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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岁博士获聘教授具有导向意义
因为一个特殊的身份，今年29岁的胡剑突然收获大量关注。在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博士毕业后，他被聘为华东交通大学材料学院教授，成为该校首位90后教授。（9月29日《北京青年报》）
正常程序下，获聘教授要45岁以上，29岁就能获得这一资格属于特例。看似偶然的现象背后，都有着必然的因素，看似反常的事件背后，有着再正常不过的逻辑关系。胡剑因以第一作者身份在《Science》发表文章，科研业绩突出，而被作为优秀人才给予引进，走的是特殊的进入和晋入通道，作为华东交通大学首位90后教授，打破了学校的许多传统与惯例，于现实和长远都具有积极的导向意义。
其一，释放出唯成果而不唯资格的成长意义。在论资排辈的正常程序下，29岁的博士除了年龄和资历与正常途径有差距，在科研成就上显然独树一帜。作为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生物医用复合材料分会常务委员，以及其在纳米金属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上所取得成果，很多人一辈子都难以达到这样的高度。传统伦理上有“学有优者仕”，这是对人才的一种尊重，也是人才晋升和成长的正常途径。在学界，自然也就应当有“研而优则授”的人才晋升通道，让优秀的学术带头人或研究型人才，能够有更高的学术待遇或学界职称，是对人才的尊重和善待，对激发人才干事创业会产生极强的驱动效应。
其二，传递出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励志意义。天道酬勤,日新月异,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人靠什么向上向前，获得超越于别人的荣誉、地位与名利，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与价值，靠的是持之以恒和坚苦卓绝的奋斗。我们常说，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投机取巧只能占一时之利，却无法获得长期的认可。一个人只有埋首苦干，才能不断地升华自我并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但奋斗的过程是艰辛苦的，要守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抵得住诱惑，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坚韧的意志、顽强的精神。胡剑好几个月都是6点左右去实验室，晚上12点才回宿舍，正是这样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舍弃了小家的温暖与相聚，才会有科研成果上达到的高度，取得了“塔青人才计划”的引进资格。
其三，注解了成功是汗水浇注而成的价值意义。受一些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很多人对于成功有很多误解与偏见，并导致了个人价值认知的变异。比如很多人认为，别人能够成功，要么是天才，要么家庭背景雄厚，要么利用了某种潜规则，而忽略了其个人的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从而把成功的关键因素归于客观，而没有从主观因素上找到失败的原因。偏见化的成功观会导致畸形化的价值观，带来个人思想认知的偏差与行为的变异。于是怨天尤人者有之，投机取巧者有之，终南捷径者有之，埋首苦干、实干和巧干的动力越来越弱。爱迪生说， 天才,百分之一是灵感，百分之九十九是汗水，但那百分之一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都要重要。正如胡剑所说，这个世界不存在神童，天才 就是花的时间比别人多。
其四，表达出为人才成长搭建平台的示范意义。最的网络流传一名话是，一个人要成功，平台很重要。越是优秀的人才，越应当给其搭建更高更大的平台，其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引进计划，通过薪酬激励、项目倾斜、晋升特惠、经费扶持和生活关爱等方式，在爱才和惜才的基础上，搭建用才的平台让优秀人才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在学术和科研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是高校功能发挥的关键所在，也是建一流学校、一流学科的有效举措，值得同行的借鉴与推广。
从南农29岁的女教授李姗，到北大29岁的女博导刘颖，再到华东交大29岁的男教授胡剑，一批年轻优秀的研究人才，通过人才成长途径而达到了人生的高度，释放出了重才爱才的导向价值，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性。
让所有教授回归本科课堂真的有必要吗？
近日，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出席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和亚洲学院成立仪式时透露，教育部将出台新规，大学教授和副教授连续3年不给本科生上课，将清理出教师系列。（9月24日《北京日报》）
网友纷纷举双手支持教育部即将出台的这项新规定，他们认为教授首先是一名教师，就应当尽到“教书育人”的义务。不过，网友的声音也不尽一致，有人不禁发问，“每一个教授都会讲课吗？教授的授课方式真的适合本科生吗？”
并非所有“教授”都是一个好“讲师”。从学术水平和素养上来看，教授自然要比讲师拥有更为深厚的学术积淀。不过，学术水平高是一码事，在课堂上把学术转化成本科生能理解接受的知识又是另一码事。诚然，本科课堂上不乏讲得精彩的“大师”，听他们讲课，学生常会有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然而，并非所有的教授都能把课堂变成释放“魅力”的舞台。有些教授虽然能够在学术交流会上“侃侃而谈”，但是面对毫无学术基础的本科生，他们却不知“从何谈起”，一不小心就把学生讲得“云里雾里”。相反，很多讲师因为长期接触本科生，他们就会更了解本科生的学习特点和需求，更能制定出适合本科生的学习方案和教课方式。
