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简介

第二单元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
第6课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
大跃进运动
株株玉米“三个棒”
大跃进时期，中央要求各队都要搞试验田、卫星田，粮食产量指标要“放卫星”。岐山县一青年干部给省上虚报了一份“高产卫星”的材料，说他在城关一生产队搞的10亩玉米试验田“株株玉米三个棒，个个赛过电壶胆”，估计秋后亩产超过万斤。省政府某部门负责人听闻该消息，立即指示《陕西日报》记者来岐山采访和现场拍照。一帮人马来县后，在县政府领导的陪同下，邀请那位青年干部，一同前往玉米地现场。这位青年干部自知无法瞒天过海，硬着头皮随众来到玉米试验田里。记者在玉米地看来看去，不过是块平平常常的玉米田，怎么也看不到“株株玉米三个棒，个个赛过电壶胆”的奇景。青年干部满头大汗，低头不语，最终只结结巴巴地说：“昨天还好好的，这很可能是昨天晚上被地富份子破坏掉了。”惹得众人及记者们哈哈大笑。21教育网
“大跃进”时期
金塔县大炼钢：把铁锅当作废铁交了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省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增加一倍而奋斗。21cnjy.com
金塔县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立即成立了大炼钢铁指挥部。县委召开了大炼钢铁动员大会，要求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各人民公社都要以大炼钢铁为中心，一切为“钢铁元帅”让路，做到“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什么时间要，什么时候给。”会后，张掖地委分配金塔县炼铁2500吨、炼钢600吨的任务。www.21-cn-jy.com
为了确保钢铁任务的完成，在机关、工厂、学校、农村广泛开展了收购废铜烂铁的活动，要求每人必须完成交废铁15市斤的任务，这“既是政治任务，又是经济任务”。县城机关按党群、政法、工交、财贸、文教等系统，抽调专人组成清仓查库突击队，一边清查，一边将清查出的废铁运往县农具厂炼钢。“机关单位有铁不拉出来炼钢要绳之6条纪律”，商业供销系统无奈，将从外地购进的几百口铁锅全部当“废铁”交了。农村也从大队、生产队中组织了收购队，由专人负责，逐户清理登记专人拉运。当时已经是人民公社食堂化，农民家中的吃饭锅、铁火盆、铁姜窝，“多余”的铁制农具全部被收回，大炼钢铁。
全县上下经过4个月内的昼夜奋战，超额完成了上级分配的钢铁生产任务。全县有15900多人直接参加了大炼钢铁，其中干部228名，科级干部28名。共开挖矿石39500多吨，建起大小炼铁炉1600多个，炼钢炉1座；动用汽车38辆，胶轮大车290多车辆，牛车4700多辆，骆驼车50多辆，毛驴车100多辆。炼出烧结铁4400多吨，钢139吨（大部分是废旧钢铁回炉），超额1400多吨完成了任务。1958年12月25日，县上在“宝水堂”召开了大炼钢铁总结大会。会上奖励了四百多名钢铁模范，并发放奖状上千份。
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结束了。炼出的铁称烧结铁由于质量欠佳，一部分运往小酒钢回了炉，一部分遗弃在原地，无人问津，成了绊脚石，或被埋入地下。
人民公社化运动
公共食堂的历史见证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中国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整个中国向着共产主义社会狂飙猛进，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所谓具有共产主义萌芽的新生事物——“公共食堂”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应运而生，农民扶老携幼，三五成群地从四面八方涌向公共食堂，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年轻人觉得好奇，新鲜，老年人带着无奈、不解，妇女们则怀着丢掉围裙的快感，总之，大家心情各不一样。
公共食堂开办之初，大部分农民都持肯定态度，认为食堂吃饭不要钱，而且管饱，有时还能吃上一顿猪肉。当时，在农村流传着一首民谣：“吃饭不要钱，老少尽欢颜，劳动更积极，幸福万万年”。基于以上因素，全国掀起了兴办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高潮，据解密档案记载到1958年12月，全国兴办的农村公共食堂多达340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21*cnjy*com
然而，事实与想象间的距离十分遥远，虽然公共食堂是随着人民公社的诞生而呼之欲出的，但并不表明它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人们当时对它的认识是模糊而又片面的，新奇多于思考，热情大于理智，诸如解放妇女、解放生产力之说，只是在生产力落后、需要较多的手工劳动情况的表面现象，实际上公共食堂集中体现和滋生了小生产者狭隘，浓厚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农民家徒四壁、家产充公，锅、盆、碗、盏等炊具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尤其是“吃饭不要钱”，势必坐吃山空，愈吃愈穷，公共食堂化把广大农民带入不切实际的梦乡。【来源：21cnj*y.co*m】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959年初，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显露无遗，大家在一起吃饭，众口难调，老年人想吃软的和稀的，年轻人要吃干的、耐饥的，有的嫌咸，有的嫌淡，最大的问题是敞开肚子吃饭，粮食消耗太多，有的食堂连来年的粮种都吃了，这些问题和矛盾引起了部分民众的反感和抵触，一些地方的公共食堂在群众的强烈反对下被迫取消，解散，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处于发展低谷，但在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运动骤起，公共食堂被提到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高度，而发生了“回潮”，各地解散的公共食堂纷纷恢复或重建。21·cn·jy·com
