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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8课经济体制改革
安徽小岗村：改革永远在路上
小岗村村民在土坯房里按下“大包干”的红手印（刘国安摄）
小岗村石马新村（龚岩摄）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十八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中国农村改革自此拉开大幕。21世纪教育网版权所有
实行“大包干”当年，这个曾经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便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16年的粮食产量总和，自1956年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了12488公斤公粮。www.21-cn-jy.com
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小岗精神”，一直激励着小岗人不断探索不断发展。如今，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等系列深化改革措施，小岗村的基础设施与人居环境得到不断改善，村级集体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尤其是依托大包干纪念馆新馆、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等独特红色旅游资源，小岗村已成为全国旅游名村、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年均接待游客80万人次。【来源：21·世纪·教育·网】
“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讲述当年故事
　　我当时担任小岗生产队队长。我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就满意了。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2-1-c-n-j-y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21*cnjy*com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来源：21cnj*y.co*m】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21*cnjy*com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我说，“是的，你是哪位？”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
王郁昭之后就找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之后，第一句就问我“可是共产党员？”
我说“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第二句话问我多大岁数，我说37.
第三句话：是过去的生产队长好当，还是现在的生产队长好当？
我说，过去的生产队长不好当。大伙出勤不出力，挫伤农民积极性，总是徘徊在3万斤粮食左右，常年靠国家。
他说，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可能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方批你干一年，我批你干三年。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地方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做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的这几句话真管用，后来有人跟我说，“老严，你这样可还要集体啊？”我说：“你可想得出什么好办法呢？我们至今还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出第二条更好的路，咱们没有什么集体的企业，只能这样一家一户地干。21教育名师原创作品
在1978年之前，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每年应交1800斤，小岗一年都没有交过。历史上就没有交过国家皇粮。1979年产18万斤，我们当年就把国家的皇粮任务完成了。那个时候粮站都没地方存粮食了，就现盖粮仓。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亿万中国人告别饥饿
较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四川省广汉市向阳镇去年全镇人口突破6万，而工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国地两税入库税收2.3亿元，还被评为“国家级生态乡镇和国家卫生镇”。但在36年前，在这个当时以务农为主业的乡镇和全国农村一样，许多百姓难得温饱。
穷则思变。1980年，向阳镇在全国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揭开了包括当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农村改革的序幕。21·cn·jy·com
向阳镇的变化堪称36年来中国农村变化的一个缩影。1970年出生的钟敏清楚地记得，那时她虽有个当干部的父亲，可家里仍揭不开锅。自己童年最大的阴影就是饥饿，瘦得被叫做“干线儿”。直到1981年包产到户，才吃上人生第一次油炸馍馍。
钟敏等“70后”记得：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分配上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致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比较缓慢。1978年，我国有1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以向阳镇为例，1959年到1979年间，当地粮食生产年平均低于1958年，农民年分配现金仅18.85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成为当时党面临的重大课题。
当时，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一些地方的农民大胆改革：广汉县金鱼乡1978年秋实行包产到组。同年12月，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在大包干契约上摁下手印。四川、安徽的农村改革，很快得到云南、广东、贵州、河南、山东等省的响应。但有一道难关横在面前：“人民公社”怎么办？
向阳公社先是把干部划分为行政、农业、乡镇企业3个班子，实际上打破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随后在1980年4月，向阳正式取消“人民公社”牌子，恢复了“向阳乡人民政府”建制。
1980年，中央明确提出在农业领域普遍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到1983年底，全国农村基本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1984年，中央提出土地承包期一般在15年以上。此后，多份中央文件确立了农户为农业经营的主体。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为此后工业经济领域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以7％的土地养活了约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21教育网
《在希望的田野上》背后的故事
《在希望的田野上》的词作家是陈晓光，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在1981年创作这首歌时，他还是《歌曲》月刊的一名编辑。【版权所有：21教育】
　　陈晓光的中学时代是在北京海淀区八一中学度过的，他当年是校园里的小诗人，由他作词的校歌激励了一届又一届的学子。中学毕业，他被保送到航校。沸腾的军营生活，使得他的诗作有了更广阔的视野。但天有不测风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家庭历史问题，陈晓光从飞行员一下“落”到了地上，再没有重返蓝天的机会，只好到中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在课堂上，他因为说了一句“哪儿有那么多坏人”，就被送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在冬天寒风刺骨的清晨，陈晓光裹着老羊皮袄，举着鞭，缩着脖子，赶着吱吱呀呀的送粪车，每天往返在京郊立水桥。此时的陈晓光心里的抑郁有多深，我们无从探知，但陈晓光的身影却不时出现在著名诗人贺敬之、柯岩夫妇的小屋里。尽管小屋的主人是个“反动学术权威”，但源于对诗歌执著的共性，他们就有了共同的话题。21·世纪*教育网
