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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封建国家的分裂和民族大融合——三国两晋南北朝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 魏孝文帝功不可没
蒋福亚
闻名史册的魏孝文帝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无论从规模还是民族数量上来说，在我国历史上都是仅见的。
　　从东汉开始，西北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或因被中原王朝所征服，或因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纷纷向中原迁徙，其中主要有匈奴、羯、乌丸、氐、羌和鲜卑等。粗略统计，自汉至晋，内徙匈奴有五六十万人，羯族最少也有二十馀万，氐族有七八十万，羌族和氐族大体相当，乌丸有二三十万，鲜卑更多，将近三百万，总数几乎达到五六百万，《晋书?文帝纪》则更说有“八百七十馀万口”。西晋全盛时，北方大体只有八百万人上下，按《晋书》的数字，内徙少数民族的人口已超过了汉族；按上述粗略统计，也在汉族的四分之三左右了。他们的内徙，补充了中原的劳动力，对中原社会经济的恢复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北方民族分布的状况和胡汉力量对比，由此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少数民族内徙后，生活十分悲惨，深受中原王朝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因此“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晋书?江统传》）。即便其上层贵族，也呼喊“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晋书?刘元海载记》）。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激烈，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西晋末年的腐朽统治和八王之乱终于引发了匈奴贵族的起兵，拉开了十六国北朝历史的帷幕。
　　内徙各族都比汉族落后，各有各的语言习俗，发展速度也不一致，即便一族内部，如鲜卑，也分成好多部，互相争斗。这就使十六国和北魏初年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混乱、最动荡的时期。刀光剑影，血流漂杵，尸骨满野，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在战乱中死亡；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背井离乡，千里跋涉，去寻找安宁的场所；差不多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人成为战俘，被驱赶到新的地区；幸存者则随时都要拿起刀剑凭借村寨城堡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利。炼狱般的一百二十馀年，使各族人民付出了极为高昂的代价，也打乱了昔日相对稳定的民族居住区，涤荡了诸少数民族较为严重的部落组织残余，实现了各族人民的交错杂居，为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
　　内徙各族在人口总数上虽然和汉族相差无几，如若单独计，又远远少于汉族。乱世之秋，各族统治者都想风云际会，称王称帝，仅仅依靠本族力量显然难以达到，其策略无非是利用和挑唆民族矛盾，把其他少数民族当作自己的臂助，又尽可能地利用汉族和统治者的矛盾，以取得汉族人民的支持。胡汉分治政策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并几乎为内徙各族政权所继承。既然分治，采用汉魏以来传统的田租户调之类的封建方式剥削汉族人民，也就势所必然。
　　无可置疑，当内徙各族君临中原时，他们所代表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会和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产生激烈的冲突，并通过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反映出来。汉族人民的反抗连绵不绝，坞堡成为其抗击和求取生存、维护自身生产方式的主要组织形式。这一时期坞堡在北中国可谓星罗棋布。少数民族统治者既然无力消灭，便转向笼络和利用，直至恢复士族的特权。十六国北魏前期的文职高官，大都为汉族地主所垄断。因此，所谓胡汉分治，难以纯而又纯，内徙各族政权的统治集团大都是胡汉贵族混合集团，和昔日汉族王朝的区别，只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占据主导地位而已。这样，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无一例外地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