1961年，毛泽东提出“高层领导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重点调查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及各地机关干部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获取第一手资料。4月1日，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调查，目睹“一平二调”、“浮夸风”、“共产风”给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作为国家主席，他痛心不已，针对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种种弊端，他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恢复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等一系列措施，这一系列措施，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于是长达四年违背经济规律的新鲜事物“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于1961年6月国家下令解散，从此广大农民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大跃进饥荒
口述史：三年自然灾害的亲身经历
上世纪50年代末相继发动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即三面红旗），导致1959年至1961年期间中国粮食短缺和饥荒，史称“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期间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华人学者称其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则称之为“大跃进饥荒”。正如刘少奇所言，这三年困难时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出处：21教育名师】
一、三年灾害的前奏——反右斗争
1957年，中共中央号召党外人士、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提意见，即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来史学家认为这是“引蛇出洞”。绝大多数人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提出了许多真挚意见，其中难免语言偏激，加之不少建言者的历史背景，毛泽东感觉到“事情正在发生变化”，认为是阶级斗争，提出反击。于是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运动。21*cnjy*com
反右运动自上而下，蔓延全国各地，当时，我在文昌小学念书，发现学校的老师总是在开会。学校出现不少口号、标语、大字报，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大字报的场景。有一天早晨，发现学校的黑板报被一张白纸黑字的大字报盖住，我驻足观看，是一张揭发体育老师的大字报，说他是一名“漏网右派分子”，这位体育老师是十字街一家商号的“少爷”，只有20来岁，性格开朗，喜爱体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体育老师被送到资溪县一个农村接受改造直到1983年变成一个老农民才被摘帽回城。当时不明白，这位体育老师生性活泼、工作积极，怎么会是个右派分子？多少年后才知道，反右运动中有上级下达的“名额指标”，文昌小学必需选出额定人数，当时体育老师年轻、身体又好，家庭没有任何负担，先让他当右派，改造思想也是对他的帮助，谁都没有料到这个“右派”帽子毁了他的一生。
二、三年灾害的原因——三面红旗
“反右”斗争运动尚未结束，毛泽东又舞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号召“超英、赶美”，提出十五年超过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全国各地虚报粮食产量，竞放“卫星”虚报浮夸之风达到登峰造极。从此，拉开了“三年灾害”的序幕。大跃进指定的钢产量为1070万吨，为达到此硬性指标，全民大办钢厂，各地土法上马，到处是炼钢铁的小高炉和土高炉，老百姓煮饭的铁锅砸为碎铁扔进高炉炼钢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亲眼目睹城外洋洲搭建的一座土高炉，高炉四周红旗招展，热火朝天。
农民除了仅有的镰刀、锄头及铁锅外，基本没有大办钢厂的条件，但是，人民公社化运动成为农村大跃进的主题，生产队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花钱”在洋洲农村中也曾经“昙花一现”。大办钢铁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资源遭到破坏，农田荒废，森林烂砍，给国家酿成巨大的灾难。农村物质匮乏，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强迫农民搞人民公社，实行“按需分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21教育名师原创作品
三、三年灾害的痛苦——饥饿难忍
全国上下折腾，马上出现粮食短缺，逃荒讨饭的现象随处可见。1961年，我进入初中，学校已取消体育课，我们也饿得实在没有力气上体育课了。记得城外一片农田种了红薯，用以生产自救。一天下午，我和同桌的同学饿得两眼冒星，根本无心听课，下课铃声响后，我俩便溜出校门到城外偷红薯，被老农发现，好在老农心地善良，没有为难我们，教育了几句便让我们带着两只偷挖的红薯离开。当时初中生的粮食定量，一个月的粮食只够我们吃十来天，粮店卖的不完全是大米，一定要搭配部分杂粮，诸如红薯、三和粉之类。多年后，才晓得这种“三和粉”是国家从国外进口的面粉再添加一些细糠和其它杂粮混合而成，有一次我到鱼场垂钓，看到鱼场饲养员端着一盆面粉，问他何物，答曰，原来是久违的“三和粉”，难怪这么眼熟。
初中放暑假，妈妈把我送到乡下外婆家，乡下多少还有一点填充肚皮的瓜菜，那时很少有白米饭了，大多是红薯或萝卜混合后煮饭，每人不够盛一碗，剩下的锅巴再加红薯叶或萝卜叶等，煮成稀粥，喝它几碗。说到这里，我鼻子发酸，眼泪直流，感激我已故外婆和舅妈，是他们省下自己的口粮，才让我苟延残喘，保留了生命的气息。有一天半夜，舅舅被人叫醒，我也醒了，舅妈叫我莫做声，并吓唬我不听话，明天就叫我回去，不一会，舅舅提着一袋谷，悄悄回来，我假装睡着了没看见。那个年代，村民饿得忍无可忍，于是“铤而走险”私分公粮。生产队仓库里预备上交的公粮实在太诱人，生产队干部密商，半夜打开粮仓，按人头分一点粮食“救命”。
