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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单元 近代经济、社会生活与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第26课 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侯德榜与“侯氏制碱法”
1943年，中国化学工程师学会一致同意，将一种新的联合制碱法命名为“侯氏联合制碱法”。
侯氏指的是侯德榜，此时他已是年逾半百，距离他受邀归国已过去了20余年。
1913年，他以十门功课1000分的成绩，由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堂，被保送至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学习。1921年，他完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业，获得博士学位。刚过而立之年的福建闽侯人侯德榜踏上了回国的旅程，应爱国实业家范旭东的邀请，出任永利碱业公司的总工程师。
侯德榜纪念邮票
作为工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原料，纯碱（碳酸钠）一直是资本家觊觎的重要目标。纯碱的用途很广泛，最初，人们从盐碱地或盐湖中获取，但远远满足不了工业生产的需要。
1862年，比利时人索尔维（1838—1922）用食盐、氨、二氧化碳为原材料，成功制取了碳酸钠。尽管弊端不少，“索尔维制碱法”（又称“氨碱法”）这一工艺还是作为商业机密被牢牢把握在帝国主义资本家手中。
英、法、德、美等国家相继建立了大规模生产纯碱的工厂，并成立了索尔维工会，对会员国之外的国家实行技术封锁。当时，我国所需纯碱均从英国进口。一战期间，梗塞的欧亚交通导致纯碱缺乏，一些以纯碱为原料的民族工业难以生存。在这样的背景下，1917年，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创办永利碱业公司，决心生产中国的纯碱，打破洋人的垄断。
侯德榜就任总工程师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制碱工艺和设备的改进上，终于摸索出了索尔维法的各项生产技术。1924年8月,塘沽碱厂正式投产。1926年，中国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产品不但畅销国内，而且远销日本和东南亚。
在范旭东先生的赞同支持下，侯德榜将他摸索出的制碱方法写成专著《制减》，公诸于世。该书1933年由美国化学会出版，轰动了科学界，被誉为首创的制碱名著，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但侯德榜并不止步于此。他立意改革，赴德国考察，探求制碱新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永利碱厂被迫迁往四川。由于当时内地盐价昂贵，用传统的苏尔维法制碱成本太高，无法维持生产。为寻找适应内地条件的制碱工艺，永利公司准备向德国购买新的工艺——察安法的专利，但德国却与日本暗中勾结，故意刁难，提出不准在东三省出售“红三角”纯碱的辱国条件，被侯德榜严辞拒绝——此话言犹在耳：“难道黄头发绿眼珠的人能搞出来，我们黑头发黑眼珠的人就办不到吗？”
经过五年奋斗，辗转四川、香港、上海、纽约等地，500多次循环试验，2000多个样品分析……侯德榜与永利的工程技术人员一道，认真剖析了德国的新工艺“察安法”流程，终于确定了具有自己独立特点的新的制碱工艺，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侯式制碱法”终于诞生了。
“侯氏制碱法”提出将氨厂和碱厂建在一起，联合生产。氨厂提供碱厂需要的氨和二氧化碳，加入食盐使母液里的氯化铵结晶出来作为化工产品或化肥，食盐溶液又可以循环使用……这一工艺使食盐的利用率从70%提高到l96%，也使原来无用的氯化钙转化成化肥氯化铵，解决了氯化钙占地毁田、污染环境的难题。
这项新工艺很快为世界采用，获得国际化工界的极高评价。著名的英国皇家学会、美国化工学会都聘请侯德榜当会员。从依赖进口到自力更生，从“察安法”到“侯氏制碱法”，时代背景也非同寻常。
魏源撰《海国图志》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于如何睁眼看世界，他写出了名著——《海国图志》，提出了一句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就是爱国主义者——魏源。
