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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第20课 清朝君主专制的强化
军机处的故事
稍有清史常识或看过宫廷剧的人，大概都会知道军机处；凡去过故宫游览的人，大概也会到隆宗门内的军机处直房一观（“直”通“值”）。而今，军机处东端开放成展室，展出有关军机处的历史和文物，诸如谕旨、朝珠、帽筒、章京炕几、军机处原貌照片之类，每每引起游人的兴趣。21世纪教育网版权所有
1．与养心殿一墙之隔
倒退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是很红火的食品店。正月初十雪中一游，很有些感慨，但发现西端仍未开放。而南面的军机章京直房则悬着妇婴休息处的牌子，令人更是感慨。军机章京是草拟谕旨文稿的人员，是军机大臣的助手。《清史稿》上说军机处“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这个当年处理军国大事的枢密重地，如此简陋，与巍峨的紫禁城宫殿真是有云泥之别。21·cn·jy·com
据说军机处原貌从未真正向游人开放过：靠墙一半是炕床，余为桌椅，墙上有雍正皇帝御书匾额“一堂和气”，有咸丰皇帝御书匾额“喜报红旌”。与养心殿一墙之隔的军机处，房五楹，称“北屋”。南面的军机章京直房，为五间悬山顶小屋，另有小门空院，道光三十年军机大臣祁嶲藻曾“恐供事等于此传递、透漏消息，奏请将此门封闭”。清人笔记称此处为“南屋”，汉人章京办公在西，满人章京在东。除“直房”外，还有“直庐”“直舍”等称谓。军机处最早称军需房，后改军机房，“庐”字较雅，称“房”“舍”则恰如其分。《十朝诗乘》说章京“直舍”最初“仅屋一间有半”，原在军机大臣直房西侧，后来改建于南面。
据《南屋述闻》载：军机处初始仅为临时搭建的板屋，乾隆中期才改建瓦屋。但就这几间瓦房，与故宫殿宇相比，不仅寒酸，也更窄小。试想，军机章京满、汉两班共32人，各分两班轮值，十多个人挤在这里，其窘状可想而知。夜间值班好一些，因规定仅需两人。军机大臣的“北屋”容人尚少，从《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看，历朝军机大臣少则三人，最多十人左右。21·世纪*教育网
2．直房随皇帝行止而设
说起军机处直房，其实并不仅仅限于故宫隆宗门内，还有所谓“园班”“外直庐”等。因为清代皇帝并不总在故宫内理政，据统计，清朝268年中，竟有226年皇帝在“三山五园”（主体即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即后改的颐和园，及畅春园、圆明园）理政。有专家统计（仅以军机处于雍正七年成立起始后圆明园为例），雍正平均驻园210余日、嘉庆160余日、道光260余日、咸丰210余日，这还未计至避暑山庄、出巡等天数，因此，军机处的直房随皇帝行止而设。2-1-c-n-j-y
《南屋述闻》记：“西苑直房在苑门之北，中海之东岸，背苑墙而面海；圆明园直房在左如意门内，颐和园直房亦在宫门内之左庑，皆视隆宗门内直庐为胜。”此意即说这几处直房办公条件均比隆宗门内佳。西苑直房与宝光门隔岸相对，军机大臣、章京入值均获准乘船代步。但若按李伯元《南亭笔记》载：颐和园军机处不过破房三间，中设藜床，风透窗纸，刺寒入骨；门外小贩叫卖嘈杂，军机处官员要不时驱散之。我印象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始，这几间在颐和园东宫门外南侧的直房，与故宫直房相同，也是茶肆小吃之地。