四、三年灾害的结束——调查研究
1960年9月下旬，湖南湘潭和湘乡的两个农民，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进京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抽空接见了他俩，毛泽荣向毛泽东汇报了两年多来家乡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其中谈到公共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人人只能吃到米糠，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得力，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最后，毛泽荣提高嗓门说“主席三哥，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说真话，您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您得管一管呢！”文东仙说：“主席，您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您可以派人去调查。”
次年开春之际，毛泽东提出“高层领导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重点调查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重要领导纷纷离开京城，深入农村，获取第一手资料。1961年6月，中央下令解散“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同时允许农民保留部分自留地。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有失误也有成就。少年强则中国强，希望青少年朋友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为实现百年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图说历史
大跃进时期的奖状
来宾县纪念奖状“革新能手”奖状
工人立功奖状
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模范人物
大火中的女英雄——向秀丽
1958年12月13日，夜幕刚垂，广州市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不幸事件：繁华的上九路何济公制药厂4楼化工车间发生了一场熊熊烈火。蓝白色的火焰从地面烧起，把工场照得如同白昼。工场角落7桶用煤油浸着的金属钠正面临着烈火的吞噬，一场殃及无数生命的爆炸一触即发。在这个紧要关头，向秀丽，一名普通的女工，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用自己的血肉身躯扑向了火流，阻止了大火流向金属钠，为前来抢救的人们争取了时间，使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免遭劫难。【版权所有：21教育】
还记得那晚，何济公制药厂4楼化工车间灯火通明，身为当班领班的向秀丽和两位同事罗秀明、蔡秋梅正在忙碌地工作着。当时，罗秀明正要把一瓶净重２５公斤的无水酒精倒入量杯，向秀丽见她提得吃力就放下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去帮忙。她们合力把一个滑溜溜的装满酒精的瓶放在椅上，使瓶倾斜把酒精倒在量杯里，然后拿去倒进煤炉上的容器里，让它和金属钠、乙酸乙酯等一起加热。开始时两杯都顺利完成了，就在她们开始倒第三杯时，越来越倾斜的瓶身突然失去平衡，从椅子上滑落到地面上，碰裂了瓶底。
这时，向秀丽双手紧紧地握住瓶颈，连忙往上一提，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瓶底和瓶身分裂开来，20多公斤的无水酒精倾泻而出。酒精湿透了向秀丽的衫裤和布鞋，也溅到罗秀明的身上。倒到地上的酒精飞快地向四周漫流，并随着稍斜的地势，很快就流进一排摆着十个制药用的正在火红燃烧着的煤炉。这种不需要接触到火星，只要有一定辐射热就能燃烧的无水酒精，一接触到煤炉的热气，刹那间燃烧起来，车间内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
更可怕的是，在离酒精倾泻处不到４米的角落里，堆放着用煤油浸着的７桶共60多公斤重的金属钠，这种金属钠是烈性的易燃爆炸品，遇水或高温都会立即爆炸，而一旦爆炸，不但会使整个工厂毁于一旦，工厂所处的上下九商业区内的商铺和居民都会难逃厄运。
在这个危急时刻，3名女工顾不得思考，以最快的速度把操作用的毛巾丢在地上吸酒精。向秀丽俯身用帽子、围裙拼命地把酒精往回拨，阻止火势蔓延。很快大火就烧毁了她的帽子和围裙，她想也没想，直接伸出双手阻挡酒精流向金属钠。火苗窜上了她那沾满酒精的双手和衣衫，贪婪地舔着她的全身，眼看就要把她吞噬。看着几乎变成火人的向秀丽，蔡秋梅急忙冲到向秀丽身边，要为她扑灭身上的火。向秀丽却一把推开她，大声说：“别管我，快去叫人救火！”
火，继续向金属钠那边蔓延，火势更猛，金属钠已经冒起了白烟。此时，向秀丽已成了一个火人，罗秀明身上溅了酒精的地方也着了火。千钧一发之际，向秀丽拼尽全身勇气和力量猛地扑在地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来势凶猛的火流……
在楼下的工人听到呼救声马上冲了上来，第一个冲上来的是化工车间的副主任黄裕，当他发现向秀丽时她已被烈火烧得奄奄一息。黄裕立刻用自己的双手扑打向秀丽身上的火，此时，他听到她用微弱的声音说：“不要管我，快上去救火。”当女工李秀芬背她下楼时，向秀丽非常艰难地吐出的还是那几个字：“不要管我……快去救火……”
——《在烈火中永生的向秀丽》（2012年06月08日清远日报）
一场严重的事故就此避免了，但是，年轻的共产党员向秀丽却身受重伤。她的上衣烧得只剩下衣领，外裤只剩下裤头和左边的口袋，全身皮肤除了颈部以上和裤带部分外，全都烧伤了，双腿和左手的肌肉烧得焦黑。
在医疗中，为了不让大家为她的创伤难过，她顽强地忍受着身体的疼痛。除夕那天，医院里举行晚会，向秀丽听到舞曲声，就对医生、护士说：“过新年啦，你们跳舞吧。我现在起不来，将来好了一定跟你们跳。”当医生、护士们果真跳起舞、唱起歌来的时候，向秀丽也高兴地唱起来了。在她生命中最后的一个早上，她凝望着窗外透进来的阳光，仍然满怀希望地问：“医生同志，还有几天我能下床走路，再过几天我能出院工作呢？”护理过她的医护人员都说：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有这样坚强的意志和革命的乐观精神。经过三十三天的全力抢救，这位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党的好女儿，终于因伤势过重而光荣牺牲了，年仅25岁。