魏源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战事的失利，魏源悲愤填膺，爱国心切，于1841年3月，愤然弃笔从戎，投入两江总督、抵抗派将领裕谦幕府，到定海前线参谋战事。1841年8月，魏源在镇江与被革职的林则徐相遇，两人彻夜长谈。魏源受林则徐嘱托，立志编写一部激励世人、反对外来侵略的著作。他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编写成《海国图志》50卷。此后，他对《海国图志》一再增补，1847年刻本扩为60卷，1852年（咸丰二年），全书达到100卷。该书叙述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并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对当时思想界有很大影响。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对付外国侵略者，不能“舍其长，甘其害”，而必须“塞其害，师其长”，只有“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书中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都超过了前书。所以有人誉《海国图志》为国人谈世界史地之“开山”。因它不但详细记载外国情况，还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研究世界史地的必要性。
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这样，使当时的中国人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跨出了“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作者不仅重视工商业，并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介绍。至此，魏源的“师夷”思想发展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
《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命题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九州八荒” “天圆地方” “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知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
严复译《天演论》
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进入了多事之秋，人们感到前途渺茫。每个爱国的中国人，心里都在问：中国到底怎么办？有识之士纷纷奔走呼号，有的人希望通过政治改良，富强国家，强大种族，挽救中国.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启蒙思想家严复，用他那特有的武器——译笔，通过翻译西方作品，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
 
严复 《天演论》
公元1877年，严复以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廷保送到英国去留学.他在英国学的是兵船驾驶，清廷指望他能成为日后海军的良将。可是，这个海军大学的学生，却受到民族危机的刺激，开始醉心于西方社会政治学说，阅读了孟德斯鸠、达尔文、斯宾塞等大思想家的著作。
严复回国以后，中国先后发生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接着又发生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的危机迫在眉睫。严复感到，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效法西方国家.于是，他开始鼓吹变法维新，撰写了不少政论文，还翻译过大量的西方近代理论著作.其中，他在戊戌变法前后翻译出版的《天演论》一书，影响最大，使他成了当时举国注目的人物.
《天演论》的原名叫《进化学与伦理学》，这是一本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学说的捍卫者赫胥黎的论文集.严复选择了其中的前两篇翻译，简称为《天演论》，意思就是进化论.从此，进化论引进了中国，震动了古老的神州大地.
严复是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强烈刺激下翻译这本书的.他翻译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运用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基本原理，向全中国敲响祖国危亡的警钟.
严复的《天演论》并不是简单地翻译原文，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的.他通过序言和大量的按语来阐发自己的见解，并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原书的理论改造成中国人可以用来反封建、反侵略的进步学说。
茅以升毁钱塘江大桥
