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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治重心为何不随经济重心一道南移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现象，历来是高三历史复习中不能忽略的问题。但中国古代政治重心为何不呈现了同样的流动趋势，而是长期徘徊于北方呢？这显然已不是单纯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能解析的了。笔者就此问题组织学生讨论，其大略结论有：
一、北方的历史文化渊源因素。
北方，尤其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也是华夏族长期聚集的腹心地带，生产力发展水平高，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经夏、商、周以来数代经营，历来是政治中心所在地。中原作为政治重心的观念根深蒂固，已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故有问鼎中原、逐鹿中原之说，得中原者得天时（政治上居优势），已成传统。
二、北方的战略地位重要。
建都北方，一方面出于巩固统治需要。北方地理位置优越，地势相对平坦，交通运输便利，也使统治者能够调集，出动兵马平叛、镇压人民反抗，形成据北方以制天下局面，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比如唐前期实行府兵制，府兵多集中于关内，却负担番上宿卫、镇戌和征战各种任务，高度机动；北宋建立禁军，实施更戌法，形成强干弱枝格局。另一方面，出于国防需要。中国古代统一的封建王朝面临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游牧部落，政治中心在北方，有利于加强防务。比如明初迁都北京等。
三、北方的特殊现实地位决定。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领导层大多起家北方，北方历来是其大本营、根据地，统治力量强大，政治稳定，这一背景往往直接影响到统治者对建都地点的选择。比如隋、唐、北宋等。
四、北方经济的一再恢复。
文明的毫不间断也为政治重心的存在提供必要的基础。一方面，北方社会经济屡遭战乱破坏，但从未彻底消灭，战乱之后，必须是统治阶级调整统治政策，促使经济重新恢复，以巩固统治。比如三国、北朝、五代、明、清等时期北方经济的恢复。另一方面，中原文化具有不为战争重创，顽强发展的坚韧性。比如，在少数民族入据中原时期，华夏族体现出坚韧的念根心理，并未全部逃散，继承并把自身的文化发扬光大，侵入的落后势力反为其高度的文明感染同化，多次的民族融合使得中原文明充满勃勃生机，愈发强大。
通过上述问题的探讨，学生们进而得出了两个结论：
一、战乱、动荡与开发对经济的冲击与影响远比对政治、文化直接。
二、中华文明、文化万古不息。简析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的原因
西欧各国面积狭小，地域相连，经济结构和体制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彼此之间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也基本相同，经济上生产高度发达，各国之间的经贸交往密切。这些共同点为欧共体的成立提供了可能性。一战后，欧洲已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建立欧洲联邦的设想，1922年奥地利的卡莱吉宣扬泛欧运动，1929年法国总理白里安提出了共同市场的概念，但在当时列强争霸的形势下，联盟没建成，反而成为二战的主战场。二战后，西欧所面临的特殊的环境，为欧共体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一、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战后，生产力大大提高，这时经济协作范围更加广阔，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大大加强，出现了许多大型的跨国公司，这就使西欧六国经济联系变得更加密切。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需要一个超出一国范围的国际机构进行协调。
二、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为国际间的协调提供了基础。二战后，各国为协调经济，普遍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家干预经济的体制日趋完善，这就为国际间的协调准备了条件。国际间的协调实际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则在国际间的运用。
三、战后国际形势与西欧地位的变化促使西欧走联合之路。战后初期西欧各国痛感苏联的威胁，不得不依赖美国的保护，这又导致了西欧与美国之间的政治的不平等，经济上受约束，失去了往日的大国地位。他们认识到单靠一国的力量根本无法与美苏相抗衡，因此只有加强各国之间的联合，才能维护他们在欧洲乃至世界上的地位，五六十年代西欧经济迅猛发展，使得要求联合的呼声更为强烈。
四、美国战后初期的对欧政策，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欧的联合；主要是指战后初期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美国在推行马歇尔计划的时候，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求西欧各国联合起来向美国提出一个总的援助计划，并且要求承诺减少关税和贸易壁垒；政治上允许西德加入北约，在大西洋内部解决了重新武装德国的问题，这就缓解了法国对重新武装德国的恐惧感，使法德之间的关系缓和下来，有意无意的加速了欧洲的联合。
1957年3月29日法、意、荷、比、卢、西德六国首脑和外长在罗马签署了两个条约，即《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统称为《罗马条约》；六国先后批准，于1958年1月生效。《罗马条约》没有规定期限和退出条约的程序，却有欢迎其他国家加入这一条约的条文，这是开放性的条约，这也说明西欧六国把共同体看作是一个更加广泛的欧洲一体化的基础和起点。元朝与清朝的民族政策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建立元朝与清朝的蒙古贵族与满族贵族，面对辽阔的疆域和众多的民族，对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采取了歧视防范、怀柔安抚并重的统治策略，其目的是确保本民族在全国的统治地位，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蒙汉满回藏等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汇，推动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蒙古人在中原建立元朝后，已不可能再按蒙古旧法去统治较先进的汉族地区，从忽必烈开始，就有意地接受汉文化，实行汉法。但对人口众多的汉人进行防范与歧视，始终被元朝统治者视为一项基本国策。在元代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四等民制，列为第三、四等的是汉人、南人，其主体多为汉族人。他们在政治和法律上，都受到歧视和不平等的待遇。例如，元朝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职，都由蒙古人担任，汉人只能任副手；同样触犯刑律，汉人就要受到更严厉的处罚。民族歧视造成元朝民族矛盾的尖锐，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引发元末农民起义的导火索之—。
元朝统治者对回回人则十分交好。由于回回人为蒙古人征战天下出过力，他们又善于经商，在中西交通和商业贸易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得到元朝统治者的信任，把他们列为仅次于蒙古人的色目人中，允许他们在入仕作官、经商等许多方面享有汉人所没有的特权。回回人亦商亦官，或以商为官，对元代政局和社会发生了一定影响。
西藏是元朝版图的一部分。忽必烈即位后，任藏人八思巴为“国师”，后升号为“帝师”，元朝共任命了十二位帝师，由帝师管理西藏的政务，同时管理全国的佛教，是佛教的最高领袖。在中央设宣政院，由具有国师称号的喇嘛协助管理西藏政务，形成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藏族成为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满洲贵族在全国范围建立清王朝后，继承了元朝的民族政策并有所发展。
满族贵族同样排斥汉人以保证满人的特权。清代的总督全是满人，巡抚满汉参半；中央六部九卿衙门，实行满汉复职制──看似公平，实则满族总人口比汉人少得多──以此保证满人大量进入中央政府；用文字狱来镇压汉人的反清意识等等。但清又不可能完全依靠少数的满族人统治全国，他们必须得到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才能坐稳江山。实际上清王朝是以满汉贵族为主体的联合专政，满汉人民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风俗上的互补合流更是不争的事实。
清王朝在中央设理藩院主管边疆民族事务，对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联姻等政策笼络安抚。清朝时蒙古人分为三部，漠西准噶尔部曾一度叛乱，被清廷所平定。三部与清政府有臣属关系，满人视蒙古族为同盟，多与之联姻，许多蒙古贵族跻身统治集团行列。清将内外蒙古编为盟旗制，由蒙古贵族任旗主──札萨克，管理旗务，并按满族贵族的爵秩，分别授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爵位。
清朝继承了元明对西藏的管辖权，并对西藏的政务进行了改革，为加强管理，在西藏设立噶厦作为地方政府，派出驻藏大臣，地位与达赖、班禅相等，督办西藏事务，并依金奔巴掣签制，监督达赖、班禅及大寺院活佛的转世，主持其坐床典礼，以避免受蒙藏贵族的操纵。驻藏大臣代表中央行使地方主权，稳定了西藏政局，防止了外来势力的入侵。
回族在清代已成为人口众多、分布广泛的民族，清政府在安抚笼络回族上层的同时，也推行过回汉隔离和强行把回族迁往边远地区的作法，使许多回族人民失去土地。比之元朝，回族的地位大为下降。清代中后期，回族人民奋起反抗民族压迫。
总之，清王朝奉行的民族政策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清朝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怎样认识拿破仑军事独裁统治
拿破仑军事独裁专政是教材中的难点内容，全面理解这一统治方式，有助于把握法国大革命与法兰西第一帝国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深刻的一致性。
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推翻了督政府，成立了执政府，独揽大权，逐渐建立了个人军事独裁统治。这一局面的出现和最后终结其实都有其历史必然性，下面从五个方面加以分析。
