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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第14课 中国共产党诞生
中国共产党诞生记：故事从骡车上开始
1920年2月，一辆不起眼的小骡车缓缓由北京城的朝阳门驶出，朝着天津进发。1919年陈独秀被暗探逮捕，出狱之后被北洋政府软禁了半年，此时李大钊化妆成生意人雇了一辆小骡车，把化装成账房先生的陈独秀护送到天津。在从北京到天津的骡车上，他们郑重相约：在南北两地，分头组建中国共产党。到了天津后，李大钊买了一张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21世纪教育网版权所有
1898年，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马恩学说。1899年，《万国公报》发表《大同学》，述及欧洲社会主义流派与马克思学说。www.21-cn-jy.com
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在北京成立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李达等人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9月毛泽东等在长沙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8月，一本红皮书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出版。这本书定价大洋一角，印刷及发行者为“社会主义研究社”，印数为1000册。印完后，才发现一个严重的错误——封面书名《共产党宣言》错印成《共党产宣言》。该书面市后，销售一空。
1848年1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上海《星期评论》请陈望道翻译。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对后，“又新印刷厂”于1920年8月秘密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2·1·c·n·j·y
二、中国共产党的萌芽
1.共产国际的“使命”
1920年3月，俄共中央同意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使命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上海，增加一项使命：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1920年4月的一天，陈独秀在老渔阳里寓所接待了维经斯基，后者向他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21教育网
2.上海诞生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陈独秀任书记。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www-2-1-cnjy-com
3.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10月正式成立于李大钊的办公室。最初的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11月底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2-1-c-n-j-y
1920年9月李大钊携眷定居北京。李星华（李大钊的女儿）在回忆中详细地写道：一天傍晚，父亲教我们唱《国际歌》。他说，不能唱得声音太高了，叫街上的警察、暗探听见，是会把我们逮起来的。我们听了父亲的话，觉得这首歌更加珍贵可爱了。
4.各地陆续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从1920年夏天到1921年初，上海、北京、长沙、济南和广州等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推选包惠僧为书记。1920年秋，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为负责人。1920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底至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21*cnjy*com
5.旅欧共产主义小组
1919～1920年间，中国先后有20批约1600多人到达法国勤工俭学。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1921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张申府为负责人。
6.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1921年6月，23岁的张太雷作为尚未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个年轻的声音第一次向世界宣告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即将在中国诞生。他大声疾呼：“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今后对远东的革命运动，要更多地加以注视，要不惜一切给予支援！”【来源：21cnj*y.co*m】
1921年7月底，上海法租界白尔路389号的博文女校迎来了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一眼望去，这些人确实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模样，但他们并不是北大师生，他们的真实身份是来自北京、上海、济南、武汉、长沙、广州和东京7个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他们13人代表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来源：21·世纪·教育·网】
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
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6月29日下午6点，他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乘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旅费由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协助筹集。他们走得很突然，也没有让亲友送行。当时和何叔衡同在《湖南通俗报》工作的谢觉哉，在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借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出处：21教育名师】
这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13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惠僧与会。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版权所有：21教育】
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四十五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十九岁。十五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二十八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以后改变整个中国面貌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年轻人成立起来的。他们或西装革履，或身着长袍，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当时并不特别引人注目。21*cnjy*com