茅以升(1896.1.9—1989.11.12)，字唐臣，江苏镇江人。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上世纪30年代，他主持设计并组织修建了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我国桥梁建设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主持我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30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积极倡导土力学学科在工程中应用的开拓者。在工程教育中，始创启发式教育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致力教育改革，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长期担任学会领导工作，是我国工程学术团体的创建人之一。
茅以升 钱塘江大桥
茅以升无论在国民党时期还是在共产党执政以后都受到推崇，缘于他主持建造的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大型现代工业项目——钱塘江大桥。在当时中国整体技术水平和各项条件都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建桥实属不易。
钱塘江大桥的建造成功使茅以升一夜之间声名鹊起，可钱塘江大桥即将建成之日也是日军攻克江南之时。1937年8月14日，日本飞机首次空袭南京、上海和钱塘江大桥。茅以升在《回忆》中写道：轰炸的时候我正在第六号桥墩的沉箱里面和工程师及监工员商量问题，忽然沉箱里的电灯全灭了，一片黑暗。”一位守护沉箱气闸的工人对我说，半点钟前，这里放空袭警报，叫把各地电灯都关掉，说日本飞机就要来炸桥，要大家赶快往山里躲避。果然三架日本飞机飞来投弹，但都投入江中，并未炸到什么东西。我这才知道战争威胁已经来到大桥。尽管茅以升为日军炸桥后如何尽快修复大桥做了很多准备，但他没想到的是，大桥最终的命运却是自己亲手将它炸毁。
1937年11月16日下午，南京工兵学校的一位丁姓教官找到茅以升。他说因敌军逼近杭州，要在明天就炸掉钱塘江大桥，以防敌人过江。茅以升建议同这位教官一起去浙江省，他们找到浙江省的主席朱家骅，朱家骅也认为，现在炸桥太早，炸桥是早晚的事，现在还要商量从技术角度看如何炸桥使敌人难以短时期恢复。事实上，茅以升他们在当初设计大桥时已经考虑到炸桥的可能了，因此在靠南岸的第二个桥墩里特别准备了一个放炸药的长方形空洞。根据丁教官估计，炸这样一座桥墩和五孔钢梁，需要一百多根引线接到放炸药的各处，而完成这样一件工作需要十二小时，如等到兵临城下再做这件事恐怕太晚了。可是如果现在马上做，敌人并没有在十二小时后到来，又太早了。焦急之时，茅以升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先把炸药放在预留的空洞内，然后再将引线从炸药处引至南岸的一所房子里，等到要炸的时候再把每根引线接通雷管。
就在他们埋好炸药的第二天，茅以升突然接到浙江省政府的命令，立即开放大桥。以升不解，大桥公路部分早已建成，但为了预防敌人袭击一直未开放，现在为什么突然又要开放呢?省政府告诉他，上海战事爆发后，很多人要渡江逃难，每天有数万人渡江，渡船已不够用。其中一只渡船还发生了翻船事故。聚在岸边等待渡江的人越来越多，形势严峻。出于迫不得已，省政府作出开桥的决定。大桥于是在十七日开通，从早到晚，大桥被挤得水泄不通，成为钱塘江上从未有过的一次南渡大潮。大桥开放的消息一下子传遍了整个杭州，来渡桥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没有人知道大桥下面埋着炸药，他们是在炸药上行走啊!到了12月，日军攻克武康，窥伺富阳，杭州危在旦夕，过桥的人更多了。同时铁路运输也紧张起来，据铁路部门估计，12月22日这天，过桥撤退的火车有三百多辆，客货车两千多辆。
12月23日下午一点钟，炸桥的命令终于下达。丁教官指挥士兵将装好的一百多根引线接到爆炸器上，两个小时后，接线工作完毕。本来可以立即炸桥，但是北岸上仍有无数逃难的人涌来过桥，根本无法下手。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钟，大桥禁止通行，军人拉响炸弹，一声巨响，大桥被炸断。茅以升感慨地回忆道：“在大桥工程进行时，总工程师罗英曾出过一个上联‘钱塘江桥，五行缺火’。因为前四个字的偏旁是金，土，水，木，唯独没有火。可是上联出了以后迟迟没有人给出下联。没想到，炸桥后，五行不缺火了，桥却断了。”
建桥是茅以升的梦想，也是他的成就。就在梦想实现的那天，刚刚看到自己的成果的时候，茅以升又不得不亲手将它毁掉。可稍慰于心的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看见大桥给人们带来的欢乐和便捷，当成千上万人涌上大桥的时候，他是自豪的。
直到1946年，茅以升才接到修复大桥的命令，大桥修复完毕全面通车已经是1953年了。六十年后，当有人问起茅以升当年炸桥时的心情时，他说，“就如同亲手掐死自己的儿子一般!”
鲁迅弃医从文
鲁迅