皇帝有时也赏赐园邸作为“该班直宿之所”，《南屋述闻》的作者郭则澐当过宣统年间的军机章京，他记载“挂甲屯、冰窖两处皆有章京直庐”，军机大臣直房则在“七峰别墅”。像承德避暑山庄内也有固定的军机处直房，在皇帝出巡期间，则设临时直房。若途中休息，会搭起蒙古包毡房，更加简陋，连几案都没有，军机章京们只能“伏地起草”谕旨。巡幸中军机处直房则无固定地点，“有行宫者以宫门左偏之屋”（《春游琐谈》）。
3．海淀曾有军机处胡同
军机大臣、章京值班，吃是一大问题。《重修枢垣记略》记载“军机大臣及章京每日晨直饮食，皆内膳房承应”，《清宫述闻》引《儤直记略》说“枢臣每日皆有堂餐茶烛，悉由内务府支给，五日一给果饵，暑给冰瓜，冬给薪炭”。逢节令，皇帝会赏赐春饼、年糕、元宵、炒面、粽子、月饼、馄饨、腊八粥等，“其余花果饼饵肴蔬之属，无不随时颁赐”，但“枢臣”或指军机大臣，章京大概无此待遇。野史记载章京直房廊下只是清晨排列烧饼油条之类，看来是不供应午膳和夜宵。但若按野史记载，颐和园军机大臣值班时，有人见过荣禄出来买“汤饼”，王文韶亦出购“糖葫芦”，鹿传霖则买“山楂糕”，用以充饥（《南亭笔记》）。以军机大臣之威仪，似不可亲出购食，也许是令“苏拉”（仆役）购买。据说，家中有厨师的军机大臣会吃足夜宵再上晨值，一般军机章京则无此条件，凌晨上值，午前即散，夜间值班的章京可获供应半桌酒席。www-2-1-cnjy-com
皇帝为照顾军机大臣就近值班，有时会赐以园墅，如乾隆年间任过二十多年军机大臣的傅恒，即《延禧攻略》中的那位富察皇后的弟弟，深受乾隆宠眷，这位“高富帅”不仅在皇城内景山东侧有宅邸，在圆明园东南更有“春和园”，他去军机处上班真是很便利。和珅就不用说了，在海淀有豪华的宅邸，以他的权势，据说他都不用去军机处值班，只在家里处理公务。2·1·c·n·j·y
由于皇帝主要在圆明园、颐和园理政，要随时应召承旨的军机大臣们纷纷在海淀镇北置办宅邸，以免奔波之苦。因此在海淀曾形成一条宅邸鳞次栉比的胡同——军机处胡同。民国以后不乏名人居此，如美国记者斯诺受聘于燕京大学时曾长期居于军机处胡同8号。当然，这条当年车轿络绎、冠盖如云的胡同，随着城市的变迁早已杳无痕迹了。
莫看这些简陋不起眼的军机处大臣和章京直房，在清代自军机处成立以后的180年中，一直是机密重地，上至王公大臣、部院内外各级官员，均不得擅入，“其帘前窗外、阶下，均不许闲人窥视”（《枢垣记略》），军机大臣、章京也不准携带仆人。从嘉庆五年开始，每日派都察院御史一名，至军机处直房附近的内务府直房监视，随军机大臣上下班。由此可见，军机处直房是门可罗雀的。按规制，夜间军机章京也要值班，宫禁肃肃，灯影绰绰，逢皇帝夜间紧急军情召对，太监传旨，靴声橐橐，也是很令人遐想的吧？
清廷大兴文字狱
清朝统治者一面开科取士，笼络汉族读书人，软化他们的抗清意识；一面用“文字狱”来打击、压制具有强烈抗清意识的知识分子，打击利益不同的政治异己分子。文字狱的受害者，多数是生员、秀才、举人、教师和官员。21cnjy.com
文字狱是封建时代的思想罪。由于作者文章中的某些字句，或由于整个主题，触犯了统治者的政治忌讳，而给作者甚至读者定罪，或者统治者捕风捉影，根据文章中似是而非的字句，强行解释为触犯他们的政治忌讳，而给作者罗织罪名。这样制造出来的案件，叫文字狱。
文字狱在古代就有，但是清朝初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多年中出现的最多，最严重，最残酷，大小案件数百起，因冤狱被杀头、抄家、充军、做苦役、做奴隶的人，不计其数。www.21-cn-jy.com
据说，有个书生写了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被认为是讽刺满洲贵族的文明程度不高，就丢了脑袋。但开始大规模地制造文字狱，是在康熙帝时期，有两起大案。