1982年8月，广州市人民政府将下九路何济公药厂的楼宇命名为“秀丽楼”，让她的高尚精神世代相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陈毅、林伯渠等同志都分别作诗或题词纪念她。林伯渠同志的诗写道：“磊落光明向秀丽，扶危定倾争毫厘，一身正比泰山重，风格如斯世所师。”
杨绛忆文革
“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千奇百怪，花样层出不穷。
一天，钱钟书回家，头发给人剃掉两道，现出一个“十”字。杨绛赶紧把他的“学士头”改为“和尚头”。不久，杨绛也受到同样的遭遇。1966年8月27日，有个“牛鬼蛇神”撕了好多信，不敢烧，扔在抽水马桶里不料堵塞了，楼下的老先生不敢大意，把纸片捞出漂净敬献革命群众。这就引起宿舍里的又一次“揪斗”。杨绛回家较晚，但进院就看见挤满了人，她正想走，“极左大娘”看见她了，她只好走上台阶，站在丈夫旁边。一个姑娘拿着把锋利的剃发推子，给杨绛剃成了“阴阳头”。杨绛不愿求那姑娘开恩，就由她剃光了半个头。
回到家才想起杨绛没有帽子，大热天不能包头巾，却又不能躲在家里。钱钟书急得直说：“怎么办？”杨绛安慰他说：“兵来将挡，火来水挡。”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个办法来。女儿钱瑗几年前剪下两条大辫子藏在柜里，她用丈夫的压发帽做底，把头发一小股缝上去。就这样杨绛费了足足一夜工夫，做成了一顶假发。可是一戴上假发，却感到闷热不堪，难以忍耐。而且剪下的辫子搁置多年变成枯黄色，和她原来的黑发色泽不同。
第二天，杨绛戴着假发硬挤上一辆车，售票员对她大喝一声：“你这黑帮！你也上车？”乘客都好奇地看她。她想辩解，却想：“我是什么？牛鬼蛇神、权威、学者，哪个名称都不美，还是不说为妙。”她心里明白，等车一停，立即下车。从此一年之内，杨绛不敢乘车。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宿舍大院里忽然出现一个十六七岁的红卫兵。他向“牛鬼蛇神”们下令从此以后每天清早上班之前，不准乱说乱动，只准扫大院，清除垃圾，改造思想……不胜其烦。2·1·c·n·j·y
这时候，他们生活上的事情都得自己料理。日用的蜂窝煤饼得到煤厂去买，咸菜、土豆也得上街买。卖菜大娘总盯着杨绛的假发。有个大娘满眼敌意地问她：“你是什么人？”杨绛只得和丈夫交换任务：他买菜，自己买煤。
杨绛每天下班路过煤厂，买三块大煤、两块小煤。煤厂工人认识她，明知是“牛鬼蛇神”，却十分照顾。给杨家送煤的老田说：“干脆我给你送一车吧。”他悄悄儿给她送了一车煤。这事给“极左大娘”知道，立即制止了送煤行动。
“文革”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文学所原来打扫卫生的临时工小刘当起了领导，负起监督文学所全体“牛鬼蛇神”的重任。杨绛和钱钟书、何其芳、俞平伯、陈翔鹤等专家都属她监管。杨绛扫厕所，钱钟书扫大院。他们每天不是劳动改造，就是写检查，一切正常的业务活动均被取消。杨绛慨叹：这回我至少可以不“脱离实际”，而能“为人民服务”了。
文化大革命
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毛泽东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中国中央接连发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对所谓的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那时候，全国出现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闹革命”的动乱局面。一些政党机关受到冲击，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收到迫害。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的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1967年2月份前后，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但被诬陷为“二月逆流”，受到压制和打击。
1969年4月1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报告极力鼓吹这个理论的“伟大贡献”和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而对于党应该怎样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只字不提。在大会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帮派中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反而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党的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阶段。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
“批林整风”开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使一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纠“左”整顿。经过近两年的调整和整顿，各方面工作都有明显起色。
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帮”不仅发出种种禁令压制悼念活动，而且加紧展开了对邓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迅速转化成愤怒的情绪，并进而转变为强烈的反抗行动。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城市的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自发举行悼念活动。首都人民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