鲁迅是我国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和思想家。早年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他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3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
一天，在上课时，教室里放映的片子里一个被说成是俄国侦探的中国人，即将被手持钢到刀日本士兵砍头示众，而许多站在周围观看的中国人，个个无动于衷，脸上是麻木的神情。这时身边一名日本学生说：“看这些中国人麻木的样子，就知道中国一定会灭亡！”鲁迅听到这话忽地站起来向那说话的日本人投去两道威严不屈的目光。昂首挺胸地走出了教室。他的心里像大海一样汹涌澎湃。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中国人，一群麻木不仁的看客一一在脑海闪过，鲁迅想到如果中国人的思想不觉悟，即使治好了他们的病，也只是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他终于下定决心，弃医从文，用笔写文唤醒中国的人民。
于是他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把文学作为自己的目标，用手中的笔做武器，写出了《呐喊》、《狂人日记》等许多作品，向黑暗的旧社会发起了挑战，唤醒了数以万记的中华儿女，起来同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夜以继日地写作。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徐悲鸿画马
徐悲鸿
杰出的画家徐悲鸿特别爱画马，他笔下的许多骏马图成了艺术珍品。
1934年春天，徐悲鸿到莫斯科国立博物馆举办画展，并为观众现场作画。那天，观众把展览厅挤得水泄不通。徐悲鸿从容地磨墨、铺纸，转眼之间，一匹活生生的骏马便出现在纸上了。观众被徐悲鸿的高超技艺征服了，大厅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这时候，一位身材魁梧的元帅拨开人群，走到徐悲鸿面前，彬彬有礼地说：“徐先生，我能要这幅画吗？不然，我会发疯的！”
徐悲鸿被这位元帅的诚意感动了，他点头微笑，挥笔题上字，把这幅画送给了元帅。元帅高兴得像打了胜仗似的，和徐悲鸿热烈拥抱，大声称赞道：“徐先生，你不但是东方的一枝神笔，而且是世界的一枝神笔。你笔下的马，比我骑过的那些战马更壮美！”
由于徐悲鸿经常画马，他对马有一种偏爱。和马在一起，听着马蹄得得，看着马御风奔驰，他觉得是一种精神享受。他的心仿佛和马一同驰骋。
徐悲鸿画马
三笔画打猎
黄纯尧是徐悲鸿的得意门生。有一次，徐悲鸿出题，让黄纯尧据以作画：“我的题目很简单，画一个扛猎枪的猎人，带一只猎犬进大山去打猎。但有规定，这幅画只能用三笔完成。”
黄纯尧思索有顷，回答说：“老师规定太严格了，用三笔是无法完成的……不知老师可否作一下示范？”
徐悲鸿从画案上拿起笔，第一笔画了起伏的曲线，一座大山；第二笔画的是一根既粗又短的直线，表示猎人进山时露出的猎枪强管；第三笔画的是一段浸墨的粗线，表示猎犬的尾巴。黄纯尧不得不对老师高度的概括力钦佩。但他迅即就对老师发动了一次小小的“反击”：“恕学生冒昧，我也想出一道题回敬老师，不知吾师意下如何？”
徐悲鸿一声朗笑：“来而不往非礼也，怎么依得我愿不愿意。你就赶快出题嘛！”
黄纯尧的题并不复杂：“三十晚上，猎人在森林里打鬼。”
徐悲鸿一怔，随即问道：“几笔完成？”
黄纯尧答说：“请老师见谅，一笔都不给。”
徐悲鸿惊疑地反问：“一笔都不给？你画得出来么？说给我听听。怎么画法？”
黄纯尧笑答：“不装墨的砚盘翻过来，涂上一层墨汁，放在白纸上使劲一摁，纸上便留下一片墨迹。这不就是三十晚上打鬼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清吗？”
徐悲鸿一阵大笑：“你这小子可真够调皮呀！”
冼星海苦学成才
冼星海
一九三一年的一天，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正在举行入学考试。坐在主考席上的几位教授，被一个中国青年的考卷深深吸引了：无论是和声、赋格还是作品分析，成绩都属优秀。而且，作曲成绩也是所有考生中最理想的一个。经过一番品评，主考教授当即宣布，正式录取这位中国考生进巴黎音乐学院作曲班。并且说，由于他考试成绩优异，校方决定给他颁发荣誉奖。按照学校的惯例，受奖者有权选择奖品，就看他最需要什么？
这位考生名叫冼星海，他一直神情紧张地站在主考席前，当听到他被录取的消息后，才如梦初醒。又听说让他自由选择奖品，一时竟不知所措起来，踌躇了半晌，才羞涩而惭愧地说：“我需要饭票。”
是啊，此时此刻，对于冼星海来说，饭票是他最需要的……
1905年6月13日深夜，冼星海诞生在广东省番禺县珠江边的一条小船上。脸色苍白的母亲取出一件破衣，用颤抖的手将他裹起来。他的父亲因终年在海上捕鱼，积劳成疾，早在半年之前就去世了。小星海靠母亲给人家做苦工拉扯着长大。为求生计，他们母子曾漂泊到新加坡。
