，出现大量美不胜收的各类著作，更因为它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价值观念，改变了人们对于生活的态度，人文主义者们宏扬的思想，不啻是给长期基督教神学统治下陷于沉闷窒息的西欧社会送来一股清新的气息，并且把大多数有文化素养的人从中世纪的昏睡中唤醒过来。［17］刘明翰等从现实意义方面发现了文艺复兴新的意义，即：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著作里曾有过“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对于目前我国面临许多挑战与机遇的当今、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借鉴作用；另外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的诞生和发展及后来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充分证实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18］于可除了指出文艺复兴“打破了以神为中心的传统观念，开拓了人的视野，启迪了人们的智慧和良知，有力打击了传统的封建的人生价值观、财富观与时间观”这一系列正面意义外，还指出了它的局限性，认为它是一场世俗的文化活动，仅从教会外部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腐败及其宣扬的蒙昧主义，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封建神学的理论中心；另外，人文主义者活动范围主要是社会中上层和知识界，未能有效地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影响面窄，因而未形成全民性运动。［19］
二、关于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稍晚于文艺复兴，一般认为文艺复兴对宗教改革起了推动作用。宗教改革与中学历史教学相关的问题中，史学界对以下几方面研究比较重视。
1．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的关系问题
刘祚昌在研究两者的关系上，更注重于文艺复兴对宗教改革的影响。首先，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者通过文学、艺术及其他形式对天主教会的腐败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为马丁·路德提供了攻击天主教的炮弹；其次，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文主义者研究了《圣经》的希腊文本，发掘出基督教的原始教义并传播开来，为宗教改革提供了有力依据。［20］于可认为“宗教改革是文艺复兴的继续，是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的运用与发展，它从教会内部破除了封建的旧观念，树立了以人为主体的新思想。”［21］近年来还有些学者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探讨两者关系，分析其相同相异及顺向与逆向关系，使两者的关系更为全面。袁庆和认为两者的相同之处是：（1）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相同，都是在西欧封建制度衰亡、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历史年代；（2）它们都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并把矛头对准了天主教会；（3）两者都向古代寻求和吸取养料，人文主义者借助的是古典文化，马丁·路德从《罗马书》中采用“因信称义”信条并将之引申为“唯信称义”；（4）两个运动在与统治者的关系上也是相似的，人文主义者需要教皇、国王、贵族和富商的庇护；宗教改革与统治者关系更是紧密，马丁·路德就是得到萨克森选侯的保护，英国的宗教改革更是在亨利八世的领导下展开的。以上这些相同点说明两者之间存在顺向关系，它们在同一时代的社会矛盾推动下，互为条件、互相影响地发展起来。除此之外，两者还存在不同点和逆向关系。首先，在人的问题上，人文主义者与宗教改革者有根本不同的认识：前者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而后者却强调神的伟大、人的渺小，一切以神为中心；其次，在信仰与宗教宽容的问题上，两个运动是迥然不同的，文艺复兴是一个信仰与思想自由的运动，一开始就容忍了异教文化，而宗教改革不是一个为了自由的运动，各种形式的新教派，几乎都以另一个权威来取代教皇的权威。［22］
2．宗教改革的性质及评价
（1）宗教改革的性质：对这一问题，学者们分歧不大，只是各自在表述上略有出入。郑如霖认为：宗教改革是一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的经济、政治和官方教会的社会政治运动和宗教斗争，而德国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是欧洲首次资产阶级革命。［23］姜忻分析了马丁·路德的历史作用，同时指出：宗教改革从本质上说不是单纯宗教上的改革，而是一场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是历史进步的表现，所谓宗教改革只是一个形式。［24］袁庆和认为宗教改革是凭借它的宗教外衣，把人文主义原则与广大阶层的反封建要求及其物质利益结合起来而进行的斗争。［25］
（2）对宗教改革的评价：对这一问题，学者们大都是在肯定的基础上指出了其局限性，应该说是比较公允且符合历史史实的。孔祥民认为，宗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会的垄断地位，天主教会的大量土地和财产被没收。英国、荷兰、瑞士、北欧诸国和部分德意志邦国，纷纷成立不受罗马控制的新教组织，摧毁了天主教会的精神独裁，新教成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并对后来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26］刘祚昌认为，宗教改革猛烈地冲击了天主教会，促成了教会的分裂，有力地削弱了封建统治，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活动，为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在政治上、经济上加强了君主专制制度，加强了新兴的民族国家；改革中产生的路德教和加尔文教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为其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武器，给其发家致富作辨护，并为他们不择手段掠夺大开绿灯。［27］袁庆和对宗教改革的局限性说得更加具体，他认为：随着新教的建立和传播，路德变得日益独断与保守，宗教改革最坏的影响之一，就是对理性与科学的摧残。甚至新教的“革命性”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新教之所以几度被作为旗帜，与路德或加尔文的原教旨并无关联，其主要原因在于“抵抗原则”在斗争实践中的产生和不断发展。在德国，宗教改革蜕化为新旧教诸侯的斗争，长期的封建混战“把德国引向灭亡”，“唯信称义”并未给人民带来自由和安宁，路德只是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信神的奴役制，用圣经的无谬论代替了教皇的无谬论。［28］
注释：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恩选集》第三卷，第445页。
［2］参见齐世荣、朱龙华等：《人民历史的进程》，人民教育出 版社，998年版，第69页。
［3］郭振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产生的社会背景》，《史学月 刊》1982年第5期。
［4］郑如霖：《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特点及原因》，《海南师院学报》1992年第4期。
［5］王小兰：《论意大利何以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6］张尚仁：《西欧封建社会哲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9页。
［7］孙锦泉：《君士坦丁堡陷落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关系置辩》，《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8］孙锦泉：《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基础》，《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9］王挺之：《佛罗伦萨的公众庆典仪式与文艺复兴》，《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
［10］刘建军：《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新文化的多重起源》，《东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
［11］解光云：《试析意大利最早发生文艺复兴的原因》，《史学月刊》1998年第2期。
［12］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第一卷，第707页。
［13］苏联社科院编：《世界通史》，第三卷，上册，第893页。
［14］［17］［27］刘祚昌：《论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与宗教改革》， 《史学月刊》1991年第二期。
［15］袁庆和：《关于马丁·路德历史成就的评价问题》，《史学 月刊》1982年第2期。
［16］尹虹：《略论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作用》，《广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18］刘明翰、傅新球：《文艺复兴史新探》，《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1期。
［19］［20］于可：《试论早期西欧资本主义观念更新问题——兼评加尔文主义的功用》，《史学理论》1998年第2期。
［20］刘祚昌、王觉非：《世界历史·近代史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
［22］［26］［28］袁庆和：《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比较研究》，《汕头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③郑如霖：《略论马丁·路德》，《华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
［24］姜忻：《试论马丁·路德在资本主义过渡中的历史作用》，《青岛师专学报》1988年第2期。
［25］《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孔祥民作“宗教改革”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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