从背景看，建立集权统治是维护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客观形势的需要。督政府时期，政局动荡不安，政策左右摇摆，史称“秋千政策”。它内不能稳定政局，外不能抵抗反法同盟。因此，要消除动乱，实现稳定，必须采取暴力手段，而当时的共和制度显然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要迅速达到稳定，只有暂时跳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圈子，建立集权统治，才能顺潮流、合民意。当时法国人民人心思定，他们自大革命以来，曾信仰过人权理论、立宪制度、共和主义、恐怖统治、宽容政策，并为此付出过巨大代价，但是他们的处境并未由此得到明显的改变。政权更替频繁，一批批革命领导人不断被送上断头台，使群众深感茫然，因而稳定政局成为人民的迫切愿望。资产阶级更是期盼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以减少他们投资兴办事业的风险。另外督政府在抵抗外国干涉中屡遭失败，更需要有强大的政权和军事力量来扭转战局。所以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就成为保卫和巩固大革命成果的必要手段。从这一角度看，拿破仑军事独裁统治与大革命有着深刻的一致性。诚如恩格斯所说：“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若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
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来看，由民主共和制度向军事独裁制度的转变，与大革命创立的自由、平等、人权等原则完全相悖。在这一点上，军事独裁体制又是大革命的对立物。因为独裁体制毕竟不是资产阶级管理国家的正常方式，只是特殊条件下的产物。一旦实现稳定，就要恢复议会政治，否则就要遭到倒台的命运。从这一角度看，拿破仑政权克服混乱、实现稳定的成就越大，步伐越快，它的寿命就越短。
从资产阶级革命进程的规律来看，如恩格斯所说：为取得完全成熟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果实，“必须使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使更激进的派别执政，采取更激进的措施，才能实现革命的目的。当这个目的实现后，便要从超出革命既定目标的那些步骤上退回来，而且一定要退到成熟的基点上去。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来看，君主立宪派执政时一系列反封建法令的实行就是完全成熟了的革命果实。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推行的革命政策，表现了激进派采取的激进措施。热月政变则是这种激进措施“后退”的转折点，可是热月党并未退回到成熟的基点上去，这一历史任务是在拿破仑政权统治之下完成的。（参阅1998年高考历史第43小题）从这一角度看，拿破仑统治时期，是大革命的稳定和巩固时期，是大革命的最后阶段。
从拿破仑政权的实质内容来看，它虽然用帝制取代了共和制，改变了政体和官制，这与其说是形式上的改变，倒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稳定。因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未变，资产阶级的施政方针未变，它推行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新型的国家权力机构，颁布了《民法典》，使高度的集权与严密的法制相结合。而对政治反对势力则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灵活政策，维护了社会稳定。经济上，改革体制，发展农工商业和交通运输，既结束了恐怖年代的经济立法，又为振兴资本主义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军事上多次打败了反法同盟的进攻并镇压了王党叛乱。另外在文化教育上鼓励科学研究和技术教育。至于拿破仑的对外战争，既有明显的反对外国武装干涉、保卫大革命成果的性质，又有强烈的侵略扩张性质以及与英、俄等国争霸的性质。特别是前期对外战争在本质上是欧洲两种社会制度的交锋。总之，拿破仑毕竟完成了大革命所没有完成的事业，建立了资产阶级现代国家大厦，从而确立了资产阶级在法国的统治地位。所以拿破仑时期，不仅是大革命的稳定和巩固时期，而且是一个发展时期，法国工业革命就是在拿破仑专政的稳定局面下完成的。
从拿破仑政权灭亡的原因来看，国内原因主要是对外战争使帝国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损害了资产阶级利益，也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激化了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国际原因主要是被占领地区人民的反抗运动。然而从根本上讲，拿破仑政权灭亡是这一政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即克服混乱，实现稳定，结束大革命时期超出革命目标的过激政策。独裁政权不能长久适应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条件，终于在内外势力的进攻下倒台了。
拿破仑一生功过参半，以军事政变上台，以穷兵黩武灭亡，可谓成也军事独裁，败也军事独裁，皆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浅谈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一般说来是指一个主权国家所的拥有的全部实力及影响力。人们以此评估一个政治实体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形的物质因素，包括地理条件（如位置、面积、气候、地形、地貌等）、人口（如人口多少、生产性人口比例、教育水准、人口密度等）、自然资源、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等。二是无形的因素，包括政府效能（如政府的形式与结构、国内的政治形势、对环境变化的适应程度、情报收集系统的效能、决策者解释政策的能力）、政治制度（如社会性质、国家内聚力的程度、公众的态度等）、政治领袖的素质（如性格、经验、价值观念、身体状态、智力状况、知识与技能等）、国家或政府的国际信誉、对外部的依赖与外部的支持、对突发事件的可能性的估计等。
对综合国力分析评估较权威的人物是美国国际关系学家克莱因。他在《世界权力的评价》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即：Pp＝（C＋E＋M）×（S＋W）。这里，Pp是国家综合力量，C是人口和领土构成的基本实体，E是经济能力，M是军事能力，S是战略意图，W是实现国家战略的意志。虽然这个公式还有不足之处，但它较为科学地说明了评估国家综合实力的规则：即全面性综合性。故许多战略专家在评估世界格局中各种力量时采用此公式。一些政治领袖也以此公式分析综合国力。
在这个公式中，经济能力和军事能力可变动的幅度较大，而军事能力又以经济能力为基础，所以发展经济力量就成为提高国力最重要的途径，经济竞争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最重要的方面。由于科技在当今经济、军事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例如从1952—1972年西方工业国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年平均增长达6．l％，在增长因素中，科技进步的因素70年代约占60%，80年代达80%，而军事进步更是利用科技成果通过改进技术、改善装备取得），科技竞争也就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而科技以教育为基础，科技竞争就演变为科技人才培养的竞争。再加上教育能增加人口在评估公式中的分值，更有利战略意图的实现，于是各国纷纷把发展教育科技作为提高综合国力的突破口。
发展教育科技对于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更有迫切的意义，中国过大的人口基数是我们独特的国情，只有加快发展教育科技，众多的人口才能转化成优势，才能在评估公式中的各项指标中加分。反之，众多的人口将成为负担，将损害中国经济能力、经济发展以及中国战略意图的实现，中国的综合国力将双倍受损，从而降低国际地位。清政府为何于1862年向英法“借师助剿”
《北京条约》刚刚签字，法俄两国就向奕訢表示，愿意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1862年初，清政府决定向英法等国‘借师助剿’。英法两国公使也向清政府宣布放弃‘中立’，‘帮助官军’。中外反动势力正式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那么中外反动势力正式勾结为何是1862年而不是1860年？清政府为何最终向英法而不是向法俄“借师助剿’呢？
首先，1860年《北京条约》刚刚签字的时候，尽管奕訢等洋务派主张实行诸葛亮的“联吴伐魏”政策，联合外国去镇压它们共同的敌人──太平天国。但清朝官员中仍有一部分人对洋人并不完全相信。他们担心如果请求“外夷”出兵，不仅要被他们勒索军费，而且担心外国军队“占据地方，勾结逆匪，阻挠官兵进剿”，所以不敢贸然答应俄、法的要求。但同时他们又认为可以由地方当局同外国人合作，如清政府密谕江苏巡抚薛焕指使买办商人与洋商“自为经理”。1860年，华尔组织洋枪队配合清军进犯松江、青浦，就是这种“自为代理”的产物。
其次，当时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湘军，其头目曾国藩也主张稍缓时日。因为尽管天京变乱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出现了“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局面。但由于洪秀全提拔了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优秀的青年将领，重建了领导核心，到1860年太平军已经攻破了江北、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被围的局势。之后李秀成等各路太平军开始东征，一路所向披靡，攻占了江浙一些地区。因此曾国藩认为湘军要消灭太平军、进攻天京时机尚不成熟，外国人来援助，也收不到很好的效果，不如等到夹击天京时，再“约会该酋，派船助剿”。
再次，英国不愿俄、法抢在前面，一度出面干涉和要挟。就当时的形势来看，俄国主要力量在于鲸吞和蚕食中国北方的边疆地区，并不能到中国南方来有所作为。法国虽想抢先在中国取得优势地位，但毕竟力量不如英国。而当时英国并不急于在清朝和太平天国之间表示明确的态度，他们认识到，向清政府开战和向太平天国开战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对前者只需投入少数兵力，短期内即可奏效，而后者则是要直接面对讹诈不了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他们不愿意贸然进攻在长江中下游尚有相当优势的太平军，卷入一场难以预见后果的战争，因而仍然要保持“中立”的姿态。
到了1861年9月，天京上游的最后一道屏障──安庆失守，太平天国的军事形势更加恶化。11月，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辛酉政变，“尽心和议”的慈禧和奕訢上台，这一切促成了他们之间的合作。1862年2月，清朝政府正式决定求助于外国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也认为“目下情势，舍借助洋兵，亦实无良策”。4月，英国轮船把李鸿章的淮军从安庆运到上海，进一步与英法组成“中外会防局”，决定上海由洋人防守，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这样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起来。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在反封建方面有何不同