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同“四人帮”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还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行攻击。他们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乱社会的图谋有所察觉，对“批林批孔”运动作出限制性规定，并在中央领导层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的问题。
这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四人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同年10月，中央发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四人帮”认为这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机会，加紧阴谋活动，企图由他们出面“组阁”。这时，毛泽东提议由已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并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四人帮”极为不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对邓小平发动突然袭击，遭到邓小平坚决抵制。事后，又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批评“四人帮”，重申“总理还是总理”，并进一步提出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对江青的“组阁”企图落空起了重要作用。
可怕的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信中的主要内容有：“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个大学校，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同样，工人以工为主，也需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同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予以高度评价，以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毛泽东的这封信就是名动神州，荒唐可怕的《五七指示》。
倒行逆施的五七干校运动。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一般人大多卷入狂热的造反浪潮，无暇顾及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到1968年，无限忠于毛泽东的各级革命地逐步建立，夺权斗争告一段落，“文革”转入了所致的“斗、批、改”阶段。坦，对“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1968年5月7日，黑龙江处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和“走资派”到安庆县柳河沟劳动改造。他们在那里办了所农场名为“五七干校”。5个月后，柳河“五七干校”总结出一套办校“经验”，他们的“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特意为之做出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要的学习的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荒唐可怕的《五七指示》从此彻底变成了祸国殃民的《五七指示》和五七干校，副产品是铺满荆棘的“五七道路”和有苦难言的“五七战士”。
1969年9月18日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受奖之一的钱三强，原子弹研究的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量钱三线被外国人称之为中国的核弹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以接受六十岁的年龄，从1969年10月至1972年4月，在陕西合阳五七干校被监督从事原始农业体力劳动。中国科学院1969年5月在湖北潜山县建立“五七干校”，大批科技人员和干部纷纷“下放”，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1969年底到1970年初的高峰时期，中科院有2400多人在该地参加农业劳动。
在五七干校中，有文化的人全部斯文扫地，无论是大作家巴金，大学者钱钟书，还是老革命家汪道涵，其实他们都不算最惨的，据我阅读到的材料来看，活不来的人当中最惨的应该属于清华大学的胡兰芝，一家三口，在1958年放卫星记者的笔下曾经消灭了血吸虫的江西省余江县的下游，鄱阳湖边上的鱼梁鱼洲，全部得了血吸病。
众多被逼死在五七干校的人，比如著名电影导演顾而已，诗人闻捷，其悲、其痛、其惨，活下来的人们自然难于与他们相提并论。历史留下了惨痛的教训给我们，在历史反思中我们的国家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不断前行。
走进文革
1966年5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当时，全国有党员2200万人，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从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气氛所笼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极力鼓吹这个理论的“伟大贡献”和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而对于党应该怎样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根本不予提及。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帮派中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着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党的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举行。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仍然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左”倾指导方针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后果日益明显。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在十大竟当上党中央副主席。但这时，也解放了一批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有些老干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被选举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王稼祥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文革”中的偶像崇拜