教育应当“人尽其用”。从小学到大学，教育具有很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每个阶段对于学生和老师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即便是在同一个阶段中，对高年级和低年级的要求又不一致。因此，在分配师资力量的过程中，应当考虑的是让教师“人尽其用”，充分发挥每一位老师的最大价值。在大学里，教授的确更适合带博士生和研究生，因为教授研究型的授课方式更适用于博士生和研究生。这种方式于本科生而言，不但压力倍增，还经常会因为跟不上教授的节奏而信心受挫。这样一来，对教授和本科生来讲便是“两相为难”。
教授应当是本科生学习过程中的“催化剂”。教授于本科生而言不应该是“过氧化氢”，而是在合适的时间加入的“二氧化锰”。教授作为本科生学习过程中的“催化剂”，在本科生成长的过程中适时地给他们一些学术上的指引和拔高，这对本科生而言，也是学习中的大收获。其实，教授接触本科生的方式不止回归课堂一种。比如重庆大学便会在本科生入校的时候开设“新生研讨课”，让教授给新生们上大学第一课，在一开始就给本科生种下一粒学术的种子。除此之外，还可以实行“本科生导师制”，虽然不是在课堂上和教授学习知识，但是课下学生将会有更多的时间受到教授的熏陶。
让教授回归本科课堂的初衷是让教授与本科生能够有更多接触，让本科培养更有质量。“条条大路通罗马”，教授传道授业的路也不止一条，如果只是简单地用给本科生上课来考核所有教授，这是否有“一刀切”懒政之嫌呢？
知名教授“被结婚”需要真相
　近日，一位据信是中国传媒大学在读的女生在其朋友圈发布了一张结婚请帖，这张粉色的请帖宣告她将于2019年1月6日傍晚6点整和清华大学教授汪晖举行婚礼，结婚地点在清华大学，不对外开放。（12月19日澎湃新闻）
　　汪晖先生主编过知识界很有名的《读书》杂志，是一个知名教授。名教授“被结婚”， 这则信息通过自媒体和网络得到广泛传播，对汪晖来说，毕竟是一条负面新闻。汪晖教授已经明确表示：“这是完全虚假恶意的信息。已在公安机关备案。不希望媒体继续传播这样侵犯公民权利的假新闻。”从当事人角度讲，实在不希望这样无聊的虚假信息继续传播，可在我来看，“被结婚”是值得社会注意的一种恶作剧新动向，弄清这个真相，对于揭露或惩治“被结婚”恶搞，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
　　从报道披露的情况看，教授“被结婚”事件还是扑朔迷离的。一种分析是，这是一种钟情妄想症。想和名人发生某种联系，比如向其求婚，都源于一种要求承认的心理。钟情妄想患者坚信某人对自己产生了爱情，即使遭到对方的拒绝，仍丝毫不质疑对方对自己怀有“爱情”。也有一种分析认为，这位女生在故意嘲弄汪晖教授，是一个恶作剧。此事究竟是源自钟情妄想，还是一出恶作剧尚不得而知。值得核实的几个细节是，第一，这个结婚请帖中所称“汪晖”是否是特指清华大学汪晖教授；第二，这些信息是否是这位女生亲自发布？第三，是不是有人冒用名字发布信息？
　　虽然结婚是属于个人的私事，也并非见不得人的丑事，但以这位知名教授的身份、地位“被结婚”而言，不能简单地一笑了之。如果这个女大学生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幻想婚礼场景并向社会流布，从法律上讲，这个女生的行为已经涉嫌严重侵犯汪晖教授名誉权，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从另一角度说，如果真的是单方面宣布要与汪晖“结婚”，这种不正常的心理和行为必须赶紧医治。不管怎样，公众需要知道“被结婚”的真相，需要警惕知名教授“被结婚”恶搞风气的蔓延。
“404教授”陨落的警示意义
涉嫌多篇论文抄袭、被称作“404教授”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准80后”梁莹教授涉嫌学术抄袭一事，有了新进展。12月12日，南京大学召开警示教育大会。会上通报了学校对教师梁莹学术不端等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理情况。南京大学给予梁莹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过处分，取消梁莹研究生导师资格，将其调离教学科研岗位，终止“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聘任合同；报请上级有关部门撤销其相关人才计划称号和教师资格。（12月15日 澎湃新闻）
　　从年轻有为的“准80后”研究生导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到被申请剥夺教师资格，梁莹“404教授”的陨落最终由此画上了句号，但也引来长长的叹息。本来可以凭借年龄的优势大有作为的学者，走上这样一条“学术不归路”，其光鲜和黯淡的对比足够给人以警示。
　　从案情被曝光到被火速处理，不到2个月的时间，梁莹就从众多学术职衔加身到无衔可用，这短短两个月的迅速陨落，体现了其原任职学校查处学术不端的迅速，也多少挽回了南京大学对教师行为失察的颜面，给了社会一些欣慰。
　　处理梁莹之后，南京大学似乎可以全身退出，但教师选聘的漏洞、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选聘漏洞，似乎仍然还在。虽然教育部出台了关于高校教师若干文件规范高校教师从教行为，但很显然，从若干规定出台到真正落实打痛“404教授”，恐怕还有理解到贯彻等众多步骤和环节。如果没有学生的举报，学校对“404教授”的“识别机能”恐怕还会被雪藏，并可能进一步贻误他人子弟，败坏师德师风。
　　从优化高校教师队伍角度考虑，不少高校确实在推进教师队伍年轻化，并开始在前沿科研领域进行探索。南京大学引进梁莹可能也是出于此一初衷。但也许就是这些因素，南京大学被钻了“年轻教师饥渴症”的空子，如果再在学术识别上失察，就更纵容了“404教授”的存在。从教授职称的评定来看，学校的决定权占比，给“404教授”更大的可能，而学生的意见却“天然弱势”，没有梁莹的陨落，就不会感受到学生对教师职称评聘、管理上的推动作用。
　　而另一方面，“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的评聘，也存在失察的严重失误。似乎经过学校的推荐，梁莹就“免试免检”一般，轻松获得青年学者称号，并获得了相应的学术研究费用，无形中给长江学者计划的评聘抹上了难以消除的耻辱。
　　近年来，国内高校学术不端现象时有发生，国际上撤销国内学者论文的数量也不见减少，这更应该让高校教师管理部门汲取教训。“404教授”的陨落，只不过是治理高校学术不端的一个小胜，但很难言是值得称道的事。“404教授”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隐藏着的学术不端现象，更需要各高校由此扪心自问，深入排查，建立健全制度，严格落实教育部相关管理规定，否则，“404教授”还会改头换面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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