14、15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作为反封建的思想运动和政治斗争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相继兴起，其斗争锋芒都指向天主教会，但两者是有区别的。
第一，从核心内容看：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宣扬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世界观，肯定人，注重人性，强调个性，反对神和神权，要求把人、人性从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这个“人”，其实就是那些积极向上、创造自己生活的新兴资产阶级；而“神”，则是那些被神化了的封建统治阶级。而在宗教改革中，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则要求改革教会，主张信仰“得救”和简化宗教仪式，以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教，但最终还是承认“神”的存在（指精神、意识领域内的）。
第二，从形式上看：文艺复兴是在“复兴”古典文化的形式下，宣扬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努力发掘和利用古典文化中与封建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一切积极因素，从语言到艺术形式都表现了某种“复古”的倾向，而其实质，却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而宗教改革则是资产阶级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的一场反封建的社会运动。一方面，由于“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处于手工工场阶段，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比较弱小，所以，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需要采取宗教异端的形式。
第三，从实质和影响看：文艺复兴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它建立了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美学理论、哲学体系、科学的学科体系等，这样，新兴的资产阶级就获得了同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可见，文艺复兴运动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的一场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而宗教改革则打击了西欧的封建势力，摧毁了天主教会的精神独裁，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解除了精神枷锁。可见，宗教改革不仅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内进行的一场反封建斗争，更是一场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宗教外衣掩盖下反对以罗马天主教会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并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开辟了道路。尼德兰革命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在新教的旗帜下进行的。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农、轻、重的比例及关系之争
布哈林是苏联早期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家和理论家。在工业化的问题上，他创立了一套与斯大林模式截然不同的理论，被西方称为“反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也正因为如此，导致了他政治上和个人命运的悲剧。但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工业化问题上的争论，谁是谁非，历史今天已做出公断。人教社1996年7月版的《世界近代现代史》明确指出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即“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农业和轻工业的落后，农、轻、重的比例失调，国家从农民身上取走的东西太多，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农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本文拟就此问题做一个粗浅的比较和分析。
一、斯大林主张：先工后农，先重后轻。
早在1926年斯大林就曾提出：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加快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利用现有的资金来推进我国工业。苏共十五大，谈到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斯大林明确指出：党的政策是“加快工业的发展速度并保证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作用”；同时强调工业化首先应当理解为发展苏联的重工业。从而体现了他在农、轻、重三者关系上先工后农先重后轻的观点。在斯大林的压力和坚持下，计划规定增加对工业的投资，其中绝大部分用于重工业。到1928年联共（布）十一月全会指定了工业发展的最大可能的计划，规定工业投资从1927年－1928年度的13．3亿卢布增加到1928年－1929年度的16．5亿卢布，投资的76．8%用于重工业部门。政治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古比雪夫宣布要在1929年把基本建设的年投资额增加一倍，并且使工业产量的年增长率达到300%。
在布哈林看来，提出这些指标实在是愚蠢的，他认为政治家和计划制定者在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时，应考虑到整个经济体系中的相互关系和比例，因为在整个经济体系关系中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二、布哈林提出“均衡”原则，强调经济要按比例发展和计划要保持平衡，反对最大限度地对重工业的投资而置农业和轻工业于不顾的做法。
关于农轻重的发展战略，布哈林提出“平衡”原则。在他的努力下，十五大决议中所提出的战略目标是获得“长期的高速度的发展，而不是就要在明年达到最高速度”。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一是告诫人们不要过分突出重工业；二是强调发展轻工业，因为轻工业不仅可以提供大量消费品，而且还是为进一步发展经济而积累资金的一个良好途径。布哈林认为，支持优先指标的粗暴决定并不能代表第十五大代表大会提出来的任务──探索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最有利的相互关系”。
在其有关经济政策的主要著作《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中，关于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布哈林再次强调：“只有工业在农业迅速发展增长的基础上达到了高涨这样的结合下，我们才能长期地保持最大的速度。”因为“我国工业的消费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市场”，因此，工业的行情、积累和速度等等就不能不取决于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农业发展了，工业才有市场和原料。文中警告：农业停滞不前，无计划地强制推行工业化和经济建设而造成的不平等在日益扩大。布哈林继续问道：“难道为了使重工业按照人们的愿望增长，就必须把全部或者几乎全部资金都投到重工业上去吗？用在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做法就一定能获得人们所期望的增长速度吗？”
事实证明了斯大林的决策弊端极大，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们知道，在投资问题上有一条原则，这就是避免不必要地分散“投资战线”。1927年，已经出现了“过分地分散战线”的倾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新的建筑工地不断增加，吞掉并滞留了巨额的资金。由于国家没有能力同时搞这么多重工业项目，许多项目日期被拖延下来，从而造成经济的不能真正增长。一方面，已经开始的许多项目不断地延期，有些甚至不得不完全取消；另一方面，许多需要资金的经济部门又饱尝得不到资金的痛苦。这种政策最终造成了后来的“商品荒”。
在这场争论中，布哈林被斥为“工业化的敌人”。但是事情很清楚，他所竭力反对的是一种不可能达到的、因而是“虚假”的速度。他认为这种速度将会使苏联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收到的效果将会越来越差。高速度地发展工业是必要的，重工业显然应该处在优先的地位，从农民身上搜刮某些资金是不得已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布哈林认为，这些措施本身并不完整，必须制定出一些实际政策来补充这些措施。而斯大林恰好忽视了这一点，在工业化的问题上走向了极端。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
1943年，反法西斯同盟在欧洲、北非及太平洋战场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然而此时共产国际却仓促地解散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因之一：苏联出于巩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迫切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不久，苏美英中等国共同促成了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从而大大加强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和支援，改变了参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加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但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美英对与苏联的合作缺乏必要信心，这极大地限制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作用。随着苏军不断向欧洲腹地推进，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恐慌，美英等国当然不希望打垮希特勒后由苏联在欧洲坐庄。他们便千方百计地设法消除这种可能出现的隐患，不断对苏联施压。斯大林不得不考虑，由于德国宣扬欧洲布尔什维克统治的恐怖，会离间、分化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及从长远考虑，德国战败后若引发革命必然导致反法西斯同盟破裂的后果；苏联从自己当时的实力出发，为了在战后世界新秩序中确保自己的地位，斯大林毫不犹豫地在1943年解散了共产国际。目的是向全世界，尤其是英美表明一种姿态，说明苏朕已经抛弃了在其盟国的心脏地带促进革命的任何意图，已经放弃了“世界革命”的旗帜，使西方国家相信，苏联是他们可以继续合作的伙伴。由此可见，解散共产国际是斯大林向美英打出的一张牌，使苏联抓住了与美英合作中的主动权。共产国际解散后不久美英苏就召开了德黑兰会议并最后决定开辟与苏军相配合的欧洲第二战场，为击垮德国法西斯加上了致命一拳。