通常，“文革”可被理解为现代中国的一场“造神”运动。在“文革”中，人们确实是把毛泽东视为神的，凡是与毛泽东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是神圣的和绝对不可怀疑的。不仅如此，对于毛泽东的信仰，还具备了偶像与一神崇拜的属性。21世纪教育网版权所有
毛泽东的巨型塑像，遍及中国各个大，中，小城市的中心广场上，在几乎所有的机关礼堂或会议室里，无一例外的布置着毛泽东的全身或半身塑像，他慈祥并庄严地与人们一起，参与人们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活动，在各种礼仪中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与运动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动员，一直深入到每个家庭，触及到每一个人，因此，小型的毛泽东全身或半身塑像，也就被请进了每个家庭，在堂屋或民居的神圣空间里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过去，那些位置是为祖宗的牌位或其它各种神明所占据的；通常的情形是将塑像放在“雄文四卷”之上。以家庭，会议室或礼堂里的毛泽东塑像为核心，分别形成了各自的礼仪空间，人们在这里进行各种礼拜和表敬仪式，如高唱颂歌和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尤其极端的是每人胸前都佩带有毛泽东的像章，各种质料和各种型制的毛泽东像章，据说有几千种之多，从大如老碗者到小如豆粒者。据说，由于制造毛泽东像章，消耗了过多的铝，以至于没有足够的原材料制造飞机。有些人甚至还把毛泽东像章，直接别在自己的肉体上。
“忠字舞”是当时流行的集体向毛泽东表忠心的一种群众舞蹈。人们佩带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围绕成象征红心的圆圈，然后，一起边歌边舞，做出许多与歌词内容相应的动作。据说，在沈阳火车站，曾有过不会跳“忠字舞”者，不得上火车的事。
毛泽东的画像与照片，日复一日的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即使是在十分偏远的农村和山区，农户和山民家的墙壁上，也喷漆涂有毛泽东的像。一方面是绝对的崇拜，另一方面则是绝对的禁忌，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若有毁坏或污损毛泽东像的行为或事情，当事人就可能被视为“现行反革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故居，他生活过的一切地方，都被当成了“圣地”；他的一切阅历都成了“圣迹”；他的著作成了圣经；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了不容怀疑的“圣旨”。人们不厌其烦的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向毛泽东表达“三忠于四无限”的决心，除1967年至1968年盛行一时的以“最，最，最”为特点的“致敬电”现象之外，最典型的还有“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晚汇报”，是指人们在每天开工，上班，就寝，甚至饭前，集体或个人肃立在毛泽东的画像或塑像之前，仰望他慈祥的面容，手握“红宝书”，贴至胸前，向毛泽东表达忠心和敬意，祝愿毛泽东“万寿无疆”的宗教仪式。人们在“早请示”之后，才能各就各位地开始一天的工作与生活；在“晚汇报”，向毛主席报告了自己一天的所作所为之后，才能安然就寝。
这一切当然伴随着权力的集中过程，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神秘化必然与极权化相联系。不仅如此，信仰的高度集中，还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极端统一化，而这是以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为前提的。破除对各种“牛鬼蛇神”的迷信，才能将信仰集中并统一于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从多神到一神的过程。21·世纪*教育网
“文革”中的红色文化
中国民间认为，红色具有热闹，喜庆，温暖，驱邪，警示等意义或功能。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以红色作为象征。这两个方面的契合，便形成了“文革”中一片红的“红海洋”现象。
1966年，毛泽东戎装并佩带“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之后，“红司令”与“红卫兵”“红小兵”之类组织之间，便有了特殊的关系。人们用红心来表达对“红太阳”毛泽东的忠诚，人手一册“红宝书”，时时高唱《东方红》。把毛泽东比喻为“红太阳”，在城市社区里就出现了“向阳院”，人们自喻为葵花，取其围绕太阳之意。在广大城乡的大街小巷，店铺门面和民居墙壁之上，到处都涂或绘有毛泽东与红太阳相组合的图案，以及红底黄字的语录牌和语录匾，还有各种各样红色的标语与口号。盛大的集会或游行，总是由红旗，红花，红色的绸带与彩车组成。样板戏中有《红色娘子军》与《红灯记》。每年的一月，被叫做“开门红”，五月因为有“五一”，“五四”和“五七”等日子，故被叫做“红五月”。人际关系中，要求“一帮一，一对红”。除了“全家红”以外，还有“全国山河一片红”（除台湾外）。
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东方红广场”。至于地名和人名，也一时“红”的发热，以至于后来因为地名重复而无法投递信件，人名重复也引起了很多麻烦，到“文革”结束后，有许多人不得不改名。