1918年秋，星海被人推若进了广州岭南大学的华侨学生特别班。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音乐，不分寒暑，坚持不懈地弹奏钢琴，练习提琴和其它乐器，阅读了大量的音乐理论书籍。由于他刻苦钻研，虚心求教，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初步显示出了音乐才能，被师生们誉为“南国箫手”。
他立志要做一个音乐家，用音乐艺术为祖国服务。一九二九年，当他二十五岁的时侯，为了求得深造，他不顾一切艰难险阻，毅然离开祖国，远涉重洋，到法国巴黎去学音乐。
美丽的巴黎，是《国际歌》的故乡，这里的巴黎音乐学院，是世界许多着名音乐家的摇篮，为各国有志于音乐的青年所向往。可是，巴黎，这世界音乐的首府，并没有张开双臂来欢迎冼星海。
冼星海踏上巴黎街头时，口袋里只剩下了五十个法郎，而在那样挥金如土的城市，就连最简朴的一顿饭，也得花十二个法郎呀。冼星海流落在凄风苦雨的巴黎街头，几经周折才在一家小饭馆找到工作。每天天不亮，他就得把牛奶、士豆和牛肉运回来，接着便擦刷店堂地板，然后又忙着挑菜，等侯开门营业。开店之后就更忙了，跑来跑去，紧张地为顾客报菜送菜。他任劳任怨地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终于领到了六百法郎的月薪，他立即给在祖国的母亲寄了一半，用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从此，每天深夜，冼星海送走了最后一批顾客，就赶紧收拾好锅盆碗盏，把厨房打扫干净。然后便如饥似渴地开始练习小提琴。拉到实在拉不动了，就在厨房里用桌凳临时搭个床浦睡一会儿。早晨天亮前，再在厨房里拉一阵琴，然后开始干活。中午饭店休息，他又抓紧时间读音乐理论书籍。甚至在报菜送菜时稍有空隙，他也要从碗柜里取出小提琴，争分夺秒地拉上一首练习曲，听到电铃一响，他立即收起琴，快步前去给顾客端送饭菜。
冼星海如痴如迷的练琴，引起饭店老板不满意，有些同事也产生了误解，常常投以冷眼或挖苦嘲讽。每当星海想练琴的时候，有的人就指手画脚地故意找些事让他做，使他不能练琴，这使得冼星海十分痛苦。
后来，冼星海在一位同乡的帮助下，总算找到了一间住房，这是一撞七层高楼顶上的一间小阁楼。房间只有一人来高，仅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方桌，房顶有个透气的叫做“牛眼”的天窗。每天凌晨，冼星海就起床，打开天窗，站在桌子上，将身子探出窗外，向着广阔的巴黎上空，尽情地练习小提琴。拉过琴再赶到饭店上班，一直干到深夜再回来，每天十七、八个小时的劳累，使得他情疲力竭，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天，冼星海照常不停地收拾菜盘，为顾客勾划菜单，然后又捧着一大叠碗盆赶回厨房抢时间洗刷。刚开始洗，上菜的铃又响了，他扔下手中的活，赶忙端上菜盘去送菜，刚迈几步，忽然觉得头晕目眩，眼前一黑，“哗啦”一声，连人带菜一起摔在楼梯口。老板暴跳如雷，将冼星海臭骂一顿之后，就把他开除了。冼星海从碗柜里拿出提琴，愤然离开了饭店，他又失业了。
夜巴黎的街道，灯红酒绿。饥肠辘辘的星海在茫然地徘徊着，最后，他象是下了大决心似的，挟着小提琴，鼓足勇气向一家大餐馆走去。
冼星海走进餐厅，神情尴尬地开始了第一次拉琴卖艺。他拉了一曲圣·桑的《天鹅》，又拉了一曲比才的《哈巴涅拉》舞曲，人们不理会他。
饥饿、羞辱天天折磨着星海，但他要用自己的音乐去唤醒沉睡的中华民族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一天夜里，寒风呼号，星海没有棉破，和衣躺在床上，冻得直哆嗦，实在没法睡下去，只得爬起来点着煤油灯写作。忽然，风猛烈地从窗户吹进来，灯灭了，点着又灭了，一连点了好儿次。寒风猛烈地嘶吼着，星海的心也跟着激烈地颤抖起来，他不禁挥笔疾书，借着风声的呼号，倾诉痛苦的人生和对多难祖国的深切思念。
一首非凡的乐曲《风》诞生了，并幸运地得到了音乐大师奥别多菲尔的肯定。由于奥别多菲尔的推荐，《风》在巴黎音乐学院新作品演奏会上演出，立即轰动了巴黎。巴黎音乐学院的杜卡斯等着名音乐家，都深深为冼星海的苦学情神所感动，他们欢迎冼星海报考巴黎音乐学院。
洗星海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巴黎音乐学院，院长亲自奖给了他一扎饭票，院方还破例地免费供应他的膳食。但那昂贵的学费书费仍然压得星海喘不过气来，他一面象‘饿汉”一样地拼命吞食学校的每一堂课，一面还得在晚间出去做工，挣几个法郎交学费和房租。
一九三五年春，冼星海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学校再次给他颁发奖品。他毅然放弃了留在巴黎工作的机会，回到祖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我国杰出的人民音乐家。他创作了《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不朽的乐曲，是中国新音乐的一位伟大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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