原因之二：“投李报桃”，作出政治让步，以确保“既得利益”和战后的有利战略地位。
在“二战”全面爆发前，苏联利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议定书”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苏联在战后要确保这些既得利益，离开了美英的支持是不可能的。随着战争形势的大大改变，苏联国际地位日益加强，苏联有了与美英等国平起平坐的资本。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一步步到来，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面临着新的考验，战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和形势也越来越严峻。斯大林认为如果再坚持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的纲领，势必会加深美英的猜疑和抵触，会给美英找到排斥、遏制苏联的借口，严重影响苏联在战后“势力范围”划分中的有利地位。权衡利弊得失，最终作出了解散共产国际这一政治让步。实践证明这一举措不仅巩固了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地位，而且也迫使美英向其作出相应的让步。在随后的德黑兰会议以及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中，美英极不情愿地承认了苏联在东欧建立的“缓冲地带”，再加上在东亚的意外收获，战后苏联的势力在广大的亚欧大陆延伸，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自治领是如何变成主权国家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帝国，包含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即英国本土和遍及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所有殖民地。根据帝国各个组成部分与英国本土的关系不同，英国的殖民地大致分为三类：完全受英国政府管辖的叫直辖殖民地；保留君主，但受英国派遣总督监督的叫“保护国”；有本国的议会和责任政府，享有较大自主权的叫自治领。自治领一般为殖民地中的白人──拓殖头子的领地，如加拿大；或者为少数白人统治者的自治领地，如南非联邦；总之，全部是白人──殖民者及其后裔掌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提高了英帝国内各自治领的国际地位。在战争中，自治领像主权国家一样派部队参战，并独立指挥军事行动。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各自治领作为整个英帝国代表团的组成部分，也像主权国家一样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就某些问题单独以独立主权国家的代表资格签字。在某些方面以战胜国的身份获利，如澳大利亚就取得了德属新几内亚的“委任统治”权，新西兰取得了德属萨摩亚的“委任统治”权，南非联邦也取得了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权。国际联盟成立后，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联邦、加拿大等自治领都被吸纳为会员国。1921年至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各自治领作为英国代表团的组成部分，也都派代表参加。上述情况表明，尽管在许多外交场合各自治领已经在行使一个独立国的主权，但同时又要受到英国的约束。对此，各自治领是不甘心的，他们利用战争提高的国际地位，反治被战争削弱了的英国，掀起了自治领的分离运动，要求完全摆脱英国的控制。
战后，英国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医治战争创伤，对殖民帝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依据各地与联合王国的利益关系的差异，采取了不同政策。如对直辖殖民地印度，就坚决镇压；对保护国埃及，就在镇压基础上承认有条件的“独立”；对自治领的分离运动，处理得就相当理智。1926年，以枢密大臣贝尔福为首的帝国内部关系委员会向帝国议会提出了一个报告，为自治领的地位及其同英国的关系确定了一系列具有宪法意义的指导原则。报告宣布，英国和各自治领都是“英帝国内的自治实体，地位平等。在内政和外交事务的任何方面彼此无任何隶属关系。虽以对英王室的共同效忠为钮带联合成一体，却是各自作为英联邦的成员自愿地结合在一起”。贝尔福报告把自治领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等同看待，且最终为帝国议会接受并形成决议，这就事实上承认了自治领的独立，只是带着一条效忠英国王室的尾巴，它奠定了《威斯敏斯特法》的基础。
1931年英国议会在其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宫通过了有12条正文的法案，取名为《威斯敏斯特法》，又叫《威斯敏斯特条例》，该法明确宣布：各自治领享有完全的独立的立法权；除非经自治领政府或议会的请求和同意，英国议会不得为自治领立法；英国国王不再拥有否决或根据英大臣建议取消自治领立法机关所通过的法令的权力。从法案通过之日起──事实上从1926年贝尔福报告通过之日起，英国已经失去了对自治领实质性的政治控制。战前的英帝国不见了，而代之以英联邦，各自治领成为英联邦成员。这种松散的政治联盟，是英国用以维系它与其它成员国的特殊关系和施加影响的组织。它未设置任何权力机构，英国国王为联邦的象征和元首。英联邦定期举行各成员国政府首脑会议，其决议对成员国无太大约束力。联邦成员国互派高级专员保持联系。各成员国都可以独立国家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由此可见，《威斯敏斯特法》是自治领质变的关键，是自治领由殖民地变为独立国的标志，是英帝国顺应殖民体系瓦解的客观趋势的明智决策，是民族解放的一种异化形式。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殖民地上的民族独立运动高涨，英国就是采用给自治领地位的办法来解决的。典型的是1947年的“蒙巴顿方案”。现行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表述说：“它的主要内容是把印度分为印度教徒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英国分别向两者移交政权。同年秋，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独立。印巴的独立标志着英国长达190年的殖民统治结束。”从教材的观点可得出结论：自治领就是独立国。事实也如此，1947年以后，在英国的官方文件中，自治领的称谓也废弃不用。
用自治领地位来解决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是英国人的智慧，固然迫于无奈，但顺应了趋势全身而退。就“自治领”这种独立国而言，虽然要效忠英王室，却是自愿的，如坚持脱离英联邦，也能如愿。比如在1961年南非联邦就宣布退出英联邦改名为南非共和国；1972年巴基斯坦也退出英联邦。但英联邦的成员并未因此而减少，反而从最初的几个增至49个──止于1985年。这也许正暗合了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经济区域集团化和全球一体化、政治多极化。庐山会议和“反右倾”的斗争的严重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通称为庐山会议。而庐山会议后期，是指从7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等的批判，到全会结束这段时间。
庐山会议前期是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认为国内形势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在会上提出读书、形势、任务、宣传、综合平衡、群众路线、体制、三定政策、公共食堂、农村初级市场等19个问题，要大家讨论。
7月3日至10日上午按六个大区分组讨论，彭德怀在西北组七次发言和插话。他在1958年和1959年4月下旬，曾到湖南、江西、安徽、甘肃等十几省进行调查，在湖南湘潭乌石公社，一个残废军人给他的一张纸条上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对问题谈得比较深刻、比较尖锐。但在讨论中，真正客观地、冷静地研究经验教训的空气不是很浓厚的，一些人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不能虚心倾听对“大跃进”的批评意见，而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及严重程度，对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和经验教训，认识很不够。7月10日，他在组长会议上批评党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评党内有人说“大跃进”得不偿失。强调成绩与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提出会议15日结束。
彭德怀鉴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担心“左”倾错误能否彻底克服，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的成绩，然后实事求是地批评了1958年的缺点错误，分析了错误产生的原因：“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并谈了改进工作的建议。这封信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体现了彭德怀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感。从信的内容上和提出意见的方式上都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逆耳忠言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把它加上“彭德怀的意见书”的标题，于16日印发给会议讨论，并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判了信中讲的“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有失有得”等，要求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错误地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战斗任务。”会后，在全国普遍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运动的重点是党政军机关，同时殃及中下层干部、知识分子，以致工人、农民。