与“红”相对的，当然是“黑”。人们被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拥有“红色”血统的人们（根正苗红），被视为可靠、革命，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文革”中曾广泛流传的一句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使我们很容易想起一句有名的民间谣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出身不红的人，曾对此种血统论表示过怀疑，但随着遇罗克《出身论》的冤狱，人们竟然也就接受了血统论。这只能说明“一人有罪，株连九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观念在中国民间有十分广泛的基础。血统论如此强大，以至于许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极力与自己的家庭出身划清界限，他们虽然加入不了红卫兵之类的红色组织，但通过组成“红外围”，以便与“红”建立起一点联系。血统论不仅为多数人提供了安全感，还为迫害那些出身不好的“少数人”提供了依据。
张铁生交白卷
1973年，正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6月30日，在理化考试时，他仅做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却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张铁生诉说了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发泄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而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的不满情绪。同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四人帮”一伙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1973年，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江青、王洪文亲自接见他，以示笼络。1975年8月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此，红得发紫的张铁生开始频繁参加社会活动，成了绑在“四人帮”战车上的一名打手。四人帮”被粉碎后，张铁生的政治靠山冰消雪融。1983年3月23日，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3月25日，该法院判处张铁生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期从1976年算起。张铁生在辽宁省凌源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刑期。1991年10月，张铁生出狱。【来源：21·世纪·教育·网】
附：张铁生写给领导的一封信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www-2-1-cnjy-com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2-1-c-n-j-y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邓小平的“三落三起”
在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中，曾三次被错误路线打倒，但每次被打倒之后他都能奇迹般地复出，并一次比一次引人注目，一次比一次取得更伟大的成就。
第一次“落起”是在30年代初期中央苏区时，由于以博古为代表的中央临时政府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邓小平、毛泽潭、谢唯俊等人则坚决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他们的“城市中心论”。为此，邓小平遭批斗，并一度被关进监狱，他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也被撤销，并受到党内最严重警告处分。这一年邓小平只有29岁。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次“落起”才画上句号。
邓小平第二次“落起”，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文革”初期，邓小平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全家受到株连，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改造。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感到最痛苦的时期。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邓小平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出来工作。毛主席在信上作了肯定的批示，1973年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得以恢复。1975年初邓小平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并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第三次“落起”是在1976年至1977年。邓小平因全面整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违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四人帮”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直到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前夕才获得第三次解放。
1987年后，邓小平曾两次与外宾谈到自己这段“落起”的历史。他说，“我是三落三起”呀，他还说：“我参加共产党几十年了……这期间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一些错事。人们都知道我曾经在‘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奉献祖国的强烈愿望，在经历了如此坎坷的突变后，如何还能够继续站起来呢？正是因为有了振兴祖国、报效祖国的决心和愿望，邓小平做到了，在受到最沉重的打击时，他韬光养晦，一直在等待着机会，而机会也没有忘记他，最终给了他复出的机会，让他能够在建设祖国这方面大展才能。他传奇式的“三落三起”的特殊经历，不仅使他对马克思主义有深邃而独到的理解，而且铸就了他的崇高品格和风范。
