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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单元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第20课 正面战场的抗战
十大经典抗战歌曲
抗战时期，承受着深重苦难的中华民族发出了抗争的怒吼，一首首不朽的战歌在战火中诞生。
铿锵战歌，鲜血谱就。这些响彻神州的歌声是冲锋的号角，是奋战的鼓声，激励着中华儿女与日寇血战到底。直到今天，每每听来依然令我们热血沸腾。21世纪21世纪教育网有
一、《松花江上》：唱尽东北血泪史
《松花江上》是抗战时期救亡歌曲中的经典之作，它如诉如泣、壮烈低回的情韵，激励着人们同仇敌忾、共赴国难。21cnjy.com21世纪教育网版权所有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北，一批批东北人背井离乡。西安街头有大批东北官兵和流亡者。1936年，在西安二中执教的地下党员张寒晖耳闻目睹了流亡同胞的悲惨经历，激起创作歌曲的冲动。他将北方女性的哭声艺术化，谱成了《松花江上》的曲调。
这首爱国曲、思乡曲和抗日曲最早在陕西省立西安二中唱起，随后很快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二、《大刀进行曲》：最解恨的抗战歌
《大刀进行曲》歌词中最后一个“杀！”字，充分表现了中国军民对日军的刻骨的仇恨。
1933年，日军侵犯长城各口，宋远哲率领29军奋起抵抗。由于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日军，29军成立了“大刀队”。在与敌短兵作战中，“大刀队”重创日军，名声大振。
七七事变爆发，守卫卢沟桥的29军又以大刀显神威。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麦新被“大刀队”所深深震撼，于是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完歌词，又谱了慷慨激昂的旋律，《大刀进行曲》由此诞生。21·cn·jy·com21教育网
三、《义勇军进行曲》：歌声响彻共和国
田汉词，聂耳曲，创作于1935年4月，是故事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表现了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前仆后继抗日的不屈精神。21世纪教育网21-cn-jy.com21cnjy.com
田汉在被捕前，将歌词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上，后由夏衍交给聂耳，聂耳很快将歌曲谱完，以《义勇军进行曲》为歌名发表在《中华日报》上。随着《风云儿女》的上映，这首震撼人心的战歌迅速传唱全国。后来，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罗伯逊演唱并录制了唱片，更使这首战歌载誉全球。2·1·c·n·j·y21·cn·jy·com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这首歌定为代国歌；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将其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来源：21·世纪·教育·网】www.21-cn-jy.com
四、《黄河大合唱》：民族精神的史诗
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着名诗人光未然从陕西壶口东渡黄河，途中亲历了黄河的险峡急流、怒涛漩涡，目睹了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悠长、深沉的船夫号子。1939年春天回到延安后，他创作出长篇朗诵诗《黄河吟》。同在延安的音乐家冼星海听后触发了创作灵感，写就了这部千古绝响——《黄河大合唱》。www-2-1-cnjy-com
一批又一批抗日将士和爱国学生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五、《八路军进行曲》：军歌嘹亮六十载
1941年5月的延安，人们被旋律铿锵而优美的《八路军进行曲》所激动。
《八路军进行曲》由音乐家郑律成谱曲、公木作词。解放战争时期被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八路军进行曲》以它气势雄伟豪迈，展现了人民军队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威武雄风。
六、《游击队之歌》：游击健儿逞英豪
1937年，贺绿汀随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北上做抗日宣传，年底到达山西临汾。在老乡土炕上的油灯下，他写出了《游击队之歌》。这首歌在临汾刘庄八路军总部首演时，只有口哨充当伴奏，但仍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2-1-c-n-j-y2·1·c·n·j·y
《游击队之歌》是一首具有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旋律轻快，易于传唱。1938年，这首歌在山西洪洞县八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上演唱，受到了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的一致赞扬，从此在全国军民中得到广泛的流传。21*cnjy*com21·世纪*教育网