庐山会议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所谓“反党集团”的批判以及会后开展的反右倾运动，是完全错误的，是建国以来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失误，它造成了严重后果：
第一，政治上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错误地打击了一批敢于实事求是，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助长了浮夸、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
第二，理论上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进一步发展，把彭德怀等对经济指标、速度高低问题的探讨、争论，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上纲为“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阶级斗争引向党内，实际上是“党内资产阶级”理论的雏型，导致一系列错误理论泛滥，如：“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危险是右倾，必须不断反右；曲解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助长了个人迷信，以领袖的话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判断是非、划分敌我；迷信群众运动，不仅在生产建设上大搞群众运动，而且用群众运动来解决党内生活问题和意见分歧。
第三，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庐山会议以后，党中央对国内经济形势作了不切合实际的估计，要求提前两年实现“二五”计划的主要指标，提出1959年要完成钢1387万吨，比1958年的80O万吨增长73％，积累率高达43．8％，比1958年还高4．5％，结果轻工业生产萎缩，城市供应日趋紧张，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少6O0亿斤，下降13％。在这危机四处露头的形势下，毛泽东继续坚持反右倾，1960年出现的继续跃进，把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发展到新的高峰。1960年规定钢产量要达到1840万吨，结果只完成计划的48．3％，粮食产量计划达到600O亿斤，实际只完成2870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530亿斤。1958—1960年国民经济损失1523．2亿元，因而使国民经济元气大伤，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出现1959—1961年的经济困难。国民经济比例全面失调，生产大幅度下降，粮棉产量退到1951年的水平，人民生活严重困难，1961年职工的实际平均工资比1957年下降37．4％，北京凭票供应商品多达69种。非正常死亡情况十分严重，196O年死亡率达25．43%，大大超过尚处于战争年代的1949年20%，其中农村人口减少1702万。党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牺牲和损失。北伐战争开始国民党的分裂和夺取活动
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标志着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虽然，统一战线内部的四个阶级在反帝反封建问题上目标基本一致，能够团结合作，但他们在革命方式方法、革命的程度和前途等具体问题上存在原则分歧，这就决定了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具体来说，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左、中、右派的区别和斗争。以共产党人和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人是左派，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冯自由、邓泽如、邹鲁、谢持等元老为首的势力是右派，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夹在二者中间的是中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由于统一战线内部的分化，一些原来站在中派，甚至左派一边的人物，变成了新右派，而原来的右派就被称为老右派。
随着革命向纵深发展，国民党左、右两派围绕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产生的分歧和斗争日益尖锐。早在国民党改组后不久，右派邓泽如、张继、谢持就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弹劾共产党案》，但遭到国民党中央的拒绝。然而，孙中山逝世后，这些右派又立即活动。他们首先将仇恨的目标集中于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于1925年8月20日雇杀手将之刺杀。廖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成立了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此案。通过调查，发现外交部长胡汉民和军政部长兼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涉嫌此案，蒋介石趁机将之驱逐出广东，以减少自己的竞争对手。此后，老右派先后离开广东北上，从事新的阴谋活动。
1925年11月23日，到达北京的邹鲁、谢持、林森、张继等12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在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在本党之党籍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等一系列反对三大政策的决议案。会后，他们在上海另立中央，成立非法“国民党中央党部”，并以《民国日报》为阵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形成一个公开的反革命集团，即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分裂活动，立即遭到革命党人的强烈谴责。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重申了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并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将谢持、邹鲁二人“永远开除党籍”，对林森、居正等12人给予警告处分，对戴季陶则“促其猛省，不可一误再误”。这样，沉重打击了国民党老右派。但是，由于鲍罗廷和陈独秀的妥协，蒋介石及新右派权力得到加强，使革命留下了最大的隐患。
国民党“二大”以后，蒋介石的反革命野心急剧膨胀，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如果说国民党老右派是公开反对革命的话，那么，新右派则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从革命阵营内部来篡夺领导权，其理论基础便是戴季陶主义，主要内容包括：（1）用孔孟之道曲解孙中山思想，把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说成是中国两千年来儒家的正统思想。（2）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鼓吹阶级调和，反对暴力革命。（3）反对三大政策，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但戴季陶主义刚一出笼便遭到共产党人的攻击，国民党“二大”也对戴进行弹劾。戴季陶不得不退缩，但戴季陶主义仍然成为新右派的理论基础。
蒋介石从黄埔军校的创办开始，表面上赞成革命，但反共反苏思想却根深蒂固。最初几次图谋排挤共产党，都被周恩来顶住了，于是他继续寻找借口。1926年春，以蒋介石为靠山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四处散布共产党要暴动的谎言，弄得人心惶惶。在这种人为的紧张气氛下，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终于发生。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向海军局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人李之龙立即派出“中山”、“宝壁”二舰前往。当二舰开至黄埔时，蒋介石却否认有调舰命令，经请示他之后，中山舰开回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乘机造谣，说中山舰“无故开动”，是“阴谋”、“作乱”、“要赶出蒋介石，推翻国民政府”等等。蒋介石乘机于20日清晨，背着中央，以“共产党阴谋暴动”为借口，悍然调动大批军警，戒严广州，逮捕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住所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两处枪械，扣留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事件引起革命党人的不满，共产党人毛泽东、陈延年、周恩来等则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削其兵权，开除党籍，但陈独秀和苏联顾问竟采取妥协退让方针，按照蒋介石的要求，让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250多名共产党全部退出，并辞退部分苏联顾问。“中山舰事件”是国共关系发展中的重要转折，通过这一事件，蒋介石不仅打击了中国共产党，还打击了国民党左派，并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不久，蒋介石又排挤了地位比他高的汪精卫，当上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进一步掌握了国民党的军权。