　　总之，历经十六国北魏前期的战乱，原有的封建经济被保存下来了。按照历史的规律，野蛮的征服者终将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先进文明所征服。在这里，经济的发展总是毫不例外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着道路，内徙诸族不得不适应被他们征服后的汉族的较高文明，甚至不得不采用汉族的语言，民族融合便在这样的条件下展开了。
　　首先，在中华大地上，汉族的文化与生产方式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文明，对周边各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周边民族在内徙前就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汉族文明。内徙后，汉族文明就在其身旁，吸收起来更快捷。以氏族为例，因为自秦汉起就和汉族杂居，所以都会汉语，姓氏采用汉姓，过着农业定居的生活，习俗也深受汉族的影响。匈奴、羯和乌丸，原来都是游牧民族，内徙后都逐步转向或适应了农业生产。鲜卑内徙最晚，也最落后，在汉族的影响下，非但学会了制作兵器，颇识汉字，统领部众时还“拟则中国”（《三国志?魏书?鲜卑传》），或者“法制同于上国”（《晋书?慕客廆载记》），也即模仿汉族建立统治机构和制度。其经济生活也在变。如慕容鲜卑迁徙大棘城后，也由游牧转向了农业定居。尤其是他们部落组织被涤荡，各族人民交错杂居以后。更何况经济生活变了，政治制度必须相应改变，因此，内徙各族建立的政权，无一例外地是封建政权。就封建统治而言，经验最丰富的无过于汉族地主阶级，他们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加大，无疑会有力地反作用于民族融合。
　　其次，此时内徙各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习俗和爱好，都没有自己的文字。当他们由野蛮走向文明时，所接触和学习的都是汉文化，尤其是儒家经典，各族上层也极力摹仿士族的行径。有些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汉文化素养，连汉族统治者也叹为观止。对此，清代人赵翼说过：“僭伪诸君亦多有文学。”（《甘二史札记》）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再次，汉族统治者虽称周边各族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但周边各民族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如匈奴自称其先祖为夏侯氏，羌族是姜姓别支，氏族系有扈氏后代，拓跋鲜卑则干脆说自己是黄帝的子孙。这种共同人文祖先的心态，既表明他们有强大的向心力，也表明他们和汉族的亲和性。
总之，在魏晋南北朝，从少数民族内徙之日起，民族融合便日复一日地进行着，闻名史册的魏孝文帝改革既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又推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在民族融合中，汉族因人口众多，社会制度先进，经济文化发达，很自然地成为核心。所以本时期的民族融化又被叫作“汉化”。汉化包括经济生活、社会制度，也包括心理素质和语言习俗等各方面。尽管核心是汉族，内徒诸族都采用了汉族的语言，但是如果认为只是汉族“化”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对汉族没有什么作用，那就大错特错了。历史上的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就是他们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当其和汉族融合后，就给汉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了汉族的发展，使之更有生气，更富创造力。仅就语言而论，当时人就说“南染吴越，北杂夷虏”（《颜氏家训?音辞篇》）。也就是说，当时的语言比往昔更丰富，无论南北，都夹杂着许多少数民族的言辞。实际情况是，无论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处处都显现出少数民族的巨大影响。
内徙各族是富有生气，充满生命力的，他们为我国的历史书写了许许多多光辉的篇章，涌现出大量的民族英雄。像石勒、慕容廆父子和姚兴诸人，都堪称一时之杰，而苻坚、元（拓跋）宏和宇文邕等人的统治，并不比汉族的所谓“明君圣主”逊色。苻坚统治前期，一度“百姓丰乐”，“兵强国富，垂及升平”（《晋书?苻坚载记》）。元宏和宇文邕则对民族融合、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全国的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内徙诸族中，拓跋鲜卑统一了北方，统治的时间也最长，给中原注入的新东西就更多。
拓跋鲜卑君临中原之时，刚跨人阶级社会，妇女社会地位相当高，可以参与各种社会生活，即便部落贵族也实行着一夫一妻制，夫妻关系较为平等。这一特征被带进了中原，一夫一妻制成为时尚，一夫多妻、广置妓妾受到社会的谴责，以致有人说“举朝既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北齐书?元文遥传》）。好色的达官贵人为此愤愤不平，指责这是妇女的不幸，是妒忌之风太盛。当时帝、王虽有例外，但较之魏晋南朝后宫数千直至上万，富豪之家妓妾盈房，甚至数超八百的糜烂生活，无疑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仅就此论，北朝的社会空气也比魏晋南朝清新得多。近来有人说，唐朝妇女在我国封建社会是最幸运的，但是唐朝妇女不过是继承了北朝的遗风而已。