七、《歌唱二小放牛郎》：一个动人的故事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这首旋律悠扬的叙事民歌，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1942年，年仅13岁的王二小在反“扫荡”中，故意把敌人引进八路军的埋伏圈，被敌人枪杀。当时的《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条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被王二小的故事深深感动，根据报道，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
这首歌和少年英雄王二小的故事流传下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八、《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奋战的号角
1943年夏天，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的卢肃和牧虹，编写了一部反映减租减息斗争的小歌剧，《团结就是力量》是这个歌剧的幕终曲。【版权所有：21教育】www-2-1-cnjy-com
《团结就是力量》后来在北平、重庆等地的学生中流传开来。学生们在国统区游行示威时，他们就挽起臂膀，高唱这首歌，勇往直前。新中国成立后，这首歌一直是激励人们团结奋战的号角。21教育名师原创作品【出处：21教育名师】
《团结就是力量》流传到今天，已经70多年，现在不论在城市、农村，男女老少仍然喜欢唱它，成为久唱不衰的“流行曲”。21*cnjy*com【来源：21·世纪·教育·网】
九、《延安颂》：延安精神的象征
《延安颂》在抗战时期曾经响彻延安，传遍各抗日根据地，并传到国统区和海外，一直传唱至今。
歌曲由郑律成作词，莫耶作曲。1938年，一个夏日的傍晚，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郑律成在延安城北门外的山坡上，眺望着英姿勃勃的抗大队伍，激发起创作灵感。他打算谱一首曲子，并鼓动文学系的莫耶写出了《歌颂延安》。后来这首歌被更名为《延安颂》，当时许多国统区的青年正是唱着这支歌，奔向延安，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延安颂》由此成为延安精神的象征。21教育网21*cnjy*com
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出人民的心声
这首歌由曹火星作词并谱曲，创作于1943年9月。
1942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狂言“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延安的《解放日报》针锋相对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为题发表社论，予以驳斥，指出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作者在平西根据地创作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1950年，毛主席建议在“中国”前加了一个“新”字，歌词“他坚持了抗战六年多”也改为“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
老兵的故事
一、鲍鸿海的故事
汽车沿着陕西省铜川市一片繁华的商业街慢慢行驶，街道并不宽阔，树木倒很茂盛，道路两边密密麻麻排列着商场、餐厅，突然转进临河的一个普通小区，获得了片刻的宁静。
抵达93岁老兵鲍鸿海的家时已是中午时分。他静静坐在沙发上等候，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个小铁盒，里面装有他此生最珍贵的东西——几张泛黄的证书和一枚闪闪发光的勋章。
“这枚勋章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国家给颁发的，我爸爸可宝贝它了。”鲍鸿海的小女儿鲍易君说。21教育名师原创作品
打开盒子的瞬间，老兵也打开了一段尘封的记忆。
鲍鸿海曾是原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二十七师的一名文书，参加过着名的台儿庄战役等。战争使他的耳朵受到损伤，听力一直不好。80岁的老伴儿李伟珍坐在丈夫身边，时不时伏到他耳边说话，充当“翻译”。两个人携手走过了六十多个年头，甘苦与共。
鲍鸿海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台儿庄战役的一些情景。“白天阵地丢了，晚上我们就再去夺回来。夜里敌人的大炮、飞机使不上，我们肉搏，连长死了排长补上，排长死了班长补上。送饭的、炊事班的、通讯班的都用上了。”
老兵每说一段都会停下来沉默好久，双目下垂，陷入深深的思考。象征荣誉的勋章静静地躺在茶几上，历史的时钟滴答滴答回响，仿佛浓缩进了数十年时光。
“500个敢死队队员背着大刀，每人配备了两个手榴弹，连枪都没带就冲进敌营，最终夺回了东门。我听说最后只剩几十人。”鲍鸿海说，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客厅里挂着的“抗日英雄，民族脊梁”几个字是老兵一生最好的写照。鲍鸿海的大儿子鲍玉龙说，父亲的三个哥哥都参加过抗战，全部牺牲在战场上，除了自己，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出处：21教育名师】