那时候，蒋介石的羽毛尚未丰满，还不敢和中国共产党完全决裂，于是，又暗地加紧策划打击共产党的新阴谋，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等以改善国共关系为名，提出一系列“整理党务案”，其中规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数额不得超过该党部执行委员数的三分之一”；凡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共产党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所发布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等等。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全面限制和打击共产党的反革命提案。中共中央接受鲍罗廷的意见，继续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没有表示异议”，《整理党务案》被顺利通过了。会后，蒋介石立即把他的把兄弟、右派张静江捧出来，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原来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包括组织部长谭平山、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长林伯渠，全部离职，换上了国民党右派分子，蒋介石本人出任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6月4日，蒋介石又经国民党中央任命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帅陆、海、空各军。
这样，在中共中央的节节退让下，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将共产党人排挤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实现了他篡夺军权和党权的阴谋，尽管他仍在继续要“革命”、“联共”的花招，他还需要共产党帮助他打天下，但可以看出，北伐战争一开始就潜伏着严重的危机。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对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学习，我们可以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三个方面去认识。其中，每个方面的最重要的知识应该是反映其本质特征方面的知识。中国古代手工业（以下简称工业）发展的特征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
一、工业部门的不断增加。在中国工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工业部门是逐步增加的。在原始社会，工业种类很少，只有石器制造、骨角制造、陶器制造、纺织品制造、酿酒、编织等部门。奴隶社会增加了冶铜业（即青铜业），封建社会又增加了冶铁、制糖、棉纺织业等部门。工业部门的不断增加，有的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新的行业，有的则是由某个行业演变分化成的新的部门。例如在纺织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先有丝织业，后有棉纺织业；其后棉纺织业日益发展，又分为轧花、纺纱、织布、印染等部门。同样，在矿冶铸造业方面，也日益分化成为采矿、冶炼、铸造等工业部门。另外，某个工业部门的创立或发展，往往会带动其他有关部门的创立或发展。例如中国冶铁业的兴起，使农具制造和兵器制造成为独立的工业部门。
二、工业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任何一个工业部门，不论早晚，一旦创立，它的生产技术都是在不断进步的。以冶铁技术的发展为例：春秋时期以木炭为燃料，用皮囊鼓风炼铁；西汉时期开始用煤炭做燃料；东汉时期发明了水力鼓风机（水排），提高了炉温；北宋以后，以焦炭为燃料，进一步提高了炉温。同时，坩埚炼铁法的创造和土高炉炼铁技术的进步，使中国古代冶铁生产技术得到进一步提高。
在中国手工业发展史上，不论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如作坊、手工业工场），其生产单位内部的劳动分工，都是渐趋细密的。促成工业生产力提高的各种因素，往往是互相影响的。例如工业生产规模的大小，对于劳动分工粗细的程度是有直接影响的，生产规模扩大，往往促成劳动分工细密。在明清时代的某些工业部门，如制瓷、制糖、矿冶、井盐等行业的部分手工业工场中，都已具有相当细密的劳动分工。这时的手工业工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机生产体系了。
三、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与工场手工业的出现。从工业经营的方式来说，其发展的一般趋势，是由家庭手工业到作坊工业，再到工场手工业。原始社会只能实行简单的协作，进行简单的生产。奴隶社会的工业生产规模较前有所扩大，在制作工业产品时，已经有了初步的劳动分工，生产效率较前提高。到了封建社会，工业生产的规模又有了扩大，劳动分工也渐趋细密；尤其在明代中叶以后，城市工业生产中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工场手工业的经营方式。在这种手工业工场中，一般雇佣较多的工匠，在细致的劳动分工之下来扩大生产，使产品的制造进一步发展。如矿冶、纺织、制瓷等部门，在江南地区的某些手工业工场具有比较复杂的生产设备，吸收了大量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数量很大。例如清代前期的矿冶业中，由于铸钱需要大量的铜，促使铜矿开采得到较大发展。
四、官府工业与民间工业的同时并存。中国的官府工业，历史悠久，自从奴隶制国家建立后，就有官府工业的存在。从西周到西汉，主要的工业部门，官府都设有作坊。统治者把手工业者集中到官府，以强制的手段迫使他们在官府作坊里进行制造。从春秋末期起，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提高、社会分工的扩大，不少手工业者脱离农业而独立。这时社会上除了官府工业作坊外，还出现了一批民间工业作坊。其时以冶铁业发展最快，因为它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其产品具有极大的市场。
从东汉开始，社会分工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民间手工业者不断从农村中分化出来，向城市集中，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这一时期，一方面是民间手工业者脱离农业而向城市集中；另一方面，官府工业在中国工业经济中仍占有主导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民间手工业者的发展。到明清两代，官府工业走上衰落的道路，民间工业则不断发展。这时候官府工业与民间工业的关系，不仅表现在官府工业须有民间工业来支持，而且表现在官府工业在中国工业经济中所占的主导地位让给民间工业了。在这一时期，民间工业经营方面有一个特色，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开始产生。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破坏；二是某些手工业作坊扩大成为手工业工场，亦即工场手工业开始兴起。中国民间工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是从明代中叶以后开始的，至清代前期有所发展。它所涉及的生产范围，以矿冶、制瓷、纺织业为主。明代中叶以后，某些工业部门的民间作坊朝着手工业工场方向扩展。
五、经济重心南移与工业分布的相应变化。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起初是在北方的，以后逐步移至南方。大约到南宋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完成了从南方到北方的变迁。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有不少工业生产部门、工业制品的主要产地，也从北方逐渐移到南方。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丝织业地区分布的变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远古时代，中国的丝织生产，以北方的黄河流域为繁盛之地，尤以河北地区为盛。其后逐渐演变为“南盛北衰”，迄至宋代，中国的丝织生产重心已经移到江南地区，尤以苏州、杭州、南京和广州等地为盛，不论官府丝织业还是民间丝织业都是如此。明代初年，政府在全国一些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官府织染局，长江流域的南直隶（今江苏）、浙江、江西、四川等处皆有设置，而以浙江为最多。中国革命为什么要“走经过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
中国革命胜利的五条基本经验，“走经过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是其中之一。如何理解这条基本经验？
一、含义。对这条基本经验可做如下阐释：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为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为社会主义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即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合并在民主革命任务之中去完成；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二、原因。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经过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为什么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这从根本上讲取决于近代中国的国情。在近代的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推翻它们的统治是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而在中国，它们的力量异常强大，中国革命的任务也因此而异常艰巨。如何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便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严峻课题。农民阶级灾难深重且人数众多，是革命的主力军，但受落后生产方式的制约，它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深受三座大山的束缚、压迫和欺凌，因而有革命要求，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妥协的一面，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具有过于分散和往往动摇的特性，所以它们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无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有能力而且必须领导中国革命，但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少力量弱，光靠一个阶级不可能完成中国革命。