文革中的“语文巫术”
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老三篇”，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雄文四卷，都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乃至“圣旨”。语录本，成了每个人的必备之物，语录牌和语录塔，成了一切可能的地方和场所必要的装饰。每天的报纸，都在显要的位置上，刊登毛主席的语录或最高指示；每一篇文章，都必须引用毛泽东的话，为了表示庄重，语录还要用特别的字体来表示。人们认为，只要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就会有说服力，就感到安全。“四大”中的大辩论，实际上就是相互打“语录仗”，人们分别以不同的语录为依据，相互攻击和辩驳。“向阳院”的外部特征，就是必须要有抄着毛主席语录的黑板报或墙报。从1966年至1968年，全国共出版《毛主席语录》约七亿四千多万册。人们一事当前，必诵语录警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先获取伟大的“精神食粮”和“精神武器”。凡有群众集会，必齐挥语录本，高呼口号，或翻开语录本，集体选念其中某些段落。
每逢毛泽东有最高和最新指示发表，则举国若狂，人们敲打锣鼓，载歌载舞，通宵达旦地欢呼。通常，传达最高指示是不能过夜的。
报纸上曾登载过这样一个故事：某社员家中失火，他不去抢救房屋和家里的财物，而首先拿起红宝书往外冲。报纸的评论说，贫下中农觉悟高，《毛主席语录》是贫下中农的命根子。这使我们联想到，在老百姓中存在的“敬惜字纸”之类的善良风俗。
在一切仪式上或各种场合，“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问题是人们真的相信这些词汇所具有的含义。“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的“天天读”（每天上班前，第一件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语录卡和传单，学习班，讲用会，经验交流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及“活学活用”，语文巫术在礼仪化和形式化的过程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越来越注重“说”和“写”，而不是“做”。语文巫术也越来越影响乃至控制了人们理性思维和行为的能力。标语和口号泛滥成灾。地名和人名中的“卫东路”“向阳大院”“红卫巷”“朝阳大街”“东方红广场”“忠廷兵”“左红兵”“李反修”“赵文革”之类，也不外乎是语文巫术的一种表现形态。与语文巫术相联系的，还有语文的禁忌。文字狱，讳名，数不尽的“反标”（反革命标语）事件，在“敌人”的名字上打以红色的叉，或把他们的名字写的颠倒起来，“炮打”“油炸”“火烧”的诅咒，利用谐音漫骂，等等，无一不是语文黑巫术的表现形态。
西红柿，因为犯忌而被改成了“东红柿”。无独有偶，南京铁路建筑段一位姓肖的工人，因在一座土窑的西侧工作，苦于东风刮来窑烟，无意中说了一句要是刮西风就好了的话，不想被指责为与毛泽东的名言“东风压倒西风”相对抗，从而被处以管制三年的惩罚。
当然，“文革”中的巫术行为，远不止语文方面。受毛泽东接见，与他握过手的人，为了那份殊荣，会长时间内不洗手，这明显的是基于感染巫术；红卫兵的大串联，其实就是对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模拟，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巫术吗？
老舍投湖自杀
1966年初夏，一场“文化大革命”突如其来地降临在中国大地上。在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煽动下，文艺界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被当成“阶级敌人”揪斗和侮辱。在“文革”那个残酷的年代，活着没有什么光荣，死亡也并不可怕。如同谎言重复千遍之后会变成真理一样，非正常死亡持续频繁地发生，也会把人的心灵变得如同坚冰。死是容易的，许多人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会义无反顾地选择自杀，原因在于，比死亡更可怕的事物出现了——人格的污辱，肉体的折磨，尊严的丧失，希望的破灭，理想变成了一场噩梦。
1966年7月，老舍病重，大口吐血，住进了北京医院。8月23日，他挣扎着出院，像往常一样去北京市文联上班。刚踏进大院，一位负责指挥的女红卫兵就发现了他，马上大叫起来：“这是老舍！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来不及作任何的申辩，老舍就和肖军、骆宾基、荀慧生等人一起，被拉到一个焚烧文化局戏曲道具的现场，接受批斗。他们被挂上各样的牌子，跪在火堆周围，要他们接受“革命之火”的洗礼，67岁的老舍支持不住，晕倒在地……
没有同情，没有怜悯，反而认为他态度不老实——苏醒后的老舍，遭受的是新一轮折磨。因为怕出人命，市文联设法将老舍接回，不料，文联大院早就有数百名红卫兵守在门口，迎接他的又是新一轮的皮带，拳头，凉鞋，唾沫……士可杀而不可辱。他决定不再低头忍受，不再为自己辩护，他抬起血迹斑斑的头，愤怒地扔掉手中的牌子。
当然是新一轮的批判，当然是审问到深夜，当然是勒令他明早必须带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接受新的批斗。等到半夜家人接回老舍，他浑身是伤，换衣服都换不下来，全贴到肉上了。当他夫人帮他清洗伤口时，老舍冷静地说：“人民是理解我的。”这个时候的老舍，内心已经做出了抉择。他一夜没睡。
第二天，老舍出门前，把3岁的孙女叫出来说：“小月，跟爷爷说再见。”这是他在世说的最后一句话。老舍没有举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去文联，而是带着他亲自抄写的毛主席诗词默默地走向了城市的西北角的太平湖，在湖滨，他独自静坐、沉思了一个整天，直到入夜。晚上，他望着映满星光的湖水，终于向着湖心纵身一跃……次日清晨，路经湖畔的人们，发现了他那漂浮在湖中的遗体。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里没有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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