二、文生明的故事
铜川市耀州区孙塬镇宝剑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小院里，挂满了耙子、铁锹等各种农具。一位胡子花白的老人坐在藤椅上，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眼睛却很有神。
90岁的抗战老兵文生明还能记起许多战友的名字。他曾是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三十八军独立46旅的一名战士，参加过中条山的望原会战等。【来源：21cnj*y.co*m】
“当时不知道害怕，人一害怕就不行了，”文生明说，眼眶里闪着泪花，“一起抗战的，有回来的人，有没回来的，孙塬镇就活着我一个。”
文生明也有一枚勋章，上面写着“敬献给为我中华独立自由抵御外敌的民族英雄”。这是关爱抗战老兵公益组织颁发给他的。因为经常拿出来看，每次拍照都会戴上，勋章的漆已掉了大半，别针也坏了，只能用一根铁丝别在衣服上。对老兵来说，现在已是风烛残年，别无他求，清贫一生过得并没有怨言。
2016年7月，民政部重申有关政策，并表示将不断提升包括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在内的困难群体、特殊群体、优抚群体的保障水平。参与“寻找老兵”的志愿者说，在大陆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有2万余人，目前寻找到的不到1/10，平均年龄在90岁以上，大多数生活在偏远农村。
志愿者刘宽利2009年开始自发组织找寻抗日老兵线下活动系列报道。他说：“抗战老兵成仁取义的民族精神足以震撼我们。在他们面前，我觉得自己太渺小了。勋章代表的不仅仅是荣誉，而是他们希望被时代记住的心声”。
章乃器抗日救国二三事
章乃器是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收藏家，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爱国民主先驱，中国资信业第一人。
20世纪30年代，章乃器曾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抗战爆发前后积极宣传抗战、驳斥悲观投降论调、积极配合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本文所记述的，就是当时的几个小故事……
章乃器
一、“非攘外无以安内”
192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制造了著名的“五三惨案”。章乃器在他主办的《新评论》半月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完全为着民族的生存起见，不能不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宣战!”结果，《新评论》在同年10月被查禁。
在以后几年中，又接连发生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章乃器于1933年间发表《现阶段的对日问题》等文章，抨击“剿共”内战政策，提出“全国枪口一致对外”“移剿共之师以抗日”。他质问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什么话?依照现阶段的形势，我们应该说‘安内必先攘外’，或者‘非攘外无以安内’”。
为实现这一政治主张，章乃器在一二八事变后和上海文化界人士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周新民等组成了一个10人小组，以聚餐会的形式进行活动，这个组织就是“救国会”的前身。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吴玉章等同志从法国把一批印有《八一宣言》的《救国时报》寄给章乃器，章乃器读后深为赞赏，立即进行散发，并利用各种途径大量翻印，广为传播。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5年12月，一二九运动爆发，章乃器等人在原秘密小组的基础上，公开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不久又组成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章乃器任常务委员，主持日常会务和宣传。
1936年5月31日，全国18省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在上海集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选出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孙晓邨、曹孟君、何伟、张申府、刘清扬为常务委员。大会通过了章乃器起草的组织章程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明确提出了组织救国阵线、促成“统一的抗敌政权”等政治主张。
二、痛斥“唯武器论”
有一次，章乃器见到素有蒋介石“智囊”之称的黄郛，黄认为日本军事装备的优势无法战胜，还举铁路运输为例说：日本的火车节数、容积与军事单位的人数、士兵背包体积成标准比例，动员起来十分迅速。现在空谈抗日，拿什么去抗呢?甚至说，要救国先要拜日本为师，把抗日救国会改为“师日救国会”。