拓跋鲜卑在奴隶制初级阶段便君临了中原，所以对战俘的处置也较为宽和。固然有为数较多的战俘沦为奴隶，更多的是被当作隶户和新民安置，对新民进行了“外口授田”，这成了均田制的渊源之一。长期以来，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中原王朝如何维护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确保封建政府的赋役收入，一直没有解决好，均田制无疑是当时较为妥当的措施，所以一直延续到唐中叶。至于隋及唐前期武功显赫的府兵制，则是由北周借助拓跋鲜卑的部落兵制建立起来的。
内徙诸族是聪明智慧的，他们一接触先进的文明，便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匈奴人纂毋怀文造出了宿铁刀，鲜卑人比干阿利造出了百炼钢刀。这都是对灌钢法的推进和普及，标志着我国钢铁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而这在西方要在千年以后才掌握。大牲畜的饲养、兽医和畜产品的加工，是游牧民族的特长，中原汉族自望尘莫及。但随着他们的内徙进而与汉族融合，这些特长也随之在内地生根。
内徙各族和汉族的融合还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在物质生活方面，本时期的食品、服装和家具都有明显的变化。其中胡饼、胡服和胡床的作用尤大。过去汉族只会水煮面食，不会烙饼。真正的饼是西北少数民族带进来的，所以叫胡饼。此时终于普及，并进一步发展，成为面食制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方法。胡麻（芝麻）、胡豆（豇豆）、胡蒜（大蒜）、胡瓜（黄瓜）、胡荽（香菜）、胡桃（核桃）及油菜等都是在这时普及的。像“酥”之类的奶制品，也是此时传入并日益推广的。此外，“羌煮”（煮熟鹿头切成小块，加上猪肉末和各种调料再煮）和“貊灸”（烤全羊、牛，边烤边吃）更成为当时富室贵人宴会的必备美食。汉服的特征是上衣下裳或宽袖长袍，穿开裆裤。所以箕踞而坐成为最不礼貌的举动。胡服夹领小袖、紧身，穿满裆裤，适应马背上的生活。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已引进胡服，但没有进入日常生活，此时普及且为汉族人民喜爱。魏孝文帝改革曾下令禁胡服，但结果胡服者越来越多，隋唐时官场上也“全用胡服”（《梦溪笔谈》），只不过是由左衽改为右衽而已。这是生活的抉择，历史的抉择，因为胡服更美观实用，更便于生活，决非皇帝一纸诏令可以改变。汉族因服装的限制必须席地而坐，配以低矮的榻几。游牧民族则坐胡床，又叫交床或绳床。此时普及到民间。服装变了，坐胡床舒服，已无不雅之虞，高足家具应运而生……
就精神生活而言，音乐、舞蹈、民歌等尤为明显。隋唐时期的燕乐和西凉乐，绝大部分源自北朝的胡汉混合乐。迄今为我国人民喜爱的笛、琵琶、羯鼓等民族器乐，是在此时普及并进入大雅之堂的。民歌中反映民族融合的精品，无过于《敕勒歌》和《木兰辞》了，直到今天还光芒闪烁，脍炙人口。如果说《敕勒歌》是胡歌汉译，是游牧生活的写照的话，《木兰辞》中的木兰却是只有民族融合才能产生的中原妇女的形象。男耕女织是古代汉族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扬鞭催马，驰骋疆场，血染征衣，万里却敌的勇武气概，更多的是在马背上生活的妇女形象。乐府名篇《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中的罗敷和刘兰芝，是古代汉族妇女的典型，她们都美丽、善良、勤劳、聪慧和刚强，何尝见到她们有木兰那样的勇武气概呢。《木兰辞》把两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此外，影响中国人民生活至深的佛教的广泛流传，也与少数民族统治者组织佛经翻译班子，大力提倡和推广密不可分。
更重要的是民族融合开创了一代社会风尚。隋唐时期，尤其是唐前期，国内民族关系是我国封建社会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不是说隋唐皇帝有什么特殊的天赋，而是民族融合巨流的必然。建立隋王朝的杨氏，建立唐王朝的李氏，其血管中便有鲜卑血统在流淌着，他们仰仗的关陇集团，就是胡汉贵族的混合集团。较好的民族关系有利于国内各民族创造力的充分发挥，隋唐之能掀起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两汉的经济文化高潮，与民族融合是密不可分的。
在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的民族融合迎来了秦汉的经济文化高涨；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赢得了隋唐的鼎盛；宋辽金元的民族融合导致了明清经济的繁荣。其中，隋唐尤为突出。这说明民族团结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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