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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世界金融危机专题分析
1、2008金融危机的四大新特征
首先，危机爆发的领域明显不同。以前往往是从实体经济领域开始爆发，由于生产过剩导致实体经济领域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工厂倒闭。而这一次危机是从金融领域开始爆发，在这之前，亚洲金融危机，拉美危机，俄罗斯危机，也都有这样一个特征，这一次更加明显。
其次，危机产生的根源与以往不同。无论是用马克思理论来研究，还是用凯恩斯理论来研究危机，通常都是由生产过剩引起，而这一次是由于消费过度引起。次贷问题就是这样，一些明明没有消费能力的人进入消费领域，银行提供了过多资金。
再次，危机传染力不一样。在这之前的危机基本上都是局部的，而这一次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率先开始，然后冲击到欧洲，以及亚洲。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危机也开始具有全球化的特征。
最后还指出，此次危机发生的频率跟以往不同。以往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很明显，平均五年左右一次。但是美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美国经济没有出现过大的起伏。
2、20国首脑会诊全球经济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11月1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通过行动计划，各方承诺加强合作，对国际金融体系实施改革。
此次峰会上，新兴经济体首次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在决定国际经济事务上取得平等发言权。美联社强调峰会的“重量级”时说，G20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90%，而出席峰会的均为各国首脑人物。
分析人士认为，G20未来可能成为处理全球经济问题的“日常”舞台。在剖析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后，峰会提出的药方包括：稳定国际金融体系，加强金融市场透明度及监管机制，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扩编”1999年G7创建的金融稳定论坛，审视会计制度、信贷评级机构标准等。
根据声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着眼于“监督”，而由多国财政部、央行及国际金融组织官员参与的金融稳定论坛将着力于制定监管标准。作为应急措施，G20领导人同意成立一个“监管者学会”，集中全球金融监管专业人士，共同审视全球性金融巨头的行为，及时发现不良金融活动的苗头。(据新浪网)
3、中国的四个立场和原则
第一，各方应采取紧急措施，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稳定市场信心，保持全球经济增长；
第二，要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使之更加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
第三，各国都应该负起责任，在实行宏观经济政策时要考虑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第四，不能因为金融危机减少对发展问题的关注。
4、金融危机悬疑20问：美国会衰落吗？
之一：为什么危机始发于美国 ；之二：美国消费模式是帮凶吗；之三：可能引爆的雷区还有哪些；之四：都是新自由主义惹的祸？之五：为什么马克思又成时尚；之六：危机让我们想起了马克思哪些理论；之七：美国会像西班牙和英国一样衰落吗；之八：会不会出现大萧条；之九：中国能独善其身吗；之十：将冲击哪些实体经济；之十一：中国房市会有“次贷危机”吗；之十二：西方国家联手救市管用吗；之十三：为何要学1997香港救市；之十四：中国能当救世主吗；之十五：中国应该抄底吗；之十六：怎么让风险降到最小；之十七：领导干部如何应对金融海啸；之十八：为什么要终结美元霸权；之十九：中国该走怎样的路；之二十：企业如何应对挑战。
5、中国该走怎样的路？
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过去30年中国伟大改革的历史经验完全证明，我们有能力走出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彻底摒弃一切形式的“新蒙昧主义”。
6、APEC“四招”应对金融危机
正在全球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是22日开始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焦点议题。当天下午，APEC21个成员的领导人就全球经济单独发表了一份声明，就重振经济信心，保持本地区长期增长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和主张。细读这份不长的声明，可以发现APEC应对金融危机的“四个招数”。
“第一招”，是承诺要保持密切协作，采取全面行动应对当前危机。APEC成员富有多样性和代表性，既有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成员，也有中国、墨西哥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还有文莱、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的太平洋岛国。APEC各成员超越贫富、地理、国情等界限，决意携手行动，凸显了全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决心，具有重要的指标性意义。
“第二招”，是坚决反对保护主义，支持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制。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这无疑增加了滋生保护主义的风险。APEC领导人对此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他们明确表示，“保护主义只会进一步恶化当前经济形势”，并重申坚信自由市场原则，相信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制将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减少贫困。
APEC领导人承诺，在未来12个月内，避免为投资、货物和服务贸易增设新的壁垒，不实施新的出口限制措施。领导人同时表达了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持，明确希望多哈回合谈判取得平衡且具有雄心的结果，并致力于下个月在现有进展基础上就谈判模式达成一致。
“第三招”，是重申“茂物目标”，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APEC自1989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1994年，APEC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在亚太地区实现自由、开放的贸易与投资”这一目标。自此，“茂物目标”便成为APEC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时努力的方向。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旨在增加APEC各成员相互之间的经贸联系，通过合作形成合力，进而增强各成员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实际上，许多分析人士认为，APEC正试图通过加强贸易和投资往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探寻走出金融危机之路。
“第四招”，是认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的成果，支持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二十国集团领导人15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峰会上，就应对当前世界面临的金融和经济问题达成了《行动计划》，并发表了相关宣言。APEC领导人对华盛顿峰会的成果表示欢迎和“强烈支持”，从而有效地扩大了国际社会对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共识。
这些共识包括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和完善问责制、加强监管以及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增加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和代表性等。在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中，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等9个成员同样是二十国集团的成员，这无疑有助于APEC在金融市场和改革问题上达成一致。
APEC作为全球最大的地区性经济组织，经济总量超过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工商界人士指出，APEC领导人“出手”应对金融危机，将有助于提振全球市场信心，帮助全球经济早日走出金融危机。
7、原因分析