　　1978年，陈晓光来到了《歌曲》编辑部工作，他的创作春天也随之来临了。
　　“《在希望的田野上》就是写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安徽的。”陈晓光曾明确交代过这首歌的写作背景。1981年深秋，中央电视台导演邓在军邀请陈晓光为一部农村题材的专题片写首歌。陈晓光刚好从中国音协和安徽分会联合组织词、曲作家到安徽农村深入生活回来不久，他深为安徽农村举起改革大旗、农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所震撼，心里萌生了一种要说话的欲望。当他看完这部专题片后，仅用了3小时，就写出了歌词。
　　当年的安徽小岗村穷得一塌糊涂，缺吃少穿，村干部、民兵时常要到火车站、汽车站、重要交叉路口围追堵截蓬头垢面、拖儿带女出门乞讨的村民，目的是不让这些村民给社会主义抹黑。安徽是粮食大省，可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到村民家访贫问苦时，看到的情景却让他震惊。“我们必须改弦更张。”万里在后来召开的会议上坚定地说，“我们要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此后，在万里的大力支持下，改革的春风开始在安徽农村吹拂，改革的雨露开始滋润安徽农村大地，小岗村也随之变了模样，焕发出勃勃生机。这才有了陈晓光等人的安徽之行。
　　施光南谱曲“歪打正着”。
　　陈晓光把歌词写好后，交给著名作曲家施光南。施光南看了歌词，被歌词中散发出来的激情所鼓舞，仅用几个小时就完成了谱曲。这首歌的首唱者是空政歌舞团女高音歌唱家杨淑清，1981年中央电视台录制了这首歌。大家都说这首歌词好，旋律也好。施光南谦逊地说：“是晓光的歌词写得好，是唱得好。我作曲么……算是歪打正着吧！”
　　施光南给陈晓光寄歌谱时附加了一封信，谈了他作曲时的想法和追求：“……为你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作曲时，我给自己提出了两条要求：首先，力求做到雅俗共赏；第二，要力求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风格……”要在创作中找出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民的节奏和旋律，正如他在信中所说的，在给《在希望的田野上》作曲时，施光南把中国民歌、戏曲的韵味和进行曲的节奏融合在一起，使音乐既体现出时代精神，又洋溢着清新的泥土气息。
　　彭丽媛春晚演唱一举成名。
　　在1981年举行的青歌赛上，山东姑娘彭丽媛第一次演唱《在希望的田野上》时，还是一个不满20岁的音乐学院学生。彭丽媛不仅嗓音甜美脆亮、质朴醇厚，舞台形象更是端庄大气，她将这首歌唱农村改革的歌曲演绎得大气磅礴。她充满青春活力的深情演绎，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www-2-1-cnjy-com
　　1984年春节，彭丽媛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再次高歌《在希望的田野上》，从此一举成名。《在希望的田野上》便成为其代表作。
多年之后，彭丽媛演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依然代表着中国民歌的高度；多年之后，“嫦娥一号”卫星搭载着彭丽媛演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上了太空；多年之后，彭丽媛代表国家到世界各地访问演出，多次演唱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不仅使海内外华人欣赏到“中国民族声乐”的多彩多姿，而且让世界认识了中国正在希望的田野上高歌前进的新形象。
一字也不要改
邓小平“一字也不要改”
在给科学技术大会起草文件时，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和华国锋的稿子，因为政策声明都在这两个稿子中体现。它们主要由吴明瑜、林自新等人执笔。他们设想，邓小平的讲话从他作为科学教育主管领导人的角度来讲党的科学工作政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华国锋的讲话则要把加速发展科学技术当作一个国策，动员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因为他当时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出处：21教育名师】
这两个讲话稿同时送上去，最后都由中央政治局审议修改后才能印发。邓小平的讲话稿，邓小平只对段落和个别字句做了些调整。当时中央有一位领导同志看了说：“我看这个稿子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那么多关于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为什么不引用？譬如，毛主席说的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应该谈一下嘛！”起草小组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的回答十分干脆：“一个字也不要改！”
这时，又接到宣传口一位负责同志的电话，要求转告时任科委主任的方毅两点修改意见：一是要改一个标点；二是要把讲话稿中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改为“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方毅很明确地表示报告邓小平裁定。邓小平的回答依然干脆：“第一条意见，我们接受；第二条意见，不改。”
华国锋另外找人起草讲话
但为华国锋起草的讲话稿，直到大会开始还没有退回来，方毅只好亲自给华国锋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是否安排华主席3月21日讲话。华国锋的秘书答复：华主席的讲话时间暂时不定，看了稿子再说，现在还没有看到稿子。方毅很奇怪，稿子不是早送过去了吗？直到华国锋讲话前一天，方毅突然接到电话，说华主席的讲话稿已定，请大会安排讲话。
吴明瑜和林自新看过新的讲话稿，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报送的那份讲话稿华国锋没有接受，他另起炉灶，请他人操笔，重新起草了份讲话稿。华国锋的讲话稿仍说“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并说我们需要的现代化不是资产阶级的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现代化；指出对知识分子需要继续进行改造……就是不从整体上来肯定知识分子的地位。
华国锋讲话后，与会代表明显觉察到，两个领导人的讲话存在尖锐矛盾。会议很快就要结束了，下一步怎么办？会议领导经过研究决定让郭沫若讲话，这再次掀起会议高潮。
徐迟的文章太浪漫被弃用
打倒“四人帮”后，郭沫若写的“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流传很广，所以请他来讲是很合适的。但他此时正重病住院，不能亲自到会，只能写一篇书面讲话。请谁来写呢？参加大会工作的原中宣部的胡平建议请刚发表《哥德巴赫猜想》的徐迟来写。然而，徐迟的文章浪漫而松散，作为大会闭幕式上的正式结束语不合适。21cnjy.com
这篇文章再请谁来写呢？最后会议筹备组副组长童大林决定说：“没有时间了，不要到外面去找人了，就从我们内部找人来写吧。”这个任务最后落到了胡平的头上。
回家的路上，胡平看到车窗外青青的柳树心头一震，这个春天不仅是自然界的春天，还是人民的春天，科学的春天！《科学的春天》主题就这样定下来了。胡平又仔细分析了郭沫若作为国务活动家、科学家、诗人的身份和性格特点，终于写出《科学的春天》草稿。
稿子定稿后，卧病在床的郭沫若看了很高兴，只在个别句子中加了“有限”和“无限”，就在标题下签上了名字。在闭幕会上，郭沫若没能讲话，讲话稿是由播音员代为宣读的。据播音员回忆，说当时都念不下去了，念几句就被下面停不下来的掌声打断。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就是在这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中，胜利闭幕了。2·1·c·n·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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