面对这套荒谬绝伦的亡国理论，章乃器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他说：背包、车厢、机车合于一定标准，这就叫做标准化，但首先轨宽要标准化，这就需要全国统一。而全国统一首先要赶走日本侵略者，否则便不可能是我们的铁道标准化，而是“满铁”的铁道标准化。21*cnjy*com
黄郛当场被驳得哑口无言。后来，章乃器就创出了“唯武器论”这个名词，用以形容那种迷信“武器万能”，专以武器装备优势推断战争胜负的亡国理论。1935至1936年间，他写了《我绝不悲观》《辟一套亡国论——唯武器论和唯武器史观》《四年间的清算》等文章，感情充沛，语言犀利，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中有很大的号召力。救国会的各种文件、宣言，也绝大部分出自章乃器的手笔。他文思敏捷，倚马可待，起草宣言时常常是大家边聚餐边讨论，吃完饭他的文稿也写好了，略加修改即送发表，因此博得了“宣言专家”的雅号。
三、毁家纾难
“全救”成立后，团结抗日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安。蒋介石曾出面在南京召见邹韬奋，后来又召见并宴请了沈钧儒、李公朴和章乃器，以示笼络，但没有见效。不久，上海市长吴铁城又换上硬的一手：设下“鸿门宴”，当场扣留了沈、章、邹、李四人，强令解散“全救”。吴还用嘲笑的口吻说：“你们要做民族英雄吗?那就让你们尝尝民族英雄的滋味吧!”4人威武不屈，据理力争，坚决拒绝解散“全救”。他们针锋相对地质问吴铁城：“国难深重，市长不嘲笑汉奸卖国贼，而嘲笑民族英雄，这使我们感到吃惊！市长难道怕民族英雄太多吗?民族英雄有什么罪过?!”吴铁城理屈词穷，不得不将他们释放。【来源：21cnj*y.co*m】2-1-c-n-j-y
吴铁城以为只要把主持会务的章乃器制服，就可以瓦解救国会。“鸿门宴”后不久，浙江实业银行受到吴铁城的压力，不许容留章乃器。章乃器认为救国会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事业，既然救国与事业不能两全，便当场辞职。章乃器早已下定了毁家纾难的决心，为了支付救国会的活动经费，他用光了所有的积蓄，又卖掉了洋房。【版权所有：21教育】
四、救国无罪
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在上海被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
章乃器等被捕后不久即由租界移至上海羁押，不久又解赴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在上海羁押时，沈钧儒和章乃器递出一张字条，转交给职业界救国会的周肇基，上面写着：“肇基兄：我们的死生不在乎，却不能使救国运动有丝毫损失，请注意。”
七君子在狱中威武不屈，英勇斗争，坚决拒绝写有损人格的悔过书以换取自由，他们义正辞严地宣告：“自问无罪，天下亦尽知其无罪，为国家民族前途计，亦终认救国无罪四字应令永留于史册。”在“苏州审判”中，七君子在国内著名律师组成的律师团配合下，同检察官进行了唇枪舌剑的交锋，把法庭变成了抗日救国的讲坛。
“七君子事件”激起了国内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极大愤慨。周恩来在西安同蒋介石、宋子文等谈判时，代表中共提出了释放七君子的要求，并提名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四人在抗日联合政府中担任职务。中共中央于1937年4月12日发表宣言，要求立即释放七位爱国领袖和全体政治犯，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声明“如救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宋庆龄等还亲赴江苏高等法院，请求与七君子一同羁押，使司法当局大为狼狈。国际知名人士杜威、爱因斯坦、孟禄、罗素、罗曼·罗兰等均致电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严正抗议。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形势下，七君子于1937年7月31日获释。
五、与共产党人的合作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章乃器转赴香港。抵港后不久，章乃器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之邀，前往安徽前线工作。途经武汉时，章乃器到中共办事处与周恩来长谈。周恩来勉励他：到安徽后彻底执行释放政治犯的方针，搞好同新四军的合作。
当时的安徽省由桂系的李宗仁担任省主席，共产党员周新民、张劲夫、陈国栋、狄超白以及进步人士朱蕴山、朱子帆、余亚农等都在这里工作。李宗仁原拟请章乃器担任省政府秘书长，因蒋介石不同意，遂改任为省动员委员会秘书长，不久又任命为省政府财政厅长。
章乃器上任之日，即大刀阔斧地清除积弊陋规，惩办贪官污吏，改革税收、发行辅币，短短三个月内，财政就变得收支平衡而略有盈余。他十分重视与共产党的合作，大胆任用李人俊、范醒之等党的干部，并以统一税收的名义，每月补助新四军3万银元。董必武到大别山时，还特别去同他长谈，就统一战线问题交换意见。21·世纪*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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