原因一、美国政府不当的房地产金融政策为危机埋下了伏笔。居者有其屋曾是美国梦的一部分。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国内需萎靡不振，罗斯福新政的决策之一就是设立房利美，为国民提供住房融资，帮助民众购买房屋，刺激内需。1970年，美国又设立了房地美，规模与房利美相当。“两房”虽是私人持股的企业，但却享有政府隐性担保的特权，因而其发行的债券与美国国债有同样的评级。从上世纪末期开始，在货币政策宽松、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加快的情况下，“两房”的隐性担保规模迅速膨胀，其直接持有和担保的按揭贷款和以按揭贷款作抵押的证券由1990年的7400亿美元爆炸式地增长到2007年底的4.9万亿美元。在迅速发展业务的过程中，“两房”忽视了资产质量，这就成为次贷危机爆发的“温床”原因。
原因二、金融衍生品的“滥用”，拉长了金融交易链条，助长了投机。“两房”通过购买商业银行和房贷公司流动性差的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其转换成债券在市场上发售，吸引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购买，而投资银行利用“精湛”的金融工程技术，再将其进行分割、打包、组合并出售。在这个过程中，最初一元钱的贷款可以被放大为几元、甚至十几元的金融衍生产品，从而加长了金融交易的链条，最终以至于没有人再去关心这些金融产品真正的基础价值，这就进一步助长了短期投机行为的发生。但投机只是表象，贪婪才是本质。以雷曼兄弟为例，它的研究能力与金融创新能力堪称世界一流，没有人比他们更懂风险的含义，然而自身却最终难逃轰然崩塌的厄运，其原因就在于雷曼兄弟管理层和员工持有公司大约1/3的股票，并且只知道疯狂地去投机赚钱，而较少地考虑其他股东的利益。
原因三、美国货币政策推波助澜。为了应对2000年前后的网络泡沫破灭，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该利率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而且在1%的水平停留了一年之久。低利率促使美国民众将储蓄拿去投资资产、银行过多发放贷款，这直接促成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持续膨胀。而且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还“诱使”市场形成一种预期：只要市场低迷，政府一定会救市，因而整个华尔街弥漫着投机气息。然而，当货币政策连续收紧时，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低信用阶层的违约率首先上升，由此引发的违约狂潮开始席卷一切赚钱心切、雄心勃勃的金融机构。
所幸的是，由于我国参与全球化的步伐较为谨慎，因此较大程度地避免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不幸的是，我国也同样也存在若干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病因”，这值得我们去深刻反思。
8、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已引起世界一些国家的经济动荡。我们要充分认识这场金融危机的实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减少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从“华盛顿共识”到世界性金融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发生，与曾经流行一时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有着内在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陷入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之中，经济形势非常困难，因而急需找到一条通过经济改革而摆脱困境的道路。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曾在世界银行任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撰文，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研讨会，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问题。约翰·威廉姆森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这些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所以这些主张被称作“华盛顿共识”。由于这些主张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所以，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许多人把它当作解救拉美国家和所谓转型国家危机的药方。而美国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则采用强制和半强制的办法在许多国家推行，甚至作为国际援助的条件。
美国次贷危机及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发生，虽然不能简单归因于“华盛顿共识”。但造成这场危机的思想理论根源，却与“华盛顿共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华盛顿共识”的总的特点，是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力量的高度崇拜，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是高效率的，甚至是万能的。经济运行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市场自行调节和解决。因而主张实行彻底的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进一步开放国际国内市场，实行贸易自由化、利率市场化，将各个国家的经济纳入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当中。
这种所谓的“共识”，完全无视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主张所有国家都要采纳这种统一的模式，认为这是解决所有国家经济困境、能够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甚至要求原苏联东欧国家实行休克疗法。还把实行这种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获得国际经济援助的交换条件。但事实证明，这种“华盛顿共识”并没有带来他们预期的效果。实行这种模式的拉美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因而近年来遭到普遍唾弃。在其他各种转型国家，“华盛顿共识”的实际成效也都非常糟糕。
去年以来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和世界性金融危机，把“华盛顿共识”基本理念的失败记录推向了顶峰。美国次贷危机以及连带引起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从技术层面来说，主要原因有：美国消费者受过于追求物欲的消费主义驱使，大量超前消费，造成普遍的入不敷出、资不抵债，从而使西方高度发达信用链的第一个环节首先断裂；华尔街的那些资本大亨和理财精英们，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和个人收入，不仅冒着极大的风险，制造出无数的金融衍生产品，累积起巨大的金融风险，而且还千方百计鼓动消费者们透支消费，形成大规模的房市、楼市泡沫；而有关的金融系统和政府部门，又过高估计了资本运行的合理性、自律性以及自我调节的有效性，放松对于资本市场的监督和管理。格林斯潘的著名观点是“由市场监管比由政府监管更为有效”，实际上是听任、放纵和鼓励华尔街的种种贪婪、冒险行为。所有这一切，无疑是造成美国次贷危机乃至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美国次贷危机和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发生，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思考。很多人已经从体制上寻找这场危机的原因和教训。很多国家所采取的“救市”措施，共同特点是加大了政府干预的力度，甚至将一批银行、企业收归国有。有人甚至戏称西方国家正在用社会主义挽救资本主义。对这类思考和观点需要继续研究，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定以及对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当然不能这样简单。当务之急，是迅速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和防止这场危机进一步扩大。但这场危机的发生，毫无疑问，已经使很多人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很多人对于中国成功的奥秘、中国在世界发挥的作用也就有了更大的兴趣。
从“北京共识”到中国道路
在这场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有很多人进行了自己的思考，并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他们试图寻找中国发展的奥秘，解释中国发展的原因。有些人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别中发现了某些值得注意的经验，于是试图探讨和概括出这样那样的中国模式。其中，美国高盛公司顾问、曾任《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的乔舒亚·库珀·拉莫先生2004年提出的“北京共识”，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关注。