所以，就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为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就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抗日战争时期为团结抗日实行的是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必须联合的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还要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况且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那么中国无产阶级在领导中国革命时，就不能过早地消灭他们，不能过早地实现公有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否则就把他们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削弱了革命力量，甚至导致革命失败。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允许土地农民私有，允许并保护私人中小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总之允许非帝国主义和非封建主义私有制存在，在此阶段革命的目标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所以此阶段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叫新民主主义革命。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早在中共二大时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提出了革命的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即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这就在事实上确立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方针。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对中国革命的历程问题做了科学的论述。
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不可逾越，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要求。
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胜利主要是无产阶级的胜利。通过民主革命，共产党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广泛拥护，革命力量空前壮大，革命后共产党在政权中居于领导地位，而且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另外，当时国际上的社会主义力量也在蓬勃发展，所以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而且必然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在建国初期，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政权，中国共产党曾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政策，在农村土地改革中保存富农经济，土改后也曾采取过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政策。但到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了，政权稳固了，就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这是历史实践已证明的客观真理，是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违背了这个规律，不是犯“左”倾错误，就是犯右倾错误。如何认识“中国边疆地区的新危机”
在《中法战争》这一节中，教材把以往在引言中的“边疆地区的新危机”编入了正文，并且提法有些变化。下面谈谈我在教学过程中对边疆地区新危机的几点粗浅认识。
一、边疆地区新危机的背景
这是列强侵华的第二阶段。19世纪70年代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列强一方面仍旧对落后国家进行商品输出，另一方面随着国内投资场所渐趋饱和，他们疯狂地对外资本输出和掠夺殖民地，中国的邻邦和边疆地区就成为他们争夺的主要目标。从国内来看，两次鸦片战争暴露出的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投降妥协。进一步刺激了列强的贪欲。所以，中国边疆地区在19世纪70、80年代出现了严重危机。
二、边疆地区新危机的表现
西北边疆：阿古柏势力的入侵给我国西北边疆造成一定危机，但并不能算新危机的表现。中国边疆地区新危机的大背景是：19世纪70年代后，主要的侵略国应指资本主义国家，而中亚浩罕国是一个封建汗国。这里正确的理解应是：继阿古柏势力入侵新疆后，俄、英竞相支持、勾结实是利用阿古柏，把它作为肢解新疆的工具，致使中国主权进一步遭破坏，国土进一步被分割，西北边疆出现了严重危机。
西南边疆：除了英国侵入西藏，法国侵略越南给我国边疆也造成了深重的危机，中法战争就是这一危机的延伸和发展。战争的最终结局使西南门户大开，进一步加深了西南边疆的危机。
三、边疆地区新危机的结果
俄、英利用阿古柏分裂中国领土，酿成西北边疆危机。中国先是主动军事出击，收复南疆；再是积极外交斡旋：曾纪泽赴俄谈判、左宗棠军事配合，最后收回被俄国占领的伊犁。这充分说明：只要中国竭力抗击，外交态度坚决，还是能取得一定成效的。但西南边疆，清政府求和，“英国势力侵入西藏”；东南边疆，英美“调停”，最后“日本勒索白银50万两”。由此，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妥协退让进一步暴露无遗。所以，列强掀起瓜分狂潮、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是不可避免的。不推翻腐败的封建的政府，不根除腐朽的封建制度，中国根本无法取得反侵略斗争的胜利。
四、边疆地区的新危机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首先，比较起列强侵华的第一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给我边疆造成的危机而言，地域更广。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至边疆新危机，经历了从东南沿海，北部沿海、东北，再到东南、西北、西南，一个由沿海到内地的过程，促成了中国边疆地区的“危机四伏”。其次，出现了新的侵略国家。鸦片战争，英国充当了急先锋，法美相拥而至；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是元凶，美俄是帮凶。其中，英法美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而俄国经济发展落后但侵略成性。19世纪70、80年代的边疆危机中，出现了新的侵略国──日本，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才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所以，后起资本主义国家迅速走入侵略者的行列，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再次，从背景、中法战争的结果可以看出，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方式由以往的商品输出为主逐渐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这个特点，在19世纪末发展得更为明显，成为列强的普遍要求。英王伊丽莎白一世为何终身未婚
英国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伊丽莎白一世在位44年，她以坚定的意志和丰富的政治经验，把一个财力匮乏、军事软弱的英国带入了政治稳定、财力充实、军事强盛的时期，从即出现了一个被英国人称为“光荣的时代”——伊丽莎白时代。但是，由于伊丽莎白女王终身未婚，身后无嗣，在她死后却不得不把王位传给了苏格兰国王詹姆士。是什么原因使这位女王终身未婚呢？这既不是女王自身有什么“生理原因”，也不是她遭遇过什么“感情危机”，而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
伊丽莎白一世即位以后，英国议会曾多次恳求女王尽早择婿，期望她为王室生养继承人。然而，女王对此一直未置可否。后来，当议会代表团再次恳求女王择婿时，她断然把结婚戒指戴到自己手上，并郑重地说：“我已经献身于一个丈夫，这就是英国。”
原来伊丽莎白即位以后，西班牙国王和法国王子都曾向她求婚。但她清楚地认识到，王室联姻是政治性的。她不想因自己的婚姻使英国从属于西班牙或法国，英国需要的是“中立”。但是，她又不想因此而得罪西、法两国，使英国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于是，女王开始与他们巧妙地周旋。对西班牙国王的求婚，她给予模棱两可的答复，使西班牙国王对这桩婚事长期抱有希望，以拖延西班牙对英国的直接攻击。对法国王子的求婚，女王也采取了类似的手法，以娓娓动听的言辞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使英法的婚事谈判拖延了许多年。为了保持她所需要的“中立”，最后又宣布停止一切谈判。
女王并非没有七情六欲，她同其他女人一样，也希望有白马王子向她求爱，欣赏风度翩翩的男士向她献殷勤，倾听对她痴迷的男士唱赞美诗。在女王周围一大群投其所好的宠臣中，有一位叫林塞斯特的伯爵特别受到女王的喜爱。然而，伯爵夫人罗布莎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引起朝中上下议论纷纷。人们都怀疑是伯爵害死了他的夫人。女王在心里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此时同林塞斯特伯爵结婚，必定会引起臣民的震惊，削弱属下对她的忠诚。政治上的审时度势使女王毅然把自己的感情封闭起来。在她看来，保持独身对臣民会具有更强烈而持久的吸引力。
随着时光的流逝，女王红颜褪尽。晚年的伊丽莎白一世成为一个反复无常、性情孤僻多疑的女人。1603年3月23日，女王因病去世，身边的人默默地从她手上取下了那枚象征着嫁给英国的结婚戒指。根据女王的遗嘱，苏格兰国王詹姆士继承了英格兰的王位，统治英国长达118年的都铎王朝与伊丽莎白一世一起寿终正寝，英国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2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稳定”及其原因
“欧洲革命高潮过去以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这种稳定一直持续到1929年秋。”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稳定”呢？我认为，应从三个方面理解。
一、“相对稳定”的表现