代表们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校，会址设在不远处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家里，门牌是贝勒路树德里三号。7月23日，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做记录。会议正式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并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关于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会议确定要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的确，毛泽东有着许多实际活动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 “书呆子”“神经质”。21cnjy.com
中共“一大”的历史细节
1921年7月30日晚，大会继续举行第六次会议，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只有周佛海在这天下午肚子忽然大痛大泻，不能出门，一个人躺在博文女校的地板上，未能参加会议。按照预定的程序，会上先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问题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然后再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晚饭后，代表们陆续来到会场。晚8点多，代表到齐了，正要宣布开会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打断了会议进程。对于这紧张的一幕，几位与会者都有具体的回忆。
包惠僧后来接受党史工作者访问时说：“第四天，马林、李克诺斯基（即尼科尔斯基———引者）到会，我们刚坐下，突然有一个穿灰色长衫的陌生面貌的中年男子闯了进来，对我们看了一下，说： “对不起，我走错了。”说着就走了。面对门口坐的马林很机警，随即问我们认识这个人吗？我们说不认识。马林说这一定是个包打听，叫我们立即解散。我们就马上散了。上海的房子前门是常关着，走后门。差不多大部分代表都到了渔阳里二号李达住的亭子间。出去后不久，张国焘要我到李汉俊家去看看。我去看时，李汉俊、陈公博尚在，未散。李汉俊对我说：‘你怎么又回来了？你们走后，就来了十几个包打听和巡捕，搜查了一番，我对他们说是北大几个教授在这里商量编现代丛书的问题。侥幸的是一份党纲放在李书城写字台的抽屉内，竟没有被发现。’根据这情况，他认为不能再在这里开会了，必须改换地点。”21·cn·jy·com
陈公博在1944年写的《寒风集》一书中，则这样说：“因着国焘个人和汉俊为难，恐怕其中代表还有附和国焘的主张罢，连日开会均没有更换地点，终于一天晚上，变故遂降临了。我们在汉俊楼上开会，人还没有到齐，俄代表马令和吴庭斯基也到了，忽然一个仆人跑上楼来报告，说有一个面生可疑的人问他经理在家否，这个仆人也算机警，急急上楼报告。俄代表一听这样说，或者因为长期经验关系罢，立即主张解散，我看各个人本来已有些慌张，一听马令主张解散，都开前门分头逃走，上海的弄堂房屋本来是惯走后门而不走前门的，大家往前门走，等于事急走太平门的办法。”
张国焘也在《我的回忆》中说：“大约是七月八日晚七时（按：时间有误——引者），当时我们围坐在李家楼上书房的一张大餐桌的四周，正要宣告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的门帘，窥了一下，说声‘我找错了人家’，就转身走了。我们都警觉到这人可能是法租界的暗探。我立即请大家将文件收拾好，准备立即离开，并将此事翻译给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听。马林十分机警，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走开。’……”
虽然这几个人的回忆在细节上有些出入，但会议被中断是不争的事实。事情发生后，李汉俊声言他是屋主，不能离开，陈公博表示自愿留下来陪李汉俊。21教育名师原创作品
代表们离开会场不久，一个法国巡捕带了一批便衣密探围住了李家，先将李汉俊和陈公博监视，并问房子的主人是谁，李汉俊很镇定的承认自己是房主。然后，警探们在房间中搜查。搜了一个钟头，没有找到什么可疑之物。其实桌子的抽屉里有一份党章草案，大约是因为写在一张薄纸上，又被改得一塌糊涂，警探们认为不过是一张无关紧要的废纸，竟没引起注意。
搜查过后，这些人便问李汉俊家里藏有什么书？李略懂法语，便回答说，自己是学校的教员，藏书是用来供教学和研究参考的。又问为什么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李汉俊说他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什么书都看。又问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李说，是英国人，北京大学的教授，这次暑假来沪常常来叙谈。接着便讯问陈公博。大约是陈公博一口广东话，巡捕便以为他是日本人。陈公博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又问从哪里来，到上海干什么。陈公博答称，从广东来，是广东法专的教授，暑假来上海玩的。?
巡捕见此，就用法语叽里咕噜地向李汉俊说了一番，大意是说知道你们这些人是知识分子，大概想有某种企图，但中国教育还未普及，什么都谈不到，以后要在教育上用功，今天既然找不到证据，只好便宜你们了。说毕，一干人悻悻地走了。?
代表们意识到会议已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不宜再在上海继续举行了。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是浙江嘉兴人。嘉兴离上海不远，有火车直达，只需一个多小时的旅程，且嘉兴的南湖风景优美。当李达、张国焘等人商量另找会址时，王会悟提出，如果上海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可到她的家乡去，利用游湖的名义继续开会。于是，代表们决定大会在嘉兴继续举行。
当天晚上，李达就让王会悟到上海北站了解到嘉兴的火车班次。第二天一早，代表们便分两批出发，到嘉兴已是上午8点多钟。先在张家弄的鸳鸯旅馆落脚，开了两个房间休息，洗脸吃早饭，并叫旅馆账房雇船。?
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去嘉兴，广州代表陈公博也没有去。所以南湖上的会议只有12人参加。陈公博这天晚上绕了几个弯回到大东旅社后，赶忙关好房门，打开箱子，将随身携带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焚毁，全搁在痰盂里，然后将当天晚上的情形详细地告诉了妻子。?
代表们到嘉兴后，原本打算租一艘大船，但旅馆账房说，要雇大船需提前一天预订，现在只有中号船了。于是，王会悟便雇了一中号船，船费4元5角，中午饭一桌3元，连小费总共8元。代表们上船开会时，已是11点多钟了。据王会悟回忆：开会那天游客并不多。约五点钟左右，湖中游船已有五只了，并有一只小汽艇（是城内葛姓士绅私有的），当时看到疑为政府巡逻，曾引起警惕，临时休会，后来知道是私艇才放心。到这时候，到处留声机唱京戏，湖中已热闹非常，到六点多钟，我们就离开南湖准备回上海了。
代表们在船上讨论了些什么呢？据包惠僧回忆，中饭之前，通过了党纲和劳动运动计划，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饭后讨论大会的宣言。讨论过程中，围绕孙中山的评价，代表们的意见不一致。包惠僧说，孙中山好说大话不择手段，广州军人横行，赌场遍地，到处是妓院、烟馆，哪里有一点革命的气味，不能对孙中山表示丝毫的妥协。包惠僧的意见为不少代表附和，但董必武明确表示反对。经过讨论，多数代表认为，孙中山的政府与北洋政府相比是进步的。这个宣言总共千把字，大体上是按照《共产党宣言》写的，最后一句是“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会议对宣言没有作结论，确定将之交给即将成立的中央局处理。据李达回忆，这个宣言并没有发表，而是交给了陈独秀。陈将之放在包里，后来不知下落。21·世纪*教育网
红日西沉的时候，会议进行最后一项议程——选举党的中央机构。会议决议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委员，由三人组成中央局。由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和党的创立过程起了重要作用，被代表们一致推举为中央局书记，在陈独秀未返回上海前，由周佛海暂代。同时推选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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