一个是庄廷鑨（lóｎｇ）的“明史案”。庄廷鑨是浙江归安县的财主，他花钱买得一部明代学者写的，没有出版过的书稿《列朝诸臣传》，写的是明朝历史。他找了几个人，帮他稍加修改，补充崇祯朝的事迹，改名为《明史》，刻版印行。书中有些话，是明朝人口气，如称明朝官员降清为“叛变”，直接称呼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名字。庄廷鑨死后，有人告发此事，被康熙帝钦定为最大的逆案，庄廷鑨的尸体被从棺材里拖出来砍头，他的儿子被杀，家被抄，刻书、印书、买书、藏书、读书的人，杀头的杀头，充军的充军；有的官员因为处理不力，也被革职、处死，共杀害了七十多条人命。【来源：21·世纪·教育·网】
后来，安徽桐城有个读书人，叫戴名世，编了部《南山集》。集中有些文章，详细记叙南明永历皇帝抗清斗争的历史。这又触犯了清朝的忌讳。戴名世中了进士，做翰林院编修，被人揭发，定为“大逆不道”，遭凌迟处死（一小块一小块地切割受刑者身体的肉，让他在极端痛苦中死亡），他的祖父、父亲、子孙、兄弟，以及叔伯、侄子，凡年满十六岁的，全部斩首，妇女送给满洲功臣做奴隶，受株连三百多人。这是第二桩大案。
康熙帝去世后，继位的雍正帝残暴不压于康熙帝。他疑心很重，处理文字狱的手段更辣。江西考官查嗣庭，出的考试题是“维民所止”，是《诗经》中的一句诗，上句是“邦畿（ｊｉ）千里”，意思是，千里的国土，有人民在居住。但有人告发出题者别有用心，说：“维”是雍字去头，“止”是正字去头，这句话，暗示要杀雍正的头。雍正大怒，说：你要我的头，我先砍你的头！查嗣庭被关在监狱里病死，21教育网
他儿子被杀，兄弟被充军。
雍正朝最闻名的文字狱是吕留良和曾静案。吕留良是浙江学者，他有两句诗：“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表现了不屈服于清朝、怀念明朝的感情。他参加过抗清，失败后回家乡教书讲学。清朝逼他做官，他坚决拒绝，出家做了和尚。他的著作充满反清思想，但没有流传开来，所以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21*cnjy*com
吕留良死后，湖南人曾静看到他的文章，非常喜欢，派人专程到浙江打听他的其他书稿，并且与吕留良的两个学生有了联系。几个人进而商量推翻清朝的大事。他们认为最好找一位掌握兵权的汉人将领，领头造反，就可以成大事。当时，坐镇陕西、甘肃的清朝大将军岳钟琪，据说是宋朝抗金英雄岳飞的后代，他们就将希望寄托在岳钟琪的身上。曾静派学生张熙上门去找岳钟琪，劝他学习他的祖先，将金人的后代清人赶出去。【来源：21cnj*y.co*m】
岳钟琪是个死心塌地的清朝臣子，他假装赞成造反的计划，引诱张熙说出全部人员和计划，然后就向雍正告密。曾静等当事人都被逮捕起来，由曾静供出，是吕留良的著作引起的密谋。雍正大怒，认为前面许多“谋反”大案，都是由于吕留良思想“流毒”引起的。下令将吕留良从坟墓中挖出来碎尸，还劈了棺材，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学生被满门抄斩。只有曾静没有被杀。雍正将曾静写的供词，批满了“圣喻”（皇帝的指示），刻印成书，叫《大义觉迷录》，发到全国，让大家认真阅读。他要用这作为“反面教材”，让人们从思想上认识到，反对大清朝是有罪的。他的手段，又超过康熙帝一筹。【出处：21教育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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