各国经济复苏。社会暂时摆脱了一战结束后的破坏和混乱状态，在战时经济转入平时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局面。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钢、粮食和棉花的生产于1925年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世界贸易也于1926年达到战前水平、英、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都不同程度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政治上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一战结束后，欧洲、北美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革命运动。但到了1923年，除德国的汉堡、波兰的克拉科夫等少数地区的人民起义外，战后初期的革命运动基本停止。同时，各国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允许奉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主张实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左翼”政党组阁或进入联合政府。出现了英国麦克唐纳工党政府、法国激进社会党左翼联盟政府、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艾伯特社会民主党人政府以及丹麦、挪威等国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内阁。日本也出现了政党政治。这一时期，普选制在欧美各国有所发展，德国、美国、英国等国妇女先后取得了同男子一样的普选权。
国际关系相对缓和。一战前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那种你死我活、兵戎相见的残酷斗争局面暂时消失了，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他们在新的力量对比基础上维持着“武装的和平”。经济竞争、谈判对话取代着武力对抗。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苏联之间处于一种和平共处状态。
二、“相对稳定”的原因
各国纷纷出台措施，把恢复经济作为当务之急。如英国采取保护关税、失业保险和移民海外的对策。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法国政府实行了财政改革，采取增加赋税、减少开支、稳定法郎等办法。此外，技术革新、机器设备更新和生产合理化运动也刺激了生产发展；新型交通工具汽车、飞机普遍推广，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无线电通讯手段的普及和日用消费品需求的扩大，大大丰富了社会生活；各国普遍采取自由放任政策。这些都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发展。
各国统治者还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改革措施。英国工党执政后，在资产阶级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改革，如由国家补贴兴建供低收入者居住的住宅，增加失业工人补贴，改善失业保险制度等。法国政府实行失业救济金法、对低收入职工的养老金制等措施。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和阶级矛盾，稳定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各大国虽然都是带着各自的计划来到谈判桌前的，但经过激烈的交锋和妥协让步，他们又不得不部分放弃自己的计划，接受这两次会议对世界新秩序的整体安排。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重新确立了战后帝国主义在欧洲和远东太平洋地区的统治秩序。国际关系相对缓和。
三、稳定是相对的
20年代资本主义的稳定具有相对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表面的经济繁荣潜伏着危机。如美国、日本发展迅速，英国发展缓慢，德国在外国资本的援助下才得到发展；传统工业出现停滞或不景气现象，农业发展缓慢；国民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分期付款和银行信贷刺激下的市场虚假繁荣，又使资本家为眼前的利润驱使，盲目扩大生产，使生产和销售之间矛盾日益尖锐；狂热的股票投机，股价被大幅度哄抬，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大大增加。这一切都预示着资本主义经济将面临一场灭顶之灾。
世界新秩序下也是矛盾重重。凡尔赛体系不但没有消除各大国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埋下了更大冲突的种子，特别是激起了德国人的复仇心理；分脏不均，加剧了战胜国之间的矛盾；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激化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正如列宁所说的，靠凡尔赛体系维系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口上的。其次，在美国占主导地位，宰割中国、抑制日本的基础上确立的华盛顿体系，也极不稳定，美日矛盾加剧，英日分歧扩大，中国与帝国主义矛盾尖锐。这些矛盾的发展必将导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崩溃。意大利建立墨索里尼法西斯专政，德、日法西斯势力抬头，都十分清楚地昭示了这一点。“废帝立储”、“联拳抗洋”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招抚”政策
义和团运动蓬勃兴起后，清政府起初对之大肆“剿灭”、疯狂镇压，而后来则实行“招抚”政策，承认义和团合法。导致清政府前后态度截然不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必修）教材和教参谈了两点：一是义和团声势浩大，直接危及清朝统治，清政府不敢镇压。二是清政府想利用义和团对付列强。第一个原因学生容易理解，对第二个原因，学生必然会问：清政府为什么要对付列强？中外反动势力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矛盾？要解开这些疑团，就必须知道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守旧派与列强在“废帝立储”问题上的尖锐矛盾。笔者试就这一问题作几点分析说明，以供参考。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完全控制中央政权。光绪帝禁闭宫中，只存皇帝空名，但对顽固派还是一大威胁。就慈禧而言，光绪帝在变法期间独立行事，力图摆脱她的控制和束缚，并欲从她手中夺取最高统治权，使她深为忌恨，虽政变囚禁光绪帝犹不解恨。就其他顽固派而言，他们担心一旦慈禧死后，政权必然归还光绪帝，他们将被当作叛逆而治罪。因此，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维护既得利益，极力策划废掉光绪帝，但都由于英美日等国的干涉而未实现。顽固派起初采取“谋害法”，宣称“帝病重”，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立即警告总理衙门：“我坚信，假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他又将一名法国医生强行送入官中，为光绪帝诊病，结果宣布光绪帝无病。慈禧只好忍气吞声，但与英美日矛盾加深。谋害不成，顽固派又改取“废立法”，宣称“帝久病不能君天下”，要求另立新君，又遭到英美日的反对而未得逞。无奈之下，慈禧又接受荣禄“立大阿哥（太子），徐篡大统”之计，以光绪帝无嗣为由，决定把端郡王载漪之子？过继给光绪为子，并立溥儁大阿哥，预定庚子年（1900年）元旦，光绪帝行让位礼，溥儁即位。慈禧本以为这是皇族内部很平常的家务事，竟然也遭到列强的干涉。1900年初，清廷将立储一事公诸于世，并邀驻京各国公使入宫朝贺，为各国公使断然拒绝，表明溥儁的大阿哥身份并没有得到列强的承认。“废帝立储”问题上，列强为何几番干涉和阻挠呢？原因有两个：一、当时把持清廷朝政的是徐桐、刚毅、赵舒翘以及以载漪为首的满洲诸王贝勒。徐桐是著名的顽固派首领，“恶西学如仇”，时刻谨守“夷夏大防”，竟至愚顽到“每见西人，以扇掩面”的地步；刚毅“恶欧人斥西学”，“目学堂为养汉奸”。这样一批极端顽固守旧分子，仇视任何变革，仇视一切外洋事物，幻想中国与世界隔绝，重回闭关锁国前的状态。这就必然会破坏中外商品贸易往来，影响到列强在华政治经济利益。因此，英美日等国对这伙顽固派的掌权极为反感。二、戊戌变法期间，英美日为了对抗俄国和夺取对清政府的控制权，倾向于支持光绪帝为首的帝党集团，并拉拢已与帝党结合的维新派，阴谋操纵变法运动，改变它的性质，将其引向符合自己利益的轨道上来，为此，对维新变法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1895年强学会成立，英美表示愿助图书仪器；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公开加入强学会；李提摩太拜访翁同龢，提出所谓改革中国政治的《新政策》，要帝党在推行新政时，把中国的军、政、财、文大权交给英美列强，妄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日本军国主义头子、甲午战争罪犯伊藤博文亲自出马到北京，大唱“共筹东亚安全之策”的滥调，宣传沙俄对中国的威胁，表示要帮助中国变法自强，共同抗俄。维新派没有看清其侵略本质，幻想依靠英美日支持来实行变法，因此双方关系比较密切。加之，变法诏令中经济方面的改革主张，符合列强利益，深得列强赞许，它们在主观上比较愿意与光绪帝为首的开明政权打交道。因此，对顽固派“废帝立储”深为不满，要进行干涉。这也是变法失败后，英、日帮助康、梁逃亡并允许他们在国外继续进行政治活动的原因。
英美日列强在立储问题上的屡番阻挠和干涉，严重危及了慈禧顽固集团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极端仇视，于是他们开始考虑利用义和团教训列强，让列强知道，中国的局势是由他们掌握的，迫使列强在“废帝立储”问题上向他们让步。因而，1900年1月11日发布上谕，指出：不可将反洋教者“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良莠不分”；强调“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在办理此等案件时，应该“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很明显，清政府这道分清“会”“匪”的上谕，实际上是承认义和团为“自卫身家”、“互保闾里”的合法团体，地方官此后不得对各类反洋教的拳会组织随意镇压和解散，从此，义和团实际上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化了，客观上加速了义和团力量的发展壮大。列强在“废帝立储”问题上毫不妥协，为扑灭义和团运动。维护在华利益，组成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在战还是和的关键时刻，由于对列强的极端忌恨，慈禧更倾向于开战，加之，又接到载漪伪造的列强要慈禧“归政”光绪帝的照会，最终促使慈禧向列强宣战。从此，义和团被清政府利用来对付列强，义和团战士与清军并肩作战，共同抗击八国联军侵略者。综上所述，可知，在“废帝立储”问题上屡遭列强干涉和阻挠，是清政府“联拳抗洋”、对义和团实施“招抚”政策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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