拉莫先生对中国有较多了解，基于与中国专家学者的100多次非正式讨论，撰写了一份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于2004年5月由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拉莫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所谓“北京共识”，他认为就是“关于如何组织世界上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三个定理”。第一个定理：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就是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第二个定理：超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衡量尺度，而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建立一种将可持续性和平等性成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第三个定理：发展非对称力量，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拉莫认为，“北京共识”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的传统思想，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
拉莫认为，中国正开辟出一条通往发展的新道路，这条道路是建立在创新、积聚非对称性力量、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和注重个人权利和责任的平衡基础之上。许多国家想求得发展与安全，但几百年来却不断看到过于依赖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发展模式以失败告终。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创新、不对称性、对平等的关注、对有关公民权力与义务的新思想的探索等，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拉莫认为，“北京共识”给世界带来了希望。
“北京共识”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代表了试图寻找某种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努力，并且承认中国的成功已经表明了中国这种独特的经验、模式和道路的存在。从内容上来说，拉莫先生的“北京共识”有一定的符合事实的合理之处，如强调创新，求变、求新和创新是“北京共识”中的基本措辞，注意到中国已经越来越坚持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认为中国在改革进程中采取的渐进战略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对中国经验进行了适当的提炼。这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中国自己来说，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和研究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时候，就更应该加强对自己经验的研究，认真思考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真正经验是什么。毫无疑问，迄今为止，中国的成就还是初步的，经验也还是初步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妄自尊大。所以，我们还不能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什么基本的模式，更不能希望别人都来学习和照搬这种模式。但是，如果通过研究和总结，把我们的经验归结为某种道路，更加全面和深刻地揭示这条道路的内容，从而更加坚定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信心和决心，这无论对于我们自己还是国际社会来说，都还是有益的。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就的经验，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这条道路的内涵，十七大报告做了一个比较明确和集中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这个概括，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这个界定，包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的，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提出了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揭示了我们党在实践中找到的这条道路的关键之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的道路，是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前进发展的道路，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事业全面推向前进的道路，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
　　中国30年来快速发展，就是因为找到了并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不断前进的结果。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的转变，进一步增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各方面体制机制的活力；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增强了抵御各种风险和灾害的能力；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大力加强文化建设，使中华民族的基本素质和文明水平有了新的提高；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着力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和谐，使社会保持了长期的稳定；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加强了与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正因为坚持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简单地接受所谓“华盛顿共识”，没有简单地照搬任何外国模式，没有按照西方国家的要求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我们才在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面前保持了较大的主动性，没有完全被这场金融危机所左右。我们也才有较大的力量来采取措施，防止中国经济受到更大的冲击。我们也才有实际的可能来为国际社会共同抵御这场危机作出一定的贡献。所以，这场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证明了所谓“华盛顿共识”并不适合中国国情，而且证明我们选择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面对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还要继续接受考验。我们要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采取有力措施，防范和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中国经济继续平稳快速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得更好更快。
9、应对金融危机 积极财政政策凸显四大特点
10年前，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推动我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10年后，面对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在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重启积极财政政策，并出台了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
国内外经济界人士认为，中国政府正在采取近10年来最“令人振奋”的经济刺激方案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其政策力度甚至较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还要大。这也是对我国领导人多次表示“维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的具体诠释。
首先是加大投资力度，优化投资结构。其次是推进税制改革，实行减税政策，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再次，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积极财政政策中居突出位置。最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中考思想品德考点聚焦
竞争与合作尤其是双赢；
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内容；
国情与国策的关系及其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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